第二部猎捕

一小时后，不明就里的克劳德·勒贝尔茫然地出现在会议室。内政部长花了五十分钟，向他简单介绍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他一进会议室就被指定坐在桌子的末端，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共和国卫队队长和他的顶头上司布维埃之间。他看着罗兰的报告，其余十四个人全都默不作声。不过他能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放下报告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为什么叫他来？这时部长开始说话了。那既不是商量也不是请求，而是命令，随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情况简介。他可以组建自己的办公室；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所有必要的情报；所有围着这张桌子的人所管辖的全部资源都任他调遣。所需费用没有限制。

“绝对保密。”部长几次提到的这点使他印象深刻。这也是那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命令。听着听着，他的心沉了下去。他们正在要求，不，正在命令——命令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无从着手。到目前为止，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线索，没有证人——除了三个他没法去问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化名，以及整个广袤的世界——他必须从中把这个人找出来。

克劳德·勒贝尔知道，自己以前是个好警察。他一直是个好警察。他做事稳健、精准、有条不紊、不辞劳苦。他只是偶然才灵光一闪——而这是一个好警察变为杰出警察的必备条件。但他从没有忽略这样的一个事实——百分之九十九的警察工作是例行工作，靠的是不动声色的调查，勘察再勘察。所有的辛劳把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变成一张网，这张网最终网住了案件的罪犯，使他们站在法庭上，而不只是制造标题新闻。

在司法警察署的人眼中，他是一个埋头工作、循规蹈矩的人。他讨厌被曝光，从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很多同事就是靠这个方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他的晋升之路很稳健：破案，看他抓捕的罪犯被判刑。三年前刑警大队凶杀处处长空缺的时候，就连其他候补人选都认为只有勒贝尔得到这个职位才公平。他在凶杀处的记录一直很好。三年里，他抓捕犯人从未失误过，只有一次，被告因为技术原因被无罪释放了。

作为凶杀处的处长，他逐渐引起统管整个刑警大队的莫里斯·布维埃的关注。布维埃也是一个老派的警察。所以几周前，布维埃的副大队长突然殉职，他立刻亲自要求勒贝尔出任他的新副手。司法警察署里有些人怀疑，由于布维埃经常被行政上的琐事搞得头昏脑涨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埋头苦干的下属，这个人既能不声不响地处理好各个轰动的大案，又不会抢去上司的风头。当然，这可能只是某些小心眼的人的揣测而已。

内政部的会议结束之后，罗兰报告的副本都被收回，存放在部长的保险箱里。只有勒贝尔一个人被允许保留了布维埃那份。他唯一的要求是允许他秘密地寻求其他几个主要国家罪案调查机构负责人的合作，他们的档案里可能有像豺狼这样的职业杀手的身份资料。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合作，调查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桑吉内蒂问他：“这些人是否可靠，能保守秘密吗？”勒贝尔回答说，他要联系的人都是私交，他的询问也不通过正式公文，是非官方的。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警界的高层。部长考虑了一下，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会儿，他正站在大厅里等候布维埃，看着各部门的头头脑脑鱼贯而出，从他身边经过。有的人简慢地冲他点点头，然后继续向前走；其他人则在说“晚安”的同时，对他报以同情的微笑。布维埃和马克思·费尔内还在会议室里低声商量着什么。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顺着圆桌介绍时，勒贝尔很快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他在身形矮胖的勒贝尔身前停下，看着对方，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之情。

“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够取得成功，动作要快，”他说，“我们会在爱丽舍宫密切注意你的进展。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匪徒，我向你保证，是会有……后果的。”

他转过身，下了楼梯，朝着前厅走去。勒贝尔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快地眨了眨眼。

克劳德·勒贝尔自从二十年前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警察部队，成为一名年轻的侦探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身上的一个特质——善于激发别人对他的信任，使人愿意对他吐露心声。

他既没有布维埃那样魁梧的身材，也不像现在进入警察部队的很多年轻警探那样善于言辞——他们能把证人吓得痛哭流涕。当然，他不觉得这是缺点。

他知道，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孩子、店主、售货员、邮差或是银行职员，只要是大多数罪案所针对的对象或者目击证人，他都能让这些人开口。他深信自己有这个本领。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体型；他身材矮小，看上去活像漫画家笔下的“妻管严”。不过同事中谁都不知道，他的确有些惧内。

他不修边幅，要么是件皱巴巴的套装，要么是件风衣。他举止温和，甚至总带点歉意。当他向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这次与他们以往和警方打交道时所受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仿佛颠沛流离的难民回到祖国一般。

另外，他曾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刑警部队凶杀处的处长。他在著名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做了十年警探。他那副温和朴素的外表背后，是一个精明的头脑，并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他曾被法国最邪恶的黑帮头目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勒贝尔也只是飞快地眨眨眼，这让他们以为警告已经被充分接受了。只有在事后，在牢房里，他们才慢慢意识到，他们低估了这双目光柔和的褐色眼睛和那撮牙刷胡子。

他还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企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犯有贪污罪；另一次是一位社会名流，企图让警方中止对一名年轻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调查。

在头一个案件中，他对涉案的那位企业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其他更大的，与那个低级财务人员无关的纰漏浮出水面。事后那位企业家一直懊悔，他要是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逃往瑞士该多好。第二桩案子里，那个社会名流最终被判长期监禁，他在监狱里有充分的时间追悔自己不该在他位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层豪华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团伙。

对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克劳德·勒贝尔的反应也是眨眨眼，一言不发，就像一个被训斥的小学生。但这对他随后执行被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丝毫没有影响。

当最后一个人走出会议室后，莫里斯·布维埃来到他身边。马克思·费尔内飞快地握了握勒贝尔的手，祝他好运，然后走下台阶。布维埃用蒲扇一样的手拍了拍勒贝尔的肩膀。

“呃，好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处理这件事的。只能这样。其他那些人只会没完没了地说空话。来吧，咱们到车里谈。”他率先下了楼梯。两个人一起爬进等候在院子里的雪铁龙车的后座。

这会儿是晚上九点多，白天留下的全部痕迹，就是巴黎郊区奈伊上空挂着的一抹深紫色。布维埃的车顺着马里尼街驶过克莱蒙梭广场。勒贝尔朝右边车窗外看了一眼，顺着璀璨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上望去。尽管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有十年了，但香榭丽舍大街在夏夜中的璀璨辉煌一直让他感到惊叹和激动。

布维埃终于说话了。

“不管你眼下正在忙什么，都必须全停下来——全部。把办公桌彻底清干净。我会让法维尔和马尔克斯特接手你手头上的案子。为这个差事你需要一个新办公室吗？”

“不用，我还是继续用现在的这个吧。”

“行，很好，但是从现在起，它就是寻找豺狼的总部了。把其他任何事都撇开。你需要别的什么人协助你吗？”

“是的，我要卡伦。”勒贝尔回答。他指的是他在凶杀处时一起共事的一名年轻的督察。他升任新职后也把这个年轻人调过来，担任刑警队的助理队长。

“好的，给你卡伦。还要其他人吗？”

“不用了，谢谢。但是卡伦必须知情。”

布维埃想了一会儿。

“应该没问题。他们不该指望奇迹。显然你必须有一名助手。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告诉他。我到办公室后给弗赖打电话，申请正式批准。不过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见报的。”

“没别人了，只要卡伦。”勒贝尔说道。

“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会议结束之前，桑吉内蒂建议，今晚在那里的所有人要定期得到进展汇报。弗赖同意了。费尔内和我尽力想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不过没成功。从现在起，每天晚上你得到内政部做汇报。十点整。”

“噢，天啊。”勒贝尔说道。

“从理论上讲，”布维埃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嘲讽，“那帮人会向我们提出最好的意见和建议的。别担心，克劳德，费尔内和我也会在那儿，以免那些狼咬人。”

“这要一直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勒贝尔问道。

“恐怕是。真是个混账主意，都没时间计划这次行动了。你必须在这个杀手接近伟大的夏尔之前发现他。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或是其他可能的东西。也许明天早上就是刺杀的日子，又或许一个月都没动静。在他被抓住之前，或者至少知道他的身份和住址之前，你必须全速前进。那之后，我想行动分局的小伙子们就能接手了。”

“一帮混蛋。”勒贝尔咕哝了一句。

“没错，”布维埃轻松地说，“不过他们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常规犯罪大幅增长的同时，政治犯罪也掺和进来。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他们就是做那些事的。不管怎么样，还是先专心想想怎么找豺狼吧，呵呵。”

汽车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十分钟后，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他走向窗边，打开窗子，向外探出身，目光跨过塞纳河，盯着前面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赛纳河流经市镇岛，包围着它。克劳德和左岸之间尽管被狭长的塞纳河分开，他还是能依稀看到沿着码头的人行道上星星点点的在饭店里就餐的人，听见他们的笑声，酒瓶和酒杯的碰撞声。

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可能会忽然意识到，在过去的九十分钟里所授予他的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让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警察。除了总统和内政部长，没有人能够否决他要求协助的请求；如果可以秘密进行的话，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当然他可能也会想到，虽然权力让人兴奋，但这些权力都是取决于成功与否；成功了，他就让自己的事业戴上了荣誉的桂冠，失败的话，他就会被碾成齑粉，就像那个圣克莱尔·德维劳本拐弯抹角暗示的那样。

不过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所以他根本没想到那些。他这会儿头疼的是该如何打电话向太太艾米莉解释，他在另行通知前都暂时回不了家了。正在这时，有人在敲他办公室的门。

督察马尔克斯特和法维尔走了进来，他们是来拿勒贝尔上午被叫走前，手头上正在做的四件案子的档案材料的。他分了两个案子给马尔克斯特，另外两个给了法维尔。然后花了半个小时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他们走后，他刚长长吁了口气，门又被敲了一下。这次是卢西恩·卡伦。

“布维埃大队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向您报道。”

“没错。在另行通知之前，我被解除了一切日常职责，并被赋予了一项特殊工作。你被指派做我的助手。”

他不想为了讨好卡伦而告诉他，是自己把这个年轻的督察要来做助手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

“好的，”他解释道，“是布维埃的电话，他说你已经得到保密批准被告知所有情况。你最好先从看这个开始。”

卡伦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看罗兰的报告时，勒贝尔把他的办公桌里所有剩下的文件夹和便笺都清理干净了，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这个办公室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法国最大的追捕行动的神经中枢。警察的办公室向来看起来不怎么样，勒贝尔的也不例外。

这间办公室只有十二乘十四英尺大，朝南的一面有两扇窗户，可以从那里俯视塞纳河。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其中一扇窗子里飘来夜晚的各种声音，以及盛夏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办公桌，一个是勒贝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个是秘书用的，靠着东边的墙。门正对着窗户。

除了两张办公桌和桌子后面的两把椅子之外，屋里还有一把直背椅，门边有一把扶手椅。六个灰色的大橱柜差不多占了整个西面的墙壁。橱柜的顶面连成一体，上面放了一排以备参考及法律方面的书。两扇窗户中间是一套书架，塞满了各种文件和年鉴。

勒贝尔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带镜框的相片架，照片上的女士很丰满，看起来很有主见，这就是艾米莉·勒贝尔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女孩相貌平常，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辫子，小伙子则面色温和，很像他的父亲。

卡伦看完了，抬起头来。

“狗屎！”他说道。

“如你所言，还是很大一坨。”勒贝尔回答，他很少允许自己用这样粗俗的词语。在司法警察署里，大多数高级警长的直属下级都称呼他们上司的绰号，像“老板”或是“老头子”什么的。但也许是因为勒贝尔既不抽烟也不骂人，连喝酒也不过是一小杯餐前开胃酒，年轻的探员看到他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从前的某位老师。所以在凶杀处，以及最近在刑警大队的行政主管楼层，勒贝尔被人称作“教授”。如果他不是太过擅长抓贼，他的模样肯定会让他成为被打趣的对象。

“不过，”勒贝尔接着说，“现在你得听我跟你讲讲细节。咱们得抓紧时间。”

他花了三十分钟，简明扼要地给卡伦讲了讲下午的事，从罗杰·弗赖拜见总统到内政部会议室里的会议，再到自己因莫里斯·布维埃的推荐而被突然召见，最后是组建他们眼前这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将成为抓捕豺狼行动的总部。卡伦一直安静地听着。

“上帝啊，”等勒贝尔说完，卡伦开口道，“他们把你拴在这儿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了看他的上司，目光既关心又忧虑。“我的队长，你知道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接手吗？你知道如果你不能及时抓到这个人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勒贝尔点点头，带着些许悲凉。

“是的，卢西恩，我知道。可我没办法。这项工作交给我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得着手干起来了。”

“但究竟该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勒贝尔笑着回答说，“所以，我们要充分享用这些权力。

“现在开始，你在那张办公桌后面就位。拿一个笔记本，把我要说的话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在另行通知前让他带薪休假。任何其他人不得介入这项秘密工作。你既是我的助手也是我的秘书，二者合二为一了。去紧急物资仓库找一张行军床来，还有床单、枕头、洗漱用具和刮胡子的东西。再去弄一壶咖啡，从餐厅和仓库拿些奶和糖。我们会需要很多咖啡的。

“再联系总机，让他们给这间办公室永久性地预留十条外线，再配一名话务员随时听候调遣。如果他们推三阻四，直接报告布维埃本人。我所提出的任何其他请求协助的要求，都直接联系各部门的负责人，报我的名字。我们很走运，这间办公室相对其他所有部门享有最高的优先权——这是上面的命令。准备一份备忘录，抄送参加今晚会议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弄好了拿来给我签字，内容是宣布你是我的唯一助手，被授权向他们要求我想向他们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我有空，我会亲自找他们的。明白了吗？”

卡伦记完了，抬起头。

“明白了，头儿。我今晚就来办这些。先办哪一样？”

“总机电话。我要个棒小伙儿，得是他们最好的接线员。给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同样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跟他说。”

“好的。我们首先要他们做什么？”

“我要和七个国家的刑事警察凶杀处的负责人直线联系，他们得尽快给我接通。真走运，以前参加国际刑警会议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们大多数人，还认识他们中一些人的副手。如果你找不到正主儿，就找副职。

“这些国家是，美国，我是指华盛顿国内情报办公室；英国，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德；南非。给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打电话。

“你联系上他们后，在国际刑警通讯室安排一系列我和他们之间的电话，时间在早上七点到十点之间，每隔二十分钟一个。使用国际刑警通讯预约这些电话，让电话那头的每个凶杀处长同意在约定时间到达他们自己的国际刑警通讯室。这些电话必须是个人对个人的直线电话，不得有人监听，要使用UHF特高频。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六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同时，我要去楼下凶杀处查查，看有没有过一个外国杀手曾被怀疑在法国国内行动但没被抓住。我承认，我想不起有过这样的记录。而且，罗丹选人的时候肯定会很小心，不会找有记录的人。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了吧？”

卡伦看起来有点茫然，他大致扫了一眼他记下来的几页纸。

“是的，头儿，我明白了。好的，我该开始干活了。”他出去弄电话去了。

克劳德·勒贝尔离开办公室，朝楼梯走去。这时，城中岛远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刚好敲响了子夜十二点——八月十二日来临了。

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子夜前才到家。之前的三个小时，他一直在针对内政部的会议一丝不苟地打着他的报告。早上爱丽舍宫秘书长办公桌上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这个。

这份报告他花了不少心思，撕了两份草稿才满意，然后小心地将第三份亲自打印好。做打字这种体力活儿让他很是烦躁。他不习惯做这种事，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有秘书知道这个秘密——他在报告正文中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一事实。他希望领导能重视他的报告。如果幸运的话，秘书长读了这份报告后，再过一个小时，报告就会放到总统的书桌上，而这将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他的措辞格外小心，选用了最恰当的词句，对将事关国家元首安全这样重要的一件事交到一个警长手里稍稍表示了不以为然。那种人是没什么头脑和能力的，只是习惯于所受的训练和经历，办些无关紧要的小案子而已。

他没有写得太过分，万一勒贝尔能找到这个人呢。不过如果他没做到，那这份报告也能表明，曾经有人在这个时候足够警觉地怀疑过选择勒贝尔是否明智。

而且，他的确不喜欢勒贝尔。一个平庸的小个子——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然而他的报告里却是这样描述的：“以往工作表现良好。”

他对自己写的前两份底稿再三考虑以后，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去推翻今天在会议上的任命，因为这是参加会议者的全体决议。如果要推翻，必须有特别有力的理由。他决定密切注意全部行动过程。由于他是总统的秘书，他认为，他有责任在侦察工作进行得不理想的时候，第一个清醒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正想着该如何考核评估勒贝尔的工作表现时，思绪被桑吉内蒂的电话打断了。桑吉内蒂通知他，部长在最后时刻做了个决定——每晚十点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听取勒贝尔的进展汇报。这个消息让圣克莱尔高兴起来，真是正中下怀。这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只要白天多看些背景材料，就能在晚上向那个探员提出强有力的相关问题。让其他人知道，至少还有总统秘书处的人对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实，他觉得，即使刺客就在附近也没有太多下手的机会。对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是世界上最严密有效的，他在秘书处的部分职责就是设计总统公开露面时的组织布置以及活动路线。他根本不担心如此严密策划出来的安全屏障会被什么外国枪手渗入。

他走进自己公寓的前门，听到他新安顿在这里的情妇在卧室里喊他。

“是你吗，亲爱的？”

“是我，亲爱的。当然是我。你觉得闷了？”

她从卧室里跑出来，穿着一袭黑色超薄，富有青春气息的睡衣，领口和底边都镶满蕾丝花边。床边的灯光从卧室开着的门里透出来，映着她那年轻婀娜的身姿。和往常一样，一看到自己的情妇，圣克莱尔就感到一阵兴奋的满足感——她是他的，而且那样深深地爱着他。对于这个事实，他自鸣得意。他并不以为这是某种幸运的天神庇佑才让他们两个得以走到一起的。

她伸出**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张开嘴巴，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他尽力回应着她，手里还拎着公文包和晚报。

“来吧，”当他们终于分开后，他说，“上床去，我随后就来。”他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让她快点儿。年轻女孩蹦蹦跳跳地回到卧室，一头扎在床上，四肢摊开，双手交叉着放在脖子后面，胸部高高耸起。

圣克莱尔进了房间，手里的公文包不见了。他满意地看了她一眼。女孩充满挑逗意味地笑起来。

他们在一起有两个礼拜了，她已经知道，只有最露骨的挑逗和最原始的肉欲，才能让这个以谄媚为职业的人的干瘪腰肢激发出强烈的欲望。雅克利娜仍然和他们第一天相见时一样憎恶他。但她知道，他在性能力上的匮乏使他为了掩饰这一点而滔滔不绝，尤其是在关于他在爱丽舍宫体系中的重要性方面。这点对她很重要。

“快来嘛，”她耳语一样轻声说，“我要你。”

圣克莱尔微笑着，真的很开心。他脱掉鞋，把它们并排放在衣架底下。然后是上衣。口袋里的东西被很小心地倒出来，放在化妆台上。接下来是裤子，被仔细地叠好，放在衣架伸出的支架上。他的两条腿又瘦又长，从衬衣下摆底下伸出来，像两根带毛的毛衣针。

“什么事让你耽误了那么久？”雅克利娜娇嗔地问，“我都等了好半天了。”

圣克莱尔严肃地摇摇头。

“亲爱的，肯定没有你这个小脑瓜需要操心的事。”

“哼，你真讨厌。”她猛地翻身侧了过去，假装生气地背对着他，弯着腿。他的手指滑向领带结，目光则穿过房间看着她散落肩头的栗色头发以及从短睡衣底下露出的整个臀部。五分钟后，他扣着有字母组合图案的丝质睡衣，准备好上床了。

他紧挨着她躺下，手顺着腰际向下摸到她浑圆温暖的臀部上，然后来回摩挲着。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以为你想和我**呢。”

“你根本不向我解释。我也不能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我在这儿待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担心你可能出了什么事。你以前从来没这么晚回来过，还不给我打电话。”

她翻了个身躺平，望着他。他用胳膊肘支起自己，空着的那只手滑进睡衣底下，开始捏她的**。

她把一只手伸进他的睡衣，在他软塌塌的阴茎周围划着圈。那个小东西随着她的手轻轻颤栗了一下。

“你知道吗，亲爱的，我很忙的。发生了一个大事，我下班之前必须要解决。我本该打电话回来的，但旁边总有人，办公室一直都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中有的人知道我妻子不在家。如果我通过总机给家里打电话就会露出马脚了。”

“亲爱的，不可能有什么事能大到让你无法通知我你要晚回来的。我担心了一整晚。”

“好了，再不用担心了。亲我下面，你知道我喜欢那样。”

她笑起来，伸出手把他的头拉低，轻咬着他的耳垂。

“不，它没资格。无论如何现在不。”她捏着那根慢慢硬起来的东西，鼓励着。上校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他开始吻她，手一直使劲捏着她的**，从这个换到那个。她早就张着嘴等着了，身子拧来拧去。

“下去啊。”他低声吼着。

她轻轻挪开身体，解开系睡衣的带子。圣克莱尔看着棕色的头发从她的头上向前垂了下来，盖在了自己的肚子上，他躺回原处，舒服地叹着气。

“看来‘秘密军组织’还盯着总统呢，”他说。“他们的阴谋今天下午已经被发现了。我们正在对付它。就是这件事把我拖住了。”

女孩的头向后退了几英寸，轻轻地发出“啵”的一声。

“别傻了，亲爱的，他们很早以前就完蛋了。”说完她又回去忙她的活儿去了。

“那帮该死的还没完蛋呢。他们现在雇了个外国刺客来杀他。嘶——别咬。”

半个小时之后，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睡着了，脸半陷在枕头里，因为劳累过度，轻轻地打着鼾。他的情妇躺在他旁边，眼睛穿过黑暗向上盯着天花板。屋顶隐约闪着光，窗帘边有一丝缝隙，外面街上的灯光从这里透了进来。

她刚知道的事让她惊呆了。虽然之前她对这个计划没有任何了解，但她能体会出科瓦尔斯基的招供有多重要。

她静静地等着，直到床头钟上发光的数字显示，时间是凌晨两点。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卧室电话分机的接头从插槽里拔了出来。

走向门口之前，她弯腰看了看上校，她很高兴他不是那种喜欢睡在自己枕边人怀里的那种男人。他还在打着呼噜。

出了卧室，她轻轻关上门，穿过起居室，把起居室的门也关上，朝大厅走去。她用大厅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她等了几分钟，一个睡眼惺忪的声音应了电话。她迅速地讲了两分钟，待对方有所指示后，便挂断了电话。一分钟后她回到床上，试着睡去。

整个晚上，五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南非的刑警负责人都被从巴黎来的长途电话一个个弄醒，他们多数睡意正浓，很不高兴。西欧的时间和巴黎一样，正是凌晨。巴黎电话到的时候，华盛顿是晚上九点，FBI凶杀处处长正在参加一个晚宴。卡伦试到第三次才联系到他。宴会正在进行，所以他们随后的谈话被隔壁客人的聊天以及酒杯的碰撞声干扰了。不过FBI的凶杀处处长还是了解了情况，并且同意在华盛顿时间凌晨两点，到FBI总部的通讯室接勒贝尔警长在巴黎时间早上八点，从国际刑警通讯室给他的电话。

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的刑警负责人明显都是好丈夫。他们一一被弄醒，听卡伦说了几分钟后，都同意按卡伦建议的时间到他们的通讯室接勒贝尔关于一桩绝对紧急事件的直线电话。

南非的凡·鲁伊斯不在城里，天亮前没法赶回总部，所以卡伦告诉了他的副手安德森。勒贝尔知道后没有不高兴，他不认识凡·鲁伊斯，倒是很了解安德森。而且，他怀疑凡·鲁伊斯很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命，而安德森则和他一样，是个正在履行职责的警察。

电话找到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先生时，他正在贝克斯利的家里，差几分钟就是早上四点了。床边电话不停响着，他瓮声瓮气地抗议着，伸手摘下了话筒，说道：“曼林逊。”

“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一个声音问道。

“说话！”他晃了晃肩膀，把被子从肩膀上抖落，看了一眼手表。

“我是法国国家安全局的卢西恩·卡伦督察。我代表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给您打电话。”

这个人的英语说得不错，只是口音很重。电话很清晰，显然这个时间的线路很空。曼林逊皱起眉头。这些混蛋为什么不能找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嗯。”

“我想您也许认识勒贝尔队长，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一会儿。勒贝尔？噢，是的，一个小个子家伙，曾经是法国司法警察署凶杀处处长。人长得一般，不过很有效率。两年前在英国游客被谋杀的案子上，他帮了很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十分迅速地抓到了凶手，媒体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是的，我认识勒贝尔队长，”他冲着电话说，“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在他旁边，被他们的讲话声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囔囔的。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同时必须高度保密。我协助勒贝尔队长办理此事。这不是一桩寻常的案件。今天早上九点的时候，勒贝尔队长希望您能在苏格兰场的通讯室里接听他给您的直线电话。能请您届时到场接电话吗？”

曼林逊想了一会儿。

“这是警方跨国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他问道。如果是的话，他们可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常规线路。九点恰好是苏格兰场正忙的时候。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是勒贝尔队长个人秘密向您求助。目前发生的这件事和苏格兰场可能毫无关系。很可能是这样。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最好就不要正式请求。”

曼林逊仔细想了想。他天性谨慎，不想卷入国外警方的秘密调查。如果罪案已经发生，或者罪犯逃到英国，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要保密呢？这时他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案子，他被派去寻找并带回内阁部长的千金，那女孩和一个英俊的混蛋跑了。当时她尚未成年，所以可以控告那个家伙使未成年人脱离父母的监护。另外还有一点，部长希望这件事处理时不要让媒体得到任何信息。意大利警方非常帮忙。这对年轻人在维罗纳被找到时，正在扮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好吧，就是说勒贝尔想从“老伙计”网络得到一点帮助。这正是组建“老伙计”网的目的。

“好的，我会去接电话的。九点。”

“非常感谢您，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话筒，重新设置好闹钟，把原来的七点改成六点半，然后又回去睡觉了。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来黎明之时，在一间狭小又发霉的单身公寓里，一个学校的中年老师在杂乱的起居室兼卧室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他的周围一片混乱，书、报纸、杂志、手稿，摊得到处都是——桌上、椅子上、沙发上，甚至还有在远处墙角的狭窄小床的床罩上。另外一个墙角有一个水池，里面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在夜里这样走来走去，脑子里想的不是他房间里的一团糟。自从他辞去了一家中学校长的职务后，他那套有两个仆人的精美宅邸也随之而去了。他学会了像现在这样生活。他的麻烦是别的问题。

当东边的郊区黎明破晓的时候，他终于坐下来拿起一份报纸。他的目光又落在国际版第二条显著位置的新闻上，标题是：《“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躲在罗马的酒店里》。他最后又读了一遍这条新闻，打定了主意。他披上一件轻质风衣以抵御早上的寒冷，便离开了公寓。

他在最近的街上找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他让司机带他去北火车站。司机把他放在车站前面，但车刚离开他就从车站走开了。他穿过马路，走进那一带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枚打电话用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走到咖啡馆的后面打电话。查询台给他接通了国际交换站，他向他们问了一个罗马酒店的号码。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号码。然后他挂上电话，转身离开了。

他顺着这条街向下又走了一百米，来到另一家咖啡馆继续打电话，这次他问查询台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长途的通宵邮局的位置。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查询台告诉他，在这个干线车站的拐角附近就有一家。

在邮局，他打了一个罗马的国际长途，号码就是他刚才得到的那个。他没提号码所代表的酒店的名字。他焦急地等了二十分钟，电话才被接通。

“我想和普瓦捷先生通话。”他告诉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

“什么，先生？”这个声音问道。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捷。普瓦捷……”

“谁？”那个声音又问了一遍。

“法国人，法国人……”巴黎男人重复着。

“啊，是的，一位法国先生。稍等，请稍等。”

电话里响起一连串“咔嗒”声，然后有个疲惫的声音用法语应道：

“我是……”

“听着，”巴黎的这个人十分焦急地说，“我时间不多。拿支铅笔，记下我说的话。开始。‘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记下来了吗？”

“是的，”那个声音答道，“我会转达的。”

瓦尔米挂好话筒，连忙付了钱，匆忙跑出邮局。不到一分钟，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大厅涌出的人群中。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温暖着人行道和夜晚冰冷的空气。半个小时之内，清晨羊角面包的味道和研磨咖啡的香气就将消失在汽车废气、汗臭和烟臭所组成的大幕下。瓦尔米消失两分钟后，一辆汽车开到了邮局的外面，两个边境检查处的人快速冲入邮局。他们从接线员那里得到了之前打电话那个人的相貌描述，不过这个描述适用于任何人。

罗马。上午七点五十五分。楼下在楼层服务台值夜勤的人摇了摇马克·罗丹的肩膀，他顿时醒了过来，半个身子探出床外，手伸向枕头去拿枪，看清眼前那张退伍兵的脸时才放松下来。他哼了一声，扫了一眼床边的桌子，知道自己肯定是睡过了。在赤道地区待了许多年，他通常醒得早得多。这会儿罗马八月的太阳都已经高高照在屋顶上了。几周了，哪儿也不去，晚上和蒙克雷、卡松玩纸牌打发时间，大量饮用烈性的红酒，不锻炼，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既懈怠又困乏。

“有个消息，我的上校。刚才有个人打了个电话来，看来很紧急。”

这个退伍兵给了他一张便笺本上撕下的纸页，上面写着瓦尔米断断续续的话。罗丹看了一遍消息，猛地跳下那张铺得薄薄的床。他在腰里裹了一条他常穿的棉布纱笼——这是他在东方养成的习惯，然后又把那条消息看了一遍。

“好了。你去吧。”退伍兵离开了房间，回到了楼梯上。

罗丹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几秒钟，把那张纸在手里揉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前两天，他还想着这个家伙只是开小差了。最近有几起对组织事业的背叛，因而在组织的上上下下都有人认为“秘密军组织”已经失败了，刺杀夏尔·戴高乐以摧毁现任法国政府的目标也将失败。但科瓦尔斯基一直被认为是会忠诚于组织直到最后的人。

然而现在，事实证明，他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返回法国，或许是在意大利被绑架。现在看来，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从感到难过。他作为一名战士和指挥官，相当部分的声望是建立在他对下属极大的关心上的。士兵们对这些事情的赞赏远胜于任何军事理论家的想象。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想象不出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但重要的是，要设法收集科瓦尔斯基都说了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议，酒店的名字。自然，所有这些。三个参与会议的人。这对安全局不再是新闻了。但他对豺狼知道些什么？他没在门边听过，这是肯定的。他能告诉他们的只是，一个高个子的、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拜访过他们三个。这本身说明不了什么。这样一个外国人可能是个军火贩子，或者是捐助者。一直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

但瓦尔米的消息提到了他的代号“豺狼”。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告诉他们这个呢？

罗丹一下惶恐起来，他想起了他们分手时的场景。他和英国人站在走廊里，维克多就在几英尺外，正因为英国人发现他躲在墙角而生气。一个专家被另一个专家摆了一道，他气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想再较量较量。罗丹自己当时说的什么？“再见，‘豺狼’先生。”肯定是这样。该死，就是这么说的。

他把事情前后又仔细想了一遍。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永远不可能知道刺客的真实姓名。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同样，瓦尔米是对的。安全局有了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在手，事情已经无法补救了。他们知道了会议、酒店、很可能他们已经和前台的服务员聊过了；他们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型，还有代号。毫无疑问他们想到了科瓦尔斯基所想到的——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是个刺客。从现在开始，裹着戴高乐的网会更结实；他会放弃所有的公开活动，不再从爱丽舍宫出去，不再给刺客暗杀他的机会。结束了，行动泡汤了。他要找到这个豺狼，把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发生的花销和这段时间应该付给他的钱。

还有一件事要做，而且要快。必须紧急警告豺狼终止行动。罗丹仍然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他不会下令派人去做没有可能成功的任务。

他把他的保镖叫来，详细嘱咐了他。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后，他就把每天去邮局取信的任务交给了这个保镖。如果有需要的话，还让他去打电话。

九点钟，保镖在邮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过了二十分钟，对面的铃才响。总机接线员示意这个法国人去电话间接电话。接线员放下电话的同时，他拿起话筒，听见对方“嘟——嘟——嘟——嘟——”的电话接线声。

豺狼那天早上起得很早，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做。前天晚上他已经把三个主要的箱子检查过了，并且重新装好。只有他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需要放在他手提的箱子上部。他照例喝了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胡子。把剩下过夜用的洗漱用品装好，他合上手提箱，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的厨房虽然小，但很整洁。豺狼在厨房的桌子边迅速吃完了早餐：炒鸡蛋、橙汁、黑咖啡。他是个整洁有序的人——剩下的牛奶被倒进水池，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倒了进去。他把剩余的橙汁喝光了，空罐头盒被扔进了垃圾箱。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和咖啡渣倒进了待处理袋。这样，在他不在的时候，就不会有东西留下腐败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挑了一件薄薄的丝质高圆翻领衫，一套鸽子灰色套装（口袋里装着姓名为杜根的私人证件），一百镑现金，深灰色的袜子和修长的黑色软帮鞋。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这套行头就齐了。

九点十五分，他拿上行李，双手各拎了两件，关上了公寓的自锁门，走下楼梯。从这里到南奥德雷街要走一小段，他在街角打了一辆出租车。

“伦敦机场，二号楼。”他对司机说。

出租车开动的时候，豺狼公寓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十点的时候，退伍兵返回毗邻孔多蒂街的酒店。他告诉罗丹，他向罗丹给的那个伦敦的号码打了三十分钟，但一直没人接电话。

“出了什么事？”卡松听到退伍兵对罗丹的解释，看到他让退伍兵返回值勤岗位，走过来问道。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坐在他们套间的客厅里。罗丹从他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读完递给蒙克雷。两个人最后都看着他们的首领，等他回答。但是罗丹没回答。他坐在远处，盯着窗外，目光跨越了鳞次栉比的罗马房屋的屋顶，眉头紧锁。

“消息什么时候来的？”卡松终于问道。

“今天早上。”罗丹简短地回答。

“你必须阻止他，”蒙克雷断然地说，“他们会动员半个法国追捕他的。”

“他们会动员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的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罗丹平静地说，“八月，法国有超过一百万的外国人。就目前我们所知，他们还没有掌握名字，没有相貌特征，没有护照信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很可能用了假护照。他们要抓到他还差很大一截呢。他很可能会致电瓦尔米，那他就会被提前预警，那时候他就能逃走了。”

“如果他给瓦尔米打电话，他当然会得到命令，终止行动。”蒙克雷说，“瓦尔米会通知他的。”

罗丹摇摇头。

“瓦尔米没权力那么做。他的命令是从那个女孩那儿接收情报，然后在豺狼打电话的时候传达给豺狼。他会照办，但不会做别的。”

“但是豺狼必须认识到，一切都结束了，”蒙克雷断然地说，“他必须在第一次和瓦尔米通话后就尽快逃离法国。”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罗丹若有所思地说，“但如果他这样做，就得把钱退回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包括他，还有很多事情都至关重要。这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自信。”

“你觉得他现在还有机会吗……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卡松问。

“坦率地说，没有。”罗丹说，“但他是个专家。我在我的行当里也是个专家。他的心理状态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撤销自己计划好的行动的。”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想办法通知他行动取消吧。”卡松坚决地说。

“我做不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阻止他，但是我做不到。他已经走了，上路了。他要这样，而且已经开始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他要做什么。他完全独立行动。我甚至不能打电话给瓦尔米，命令他通知豺狼中止整个行动，那样会使瓦尔米暴露的。现在没人能阻止豺狼了，一切都太晚了。”

早上将近六点的时候，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回到他的办公室，发现卡伦督察卷起衬衣的袖子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起来既紧张又疲惫。

他面前有几大张纸，上面都是手写的记录。办公室里已经有些和之前不同了。文件柜的顶上，一个过滤式电咖啡壶正在咕嘟着，散发出新煮制的咖啡的香气。它旁边放了一摞纸杯，一瓶无糖牛奶和一袋糖。这些都是昨晚由地下室的食堂送上来的。

在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墙角支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一床粗毛毯。废纸篓已经倒空了，放在门边的扶手椅旁边。

卡伦的香烟腾起一抹微弱的蓝色烟雾，从敞开的窗户飘了出去，消散在凉爽的清晨里。窗外，清晨斑驳的光线洒在了圣许毕斯修道院的尖顶上。

勒贝尔穿过房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重重地倒在椅子里。尽管才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但他看起来和卡伦一样疲惫不堪。

“没事，”他说道，“我刚把过去十年的材料翻了一遍。唯一一个曾经试图在这里动手的外国政治刺客叫德盖尔格尔，但他已经死了。而且，他是‘秘密军组织’的人，我们的档案里有他的记录。可以想见，罗丹选择与‘秘密军组织’无关的人是相当正确的。过去十年间，除了本土杀手以外，一共有四个雇佣杀手在法国蠢蠢欲动。我们抓住了其中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的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而且，他们都是黑帮杀手，不具备刺杀法国总统的能力。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正在彻底盘查，但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个人。无论如何，罗丹在雇他之前，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卡伦又燃起一支烟，喷烟的时候叹了口气。

“那我们必须从国外那边开始了？”

“没错。这样的人一定在别的地方受过训练或者历练。他必然有一连串辉煌的纪录，否则他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名顶级杀手。他以前的目标也许不是国家元首，但一定是重要人物，比黑帮头目更大。那就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过别人的注意。肯定是这样。你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

卡伦拿起其中一张纸，左边列了一个名单，以及一系列的时间。

“七个都定好了，”他说，“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七点十分。华盛顿时间是凌晨一点十分。考虑到美国时间比我们晚，我先和他订好的。”

“然后是布鲁塞尔，七点半；阿姆斯特丹，七点四十五分；波恩，八点十分；约翰内斯堡，八点半；苏格兰场，九点；最后是罗马，九点半。”

“都是各国凶杀处的负责人？”勒贝尔问道。

“是，或者是相应职务的人。苏格兰场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刑事助理警务处长。看来他们的城市警察系统里没有凶杀处。除此之外，除了南非，都是凶杀处的头儿。我实在找不到凡·鲁伊斯，所以您将和助理警务处长安德森通话。”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

“很好。我更希望是安德森。我们曾经一起办过一次案子。还有语言问题，他们之中，三个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的会讲法语。其他人如果需要的话，差不多也能说英语——”

“德国的那个迪特里希会说法语。”卡伦插嘴道。

“好，那我就直接和讲法语的说。其他五个，我得让你给我在分机配个口译员。我们该动身了，走吧。”

六点五十分，两个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勒利路，在一扇绿色大门外停下。这里就是国际刑警的总部。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勒贝尔和卡伦窝在地下通讯室的电话旁，和世界顶级刑警的老大们通电话。高频信号就是从这座建筑物屋顶交错高耸，仿佛豪猪棘刺一样的天线发射出去，穿越三大洲的。信号先是飞越平流层，在其上的电离层反射，然后返回几千英里之外的地面，最后到达另外一根从某个房顶伸出的铝杆上。

波长和干扰器都可以保障通话不被截听。在整个世界都在品尝早晨的咖啡或者睡前的最后一杯酒时，探长们正在电话里紧张地联系着。

每一通电话前，勒贝尔的要求都差不多。

“不，警务处长，我目前不能把我对您的帮助请求设定为两国警方之间的官方请求……当然，我会以官方身份行动，只是目前我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还是已经进入实地准备阶段。目前只是初露端倪，纯属例行调查……嗯，我们在找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外貌特征描述也只是个大概……”

每次通话他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讲给对方听。但对话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外国同事总会问到一个让他难堪的问题。他们每个人都问他，为什么要找他们帮忙，有没有什么线索他们可以据以提供帮助。每当这个时候，他只能报以一阵尴尬的沉默。

“现在只知道这些；这个人到底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某种资质让他出类拔萃。他应该是世界上顶级的职业杀手之一……不，不是黑帮枪手，可能是一个有几次成功刺杀记录的政治刺客。如果你们的档案里有这样的人，甚至他从未在你们的国家行动过，我们也很感兴趣。或者是任何一个让你们忽然想起来的人。”

这段话说完后，电话那头都会不可避免地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对方再开口后，声音往往显得更沉稳、更关切。

虽然勒贝尔不能明说，但这些西方世界主要国家的凶杀处头头们不会不明白他所暗示的意思。对于这一点，勒贝尔从没抱有一丝幻想。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一样的：“是的，当然。我们会为你查阅所有的档案。我尽量今天就给你回复。喔，另外，克劳德，祝你好运。”

勒贝尔最后一次挂上电话听筒时心想，这七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总理要多长时间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种级别的消息，就是普通警察也得向那些政治家们汇报的。不过他很肯定这些部长和总理们会保密的。毕竟，在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凌驾于政治分歧之上的强有力的默契。他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统治者俱乐部。他们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比一个政治刺客的行动更有威胁呢？不过勒贝尔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这次调查真的让媒体知道并且披露出去，那全世界都将为之震动，而他也就完了。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如果只限于警界，他是可以相信曼林逊的。但他知道，天亮之前曼林逊的上级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就在七个月前，夏尔·戴高乐才刚粗暴拒绝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自从戴高乐将军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之后，即使是勒贝尔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伦敦外交部对法国总统的激烈措辞充满了火药味。这会儿他们会趁此机会报复这个老头吗？

勒贝尔盯着面前已经没有声音的送话器面板；卡伦则在一旁安静地望着他。

“走吧，”这个小个子警长说着，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咱们去吃点早饭，尽量睡一会儿。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挂上电话，离开通讯室。他眉头紧锁，连进来接早班的年轻警官向他敬礼都没有看到。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仍然紧皱着眉头。他的办公室宽敞、朴素，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泰晤士河。

他很清楚勒贝尔是在做什么样的调查，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法国警方一定得到了消息，一个顶尖刺客就要动手了，他们很为难。正如勒贝尔所预料的那样，不用动什么脑子就能知道，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法国，谁才是那样的杀手唯一可能的目标。站在一个资深警官的角度上，他对勒贝尔的处境十分同情。

“可怜的家伙。”他俯瞰着热气腾腾的河水，大声说。泰晤士河正沿着窗下的堤岸懒洋洋地流过。

“什么事，长官？”他的私人助理问道。他跟着曼林逊走进房间，把早上需要他阅读的信件放在了胡桃木办公桌上。

“没什么。”曼林逊仍然望着窗外，助理离开了。尽管曼林逊能体会克劳德·勒贝尔的难处——他的任务是全力保护他的总统，却不能进行公开缉捕。但是，曼林逊也有自己的麻烦。今天早上勒贝尔对他的请求早晚得让上面知道。每天早上十点有一个各部门领导的例会。这会儿离会议还有半个小时。开会的时候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权衡再三他决定还是先不提了。就勒贝尔请求的主要内容，给警务处长写一份正式的个人备忘录应该就足够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事后解释之所以要保密而不在早上的例会提及此事的原因。而且，不露声色地进行调查不会有什么坏处。

他坐在办公桌后，按下了内部通讯器上的一个按钮。

“长官？”助理的声音从隔壁办公室传过来。

“约翰，你现在可以过来一下吗？”

身着深灰色套装的年轻督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记事本。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马卡姆总督察，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而且我现在无法向他解释原因。请他查阅国内还健在的职业刺客的全部现存档案。”

“刺客吗，长官？”助理望着助理警务处长，仿佛他要求对所有已知火星人进行日常检查一样。

“是的，刺客。不，我强调一下，不是普通的黑帮枪手，那种人只能在黑社会的仇杀里干掉个把人。是政治刺客，约翰，若干或者某个人，能够被雇佣刺杀被周密保护的政治家或者国家元首的人。”

“听起来像是政治部的事，长官。”

“是的，我知道。我是想把整个事情转给政治部。不过我们最好先做个常规筛查。噢，我中午就要回音，明白吗？”

“是，长官。我现在就去办。”

十五分钟后，助理警务处长曼林逊坐下来参加晨会了。

回到办公室后，他翻了翻信，然后把信推到一边，叫助理拿来一台打字机。他坐了下来，给城市地区警务处长打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报告提及了早上打到他家中的电话，早上九点通过国际刑警通讯系统进行的直线电话，以及勒贝尔要求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把备忘录的下半部分空了出来，然后把备忘录锁进办公桌的抽屉，开始处理当天的工作。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助理敲门进来。

“长官，马卡姆总督察刚从中央档案局来电，”他说道，“看来刑事档案里没有符合描述的人。已知的雇佣杀手一共十七名，在坐牢的有十名，另外七人在逃。但他们都为这里或者其他大城市的主要黑帮做事。总督察说，没人能针对来访的政治家。他也建议由政治部处理，长官。”

“好的，约翰，谢谢。我要的就这些。”

助理走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写了一半的备忘录，重新放到打字机上。在备忘录下部他这样写道：

“刑事档案处报告，经调查，我国所存档案中没有符合勒贝尔警长所述之人。此项调查现转交政治部助理警务处长。”

他签上名，取下上面的三份副本。剩下的副本则被扔进保密级文件垃圾筒里，过一会儿就会被粉碎成数百万片，然后被销毁。

三份备忘录，一份被他折好放进信封，寄送警务处长；第二份被他归到了“秘密信函”中，锁进了墙上的保险柜；第三份他折好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在办公桌上的便笺本上写了一份电报。

致：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克劳德·勒贝尔队长

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

正文：根据您今日之要求，我方已查阅了全部刑事档案。就我方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未发现此类人员。进一步调查的请求已被转往政治部。如获有价值情报将尽快告知贵方。

曼林逊

送发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

时间刚过十二点半。他拿起电话，让应答的接线员给他接政治部负责人助理警务处长狄克逊。

“你好吗，亚历克？我是托尼·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但不行啊。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这些天都是这样。不，我只是想在你离开前见你几分钟。可以，好，我这就来。”

他走出办公室，把给警务处长的信封放在助理的办公桌上。

“我上去见政治部的狄克逊。约翰，把这个送到警务处长办公室好吗？交给他本人。再按这个地址发一份电报。你按相应的格式打一下。”

“是，长官。”曼林逊就站在桌旁，看着这个年轻的督察浏览电文。看到电报结尾时，助理的双眼惊讶地瞪了起来。

“约翰……”

“长官？”

“请保密。”

“是，长官。”

“要严守秘密，约翰。”

“一个字也不说，长官。”

曼林逊冲他微微一笑，离开了办公室。助理又看了一遍曼林逊写给勒贝尔的电报，回想了一下早上曼林逊吩咐他去档案局做的调查，顿时就明白了。他轻声说了句：“活见鬼。”

曼林逊和狄克逊一起待了二十分钟，成功地毁了狄克逊即将开始的俱乐部午餐计划。他把给警务处长的备忘录复印件递给了这位政治部的头头。他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又突然转过身来，手还握着门把手。

“对不起，亚历克，但这的确是你那条道儿上的事。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这个国家里很可能没人能符合那些条件。你只要仔细查一遍档案，也许就能给勒贝尔打个电报，告诉他我们无能为力。我必须说，我对他眼下这个任务一点都不眼热。”

狄克逊助理警务处长的首要职责就是监视英国所有稀奇古怪，疯疯癫癫，整天想着去刺杀某位来访的政治家的人，当然更不用提那些住在英国，却又心怀不满，暴躁不安的外国人。因此，他更加同情勒贝尔当前的困境。虽然保护本国或是来访政治家免受心态失衡的狂热分子暗算是个累人的差事，但好在那些人都是外行，所以在面对他手下那些久经沙场的专业特警时总是以失败告终。

如果自己的国家元首成为本国前军队组织的暗杀目标就更糟了。尽管如此，法国还是搞垮了“秘密军组织”。作为一名业内人士，狄克逊对法国同行的工作能力十分钦佩。但雇佣外国的职业杀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狄克逊看来，只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入选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怀疑在政治部的记录上，绝对没有与勒贝尔的描述相符的英国人。

曼林逊走了。狄克逊读完备忘录的复印件，叫来自己的助理。

“请告诉托马斯警司，我想在办公室见他，时间是，”他看了一眼手表，估算了一个简便午餐的耗时，“下午两点整。”

豺狼降落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时刚过中午十二点。

他在主候机厅把三件大行李箱放进一个带自动锁的行李柜，只随身携带了那个装着个人物品的手提箱进城，里面装着一包巴黎买的石膏、几包棉花和绷带。他在火车站下了出租车，走向行李寄存处。

装枪的胶木箱子还在架子上，那是一周前他看着行李员放上去的。他拿出存根，取回箱子。

他就近找了一家旅馆，就是那种又小又脏，看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干线车站附近都有的那种。在这里没人会对你感兴趣，如果非要问的话，谎话倒是一堆。

他用现金订了一个单人间。在机场的时候他就事先换好了比利时货币。他提着箱子走进房间，把门完全锁好后，放了一池冷水，把石膏和绷带取出来放到床上，开始工作。

石膏打好了，不过干的话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里他就坐在那儿，把那只打着石膏的重重的腿搁在凳子上。他一边抽着过滤嘴香烟，一边望着卧室窗外一排排污浊的屋顶。他不时用拇指捏捏石膏，觉得在走动前最好还是让它再硬些。

之前装枪的胶木箱子已经腾空了。为了预防万一他需要再做些修补，剩下的绷带和几盎司石膏一起被放进手提箱。最后他准备停当，把便宜的胶木箱子塞进床底，烟灰倒到窗外，又最后环顾四周，检查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便准备离开了。

他发现，打上石膏之后想不跛都不行。他走下楼梯后高兴地发现，前台那个睡眼惺忪，浑身污迹的服务员不见了，也许是去吃午饭了。不过如果接待室里有人，对方还是能从镶着毛玻璃的门口看到他的。

豺狼看了一眼前门，确信没人要进来，便把手提箱抱在胸前，然后弯下腰，四肢着地，悄悄地迅速穿过瓷砖铺就的大厅。兴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前门开着。他爬到门口朝向街道的三级台阶上，在前台服务员看不见的地方站直了身子。

他一跛一跛费力地走下台阶，顺着马路来到主路经过的街角。不到半分钟，一辆出租车就发现了他，然后他就启程返回机场了。

他来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拿出护照。服务小姐微笑着接待他。

“两天前有一个叫杜根的人在你这里订了一张去米兰的机票。”他说道。

服务小姐查了一下下午去米兰的航班预订情况。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

“是的，没错。”她微笑着说，“杜根先生。票已经预订了，但还没付款。您想现在付吗？”

豺狼用现金付了款，拿到了机票。服务小姐告诉他，一小时后会广播通知登机的。他腿上打着石膏，显然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行李员对他裹着石膏的脚不断叹气。在行李员的帮助下，豺狼从行李柜里取回了三个箱子，交由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过海关的时候，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出境游客，所以只是被简单地检查了一下护照。他用余下的时间去候机厅的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因为他的腿上有伤，航班上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和善，关切有加。他被扶上机场的登机巴士，所有人都关心地看着他费力地迈上台阶，走向飞机舱门。可爱的意大利空姐欢迎他时笑容也格外灿烂，并且一直目送他舒舒服服地在飞机中间一组面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特意指出，那里的腿部的空间更大些。

其他旅客就座时都极其小心地不去碰到他裹着石膏的脚，而豺狼此时则靠在座位上，冲着他们露出宽慰的微笑。

四点十五分，飞机起飞了，向南朝米兰疾飞而去。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痛苦不堪地从助理警务处长的办公室出来时都快三点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回热伤风的程度最厉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同时也是因为他刚接到的任务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周一早上一开始就很糟糕，他先是得知手下一个人被盯梢的对象——那个苏联贸易代表团代表给甩了；晌午时候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军情五处礼貌地请求他的部门放弃这个苏联代表团。意思很明白，在他们看来，整个事件最好交给他们处理。

下午看来更是糟糕。没有什么事会比政治谋杀更让警察、政治部或是别的什么人觉得更心烦了。但他刚从顶头上司那里接到的案子甚至连个人名都没有。

“没有姓名，不过正好能让你大显身手。”这就是狄克逊就此事给的漂亮话，“试一试，看明天能不能整理出一些眉目。”

“眉目。”托马斯到了办公室，从鼻子里哼出这个词来。尽管已知的疑犯名单的确极短，但他和他的部门照样得把档案、政治事件记录和判决等资料查上好几个小时。这可不像刑事处，他们只要怀疑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都要查阅。狄克逊提供的简要介绍里只有一线“曙光”，这个人是一个职业刺客，而不是那些脑子里萦绕着各种怪念头的小商小贩。在某个外国元首访问前后，那些人几乎使政治部的工作成为一场噩梦。

他知道有两个督察手头正在调查的工作不算太重要。他通知他们，不管手上正忙些什么，都必须搁下，立刻来他办公室报到。他对两个人说的比狄克逊对他说的还要少。他只告诉他们要找什么，却没解释原因。他认为，法国警方怀疑有个人可能要刺杀戴高乐，应该和在苏格兰场政治部搜索所有档案和记录没什么关系。

三个人把办公桌上的卷宗都清理干净，立刻干了起来。

六点刚过，豺狼的航班便降落在米兰林内特机场。一直关注着他的空姐扶着他走下舷梯，来到柏油地面上。然后，他在一名地勤女职员的护送下来到主候机楼。通过海关之前，他把装枪的匣子放到了手提箱里。他精心设计的这种方式更不容易被怀疑，在过海关时收到了效果。护照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当箱子顺着传送带隆隆而来，停在海关检查台前时，危险就开始增加了。

豺狼让一名行李员帮忙把三个箱子挨着排成一排，把手提箱放在旁边。看到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检查台，一名海关检察员迎上前来。

“这些行李都是您的吗，先生？”

“呃，是的，这三个衣箱和这个小箱子。”

“您有什么要报关的吗？”

“没有，没什么要报关的。”

“你是商务旅行吗，先生？”

“不，我来度假的。但是现在看来还得包括一段恢复时间了。我想去湖区。”

海关检察员对他的话没什么反应。

“我可以看看您的护照吗，先生？”

豺狼把护照递了过去。这个意大利人仔细地看着，然后递了回来，一句话也没说。

“请把这个打开。”他指着三个大箱子中的一个。

豺狼拿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打开箱子。行李员帮他把箱子放平。幸运的是，这个箱子里装的是用来扮丹麦牧师和美国学生的衣物。海关检查员在衣服里翻着。一套深灰色套装、内衣、白衬衣、运动鞋、黑色便鞋、风衣、袜子，没什么特别的。丹麦文的书也没让他感到惊奇。封面上是沙特尔大教堂的彩色照片，尽管书名是丹麦文，但和相应的英文单词很像，没什么特别的。他没仔细检查重新缝起的衬里，也没发现伪造的身份证。如果彻底检查的话是可以发现的。但他现在做的只是常规的粗略检查，只有在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后他才会严格起来。整支狙击步枪的部件都在他桌子对面，离他只有三英尺，但他毫无察觉。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重新锁上。然后迅速在四个箱子上用粉笔逐个标上记号。这一番工作都完成之后，他才露出微笑。

“谢谢您，先生。祝您假期愉快。”

豺狼给了行李员很多小费，他帮忙找到一辆出租车。豺狼很快就来到了米兰市区。一贯熙熙攘攘的街道被下班回家的车流和司机们摁喇叭的声音弄得更加喧闹。豺狼让司机送他去中心车站。

在中心车站他又找来一个行李员，一瘸一拐地跟着对方来到行李寄存处。在出租车上时，他已经把剪刀从前天晚上的箱子里取了出来，放进裤兜里。他把手提箱和两个衣箱存在行李寄存处，留下了那个还空着很多的箱子，那里面装着长长的法国军大衣。

把行李员打发走后，他跛着走进男厕所，发现小便池左边的一排洗手池只有一个人在用。他放下箱子，仔细地洗起手来。等到那个人离开，厕所里便没有其他人了。他走进一个单人隔间，从里面锁上门。

他把脚放在坐便器上，轻轻敲了十分钟，石膏开始脱落，露出了垫在底下的棉花。他就是靠这个把腿包扎得像真的由于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样臃肿的。

等把脚上的石膏都清理干净，他把起先用石膏包在小腿内侧的丝袜和纤细的皮质软帮鞋穿上。然后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拢在一起，放进马桶。第一次冲水时堵了一半，第二次才全冲下去。

他把衣箱放在马桶上，把装着步枪的那套钢管逐件放进大衣的折缝里，箱子塞满之后，再把里面的皮带扣紧，以免里面的东西相互撞击。然后他合上箱子，朝门外张望了一下。有两个人在洗手，另外两个站在小便池旁边。他走出隔间，径自大步走了出去，来到车站大厅。他动作很迅速，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来不及看清楚。

他现在不能回行李寄存处——刚才走的时候还是个瘸子，不可能这么快回去就全好了。所以他叫来一个行李员，向对方解释他时间紧迫，需要赶快换点钱，还要把行李取出来再叫辆出租车，越快越好。他把行李寄存处的存根和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一把塞进这个行李员的手里，指给他行李寄存处的位置，并且告诉他，他要去兑换处把英镑换成里拉。

意大利人兴奋地点点头，去取行李。豺狼则把身上最后的二十英镑换成里拉。刚换完，那个行李员就拎着三件行李回来了。两分钟后，豺狼坐在出租车里，飞驰电掣地穿过奥斯塔公爵广场，朝大陆酒店驶去。

在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里，他对前台服务员说：

“我想你们这里有我预订的房间，名字是杜根。是两天前在伦敦电话预订的。”

晚上八点前，豺狼正在他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淋浴、刮脸。两个衣箱被小心地锁进衣柜。他的衣服都装在第三个箱子里，这会儿正大敞着躺在床上。晚上穿的一身夏季海军蓝轻质纯羊毛上衣就挂在衣柜门上；鸽子灰套装则挂在酒店待洗熨衣服的衣帽架上。在他面前放着鸡尾酒和晚餐，时间还早。而明天，八月十三日，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什么也没有。”

布莱恩·托马斯办公室里两个年轻督察中的一个合上分给他查阅的最后一个文件夹，望着他的顶头上司说。

他的同伴也弄完了，结果也一样。托马斯五分钟前也干完了。他走到窗前站在那里，背对着屋子，盯着黄昏里川流不息的车辆。他的办公室和助理警务处长曼林逊的不一样，看不到泰晤士河。这里是一层，只能远远地看见街上的汽车。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喉咙因为抽烟而红肿。他知道患了重感冒就不该抽烟，但他戒不掉，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候。

房间里的烟雾让他头疼，一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确认档案和记录中出现的那些人。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类似于刺杀法国总统这样的任务。

“好的，就这样吧。”他板着脸，从窗前转过身来，“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人符合条件。”

“也可能有哪个英国人能干这事儿，”其中一个督察建议说，“但他不在我们的档案里。”

“他们全在我们的档案里，你要注意了！”托马斯咆哮道。想到在他的领地里，像这样一个顶级刺客居然不在他的档案里，他就很是不快；伤风和头疼也让他的火气更盛。这会儿他脾气很坏，威尔士口音也越发浓重起来。从家乡出来三十年了，他的口音一直没什么改观。

“毕竟，”另一个督察说，“政治刺客可是极其稀有的物种。这个国家可能压根儿就没这样的货色。这不太对英格兰人的胃口，不是吗？”

托马斯冲他怒目而视。他更喜欢用“不列颠人”来称呼联合王国的子民。这个督察无意间使用的“英格兰人”一词让他怀疑这可能是一种隐晦的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是爱尔兰人中很可能造就了这样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

“行了，把档案都收好，交回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搜索，我们掌握的材料里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

“警司，这是谁让查的？”其中一个督察问。

“你就别操心了，孩子。有人正头疼着要找这个人呢，幸好不是我们。”

两个年轻人把所有资料收了起来，向门口走去。他们都有家事，其中一个这两天可能要头一回做爸爸。他率先走到门口。另一个则转过身，若有所思地皱着眉。

“警司，我查的时候想到一件事。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有英国国籍，但很可能不在英国活动。我的意思是，即使像那样的人也得有个地方待。某个藏身之处，一个归宿。很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想说什么，一个‘化身博士’？”

“嗯，差不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您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而且，如果他在他的领域很有分量，那他一定做过一些大案子。否则他就无足轻重了，对吗？”

“往下说。”托马斯认真地看着他，说道。

“那么，我就在想，一个像那样的人很可能只在自己的祖国之外行动。所以他一般不会招致本国安全机构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曾经风闻有关他的事……”

托马斯考虑着这个想法，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它，回家吧，孩子。我来写报告。把我们今天做的调查就这么忘了吧。”

不过，当这个督察走后，他所说的想法仍萦绕在托马斯的脑际。他现在能坐下来写报告了。但他一字未动，交了一张白卷。所做的档案搜索没有任何结果。不过也许法国方面的质询并非空穴来风。又或许他们没什么根据，托马斯怀疑很可能正是这样，他们只是因为一点点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而全都成了没头苍蝇。如果他们真的如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没有线索，而又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人是英国人，那他们一定会用类似的方法查遍全世界。很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刺客，即使有，他一定来自那些有着悠久政治刺杀历史的国家。不过，如果法国方面的怀疑是准确的呢？又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英国人，即使只是出生在英国呢？

托马斯对苏格兰场的纪录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尤其是对政治部。他们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麻烦。他们从未让来访的外国政要出过事，甚至从未出过丑闻。他甚至亲自出马保护过那个小个子苏联混蛋——伊万·谢洛夫，克格勃的头儿。在他来英国为赫鲁晓夫来访作准备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有数十个人都想干掉他。不过最后一枪也没响，这个地方布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每个人都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开火。

布莱恩·托马斯警司还有两年就退休了。然后他能回到他和梅格买的那栋小房子里，隔着绿色的草坪眺望布里斯托海峡了。所以最好还是保险点儿，全都查清楚。

年轻的时候，托马斯是个优秀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是布莱恩·托马斯担任边锋，就别打算搞边线突破。他现在自然是老了，打不动了，但如果他工作之余有空的话，他还是对伦敦威尔士队情有独钟，会去里士满的老鹿苑看他们打比赛。他对每个队员都很熟悉，比赛结束后会在俱乐部里花很多时间和他们聊天，他的声名让他在那里备受欢迎。

其中有一名队员，大家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但托马斯知道，他可不简单。他所在的部门归外交部秘书处管，但又不隶属于外交部。此人名叫巴里·劳埃德，为秘密情报机构工作，那里被称为SIS，或是被简称为“情报处”。通常来说，公众总是将其误称为军情六处。

托马斯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了一个号码。

在河的下游有家安静的小酒馆，八点到九点间，两个人碰了头，一起喝一杯。托马斯买的酒，两人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不过劳埃德想，这个政治部的家伙把他约到这个河边的小酒馆不会只是想聊聊橄榄球。距离下一个赛季还要两个月呢。等酒上齐，两人都心不在焉地互道了一声“干杯”，托马斯示意到外面朝向码头的露台上去。外面更安静些，从切尔西和富勒姆来的一帮年轻人已经喝完了酒去吃晚饭了。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伙计，”托马斯开口道，“你也许能帮上忙。”

“好的……只要我能办得到。”劳埃德说。

托马斯就巴黎方面的要求，以及刑事档案和政治部都没有收获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说明。

“我觉得，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那种从不在这个国家下手的人，明白吗？可能只在海外行动。如果他留下什么踪迹的话，也许‘情报处’曾经注意过？”

“‘情报处’？”劳埃德轻声反问。

“行了，巴里。有时候我们肯定得多知道一些吧。”托马斯的声音几近耳语。从后面看，他们就像两个穿着黑色套装的人，跨过夜色中的泰晤士河看着南岸的灯火，说着城里白天的那些事。“调查布莱克那桩案子时，我们查过很多材料。很多外交部的人的真实身份我们都略知一二。你也是其中之一，明白了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为哪个部门工作。”

“我明白了。”劳埃德回答。

“你看，现在我是布莱恩·托马斯，坐在公园里。但我也是政治部的警司，对吗？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是匿名的，你现在能说了吗？”

劳埃德凝视着他的酒杯。

“这是官方的情报咨询吗？”

“不是，我现在还不能那样做。法国方面的请求也是非官方的，是勒贝尔个人对曼林逊的请求。他在中央档案局一无所获，所以他答复说他无能为力。但他跟狄克逊说了一句。然后狄克逊就让我做一次快速筛查。所有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明白吗？有时候事情只能这样做。所有这些都得非常小心，不能让媒体听到一丁点儿风声。很可能在英国的确没什么能帮上勒贝尔的。我只是想，我最好把所有方面都考虑周全了，而你是我的最后一处。”

“这个人估计是冲着戴高乐来的？”

“肯定是，从要求调查的人上可以猜得出。但是法国人肯定小心翼翼。他们显然不想张扬出去。”

“显然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仅有一个名字的查询请求是通过‘老伙计’网提出来的。是勒贝尔向曼林逊直接提出的。而法国情报机构和你们之间没有建立那个‘老伙计’网。”

即使劳埃德已经注意到他所暗示的法国安全局和英国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没露声色。

“你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道。

“有意思。”劳埃德望着河面，说道，“你还记得菲尔比的案子吗？”

“当然。”

“我们的部门里对这个案子一直余恨未了，”劳埃德继续道，“他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到了贝鲁特。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这事当时在情报处内部闹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被调动了位置。如果不这样，他就得把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很多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挖出来。需要尽快转移的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在加勒比地区的首席代表。他之前和菲尔比一起在贝鲁特待了六个月，然后才去的加勒比。

“与此同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城外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人暗杀了。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击毙的——他有很多政敌。我们的人那会儿刚刚回到伦敦，在他被重新安置前，我和他有一段时间曾共用一间办公室。他提过一个传闻：特鲁希略的车是被一个戴面具的人一枪打停的。埋伏的人随之冲了上去，炸开车，把里面的人干掉了。那一枪真他妈准——从一百五十码外射向一辆疾驰的车。子弹穿过司机旁边车窗的那个小三角——只有那块不是防弹玻璃，除此以外整部车都是装甲的。子弹正中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之后游击队才围了过来。奇怪的是，据说枪手是个英国人。”

长时间的沉默。空啤酒杯在手指间晃来晃去，两个人凝望着愈发漆黑的泰晤士河，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景象：遥远而炎热的岛国，贫瘠恶劣的地理环境，一辆轿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在沥青公路上疾驶，正要进入山区；一个身穿黄褐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绶带的老头被人从汽车残骸里拖出来，躺在公路的尘土里，等待着被手枪结果性命。这个老人已经以他的铁腕无情统治了这个国家三十年。

“这个……传闻中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吗？”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了。只是在办公室闲聊时说起来的。那时候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会去关心一个加勒比独裁者呢。”

“那个伙计，告诉你这件事的那个人。他写过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吗？”

“肯定写了。标准程序。但那只是个传闻，明白吗？只是个传闻。没有凭据。我们要的是事实，实在的情报。”

“但它一定建档了，被归在了什么地方。”

“估计是，”劳埃德说道，“肯定级别很低，那只是当地酒吧里的一个传闻。那地方盛产传闻。”

“不过你能回去看一眼档案吗？看看这个山上的家伙有没有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

“回家吧，”他对警司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他们回到酒馆里，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门走去。

“非常感谢，”两个人握手告别的时候，托马斯说，“也许那份档案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寄希望于万一吧。”

托马斯和劳埃德在泰晤士河边交谈时，豺狼正在米兰的一家屋顶餐厅把他的最后几滴萨白昂饮料倒进嘴里；而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则在巴黎内政部的会议室出席第一次进展报告会。

出席会议的人和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会议一样。内政部部长坐在桌子的顶端，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桌子两边顺次排下来。克劳德·勒贝尔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前放着一个小文件夹。部长点了点头，示意会议开始。

他的办公室主任首先发言。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他说道，法国每个边境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示，彻查进入法国境内的高个子男性，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尤其要检查护照，由边境检查站官员仔细核对，看是否出自伪造，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对此点头表示确认。游客和商人进入法国时可能会觉得海关忽然加强了戒备，不过这种对行李的检查并不会让人发现，遍及全国的这种戒备只是针对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如果任何一个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对此提出疑问，答复将是“没什么，只是常规抽查”。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此类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提议考虑对在罗马的三名“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实施突袭逮捕的可能性。出于外交原因，外交部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外交部并不知道有关豺狼的阴谋），并得到了总统的支持（总统是清楚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报告说，在对他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筛查之后，没有发现“秘密军组织”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这样一个职业政治刺客，甚至连嫌疑人都没有。

情报局负责人报告说，对法国刑事档案进行的彻底搜索结果也是同样如此，搜索的范围不仅仅是法国人，还包括曾经试图在法国行动的外国人。

然后是边境检查处的负责人汇报。早上七点三十分从靠近北火车站的邮局截获一个电话，所叫号码是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所在的罗马酒店。他们在那儿已经待了八周了，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已经得到指示，报告所有打给那个号码的电话。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线员反应迟钝，直到电话接通才意识到这是列在他的单子上的特别号码。他接通了电话后才致电边境检查处。不过，他还是知道要监听的。电话的内容是：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

有那么几秒钟，屋子里一片寂静。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桌子的远端，勒贝尔平静地问。除了罗兰上校，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上校正在沉思，凝视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他仍然看着墙，吐字很清晰。所有的视线又转回行动分局负责人那边。

上校猛然从自己的思考中回过神儿来。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从罗马弄回来，我们下了个诱饵。他有个老朋友叫约约·格日博夫斯基。这个人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在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之前，我们对他们全都进行了保护性监禁。我想要从科瓦尔斯基那儿知道的只是有关他上司的情报。那时候还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豺狼的阴谋，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是我们抓了科瓦尔斯基。不过，后来事情起了变化。一定是那个波兰人约约给这个瓦尔米报的信儿。抱歉。”

“边境检查处在邮局抓到那个瓦尔米了吗？”勒贝尔问道。

“没有，我们晚了几分钟，错过了。这得感谢那个愚蠢的接线员。”边境检查处的人回答道。

“徒劳的行动。”圣克莱尔突然冲口而出。众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过来。

“面对一个未知的敌人，我们几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进，”吉布将军回答，“如果上校愿意自告奋勇承担此次行动及一切责任的话……”

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钻研着他的文件，仿佛它们比安全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重要。他意识到，他刚才的话很不明智。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长开口了，“他们知道自己雇佣的枪手已经走漏风声也许更好些。他们现在自然会叫停这一行动了吧？”

“非常正确，”圣克莱尔说道，试图补救刚才的失言，“部长是对的。他们再继续的话肯定是疯了。他们肯定会叫那个人住手的。”

“事实上，他并没有暴露。”勒贝尔平静地说。其他人几乎都忘记他的存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预警很可能只会让他采取额外的应急措施，假证件、化装等等。”

探长的话让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所产生的乐观情绪顿时消失了。罗杰·弗赖敬佩地看着这个小个子探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最好听听勒贝尔队长的报告。毕竟，是他在领导这次调查。我们到这里是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对他予以协助的。”

在部长的督促下，勒贝尔概述了昨晚以来

所采取的措施。他开始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刺客，那这个外国人一定只能在某个国外警方的档案资料里，这一点也得到了检索法国警方档案资料结果的支持。因此他请求进行海外查询并获得批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通讯系统，他与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进行了个人之间的直线电话。

“回复已在今天陆续到达。”他最后说，“分别是，荷兰，什么也没有；意大利，确有几个已知的雇佣杀手，但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秘密调查，意大利宪兵队和罗马的黑手党之间有约定——黑手党的杀手除非有特别授意，否则绝不进行政治暗杀；另外黑手党绝不刺杀外国元首。”勒贝尔抬起头，“我个人倾向于相信那很可能是事实。

“至于英国，目前什么也没有，但例行调查已经被转给另外的部门——政治部，以便进行进一步核查。”

“他们总是慢吞吞的。”圣克莱尔屏着气嘟囔着。听到这话，勒贝尔又抬起头看了看他。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会做得很周全。不要低估苏格兰场。”然后他继续念报告。

“美国，两个人可能。一个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军火大鳄的左右手。这个人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被派驻加勒比地区，隶属中情局。猪湾事件前，因在一场打斗中杀死了一名古巴反卡斯特罗分子而被开除。那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部队的。之后，这个美国人被那个军火商招募。该军火商是中情局非官方利用来向猪湾入侵部队提供武器的人之一。后来，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离奇事故中死亡，相信是其所为。军火交易看来是桩玩命的买卖。这个人叫查尔斯·阿诺德，外号‘查克’。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联邦调查局建议的第二个嫌疑人可能叫马克·韦特列诺，从前是纽约黑帮头目艾伯特·安纳斯塔西亚的保镖。该头目于一九五七年十月被人在一家理发店击毙，韦特列诺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离美国。他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住了下来，试图凭一己之力混入当地黑社会组织，但没有成功。他被当地黑社会组织‘冷冻’起来。联邦调查局相信，如果他穷困潦倒，那只要价钱合适，就可能会受雇于某个外国组织而杀人。”

屋里一片寂静。另外十四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听着。

“比利时方面也有一个人可能。一名精神病杀手，之前是加丹加冲伯的人。一九六二年被捕后被联合国驱逐。由于身负两起谋杀案而无法返回比利时。他受雇杀人，很机敏。他名叫朱尔斯·博瑞吉，据报已逃往中美洲。比利时警方目前正在核查他现在可能的下落。

“西德，一个人可能。汉斯-迪特尔·卡塞尔，前纳粹党卫军少校，因战争罪被两个国家通缉。战后化名居住在西德，是ODESSA的雇佣杀手，是前党卫军地下组织成员。他被怀疑与战后两名督促政府加强调查战争罪行的左翼社会党人的谋杀案有牵连。身份暴露后，人们知道他就是卡塞尔。在得到一名高级警官的密报后，他逃往西班牙，后者后来丢了差事。相信此人现在正居住在马德里，已经洗手不干了。”

勒贝尔又抬头看了下：“顺便提一句，这个人的年龄看来不太适合做这种事。他已经五十七岁了。”

“最后是南非，一个人可能。职业雇佣兵。姓名：皮埃特·史库博。也参与过加丹加事件。他在南非没有犯案，但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神枪手，喜欢杀人。相信此人目前仍在西非某处。南非政治部正在进一步调查。”

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围坐在桌子周围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当然，”勒贝尔自己也颇不满意地说，“这些消息都很不明确。我只是在七个最有可能的国家尝试了一下。豺狼也许是瑞士人，或者奥地利人，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建议。他们也许弄错了。豺狼也许是意大利人，或者荷兰人，或者是英国人。或者他可能是南非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但不在刚才列举的人之中。没人知道，我们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希望能有一个突破。”

“仅仅有希望是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的。”圣克莱尔猛然说道。

“也许上校有什么新建议？”勒贝尔礼貌地问。

“我个人感觉这个人肯定已经得到警告终止行动了，”圣克莱尔冷冷地说，“既然他已经暴露了，他就无法再接近总统。不管罗丹和他的同伙答应付给这个豺狼多少钱，他们都会要回来，并取消行动。”

“你‘感觉’这个人已经因接到警告而终止行动了？”勒贝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但‘感觉’和‘希望’也差不多啊，我认为现在应该继续调查。”

“你所说的调查目前进展如何，队长？”部长问道。

“部长，上述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用电传发送完整的档案材料过来。我预计明天中午能最后收齐。图片资料也通过电传发送。有些国家的警方正继续调查以确定那些嫌疑人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你认为他们会保密吗？”桑吉内蒂问道。

“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勒贝尔回答，“国际刑警组织各国的高级警官们每年进行的高度机密的调查有数百起，其中有一些就是在这样个人对个人的非官方基础上进行的。幸运的是，所有国家，无论它的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反对犯罪。所以我们并不像政治部门那样在国际关系中陷入纷争。各国警方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好的。”

“即使是针对政治犯罪吗？”弗赖问道。

“对警察来说，部长，都一样是犯罪。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事，而不是通过外交部。毫无疑问，这些同事的上司一定会对他们所做的调查有所耳闻，但他们没有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是全世界的罪犯。”

“但只要他们知道了所做的调查，他们就能猜出其中的暗示，并私下嘲笑我们的总统。”圣克莱尔忽然说。

“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了。”勒贝尔说道。

“如果你不明白有的人知道有刺客要杀法国总统将会多么兴高采烈，那你就是不懂政治。”圣克莱尔回答，“总统明确表示过非常希望避免让公众知晓此事。”

“这件事并没有公之于众，”勒贝尔纠正道，“这是仅限于极少的几个人之间的极其私密的通报。这些人手里掌握的秘密如果公开的话，很可能会毁了他们本国半数以上的政客。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为了保护那些人，他们必须保密。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让几个人知道我们在找一个杀手总比让他们接到参加总统葬礼的邀请函强，”布维埃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和‘秘密军组织’战斗两年了。总统的指示也是绝不能让这成为媒体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谈资——”

“先生们，先生们，够了。”部长打断道，“是我授权勒贝尔队长在外国警方首脑之间做秘密调查的，这是在，”他扫了一眼圣克莱尔，“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立刻不加掩饰地露出因上校的窘迫而产生的快感。

“还有别的事吗？”弗赖部长问。

罗兰举了一下手。

“我们在马德里有个常驻机构，”他说道，“在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组织’的流亡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那里设置该机构的原因。我们可以调查那个卡塞尔纳粹分子，而不必惊动西德政府。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是太好。”

他说的是二月里阿尔古的绑架事件以及随后导致的波恩政府的盛怒。有几个人会心地一笑。弗赖冲勒贝尔扬了扬眉毛。

“谢谢您，”警长说道，“如果您能确定这个人的下落，那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所有部门都能继续像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所做的那样支持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部长说完，起身收拾着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会议室，站在外面的台阶上，勒贝尔高兴地深吸了一口巴黎夜晚的温馨空气。时钟敲了十二下，将这个城市带入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十二点刚过，巴里·劳埃德给托马斯警司位于伦敦戚斯域的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托马斯正准备关掉床头的灯，心里还想着情报处的那位老兄也许一早就会给他打电话的。

“关于晚上我们聊过的那件事，我找到了那份报告，”劳埃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的没错。这就是一份关于当时在那个岛国到处流传的传闻的例行报告。差不多一归档就被标注为‘无需采取任何行动’。正如我所说的，那时候我们被别的事拖住了。”

“里面提到什么名字了吗？”托马斯轻声问，不想打扰正在睡梦中的妻子。

“有。当时岛上有一个英国商人，事件发生后就忽然消失了。也许他与此事无关，不过他的名字和那些小道消息一起流传开了。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凯斯洛普。”

“谢谢，巴里。我一早就去查。”他挂断电话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年轻人，他就这次请求和他对此所做的答复写了份报告，发往待处理室。凌晨时分，待处理室值班人员疑惑地看了一会儿这份报告，由于该报告涉及巴黎方面，便把报告放在了外交部法国科的信函袋里。按惯例，整个信函袋将会在当天早上直接送到法国科负责人手中。

和往常一样，豺狼七点半起床，床边放着茶。他喝完茶，洗漱，淋浴，刮脸，穿戴整齐，然后从箱子的里衬取出那卷一千镑的钞票放进前胸的口袋里，下楼吃早餐去了。九点钟，他来到酒店外孟佐尼大街的人行道上，顺着街道大步走着，他要找银行。他从一家银行换到另一家银行，逐渐把自己手头的英镑换成其他货币：将二百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剩下的八百镑换成了法国法郎。

晌午的时候，他换完钱，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意大利特浓咖啡，稍事休息。喝完咖啡，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搜索。几经打听，他来到毗邻加里波第门后面的街区，那里靠近加里波第火车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排上了锁的汽车修理间。他找到其中一间靠近街角的汽车修理间店主，把店面租了下来。因为租期很短，所以租金比一般价钱高出很多，两天一共是一万里拉。

在当地的一家五金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把剪金属用的剪子，几码细钢丝，一把烙铁和一根一英尺长的焊条。他还在这家店里买了一个帆布包，把所有这些都装进包里，放在租来的汽车修理间里。他把汽修间的钥匙装进衣兜，到市中心繁华地段的餐馆去吃午餐。

他在餐馆打电话到租车行预约了一下，下午早些时候，搭出租车来到那家不是太忙的汽车租赁公司。他租了一辆二手车——一辆一九六二年生产的阿尔法罗密欧双座跑车。他说他要在意大利休假两周，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意大利好好转转，两个礼拜以后再还车。他的护照、英国的及国际的驾照都没什么问题，保险问题几个小时就办好了——租赁公司旁边就有一家公司，他们经常办理汽车租赁公司的这种事。押金不便宜，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多镑。不过下午四点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归他了，钥匙插在点火孔里，租车行的老板祝他假期愉快。

之前他向伦敦机动车协会打听过，所以他知道，法国和意大利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驾驶着在意大利登记的车去法国没有什么复杂的手续，只要驾驶证、汽车租赁的登记材料以及相关保险没问题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前台咨询，得知附近一家声名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字。那是家专门为在国外旅游提供机动车保险服务的公司，他们告诉他，这家公司和一家大型法国保险公司有双边业务往来，他们提供的保险服务肯定没问题。于是他在这家公司用现金又办了一份在法国驾车的旅游保险。

他离开保险公司，开着他的阿尔法回到大陆酒店，把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上楼回到房间，拿出装着狙击步枪部件的箱子。下午茶时间刚过，他已回到租汽修间的那条破败的小街。

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将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个小时，把那些装步枪部件的细钢管焊在阿尔法汽车底盘的凸缘内侧。他在伦敦的时候查过汽车杂志，知道在意大利生产的汽车里，阿尔法车突出的底盘内侧有一道很深的凸缘。这正是他选择阿尔法车的原因。

钢管本身都包了一层薄麻布，然后用钢丝紧紧捆起来塞进了凸缘里，钢丝和底盘接触的地方都用烙铁焊住了。

弄完这些，他的工作服上满是汽修间地上的油污，两手由于用力把钢丝绞在底盘上弄得生疼。不过活儿干完了，那里很快会蒙上厚厚的尘土和泥巴，不对汽车底盘进行极其仔细的检查是不会发现那些钢管的。

他把工作服、烙铁和剩下的钢丝装进帆布包，扔到远处角落里的一堆破布底下。剪钢丝的剪子则放到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储物柜里。

他把箱子锁在了阿尔法的后备箱里，关上门锁好；钥匙放进口袋，发动了汽车，驾车回到了酒店。夜色又渐渐笼罩了这个城市。

到达米兰二十四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房间。他冲了个澡，洗去一天的劳顿，把自己漂亮的双手在一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穿戴整齐，去吃晚饭喝鸡尾酒去了。

在进酒吧享受自己常喝的康帕利和苏打水之前，他在前台停了下来，告诉服务员晚餐后帮他把账结清。他订了次日早上五点半的叫早服务，还要了杯茶。

他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用剩下的里拉结了账，七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背着手，俯视着外交部窗子下面一尘不染的近卫兵阅兵场。一队近卫骑兵秩序井然地踏着步点，穿过砾石路，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个早上，杰斯佩尔爵士都是这样站在自己英国外交部的办公室窗前，注视着这一极富英国特色的场景。每当站在窗边，沐浴着阳光，看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骑兵经过，游客们翘首欣赏，听着穿过广场传来的马具和马刺碰击的叮当声，精神抖擞的马匹打的响鼻儿声以及老百姓的惊讶赞叹声，常常让杰斯佩尔爵士感到，所有在此之前在其他小地方做大使的那些虚度的岁月都得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

他与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的婚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事实上，那个女人真不是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他的岳丈后来成了国务副大臣助理。同时，这也使得一份一九三七年他从柏林发出的倒霉的备忘录被人们遗忘了——那份备忘录上说，德国重新武装从政治意义上讲对西欧的未来没有实质影响。

战争期间他回到伦敦，有一阵子在巴尔干科。他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当时的首相毫无理由地偏听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的意见，年轻的奎格利因此被调到了法国科。那个上尉名叫菲兹洛伊·麦克里恩，他曾伞降在南斯拉夫，他建议支持一个叫铁托的可怜的共产党人。

到法国科之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吉罗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鹊起。如果吉罗不是被另一个驻在伦敦的资历更浅的法国将军取代的话，这原本也应该是个不错的政治方略。那个法国将军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叫做“自由法国”的部队。至于温斯顿·丘吉尔为什么对这位法国将军一直念念不忘，哪个行家都猜不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用，所以也没人能说杰斯佩尔爵士（一九六一年，杰斯佩尔因在外交界的“卓越”服务，被授予爵士爵位）缺乏成为一名优秀法国科领导的基本资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乐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发布会结束之后，杰斯佩尔爵士与法国外交大臣进行了二十分钟颇不愉快的会晤，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敲门。杰斯佩尔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从面前的记事本上拿起一张薄薄的蓝色纸页，仿佛刚刚开始阅览一般。

“进来。”

年轻人走进办公室，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

杰斯佩尔爵士从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面打量了一下他。

“啊，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晚上递交的这份报告。有趣，很有趣。一个法国高级探长向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做出的非官方请求。之后该请求被转给一位英国政治部资深警司。该警司认为应该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处成员咨询，当然也是非官方的。是这样吧，嗯？”

“是的，杰斯佩尔爵士。”

劳埃德望着站在窗边的这位外交家的瘦小身形。他正在看着自己的报告，好像之前从没读过一样。他知道，杰斯佩尔爵士至少已经好好读过内容了。现在这样浑不在意的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而且，这位年轻军官认为，他可以帮助政治部的官员，因此并没有向上级请示便向其提供了某些意见。该意见毫无根据地认为，一名表面上是商人的英国公民实际很可能是一个冷血杀手，对吗？”

劳埃德心想：这个老混蛋究竟要说什么？

很快他就明白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亲爱的劳埃德，尽管这个请求——当然，是非官方的——是昨天早上做出的，而外交部和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部门负责人却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被告知。这件事有点古怪，你说是吗？”

劳埃德明白他的意思了。这是部门之间的钩心斗角。不过他也清楚，杰斯佩尔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他在官场混迹数十年，精通权力斗争。和国家大事比起来，这些特权机构的人通常会花更多的心思在权力纠纷上。

“尊敬的杰斯佩尔爵士，托马斯警司于昨夜九点对我提出请求。正如您所说，是一个非官方的请求。而我的报告递交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

“对对。但我也注意到，他的请求同样是在当天夜里十二点前被执行的。现在你能告诉我那是为什么吗？”

“我以为这种请求，是在正常的部门合作范畴内的。”劳埃德回答。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现在还这样认为？”杰斯佩尔爵士已经放弃温和询问的姿态，有些恼羞成怒了，“但显然不是你们情报处和法国科之间的内部合作是吧，嗯？”

“杰斯佩尔爵士，我的报告现在正在您手里。”

“有点儿晚啊，先生，有点儿晚。”

劳埃德决定反击。他知道，如果他在是否该请示上级的问题上犯了错的话，那也该向他自己的主管领导汇报，而不是杰斯佩尔爵士。情报处的头儿深受下属的爱戴，因为他不允许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人训斥他的下属，所以法国科负责人这样的官僚不喜欢他。

“什么太晚了，杰斯佩尔爵士？”

杰斯佩尔爵士抬起头恶狠狠地看着他。他并不打算掉到陷阱里——承认自己不愿意向托马斯提供线索。

“你肯定认识到，这里涉及一位英国公民的姓名。他被怀疑却没有任何根据，更不用说什么证据了。你不认为，以请求的标准来说，用这样恶意的方式讨论一位绅士的姓名和名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程序吗？”

“我认为，向政治部警司透露一名男子的姓名只是为调查提供一种可能性，这并不能被称为恶意的讨论，杰斯佩尔爵士。”

外交官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嘴唇抿得更紧了。傲慢无礼的小子，不过很狡猾。必须小心提防。他压住火儿。

“我明白，劳埃德，我明白。显然你想向政治部提供帮助，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行为，当然如此。但是，要求你在行事之前先和上级商量一下是对你要求太高了吗？”

“您是在问，杰斯佩尔爵士，为什么没有通知您吗？”

杰斯佩尔爵士脸涨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个意思，先生。这正是我对你的要求。”

“杰斯佩尔爵士，我对您很敬重。但我想我必须请您注意我隶属情报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您不认可我昨天晚上的做法，您应该和我的上司谈，比直接找我本人更合适些。”

合适？合适？这个年轻人傲慢又自负，他是在告诉法国科负责人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吗？

“我会的，先生，”杰斯佩尔爵士怒气冲冲地说，“我会的。而且措辞将十分严厉。”

劳埃德没有请求允许，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那老家伙不会让他好过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能够解释的也只有布莱恩·托马斯的请求看来很紧急，时间可能很紧迫之类。如果他的上司也认为他应该走正常的程序，那他就得自认倒霉了。不过至少他那是被自己的上司责骂，而不是这个奎格利。哦，这个该死的托马斯。

不过，杰斯佩尔爵士这会儿正在为是否该去告状犹豫不决。从理论上讲，他是对的。有关凯斯洛普的信息，尽管已湮没在长期弃置的档案里，也还是应该经由上级主管批准才能对外透露的，但不需要他的批准。作为法国科的负责人，他只是情报处材料的使用者，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他可以去向那个主管情报处的爱唱反调的天才告状，也许能让他好好收拾劳埃德一顿，毁了那个小混蛋的前程。但他可能也会被对方反唇相讥——未经他的允许，私自召唤一名情报处军官，那他可就是自讨没趣了。而且，情报处的负责人似乎与某些最高当局的人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一起打牌，去约克郡打猎。还有一个月就要到主显节了，自己还希望届时能收到请柬呢。最好还是别管这事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一边望着近卫骑兵的行进队伍，一边想着。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刚过一点，他在俱乐部对和自己一起午餐的客人说，“我估计他们会继续这样的，而且还会与法国人合作。希望他们不要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很不错，他自己也很得意。不幸的是，他并不很了解和他一起午餐的这位客人——此人也和最高当局的某些人关系密切。

下午四点前，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返回唐宁街十号，杰斯佩尔爵士的这个不错的小玩笑便传到了首相的耳朵里；几乎与此同时，一份都市警务处长的个人报告也被送达首相眼前。

四点十分，托马斯警司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

整个早上和下午的大多数时间，托马斯一直在努力追踪一个除了名字他一无所知的人。和平常一样，调查一个已知肯定在国外的人，总是从护照处开始。

早上九点护照处一开门，托马斯就去了一趟，拿回了六个查尔斯·凯斯洛普申领护照的表格影印件。不幸的是，他们都有中间的名字，而且全都不一样。他还拿到了每个人的照片，不过他保证过，复印完毕就归还护照处资料室。

有一本护照是一九六一年一月提出的申请，在此之前，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从没有申请过护照的记录，尽管这个情况很重要，不过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用的是别的名字，那后来的传闻又怎么可能把被称做凯斯洛普的他和刺杀特鲁希略联系到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护照申请书先放下。

另外五个人中，其中一个看来太老了，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时候他都六十五岁了。剩下的四个有可能。他们是否符合勒贝尔描述的“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特征并不重要，托马斯就是想把所有可能都排除掉。如果所有六个人都可以排除嫌疑，不是豺狼，那更好。那他就可以据此无愧于心地答复勒贝尔了。

每份申请都有一个地址，两个在伦敦，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找查尔斯·凯斯洛普先生并问他一九六一年是否到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不够的。即使他到过那儿，他现在也可以否认。

四个列在最上面的嫌疑人在职业一栏里，没有一个写的是“商人”。这也无法得出结论。劳埃德的报告说，那时候酒吧里传闻说他可能是商人，但那也有可能是错的。

早上的时候，接到托马斯电话要求的几个郡和自治市镇的相关人员都开始追踪那两个在外省的凯斯洛普。一个仍然在上班，计划周末带家人去度假。中午吃饭时间他被警察护送回家，护照被仔细检查了一下。上面没有一九六〇年或者一九六一年进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章。护照只用过两次，都是去的西班牙，一次是去马略卡，另一次是去科斯达布拉瓦。而且，在他工作的地方调查发现，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从未离开过他供职的汤品工厂会计部。他在那个工厂工作已经十年了。

另一个凯斯洛普被查到正在伦敦郊外布莱克普尔的一家酒店。他身上没带护照。他被劝说同意授权他居住城镇的当地警察从他隔壁邻居处借得他住所的钥匙，并到他写字台最上边的抽屉里查看他的护照。这本护照上也没有多米尼加警察的签证章。调查这个人的工作地发现，他是个打字机维修技师，一九六一年里，除了夏季休假，他一直都没离开过他工作的地方。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证实了这一点。

伦敦的两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一个是蔬菜店老板。两个轻声细气的便衣警察跟他谈话时，他正在店里卖菜。他就住在店铺的上面，所以没用几分钟，他便把护照找了出来。和其他人一样，没有迹象表明这本护照的持有者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这个蔬菜店老板告诉两个警长，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岛国在哪里。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核实起来颇为费力。警员按表格上四年前申请护照的地址前去查看。那是海格特的一个公寓区，该处产业的经营代理商查了他们的记录发现，此人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就搬走了，没有留下新地址。

不过至少托马斯知道了他的中间的名字。虽然查询电话号码簿一无所获，不过运用政治部的特权，托马斯从邮政总局办公室获悉，有一个C. H.凯斯洛普未在电话号码簿上登记过的伦敦西区号码。这个凯斯洛普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和没找到的那个查尔斯·哈罗德一致。托马斯查询了该市选民登记处，找到了他的电话。

是的，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确实有一个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先生租住过之前那个地址的公寓，他的确是该市的居民，名字也登记在该市的选民登记簿上。

然后，警察造访了那套公寓。门锁着，按了很多遍门铃都没人应答。附近的邻居也不知道凯斯洛普在哪儿。警车回到苏格兰场后，托马斯警司开始尝试一个新方法。他让国税务局去查一个叫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退税记录上的个人地址。尤其要注意的是：谁雇了他？过去三年是谁雇了他？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托马斯拿起电话，表明了身份，他听了几秒钟，眉毛一下扬了起来。

“我？”他问道，“什么，个人召见？是的，当然。我立刻就来。只给我五分钟？好的，再见。”

他离开大楼，穿过议会广场，一路擤着鼻子让鼻子通畅一些。虽然夏日炎炎，但他的伤风似乎更严重了。

他从议会广场一直走到白厅，然后在唐宁街第一次左拐。和往常一样，这里很阴暗，太阳从来都照不到这个住着英国首相的不显眼的小巷。唐宁街十号门前有一小群人被两名神情冷漠的警察挡在马路的一边，他们也许正在看川流不息的信使带着要传递的淡黄色信封到达大门，也许是希望从哪个窗户里看一眼那个大人物的身影。

托马斯离开马路，向右穿过一小片铺着草坪的天井，来到了唐宁街十号的后门。他按下门旁的门铃。门立刻开了，一名身材魁梧，身着制服的警官出现了，并且立刻认出了他，向他敬礼。

“下午好，长官。哈罗比先生让我领您直接去他的房间。”

詹姆斯·哈罗比，就是几分钟前打电话给托马斯的那个人，他是首相人身安全的负责人，现年四十一岁，不过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他只受过中等教育，但在调到唐宁街之前有着辉煌的纪录。他和托马斯一样，都是警司。托马斯进屋时，他站起身。

“进来，布莱恩。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冲那个警官点点头，“谢谢你，查尔默斯。”警官退了出去，关上房门。

“什么事？”托马斯问道。哈罗比惊讶地看着他。

“我还指望你告诉我呢。他十五分钟前给我打电话，说了你的名字，要立刻见你本人。你想起什么事了吗？”

托马斯只能想到他正在处理的那件事，而使他惊奇的，却是在那么短时间里首相就知道了。况且只有当首相不能信任自己的安保人员时，他才会直接找其他人。“我不知道。”他说道。

哈罗比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要了首相的个人办公室。线路接通了，一个声音问道：“什么事？”

“我是哈罗比，首相。托马斯警司来了……是的，先生。现在就去。”他挂上电话。

“直接进去。快点儿。肯定是出什么事了。有两个部长都还在等着呢。跟我来。”

哈罗比领着他出了办公室，顺着走廊走向远处一扇包着绿色厚呢的门。一名男秘书走了出来，看到他们便向后退了一步，把门拉开。哈罗比把托马斯让进去，通报道：“托马斯警司，首相先生。”然后他退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托马斯觉得这间办公室很安静，高高的天花板，装饰考究，到处是书和报纸，有股烟草和木头板壁的味道。这更像是一个大学导师的房间而不是首相的办公室。

窗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

“下午好，警司。请坐。”

“下午好，先生。”他找了一把对着办公桌的直背椅，坐在边缘上。以前他从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看首相，而且也没有单独见过。他觉得那双眼睛很忧郁，几乎筋疲力尽，眼睑也垂着，就像跑了很远很远的猎犬，目光中没有一丝快乐。

首相走向办公桌，坐在桌子后面。房间里很安静。托马斯听到一些白厅的人传出的风言风语，不过可能不全是因为首相的健康，还因为首相刚刚竭尽全力处理完一桩政府高层官员的桃色丑闻。即使如此，他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那么劳累，脸色那么暗淡，仍让他感到很震惊。

“托马斯警司，我得知你目前正在进行一项调查，该调查是应昨天早上巴黎方面司法警察署的一名高级警探电话提出的请求而展开的。”

“是的，首相先生。”

“该请求源自法国安全部门担心有人可能要行刺。很可能是一名被‘秘密军组织’雇佣的职业刺客，要在将来某个时刻在法国执行一项任务？”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对我们说，首相。他们的请求只是要我们就任何我们可能知道的职业刺客的身份向他们提供意见。至于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意见，他们没有给予解释。”

“尽管如此，你能从这样的一个请求里推论出什么吗，警司？”

托马斯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和您一样，首相。”

“确实如此。法国当局要找这样一个人……一类人的原因，用不着什么天才，谁都能推论出来。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已经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你推测，他的最终目标会是什么？”

“喔，首相，我猜他们担心有刺客要刺杀他们的总统。”

“很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

“是的，不是第一次，先生。已经有过六次了。”

首相盯着面前的文件，仿佛在他任期将尽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些文件可以为他就这个世界正要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些线索一样。

“警司，你知道吗，如果你的调查稍稍马虎一点，这个国家里的一些人，一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会很高兴？”

“不，我不清楚。先生。”首相究竟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呢？

“你是否可以就目前所做的调查，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托马斯从头说起，简单明了地告诉首相从政治部刑事档案开始的追踪，和劳埃德的谈话，提到的一个叫凯斯洛普的人，以及目前为止对这个人的调查情况。

当他讲完，首相站起来走到窗边。从那里可以看到洒满阳光，铺着草坪的庭院。他望着庭院，看了很长时间，肩膀垂了下来。托马斯心想：他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他现在想着的，是阿尔及尔城外的那片海滩。他曾在那里和那个高傲的法国人一起漫步聊天。现在这个人正在三百英里之外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管理着他自己的国家。那时候他们都比现在年轻二十岁，很多事都还没有发生。

也许他现在正想着的，还是那个法国人。他正坐在爱丽舍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八个月前，他用铿锵有力的言辞，摧毁了英国首相使其政治事业达到巅峰的希望。首相本想在自己退休之前能够实现一个伟大的梦想——让英国加入欧共体。

或许他可能只是在想过去的那几个月痛苦的日子——那桩政客的桃色丑闻几乎让英国政府倒台。他已是一个老人了，在他的世界里，他始终奉行着自己的标准；他相信那些标准，遵从那些标准。但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到处是新的人，新的概念，而他，则属于过去。他知道现在有新标准吗？也许他隐约意识到了，但不喜欢。

可能他是知道的，他向下看着，洒满阳光的草地在面前铺展开来。手术拖不了多久了，他也即将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了。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要交给年轻的一代了。大部分的世界都已经交给他们了。但会交给皮条客和妓女，或是间谍和刺客吗？

托马斯从后面望着，面前这位老人的肩膀又逐渐坚挺起来。他转过身。

“托马斯警司，我希望你知道，戴高乐将军是我的朋友。如果确实有来自远方的危险威胁到他，而且这种危险源自这个岛国的某位公民，那么这个人必须被制止。从现在起，你要全力以赴进行调查。从这一刻起，我会亲自授权你的上级，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向你提供一切帮助。经费和权限都没有限制。你有权征调任何你希望来帮助你的人，有权获得这个国家任何部门的官方档案以帮助你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我亲自下令，在这件事上，你将与法国当局毫无保留地合作。不管法国方面要寻找并予以逮捕的人是谁，不管他是不是英国公民，也无论他是否在我们的领土内行动，你必须找到他之后才能终止调查。那时你再回来，亲自向我报告。

“如果这个凯斯洛普，或者任何其他持有英国护照的人，有理由被认为可能是法国方面要找的人，你就拘捕他。不管他是谁，必须制止他。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再清楚不过了。托马斯确信，一定有什么消息传到首相耳朵里了，所以他才会发出刚才下达的那些指示。托马斯怀疑这与希望自己的调查没有进展的悄悄话有关。但他不能肯定。

“是，先生。”他说道。

首相低下头，示意谈话结束了。托马斯站起来走向房门。

“呃……首相。”

“嗯？”

“还有一点，先生。我不是很确定，对于两年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个凯斯洛普的传闻，您是否希望我把相关的调查情况告诉法国方面？”

“你现在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个人过去的行为经判断与法国方面希望甄别的人的特征相吻合？”

“没有，首相。除了两年前的传闻，我们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查尔斯·凯斯洛普。我们目前都不知道，我们花了一下午的工夫，试图追踪的这个凯斯洛普是不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加勒比的那个。如果不是，那么我们还得从头开始。”

首相想了一会儿。

“我不希望你用两年半前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向你的法国同行建议，浪费他们的时间。注意‘未经证实’这个词，警司。请你继续全力调查此事。一旦你觉得对这个或别的查尔斯·凯斯洛普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使关于他与特鲁希略将军被杀事件有染的传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你就要立刻通知法国方面，同时追踪这个人，无论他在哪里。”

“是，首相。”

“请你叫哈罗比先生来我这儿。我现在就签发给你的授权。”

托马斯回到办公室，下午剩下的时间，所有的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组建了一支以他为首的六人任务小组。这六个人都是政治部最好的警探。一个被从休假中召回；另外两个正在监视一名疑犯，该疑犯在皇家军械工厂工作，被怀疑将把从工厂获得的秘密情报提供给一名东欧国家的武官；还有两个是前天帮托马斯在政治部档案中查找无名杀手的；最后一个正在轮休，当电话通知他立即向政治部总部报到时，他正在他的花房里侍弄花草。

托马斯尽可能向他们介绍了全部情况，严令他们保守秘密，又接了一连串的电话。晚上刚过六点，国税局就找到了查尔斯·哈罗德·凯斯洛普的税务回执。一名警探被派去将全部材料取回。剩下的人，除了一个被派去凯斯洛普的住址，通过所有邻居和当地商人了解他去哪里了之外，其他人都忙着打电话。凯斯洛普四年前申请护照表格上的照片在照相室被翻拍影印出来，每个探员口袋里都有了一张。

税务回执显示，目标人物过去一年失业，之前在国外待过一年。但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一财务年度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受雇于一家公司。托马斯看到这家公司的名字想起来，那是英国最大的一家小型武器生产出口商。一个小时之内，他拿到了这家公司总经理的电话，并在他位于萨里郡股票经纪人聚居区乡下家里的房子找到了他。托马斯在电话里和他约好立刻见面。暮色才刚刚降临泰晤士河，他的警用捷豹就呼啸着冲过泰晤士河，沿着河岸奔向维吉尼亚水村。

帕特里克·蒙森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经营致命武器的军火商。托马斯想，当然，他们从来都不像。托马斯从蒙森处得知，军火公司雇佣凯斯洛普将近一年。比较重要的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期间，他们派他去了多米尼加，想把英国陆军委托给他们销售的一批剩余的轻型机枪卖给特鲁希略的警察头头。

托马斯看着蒙森，很是厌恶。

托马斯并不介意他们后来用那批枪做了什么。哼，那些家伙，他想，但没表现出他的反感。凯斯洛普为什么那么仓促地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呢？

蒙森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意外。喔，当然是因为特鲁希略被杀了。几小时之内，整个政府就倒台了。你指望新政府怎么对待一个来到这个岛国向旧政权卖枪支弹药的人？他肯定得赶紧逃。

托马斯反复考虑着。这当然说得通。蒙森说，凯斯洛普后来说，将军被城外潜伏的人打死的消息传到的时候，他正坐在那个独裁者的警察首脑的办公室里，和他谈买卖呢。那个警察头头顿时脸就白了，立刻乘飞机逃往自己的私人宅邸，飞机和驾驶员都是常年待命的。几小时内，暴民就冲上大街小巷，搜索一切与旧政权有牵连的人。凯斯洛普只得贿赂了一个渔民帮他逃离那个小岛。

托马斯最后问道，那凯斯洛普为什么离开公司呢？回答是：他是被解雇的。为什么？蒙森仔细想了一会儿。最后他说：

“警司，二手武器生意竞争十分激烈，可以说是个要命的买卖。知道另外的人在卖什么，要价多少，对于想要和同样的买家做同样交易的竞争者来说非常关键。我们就这样说吧，我们对于凯斯洛普对公司的忠诚度不是完全满意。”

回城的时候，托马斯在车里仔细想着蒙森告诉他的话。凯斯洛普对于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迅速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解释是合乎逻辑的。这非但不能证明，事实上还否定了情报处派驻加勒比人员后来报告的该姓名与刺杀有关的传闻。

另一方面，根据蒙森所说，凯斯洛普可能会两面三刀。那他是否可能在抵达多米尼加时既是小型军火公司的销售代表，同时也受雇于革命者呢？

蒙森说的有一件事让托马斯有些费解。他提到，凯斯洛普刚进公司时不太了解步枪。一个狙击手难道不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过也许他是在军火公司工作期间学会的。但如果他在步枪射击上是个新手，那么反特鲁希略的游击队为什么会雇他打停将军的座车呢？那可是一条高速路，而且只能开一枪。或者他们根本就没雇他？另外，凯斯洛普自己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托马斯耸耸肩。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也否定不了。他痛苦地想着——还得从头开始。

回到办公室，新的消息改变了他的想法。调查凯斯洛普住址的那个督察来报告了。他找到一个整天在家不上班的邻居。那个就住在他家隔壁的女人说，凯斯洛普先生几天前走了，似乎提起要去苏格兰旅游。他把车停在外面的街上。这个女人在车后部看到一套像钓鱼竿一类的东西。

钓鱼竿？虽然办公室里很热，但托马斯警司立刻觉得后背一阵发凉。那个探员刚说完，另外一个探员走进来。

“警司？”

“嗯？”

“我刚才想到一件事。”

“说吧。”

“您会说法语吗？”

“不会，你会吗？”

“是的，我母亲是法国人。这个法国司法警察署要找的杀手，他的代号是豺狼，对吗？”

“那怎么了？”

“哦，豺狼的法语单词是Chacal，C-H-A-C-A-L。您明白了吗？”

“这也许只是个巧合。他可能把脑袋都想大了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如果是法语的话，那就是他的教名的前三个字母，加上前三个他自己……”

“上帝啊！”托马斯喊起来，重重地打了个喷嚏。伸手拿起电话。

由于部长从外事接待活动上返回时在路上堵车，内政部的第三次例会在十点过了一会儿才开。部长刚就座，就示意会议开始。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第一个报告。报告很短，只讲了几个要点：情报机构驻马德里办事处的特工已经找到了前纳粹杀手卡塞尔的住所。他退休了，生活安逸，住在马德里一套顶层公寓里。他和另一个前党卫军军官合伙在城里做生意做得很红火。目前可以断定他与“秘密军组织”没有关系。巴黎方面要求进一步核查时，马德里办事处已经有了此人的档案，他们的观点是，此人从未与“秘密军组织”有过牵连。

考虑到他的年纪，以及经常发作的腿部风湿病，又酗酒得厉害，所以，用通常的观点来看，卡塞尔不可能是豺狼。

将军说完，目光转向勒贝尔队长。他作报告时声音低沉。白天的时候，司法警察署收到了另外三个国家二十四小时前的报告，就可能的疑犯提出了建议。

美国的消息称，军火商查克·阿诺德现在哥伦比亚，正忙着为他的美国老板做一笔生意——把一批由美国陆军委托销售的剩余的AR-10型步枪卖给哥伦比亚陆军参谋长。他在波哥大期间，一直处于中情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尽管美国官方并不同意这笔买卖，但各种迹象表明他希望能心无旁骛地做成这笔生意。

这个人的档案已经连同韦特列诺的一起被电传给了巴黎。尽管这个前科萨·诺斯特拉枪手的住处还没找到，但材料显示，他身高五英尺四英寸，身材十分矮胖，头发乌黑发亮，面色黝黑。鉴于他的外貌和维也纳酒店服务员描述的模样大相径庭，勒贝尔觉得他也可以被排除了。

南非当局了解到，皮埃特·史库博现在是一个英联邦西非国家一家钻石开采公司私人武装的头目。他的职责是在这家公司广大的矿区边界上巡逻，防止钻石非法开采者穿过边界。至于他是如何遏制非法开采之类的问题就不便再问了，他的老板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并证实他现在就在西非。

比利时警方查找了他们以前的雇佣杀手资料，找出了一份他们驻加勒比大使馆人员的报告。报告说，三个月前，那位前加丹加雇员已在危地马拉一次酒吧的斗殴中被杀。

勒贝尔读完了报告后抬起头，看到十四双眼睛正盯着他，其中大多数都神情阴郁，不怀好意。

“就这样，没别的了？”

罗兰上校的问题正是在座所有人想问的。

“没了，没别的了，我想。”勒贝尔说，“看来没有哪个建议能站得住脚。”

“站得住脚，”圣克莱尔尖酸地重复了一句，“这就是要我们大家来陪你一起做的‘纯粹的侦探工作’？看来没什么站得住脚？”他对布维埃和勒贝尔怒目而视。他很快意识到，整个屋子里的情绪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先生们，看起来，”部长平静地用复数称谓把两位警长包括进来，“我们回到了起点。也就是说，从头开始，对吧？”

“是的，恐怕是这样的。”勒贝尔答道。

布维埃竭力为他辩护着：

“事实上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方向，而我的同事正在搜索这个世界上最难找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宣扬他们的职业或者行踪。”

“这我们知道，亲爱的队长，”部长冷冷地反驳道，“问题是——”

他的话被敲门声打断。部长皱了皱眉，他指示过，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不许打扰他们。

“进来。”

部长的一个警卫出现在门口，怯生生的，一脸尴尬，踌躇不前。

“请原谅，部长先生。有电话找勒贝尔探长。伦敦来的。”这个人意识到屋内的气氛很不友好，试着为自己辩解，“对方说有急事。”

勒贝尔站了起来。

“先生们，请原谅。”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屋子里的气氛和他离开时一样冰冷，显然他不在的时候，关于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众人一直吵得不可开交。他进来时，正好打断了圣克莱尔上校一通严厉的斥责。勒贝尔坐了下来，上校停口不语了。小个子警长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背面写了一些东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有了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他以这一句开始了他的发言。

三十分钟之后，会议几乎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当勒贝尔讲完伦敦来的消息的内容后，围坐在桌旁的人一起舒了口气，就像火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站台那样。每个人都明白，至少他们有事可以做了。这半个小时里，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不泄露一个字，他们就能在法国境内展开搜索，找到这个叫查尔斯·凯斯洛普的人，如果必要的话，干掉他。

他们知道，已知的有关凯斯洛普最全面的详细资料明天早上才能从伦敦电传过来。但同时，情报局可以检索他们如山的档案，找一张这个人填写的入境卡片，以及他在法国任何地方入住酒店时填写的入住登记。巴黎本地警察可以检索他们的记录，看这个人是否正藏身于巴黎辖区的任何酒店。

边境检查处可以将他的名字和外貌特征发送到法国境内各个边防检查站、各口岸、港口、机场，并指示他们，该男子一旦踏上法国领土，必须立即予以逮捕。

如果他还没到达法国，没关系。在他到之前会保持绝对的沉默，一旦他来到，就可以抓住他了。

“这个讨厌的家伙，他们叫他凯斯洛普，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和他的情人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告诉了她。

雅克利娜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诱出上校迟迟不到的**。之后他沉沉睡去，壁炉台上的钟敲了十二响，八月十四日了。

给巴黎打过电话后，托马斯警司放下电话，坐回办公室的扶手椅里。他审视着他的六个督察，他们是被他从各种任务中抽调出来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外面宁静的夏夜里，大本钟敲响了子夜的钟声。

他的简介用了半个小时。一个人被分配去调查凯斯洛普的少年时代，如果他有父母的话，他们现在住哪儿；他在哪儿上的学；如果上过军校的话，射击成绩如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显著的标记等等。

第二个人被派去调查他的青年时代，从离开学校开始，包括服兵役期间的记录和射击表现，退役后的就业情况，一直到离开那个怀疑他有欺诈行为的军火商。

第三和第四名警探被安排跟踪他的行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离开他已知的最后的雇主开始。他去过哪儿，见过谁，他靠什么生活，收入来源等等。由于没有警方记录，因此估计也没有他的指纹存档，托马斯需要这个人到目前为止的每一张已知和最新的照片。

最后两名督察的任务是去确定凯斯洛普现在的下落。要搜遍他的整个公寓，找寻指纹，查出他在哪儿买的车，向伦敦市政厅核查驾驶证颁发记录。如果没有，就从外省的驾照部门开始查。追踪他的汽车，牌子、车龄、颜色、登记号码。追踪他在当地的汽车泊放，看他是否计划长途驾车旅行。检查海峡渡口，到所有航空公司去检索他预订过的航班，无论目的地是哪里。

六个人都将这些指示详细地作了笔记。指示完毕，他们站起身来，相继走出办公室。最后两个人在走廊里互瞟了一眼。

“彻底清查，重新建档，”其中一个说道，“这活儿可真不好办。”

“滑稽的是，”另外一个说，“这老家伙不告诉我们他之前都干过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采取这样的行动，一定是得到了最高指示。也许这个混蛋正盘算着刺杀暹罗国王呢。”

叫醒地方行政长官签发一张搜查令花不了多少时间。凌晨时分，筋疲力尽的托马斯在办公室的扶手椅里打着盹儿；而更加疲惫不堪的克劳德·勒贝尔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呷着浓浓的黑咖啡；两个政治部的探员在凯斯洛普的公寓里，仔细地搜查着。

两个人都是专家。他们从抽屉开始，把每个抽屉里的东西全都有条不紊地放到床单上，然后用心分拣。所有的抽屉都清点完毕之后，他们就开始检查那个已经没有抽屉的书桌，看有没有暗格。检查完木头家具之后是那些包着垫子的沙发。做完这些之后，这个公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感恩节时的火鸡饲养场。然后，一个人搜索客厅，另一个负责卧室。这之后是厨房和浴室。

家具、垫子、枕头、衣柜里的衣服和套装，这些都检查完之后，他们又从地板开始，天花板、墙壁。早上六点的时候，整个公寓被彻底查了个遍。街坊四邻大多聚集在门口，互相看了看，然后再看看凯斯洛普四门紧闭的公寓，低声嘀咕着。两名探员从公寓里走出来时，大家就都不吭声了。

一个警员拎了一只提箱，里面塞满凯斯洛普的个人证件、信件和私人物品。他走到街上，跃进等在那里的警车，驾车返回向托马斯警司作汇报。另一个警员则开始了漫长的访谈。他知道，一两个小时之内，这些邻居大多就要去上班了，所以他先从他们开始。当地的商户则可以晚些时候再说。

探员收集来的东西这会儿全摊在托马斯办公室里，摊得到处都是。托马斯花了几分钟时间翻看了一下。那个探员从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拣出一个蓝色小本。他走到窗前，借着清晨的阳光开始翻看。

“警司，来看看这个。”他的手指戳着他面前那本护照其中的一页。“看……‘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机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入境。’他去过那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托马斯从他手上接过护照，看了一会儿，然后凝视着窗外。

“嗯，是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小伙子。但你想没想过，他的护照现在在我们手里？”

“噢，这个混蛋……”探员想到这一点，恨恨地叹了口气。

“正如你所说的，”托马斯说，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很少骂人，“如果他没有用这本护照旅行，那他用了谁的护照呢？给我要个电话，接巴黎。”

与此同时，豺狼已经在路上开了五十分钟了，米兰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把阿尔法车的车篷放下。从米兰到热那亚的七号高速路已经沐浴在早上的阳光里了。沿着宽阔笔直的公路，他把车开到了时速八十多英里，车速表上的指针一直在红色区域的前面一点儿晃动着。风很凉爽，浅色的头发在前额那儿迎风劲舞，双眼却被墨镜保护得很好。

地图显示，距毗邻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还有二百一十公里，大概一百三十英里。他原来估计要开两小时，现在看来可以早到了。七点刚过，从热那亚开往码头的货车弄得道路有点堵，不过，不到七点一刻，他就已经开上了通往边境小城圣雷莫的A10公路。

七点五十分，他到达仍然昏睡着的法国边防哨卡时，天已经热了起来，路上的交通也已经很拥挤了。

他在队列里等了三十分钟，然后被召唤上前，把车开上斜坡停好，等待海关检查。警官接过他的护照，仔细地看着，简短地说了声“请稍等，先生”，就消失在海关小屋里了。

几分钟后，他和一个穿便服的人一起走出来，那个人手里拿着他的护照。

“您好，先生。”

“您好。”

“这是您的护照？”

“是的。”

穿便衣的人又把护照仔细看了一下。

“您到法国来的目的是什么？”

“旅游。我还从没到过科特达祖尔呢。”

“我明白了。这车是您的？”

“不，是我租的。我在意大利有生意。碰巧在回米兰之前有一个礼拜空闲。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车，做一次小小的旅游。”

“我明白了。您有这辆车的相关证件吗？”

豺狼递上他的国际驾驶证、租车合同，以及两份保险单。穿便衣的人一一做了检查。

“您有行李吗，先生？”

“有。后备箱里，三件，还有一个手提箱。”

“请把它们拿到海关大厅来。”

他走开了。警察帮着豺狼把三个箱子和那个手提箱拿了出来，帮他一起拎到了海关。

离开米兰之前，他就把那个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旧大衣、破裤子和鞋卷成一包，塞到后备箱里了；他的证件则缝在第三个箱子的里衬里。另外两个箱子里的衣物分装进了三个箱子。那些徽章放在他身上的口袋里。

两个海关官员仔细检查了他的每只箱子。他们检查的时候，豺狼则在填游客进入法国时需填写的标准表格。箱子里没什么东西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他们拿起装着染发剂的罐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以为发现了什么。豺狼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把须后水的瓶子倒空，把染发剂倒在了须后水的瓶子里。那个时候，须后水在法国还不流行，在市面上很少见，主要在美国销售。他看见两个海关检查员交换了一个眼神，但他们还是把瓶子又放回了手提箱里。

豺狼用眼角余光能看到窗外另一个人正在检查他那辆阿尔法车的后备箱和引擎罩。幸好他没有检查汽车底下。他把后备箱里卷着的大衣和裤子展开，厌恶地看了看。不过他大概以为，这件大衣是冬天的晚上用来盖引擎罩的，旧衣服则是为了防备万一路上要修车时穿的。他把那些衣物放回去，关上后备箱。

豺狼填好了表格，屋里的两个海关检查员合上了箱子，向穿便衣的人点点头。然后那人拿着入境卡，仔细看了下，又和护照比对了一下，然后把护照递还给豺狼。

“谢谢，先生。祝您一路顺风。”

十分钟后，这辆阿尔法就轰隆隆地驶入了芒通的东郊。豺狼在一家咖啡馆里，一边俯瞰着老港口和停泊游艇的内港，一边轻松地吃了顿早餐，然后顺着悬崖边的公路驶往摩纳哥、尼斯和戛纳。

伦敦。托马斯警司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搅拌着一杯浓浓的黑咖啡，一边摸着满是胡茬的下巴。他对面，那两个被分配去调查凯斯洛普下落的探员正在等待着他的吩咐。他们三人在等另外六个人的到来。这六个人都是政治部的警员。之前的一个小时，托马斯打了一连串电话，把这六个人从他们日常的工作中暂调出来。九点刚过，当他们向各自办公室报到时，得知自己已被编进托马斯的工作小组，于是陆续来到托马斯的办公室。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托马斯开始向他们简要介绍情况。

“好了，我们在找一个人。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找他，你们知道与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抓到他，尽快抓到他。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此时正在国外。我们很肯定他正在用伪造的护照旅行。”

“这些，”他给他们分发了一套照片，那是凯斯洛普护照申请表格上的半身照放大之后的照片，“是他的相貌。他可能会化装，所以不是必须符合这些照片上的模样。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护照处，弄一张最近申请护照的全部人的名单。时间从五十天前开始。如果没查到就再向前查五十天。这可是个苦差事。”

他接着大致讲了一下最通常的造假护照的方法——恰巧就是豺狼用的方法。

“重要的是，”他最后说，“不要只看出生证明，要和死亡证明配在一起核对。从护照处拿到名单后，就把所有的活儿都拿到萨默塞特宫去做，你们自己把名单分一下，然后和死亡证明核对。如果你们发现有哪份申请是由一个死了的人递交的，这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现在出发。”

八个人鱼贯而出，托马斯则给护照处打电话，然后是萨默塞特宫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处，以保证他的小组能够得到最充分的配合。

两个小时之后，他借了一把电动剃须刀，把插销插在台灯的插座里，正在刮胡子，那两个警探之中担任组长的那个高级督察打电话回来了。他说，最近一百天里，有八千零四十一份新护照的申请。他解释说，现在是夏天，正逢假日。节假日期间的出游总是比平时更多些。

托马斯挂上了电话，用手帕擤了擤鼻子。

“该死的夏天。”他说道。

这天早上，刚过十一点，豺狼便驾车驶入了戛纳市中心。和往常一样，他想做什么事之前总要找最好的酒店，他开着车逛了几分钟后，把车子拐进了凌霄酒店的前庭。他拿出梳子梳了梳头，迈步来到饭店大堂。

这会儿正值正午时分，客人大多都出去了，大堂里不是很忙。他那身考究的浅色套装和自信的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英国绅士。当他询问行李员哪里有电话间的时候，也没招来怀疑。盥洗室入口和电话交换台之间隔着一个柜台。豺狼走过去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女人抬起头看着他。

“请给我接巴黎，莫里托五九〇一。”他说道。

几分钟之后，她做了个手势，让他去交换台旁边的电话间，看着他把隔音门关上。

“喂，我是豺狼。”

“喂，我是瓦尔米。感谢上帝你来电话了。我们已经找了你两天了。”

任何人这会儿从电话间门上的玻璃格子里看进去，都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英国人紧绷着脸，对着话筒眉头紧锁。十分钟的谈话，他大部分时间都没说话，一直在听，只有偶尔问起一个简短的问题时，嘴唇才会动几下。不过没人在看他，交换台的接线员正忙着看一本爱情小说呢。她再抬起头来时，这位客人正站在她面前，黑色的墨镜向下看着。她从交换台上的计时器读出电话的费用，收了他的钱。

豺狼在露台上要了一壶咖啡。从这里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皮肤呈棕色的泳者在海里嬉戏、尖叫。他深吸了一口烟，陷入沉思。

科瓦尔斯基招供他能想明白；他记得维也纳酒店里的那个波兰大个子。他弄不明白的是，这个保镖站在门外，是怎么知道他的代号的，或者，怎么知道他被雇来是做什么的。也许是法国警察自己琢磨出来的吧。也许是科瓦尔斯基猜到他是做什么的，因为他也是个杀手，不过又笨又蠢。

豺狼估计了一下形势。瓦尔米已经建议他放弃计划回家了。不过他承认，并没得到罗丹的直接授权取消这次行动。已经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豺狼对于“秘密军组织”保密工作疏漏的疑虑。不过他知道，有些情况他们无法泄露，这些事法国警察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旅行用的是化名，而且有这个名字的合法护照。他还有三套假证件，包括两本外国护照以及与之相配的易容用具。

瓦尔米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国警察——勒贝尔探长，他靠什么查下去呢？一个粗略的外貌特征——高个子，亚麻色头发，外国人。八月的法国，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抓起来。

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法国警察要追捕的是一个拿着查尔斯·凯斯洛普护照的人。让他们抓去吧，祝他们好运。他是亚历山大·杜根，有证件的。

从现在起，随着科瓦尔斯基的死去，没人知道他是谁，在哪里，甚至连罗丹和他的同伴都不知道。他终于彻底孤身一人，独来独往了，而这正是他一直希望的方式。

当然，危险增加了。这点毫无疑问。暗杀的意图泄露了，他要攻打的便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问题是，他的刺杀计划是否能够击败安全屏障？他权衡了一下，自信可以做到。

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予以解答。回去还是继续？回去的话，就要和罗丹那伙恶棍就如今在他苏黎世银行账户上那二十五万美元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他拒绝归还大部分的款项，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追踪他，折磨他，让他签字，从账户上支取那笔钱，然后杀掉他。想要逃出他们的手心就要花钱，很多钱，很可能是他所有的钱。

继续，意味着在任务完成之前，危险会越来越多。随着日期的临近，在最后那一刻会骑虎难下。

账单来了，他扫了一眼，心不禁沉了一下。上帝，看看这些人要的价钱！过这样生活的人得很富有，要有美元，美元，更多的美元。他向外望去，宝石般闪烁的大海；年轻姑娘走过沙滩时轻盈的身姿和黝黑的肤色；顺着小十字花坛缓缓爬行，发出咝咝声的卡迪拉克，不断轰鸣着的捷豹——车里司机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一边开车一边瞄着路边；另外一些人则在人行道上向他们挥手，期望着可能搭上车。这就是他渴求已久的生活。自从他把鼻子压在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眼睁睁地看着介绍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的大张宣传画时起，他就这样想了。那是一个远离通勤火车，快餐盒饭的三联单，文件夹和温吞茶水的世界，是一种远离劳苦的生活。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差不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里一点儿，那里一下。他习惯了精致的衣服、昂贵的饮食、漂亮的公寓、跑车以及优雅的女人。回去，就意味着放弃所有这一切。

豺狼付了账单，还给了一笔不菲的小费。他爬进阿尔法，离开凌霄酒店，径直向法国的心脏驶去。

勒贝尔警长坐在办公桌旁，觉得就像这辈子都没睡过一样，可能也永远不会再睡觉了。卢西恩·卡伦整夜未眠，忙着查阅那个不知道会在法国哪里出现的查尔斯·凯斯洛普的档案。这会儿他在角落里的行军床上，呼噜打得山响。黎明的时候，勒贝尔接手继续干。

现在在他前面是一堆摞得越来越高的卷宗，那是各个负责监视在法国的外国人出现和下落的部门的报告。每个都是相同的内容。从今年以来，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合法地通过任何边境哨所。这是可以查到的最早的时间了。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入住过任何法国酒店，或者是巴黎和外省的酒店，至少不是用这个名字登记入住的。他不在任何不受欢迎的名单里，也没有在任何方面引起过法国警方的注意。

每份报告送进来，勒贝尔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来者，要继续查找更早的记录。从那里，也许能够发现他是否有习惯的住处——朋友的房子或是一家最喜欢的酒店。他甚至很可能现在就用化名住在那里。

托马斯警司早上的电话又给了他一次打击。“从头开始”这个词又被用了一次，不过幸运的是，这次只是在卡伦和他自己之间用的。晚上例会的成员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凯斯洛普的线索被证明很可能要放弃了。而这是他今天晚上必须告诉他们的。如果他不能找到凯斯洛普的另外一个名字，他可以想象，圣克莱尔会再次嘲讽他，而其他人则会默不作声。

只有两件事能让他聊以**。一件是至少他们现在知道了凯斯洛普的体貌特征，还有了一张他的半身照（整个脸正对相机，从头至肩）。虽然他使用假护照的话，很可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外貌特征，不过这毕竟聊胜于无。另外一件是，委员会没人能想出比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全面检查——更好的办法。

卡伦曾提出，也许英国警方在凯斯洛普出门办事的时候惊动了他，而他又没有其他护照，所以便藏了起来，取消了整个计划。

勒贝尔叹了口气。

“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走运了，”他告诉他的助手，“不过可别指望这个。英国政治部报告说，豺狼浴室里所有的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都不见了。他还对一个邻居说过，他要出去玩一圈，钓钓鱼。如果凯斯洛普把护照留下，那就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不要指望这个人会犯太多的错，我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豺狼的脾气有些了解了。”

这个两国警方全力搜捕的人，这会儿已经决定不走从戛纳到马赛的干道公路了——那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实在令人痛苦。当RN7号公路从马赛向北转向巴黎后，他也不打算走它的南段。他知道这两条路八月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微缩的“人间地狱”。

由于用了杜根这个假名字，而且又有证件，他感到很安全，所以决定沿着海岸线先慢慢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沿海部分，这里由于海拔很高，会更凉爽些。然后他要穿越连绵起伏的勃艮第山区。他并不着急，预先设定的刺杀日子还没到。他知道自己会比计划时间提前一点抵达巴黎。

到戛纳后他转向正北，顺着RN85号公路穿越了风景如画的香水之城格拉斯，然后继续朝卡斯特兰驶去。在那里，奔腾的凡尔登河被上游连绵几英里高耸的大坝驯服，从萨瓦顺流而下，在卡达拉西静静地汇入迪朗斯河。

他从这里接着驶向温泉小镇迪涅。普罗旺斯平原的炽热已被他远远抛在身后，山区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格外凉爽宜人。他停车的时候能够感到太阳依旧炙烤着小城，但车开动起来就觉得像是沐浴在习习的凉风中，还能闻到松林和农场里烧柴的味道。

驶过迪涅，他穿过了迪朗斯河，停在一家小巧雅致的旅店门口，进去吃午餐。从这里可以俯瞰迪朗斯河，再向上游一百英里的话，它就会像一条灰色黏腻的蛇，蜿蜒浅行于被阳光晒褪了色的鹅卵石之中，在卡威隆和欧根平原的河床里缓缓流淌。不过，在这里的山区，它看起来还是像条河的样子，仍是算得上一条河的——凉爽的河水，丰富的鱼类，沿河密布的植被，青草茵茵。

下午的时候，RN85号公路逐渐转向北方。穿过希斯特隆，在岔路口他继续沿着迪朗斯河的左岸溯流而上，顺着RN85号公路朝正北开去。暮色降临的时候，他来到小镇加普。他本可以向前去格勒诺布尔的，不过他想，既然不用那么着急，八月的时候，在小城镇也更容易找到空房间，所以决定还是在附近找个乡村旅馆。就在镇外，他找到一家名叫瑟夫的旅馆——三角形的墙壁在夕阳里显得格外明亮。这是以前萨瓦公爵出猎时歇息的地方，现在仍然保持着那时质朴舒适的氛围，菜色也很不错。

旅馆还有几间空房。他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洗淋浴，然后穿上他那套鸽子灰套装和丝质衬衣，打上领带。他满面笑容地向客房女服务员提出请求，后者红着脸答应把他的格子套装洗熨好，按他叮嘱的那样，明天早上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布满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吃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一位就餐的女士对服务员说有点凉了，让他把窗户关起来。她穿了一件无袖低胸的上衣，胸脯和肩膀都露在外面。

服务员问豺狼是否介意把他座位旁边的窗户关上，豺狼转过身，看了一眼服务员说的要求关上窗户的那位女士。她独自就餐，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皮肤白皙，曲线玲珑，露着深深的乳沟。豺狼冲服务员点点头，让他把窗户关上，同时向身后的这位女士微微颔首致意。她也向他淡淡一笑。

晚餐相当不错。他点了一份用木柴烤制的星斑河鳟，还要了一份用茴香和麝香烹制的炭烤嫩牛肉。酒是当地产的罗纳河谷坡地葡萄酒，颜色深沉，味道醇厚，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客人们大多都在喝这个，自然是有道理的。

豺狼喝完冰冻果汁，听到身后那位夫人低声吩咐服务员把她的咖啡送到休息室去。服务员躬身答应。他听到服务员称她为“男爵夫人”。几分钟后，豺狼也让服务员把自己的咖啡送到休息室去，自己则先过去了。

十点十五分，有电话从萨默塞特宫打来找托马斯警司。他正坐在办公室打开的窗前，俯视着街道。这会儿街上一片寂静，饭店都没了客人，司机也不到附近来了。米尔班克和史密斯广场之间的写字楼都熄了灯，巨大的身形趴在那里，冷清得很。只有政治部所在的这个无名街区和往常一样，很晚了还灯火通明。

一英里外喧嚣的滨河区，萨默塞特宫的灯也亮到深夜，这里放着成百万英国人的出生证和死亡证明。托马斯的那六个警员和两名督察还躬着腰在档案文件里忙个不停。工作人员早就下班了，只有几个人被安排留下来加班。探员们隔不了几分钟就站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同他们一起排查一沓沓被照得耀眼的文件。

电话是那个高级督察打来的，他是这一组的组长。话音中他显得很疲惫，但透露出乐观的情绪——他们有指望从查找成百上千的死亡证明的折磨中解脱了，因为他即将报告的这个健在的护照持有人实际并不存在。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托马斯刚接起电话他就报出一个名字。

“这个人怎么了？”托马斯问。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出生于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今年七月十四日用正式表格通过正规途径申请了一份护照。护照于次日核发，并于七月十七日邮寄到了申请表格上登记的地址。这个地址很可能是一个住宅地址。”

“为什么这个人有问题？”托马斯问，他不喜欢等待。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两岁半的时候在他家乡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里还有多少核发的护照没查？”他问道。

“大概还有三百个。”电话里的声音答道。

“让别的人接着查剩下的，以备万一那堆里还有假冒的，”托马斯指示道，“让别人负责那一组。你去查一下护照寄送的这个地址。一找到就打电话向我汇报。如果那个地址有人在，就问问房子的主人。把这个假冒的杜根的全部详细情况和护照申请表上的照片带给我。我要看看凯斯洛普这家伙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这个高级督察回电话了。要查问的地址是一家卖烟和报纸杂志的小铺子，在帕丁敦，就是那种有面窗户上到处贴着妓女揽活儿的地址卡片的小店。店主住在铺面楼上，他被喊起来，承认说他经常为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收邮件，收取费用。他不记得这个叫杜根的顾客是不是经常来，可能他就来过两次，一次是来约定在他这儿收信，第二次来取走了他等的那封信。督察向这个卖报刊的出示了凯斯洛普的照片，但他没认出来。他也给他看了申请表上的杜根的照片，这个人说他觉得他记得这第二个人，但不是很确定。他觉得那个人可能戴了一副墨镜。他的铺子柜台后面摆了很多色情杂志，很多来他这儿买这些的人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也一起回来吧。”

然后他拿起电话，让接线员接巴黎。

电话又是在晚上会议开了一半的时候打来的。勒贝尔警长刚解释完他认为凯斯洛普毫无疑问在法国没用自己的名字，除非他通过渔船偷渡到了乡村，或是在某个偏僻的边防哨所潜入法国境内。他个人不认为一个职业刺客会那样做，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护照上就没盖入境戳，那样随后在法国任何检查点，他都会因持有他本人的护照而被捕。

法国境内的酒店也没有找到用查尔斯·凯斯洛普本名入住的人。

这个观点为中央档案局局长，边境检查处负责人，以及巴黎警察局局长所证实。所以会上没有争执。

勒贝尔分析道，有两种可能，如果这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怀疑而不准备使用假护照，那这种情况下，对他伦敦寓所的突袭就该能抓住他了。勒贝尔说他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托马斯警司的人在豺狼伦敦寓所发现衣柜和抽屉里都半空了，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也不见了，这都表明，这个人离开伦敦，从他的住所消失，肯定是有计划地去了什么地方。这一点也被他的邻居证实。那个邻居提供线索时说，凯斯洛普曾经说过要驾车去苏格兰旅游。不过英国和法国的警方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会是真的。

第二种可能，这个凯斯洛普已经有了一份假护照。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找这份假护照。这种情况下，他或者现在不在法国境内，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完善他的准备工作；或者可能他已经在未被怀疑的情况下进入了法国。

基于这一点，与会的几个人开始提出质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在这儿，在法国，甚至是在巴黎的市中心？”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提醒道。

“问题是，”勒贝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而且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七十二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但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这个杀手甚至就在他们身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按这个人的时间表，也许刺杀总统就在明天，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当然，也可能，”罗兰上校沉思着说，“他从罗丹那里获悉，或是从那个中间人瓦尔米处得知，他的计划原则上已经暴露，所以凯斯洛普离开他的寓所去处理他所做的准备。比如说，枪，子弹，这些现在甚至都已经被扔进苏格兰的哪个湖里了。这样他就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到他本国的警察面前了。这种情况下很难起诉他。”

与会的人仔细想了想罗兰的设想，赞同的人显然越来越多。

“上校，那就请您告诉我们，”部长说道，“如果你受雇执行此项任务，即使你的真实身份仍未暴露，但已经知道计划败露，你会怎么做？”

“部长先生，这是必然的，”罗兰上校回答道，“如果我是一名有经验的刺客，我就会认识到，肯定哪里有了我的一些档案材料。计划既然暴露，那警察登门造访和搜查住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我要销毁证据，没有比苏格兰的某个偏僻的湖泊更好的地方了。”

围坐在桌边的人都对他报以微笑，显然他们对他的这个推测十分赞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任自流。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关注这个凯斯洛普先生。”

大家的笑容都消失了。沉默持续了好几秒钟。

“我不是太明白，我的上校。”吉布将军说道。

“这很简单，”罗兰解释道，“我们的命令是找到并消灭这个人。此时，他也许已经放弃了他的计划。但他很可能并没有销毁他的装备，只是为了通过英国警方的盘查而把它们藏起来了。那之后，他可以简单地到他藏东西的地方把装备再取出来，然后做一番新的更难察觉的准备就可以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英国警方找到了他，如果他还在英国的话，他们会拘捕他的，不是吗？”有人问道。

“不一定。事实上我很怀疑。他们很可能没有证据，只是怀疑。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他们乐于称道的‘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敏感程度上可是声名卓著的。我怀疑他们可能只是找到他，查问一下，然后就因为缺乏证据让他走了。”

“上校是对的，”圣克莱尔插嘴道，“英国警方只是侥幸发现了这个人。他们让这样一个危险分子逍遥法外真是愚蠢得让人难以置信。应该授权罗兰上校让这个凯斯洛普永远不能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勒贝尔警长始终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噢，队长，你怎么看？你同意罗兰上校关于这个凯斯洛普放弃计划，正在隐藏或者销毁他的准备及装备的观点吗？”

勒贝尔看了看两边那两排充满期待的面孔。

“我希望，”他轻轻说道，“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错了。因为，”勒贝尔温和地解释道，“他的道理虽然有逻辑，却必须以凯斯洛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与会的人惊愕起来，纷纷表示不赞同，惊慌的声音响成一片，只有罗兰没出声。他默默地盯着勒贝尔。他在想的是：“勒贝尔真是思维敏捷，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意识到，勒贝尔的想法和自己一样实际。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电话找勒贝尔。这次他离开的时间超过三十分钟。他回来后，又对全都默不作声的参加会议的人说了十分钟。

“我们现在做什么？”等勒贝尔说完，部长问道。勒贝尔像将军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发布着命令，镇定自若，看起来一点不着急。屋里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但没人质疑一个字。

“那就这样，”他总结道，“让英国警方查找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各海峡渡口等地方的记录，同时我们要暗中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搜捕这个换了新面目的杜根。如果他们先找到他，在英国本土的话就将他拘捕，如果他已经离开英国就通知我们。如果我们在法国境内找到他，那就逮捕他。如果他在第三国，我们要么就等他毫无戒备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抓获他，或者，采取其他行动。那时候，我找到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那之前，先生们，如果你们同意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将不胜感激。”

他如此大胆直言，信心十足，其他人都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即使是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也无言以对。

他子夜时分过后才回到家，这才给他连绵不绝的愤怒找到了一个听众。想到这个可笑、平庸的小个子警察居然是对的，而那些在这个领域里的头号专家们居然都错了，他就不禁怒火中烧。

他趴在床上，他的情妇一边给他按摩脖子，一边既同情又理解地听着他喋喋不休的牢骚。直到快天亮他才睡熟。她这才能溜到客厅打了一个很简短的电话。

铺着吸墨纸的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着两份护照申请表和两张照片，台灯的光束笼罩在上面。托马斯警司低头看着这些。

“我们再来一遍，”他对坐在他身边的那个高级督察命令道，“准备好了吗？”

“好了，长官。”

“凯斯洛普：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对吗？”

“是的，长官。”

“杜根：身高，六英尺。”

“加厚鞋跟，长官。穿特制的鞋，就能让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很多矮个子的演艺界人士出于虚荣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在护照柜台没人看你的脚。”

“好吧，”托马斯表示同意，“加厚鞋跟的鞋。凯斯洛普：头发颜色，棕色。这并不说明什么。发色可以在浅棕色和栗棕色之间变化。从这张照片上看他好像是深棕色头发。杜根的也写着棕色。但他看来像是浅棕色。”

“是的，长官。但照片上的头发通常看起来要深一些。这取决于光线，以及照片放置的位置等等因素。同样，他可以把头发染成浅棕色变成杜根。”

“好的。我同意。凯斯洛普，眼睛颜色，棕色。杜根，眼睛颜色，灰色。”

“隐形眼镜，长官，这很容易。”

“嗯。凯斯洛普三十七岁，杜根四月生，三十四岁。”

“他得扮成三十四岁，”督察解释道，“因为真的杜根是一九二九年四月生的，那个小男孩两岁半就死了。这是变不了的。不过没人会去盘问一个护照上写着三十四岁，而实际是三十七岁的男人。护照会被相信的。”

托马斯看着两张照片。凯斯洛普看起来肌肉更发达，脸部比较丰满，体魄更强健。要变成杜根的话，他可以改变外貌特征。事实上，他很可能第一次见“秘密军组织”的头目时就易了容，从那以后，包括申请护照的时候，他都一直保持那副样子。像这样的人，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显然是能够用另外的身份过上好多个月的。很可能就是用了这个方法，这个狡猾得令人头疼的凯斯洛普才能游离于各国警方的档案之外。如果不是加勒比酒吧里的传闻，警察永远也注意不到他。

不过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染了头发，戴了有色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削一些，加厚了鞋跟。他把杜根的体貌特征，以及护照号和照片传真给了巴黎。他看了看表，估计勒贝尔全部拿到这些得是早上两点了。

“以后的事就看他们的了。”那个督察说道。

“噢，不，小伙子，从现在起我们要做的事更多了，”托马斯恨恨地说，“早上我们要做的头一桩就是开始查找各航空公司售票处、各海峡港口、各洲际铁路售票处，所有那些地方。现在我们不仅是要找出他是谁，还要找出他身在何处。”

就在这时，萨默塞特宫又有电话来。最后一份护照申

请也已经检查过了，全都没问题。

“好的，谢谢那几位为我们加班的工作人员，然后接着干。早上八点三十分，你们所有人都准时到我办公室来。”托马斯说道。

一个警员走进来，拿着报刊铺老板供词的复印件。那个人被带到当地警察局讯问过了。托马斯看了看这份宣誓过的供词，和之前他在自家楼梯上对政治部督察说的差不多。

“我们没什么事要继续拘留他了，”托马斯说，“你去告诉帕丁敦分局的人，让他回去睡觉，看他那些色情照片去吧。”

这个警员答道：“是，长官。”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托马斯向后靠进扶手椅里，想睡一会儿。

他说话的时候，时间悄悄滑入了八月十五日。

沙隆尼尔男爵夫人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转身对着送她回来的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她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个夜晚她过得很愉快。此时她尚不能确定是否要坚持在自己的房门前结束这一天。之前的一个小时里，这个问题一直在她脑子里打转。

一方面来说，尽管她以前也有过风流韵事，但她毕竟是有身份的已婚女士，现在只是在一家省际旅馆过一夜，不能随便让自己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勾引。另一方面，她目前的年龄也正是最容易受诱惑的，她自己也十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巴塞罗尼特军事学院坐落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处，她在那里待了一天，出席儿子的阅兵式。她儿子最近被任命为猎人营少尉。猎人营也是孩子父亲的老部队。尽管她无疑是阅兵式上最迷人的母亲，但看到儿子接过他的军官臂章，被任命为法国陆军军官后，她还是感到震惊——她彻底意识到，再过几个月她就四十岁了，是一个已经成年儿子的母亲。

虽然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五岁，有时甚至感觉要小上十岁，但想到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了，说不定已经开始胡搞女人，再也不乖乖地从学校放假回家，在私人庄园周围的森林里打猎，她就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

尽管得到了军事学院那个浑身骨骼嘎嘎作响的老上校院长的大献殷勤，还有儿子的同班同学红着脸扫过的艳羡的目光，但她却忽然感到分外孤独。很多年了，她知道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男爵忙着在比尔博凯和卡斯特尔之间追逐那些十几岁像洋娃娃一样的巴黎少女，根本无暇来庄园过夏天，甚至都没来出席儿子的授衔礼。

她从高高的阿尔卑斯山开着私家车返回，在这家山谷外的乡间旅馆留宿的这个晚上，忽然感到，漂亮健康的她如此孤独。现在看来，除了学院上校的那种老掉牙的献殷勤，或是和那些大男孩难以让人满足的轻佻的调情，什么都没指望了。如果她今后再让自己献身于慈善事业，那她可就真的完了。无论如何，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过待在巴黎实在是让她觉得尴尬难堪。整个社交圈里，一半人都在嘲笑总是追逐那些十几岁少女的阿尔弗莱德，而另一半人则在嘲笑她。

在休息室喝咖啡的时候，她对未来感到迷惑。她强烈感到，需要有人对她说，她是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而不仅仅是男爵夫人。正在这时候，那个英国人走了过来，提议说，旅馆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能否来同她一起喝咖啡。她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惊讶得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过了几秒钟，她才回过神来。起初，她后悔得想踹自己一脚，不过十分钟之后，她就不再为接受他的邀请而懊恼了。她估计，他大概在三十三岁到三十五岁之间，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纪。他虽然是英国人，但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人长得也相当英俊，又幽默。她很享受他巧妙的恭维，甚至还鼓励他那样做，所以直到将近十二点她才站起身，说自己第二天要早起。

他陪她上楼。在转角平台的窗前，他们停了下来，望着窗外熟睡中的乡野。窗外皎洁的月光下，是覆盖着林木的山坡。她瞟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窗外，而是落在她**之间的深谷里。月光把她前胸的皮肤照得像大理石一样雪白。

察觉到她的注视后，他笑了，凑到她的耳边轻声说：“即使最文明的人也被月光变成了野人。”她转过身，走上楼梯，假装恼怒的样子，但心里却因为这个陌生人不加掩饰的倾慕而漾起一阵喜悦。

“这真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夜晚，先生。”

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有点茫然。她想，这个男人会不会吻她？从某一方面来说，她希望他这样做。尽管话说得很平常，但她能感到她的小腹开始升起强烈的欲望。也许这只是葡萄酒的缘故，或者是他喝咖啡时要的苹果白兰地，又或者是月光下的景致所致，不过她很清楚，这肯定不是她开始所想的今晚的终结。

她感到这个陌生人一言不发地用胳膊揽住了她的背，嘴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温暖而坚决。“必须停下来。”她身体里一个声音在说。然而一秒钟之后，她就回应了这一吻，只不过是闭着嘴。酒让她的头感到眩晕，这一定是酒精的作用。她能感到搂着她的胳膊越来越紧——它们强壮有力。

她的大腿被他顶在他的小腹下，隔着自己衣服的丝质面料，她能感觉到他的阴茎骄傲地坚挺起来。有那么一瞬，她把腿向后移了一点儿，然后又放了回去。没时间清醒地做决定了，不用想也知道，整个晚上她都想要他想得厉害——从她的两腿之间，从她的小腹里。

她发觉身后的门向内被打开了，她挣脱开他的拥抱，向后退进了房间。

“来吧，野人。”

他走进屋，关上了门。

伦敦。所有的档案又都被连夜查了一遍，这次是找一个叫杜根的人。这回收获比较多。找到了一张卡片，表明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七月二十二日从布鲁塞尔搭乘布拉班特特快列车进入法国。一小时后，同样是这个边境检查站，这趟从布鲁塞尔到巴黎的列车返回时，列车上的海关人员报告，在列车行驶途中执行公务时发现，杜根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了七月三十一日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北极星特快列车的旅客名单里。

巴黎警察局送来一张署名杜根的酒店登记卡，上面登记的护照号码和伦敦传来的情报中那个杜根所持的护照号码一致。这张登记卡表明，杜根七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之间（包括这两天在内），一直都待在靠近马德兰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

卡伦督察一心只想立刻搜查那家酒店，但勒贝尔主张凌晨时分悄悄去那家酒店和店主聊一聊。店主很高兴他要找的那个人并不在旅馆，他还非常感激警官办事周到，没有把所有的旅客吵醒。

勒贝尔命令一名便衣警探以客人身份入住该酒店，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一直待在那里，不许外出，以免这个杜根再次出现。店主也乐于合作。

清晨四点三十分，勒贝尔回到办公室后，对卡伦说：“七月的这次到访，是一次侦察旅行。不管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然后，勒贝尔向后靠进椅子里，盯着天花板，陷入沉思。他为什么住酒店？为什么不像所有其他“秘密军组织”执行任务的特工那样，住到“秘密军组织”的某个同情者的家里？因为他不相信“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会保守秘密。他的考虑相当正确。所以说，他是一个人在干，不相信任何人，是在按他自己的方式，独立策划、安排他的行动。他使用假护照，很可能举止得当，彬彬有礼，没引起任何怀疑。酒店的主人在谈话时也印证了这个想法，“一个真正的绅士。”他说。一个真正的绅士，勒贝尔想，哼，像蛇一样危险。对警察来说，这种“真正的绅士”最是危险的。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他们。

他看了一眼从伦敦传来的那两张照片——凯斯洛普和杜根的。凯斯洛普变成了杜根，身高、头发、眼睛、年龄，可能还有举止，都改变了。勒贝尔试着在脑子里勾勒着这个人的样子。他会是什么样子呢？自信，傲慢，从不失手？危险，狡诈，小心谨慎，从不给人可乘之机？他肯定有武器，但是什么武器呢？左腋下夹一把冲锋枪？一把迅捷掷向目标胸口的尖刀？一支步枪？可他通过海关的时候能把它放在哪儿呢？拿着这样的东西他怎么接近戴高乐将军呢？总统公开露面地点的二十码之内，连女士的手包都会引起怀疑；男人携带长形包裹无论在哪儿，一旦靠近就会被毫不客气地赶走。

我的上帝啊，爱丽舍宫的那个上校还觉得豺狼只是又一个普通杀手呢！勒贝尔知道他有一个优势：他知道这个刺客的新名字，而这个刺客并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这是他唯一的王牌；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都对豺狼有利。不过今天晚上的与会人员，没人会发现这一点，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如果在抓到他之前让他得到风声，知道了你所掌握的情况，然后再次更换身份，克劳德你这小子，他心想，麻烦可就大了。

“一定要制止他。”他大声说道。

卡伦抬头看着他。

“您说得对，头儿。他没有机会的。”

这几天勒贝尔很爱发脾气，这可不像他平常的样子。首先是缺乏睡眠的缘故。

窗棂外，下弦月的光芒像手指一样慢慢滑过床上凌乱的被褥，向窗边退去，照亮了从床腿到房门之间的地毯上四处散落的丝绸衣服、内衣和尼龙袜。床上的阴影里，隐约可见两个人的身体。

克莱特仰面躺着，凝视着天花板，一只手的手指慵懒地滑过自己小腹上枕着的头颅上亚麻色的头发。她回想着这一晚，半张着嘴，微笑着。

这时她知道，长久以来她是多么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夜晚。

她看了看床边的旅行小闹钟。已经是早上五点十五分了。她把手探进亚麻色头发里握紧，轻轻一拉。

“嗨。”

英国人半睡半醒，咕哝了一句。两个人都**着睡在乱作一团的床单上——旅馆有中央供暖设备，房间里很暖和。亚麻色头发的脑袋挣脱了她的手，滑到了她的大腿间。灼热的呼吸弄得她痒痒的。

“不，不要了。”

她迅速坐了起来，抓着他的头发抬起他的脸，直到她能看到他。他向前爬过来，把脸压在她胸前，开始亲吻她。

“我说了，‘不’。”

他抬起头，看着她。

“够了，亲爱的。再有两个小时我就得起床了，你也得回到你的房间去。现在，我的小英国佬，现在就收拾一下吧。”

他点点头，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地板上，四下找着他的衣服。她钻到被单底下，从膝盖周围那团衣服里找出他的来，举着递给他。他穿着停当，上衣和领带搭在胳膊上，在半明半暗中低头看着她微笑。她看到他咧嘴微笑时牙齿泛着白光。他坐在床边，右手搂着她脖子，脸离她只有几英寸远。

“睡得好吗？”

“嗯——非常好。你呢？”

他微笑着反问：“你觉得呢？”

她也笑了起来：“你叫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亚历克斯。”他撒谎道。

“好吧，亚历克斯，真是非常好。不过你也该回你的房间了。”

他弯下腰，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那么，晚安，克莱特。”

一秒钟后他就消失了，关上了门。

早上七点，太阳正在升起，一个宪兵骑警来到瑟夫旅馆。他下了车，走进门厅。店主已经起床了，正在前台后面忙着给各个房间打叫早电话并烹制即将送往客房的咖啡。他跟宪警打了个招呼：

“嗨，天气不错，你一早就来了？”

“和平常一样嘛，”宪警说道，“骑车到这儿要很长时间，所以我总是最后到你这儿。”

“别说了，”店主咧嘴一笑，“附近就我们这儿的早餐咖啡最棒了。马里耶-路易斯，给先生拿杯咖啡，毫无疑问还得来一杯苹果白兰地。”

这个乡村警察高兴地咧开嘴笑着。

“这是卡片，”店主说着，把前一晚新到客人填写的白色卡片递过去，“昨天晚上只有三个新客人。”

警察接过卡片，放进腰带上的皮包里。

“真不值得跑一趟。”他笑着，坐在门厅的凳子上，等着他的咖啡和苹果白兰地，马里耶-路易斯给他端来的时候，他还跟她开了几句下流玩笑。

直到八点，他才回到峡谷地区宪兵警察局，皮包里装着酒店的登记卡。然后，警局的督察把卡片拿了去，随便翻着，放到了架子上。白天晚些时候再送到里昂地区总部去，然后再送往巴黎的中央档案局。他完全看不出这能有什么意义。

督察把卡片放到架子上的时候，克莱特·沙隆尼尔夫人结清了账单，爬到方向盘后面，向西开去。豺狼则在楼上一直睡到九点。

托马斯警司正在打瞌睡，身旁的电话铃声大作。这是联通他办公室和走廊另一头房间的内部电话。昨天他简单介绍完之后，那六个警员和两名督察就一直在那间房间里的一排电话上忙着。

他看了看表，十点了。该死，我怎么睡着了。这时他想起他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自从周一狄克逊找他以来，现在已是星期四上午了，他不知到底少睡了多少小时。电话又响起来。他拿起话筒：“你好。”

那个高级督察的声音从电话里透过来。

“我们的杜根朋友，周一早上从伦敦乘BEA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票是周六订的。名字没问题。亚历山大·杜根。在机场拿票时付的现金。”

“去哪里的？巴黎？”

“不，警司。布鲁塞尔。”

托马斯顿时清醒过来。

“好的，听着。他可能走了但还会回来。继续监视航空公司订票处，看是不是还有用这个名字做的其他预订。尤其是有没有预订尚未离开伦敦的航班。检查之前的预订。如果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立刻告诉我。不过我怀疑他不会回来了。我想我们已经让他溜掉了。虽然他肯定是在调查开始前几个小时才离开伦敦的，但不是我们的错。对吧？”

“是的。在英国查找这个真正的凯斯洛普的行动怎么办？我们已经通知了很多地方省区的警方，这会儿他们正在抱怨苏格兰场呢。”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

“取消，”他说道，“我很肯定他已经走了。”

他拿起外线电话，要求接巴黎司法警察局勒贝尔警长办公室。

卡伦督察原本打算在星期四之前离开这个疯人院似的办公室，但这个想法又破灭了。首先是早上五点十分，英国人的电话就来了。是他接的电话，但托马斯警司坚持要和勒贝尔通话。他走向角落，把行军床上正在睡觉的勒贝尔弄醒。勒贝尔看上去就像死去一个星期的人一样。不过他还是接了电话。他刚向托马斯通报了身份，卡伦就接过了听筒。由于勒贝尔和托马斯两人语言不通，必须由卡伦从中翻译。

“告诉他，”勒贝尔思索着托马斯的情报，说道，“从现在开始，由我们来处理比利时的事。告诉他，对于他的鼎力相助，我由衷感激。如果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英伦三岛发现这个杀手，我会立刻通知他，那样他就可以让他的人休息了。”

电话挂上了，两个人坐回办公桌前。“给我接布鲁塞尔保安局。”勒贝尔说。

豺狼起床时，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山顶上了，今天肯定又是个晴朗的夏日。他洗了个澡，穿好衣服，从马里耶-路易斯手里拿回熨好的那套格子套装，并向她表示感谢，她的脸又红了。

十点半，他驾车进了城，到邮局给巴黎打长途电话。二十分钟后他出来时，嘴唇紧闭。他在附近的一个五金店买了一夸脱蓝色高光油漆，半品脱听装白漆，两把刷子——一把头上装着骆驼的细毛，用来写字的那种，另一把是毛长约两英寸的软毛刷，还买了一把螺丝刀。他把这些放在汽车驾驶室操作面板上的储物盒里，回到瑟夫旅馆，让店家把他的账单给他。

账单准备好后，他上楼去收拾行装。他亲自把行李箱搬到了车上，三个箱子都放在了后备箱里，手提箱放在了副驾驶位子上。然后他又走进旅馆门厅，结清账目。前台白班的服务员后来说，他看起来行色匆匆，有些紧张，费用都是用新的一百法郎一张的现金支付的。

不过有件事他没有说，因为他没看见。他在里屋找零钱的时候，这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翻过登记簿上写着他来的那天入住旅馆客人名单的那页，在前面的一页上，这个英国人看到前一天的入住客人名单里有一个名字——沙隆尼尔男爵夫人，地址为沙隆尼尔高地庄园。

付完账单不一会儿，服务员就听到阿尔法轰鸣着开上了路。英国人走了。

中午前，克劳德·勒贝尔的办公室收到了更多的消息。布鲁塞尔保安局来电话说，杜根周一只在城里待了五个小时。他乘BEA从伦敦来，下午就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米兰。他在之前的星期六通过电话在伦敦订的票，在柜台用现金付了票款。

勒贝尔立刻给米兰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

他刚把电话放下，电话铃就又响起来。这次是边境检查处打来的。电话说，刚接到一份日常工作报告，就在前一天，在文蒂米利亚出入境检查站从意大利进入法国的旅客登记卡里，有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

勒贝尔跳了起来。

“将近三十个小时，”他喊道，“都一天多了！”他掼掉电话。

卡伦扬起眉毛，看着他。

“卡片，”勒贝尔不耐烦地解释道，“在文蒂米利亚和巴黎之间传递。他们现在正在分拣昨天早上全部进入法国的入境卡。他们说数量超过两万五千张。才一天，你瞧，我知道我不该大声嚷嚷。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件事——他在这儿。绝对没错，就在法国境内。如果晚上会议我说不出什么新消息的话，他们会扒了我的皮。噢，顺便说一句，给托马斯警司打电话，再次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他，这个豺狼在法国，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处理这件事。”

卡伦给伦敦打完电话，刚挂上话机，里昂司法警察署地区事务总部就打来电话。勒贝尔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抬起头兴奋地看着卡伦。他用手捂住话筒。

“我们找到他了。他在加普的瑟夫旅馆登记入住两天，昨晚才到。”然后他放开捂着话筒的手，对着话筒说道：

“现在听好，警长，我不用向你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叫杜根的男人。你只需要知道我说的事很重要。我要你做的是……”

他足足说了十分钟，刚放下电话，卡伦桌上的电话就响起来。又是边境检查处，他们报告说，杜根租用了一辆阿尔法罗密欧两座跑车进入法境，登记号是MI-61741。

“要我通知所有警局有关租车的情况吗？”卡伦问道。

“不，还不到时候。如果他现在在乡间某地驾车，很可能会碰上乡村警察。警察只知道自己在找一辆失窃跑车。而豺狼则会杀掉一切试图截住他的人。他的枪肯定在车上什么地方。重要的是，他在旅馆预订了两个晚上。我希望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旅馆已经被军队包围了。如果可以避免，不要让任何人受伤。来吧，如果我们想赶上直升机的话，现在就出发吧。”

即使是在树荫里，正午的炎热还是让人冒汗。豺狼光着上身，尽量避免把衣服弄脏。他在车上忙活了两个小时。

离开加普后，他一直朝正西的迪镇进发。一路几乎都是下坡，道路在山间盘旋而下，像被随意丢弃的缎带。他把车速开到最大，车子急转弯时，轮胎厉声尖叫，有两次差点把对面开来的汽车司机挤入山谷。过了阿斯普雷山，他驶上RN93号公路。德罗姆的河水向东汇入罗纳河，RN93号公路便是沿着德罗姆河前行。

又开了十八英里，道路往复几次横跨河流。过了一会儿，他想，该让阿尔法离开大路了。这里有很多支路从大路通向山区和高地的村落，他随便找了一条，又开了一英里半，然后又选了一条小路，开进树林。

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将车粉刷完毕，向后退了两步。汽车现在一身亮丽的深蓝色，大部分的油漆都干了。尽管无论如何不是职业粉刷的，但如果只是接受例行检查的话，还是可以过关的，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两个车号牌都被拆了下来，面朝下放在草地上，背面用白漆画上了编造的法国车牌号——最后两位数字是75，那是巴黎的登记代码。豺狼知道，这是法国公路上最为普通的汽车牌号类型。

白色意大利阿尔法车的租赁证件和保险文件显然和眼前这辆蓝色的法国阿尔法车不匹配，如果他被路卡拦下来，没有证件，那他就完了。他用抹布在油箱里沾了沾，把手上沾上的油漆擦掉，脑子里想着唯一的问题：是现在就发动汽车，冒险在白天展示汽车的业余油漆粉刷呢，还是一直等到暮色降临？

他估计，一旦他的假名暴露，他进入法国的地点一定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然后就会有人查找这辆车。他比刺杀时间来早了好几天，需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直到他准备好。这就意味着要在乡野穿行二百五十英里去克雷兹地区。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开这辆车去。这有危险，但他决定采取这种方式。就这么办，那么，越快越好，要赶在所有乡村机动巡警四处搜寻开着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跑车的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之前。

他把新号牌拧上，把剩下的油漆和两把刷子扔掉，重新穿上他的丝质高领衫和上衣，发动了引擎。他急速驶回RN93号公路，看了一眼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一分。

他看见头上高高的天上有一架直升机轰鸣着朝东飞去。离迪镇还有七英里。他很清楚这个村名不像英语那么念，但这个名字的巧合还是让他心存芥蒂。他不迷信，但他开车到了镇中心时，两只眼睛都眯了起来。在主广场靠近战争纪念碑处，有个身材魁梧，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摩托车骑警站在路中央，挥手让他停到路右边。他知道，他的枪仍然稳稳地绑在车底盘上的钢筒里。他没有携带任何自动武器或是刀具。他犹豫了一秒钟，不知是该用汽车前翼板将这个警察猛撞一下，然后继续开出几英里后将车扔掉，带着四件行李，试着在没有镜子和洗脸池的情况下化装成詹森牧师呢，还是现在就停车。

这个警察帮他作了决定。阿尔法开始慢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注意到豺狼。这个警察转过身，向着路的另一头张望。豺狼把车滑到路边看着他，静静地等着。

他听到从小镇远端传来警笛的尖啸。不管发生了什么，现在逃走都太迟了。一个由四辆雪铁龙和六辆黑色玛丽亚警车组成的车队开进了村子。那个交警跳到一边，挥臂敬礼。车队从停在那儿的阿尔法旁边疾驶而过，向豺狼来的方向冲去。透过装有铁丝网的车窗——法国人称之为“沙拉篮子”——他能看到成排戴着钢盔，膝盖上横放着冲锋枪的警察。

一眨眼的工夫，车队就过去了。骑警放下敬礼的胳膊，向豺狼懒洋洋地打了个手势，示意他现在可以走了。然后自己走向停在战争纪念碑旁的摩托车。蓝色阿尔法向西消失在街角的时候，他还在努力发动着摩托车的引擎。

下午四点五十分。他们抵达瑟夫旅馆。克劳德·勒贝尔在城镇另一头一英里外降落，乘警车驶达旅馆，在卡伦的陪伴下走上二楼。卡伦穿着雨衣，雨衣下面右臂上挎着一支MAT49型冲锋枪，食指放在打开的扳机上，子弹上了膛。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有事发生，只有店主还懵然不觉。旅馆已经被包围了五个小时，唯一让店主奇怪的是卖鳟鱼的鱼贩没来送他今天捕到的鲜鱼。

店主在他的办公室里忙着算账，前台服务员喊他，他才走了出来。勒贝尔听着他回答卡伦的问题。店主紧张地瞟着卡伦胳膊下夹着的那根形状古怪的玩意儿，耷拉着肩膀。

五分钟后，旅馆里布满了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盘问店员，搜查房间，四处走动。勒贝尔独自走了出去，来到路边，凝望着四周的群山。卡伦也走了过来。

“您认为他真的走了吗，头儿？”

勒贝尔点点头：“他的确已经走了，不是吗？”

“但他订了两天啊。您觉得这个店主和他是一伙的吗？”

“不。他和店员都没说谎。他今天早上改了主意，然后离开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是否怀疑我们知道了他是谁？”

“但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他不可能知道的。肯定是巧合，肯定是这样。”

“我亲爱的卢西恩，希望如此吧。”

“我们现在唯一能继续追踪的，就只有汽车牌号了。”

“是的。这是我的失误。我们本该注意汽车的。到车上去，通知里昂地区警局，让所有警局、哨卡进入戒备状态，一级戒备。白色阿尔法罗密欧车，意大利产，车牌号是MI-61741。接近时要小心，相信驾车人持有武器，高度危险。你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还有一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媒体透露此事。命令内容包括：疑犯很可能不知道他已被怀疑，任何人如果让他从广播里听到或者从报刊上读到这个信息，我就扒了他的皮。这里的事我会让里昂的加亚尔警长接手。然后我们回巴黎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蓝色阿尔法静静驶入瓦朗斯市。七号公路，里昂到马赛的主干道，以及从巴黎通往科特达祖尔的高速公路上汽车洪流的轰鸣声响彻罗纳河两岸。阿尔法穿过南去的大路，过了桥，驶上朝西岸圣佩雷去的RN533号公路。桥下，宽广的河水在下午的阳光下仿佛隐约在燃烧。它不理睬那些向南匆匆而去的小小的钢铁昆虫，按照自己的步伐，惬意地翻滚着，奔向等待它的地中海。

豺狼刚驶过圣佩雷，夜幕便降临在他身后的峡谷。他驾着那辆小跑车越爬越高，进入了奥弗涅省的中央高原地区。经过勒皮后，道路越来越陡，山也越来越高，所有的城镇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温泉浴场。在那里，涓涓的水流从断层的岩石里喷涌而出，吸引着城市里那些患有各种湿疹和痛风的人们，也让目光敏锐，热衷于做温泉洗浴生意的农民因此发了财。

过了布里尤德，阿利河河谷被抛在了身后，夜晚的空气中能闻到高原牧场更加灼热的气息和干草味。豺狼停下车，在伊苏瓦尔加满油，然后迅速穿过多尔山的赌城和布尔道尔温泉浴场。子夜时分，他抵达多尔多涅河源头附近。多尔多涅河从奥弗涅的群山中发源，向南向西流经六道水坝，在波尔多流入大西洋。

从布尔道尔开始，他取道RN89号公路，向克雷兹的于塞勒镇开去。

“你简直是个傻瓜，警长先生，一个傻瓜。他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而你却让他溜掉了。”圣克莱尔说这话时半站起身子，低头盯着光滑的红木桌另一头勒贝尔的头顶。警长正仔细看着他档案袋里的文件，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圣克莱尔这个人。

他认定，这是对付这位来自爱丽舍宫的傲慢上校的唯一方法；但圣克莱尔则不是很确定，这低着的脑袋是表示一种恰如其分的羞愧，还是傲慢的漠视。他更愿意相信是前者。他说完话，便坐回自己的位置。克劳德·勒贝尔抬起头看了看。

“如果你看一下你面前那份油印的报告，我亲爱的上校，你就会发现，我们并没有把他攥在手里，”勒贝尔温和地说，“里昂的这份报告说，一个名叫杜根的人前天晚上在加普一家旅馆登记入住。但这份报告直到今天十二点十五分才送达司法警察署。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豺狼十一点零五分突然离开旅馆。不管是采取了什么措施，总之他已经领先于我们一个小时。

“此外，我不能接受你对这个国家警察部队效率的笼统责难。我要提醒你，总统就此事的命令是：秘密处理。因此，不可能警告所有乡村宪警有关一个叫杜根的人，因为这会让媒体开始**。杜根在瑟夫旅馆的登记卡是用常规方式按正常时间收缴的，并且按时送到了里昂地区总部。只有那里才知道，杜根是一个通缉犯。除非我们想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通缉令，不然这种延迟是无法避免的。而那就超出我的权限范围了。

“最后一点，杜根在旅馆登记住两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使他在今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决定去别的地方。”

“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警察在附近晃荡，打草惊蛇了。”圣克莱尔插嘴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十二点十五分之前，那里没有部署警力。这个人离开已经七十分钟了。”勒贝尔说道。

“好了，只能说我们不走运，很不走运。”部长打断他们的对话，“不过还是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立即搜寻涉案汽车呢，队长？”

“关于这件事情，部长先生，我承认这是一个失误。我本来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会待在旅馆并在那里过夜。如果他在附近驾车，被查询通缉车辆的骑警截下，他几乎一定会射杀那名毫无戒心的警察。这样一来他也会从中得到预警而逃之夭夭。”

“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泽维尔说道。

“确实。但我们没有证据显示他事先得到了警告。而如果一个骑警截住了他的汽车，那他就会得到预警了。其实他也许只是正好决定去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是这样，当他今晚登记入住另外的酒店时，我们就会得到相关的报告。又或者，如果他的车被发现，我们也会得到报告。”

“拦截白色阿尔法的警告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司法警察署总监马克思·费尔内问。

“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在那家旅馆的院子里发布的指令，”勒贝尔回答，“七点的时候，这个指令应该可以传达到所有较大的公路巡逻部门了。主要城镇的当值警察查夜时都会得到通知。考虑到这个人的危险性，我把这辆车说成是失窃车辆，并指示一旦发现该车立即报告地区总部，单身警员不要靠近驾驶者。如果今天的会议决定改变这些命令，那我必须要求今天的会议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负责。”

长时间的沉默。

“很遗憾，警员的生命不能妨碍保卫法国总统。”罗兰上校低声说。围坐在桌边的人纷纷表示赞同。

“完全正确，”勒贝尔赞同道，“但前提必须是单个警员能够阻止此人。可是，大多数的城镇和乡村警察，普通的警务人员和骑警都不是职业杀手，但豺狼是。如果他被截下，打死一两名警察，再次逃脱并消失，我们就得对付两件事：一是，他已得到充分预警，而且也许能够再换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新身份；二是，我们无法再封锁全国所有的报纸头条新闻。如果在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四十八小时后，豺狼到法国的真实原因仍然能够保密，那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媒体几天内就会知道他的目标是总统。如果在座的哪位愿意向将军解释这件事，我很愿意退出此项调查，交由他负责此事。”

没有人自告奋勇。和往常一样，将近子夜时分会议才结束。再过三十分钟就是星期五，八月十六日。

快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蓝色的阿尔法罗密欧驶入了于塞勒的车站广场。穿过广场，车站对面还有一家咖啡馆开着，一些乘晚班车的旅客等在那里，呷着咖啡。咖啡店露台上的桌椅都已收拾齐整，准备打烊。豺狼用梳子梳了梳头，穿过露台上的桌椅，来到吧台前。他又冷又饿，自从二十八个小时之前的晚餐后，他除了早餐吃过一个抹了黄油的面包卷之外，水米未进，还以每小时超过六十英里的速度在寒气逼人的山里开着这辆阿尔法驶过无数山路弯道。现在他浑身僵直，大腿和手臂生疼。

他在柜台处要了两大块涂着黄油的长面包片、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加奶咖啡。服务员正在准备黄油面包，并从滤壶里析出咖啡，豺狼四下看了看，想找个电话间但没有找到，只有柜台的一端放着一部电话。

“你这里有本地的电话簿吗？”他问吧台服务员。服务员正忙着，没有答话，冲着柜台后架子上一堆电话簿示意了一下。

“你自己拿吧。”他说。

他在地址簿上找到了“沙隆尼尔男爵”，地址是沙隆尼尔高地庄园。这个豺狼早知道了，只是他的路线图上没有标出那个村子。但电话号码显示该处属于伊格尔顿区，找起来很容易。他顺着RN89从于塞勒又开出三十公里，然后停下来吃鸡蛋和三明治。

快凌晨两点的时候，他驶过一块路碑，上面写着“伊格尔顿，六公里”。他决定把车弃至路边的森林里。这里林木茂密，很可能是以前当地贵族的产业，他们在这里骑着马，带着猎犬猎捕野猪。也许现在也还是他们的产业，因为克雷兹有很多地方的历史悠久得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

又开了几百米，他找到了一条深入森林的小路，入口处吊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取了下来，把车开进树林，然后把木牌放回原处。

然后，他又继续向里开了半英里，车头灯照着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木，如幽灵发怒一般向入侵者伸出枝杈。最后，他停下车，熄灭车头灯，从驾驶室面板上的储物盒里拿出钳子和手电。

他在车底下忙了一个小时，后背都被森林里地上的露水洇湿了。最后，他把装着狙击步枪的钢套筒从车的隐藏处弄了下来——它们在那儿已经放了六十个小时。他把套筒、旧衣服和军大衣一起放进衣箱里，最后又围着车子看了看，确保没有在里面落下什么能提供线索的东西——让发现车的人知道谁曾经是这辆车的司机，然后把车开进了附近一丛野生杜鹃花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用钳子从附近的杜鹃花丛中剪下一些枝条，精心地插在被车子碾倒的花枝旁，使这个树丛恢复了原貌。接着，他又用一个树枝把阿尔法开过的车辙印细心地扫平，直到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用领带一头拴着一只箱子的提手，另一头拴着另一只箱子，把领带像铁路行李员的带子那样搭在肩上，一只箱子搭在胸口，另一只搭在背后。这样他就能用空着的两个手拎着剩下的两件行李了，然后向公路走去。

他走得很慢。每隔几百码就停下来，放下箱子，拿着从树上钳下的树枝，顺着车开过的印记走回去，把阿尔法通过时在苔藓和嫩枝上留下的浅浅的印记都除去。他低头经过木牌后，又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完从森林入口到公路的这半英里，回到公路边。

他的格子套装沾得到处是泥，圆领衫也因为油污贴到了背上，浑身肌肉都疼得要命，似乎要一直疼下去似的。他把箱子排成一排，坐下来等着。东边的天空在周围夜色的包围下，渐渐泛白。他安慰自己，乡下的公共汽车一般都发得很早。

事实上他很走运。五点五十分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干草的农场卡车经过这里，朝市集开去。

“车坏了？”卡车司机慢了下来，大喊着问他。

“不是。我是周末出来露营的，正在回家。昨晚我到了于塞勒，想再往前去图勒。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能帮我找辆车去波尔多。可是这会儿我才走到这儿。”他自嘲地冲司机咧嘴一笑，后者冲他大笑起来，耸耸肩。

“你疯了。走了一晚上走到这儿。天黑没人从这里经过的。上车吧，我带你去伊格尔顿，你到那儿再想法子。”

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们开进小镇。豺狼谢过农夫，在车站后面下了车，朝一家咖啡馆走去。

“镇上有出租车吗？”他喝着咖啡问服务员。

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号码，他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出租车公司告诉他，要过半个小时车才能到。等车的时候，他在咖啡馆的卫生间用凉水把脸和手洗了，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因为喝咖啡和抽烟的缘故，他觉得嘴里发苦，于是又刷了刷牙。

七点半出租车到了，是一辆又破又旧的雷诺车。

“你认识沙隆尼尔高地那个村吗？”他问司机。

“当然。”

“有多远？”

“十八公里。”对方跷起大拇指朝山上指了指，“在山上。”

“带我去那儿，”豺狼说道，他把行李搭在车顶的架子上，只随身带了一只箱子进车。

他在村镇广场邮局边的咖啡馆前下了车。他觉得不需要让附近城镇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要去那座庄园。出租车开走了，他拎着行李走进咖啡馆。广场这会儿已经热起来了。两头公牛拉着一辆干草车站在外面，安静地反刍；黑色的大苍蝇围着公牛温和的眼睛飞来飞去。

阴暗的咖啡馆里却很凉爽。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位年长的农妇丢下一群农夫，走到吧台后面。她穿一身黑衣，木制的拖鞋走过铺着地砖的地面，嗒嗒作响。

“要点什么，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豺狼放下行李，靠在吧台上。他发现当地人都在喝红葡萄酒。

“请给我一杯红酒，夫人。”

“到庄园还有多远，夫人？”她倒酒的时候，他问道。她瞪着那双黑色大理石一样的眼睛，狡黠地看着他。

“两公里，先生。”

他疲惫地叹了口气：“那个傻瓜告诉我，这里没有庄园。所以他把我放在了广场。”

“他是从伊格尔顿来的？”她问道。豺狼点点头。

“伊格尔顿的人都是傻瓜。”她说道。

“我得去庄园。”他说道。

围坐在一起的农夫纷纷转过头看着他。没人主动建议他该如何到那儿。他抽出一张崭新的一百法郎钞票。

“这酒多少钱，夫人？”

她死死盯住钞票。豺狼身后那些穿蓝棉布衣裤的人也开始有了动静。

“我找不开。”老妇人说道。

他叹了口气。

“如果有人有车的话，他应该可以找得开，”他说道。

有人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村里有辆车的，先生。”一个声音响起来。

豺狼转过身，假装吃惊的样子。

“是你的吗，朋友？”

“不是，先生，但我认识这个有车的人。他也许可以开车送你去那儿。”

豺狼点点头，仿佛在权衡这个主意的好处。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

这个农夫对那老妇人点点头，后者又给他倒了一大杯烈性红葡萄酒。

“还有你的朋友是吧？天很热啊，真渴。”

那个满脸胡茬的人笑了起来，又冲老妇点了点头，她给围在大桌旁边的人拿了两满瓶酒。“波诺伊特，去把车开来。”农夫命令道。人群之中一个人将他的葡萄酒一饮而尽，走了出去。

豺狼一路颠簸着走完通往庄园的最后两公里，想着，奥弗涅农民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嘴非常紧——至少对外人是这样。

克莱特男爵夫人坐在床边，呷着咖啡，又在看那封信。第一次看信时那种愤怒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乏味的厌倦。

她在想，她的余生到底能做什么。前天下午，她从加普开心地驾车回到家，迎接她的是老欧内斯廷和花匠路易森。欧内斯廷在阿尔弗莱德先生的父亲在世时就是庄园的女仆；路易森以前是个农夫的孩子，在欧内斯廷还是低级女佣时娶了她。

这对夫妇现在是这座庄园实际的管理者。庄园中，有三分之二的屋子都是门窗紧闭，积了厚厚的灰尘。

克莱特知道，她是这座空庄园的女主人。这里的花园再也不会有小孩玩耍，院子里也再不会有男主人骑马。

她回头看着她的朋友考虑再三才寄给她的一张从巴黎浮夸的社交杂志上剪下的图片。画面上，她的丈夫正冲着镁光灯傻笑，镜头照着他的眼睛正越过一个年轻女孩的肩膀，盯着她高耸的胸脯。这个女人原本是个酒吧女郎，后来在夜总会跳舞。杂志引用她的话说，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这位她非常要好的朋友结婚”。

看着照片上日渐衰老的男爵布满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隐约有些疑惑，曾经的那个抵抗组织年轻英俊的上尉到底怎么了。一九四二年她爱上了他，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

当时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飞马，是一个消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他们俩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在抵抗运动一名牧师的地窖教堂里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她在父亲家里生下了她的儿子。

战后，他的所有土地和财产都还了回来。盟军横扫法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而他则从草莽之中一跃成为男爵。他带着妻儿回到庄园时，得到了家乡农人的欢迎。不久他就厌倦了这份产业。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和草木从中失去的青壮年岁月的心情，这股冲动强烈得无法抑制。

今年他五十七岁，看起来却像是七十岁。

男爵夫人把那张剪页和信都扔在地上，跳下床，站在镶在远端墙上的全身镜前，解开束着睡衣前襟的衣带。她像穿高跟鞋一样踮起脚尖，绷紧腿上的肌肉。

还不坏，她想。原本可能要糟糕得多。丰满的身材，成熟的妇人的身体。臀部比较大，但万幸腰的比例还保持着，这是因为她每天都要在山上骑好几个小时的马，并且步行很远。她用两手托住胸部，掂着它们的分量。太大了，以真正的美丽来说，太沉，不过还是足以让男人在床上兴奋。

好吧，阿尔弗莱德，你我都能玩那种游戏。她摇摇头，散开齐肩的黑发，想起一天前的那个人。她真希望自己现在还在加普。也许他们能一起度假，编个化名一起驾车游玩，就像私奔的情侣。她何必那么匆忙地回家呢？

院子里开来一辆破车，叮当作响。她慵懒地拉上衣服，走到房子正面的窗前。一辆货车从村里开过来，停在门口，后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后面从货车尾部搬什么东西下来。刚好在门庭处修剪草坪的路易森走了过去，帮着卸东西。

一个男人从货车后面走到前面，往裤子口袋里塞了几张钞票，爬上驾驶座。离合器发出一阵噪音。有人来给庄园送东西？她没买东西啊。货车开走了，她吃了一惊。砾石地上放着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阳光里那亚麻色头发的光泽，立刻笑逐颜开。

“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漂亮的原始动物。你跟踪我。”

她急忙跑进浴室更衣。

当她来到楼梯平台上时，听见楼下大厅里的说话声。欧内斯廷正在问那位先生有何贵干。

“男爵夫人是住在这里吗？”

欧内斯廷连忙迈开她那两条老腿，奋力奔上楼梯：“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内政部星期五的晚间会议比平常开得短。唯一要通报的事就是没什么事要通报。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被通缉的汽车特征被以常规方式通知全法国，但没有任何发现。同样，司法警察署的每个地区总部都命令其下属地方城镇及乡村宪警机构，将所有旅馆登记卡最迟于当日早上八点前送达地区总部。地区总部则立即从成千上万张卡片里查找名字为杜根的卡片，但也没有发现。因此，豺狼昨天晚上没有住旅馆，至少，没有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

“我们必须接受这两个前提之一，”勒贝尔向这帮坐在一起一言不发的人解释道，“一种情况是，他仍然认为他没有被怀疑，换句话说，他离开瑟夫旅馆的行为并非事先考虑的行动，只是一个巧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使用他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并且公开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酒店。这样的话，他肯定迟早会被发现。而第二种情况是，他决定把车扔在什么地方，放弃使用它，只依靠自己。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

“他也许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因此他由于无法在酒店住宿而不可能走得太远，或者他正试图穿越某个边境哨所逃出法国。又或者，他有另外的身份，而且已经换用了那个身份。这种情况下，他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高度危险的。”

“是什么让你认为他可能有另外的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必须这样假设，”勒贝尔说，“显然‘秘密军组织’花了一大笔钱雇他来进行此次刺杀，这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刺客之一。这就意味着，他是有经验的。他努力不引起官方的怀疑，不进入所有警察的官方档案。他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化名易容进行刺杀。换句话说，他也是个易容的行家。

“通过两张照片的比较我们得知，这个凯斯洛普能够通过在鞋跟中做手脚来增加身高，减少体重瘦身，用隐形眼镜改变眼睛颜色，染发改变头发颜色，最终变成了杜根。如果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得不假定他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他会怀疑自己在接近总统之前暴露身份，”圣克莱尔反对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地提前准备一个或者几个假身份呢？”

“因为，”勒贝尔说道，“他显然已经费尽心机地准备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捉到他了。”

“我在从英国警方传来的凯斯洛普的档案里发现，战后他曾在伞兵部队服役。也许他现在正在利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在深山老林里藏着，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呢。”马克思·费尔内说道。

“也许是的。”勒贝尔表示同意。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就已不再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了。”

勒贝尔考虑了一会儿。

“就这个人而言，在把他逮捕入狱之前，我都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去之前。”罗兰说道。

“他要是机灵点儿，就会努力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逃离法国。”圣克莱尔说道。

会议说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真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回到办公室后，勒贝尔对卡伦说，“但就我目前所知，他活着，活得好好的，自由自在，而且随身携带着武器。我们一直在找他和那辆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这些他不可能徒步走太远。要找到那辆车，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吧。”

他们要抓的这个人这会儿正在克雷兹心脏地区的一座庄园里，就躺在新换的亚麻布床单上。他刚刚洗了澡，通体舒泰，吃了一顿颇具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烧兔肉，喝了些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他望着天花板上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在他执行巴黎任务之前的这些日子。他想，一周后他就得走；那时候离开可能会有点儿难。但是还是能做到的。他得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睡衣，领口系着缎带，但前襟却是敞开的。她走动时衣襟微微扬起，可以隐约看出除了午餐时穿的袜子和宫廷高跟鞋外，里面什么也没穿。她关上门，走到床边。豺狼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视着他。豺狼抬手解开她颈部系着睡衣的丝带，伸手扯落她肩上镶着蕾丝的睡衣。睡衣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地板上。

接连三天，勒贝尔的追踪毫无结果。每晚的例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豺狼已经夹着尾巴秘密逃离法国了。到十九号晚上开会时，只有他一个人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杀手还藏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只是暂时偃旗息鼓，静静等待着。

“他能等什么呢？”这天晚上，圣克莱尔叫道，“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他唯一能等的，就是一个冲出边境的机会。他一现形我们就能抓到他。如果你那个关于他和‘秘密军组织’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在法国根本没有朋友，无处可逃，也没人收留他。”

会议桌周围响起一片低声的赞同，大多数与会者都开始确信他们的看法：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杀手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观点也错了。

勒贝尔不断地摇着头。他很累，精疲力竭，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紧张忧虑，还由于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同事免受这些与会者不断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经验，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完全明白，如果他错了，他就完了。围坐在桌边的人中，有些人也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是对的呢？如果豺狼仍在盯着总统；如果他溜过防护网，靠近了他的猎物，那么这些围桌而坐的人肯定会竭力找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漫长的警察生涯即将终结了。除非……他能找到这个人，阻止他。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只得承认他是对的。但他没有证据，只有一个他难以言表的古怪信念——他在追踪的这个人也同样是一个专业人士。这个人会执着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

自从这件事情落在他肩上之后，八天来，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这个沉默的、不可预知的枪手，的确日益钦佩。这个人似乎把每件事都计划得十分周详，甚至包括意外事件的计划。如果他在这些政客面前承认他的这种感情，那他的职业生涯就全毁了。只有他旁边这个把脑袋缩在肩膀里，盯着桌子的大个子布维埃能给他少许安慰。至少他也是个警探。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勒贝尔答道，“但他肯定在等什么，或者是在等待某个特定的日子。先生们，我不相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豺狼的消息。同样，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圣克莱尔嘲笑道，“某个特定的日子！说真的，队长，你看来是看罗曼蒂克的惊险小说看太多了。这不是小说，我亲爱的先生，这是事实。这个人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他坐回原位，自信地微笑着。

“我希望您是对的，”勒贝尔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部长先生，我必须向您提出，我希望退出调查，回去办我的刑事案件。”

部长看着他，犹豫不决。

“你认为调查还值得继续吗，队长？”他问道，“你认为真正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先生，我不知道。前一个问题的话，我相信我们应该继续观察，直到我们能够完全肯定。”

“很好。那么先生们，我希望警长继续他的调查，我们也继续每天晚上开会听他汇报，散会。”

八月二十日上午，猎场看守人马肯格·凯利特正在克雷兹的伊格尔顿和于塞勒之间他的雇主的产业里捕杀害鸟。当时他正在追踪一只受伤的斑鸠。那只斑鸠跌跌撞撞地飞进一丛野杜鹃花丛。他在花丛中找到了那只斑鸠，它恰好落在一辆显然被遗弃的敞篷跑车的驾驶座上，正使劲扑腾呢。

起先他拧断斑鸠的脖子时以为，这肯定是一对情侣停的车——他们来森林野餐，无视他钉在半英里外入口处树枝上的警告。但随后他注意到，有些用来掩盖汽车的灌木枝条不是长在地里的，而是插在土里的。进一步检查发现，它们是从周围的灌木丛中剪下来的，白色的切口都被泥土弄污了。

从车座上的鸟粪来看，这辆车至少已经在这里放了好几天了。他扛着枪，带着斑鸠穿过树林，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天早上，他后来去村里买捕兔器的时候，向当地的乡村警察提起了这辆车。

快到中午的时候，乡村警察才在家里用手摇电话向于塞勒警所报告：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一辆被遗弃的汽车。是白色的吗？对方问他。他查了下自己的记事簿。不，是蓝色的。是意大利产的吗？不，是法国牌照，品牌不详。好的，于塞勒的声音说道，下午会派一辆拖车去。由于还有很多事要做，到处都缺人手，所以当地警方最好带人到现场去，好指引拖车的工人。现在他们正集中精力查找一辆白色的意大利跑车，巴黎的长官们等着要呢。这个乡村警察保证说，拖车到的时候他一定准备好，等在那儿。

直到过了下午四点，这辆轿车才被拖到于塞勒的汽车扣押场，快五点的时候一个机动车维修人员才开始检查车辆以确定其身份。这个维修员注意到，汽车的油漆粉刷实在是糟糕得很。

他拿了一把螺丝刀，在前翼子板上刮了刮。在蓝色下面，现出了一道白纹。他觉得很奇怪，开始检查车牌号，发现车牌似乎是反着装上的。几分钟后，汽车牌照正面朝上地躺在了院子里，露出的白字是：MI-61741。这个警察连忙冲过院子，奔向办公室。

克劳德·勒贝尔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电话是奥弗涅首府地区司法警察署的瓦伦丁局长打来的。瓦伦丁才开口，勒贝尔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好的，听着，这很重要。我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是的。我知道这很不合规矩，但必须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位局长，我亲爱的兄弟，但如果你想确认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权限，我可以把你的电话直接转给司法警察署的总监。

“我要求你，现在就带队去于塞勒。选最好的人，越多越好。从汽车发现的地点开始盘查。在地图上把事发地点标注出来，以那里为轴心，展开地毯式搜查。要问到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常在那条路上开车的农夫，每个乡村店铺和咖啡馆，每家旅馆和伐木窝棚。

“你要找的是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英国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带了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有很多现金，穿着讲究，但很可能看起来很疲惫。

“你的人必须要问：他在哪儿，去哪儿了，他买了些什么。噢，还有一件事，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媒体排除在外。你什么意思，他们做不到？嗯，地方特约记者当然会询问发生了什么。好的，告诉他们，有辆车翻了，可靠消息表明其中一位乘客可能精神错乱，正在到处乱转。是的，好的，一次营救任务。随便，只要能打消他们的怀疑就行。告诉他们，没发生那些国家大报会付钱的故事，这个假期每天起码会发生五百起交通事故，这种事不值得他们花时间采访。对，低调处理。最后一件，如果你找到这个人藏身的地方，不要惊动他。先包围他，把他困在那儿。我会第一时间赶来的。”

勒贝尔放下电话，转身面对卡伦。

“去见部长。让他把晚上的会议提前到八点进行。我知道这是晚餐时间，不过会议肯定不会太长的。然后给沙托里打电话，再调直升机来。连夜飞往于塞勒，最好能告诉我们会在哪里降落，这样我们就能找辆车在那儿接我。这里由你负责。”

日落之前，从奥弗涅首府和于塞勒来的警车已经在靠近汽车发现地点的小村落的乡村广场上搭建起了他们的临时总部。瓦伦丁通过一辆无线电通讯车向该地区其他村落的警车发布指令。他决定以发现汽车的地点为圆心，在半径五英里的地区内连夜搜查。天黑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待在家里。另一方面，天黑的时候，他的人在崎岖的山谷和山峦里更容易迷路，或者找不到逃亡者可能藏身的伐木工人的小屋。

还有一件事他不能在电话里向巴黎报告，而且他也不敢当面向勒贝尔报告。这是在午夜时有几个警察告诉他的。关于一队警察在离发现汽车地点约两英里处的一间农舍里进行查询的经过。

当时，农夫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显然拒绝邀请警探们进屋。手里的煤油灯在警探们的脸上投下闪烁不定的光影。

“说吧加斯顿，你经常从那条路开车去市场的，周五早上有没有从那条路去伊格尔顿？”

“可能去过。”

“噢，去过还是没去过？”

“不记得了。”

“你看到路上有个男人吗？”

“我只管自己的事。”

“我们没问你这个。你看见一个男人没有？”

“我什么人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男人，体格很健壮，像个运动员。带着三个箱子和一个手提箱。”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没看见，你明白吗？”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他们只好离开了，其中一个探员将这件事一丝不苟地记到了他的记事簿上。几只拴在锁链上的狗将锁链拉至尽头，冲着他们狂吼，并向他们的腿上猛扑，他们只好退到另一边，踩进一堆肥料里。那个农夫一直看着他们退回公路，坐上车颠簸着开走了，然后才用力掼上门，踢开一只好奇的山羊，爬上床坐在妻子旁边。

“是那天搭你车的那个人，对吧？”她问道，“他们想把他怎么样？”

“不知道，”加斯顿说道，“不过永远不会有人说我加斯顿向他们出卖过什么人。”他咳了一声，向炭火的余烬里吐了一口痰，“臭警察。”

他把灯芯挑掉，吹熄了灯，又把妻子往里推了推。“祝你好运，兄弟，无论你在哪儿。”

勒贝尔看着与会的人，放下报告。

“先生们，会议一结束，我就要飞往于塞勒，亲自主持搜捕工作。”

会议室里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你怎么看，队长，从这件事上可以推论出什么？”

“两件事，部长先生。首先，我们知道他一定买了油漆，如果他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早晨开车从加普驶往于塞勒，那他应该是在途中把这辆汽车改装的，他是在加普镇买的油漆。现在查询工作正在进行，假定查询出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一定是他得到了警告，有人打电话通知他，或者他打电话得到了消息。有可能就在法国，也有可能在伦敦，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告诉他，他的杜根的假名暴露了。因此他就能判断出，我们在中午之前就能追踪到他和他的车。所以他跑了，而且跑得很快。”

他觉得会议室里安静得十分压抑，精美的天花板几乎要裂开了。

“你是否以为，”有人像从一百万英里以外的地方发来了疑问，“这间屋里有人泄密？”

“我不能那么说，先生。还有接线员、电报员、必须向其传达命令的中低层官员。他们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秘密军组织’的秘密特工。不过有件事现在看来非常清楚了。他已经得知刺杀法国总统的大致计划已暴露，仍然决定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他也知道他的假身份亚历山大·杜根已经暴露。他肯定有一个单线联系人。我怀疑这个人可能是那个瓦尔米，就是向罗马传消息时被边境检查处截听到的那个。”

“该死，”边境检查处的头头低声咒骂道，“我们本该在邮局抓到这家伙的。”

“我们能推断出的第二件事是什么，队长？”部长问道。

“第二件事是，当他知道假扮杜根败露，并没有准备离开法国。恰恰相反，他直奔法国的中心而来。换句话说，他仍然紧盯着我们的国家元首。他简直是在挑战我们所有的人。”

部长站起身来，收拢他的文件。

“我们不耽搁你了，队长先生。找到他。今晚就找到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干掉他。这是我以总统的名义发布的命令。”

说完，他走出会议室。

“傲慢无礼的猪。他怎么敢。居然说我们这些法国最高层的官员错了。我当然得在我的下一份报告里提及此事。”

雅克利娜解开套裙肩部的细带，让那件透明的衣服滑落下来。然后她捧住情人的脑袋，拉向自己的胸前。

“告诉我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轻声呢喃道。

和之前的十四天一样，八月二十一日早上，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夏日炎炎。站在沙隆尼尔山庄的窗边向外望去，是一片连绵起伏生满灌木丛的山峦，看起来宁静祥和，丝毫没有警察盘查的喧闹迹象。十八公里外的伊格尔顿，直到现在调查还在继续。

豺狼披着一件长睡袍，站在男爵书房的窗前，和往常一样给巴黎打电话。经过一夜疯狂，他的情人仍然在楼上酣睡。

电话接通了，他照例以“我是豺狼”开始。

“我是瓦尔米，”电话那头的嘶哑声音说道，“事情又有进展了。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

他又听了两分钟，中间只插问了一句。最后说了声“谢谢”，便挂断了电话，伸手从口袋里摸出香烟和打火机。他意识到，无论怎样，他刚才听到的话都将改变他的计划。他本想在庄园再多待两天，但是现在他必须走了，而且越快越好。关于刚才的电话，还有另一件事让他担心，本来不该有这桩事的。

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想起这件事，但吸烟的时候，他又想起来了。他吸完烟，从开着的窗户里把烟头扔到下面的砾石地上。他拿起话筒的时候，听到线路里发出“咔嗒”一声轻响。过去的三天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卧室里有一部分机，不过他离开的时候，克莱特肯定已经睡熟了。肯定……他转过身，光着脚，悄无声息地快步迈上楼梯，冲进卧室。

电话已经重新放在了话机上。衣柜被打开了，三个箱子放在地板上，全都打开了。他的钥匙串和钥匙放在旁边。男爵夫人正跪在一堆东西中间，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的周围放着一套细长的钢制套筒，塞在一头的麻布塞子已经被启开了。一个套筒里露出瞄准镜的一头，另外一个里面露出一截消音器。她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他进来的时候，她正十分惊恐地盯着它。那是枪筒和枪后膛。

有那么几秒钟，两个人谁都没说话。豺狼首先镇定下来。

“你偷听我打电话？”

“我……好奇你每天早上都这样打电话。”

“我以为你睡着了。”

“没有。你一下床我就醒了。这……东西，是支枪，一支刺客的枪。”

这半是问题，半是陈述，仿佛希望他能解释，这只不过是些别的东西，无害的东西。豺狼俯视着她，她第一次注意到，那双眼睛里灰色的斑点伸展开来，遮住了所有表情，死气沉沉、居高临下地盯着她。

她慢慢站起来，枪管“当”的一声掉在其他部件里。

“你想杀他，”她小声说道，“你是他们的人，‘秘密军组织’。你想用这个去杀戴高乐。”

豺狼没有回答，等于给了她答案。她冲向房门。豺狼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她，把她猛地推回床上，然后迅速跟进三步。男爵夫人从凌乱的床单上弹起时，张嘴想喊，被豺狼反手一击，切在了她脖颈侧面的颈动脉上，还没等她喊出来就把她打哑了。然后豺狼左手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向下压向床沿，右掌缘向下猛击在她的脖颈后部。她在世间的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地毯上的花纹。

豺狼走到门边，听了听，没听到楼下有声音。欧内斯廷肯定在房子后面的厨房准备早餐的面包卷和咖啡，路易森应该快要去集市了。幸运的是，这两个人都有些耳背。

他把步枪的部件重新放进套筒里。把套筒和安德烈·马丁的脏衣服和军大衣放进第三个箱子里，拍了拍衬里以确保证件无碍，然后锁上箱子。第二个装着装扮丹麦佩尔·詹森牧师衣物的箱子打开了但没有被翻动。

他花了五分钟，在和卧室相通的浴室里洗漱、剃须完毕，然后把牧师的护照立在浴室架子的最上面，又花了十分钟，用剪子把他长长的亚麻色头发剪短到只留下两英寸，而后小心地向上梳起。接下来又刷上足够的染发剂，染成那种中年男子的铁灰色。染发水可以使头发湿润，这让他得以将头发梳成詹森牧师护照上的样子。最后，他戴上一副蓝色的隐形眼镜。

他把染发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干净，又把洗脸池里的配剂冲掉，收好剃须用具，回到卧室。他没去理会地板上的那具赤裸的尸体。

他穿上在哥本哈根买的马甲、短裤、袜子和衬衣，在脖子上套好黑围领，外面系上牧师佩带的那种领圈。最后穿上黑色套装和老式便鞋。他把金丝边眼镜放进上衣口袋，把洗漱用具重新放进手提箱内，丹麦版有关法国教堂的书也一并放了进去。接着，他兜里的护照换成了丹麦人的，又放进一卷钞票。

剩下来的英式衣服被放回之前放它们的衣箱，最后也锁好了。

他做完这一切，已经将近八点了。欧内斯廷很快就要上来送早餐咖啡了。男爵夫人原本不想让这对仆人知道他们俩的风流韵事的。因为这两个人对男爵一向忠心耿耿，从男爵的孩提时代起就一直照顾他，后来还做了这座房子的主管。

豺狼从窗户里看到路易森沿着宽阔的道路骑车驶向庄园的大门，自行车后面吊着他的购物袋。这时，豺狼听到欧内斯廷在敲门。他没有出声。欧内斯廷又敲了一下。

“您的咖啡来了，夫人，”她尖声说道，声音透门而入。豺狼拿定主意，以半睡半醒的语调用法语应了一句。

“放那儿吧。我们弄好自己来取。”

门外的欧内斯廷嘴张成了一个标准的“O”形。家丑啊！她怎么能这样……还是在主人的卧室里。她连忙下楼找路易森，但他已经出门了，只好自己在厨房唠叨个不停，感叹现代人的堕落，跟老男爵在世时的日子大不相同了。正因如此，她没听到四件行李用床单拴住，从卧室窗户吊下来，“啪”的一声轻轻坠入房子正面花圃里的声音。

她还没听见卧室门从里面锁上的声音，也没听见女主人软绵绵的尸体被放在床上摆放成自然的睡觉姿势，被褥一直盖到下巴底下的声音；更没听见那个灰头发的男人爬上窗台，把卧室窗户关上的声音，以及他跃下草坪，落地时发出的“砰”的一声。

不过她倒是听到了夫人的雷诺车轰鸣着发动起来，还透过炊具储藏室的窗户，看到那辆车从马厩改造成的车库里开上停车道，朝着前院，消失在车道的尽头。

“夫人这是要做什么呀？”她上楼的时候咕哝着。

卧室房门前的咖啡原封未动，还温热着。欧内斯廷又敲了几次，推了推门，但没打开。那位先生的卧室门也锁着。没人搭理她。欧内斯廷觉得肯定出了什么事儿。想当年不受欢迎的鲍希夫妇来做客时，就向男爵提过一些关于夫人的不三不四的传闻，而自从那回以后，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呢。

她决定找路易森商量。他这时应该在集市，在当地咖啡馆找个人就能把他喊回来。她不知道怎么用电话，但她觉得，只要拿起话筒，就会有人答话，并且去把你要找的人喊来讲话。不过这当然都是胡扯。她拿起话筒，举了十分钟，也没有一个人对她讲话。她没注意到，插入书房壁脚板处的电话线已经断了，切口平整光滑。

早饭时间刚过，克劳德·勒贝尔就乘直升机回到巴黎。正如事后他对卡伦说的，尽管那些该死的农民给他制造了不少障碍，但瓦伦丁的工作效率可算得上一流。早餐的时候，他追踪到豺狼在伊格尔顿的一家咖啡馆用的早餐，还在那儿等约好的出租车司机来。与此同时，他在伊格尔顿方圆二十英里范围内设置了路卡，中午时分应该都能就位。

基于瓦伦丁出色的表现，勒贝尔很赏识他的能力，于是暗示他找到豺狼的重要性。瓦伦丁同意在伊格尔顿布下一个包围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耗子的屁眼还要细密”的罗网。

从沙隆尼尔庄园出来，这辆小雷诺车就开足马力穿行于山间，向南朝着图勒前进。豺狼估计，如果警察从昨天晚上开始调查，以找到阿尔法汽车的地点为圆心，不断扩大搜索圈，那么拂晓时分他们一定就该到达伊格尔顿了。咖啡馆的服务员会向他们提供情况，出租车司机也会向他们提供情况；除非他特别走运，否则警察下午时候应该会查到庄园。

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会去找一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小心翼翼，没让任何人见到过灰头发的牧师形象。但事态还是很紧急。他开着这辆小汽车在山间小路上疾驶，终于在伊格尔顿西南十八公里处开上了RN8号公路，离图勒还有二十公里。他看了一下表：九点四十分。

当他在一截直路的转弯处消失的时候，一支小型车队从伊格尔顿呼啸而下。车队由一辆警车和两辆封闭式厢式车组成。车队在直路的中央停下，六个警察开始设置钢制路卡。

“他出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瓦伦丁对着伊格尔顿的出租车司机哭哭啼啼的妻子吼道，“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每天早上，早班火车从于塞勒开来的时候，他都在火车站广场等着。如果没有客人，他就回到这里的汽车修理间，做点修理的活计。如果他不回来，那就是说他拉到生意了。”

瓦伦丁四下看了看，心里很不痛快。对这个女人再喊也没什么用。这个人开着出租车，还兼做一点汽车修理工作。

“这个星期五的早上他有没有送过什么人？”他耐着性子问道。

“有的，先生。因为没客人，他从车站回来了。然后接到咖啡馆的电话，有人要叫出租车。他刚把一个轮子卸下来，生怕客人会离开搭乘其他出租车。所以他把轮子装回去的二十分钟里一直骂骂咧咧的。然后他走了，拉到了活儿，但他没说他送他去了哪里，”她吸了吸鼻子，“他不跟我说太多的。”她又补充解释了一句。

瓦伦丁拍了拍她的肩膀。

“好的，夫人。别着急。我们等他回来，”他转身对一个警士说道，“叫一个人去主火车站，另一个去广场咖啡馆。你知道这辆出租的牌号对吧。他一露面我就要见他——快去！”

他离开汽修间，大步走向自己的汽车。

“去警局。”他说道。他已经把搜捕总部换到了伊格尔顿警察局，这里可是有年头没见过这阵仗了。

豺狼把装着他的英式衣物的箱子和亚历山大·杜根的护照一起扔进了距图勒六英里的一个深谷里。它已经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箱子翻过桥的护墙，坠了下去，一头扎进谷底浓密的灌木丛，消失了。

豺狼开着车在图勒转了一圈，找到了火车站，然后把车毫不引人注意地停在了三条街之外的地方，然后拎着他的两个箱子和手提箱，走了半英里，来到铁路订票处。

“我想买一张去巴黎的单程车票，二等车厢，谢谢，”他对售票员说道，“多少钱？”他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坐在小隔间里卖票的售票员。

“九十七新法郎，先生。”

“请问下一班火车是几点？”

“十一点五十分。您大概还要等一个小时。月台那边有一家饭店。去巴黎的火车停靠一号站台。很高兴为您效劳。”

豺狼拿起行李，走向检票口。检过了票，他又拎起行李，继续向前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出示您的证件。”

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很年轻，他极力做出比他实际年龄更老成的样子。他的肩上挎着一支冲锋枪。豺狼再次放下行李，掏出他的丹麦护照。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翻看了一下，一个字都看不明白。

“你是丹麦人？”

“抱歉，你说什么？”

“你，丹麦人。”他用手拍拍护照的封面。

豺狼看着他，高兴地点点头。

“丹麦人……对，对。”

共和国卫队士兵把护照递回给他，向站台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什么，又向前走去，拦下了从检票口出来的另一位旅客。

差不多一点的时候，路易森才回来，他喝了一两杯红酒。他的老婆心烦意乱，把她的悲痛故事一股脑倒给了他。路易森认真想了想。

“我得爬到窗户那边看看。”

他光是找梯子就找了半天。这种东西要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不过最后总算找到了。他把梯子架在了男爵夫人卧室的窗户下面，靠在砖墙上。路易森晃晃悠悠地爬到梯顶。五分钟后又下来了。

“男爵夫人在睡觉。”他说道。

“但她从来没睡过这么晚。”欧内斯廷不同意。

“哦，可她今天就是睡到这么晚了，”路易森回答道，“别去打扰她。”

去巴黎的火车有些晚点。火车到图勒站的时间刚好是下午一点。在上车的旅客之中，有一位灰发牧师。他坐在包厢的角落里。除他之外，包厢里只坐了两名中年妇女。豺狼取出一副金丝边眼镜，又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讲教堂和礼拜堂的那本大部头书，看了起来。他已经知道，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当晚八点十分。

夏尔·布勒站在路边自己那辆动弹不了的出租车旁。他看了一眼表，骂了一句。已经一点半了，正值午饭时间，而他却陷在了从小镇拉莫兹到伊格尔顿之间唯一的一条路上，车轴坏了。他不停地骂着。他可以丢下车，试着走到下一个村庄，搭公共汽车到伊格尔顿，然后晚上再找一辆维修车回来。但是，单只这一项就要花掉他一个星期的收入。而且这辆车的车门没有锁，他的财产都绑在这辆破出租车上。最好还是别离开，以免那些村里的小孩来偷东西。最好耐心点儿，等一辆卡车来，把他拖回伊格尔顿。他没带午餐，不过储物盒里还有一瓶红酒。嗯，差不多也快喝完了。在出租车底下爬来爬去干活实在渴得很。他爬进车后座等着。这时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不等到傍晚凉快一点，是不会有卡车来的。农民们这时也都在午睡，他也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吧。

“你说他还没回来是什么意思？这个混蛋去哪儿了？”瓦伦丁局长冲着电话吼道。他坐在伊格尔顿警察局里，给等在出租车司机家里的警员打电话。对方的声音含含糊糊，似乎有些抱歉。瓦伦丁掼掉电话。整个早上，包括午餐时间，设置路卡的警车不断用无线电报告着任务达成。但在伊格尔顿周围二十英里半径范围内，甚至和那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有一点点相像的人都没有找到。夏日炎炎，昏昏欲睡的市镇这会儿很安静，人们都午睡去了，仿佛于塞勒和奥弗涅省首府来的二百名警察根本不曾来过。

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欧内斯廷站了起来。

“你必须再上去把夫人叫醒，”她催促着路易森，“任何人这样睡一天都不正常。”

老路易森不愿意这样，但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他知道，一旦欧内斯廷打定主意，争执是没有用的。他骂骂咧咧地，脏话说个不停。他又把梯子搭到了墙上，这一回他爬得比之前稳当。他爬上窗户，钻进房间。欧内斯廷在下面看着。

过了几分钟，老头的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

“欧内斯廷，”他嘶声喊道，“夫人看样子死了。”

他正准备再从梯子上爬下来，欧内斯廷厉声让他从里面把卧室的门打开。两个人站在一起，从被褥边看着男爵夫人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离她的脸几英寸远的枕头。

欧内斯廷回过神儿来。

“路易森。”

“嗯，我亲爱的。”

“快去村里请马提厄医生来。现在就去，快。”

几分钟后，路易森尽力迈动着双腿，从停车道跑了出去。马提厄医生在沙隆尼尔镇行医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路易森找到他时，他正在自家花园的杏树底下睡觉。老医生当即同意过去。时间已经过了下午四点半，他的汽车哐啷哐啷地开进庄园的庭院，又过了十五分钟，老医生在床边坐直身子，转过来对站在门口的这对老仆人说：

“夫人死了。她的脖子断了，”他声音颤抖着说道，“我们必须找警察来。”

宪兵盖洛做事有条不紊。他深知执法人员工作的严肃性，也知道抓住事实的重要性。欧内斯廷、路易森和马提厄医生围坐在厨房的桌边。盖洛一边给他们做笔录，一边舔着他的铅笔。

“这毫无疑问，”当医生在供词上签字之后，他说道，“是凶杀案。第一嫌疑人显然是这个住在这里的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现在已经驾驶着夫人的汽车逃逸。我要向总部报告。”

说完，他就骑车下山去了。

克劳德·勒贝尔六点三十分从巴黎给瓦伦丁局长打电话。

“那么，瓦伦丁，有消息吗？”

“还没有，”瓦伦丁回答，“从晌午开始，我们在这一地区出行的每条路上都设置了路卡。除非他扔掉汽车后跑出了这个包围圈，否则他肯定是在这圈子里的什么地方。那个非常该死的出租车司机，就是那个星期五早上开车送那个人出伊格尔顿的司机到现在还没露面……稍等，又有一份报告来。”

通话暂停了一会儿，勒贝尔能听到瓦伦丁在和另外一个人商谈，那个人语速很快。瓦伦丁的声音又回来了。

“见鬼，这里是怎么了？发生了一桩命案。”

“在哪儿？”勒贝尔急忙问道。

“在附近的一个庄园。一个乡村警察的报告才刚送到。”

“死者是谁？”

“庄园的主人。一个女人。稍等……是沙隆尼尔男爵夫人。”

卡伦看到勒贝尔的脸色发白。

“瓦伦丁，听我说。这就是他。他现在已经从庄园逃脱了吗？”

伊格尔顿的警察们也在开会。

“是的，”瓦伦丁说道，“他今天早上开着男爵夫人的汽车逃跑了。一辆小型雷诺车。花匠发现的尸体，不过是今天下午才发现的。他以为男爵夫人睡着了。后来他翻窗进去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你有凶手和汽车的特征描述吗？”勒贝尔问道。

“是的。”

“那就发布全面警报。现在不再需要秘密进行了。现在我们是要破获一起凶杀案。我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警告，但你要尽可在案发地点找出他的踪迹。试着找出他逃跑的大致方向。”

“好的，我会的。现在我们可以真正开始了。”

勒贝尔挂上电话。

“亲爱的上帝，我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了，这个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名字就在瑟夫旅馆豺狼入住当晚的客人名单上。”

汽车是七点三十分被当值警察在图勒一条后街上发现的。他回到图勒警察局时是七点四十五分。七点五十五分，图勒方面联系到了瓦伦丁。八点零五分，奥弗涅局长给勒贝尔打了电话。

“发现地点距离火车站五百米。”他告诉勒贝尔。

“你有那里的火车时刻表吗？”

“有的，我这里肯定有一份。”

“从图勒到巴黎的早班火车是几点的，什么时候抵达巴黎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快，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快一点。”

伊格尔顿电话那头在小声说着什么。

“一天只有两班，”瓦伦丁说道，“早班火车十一点五十分出发，正点到达巴黎的时间是……有了，八点十分。”

勒贝尔扔下电话，让它挂在那儿，转身往办公室外跑，同时喊着卡伦跟上他。

八点十分，特快列车准时抵达巴黎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火车喷着蒸汽，庄严地开进站。列车还没停稳，闪亮车身上的车门就被打开，乘客纷纷下车到了站台上。有几个人被等候的亲属接走，其他人则朝一排拱顶走去，那里从大厅直通向出租车停靠站。这些人中，有一个高个子、灰头发，穿着圆领衫的人。他是排在最前面等出租车的人之一。这会儿，他正把他的三件行李搬到一辆奔驰车的后座上。

司机按下里程表，离开入口，下坡驶向街道。车站前广场有个半圆形停车道，一个口进，一个口出。这辆出租车从斜坡上下来就正对出口。没轮到的乘客们乱哄哄的，还在试图吸引出租车司机的注意。忽然警笛大作，盖过了这片嘈杂声，司机和乘客都听得真切。这辆出租车开到路口，进入车流之前停了一下。三辆警车和两辆黑色玛丽亚风驰电掣地冲进入口，在朝向车站大厅的主拱廊前停了下来。

“嘿，他们今晚很忙啊，这些混蛋，”出租车司机说道，“去哪儿，牧师先生？”

牧师给了他一个位于奥古斯汀码头的小酒店的地址。

九点，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有留言让他给在图勒警察局的瓦伦丁局长打电话。电话接了五分钟才通。瓦伦丁一边说，勒贝尔一边做着记录。

“你把车上的指纹弄下来了吗？”勒贝尔问道。

“当然，还有庄园房间里的。有几百个，全都吻合。”

“尽快送到这里来。”

“好的，我会的。你要我把那个图勒火车站的共和国卫队的警察也一并送到你那儿吗？”

“不，谢谢，除了他已经说过的那些，他对我们也讲不出更多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瓦伦丁。你可以让你的小伙子们休息了。他现在在我们的地头，让我们来对付他吧。”

“你确信就是那个丹麦牧师？”瓦伦丁问，“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不会，”勒贝尔说道，“肯定是他。他已经把一个箱子扔掉了，你可能在沙隆尼尔庄园和图勒之间的什么地方找到那个箱子，可能在河里或者山谷里。但另外的三个箱子非常吻合。肯定就是他。”

他挂上了电话。

“这回是牧师，”他痛苦地对卡伦说，“一个丹麦牧师。姓名不详，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想不起护照上的名字。人为因素，总是人为因素。出租车司机在马路边睡着了；花匠太紧张，不敢去查看他多睡了六个小时的主人；警察不记得护照上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卢西恩，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太老了，衰老而且迟钝。你去备好车，行吗？晚上的‘烧烤’时间又要到了。”

内政部的会议紧张而压抑。与会的人听了四十分钟，案情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森林搜索、伊格尔顿、那个没有出现的关键的出租车司机、庄园的谋杀案、在图勒登上去巴黎火车的高个子灰头发的丹麦人。

“不管怎么说，”勒贝尔说完，圣克莱尔冷冷地说道，“这刺客现在已经到了巴黎，有了新名字和新面孔。你看来又一次失败了，我亲爱的队长。”

“让我们等几天再互相指责吧，”部长打断道，“今天晚上在巴黎的丹麦人有多少？”

“可能好几百，部长先生。”

“能搞清楚吗？”

“只有等到早上，等酒店登记卡送到巴黎警察局。”勒贝尔说道。

“我来安排今晚检查所有的酒店，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各一次，”巴黎警察局局长提议，“他填表格时肯定以‘牧师’开头，不然酒店的服务员会怀疑的。”

屋子里的人都高兴起来。

“如果他在圆领上围个围巾，或者直接把圆领拿掉，登记时只写‘某某先生’该怎么办？”勒贝尔说道。有几个人狠狠瞪了他一眼。

“先生们，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要做，”部长说道，“我要再和总统谈一次，在找到这个人并干掉他之前，请总统取消一切公开活动。同时，明天一早的头一件事情就是逐个清查今天晚上在巴黎登记入住的丹麦籍人士的登记卡。队长，还有巴黎警察局局长先生，你们能做到吗？”

勒贝尔和帕蓬点点头。

“那么会议到此结束吧，先生们。”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勒贝尔后来在办公室里对卡伦说，“他们总认为是豺狼运气好，而我们很愚蠢。好吧，他是运气好，但他也是极其狡猾的。我们很不走运，我们也犯了错误，哦，是我犯了错误。但一定有另外的原因。两次，我们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一次他开了一辆重新刷了漆的汽车，用化名逃离了加普。现在他又逃离了庄园，还杀了他的情妇，离阿尔法罗密欧被找到只有几小时。每次都是在早上，在我向内政部会议做报告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预计12个小时之内就能拘捕他之后。卢西恩，我亲爱的伙计，我想我得使用一下我无限的权力了，我要搞一次小小的窃听活动。”

他靠在窗棂上，向外望去，目光穿过缓缓流淌的塞纳河。顺流而下是拉丁区，那里灯火通明，笑声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三百码外，另一个人也靠在他的窗台上。在夏季的夜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被聚光灯照得雪亮。这个人望着在它左边的司法警察署大楼的巨大身影，沉思着。他穿着黑色的裤子，一双便鞋，圆高领的丝质线衫下面，是白色的衬衫和黑色围领。他抽着一支加长的英国过滤嘴香烟，面容很年轻，头上是一头乱蓬蓬的铁灰色头发。

两人的目光跨过塞纳河，向前看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就在这时，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将时间引入了八月二十二日。

（本章完）

第二部 猎捕

第二部猎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