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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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天很冷，特别是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之时，更显得寒气逼人。

在福尔·迪夫里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砾石地里。法国空军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站在柱子前，双手被绑在柱子后面。他凝视着二十米开外面对着他的那队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断了这最后时刻的阳光。他用一只脚蹭了蹭脚下的砾石，略微舒缓了一下紧张的情绪。士兵们将子弹推入枪膛，拉上枪栓。在二十支来复枪拉开枪栓的咔哒声中，牧师的祷文显得十分虚弱无力。

院墙外，一辆贝利埃特大卡车正鸣着喇叭，想要穿过前面交叉路上一堆驶向市中心的小型车辆。喇叭声刚好盖住了行刑队长官的“瞄准”口令。枪声响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却连一点涟漪都没被激起，甚至还不如空中鸽子拍翅膀的声音维持得长久。喇叭声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枪的声音也渐渐消弭在院墙外逐渐喧腾的交通噪音里。

这个军官是“秘密军组织”杀手组的负责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法国总统。他的死亡原本被认为是一种终结——随着他的死亡，谋刺总统的活动也应该就此结束了。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嘲弄人，实际上，它却恰恰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要解释这一点，必须首先回头看看，为什么在这个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军事监狱的院子里，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筛子的尸体。

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即使已经是晚上七点，气温仍然有二十三度。整个城市都热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个没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进车里，去乡间度周末了。

太阳终于沉落到巴黎宫墙的后面，长长的影子穿过院落，带来了令人舒适的凉爽。此时，有那么几个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们决定，有一个人必须死，他就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

市民们正准备逃离炎热，去海滩和河边消暑纳凉；而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爱丽舍宫里，内阁会议却仍在进行中。十六辆黑色雪铁龙DS型豪华轿车正停在背阴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占据了茶色砾石铺就的前庭四分之三的空地，靠西侧的墙边是阴影最先盖住的地方。司机们躲在这里阴影的最深处，相互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主人的到来。

今天的内阁会议比平时长，所以抱怨也比往常要多些。直到七点三十分，一个身披链饰、挂满勋章的礼宾官才出现在六级台阶顶端的平板玻璃宫门后面，朝卫兵招手。司机们把手里抽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砾石地里。大门两边的安全人员和岗亭里的士兵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开了。

第一批部长出现在玻璃门后的时候，司机们已经发动了汽车。礼宾官拉开门，内阁成员纷纷走下台阶，互相道着周末好好休息的祝福。汽车按照先后顺序排在台阶下，礼宾官弯腰拉开车的后门，部长们爬进各自的汽车，经过向他们敬礼的共和国卫队士兵，驶出大门，驶向新区的奥雷诺街。

不到十分钟，他们都走了。两辆加长的黑色雪铁龙DS19型轿车还在院子里，慢慢驶向台阶。第一辆车插着标志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三角旗，开车的是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他是一名警察，来自沙托里国家宪警总队培训总部。他生性沉默冷静，从不参与司机之间的玩笑；他开车既快又安全，一直是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罗克斯，车里没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的第二辆DS19也由一名来自沙托里的宪警驾驶。

七点四十五分，又有一批人出现在玻璃门后面，砾石地上的警卫再一次立正站直。夏尔·戴高乐身着惯常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系着黑色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按照老式的礼节，他为伊冯娜·戴高乐夫人拉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挽着她的手，领着她走下台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他们在车边分开，总统夫人钻进前面那辆车的后座左边，总统从右边上车，坐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时任法国陆军装甲和机动部队的总参谋长，检查确认了车的两个后门都锁好后，坐在了前排马罗克斯的旁边。

其他两名陪同总统夫妇走下台阶的官员坐进第二辆车。身材魁梧的亨利·德茹代尔是今天的当值保镖，他是卡比尔人，来自阿尔及利亚。他坐到前排司机的边上，松了松腰际的大左轮枪，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从这一刻起，他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转动。他不是在看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第二个人向留下来的当值警卫说了句话，然后钻入车的后排。他就是让·迪克雷，总统的警卫队长。

西侧墙的旁边，有两个戴白色头盔的摩托车手。他们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阴影，朝大门驶去。他们彼此相距十英尺，并排在出口处停下来向后望。马罗克斯将第一辆车驶离台阶，转向大门，开至摩托车警卫的后面，第二辆车也紧随其后。这时是晚上七点五十分。

大铁栅栏门再次打开，这支微型车队经过站得笔直的卫兵，驶入奥雷诺大街，行至大街尽头后，便进入了马里尼街。栗子树下有个年轻人，戴着白色的摩托车专用头盔，站在一辆小型摩托车旁。一看到车队经过，他便从路边骑出，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八月的周末，路上的交通一切如常，总统出行也没有事先通知。只有前导摩托车的警笛声向执勤交警通报着车队的到来。交警们疯狂地吹着哨子，挥着手，及时拦住其他车辆，让车队通过。

车队在林荫道上加快了速度，飞速冲进了克莱蒙梭广场的阳光中。车队笔直地穿过广场，向亚历山大三世桥开去。那辆小型摩托车车手一直跟在官方车队的后面，没遇到任何麻烦。过了桥，马罗克斯跟着领骑的摩托车驶入加列尼将军大道，然后是宽阔的荣军院大道。跟踪的摩托车车手现在知道他要的答案了。他在荣军院大道和德瓦雷纳大街的十字路口处放松了尖叫着的油门，驶向街角的一个咖啡馆。他走进咖啡馆，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大步走向咖啡馆后面的电话机，打了一通本地电话。

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等在默东郊区的一个咖啡馆里。他三十五岁，已婚，有三个孩子，在空军部工作。他有着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内心却对夏尔·戴高乐充满深深的仇恨。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交给阿尔及利亚人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让他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的人民的背叛。

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巴斯蒂安-蒂里个人损失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爱国者。他坚信，一定要杀死这个他认为背叛了法国的人，以此来表达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有着和他一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和他一样成为疯狂的“秘密军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推翻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来的时候，他正呷着一杯啤酒。酒吧侍者把电话递给他后，就去酒吧的另一头调电视去了。巴斯蒂安-蒂里听了一会儿，小声地对着话筒说：“很好，谢谢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酒钱已付，他慢步踱出酒吧，来到人行道上，拿出夹在腋下的一卷报纸，小心地打开两次。

街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放下一楼房间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转过身对着屋里来回走动的十二个男人说：“是第二条路。”五个年轻人立刻停止绞动自己的手指，跳了起来。他们都不是老练的刺客。

另外七个人年纪要大一些，相比之下没那么紧张。这群人的首脑是这次暗杀行动负责人巴斯蒂安-蒂里的副手——中校阿兰·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一个右翼分子，出身于一个拥有土地的士绅家庭。他也三十五岁，已婚，有两个孩子。

屋子里最危险的人物是乔治·瓦坦，三十九岁，宽肩膀，方下巴，是一名“秘密军组织”的狂热分子，以前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工程师。两年后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秘密军组织”最危险的刺客之一了。他腿上受过伤，所以大家都叫他“瘸子”。

年轻女子宣布了消息之后，这十二个人从楼后鱼贯而出，来到房子侧面的路上，那里停放着六辆偷来或租来的汽车。这时是七点五十五分。

巴斯蒂安-蒂里花了好几天亲自研究这次暗杀的地点，测算射击的角度，汽车行驶时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队的必要火力强度。他选的地点是解放大街，这条马路很长，笔直地通向小克拉马尔区的主要交叉路。暗杀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狙击手和协作成员组成，计划在总统的专车到达交叉路两百码前开火。他们将躲在停靠在路边的雷诺小货车后面，这个位置的射击距离和角度极佳，命中率很高。

根据巴斯蒂安-蒂里的计算，当和货车并排的时候，头车会被一百五十发子弹射穿。总统专车停下来后，“秘密军组织”的第二组就从支路上冲出来，近距离扫射，干掉警卫的车辆。两组人一起再花上几秒钟就能处理掉总统等人，然后就冲向停在另一条支路上的三辆车撤离。

作为行动组的第十三个人，巴斯蒂安-蒂里亲自望风。八点零五分，组员均已各就各位。巴斯蒂安-蒂里则悠闲地拿着报纸，站在一百码外的埋伏地点——靠近巴黎方向的一个汽车站旁。第一突击小组的组长塞奇·贝尼耶届时会站在雷诺小货车边，看到挥动的报纸就会向四肢伸开趴在他脚边草丛里的狙击手下达命令。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会开车拦截警卫，“瘸子”瓦坦则举起冲锋枪扫射。

当小克拉马尔路边的枪机保险打开的时候，戴高乐的车队刚刚冲出拥堵的巴黎市中心，到达郊区宽阔的马路上，这时车队的速度差不多提到了每小时六十英里。

道路豁然开朗的时候，弗朗西斯·马罗克斯看了一眼手表，觉出身后那位老将军有些焦躁不耐，于是开得更快了些。两辆摩托前导车已落到车队后面。戴高乐一向不喜欢这种鸣锣开道的排场，他很乐于一有机会就让他们离开。车队就这样进入了小克拉马尔的勒克莱尔大街。这时是八点十七分。

此时，一英里外的巴斯蒂安-蒂里对他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毫不知情。个中原委直到几个月后他坐在死囚牢里，才从警察那里得知。在研究刺杀时间表的时候，他查过日历，得知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五分。表面上看起来，即使戴高乐的日程安排比通常的晚，刺杀计划的实施时间也依然充裕。而且实际上，戴高乐的行程的确比预定的时间要晚。但是，这位空军中校查看的日历是一九六一年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落时间是八点十分。就是这二十五分钟改变了法国历史。八点十八分，巴斯蒂安-蒂里发现车队飞驰进入解放大街，朝他开来，时速为每小时七十英里。他疯狂地挥动报纸。

一百码外，马路对面的贝尼耶生气地努力透过朦胧的夜色盯着汽车站边那个模糊的身影。“中校挥报纸了吗？”他自言自语道。话刚出口就看见总统专车的“鲨鱼鼻”车头闪过车站，进入视野。“开火！”他冲脚边的狙击手尖叫。枪手开火的时候，车队已经和他们并排了。他们以九十度角射击一个时速七十英里的移动目标。

由于刺客们的射击技术还不赖，车子还是中了十二枪。大多数子弹都从后方打中了雪铁龙，两个轮胎被击中。虽然是自补胎，但突然消失的气压还是让高速行驶的车子东倒西歪，靠两个前轮滑行。这时，弗朗西斯·马罗克斯救了戴高乐的命。

当王牌狙击手，前外籍军团的瓦尔加射中轮胎的时候，其他的枪手正对着逐渐消失在夜色中的汽车后车窗倾泻弹夹里全部的子弹。有些子弹射穿了车身，有一颗击碎了后车窗，贴着总统鼻尖几英寸的地方飞了过去。前座的上校德布瓦西厄转过身，冲着他的岳父大喊一声：“趴下！”将军夫人立刻低下头，趴在丈夫的腿上。将军则冷冷地说：“啊，怎么又来了？”然后扭头向后车窗外看去。

马罗克斯控制着颤抖前进的车轮，缓缓进入滑行状态，同时轻柔地踩下油门。短暂失去动力的雪铁龙重又冲向与布瓦街的交叉口，“秘密军组织”的第二行动组正等在这条支路上。马罗克斯后面的警卫车辆紧跟着，毫发无损。

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等在布瓦街上，开着引擎。向他冲来的汽车速度留给他的选择很清楚：要么自杀式地拦截汽车，让猛冲过来的金属物体把他碾成碎片；要么合上离合器，半秒钟都别迟疑。他选择了后者。他掉头开出小路，驶上和总统车队并行的车道。和他并行的不是戴高乐的专车，而是神枪手保镖德茹代尔和迪克雷队长乘坐的车。

瓦坦从右车窗探出半个身子，向着前面的DS车后部用冲锋枪扫射。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甚至可以看见戴高乐傲慢的身影。

“那些白痴为什么还不还击？”戴高乐生气地问。德茹代尔正试图射击十英尺外那辆车上的杀手，但却被宪警司机挡住了视线。迪克雷冲司机大喊，让他跟上总统。眨眼间，“秘密军组织”的车被甩到了后面。两个前导摩托车手中的一个差点被从小路突然冲出的托库奈伊弄得跌下车来。两辆车稍事调整，都跟了上来。整个车队冲入环形路口，直穿过去，继续向郊外驶去。

那几个埋伏在伏击地点的“秘密军组织”的人来不及互相埋怨，便匆匆扔下行动中使用的三辆汽车，跳上预先准备好用来撤退的车子，消失在逐渐降临的夜幕中。

警卫队长杜克勒通过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十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将军坚持直接开到直升机等候的停机坪。车一停，军官和官员一下围拢上来，拉开车门，把浑身颤抖的戴高乐夫人扶下车。戴高乐将军从另一边下来，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没有理会周围官员慌乱的慰问，绕过汽车，扶住妻子的胳膊。

“来，亲爱的，咱们回家。”他扶着夫人进入直升机，坐在她旁边。最后还对那些空军人员给出了他对“秘密军组织”的评价：“他们枪法太差。”然后便起飞度周末去了，同行的还有德茹代尔。

弗朗西斯·马罗克斯还坐在方向盘后面，脸色灰白，心有余悸地动弹不得。右侧的两个轮胎被打掉了，车子是靠轮圈行驶的。迪克雷低声赞许了他几句，就去收拾残局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打听这桩刺杀行动。但苦于缺乏素材，他们只能靠自己的猜测来撰写报道。与此同时，法国警方则以国家安全局为首，在特情人员和宪兵总队的支持下，发起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和搜捕行动。这次搜捕行动的规模仅次于后来追捕另一个刺客的行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不明，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样，这次的线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从巴黎到马赛的主干道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上有四个人。当天，警察拦了数以百计的车，检查身份证件。这次，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没有带。他说弄丢了。他和其他三个人被带到瓦朗斯进行例行讯问。

在瓦朗斯发现，其他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没关系，只是答应让他搭便车。那三个人便被释放了。警察将第四个人的指纹发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属实。十二个小时后，信息反馈回来：那些指纹是属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外籍军团逃兵的，依军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对的——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区事务总部。在接待室等候审讯的时候，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问他：“嘿，你说小克拉马尔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耸肩：“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于是，马加德滔滔不绝地说了八个小时。警察都听得目瞪口呆，速记员的笔记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后说出了参与小克拉马尔行动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个在谋划阶段承担次要任务或者准备装备的人。一共是二十二个人。追捕行动开始了。这下，警察知道该抓谁了。

最后只有一人逃脱，至今也没被捕获——乔治·瓦坦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其他“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迹于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中。

对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以及其他该阴谋的领导人的审讯和起诉的准备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审判进行的过程中，“秘密军组织”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另一次全面进攻，法国特情人员也以牙还牙，全力反击。就这样，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的外表掩饰下，一场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地下战争打响了。

法国安全局的全称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职责包括国外的间谍工作及国内的反间谍工作，有时候二者互有重叠。第一分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设若干分处，以法文“情报”一词的首字母R命名，分别是：R1，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及西半球处。第二分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组成共产党部，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第六分局主管财务，第七分局负责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称只有一个词：“行动”。这个办公室是这场反击“秘密军组织”战争的核心。行动分局总部位于巴黎的东北郊区，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门的莫尔捷街上一栋毫不起眼的楼房里。数以百计的高手从这里出发，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们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现实生活中与小说里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们的体格被训练到最佳状态后，就被送往沙托里训练营。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接受各种严酷的技能培训。他们在那里成为格斗专家，擅长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斗，精通空手道、柔道，学习过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审讯、刑讯、绑架、纵火和暗杀。

他们有的只会说法语，有的则可以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且常常使用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残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局长欧仁·吉布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高手的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对付“秘密军组织”。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该组织，并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层。这些人只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负责行动。许多在法国或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秘密军组织”成员，由于这些卧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时候，警察要抓的人无法被诱入法国，他们就在国外被无情地干掉了。许多“秘密军组织”的人无端失踪，他们的亲属认定，他们一定是被行动分局的人杀死了。

对于“秘密军组织”的成员来说，教训是惨痛的。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或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这些卧底。在“秘密军组织”与阿尔及利亚的戴高乐当局争夺权力的最后日子里，“秘密军组织”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后来，这些人的尸体被发现吊在阳台或是灯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场地下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谁，在哪个地窖里，在谁的手上死于酷刑，这一切，永远都无从知晓。

留在“秘密军组织”外部的“巴布斯”仍然听候安全局的调遣。他们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会的职业杀手，都保持着他们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请他们过去的黑道朋友为政府做点“脏”活儿。这些事让法国开始传言有关“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说法。这些“影子警察”据推测是由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干将雅克·福卡尔先生直接指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临时征召的黑社会头头们干的。

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科西嘉人占绝对优势，在行动分局里也是这样。他们对这种仇杀也略知一二。在那七个“巴布斯”在阿尔及尔被杀之后，一场针对“秘密军组织”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样。作为回报，他们后来垄断了科特达祖尔的大多数非法生意。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为了法国政府，在这场仇杀中向“秘密军组织”开战。很多“秘密军组织”成员都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和科西嘉人血脉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几乎就是手足相残。

当对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审判逐渐成为过去的时候，“秘密军组织”的战争也转入了地下。他们的领袖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曾参与幕后策划小克拉马尔那次刺杀计划。阿尔古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国时期，他曾是戴高乐麾下的一名少尉，为解放法国与纳粹作战。后来，他在阿尔及尔指挥一个骑兵团。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战绩辉煌的冷血战士。一九六二年，他成为“秘密军组织”海外行动的首脑。

精通心理战的他深知，这场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战斗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比如恐怖活动、外交和公共关系数管齐下。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军组织”的政治盟友，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与整个西欧的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的一系列见面会，用能“引发尊敬”的措辞向他们解释“秘密军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尔古现在正在运用他的高智商。这个智商曾经使他成为法国陆军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让他成为“秘密军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为比多安排了一连串与主要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的见面。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个老道的政客可以为“秘密军组织”那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暗杀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阿尔古的宣传活动被比多执行得非常成功。法国政府对它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那些恐怖活动以及遍布法国全国电影院和咖啡馆的塑料炸弹爆炸案。正在那个时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杀戴高乐的阴谋被发现了。戴高乐原定于次日在军事学院的战神广场发表讲话。刺杀计划是：戴高乐一进入大厅，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让·比雄、炮兵上尉罗贝尔·普安纳德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波勒·鲁斯莱·德利菲雅克夫人。枪手按计划应该是乔治·瓦坦，但这个“瘸子”又一次逃脱了。在普安纳德的房间发现一支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三个人都被捕了。据他们在后来的审讯中供述，为了把瓦坦和他的枪偷运入学院，他们找过准尉马里于斯·托，后者直接报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乐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了军事典礼。不过令他有些不悦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辆装甲汽车抵达。

这次的阴谋刺杀行动业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让戴高乐很生气。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长弗赖叫来，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秘密军组织”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死刑了。但是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并获知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此人为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现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相关安全负责机构提出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里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店的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二十四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秘密军组织”，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嘴巴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行动分局的人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秘密军组织”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然籍籍无名，但却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进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师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

他错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国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播报了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的地方，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这则消息触发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就是马克·罗丹中校，“秘密军组织”的新行动首脑。

2

马克·罗丹关掉他的半导体收音机，从桌边站起来，盘里的早餐几乎没动。他一直在抽烟，一支接一支。他走到窗边，迟到的春天还没有开始破坏这白雪覆盖的景致。他凝视着窗外，又点了一支烟。

“混蛋。”他轻轻地嘟囔着这个词，充满了怨恨，然后又低声骂了一串来表达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以及行动分局的憎恶。

罗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身材高大，苍白的脸上满是仇恨。与其他拉丁裔不同，他总是用冷淡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没有综合理工大学的学历，他无法升职。德国入侵法国的时候，十几岁的他——这个鞋匠的儿子——逃离平静的生活，驾着一条渔船来到英国，成了一名洛林十字旗下的列兵。

从列兵到军士再到准尉，他历尽艰险，在北非，他在柯尼希麾下血战，后来在诺曼底他又跟随勒克莱尔穿越灌木丛。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他获得了军官的肩章，这是他凭教育和出身永远无法得到的。在战后的法国，选择只有两个，继续留在军队或是重返平民生活。

退役做什么呢？除了父亲教给他补鞋的手艺，他别无所长。他发现在他的祖国，工人阶级都被共产党控制了。共产党还接管了国内的“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组织。于是他留在了陆军。后来，新一代的年轻人，那些受过教育的男孩，从军官学校毕业，用教室里的理论知识获得了他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同样的军官肩章。这让他非常痛苦。看着他们在军阶和特权方面超越自己，这种痛苦便愈发刻骨铭心。

剩下来的唯一出路就是参加殖民军部队。当义务兵们围着操场转来转去的时候，这些骁勇善战的士兵正在浴血奋战。于是，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在印度支那的第一年里，他很快便成了一名连长，生活在和他有着同样想法，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中间。从补鞋匠板凳上站起来的年轻人，获得晋升仍然需要通过战斗，更多的战斗。印度支那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少校了。回到法国经历了一年的不快和挫折后，他被派往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加上他回国后的那一年，使潜伏在他内心的愤懑变成了对政客和共产党人的日益憎恨。在他看来，共产党和政客都是一路货，除非由军人当政，否则法国永远无法摆脱遍布在政治生活中的卖国贼和马屁精的掌控；只有军队里才没有这两种人。

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他亲眼目睹过自己的战友死去，有时还亲手掩埋了那些不幸阵亡的军人支离破碎的肢体。罗丹崇拜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才使得那些资产阶级能在家里过舒服日子。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战斗了八年后，他才从国内的平民处得知，他们大多对军人毫不关心。那些左翼知识分子诋毁军队的文章全是诸如严刑拷问俘虏以获取重要情报之类的琐事。这些在马克·罗丹的内心激起了反感，再加上他原先由于缺乏机会而逐渐累积的怨愤，他变得极端起来。

他一直坚信，如果有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国内政府和人民为后盾，军队是可以击败越盟的。放弃印度支那是对成千上万战死在那里的优秀青年的极大背叛，让他们的死变得毫无意义。而罗丹是不可能也绝不会背叛的。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六年春天，他离开马赛口岸时，几乎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确信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群山将见证他毕生事业的顶峰，法国军队将成为全世界眼中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而残酷的战斗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说真的，反叛并不像他原本想的那样容易扑灭。无论他们击毙多少穆斯林游击队，将多少村庄夷为平地，把多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折磨致死，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发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还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们当然需要宗主国给予更多的支援。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所在的遥远角落，至少是帝国的领土。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是法国的一部分，三百万法国人居住在这里。人们为阿尔及利亚而战就像为诺曼底，为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而战一样。当他升任中校时，他从农村转战到了城市。开始是在博内，然后是康斯坦丁。

在布莱德，他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至少还是战士。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市里这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斗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战争的对手是清洁工在法国人常去的咖啡馆、超市和公园里放置的塑料炸弹。为了将这些把炸弹放置在法国平民中的“杂碎”清除出康斯坦丁，他手段残酷，因而得了个称号——“屠夫”。

为了最终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唯一需要的就是巴黎的更多援助。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罗丹因信念而无视事实：战争费用日益增长；背负着一场越来越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法国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士气日渐低落。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脆利落地推翻了摇摇欲坠的腐败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词，与将军们的口径一致。这使他重回马提尼翁宫，并于一九五九年一月重返爱丽舍宫。罗丹听到他说出这句话，回到房间，高兴得都哭了。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罗丹来说，他就像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宙斯一样。他确信新政就要开始：共产党人将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让-保罗·萨特肯定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组织俯首帖耳，法国最终将全力支援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人，支援保卫法国，在前线战斗的军队。

罗丹对这一切非常肯定，就像他相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方式开始重建法国的时候，罗丹想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得给这个老头儿一点儿时间。当与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初步会谈的说法刚开始流传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一九六〇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他仍然觉得，没有彻底铲除当地农民武装一定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觉得老头儿肯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说过那崇高的字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最后，当毫无疑问证明夏尔·戴高乐复兴法国的概念里不包括“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世界就像被火车撞上的瓷瓶一样粉碎了。忠诚、希望、信仰、自信，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恨。他恨这个制度，恨那些政客，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工会、记者、外国人；但他最恨的就是那个人——戴高乐。一九六一年四月，除了一些乳臭未干的笨蛋拒绝参加外，罗丹率领全营参与了军事政变。

政变失败了。戴高乐略施小计就把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最终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前几周，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被发放给部队。这件事没有引起军官们的丝毫注意。他们认为收音机是无害的慰问品，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都赞同这个主意。空中传来的法国流行音乐让那些士兵感到很惬意，不再只关注炎热、苍蝇和无聊。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考验军队忠诚的最后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个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都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罗丹自己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听到的那个声音。连内容都几乎一样：“你们面临忠诚的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有些营长醒来的时候，全营就只剩下少数军官，大部分军士都走了。

兵变就这样被收音机粉碎了，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罗丹比别的人幸运些。有一百二十名军官、军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比大多数部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村都付出过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参与兵变的人一起，他们成立了“秘密军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犹大”。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所得廉价变卖，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海岸。而“秘密军组织”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复。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些领导者的名字都在戴高乐当局挂了号，留给他们的只有逃亡国外一途了。

一九六一年冬天，罗丹成为阿尔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秘密军组织”的行动负责人。从那时起，精明强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阿尔古就成了“秘密军组织”发动的针对法国大城市行动的幕后主使；而罗丹则以他的阴险狡猾和组织能力著称。如果他仅仅是一名强悍的极端狂热分子，那他虽然危险但绝对不是最出众的。在六十年代早期，“秘密军组织”拥有许多这样的悍将。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干。那个老鞋匠生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头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罗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在对法国的理解和军队的荣誉问题上，罗丹和其他人一样固执；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他则是实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

这就是在三月十一日早上，他所想出的关于刺杀戴高乐行动所面临的问题。他没有傻到认为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有了小克拉马尔和军事学院的失败，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找杀手并不难；问题是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制订一个计划，这个人或者这个计划要有能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穿越现在围绕总统本人建立起来的这堵安全防护“墙”。

他坐在窗前，两个小时里一直不断抽烟，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着一系列的问题。直到整间屋里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他才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设计一个方案来摧毁或绕开它们。每个方案在大多数他所想到的关键检验下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后的考验下都被瓦解了。思来想去，有个问题看来真的难以逾越——保密问题。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行动分局对“秘密军组织”从高到低各阶层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对他的上级阿尔古的诱捕就说明了行动局急于抓捕讯问“秘密军组织”领导人的程度。他们甚至不惜与德国政府大吵一架。

阿尔古受审已经十四天了，“秘密军组织”的所有领导都不得不东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对抛头露面失去了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惊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边远地区的机票。

看到这些，级别较低的成员都极为泄气。在法国境内，以前愿意提供帮助，藏匿被通缉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的人，现在只说一声“抱歉”就挂断了电话。

小克拉马尔行动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全部被迫关闭。法国警察根据内线的情报，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储备武器和物资的秘密仓库；另外两个刺杀戴高乐的计划在组员们刚坐下准备开第二次会时，就被警察破获了。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会议上发表讲演，空谈恢复法国的民主时，罗丹正冷静地审视着床边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的那些文件所描述的事实：资金短缺，在国内外失去支持，成员减少，信用下降，“秘密军组织”在法国情报机构和警察的进攻下正在分崩离析。

枪决巴斯蒂安-蒂里只会使士气更加低落。现在这个时候想找到肯提供帮助的人真的很困难；那些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长相都已深深烙在每一个法国警察和几百万市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的任何新计划，只要涉及多个策划和多个组织间的协同，都会在刺客走进戴高乐周围一百英里之前暴露。

罗丹反复思考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喃喃地说：“一个没人知道的人……”他把他所知道的敢于刺杀总统的人逐个想了一遍。他们每个人在法国警察总部都有一本和《圣经》一般厚的卷宗。还能是什么原因呢？他马克·罗丹不也是只能躲在奥地利一家昏暗的山村旅馆里吗？

将近中午的时候，他终于有了答案。他曾一度放弃了这个答案，但又带着浓厚的兴趣重新去考虑它。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有这样一个人。慢慢地，很艰难地，他围绕这样一个人制订了另外一个计划，然后用所有的障碍和反对意见来检验它。这个计划全通过了，甚至包括保密问题。

午餐铃敲响前，马克·罗丹套上大衣走下楼。他在大门口遇到了顺着冰冷街道迎面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在过热的房间里抽烟引起的头疼和麻木却一扫而光。他向左一拐，咯吱咯吱地向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他发了一连串简短的电报，通知他那些化名散布于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伴：他有任务外出，这几周不在此地。

他步履艰难地走回他那简陋的住所。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最终也胆怯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或暗杀威胁下也要销声匿迹了。他耸耸肩，随便他们怎么想，没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

他用旅馆的优惠券要了一份午餐，今天是炖肘子和面条。尽管多年印度支那的丛林时光和阿尔及利亚的荒野生活让他对美食没有概念，但这顿饭实在令他难以下咽。当天下午，他收拾好行李，付清账单，离开那里独自去执行一项任务——去找一个人，或者更准确点，找某一类人，一类他都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人。

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型客机朝着伦敦机场四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从贝鲁特飞来。在排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英国人。中东的阳光把他的脸晒成黝黑的健康色。他在黎巴嫩尽情享受了两个月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不过对他来说，更令他愉快的是看着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从贝鲁特一家银行转入了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沙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掉了。他们的死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扎菲拉式火箭研制推迟了好几年，而在纽约的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百万富翁则觉得他的钱花得太划算了。这个英国人轻松地通过了海关检查，乘出租车驶向他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

罗丹找了九十天，收获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都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卷宗里。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从不离手。回到奥地利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这是维也纳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店。

他在城里的大邮局发了两份简明扼要的电报，一份发到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另外一份发往罗马。电报是召集他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到他维也纳的住所开一个紧急会议。二十四小时之内人就到了。勒内·蒙克雷从博尔扎诺乘出租车来，安德烈·卡松则从罗马乘机抵达。两个人都用的假名字和假证件，因为他们两个都排在驻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法国特工卷宗的前列，这个时候特工们正不惜血本地花费大把的银子雇佣眼线在边境检查站和机场找他们呢。

先到克莱斯特的是安德烈·卡松，比预定的十一点早了七分钟。他让出租车停在布鲁克纳街的街角，下车后，在一家花店的橱窗前花了几分钟整理了一下领带，然后迅速走进旅店大厅。罗丹和往常一样登记了假名，是他最亲近的同伴才知道的二十个假名中的一个。被叫来的两个人在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署名为“舒尔茨”的电报，这就是罗丹在这二十天内用的假名。

“请问，舒尔茨先生在吗？”卡松问前台的年轻人。小伙子查了一下登记簿。

“六一四号房。是他约你来的吗，先生？”

“对，没错。”卡松回答，径直走上楼梯。他走到二楼，沿着走廊寻找六一四号房。在右手中间的位置，他找到了。他抬手准备敲门，忽然被人从背后抓住。他转过身，抬头看见一张脸——铁青的下巴，眼睛从那道浓黑的眉毛下俯视着他，毫无表情。他身后十二英尺处的墙上有个凹进去的隐蔽处，他就是从那里开始跟在卡松身后的。尽管地上的灯芯绒地毯非常薄，但卡松还是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

“你要干什么？”这个大个子漫不经心地问，但抓住卡松右腕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

有那么几秒钟，卡松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想到了四个月前，阿尔古被从伊登·伍尔夫酒店闪电绑架的事。但很快他便认出了身后这个人，他是外籍军团里的一名波兰人，以前在印度支那和越南时都曾在罗丹的连队里待过。罗丹有时会让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执行特殊任务。

“我和罗丹上校约好的，维克多。”他轻声回答。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和老板的名字，科瓦尔斯基的眉毛更是拧成了一团。“我是安德烈·卡松。”他补充道。科瓦尔斯基似乎对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他伸出左手绕过卡松，在六一四号房门上敲了敲。

里面有个声音问：“谁？”

科瓦尔斯基把脸凑到门缝处，“来了个客人。”他尽力“低声”说。门开了一道缝，罗丹向外张望了一下，随即拉开了门。

“我亲爱的安德烈，真抱歉这样对你。”他冲科瓦尔斯基点点头，“没事了，下士，我在等他。”

卡松的右手终于被松开了。他迈步进了房间。罗丹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关上了门。波兰人又退回墙上的隐蔽处。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把他领到燃气壁炉前的两个扶手椅旁。此时虽已是六月中旬，但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依然阴冷。他们两个早就习惯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炉火烧得很旺。卡松脱下雨衣，在壁炉前坐了下来。

“马克，你往常可没这么小心谨慎。”他说。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罗丹回答，“任何情况下我都能照顾好我自己。但我可能需要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了。”他指了指窗边桌上公文包旁边的那个厚厚的马尼拉纸卷宗。“这才是我带维克多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须给我六十秒的时间来销毁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也许，也许，”罗丹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满足，“我们得等勒内来。我让他十一点十五分来的，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同时到达而让维克多不安。出现太多不认识的人会让他紧张。”

维克多左腋下别着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想到这些，罗丹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此时，他们听见一记轻轻的叩门声。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上：“谁？”

这次是勒内·蒙克雷，他的声音紧张得有点结巴：“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罗丹拉开门。蒙克雷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个波兰巨人。相形之下，蒙克雷就像个侏儒。维克多用左臂勒着这个会计，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多。”罗丹轻声对这个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边微笑的卡松扮了个鬼脸。门再次关上了，罗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去外衣，露出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西装，手工很差，并不合体。就像大多数习惯了穿军装的人一样，他和罗丹都穿不惯便服。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两把简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罗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来当写字台的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他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向他们扬了扬。两位客人都点了点头。罗丹倒了三大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先饮些烈酒可以帮他们消除身上的寒气。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和罗丹一样都是职业军官。但不同的是，他没指挥过战斗。他的军人生涯大多是在行政部门度过，开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他从一九六三年春天开始主管“秘密军组织”的财务。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精细。他在阿尔及利亚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现在的穿着打扮还是老样子。他是法国城市地区“秘密军组织”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地下组织的联络人。

虽然加入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都是“秘密军组织”里的强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马赛郊区的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时，他十九岁的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服役。后来，蒙克雷少校再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连尸体都没见着。这个年轻的列兵被游击队俘虏了，部队攻占村子之后，他就被埋在了那里。事后他知道了儿子曾惨遭折磨的悲惨遭遇。在部队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长久保存，这一点尽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组织”的关系则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银行总部设在巴黎，所以即使阿尔及利亚陷落，他也不会失去工作。但他参加了一九六〇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叛乱，是他的家乡康斯坦丁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这之后他仍然没丢掉工作，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时，他才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在军队哗变之后，当地的农民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地孤身逃回法国，饱受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些，他对戴高乐的新政很是恼怒，于是便帮助“秘密军组织”的一支部队从自己工作的银行抢劫了三千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他与“秘密军组织”合谋，举报了他，终结了他在银行的事业。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岳父家住，自己则加入了“秘密军组织”。他的价值在于他对当前法国国内“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十分了解，这个群体约有上千人。

马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目光充满好奇，但什么都没问。

罗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介绍，他讲得很仔细，主要是关于过去几个月里，“秘密军组织”不断被法国情报机构挫败的情况。他的客人都盯着各自的酒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们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在理工学院试图使法国脱离那个独裁者的失败尝试，仅仅是我们长长的失败清单里的最新纪录。其中有的甚至还没开始就被破坏了。只有两次，我们的人进入了狙击范围，但都因为计划和执行中的低级错误也搞砸了。我不用讲那么具体，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失去了安托万·阿尔古，他被绑架了。他是我们最精明强干的领导之一。尽管他忠于我们的事业，但毫无疑问，在如今的审讯手段下，他们很可能对他使用药物。这样一来，整个组织都处于危险之中。安托万知道一切，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坐在这个昏暗的旅馆里，而不是在我们慕尼黑总部的原因。

“如果一年前我们就从头开始，那也不会太糟。那时候我们能发动成千上万热情的爱国志愿者，可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的死对我们更不会有任何帮助。我不想过多责备那些同情我们的人。他们有权要一个结果，而不是听空话。”

“好了好了，你究竟想说什么？”蒙克雷问。这两个听众都知道罗丹是对的。蒙克雷比任何人都清楚，从阿尔及利亚银行抢劫来的钱都花在组织的运作上了；右翼企业家的捐助也开始枯竭。最近他在募捐时遭到了露骨的蔑视。卡松知道，他与法国地下组织的联系渠道现在也开始恶化了。他的多个藏身处被抄。阿尔古被捕后，很多人都不再支持“秘密军组织”了。巴斯蒂安-蒂里被枪决只能加速这一进程。罗丹所介绍的都是事实，但听起来让人很不愉快。

罗丹继续讲着，好像没被打断过一样。

“刚才我说的那些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干掉那个老家伙，解放法国。所有与之相左的计划都必须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手段，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先生们，我不想再让更多的爱国青年去执行几天之内就会被泄露给法国盖世太保的计划了。简而言之，告密的人太多，卧底太多，不服从指挥的人太多。

“法国安全局现在已经趁此机会渗透到我们的组织中，就连我们最高级的委员里也已经有人开始向他们泄露机密。现在看来，我们的决议他们几天之内就会知道——我们准备做什么，计划什么，执行任务的是谁，都会暴露无遗。不可否认，面对这样的处境让人很不愉快，但我确信，如果我们不去面对，那纯粹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依我看，只有一个方案可行。这个方案可以避开安全局整个间谍和特工网络，让他们失去情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事前发觉。即使发觉了，也破坏不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杀了那个老家伙。”

蒙克雷和卡松迅速抬起头。房间里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见雨点打在窗格上的声音。

“的确，我们当前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如果你们同意我对形式的判断是正确的，”罗丹继续说，“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愿意并且能够消灭那个老小子的人，秘密警察也一样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法国国内活动，只要一露面，就会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不仅被正规警察部队搜捕，还会被‘大胡子’和告密者出卖。我相信，先生们，我们唯一的办法是雇一个外人。”

蒙克雷和卡松惊愕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慢慢有所领悟。

“什么样的外人？”终于，卡松开口问道。

“不管他是谁，这个人必须是个外国人，”罗丹说，“他不是‘秘密军组织’或者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全法国的警察都不认识他，他也没留下任何档案。所有独裁统治的弱点就在于它那庞大的官僚机构。档案里没有的就等于不存在。没有人知道这个杀手，因此他就‘不存在’。他持有外国护照，干完这差事就消失了，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这时法国人民就会行动起来，彻底铲除戴高乐这帮卖国贼的余孽。这个人能否逃出法国并不重要，我们接管政权后肯定会释放他的。重要的是他能不引起注意，不被怀疑地进入法国，而这是现在我们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两个听众都沉默不语，陷入沉思。罗丹的计划逐渐在他们的脑海中成形了。

蒙克雷轻轻吹了声口哨。

“一个职业杀手，一个雇佣兵？”

“没错，”罗丹回答，“要说会有一个局外人出于对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或者对这件事情本身感兴趣才同意干，那我也未免太天真了。要想找到一个技能和胆识都足以胜任这项差事的人，我们必须雇一个真正的职业刺客。这种人只为钱工作。而且是一大笔钱。”他补充道，同时飞快地瞥了蒙克雷一眼。

“但是我们能否找到这样一个人呢？”卡松问。

罗丹举起手。

“一件一件来，先生们。显然，我们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否在原则上同意这个主意。”

蒙克雷和卡松对视了一下，又都转向罗丹，缓缓地点了点头。

“好。”罗丹坐在高背椅上尽量向后靠去，“这是首先要解决的——原则上意见一致。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保密，这是整个计划中的关键。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并不是说，‘秘密军组织’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中的所有同志都是叛徒。不过老话说得好，‘知道的人越多，秘密就越保守不住’。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即使是在‘秘密军组织’，也已经有一些渗透进来的人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会向秘密警察报告我们的计划。这些人早晚会露馅儿的，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因此对我们构成了相当的威胁。而那些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政客要么神经过敏，要么胆子太小，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我不想让他们无端卷入此事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实在没这个必要。

“你，勒内。还有你，安德烈。我召集你们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对事业的忠诚和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另外，我脑子里的计划必须有你们的积极配合。勒内，作为司库和军需官，你必须满足这个职业杀手毋庸置疑将会提出的赏金要求。安德烈，你得帮忙在法国境内为这个人找几个绝对可靠的人。一旦他有需要，他们可以及时予以协助。

“但我认为，这个主意的细节除我们三个人以外，没有理由让其他人知道。因此我提议，咱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整个计划，包括它的策划、执行和经费。”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蒙克雷终于开了口：“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整个‘秘密军组织’委员会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彻底甩开？那他们肯定不乐意。”

“首先，他们不会知道这件事，”罗丹平静地回答，“如果向他们提交我们的方案，那就得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单这一点就会引起外界的注意。‘大胡子’会努力找出召开全体大会的原因，甚至两个委员会里也会有人走漏风声。如果我们逐个拜访委员会成员，理论上，想要获得初步原则上的同意就得花去数周。而且在计划的每一个形成和表决阶段，他们都要知道细节。你们了解这些贪婪的政客和委员会成员，他们只是想知道一切，但什么也不干。可是，每个人都可能喝醉了或者不小心透露只言片语，从而使整个计划陷于险境。

“第二，即使‘秘密军组织’整个委员会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同意该计划，我们最好也不要再继续了，因为已经有将近三十个人知道这件事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自己干，自己负责这件事，那么即使失败了，我们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肯定会有责难和非议，但也仅此而已。如果计划成功，我们必然能够掌权，那时候也不会有人和我们争执了，而消灭独裁者的具体方案就成了学术成就。简单地说，你们两个同意和我一起作为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方案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吗？”

蒙克雷和卡松又对视了一眼，再转向罗丹，点了点头。自从三个月前阿尔古被绑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罗丹。阿尔古在的时候，罗丹通常都安静地待在幕后。现在他凭自己的本事，以一个领导者的形象出现，给地下组织的首领和司库留下了精明果断的深刻印象。

罗丹看着他们俩，微笑着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好，”他说，“现在咱们来研究一下细节。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可怜的巴斯蒂安-蒂里遇害时，忽然想到这个主意——雇一个为钱做事的职业杀手。那以后我就开始寻找我们需要的这个人。显然，这种人很难找；他们都非常低调。我从三月中旬找到现在，结果都在这儿了。”

他拿起桌上的三个马尼拉纸卷宗，蒙克雷和卡松又交换了一下目光，扬起眉毛，没吭声。罗丹继续说：“我想你们最好先仔细看一下这几份简历，然后咱们才能讨论最佳人选。我个人认为这三个人都是可以的，这是为了避免我们首选的人不能或者不愿意干。每份材料都没有备份，你们最好换着看。”

他伸手从马尼拉纸卷宗里拿出三份薄薄的文件，递了一份给蒙克雷，另一份给了卡松。第三份他自己拿在手里，但没有看。这三份材料他都了如指掌。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罗丹用“简历”这个词实在是太准确了。卡松先看完了他那份，抬头看着罗丹扮了个鬼脸。

“就这些？”

“这种人不会让别人轻易知道底细的，”罗丹回答道，“看看这个。”他把手里的那份递给卡松。

过了一会儿，蒙克雷也看完了，他把文件还给罗丹，后者把卡松刚看完的那份递给他。两个人又埋头看起来。这回蒙克雷先看完。他看着罗丹耸耸肩。

“呃……没什么好谈的，这样的人我们起码有五十个。找个枪手容易得很——”

卡松打断了他。

“等一下，你先看看这个人再说。”他翻到最后一页，迅速看完了最后三段。看完后他把文件合上，看着罗丹。这个“秘密军组织”的领袖没有表示出一丝偏好。他把卡松看完的那份递给蒙克雷，又把第三份递给卡松。四分钟后，两个人都看完了。

罗丹把文件夹收好放回桌上。他端起高背椅，把它调了个方向，冲着火炉，放下，跨坐上去，胳膊搭在椅背上。他就这样坐着审视着两个人。

“嗯，我告诉你们，我们可选的人很少。能做这件事的人也许很多，但是一个优秀情报机构的档案里没有的人绝对非常难找。而对我们来说，最理想的人选不能出现在任何档案里。三份材料你们都看了。我们现在暂时称他们为德国人，南非人和英国人。安德烈，你先说说想法。”

卡松耸耸肩：“我看没什么争议。如果这上面写的是事实的话，从简历上看，这个英国人远胜其他两个。”

“勒内呢？”

“我同意。这个德国人做这件事年纪大了点儿。除了为活着的纳粹干掉几个追踪他们的以色列特工外，他看起来在政治领域没做过什么。而且他反犹太的动机很可能是私人性质的，这样一来他就算不上是纯粹的职业杀手。那个南非人也许可以胜任干掉像卢蒙巴那样的黑人政客，但距离能一枪打穿法国总统还差得远。另外，这个英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罗丹缓缓地点了点头。“我看这几乎毫无争议。其实，在我整理这些材料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是我心目中的首选了。”

“你对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有把握吗？”卡松问，“那些事肯定都是他干的？”

“我对此也很惊讶，”罗丹说，“所以我在这个人身上花的时间格外多。要说确凿的证据，那是一个都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那就意味着，他在各处都有案底，是通缉对象。实际情况是，除了传闻，没有什么能牵扯到他。严格说来，他的材料就是一张雪白的纸。即使英国有他的档案，他们顶多也就是在他身上画个问号。他的名字从未列入国际警察的档案。即使法国安全局正式提出质询，英国向其通报这个人情况的概率也很小。你们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也心存芥蒂。去年一月，乔治·比多在伦敦活动，他们都没吭声。这个英国人几乎把有利条件占全了，除了一件……”

“什么？”蒙克雷立刻问。

“很简单。他可不便宜。他这样的人要价会很高。咱们的财务状况如何，勒内？”

蒙克雷耸耸肩：“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开支有所下降，阿尔古事件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所有高层人士都转入地下，藏到便宜的小旅馆里了。他们看来对住五星级酒店，做电视访谈没兴趣了。但另一方面，收入越来越少。就像你说的，必须做点儿什么了，不然我们就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垮台。单靠感情可干不了这种事。”

罗丹忧虑地点点头：“我也这样想。我们必须弄些钱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计划其实是空中楼阁，除非我们知道到底需要多少钱……”

“是不是该考虑，”卡松顺着他的话插了一句，“先接触一下那个英国人，看他愿不愿干，要多少钱。”

“对，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吧？”罗丹直视两人。他们都点点头。罗丹看了看表。“刚过一点。现在，我必须给我在伦敦的中间人打个电话，让他联系这个人，请他过来。如果他今晚乘夜间航班来维也纳，我们晚饭后就能见到他了。至于联系的结果如何，中间人会回电话通知咱们的。我擅自做主给你们订了房间，顺着走廊紧挨着的两间。我觉得大家待在一起有维克多保护，比各自分开没有防卫要安全些。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们能理解吧？”

“你真是周全可靠啊！”卡松话中带刺。对于预先被人专断地安排，他感到有些不快。

罗丹耸耸肩：“为了弄到这些材料，我花了很长时间。从现在起，浪费的时间越少越好。如果要干，那我们现在就尽量抓紧时间。”

他站起身，另外两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罗丹把维克多喊来，告诉他去大厅把六一五和六一六号房间的钥匙拿上来。等钥匙的时候，他告诉蒙克雷和卡松：“我只能从邮局打电话。我得带着维克多一起出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待在一间房里，锁上门。我的暗号是敲三下门，停一下，再敲两下。”

这个暗号就是为人熟知的“三加二”，源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单词音节。几年前，巴黎街头的司机就曾用这个节奏摁喇叭来表示对戴高乐政策的不满。

“顺便问一句，”罗丹问，“你们身上都有枪吗？”

两个人都摇摇头。罗丹走到桌子旁边，拿出他自用的一把短小厚实的手枪，一把九毫米口径的MAB。他检查了一下弹夹，“啪”地插回去，把子弹顶上膛，然后递给蒙克雷：“你知道怎么用这玩意儿吧？”

蒙克雷点点头：“没问题。”他说着把枪接了过来。维克多回来了，他把两个人护送到蒙克雷的房间。他回来后，罗丹正在扣大衣扣子。

“来，下士，我们有事要做。”

当晚，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先驱号”飞机从伦敦飞往维也纳。夜幕降临时，飞机降落在施维夏特机场。机舱后部有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他靠在窗边的座椅里，凝视着飞机降落时从旁边一闪而过的航标灯。看着这些灯光不断靠近，直到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总能让他感到愉悦。在最后的一分钟里，导航灯熄灭，出现了光滑的水泥跑道，轮子终于停稳在地面上。这种精准的降落令他着迷。他喜欢精准。

他旁边那位年轻的法国人来自法国旅游局驻皮卡迪利大街的办事处。年轻人看着他，有些紧张。从午餐时接到那个电话起，法国人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差不多一年前，他在巴黎休假的时候，他曾答应为“秘密军组织”执行任务，但那时他只是被简单告知，只要待在伦敦的办公室就行。如果有电话和信件用他的代号，以“亲爱的皮埃尔……”开头，他就得立即服从命令。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六月十五日，什么事都没发生。

接线员告诉他，维也纳有专线电话找他，还补充说是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和法国的那个同名的维也纳镇相区别。他纳闷地接过电话，听到有个声音叫他“亲爱的皮埃尔”。他愣了好几秒钟才想起来，这是他的代号。

午餐后他借口头疼请了假，然后赶到南奥德雷街的一套公寓，告诉开门的那个英国人这个消息。后者对于被要求三个小时内飞往维也纳丝毫没有感到奇怪。英国人安静地收拾好准备过夜用的行李箱，便和他一起搭出租车前往希斯罗机场。当法国人发现自己只带了护照和支票簿，而忘了带现金时，英国人平静地拿出一卷钞票，足够买他们两人的往返机票了。

那以后他们就再没说过话。英国人既不问他们要去维也纳的什么地方，也不问去见谁或是为什么。这正合法国人的意，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得到的指示仅仅是从伦敦机场回电话确认他乘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然后到施维夏特机场以后，去总问讯处报到。这一切都让他感到紧张。身边这个自制且镇定的英国人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更令他紧张。

在问讯处的大厅里，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那个漂亮的奥地利女孩，她在身后架子上的格子里找了一会儿，然后递给他一张很小的浅黄色字条，上面只写着“致电六一四四〇三，找舒尔茨”。他转身奔向大厅后面的那排公用电话。英国人拍拍他的肩膀，指着标有“兑换”字样的电话亭。

“你需要一些硬币，”他用流利的法语说，“即使是奥地利人也不会那么慷慨。”

法国人涨红了脸，大步走向兑换柜台。英国人在沿墙装有靠垫的长椅上舒舒服服地坐下，燃起一支带过滤嘴的特长英国烟。不一会儿，他的向导拿着几张奥地利钞票和一把硬币回来了。法国人找了个空电话亭开始拨号。电话那头的舒尔茨先生简明扼要地给了他一些指示。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打完了。

年轻的法国人回到长椅边。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抬起头看着他。

“咱们去哪里？”

“去那儿。”法国人转身离开的时候，把写有电话的字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英国人把它捡起来展开，用打火机点着。字条瞬间就燃尽了，黑色的灰屑消失在他精致的翻毛皮鞋下面。他们一言不发地出了大厅，拦下一辆出租车。

市中心灯光闪烁，车流拥挤。四十分钟后，汽车抵达克莱斯特旅馆。

“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带到这儿，再坐出租车去别处。你直接去六一四号房。有人在那里等你。”

英国人点点头，下了车。司机转身看着法国人。“接着开。”他吩咐道。出租车消失在街道尽头。英国人抬头看了看用老式歌德字体写就的路牌，然后望了一眼旅馆门上大写的方形罗马字母。最后，他扔掉吸了一半的烟，走了进去。

值班服务员正背对着门，但他听见了开门的声音。英国人没有任何要靠近前台的意思，径直走上楼梯。小伙子刚要问他想干什么，来访者朝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像对待下人那样漫不经心地点点头，生硬地说了声：“晚上好。”

“晚上好，先生。”服务员不觉脱口而出。刚说完，这个亚麻色头发的英国人就已经走上楼了。他一步跨两级台阶，但看起来却毫不显得急促。他在楼梯的顶端停了下来，朝那条唯一的走廊望去。最远端是六一八号房。他看不见房号，便向回数到六一四号房的大致位置。

在他和六一四号房之间是一条长约二十英尺的走廊。要想到达六一四号房，必先经过右侧墙上的两扇其他房间的门；左边墙上有个凹陷进去的壁龛，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帘子从简陋的铜杆上挂下来，遮在前面。

他仔细端详那个凹陷处。帘子离地约有四英寸，隐约可以看见一只黑色的皮鞋尖。他转身走回门厅。这回服务员准备好了，至少他准备开口了。

“请给我接六一四号房。”英国人说。服务员盯着他看了一秒钟，便依言照办了。几秒钟后，他扭身拿起桌上的电话递了过去。“如果那个猩猩在十五秒钟之内不从那个墙洞里出来，我就回去了。”亚麻色头发的男人说完挂上了电话。然后他走回楼梯。

在楼梯尽头，他看到六一四号门开着。罗丹上校站在门口，他的目光穿过走廊，凝视了英国人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喊了声“维克多”。壁龛里的那个波兰巨人走了出来，站在那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罗丹说：“没事，是我约他来的。”英国人在巨人怒气冲冲的注视下径直走了过去。

罗丹把他领进卧室。房间被布置得就像一间征兵委员会办公室。一张带抽屉的写字台是他的办公桌，上面放了些纸。桌子后面是那把房间里原配的高背椅。从隔壁房间拿来的两把高背椅摆在它的两侧，分别坐着蒙克雷和卡松，两人正好奇地看着这位客人。桌子前面没有椅子了。英国人四下看了看，从两把安乐椅中挑了一把，把它转过来，向着桌子放好。罗丹给维克多下了些新指示，然后关上门。这时英国人已经很舒服地坐下来，正打量着卡松和蒙克雷。罗丹坐在桌子后面。

罗丹对识人颇有经验。他对这个从伦敦来的家伙看了几秒钟，觉得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这个来访者身高约有六英尺，看起来三十岁出头，体格精壮，像个运动员。他身材匀称，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相貌普通没有明显特征，双手安稳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在罗丹看来，这人像是那种自控力很强的人，但那双眼睛让罗丹有些不安。英国人坦然地看着他，灰色的瞳孔看起来像冬日清晨的灰色迷雾。罗丹见过胆小鬼软弱湿润的眼睛，也见过精神病人呆滞无神的眼睛以及士兵警惕的眼睛，但这双眼睛，他看了好几秒才发觉，根本读不出它背后的表情。无论这层迷雾之后的那个大脑在想些什么都不会透露出来。罗丹感觉身上像爬了一条虫子一样不舒服。像所有由组织和程序造就的男人一样，他不喜欢难以捉摸的人，这样的人很难控制。

“我们知道你是谁，”他忽然开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马克·罗丹中校——”

“我知道，”英国人说，“你是‘秘密军组织’的行动首脑。你是勒内·蒙克雷少校，司库；你是安德烈·卡松先生，城市地下组织的头儿。”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支烟，顺次看着他们。

“你看来已经知道不少了。”三个人看着他点烟的时候，卡松插了一句。英国人向后靠了靠，喷出第一缕烟。

“先生们，咱们还是坦诚一些吧。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的职业都非同寻常。你们正被通缉，而我却可以随意去我要去的地方而不被监视。我为钱做事，你们为理想而奋斗。但讲到具体细节，我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专家。所以我们不用彼此隐瞒。你们已经打听过我的事。这样打听而又想不让被打听的人很快知道是不可能的。很自然，我想知道是谁对我这么感兴趣。可能是有人想报复我，或者是有人想雇用我。知道这些对我很重要。一旦我发现了这个对我感兴趣的组织，在英国博物馆待上两天，查查法国的旧报纸就足以让我了解你们和你们的组织了。所以下午你们那个小伙子来找我，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好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代表谁。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有好几分钟，屋子里一片寂静。卡松和蒙克雷望着罗丹，等他指示。伞兵中校和刺客对视着。罗丹对凶悍的人很了解，他知道他面对着的这个人正是他需要的人。从那一刻起，蒙克雷和卡松都成了这屋子里的背景摆设。

“既然你已经查阅了有关的材料，我就不多讲我们组织的目标了。你的说法很准确——理想。我们相信法国现在已经被独裁者统治了。他玷污了我们的祖国和她的荣誉。我们相信，只有他死了，他的政权才会垮台，法国才能真正回到法国人民手中。我们的支持者们为了消灭他进行了六次尝试，三次在早期策划阶段就暴露了，一次在进行前一天被告了密，两次进入了实施阶段，但是都没打中。

“我们在考虑，现阶段只是在考虑，雇一名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我们当然不想白花钱。首先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可能。”

罗丹的牌出得很漂亮，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早已知道了。最后那句话让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玩味一闪而过。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防备刺客的子弹，”英国人说，“戴高乐公开露面的次数太多了，杀死他当然是可能的。问题是，这之后脱身的机会并不大。我注意到，杀死公开露面的独裁者最常使用的方法是找一个准备牺牲自己的狂热分子。”他语带嘲讽地继续说，“尽管你们有理想，但至今为止，你们还没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因为没人愿意押上自己的性命来确保成功，所以你们在军事学院和小克拉马尔的行动都失败了。”

“现在依然有爱国的法国人愿意这样做……”卡松被这些话激怒了。但罗丹做了个手势让他安静。英国人甚至看都没看卡松一眼。

“那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士呢？”罗丹问。

“专业人士做事不凭热情，因此更冷静，更少犯原则性错误。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不可能在最后一分钟有任何犹豫，比如谁会因爆炸或是其他方法而受伤。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精确计算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所以他成功完成计划的机会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但如果他不能制订出一个计划，使他不仅能够完成计划还能安全脱身的话，他是不会行动的。”

“既能让这个专业人士完成任务，还能让他安全脱身。你觉得有这样的万全之策吗？”

英国人沉默了几分钟，抽着烟，凝视窗外。“理论上有。”他最后回答，“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周密的策划，任何事情都是可行的。但这个任务会极其困难，比刺杀任何其他目标都要困难。”

“为什么比其他目标困难？”蒙克雷问道。

“因为戴高乐已经被预先警告了——不是哪一次具体的行刺，而是指总体的意图。所有的大人物都有保镖和安全人员保卫，但如果几年都没有人试图刺杀这个大人物，盘查就会流于形式，例行手续就会机械化，警惕程度就会降低。这时，一枪结束目标的生命就完全出乎意料，因而会引起慌乱。以此为掩护，刺客就能脱身了。但在这件事上，不会有警惕程度的降低，不会有机械化的例行检查，如果子弹击中目标，很多人不会慌乱，而是开始追捕刺客。刺杀的事可以做，但这个时候，它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你们看，先生们，你们自己的努力不仅失败了，还破坏了所有人成功的可能。”

“所以我们才决定雇一名职业刺客来做这件事——”罗丹开口解释。

“你们也只能雇专业人士。”英国人平静地打断他。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纯粹出于爱国热忱愿意做这件事。”

“是的，仍然有‘瘸子’瓦坦这样的人，”亚麻色头发答道，“而且毫无疑问，别处还有更多的巴斯蒂安-蒂里。但你们三个人把我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闲聊政治行刺的理论，也不是因为你们忽然缺少枪手。你们找我来是因为你们最近发现，你们的组织被法国行动分局渗透得太厉害，你们的任何决策都无法长久保密；而且你们所有人的脸都印在法国每一个警察的脑子里。因此你们需要一个外人。你们是对的。如果要做这件事，就必须由外人来做。唯一的问题是由谁来做，花多少钱。现在，先生们，我想你们已经花了足够长的时间评估这桩买卖了，对吗？”

罗丹瞟了一眼蒙克雷，扬起眉毛。蒙克雷点点头。卡松也跟着点点头。英国人的目光则投向窗外，一副漠然的样子。

“你愿意刺杀戴高乐吗？”罗丹终于开口问。他的声音很轻，但是这个问句整个屋里的人都听到了。英国人的目光重新回到罗丹身上，眼睛又恢复了那种空洞的状态。

“是的，但这要花很多钱。”

“要多少？”蒙克雷问道。

“你们必须明白，这桩买卖一辈子就只能做一次。做这件事的人从此都不能再干了。保住性命不被捕并且不被发现的机会很小。要做这件事，他必须先拿到足够的钱，既保证他的余生过得好，又要能够保护自己不被戴高乐的党羽报复……”

“我们得到法国时，”卡松说，“什么都少不了……”

“现金，”英国人说，“预付一半，另一半事后再付。”

“多少？”罗丹问。

“五十万。”

罗丹看了一眼蒙克雷，他做了个怪相。“那可是很多钱啊，五十万新法郎……”

“美元。”英国人说。

“五十万美元？”蒙克雷喊着从椅子上站起来，“你疯了吧？”

“我没疯，”英国人平静地说，“我是最好的，所以也是最贵的。”

“一定有比这更便宜的报价。”卡松冷笑着说。

“是的，”亚麻色头发不带任何感情地说，“你们能够找到便宜的人，然后发现他拿了你们一半的订金就消失了，或者回头找借口说为什么办不到。要雇最好的就得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五十万美元。你们期望得到整个法国，可是你们把你们的祖国也看得太便宜了。”

一直没吭声的罗丹忽然说：“你说得对。问题是，先生，我们没有五十万美元的现金。”

“我知道，”英国人回答，“如果你们想做这件事，就得想办法弄到这笔钱。你该明白，我并不需要这份工作。做完上次的活儿，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上好几年。但对我有吸引力的是让我赚上足够的钱就此收手不干的主意。为了这笔酬劳，我打算冒格外高的风险。你的朋友要的回报比这更高，他们要的是整个法国，但又不想冒这个险。我很抱歉。如果你们搞不到这笔钱，那你们就得回去重新设计计划，然后看着它们被当局逐个挫败。”

他掐灭还燃着的烟，站起身。罗丹也跟着他站起来。

“请坐，先生。我想，我们能弄到这笔钱。”两人又一起坐了下来。

“好，”英国人说，“但我还有条件。”

“哦？”

“你们首选外人的原因是因为不断有人向法国当局泄密。你们的组织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雇个外人的计划？不是特指雇了我这件事。”

“只有这间屋里的这几个人。巴斯蒂安-蒂里被枪决后第二天我想出了这个主意。那以后我都是一个人在搜集资料。再没有其他人知道了。”

“那就继续保持现状，”英国人说，“所有的会议记录、档案和材料都必须销毁。除了你们三个人脑子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能留下。鉴于二月的阿尔古事件，如果你们三个当中任何一人被捕，我就认定我可以取消计划。因此你们三个得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计划完成前都要严格保证安全。同意吗？”

“同意。还有吗？”

“策划由我自己负责，行动也是。我不会把细节泄露给任何人，甚至包括你们在内。一句话，我消失了。你们再听不到我的任何消息。你们有我伦敦的电话和住址，但一旦我准备好行动，那些就没用了。

“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你们才能用那个地址和电话和我联络。除此以外，我们不再有任何接触。我把我在瑞士银行的账户留给你们。他们告诉我第一笔二十五万美元存入的时候，或者我已经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两者中较晚的那个时间，我就开始行动。一切由我决定，不要催我，也不能干涉我。同意吗？”

“同意。但我们在法国的地下人员可以为你提供必要的情报支持。他们当中有些人身居高位。”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好的，你们考虑好以后给我寄一个号码，最好是法国的，这样我就能在法国境内的任何地方直接联络那个号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的行踪，只是电话询问总统周围最新的安全措施情况。接电话的人不能知道我在法国做什么。他只能知道我在为你们做事，需要他的帮助。他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仅仅是一个情报站。他的情报也必须源自有价值的独家内部情报，而不是那些从报纸上就能看到的废话。同意吗？”

“非常好。你希望完全独立行动，没有朋友和掩护。按你的想法办。假证件呢？我们有两个高手。”

“我会自己弄的，谢谢。”

卡松插话说：“我在法国有一个完善的组织，类似于德国占领时期的‘抵抗运动’。为了协助你，我可以让这个组织整个由你支配。”

“不用，谢谢。我喜欢依靠自己，隐姓埋名。这是我最好的武器。”

“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可能需要潜逃……”

“不会有差错，除非是你们这边出了问题。我行动时不会联络你们，也不会让你们的组织知道，卡松先生，原因和我是首选的原因一样——你们的组织里到处都是对方的卧底和眼线。”

卡松看来气得要发作了。蒙克雷忧虑地看着窗外，想着怎样才能尽快弄到五十万美元。罗丹隔着桌子盯着英国人，陷入沉思。

“别激动，安德烈，这位先生希望独立行动。就按他的意思办。这是他的行事方式。我们花五十万美元雇的人不该像我们自己的枪手那样，要那么多人帮忙。”

“我想知道的是，”蒙克雷咕哝着说，“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那么多钱。”

“让你的人抢几家银行。”英国人轻声建议。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问题，”罗丹说，“在我们的贵客返回伦敦之前，还有别的要说吗？”

“怎么保证你不会拿了第一笔二十五万美元就逃之夭夭呢？”卡松问。

“我告诉过你们了，先生，我想退休了。我不想有半个军的前空降部队追杀我。那样我花的要比我赚的更多。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

“那你怎么防止，”卡松继续道，“我们在任务完成之后不付你另外一半呢？”

“理由同上，”英国人接着说，丝毫没有迟疑，“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将为自己工作。目标是你们三位。当然我并不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认为呢？”

罗丹打断他。“好了，如果都谈妥了，我想不必让我们的客人多耽搁了。哦……还有最后一点。你的名字。如果你要隐姓埋名，你需要一个代号。你有什么建议？”

英国人想了一会儿：“既然我们在说捕猎，那么‘豺狼’怎么样？可以吗？”

罗丹点点头：“行，当然可以。实际上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名字。”

他陪着英国人走到门口，打开门。维克多从凹陷处走过来。罗丹第一次露出笑容，把手伸向刺客：“我们会按约定的方式尽快联系你。与此同时你是否可以开始大致计划一下，这样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吧？好，那再见了，豺狼先生。”

维克多目送来访者和来时一样安静地离开。英国人在机场酒店过了夜，第二天便搭乘头班飞机返回了伦敦。

而在克莱斯特旅馆里，卡松和蒙克雷从九点到子夜一直都在动摇，他们不断向罗丹质疑，抱怨着。

“五十万美元，”蒙克雷反复嘟囔着，“我们究竟怎么才能搞到五十万美元？”

“我们可以采纳豺狼的建议，抢几家银行。”罗丹回答说。

“我不喜欢那个人，”卡松说，“他一个人干，不要帮手。这样的人太危险。没人能控制他。”

罗丹结束了讨论：“看看你们两个，我们设计了一个方案，我们同意了这个提议，我们找到了一个肯为钱去杀，也杀得了法国总统的人。我对这样的人略知一二。如果有人能做这件事，那就是他。现在计划已经启动。我们干我们的，让他忙他的去吧。”

3

一九六三年，从六月十五日直至整个七月，法国的银行、珠宝店和邮局均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洗劫。这个“盛况”空前绝后。

法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枪、霰弹枪和冲锋枪抢劫银行。在那段时期，珠宝店里的橱窗被打破，贵重珠宝被抢走，已成为很平常的事。当地警方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浑身颤抖，流血不止的珠宝商和他们的店员，就被辖区的另一起类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两个城市的银行职员在试图抵抗时被枪杀。七月末，事态严重到共和国卫队——法国人尽皆知的防暴部队——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备了冲锋枪。到银行的人都已经习惯在大厅经过一或两个身穿蓝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们每个人都挎着冲锋枪。

银行家和珠宝商就这次犯罪风潮强烈谴责政府。迫于压力，警方频繁在夜间出动检查银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种在夜幕下能够熟练打开银行金库的职业盗贼，而是戴着面具的持枪歹徒，稍不如意就准备开火。

最危险的时间是在白天，全国的银行和珠宝店正在做生意的时候，就会有两三个戴着面具的持枪匪徒跳出来，不容置疑地喊道：“举起手来！”

七月底，有三个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伤被捕。他们不是打着“秘密军组织”的幌子进行一般犯罪的无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军团的逃兵，不过很快就承认自己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但无论警方如何审讯，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为什么这股抢劫浪潮会突然席卷全国，他们只供认受他们“老大”的指派，抢劫银行或者珠宝店。警察最终认为，这几个犯人根本不知道抢劫的目的，他们不了解整个事件，只是听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国当局很快就知道“秘密军组织”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很需要钱。但直到八月上半月，当局才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发现了原因。

六月下旬，银行和其他可以迅速获得珠宝和现金的地方遭受袭击的事态日趋严重。备受尊敬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队长莫里斯·布维埃接管此事。他位于塞纳河畔珠宝街三十六号法国司法警察署总部的办公室异常狭小而忙碌。房间里挂了一张图，来显示被抢劫的现金和珠宝变现后的数目。到七月下半月，总额已超过两百万新法郎，或是四十万美元。扣除所有抢劫的适当开支，加上给进行抢劫的歹徒和逃兵的报酬，按莫里斯·布维埃队长的估计，还有相当大一笔钱剩下来没有去处。

六月的最后一周，一份驻罗马办事处的报告放到了法国安全局吉布将军的办公桌上。大意是：“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三个人，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邻孔多蒂街的一家酒店顶层。报告补充说，显然，尽管在这样高档地段的酒店居住费用十分高昂，但他们三人包下了整个顶层，还把另一层也包了下来，让他们的保镖住。他们从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日夜守护，每班执勤人员不少于八名。起先，情报人员以为他们是在开会，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安全局慢慢认为，他们只是在以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来确保自己不成为安托万·阿尔古那样的倒霉蛋。吉布将军看到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如此胆怯地躲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不由得咧开嘴笑了一下。他把这份报告按常规方式归了档。

当年二月，法国人在伊登·伍尔夫酒店绑架阿尔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国外交部认为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他们与珠宝街的法国外交部之间的激烈争吵仍在继续。尽管如此，吉布还是为手下干将的这次成功行动感到高兴。看到“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被吓成这样，他感到很满足。但将军查阅罗丹的文件时，一丝疑虑不由得让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像罗丹这样一个人会这么容易被吓成这样？”凭借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以及对政治和外交现实的清醒认识，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许来一次之前那样的偷袭了。很久以后，他才明白了“秘密军组织”三个领导人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真正意义。

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伦敦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那天起，他就开始搜集、阅读几乎所有有关戴高乐的文章以及戴高乐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当地的图书馆，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查了一下法国总统的目录，在目录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关他的研究对象的参考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字和一个位于帕丁敦区普雷顿街的邮政地址写信给各个知名书店，邮购所需要的参考书。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里迅速浏览这些书直到凌晨，在脑子里为这位爱丽舍宫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体的画像，从孩提时代起，直到他所阅读的材料时间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并没有政治价值，都是零零星星地叙述了一些戴高乐的癖好或是性格特点，他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戴高乐的回忆录《剑刃》对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导意义。他从这本书里看到戴高乐极为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祖国和个人命运的看法。

豺狼既不迟钝也不愚蠢。他广泛阅读，周密计划，并把大量信息储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虽然他通读了戴高乐的著作以及知情者写的关于戴高乐的书，但这些书除了勾勒出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的完整形象外，并没有解决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自从六月十五日他在维也纳罗丹的卧室里接受这项暗杀任务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七月的头一周，他仍然没想出答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行刺。最后，他又去了一次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用惯用的假名签名进入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旧刊。

他找到答案的确切时间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大致应该是在七月七日后的三天里。在那三天里，他最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写于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得到一点启发，然后又查阅了一九四五年以来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每一年的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近年来，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无论生病或是坏天气，夏尔·戴高乐都会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从这一点出发，豺狼的准备工作终于从研究阶段进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考虑最后的行动细节之前，他仰面躺在自己的公寓里，凝视着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常抽的特长过滤嘴香烟，陷入沉思。

在最终敲定要采用这个计划前，他至少考虑了十几个方案，但最终都放弃了。什么时间，在哪里，怎么干，一切都已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一九六三年的戴高乐不仅仅是法国总统，也是整个西方世界受保护最严密、最高效的人。事后证明，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要难得多。豺狼并不知道，法国安全专家已获得美方许可，曾研究过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都对美国情报机构采取的措施嗤之以鼻。法国专家拒绝采用美国人的方法，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刺客枪杀，正是由于安全措施不够严密，而夏尔·戴高乐则一直好好地活着。他安全退休，最终在自己的家里去世。

豺狼知道，他要面对的安全人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由于不断被警告可能有人试图危及他们所保卫的对象，围绕戴高乐而设置的整个安全体系总是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豺狼为之工作的组织却因保密问题漏洞百出。对刺客有利的条件是，他一直待在暗处，不为人所知；而他的目标则粗暴地拒绝与安全机构合作。在那个特定的日子里，不论有怎样的危险，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对个人危险的绝对蔑视，都会驱使他公开露面一段时间。

从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飞来的SAS航班，在伦敦机场大楼前的跑道上最后向前冲了一下，慢慢前进了几英尺，不动了。引擎响了几秒钟，然后也停了下来。几分钟内，舷梯就已放好，乘客鱼贯而出，纷纷向舱口的空乘人员点头告别，走了下来。

在候机大楼的瞭望台上，有个亚麻色头发的男人把他的墨镜推至前额，用望远镜观察走下飞机的乘客。排队拾阶而下的乘客已是今天早上他观察的第六批了。温暖的阳光下，瞭望台上布满接机的人，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要等的人。所以我们这位“观察者”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当第八位旅客走出来，在阳光下直起身子时，平台上的人开始兴奋起来，紧盯着这位新到的旅客走下楼梯。这位旅客从丹麦来，不是神父就是牧师，身着一袭灰色教袍，领口处戴着白色的领圈。他已年近五十，中等长短的铁灰色头发从前额向后梳着，但面容显得较为年轻；高个子，宽肩膀，看起来身体不错，身材几乎和那个在平台上观察他的人一样。

当旅客们排队进入入境大厅，准备护照检查、通关的时候，豺狼把望远镜塞进身旁的皮质公文包里。然后，他合上公文包，悄悄地转身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主厅。十五分钟后，那个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个箱子从海关大厅走了出来。看来没人接他，他先在巴克莱银行柜台换了点钱。

六周以后，从他接受丹麦警方讯问时的回答来看，他当时并没留意身边站着一个亚麻色头发的年轻英国人。至少他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表面上看，那个英国人是在柜台前排队等候，但实际是在透过墨镜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丹麦人的相貌特征。

但当他从主厅出来，登上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开往克伦威尔街的机场大巴时，这个英国人就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拎着一个公文包，他们是坐同一辆车到的伦敦。

到站的时候，丹麦人停了几分钟，等自己的箱子从巴士后面的行李拖车上卸下来，然后经过服务台，向着标有“出租车”字样的箭头标志走去。与此同时，豺狼从巴士的后面绕过来，穿过机场大巴停靠站，朝员工停车场走去。他事先把车停在了那里。他把公文包扔在敞篷跑车的副驾驶座上，把车开到巴士停靠站左边靠墙的位置停了下来。在右边柱子支撑的拱顶下，有一条长长的待客出租车队伍，他可以在这个位置将其一览无遗。丹麦人上了第三辆出租车，驶入克伦威尔街，向骑士桥开去。跑车也紧随其后。

出租车把牧师放在了半月街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前。跑车则驶过旅馆门口，花了几分钟在柯曾街的另外一边找了个空位停了下来。豺狼把公文包锁在后备箱里，在谢泼德市场的报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的午间版，五分钟之内回到了旅馆的前厅。又等了二十五分钟，丹麦人走下楼，把房间钥匙交给前台服务小姐。她把钥匙挂了起来，钥匙在钩子上晃了几秒钟。那个坐在前厅扶手椅里的人显然是在等朋友，待丹麦人走进餐厅，他便把手里的报纸放低了一点，看到钥匙的号码是四十七号。又过了几分钟，前台小姐回到后面的办公室为另一位客人确认剧场的订位，没人注意到这个戴墨镜的人悄悄溜上了楼。

四十七号房间的门关得很严实，用两英寸宽的云母片打不开，再配上画家用的那种弹力调色刀，才终于把弹簧锁的锁芯顶开。牧师只是下楼吃午饭，护照就放在旁边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时，前后还不到三十秒。他没有动牧师的支票夹，这是为了让有关机构在没有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说服这个丹麦人，他只是把他的护照忘在什么地方了。事后证明也的确是这样。丹麦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国人早就走远了。下午晚些时候，牧师告诉酒店经理，他的护照不见了。经理在房间里找了一遍，向丹麦人指出，他所有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包括他装旅行支票的钱包。他从这些方面判断并劝说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来酒店，他肯定是把他的护照掉在旅途中的什么地方了。丹麦人很好说话，在异国他乡也人生地不熟，所以尽管他并不以为然，但还是同意了经理的说法。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麦领事馆提出护照挂失，领事馆给他签发了一张可以在伦敦停留两周的旅行通行证。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领事馆签发这份旅行通行证的工作人员用“哥本哈根，佩尔·詹森牧师”的名字为这份遗失的护照建了档，然后也没再管了。这一天是七月十四日。

两天以后，一个从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学生也经历了类似遭遇。他从纽约飞到伦敦，在机场大楼的美国捷运柜台用护照兑换他的第一张旅行支票。换好后，他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把护照放在一个有拉链的小袋里，塞进了他的皮质手包。几分钟后，为了招呼搬运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会儿，三秒钟后包就不见了。起初他责怪搬运工，搬运工把他领到泛美航空公司问讯处，问讯处又让他去找最近的负责机场安全事务的警察。后者把他带到办公室，他在那里向警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调查后，排除了其他乘客误拿的可能。这件事被作为蓄意盗窃记录在案。

对于公共场合发生的这种盗包行为，警官向这位运动员体格的年轻学生道歉并表示遗憾。还向他介绍了机场当局为控制针对国外旅客的盗窃所采取的预防措施。美国学生大度地承认，他的一个朋友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也遇到过类似的被盗事件。

这份报告后来按常规被转往伦敦各警局，报告里对失窃的手提包、里面的物品、证件以及小袋内的护照都进行了描述。几周之后，手包及其内物品都没有找到的迹象，这件案子最终归了档，从此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马蒂·舒尔勃格前往格罗夫诺广场的领事馆，申报自己护照遗失，然后拿到了一张旅行证明，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换生”女友在苏格兰高地度过一个月的假期后返回美国了。领事馆对遗失护照也做了登记，并向华盛顿的国务院做了汇报。但两个机构随后就把这个事抛诸脑后了。

在伦敦机场的两个国际航班到港大楼里，究竟有多少旅客在走出机舱、步下舷梯时被那个双筒望远镜在瞭望台扫描过，现在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尽管这两个丢失了护照的人年龄不同，却有一些共性。他们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宽肩膀，身材修长，蓝眼珠，相貌和那个一声不吭跟踪他们并行窃的英国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詹森牧师四十八岁，灰头发，戴金边眼镜，马蒂·舒尔勃格二十五岁，栗色头发，一天到晚戴着一副高档的宽边眼镜。

豺狼在他南奥德雷街的公寓写字台上长时间地研究这两个人的脸。随后，他花了一整天时间，相继去了这些地方：道具服装店、眼镜店、伦敦西区的男士服装专卖店（这里专门卖美式服装，而且大多是在纽约做的），并在那订了两副蓝色的平光眼镜，一副金边，一副黑色宽边。他还置办了一套行头：一双黑色耐克鞋，T恤衫和短裤，白色便裤，一件天蓝色尼龙风衣——拉链前开，领口和袖口都是红的，一件白色羊毛衫，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还有件带领圈的传教士白衬衫和黑色教服。最后三件衣服的商标都被他细心地拆掉了。

他那天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了切尔西一家由两个同性恋经营的男用假发店。他在那里买了栗色和灰色两种染发剂。店主还悄声指点他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染成最好最自然的效果。他还买了几把用来蘸染发剂的刷子。除了那套美式服装外，他从不在同一家店里买两样以上的东西。

第二天是七月十八日，《费加罗报》第二版下方刊登了一小段消息。消息称：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总队副队长伊波利特·迪皮伊警长，在他位于巴黎珠宝街的办公室里中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病故。接任此职的是凶杀处处长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因今夏以来刑警总队各部门压力巨大，工作繁重，他将即刻到任。豺狼在伦敦每天都会阅读所有能买到的法国报纸。读到这段的时候，标题里的“刑警”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没再多想。

在开始去伦敦机场观察瞭望之前，他已决定在整个刺杀过程中都使用假身份。搞一个假英国护照是世上最容易的事。豺狼用的是大多数雇佣杀手，走私犯和其他要用假名穿越国境的人惯用的法子。他首先开车在泰晤士河谷周围各郡的小村庄转了转。行至第三个公墓，豺狼找到了一块符合他要求的墓碑。死者名叫亚历山大·杜根，一九三一年两岁半时就死了。如果他活着，到一九六三年七月应该比豺狼大几个月。在教区办公室，豺狼自称是业余族谱研究爱好者，他想追寻杜根家族的支脉。年长的教区牧师对他非常尊敬，热心地接待了他。他从老牧师那里得知，这里过去的确有一个杜根家族。他对此既惊讶又感动，似乎教区的记载对他的研究很有帮助。

老牧师很和善。他们一起去教堂的时候，豺狼对这座小小的诺曼底式建筑大为赞赏，并在捐款箱捐助了重建基金，这使老牧师的态度更为友善。教区的记录显示，杜根夫妇在过去的七年里相继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埋在教区墓地有三十多年了。豺狼随手翻阅着一九二九年教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在四月的记录里，教士那难以辨认的字体登记的杜根一姓引起了他的注意。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

他记下了所有细节，再次诚挚地谢过老牧师后离开了。回到伦敦，他来到“婚姻及出生、死亡登记中心”，在来访卡上声称自己是希罗普郡德雷顿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最近，事务所的一位老客户过世了，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孙子。他现在需要找到这位客户的孙子。客户其中一个孙子名叫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于萨姆本·费什利的圣马可教区。登记中心年轻的助手问也没问就接过了他的来访卡，对å他的理由也丝毫没有起疑。

大多数英国公务员面对礼貌的问询都会尽量提供帮助。在这件事上，这个年轻的助理也不例外。检索记录表明，被问到的孩子和所登记的信息完全一致，只是已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

亡了。豺狼只花了几个先令，就弄到了一份出生和死亡证的复印件。回到住所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劳工部的办事处，拿到一份护照申请表，又去玩具店花了十五先令买了个玩具印字机，然后去邮局买了一英镑的邮票。

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在申请表里填上杜根的名字，准确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等等信息。但其他内容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情况填写的。他填上他自己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职业一栏简单地写了个“商务人士”。从孩子出生证上得来的孩子父母的全名也被填了进去。在证明人那一栏，他填上了詹姆斯·埃尔德利，这是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牧师的名字，就是那天早上和他聊天的那位，他还助人为乐地在教堂门外的一块牌子上刻上了自己的全名和法学博士的头衔。他仿照牧师那瘦削的手法，用笔尖蘸着淡淡的墨水，用细细的笔画仿造了牧师的签名。他用印字机做了个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牧师的签名旁边：“圣马可教区，萨姆本·费什利。”

他把出生证复印件、申请表和邮票一起寄到了小法兰西区的护照办公室，又把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毁掉。四天后，他正在看《费加罗晨报》的时候，一本崭新的护照就寄到了他的专用地址。午饭后他把护照取了回来。下午，他锁好公寓大门，开车抵达伦敦机场，登上了去哥本哈根的航班。和以前一样，为了避免用支票，他使用现金购买机票。在他公文箱的底部，有一个比一本杂志厚不了多少的夹层，除非检查极其彻底，否则是看不出来的。在这个夹层里放着两千英镑，这是他当天早些时候从霍尔本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私人物品箱里取出来的。

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就像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来去匆匆。离开凯斯楚普机场前，他就预订了第二天下午去布鲁塞尔的航班。抵达丹麦首都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没法买东西，所以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兰酒店订了房间，去七国饭店享用了一顿奢侈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园散步时又和两个丹麦金发女郎打情骂俏了一番，凌晨一点才上床睡觉。

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好的一家男装店买了一身灰色轻质的牧师服，一双朴素的黑色皮鞋，一双袜子，一套内衣裤，三件有领子的白色衬衣。他每样都只买带有“丹麦制造”标志的，在衣物里面有块小布条，上面有丹麦生产商的名字。他并不需要白衬衣，买它只是为了得到里面的商标，以便换到他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衫、领圈和教服上。当时他假称自己是一个即将接受圣职的神学院学生。

最后，他买了一本丹麦文的有关法国著名教堂和礼拜堂的书。中午，他在蒂沃利花园的一家湖滨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冷餐，下午三点十五分乘机前往布鲁塞尔。

4

像保罗·古森这样一位才能出众的人为什么会在中年的时候走上歧途，这个问题使他的几个朋友、“广大”客户以及比利时警察，都颇为费解。他在利日的国家军械厂工作了三十年，技艺精湛，令人信赖。在工程领域，精确是绝对必要的，而他在这方面树立了一流的口碑。在三十年里，他成为公司各种军事产品的顶尖专家。这是一家远近驰名的工厂，专门生产最精良的武器，从女用的小巧自动手枪直到重型机关枪，品种齐全。此外，古森的诚实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战争期间的记录也相当辉煌。虽然在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仍然在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军工厂工作，但事后证明，他无疑是在为“抵抗运动”组织从事地下工作。他帮助迫降的盟军飞行员逃离敌占区，向他们提供庇护所。他在工厂里组织了一个破坏小组，使利日生产的武器有很多都打不准，或者打到第五十发子弹时枪膛自爆，把德国士兵炸死。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律师从这个极其谦逊低调的人嘴里一点点探听出来的。他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认，因为担心解放后的荣誉和奖章使自己尴尬，所以他从未暴露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这给陪审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律师正是在庭上用这些情况为他辩护，才最终使他获得减刑。

五十年代早期，在和一位国外客户做的一笔利润很大的军火生意里，有人被发现贪污了一大笔款项。古森那时是公司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当怀疑到他时，他的上司冲警察大喊：怀疑值得信任的古森先生实在太荒谬了。

他的经理甚至在法庭上还为他辩护，但主审法官认为，以这种方式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更不可原谅。他被判十年监禁。上诉后改判为五年。由于表现良好，他三年半后获得释放。

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把孩子也带走了。那座位于美丽的利日郊区的花团锦簇的房子也就此成为过去。国家军械厂的工作也一样。他住进了布鲁塞尔的一套小公寓里。后来，他开始非法贩卖武器，其中大部分都销往西方世界的地下组织。由于生意蒸蒸日上，他又搬出城住了。

六十年代早期，他得了一个绰号——“军械师”。任何比利时人在国内都可以合法购买武器——左轮枪、自动步枪或者来复枪。在任何体育用品商店或者枪械店，只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证明自己是比利时人就行。不过每件售出的武器以及后续弹药的销售都必须在武器制造者的日志上记录，同时还要登记购买者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古森从来不用自己的身份证，他用别人的，偷的或是伪造的。

他和城里的一个顶尖扒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人除了做国家的客人在监狱里闲住之外，能轻而易举地从别人的口袋里取出钱包。古森用现金把这些钱包从小偷手里买下来，又雇了个高手帮自己伪造证件。这个人四十年代后期伪造了大量法郎，由于粗心，把钞票上“法国银行”字样里的一个字母“u”漏掉了，因此倒了大霉（那时候他还年轻）。后来他转行伪造护照，比之前要成功得多。如果古森需要为客户购买武器，他从不亲自带着伪造得十分出色的身份证去找枪械制造商。他总是找个刚出狱没活干的小偷或者一时没戏可演的演员出面。

和他来往的人中，只有那个扒手和造假证件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客户中，有些是比利时黑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不仅不干涉他的买卖，还想方设法地保护他。有的人被捕后拒绝招供枪支的来源，原因很简单，他对他们太有用了。

虽然比利时警方对他的部分“活动”有所察觉，但却始终无法将他人赃并获，而且也没有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词来判他有罪。他们知道他把自己的汽车间改造成了一个小巧但装备精良的铸造车间。他们反复搜查，但除了车间主人随身佩带的熟铁制的大奖章和布鲁塞尔的一些纪念雕像外，什么也没发现。警察最后一次去搜查时，他非常郑重地向带队的警长赠送了一个小于连的雕像，以此表明他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古森悠闲地等着一个英国人上门。这是一位最好的主顾通过电话介绍给他的。这个老主顾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在加丹加当雇佣兵，从那以后，他就做起了为布鲁塞尔各家妓院看场子的生意。

中午时候，客人如约而至。古森把他领进客厅尽头的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大。

“您可以摘下眼镜吗？”客人坐下后他问。看到高个的英国人有些犹豫，他随即补充道：“您知道的，我认为咱们在做生意期间，最好尽量相互信任。喝一杯吗？”

这个持亚历山大·杜根护照的人取下了墨镜，略带疑惑地注视着这个小个子军械师倒了两杯啤酒。古森在写字台后面坐了下来，呷着啤酒，平静地问：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先生？”

“我想路易斯之前应该已经在电话里告诉过你我要来吧？”

“当然，”古森点点头，“否则您现在不可能在这儿。”

“他告诉过你我要做什么吗？”

“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他在加丹加认识了您，他可以担保您不会坏事儿，您需要一件武器，而且可以付现金——英镑。”

英国人缓缓地点了点头：“好的。既然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那就没理由不让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而且，我要的武器是一支非常专业的枪，需要不同寻常的附件。我……嗯……专门替那些有钱有权的人铲除敌人。显然这些‘敌人’通常也是有财有势。这种事总是不太好办。这些人的安全防卫很专业。这样的工作需要精心策划，还需要一件称心如意的武器。我现在手头就有这样一项工作。我需要一支步枪。”

古森又呷了一口啤酒，冲客人善意地点点头。

“很好很好，您是一位像我一样的专家。我很喜欢这样的挑战。您想要的是哪种类型的步枪？”

“重要的不是步枪的类型。问题在于这项工作带有一些限制，我要找到一支能在这些受限制的条件下达到满意效果的步枪。”

古森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一支空前绝后的枪，”他愉快地说，“一支专为某个人量身定做的枪，一支专为在某一系列环境下完成某项工作的枪，一支永远不会被再使用的枪。您找对人了。我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亲爱的先生。我很高兴您能来找我。”

英国人对比利时人的职业热情报以微笑：“我也是，先生。”

“现在告诉我，这些限制是什么？”

“主要的限制是尺寸。不是指长度，而是主要部件的体积。后膛和弹膛必须小于……”他伸出右手，中指和拇指的指尖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字母“O”，其直径小于两英寸半。

“看来这支枪不可能连发，否则枪筒肯定要比这个大。同理，也不能装弹簧，因为弹簧系统的体积比较大，”英国人说，“我看必须是一支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的步枪。”

古森看着天花板，点着头，脑子里记着客人所说的细节，勾画着步枪的草图，枪身和击发部分必须非常纤细。

“接着说，接着说。”他喃喃地说。

“另一方面，不能像792式毛瑟枪或者利·恩费尔德的303式步枪那样让枪栓的扳手从侧面伸出。枪栓必须从后面装入，正直朝向肩膀，用拇指和食指装弹。也不能有扳机保险，扳机本身要可装卸，以便在击发前安装。”

“为什么？”比利时人问。

“因为整个机械部分都要在一个管状容器里放置和运输，这个容器不能引人注意。所以它的直径不能大于我刚才示范的那个大小。原因我稍后会解释。扳机有可能是可拆卸的吗？”

“当然可以，什么都是可能的。肯定可以设计出一支单发步枪，像短枪一样，弹膛从后部打开、装弹。弹膛必须和枪栓完全分开，但需要一个铰链，这可省不了。设计制造这样的一支枪必须从草图阶段开始，要锻制一块钢材来做整个后膛和弹膛。在我的小车间做起来不太容易，但是可以做到的。”

“要多长时间？”英国人问。

比利时人耸耸肩，摊开双手：“我看怕是要几个月。”

“我没那么多时间。”

“这样的话就需要在商店买一支现成的步枪改造。请继续。”

“好的。这支枪必须很轻。口径不需要很大，弹头会完成任务的。枪管很短，应该不长于十二英寸……”

“射击距离是多少？”

“这个现在还不确定，但可能不超过一百三十米。”

“射头部还是胸部？”

“可能必须射头部。我可能会打到胸部，但头部更保险。”

“是的，如果您打得准，肯定是头部更保险。”比利时人说，“但胸部更容易打中。至少我估计，如果有人用一件短管轻型武器从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时是这样，中间也许还有障碍物呢。”他补充道，“您不确定是射头部还是胸部，这么说，可能会有人在中间走动？”

“是的，有可能。”

“您有机会射第二枪吗？要知道，您要花数秒钟退出子弹击发后的弹壳，再装填一发新弹，合上后膛，再次瞄准。”

“几乎不可能。如果我使用消音器而首发完全未命中，没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我也许有第二次机会。但即使我首发命中太阳穴，我也需要消音器帮助我逃离。附近的人大致判断出子弹射出的方向肯定要花上好几分钟。”

比利时人继续点着头，这次他盯着的是桌上的便笺本。

“这样的话您最好用达姆弹，我给您枪的时候会给您准备一些。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英国人点点头：“甘油的还是水银的？”

“哦，水银的吧，我想。这样更干脆利落。对这支枪您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还有。为了使枪更纤细，枪管以下的所有木制把手都要去掉。整个枪托都得去掉。为了便于射击，枪托要像斯坦式卡宾枪那样呈架式结构，它的上、下和靠胸的三部分必须能旋开，可以分拆成三个独立的钢条。最后，消音器和瞄准镜必须绝对有效。这两样也必须可以拆卸保存和携带。”

比利时人想了很长时间，直到啤酒都快喝光了。英国人有些不耐烦了。

“那么，你能做吗？”

古森似乎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略带歉意地笑了笑。

“请原谅。这个订单非常复杂。但是可以的，我能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做不出来的东西呢。说真的，您所描述的是一次远途行猎。而完成这项工作的装备在经过检查时不能引起任何怀疑。一次远猎所需要的猎枪，这就是您所要的枪。不是点二二口径的小枪，那是打兔子的；也不是雷明顿点三〇的大枪，那种枪永远不可能满足您所提出的尺寸限制。

“我想我脑子里已经有这样一支枪了。在布鲁塞尔的体育用品商店很容易买到。这种枪很贵，但很精准。它很漂亮，射击也很准，纤细，重量也轻。常用来打羚羊和小鹿，但装了达姆弹就可以打大家伙了。告诉我，呃……目标走得慢还是快，或者不快不慢？”

“静止的。”

“那就没问题了。由三个独立钢条组装起来的架式枪托和旋进式扳机纯粹是机械加工的事。在枪管的末端刻出螺纹来安装消音器，以及将枪管锯短八英寸的工作我可以自己做。不过，有的人少了八英寸的枪管就失了准头，真是可惜。您是神枪手吗？”

英国人点点头。

“那样的话，在一百三十米外，又有瞄准镜，射一个静止不动的人就没问题了。消音器我自己做。这并不复杂，但是材料难弄，尤其是步枪用的长型材料。猎枪很少有用这些的。现在，先生，您对您前面提到的将枪支分解装运的管状容器是怎么考虑的？”

英国人站了起来，走到桌子前，在小个子的比利时人面前就像一座铁塔。他把手伸进上衣。有那么一刻，这个小个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第一次注意到，无论这个杀手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他的眼睛始终被一层灰色的云雾覆盖着，毫无变化。就像有一缕烟遮住了所有可能触及这里的表情。英国人拿出了一支银色的自动铅笔。

他把古森的便笺本调转过来，在上面迅速画了几秒钟。

“你看得明白吗？”他边把便笺本递回给枪械师边问。

“当然。”比利时人扫了一眼画得相当精确的草图，回答道。

“好的。现在这样，整个容器由一系列用螺丝拧在一起的铝管组成。这个，”他用铅笔尖在图上的一处敲着，“装枪托的一根支架。这里面放另外一根。两根支架装在管子里组成这部分。枪的肩托由这个和那个一起组成。这样一来，这就成了唯一不需要任何改变就可以用做两种用途的部分。”

比利时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里，”英国人又用铅笔敲着图上的另一处，“最粗的地方是直径最大的管子，用来装枪的后膛，枪栓也要放在枪膛里。这里慢慢细下来，接上枪筒。显然，有了瞄准镜就不需要准星了。所以，拧开套筒，里面的东西就会整个从容器里滑出来。最后的两部分……这里和这里，装瞄准镜和消音器。最后是子弹，塞在底部的这里。所有的东西组装起来的时候，必须和你现在看到的完全一样。拆解后，它的七个部分——子弹、消音器、瞄准镜、步枪、三根用来组装成三角形架式枪托的钢条——必须能够重新装配成一支完整的可使用的步枪。明白吗？”

小个子比利时人对着草图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站起身，伸出手来。

“先生，”他敬佩地说，“这是天才的设计。这种设计既不会被人发现，又简单可行。”

英国人对此既没有表现出感激也没有生气。

“好，”他说，“现在来谈谈时间问题。大概十四天后我就要这只枪，可以吗？”

“可以。三天内我就能弄到需要的枪。加工时间一周，这个要看改造的进度。买瞄准镜不是问题。您可以让我来选瞄准镜，我知道您所设想的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所需要的精度。您最好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校一下枪和所有设备。做消音器，改装子弹，做套筒……是的，我日夜赶工的话，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过您最好提前一两天再过来一趟。这只是防止最后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讨论。您十二天后能再来吗？”

“可以，从现在开始的七到十四天内任何时间我都可以来。但十四天是最后期限。我八月四日必须返回伦敦。”

“先生，如果您八月一日能来这里以便最后商榷并付款的话，那么四日早上您就可以拿到那支根据您的最后要求所设计的，让您满意的枪了。”

“好。现在说说你的成本和工钱。”英国人说，“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像这样的活儿，考虑到要做的所有工作，我这里的设施，我个人的专业知识，我必须收您一千英镑。我承认这个价钱高于普通的步枪。但这支枪不是一支普通的步枪。它是一件艺术品。我确信我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收费合理而且能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像您一样，先生，在我的领域里我是最棒的。一分钱一分货嘛。而且我还要买枪、子弹、瞄准镜和其他原材料……嗯，差不多还要再加二百英镑。”

“成交。”英国人没有讨价还价，回答得十分干脆。他又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拿出几卷五英镑的钞票，每卷二十张。他点了五卷钞票出来。

“我建议，”他平静地说，“为表示我的诚意，我先付你五百英镑作为你的开销。十一天后我再来时会带给你剩下的七百镑。可以吗？”

“先生，”比利时人熟练地把钱装进口袋，“和您这样一位专家兼绅士做生意真令人愉快。”

“还有一点，”他的客人继续说，似乎不曾被打断一样，“你以后不用再联系路易斯了，也不要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打听我是谁或者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更不要打听我为谁工作，或者针对谁。如果你试图这样做，我肯定会知道。那你就别想活命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试图联系警察或者设置陷阱，你也会没命。听明白了吗？”

古森有些不安。他站在门厅里抬头看着英国人，感觉恐惧像鳗鱼一样在肚子里扭动。他见过很多比利时黑社会的厉害人物，他们来找他要各色特殊或者寻常的武器，或者只是来要最不起眼的扁头科尔特手枪。这些人都是悍匪，但是这位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打算去杀一个戒备森严的重要人物的客人身上，却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他要杀的肯定不是黑帮头目，一定是个大人物，也许是一位政客。他原本想表示抗议或是规劝他一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并不想了解您，不想了解您的任何事。交给您的枪也不会有序列号。您要知道，对我来说，您的所作所为不会追踪到我才更重要，我不会去关心额外的事。再见，先生。”

豺狼走进明亮的阳光里。他走了两条街，找了辆出租车返回市中心的友谊酒店。

他怀疑古森为了买枪一定会雇一个造假证的，但他更喜欢用自己的人。还是他过去在加丹加认识的路易斯帮了他。这件事并不难。作为伪造证件的中心，布鲁塞尔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外国人都喜欢在这儿办此类事情，不用什么手续就能得到所需的帮助。六十年代早期，在法属刚果出现之前，布鲁塞尔是雇佣兵的基地，随后南非等英属领地垄断了这桩生意。随着加丹加的丢失，旧的冲伯政权雇佣的三百多名军事顾问都失业了，他们在红灯区的酒吧里闲晃，很多人都有好几套身份证。

路易斯帮他安排好约会后，豺狼在纳弗街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自我介绍之后，两个人便退到拐角处。豺狼拿出自己的驾驶证，这是伦敦市政局两年前颁发的，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这本驾照，”他对比利时人说，“它的主人已经死了。我在伦敦被禁止开车。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名字做一张驾照前页。”

他把杜根的护照放在造假证的人面前。对面这个男人先是扫了一眼护照，他发现护照很新，是三天前颁发的。然后他狡黠地看着英国人。

“可以。”他小声地说着，然后打开那本小巧的红色驾照。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

“这不难，先生。英国当局都是绅士。他们一般想不到官方文件会被伪造，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这页纸，”他轻轻拍着驾照首页上黏着的那张小纸片，上面有驾照的号码和持有者的全名，“用玩具印字机就能印。水印也容易做。没什么问题。你要的就是这些？”

“不，还有两份其他的证件。”

“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说，这样简单的事你也要来找我，真是很奇怪。在伦敦肯定有人几小时就能给你做好。另外的证件是什么？”

豺狼详细地描述了他要的证件。比利时人眯着眼睛考虑着。他拿出一盒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递了一根给英国人，对方拒绝了。

“这两件不太容易。法国身份证还好办些，到处都能找到。你知道的，只有在真证件上加工出的，效果才最好。但另外一个，我想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是个十分少见的要求。”

一个服务员从他们身边经过，豺狼让他续满酒杯。造假证的停了下来。服务员走后他才继续说：

“然后是照片。这也不容易。你说年龄、头发颜色和长短都要有所不同。需要假证件的人通常是把自己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只伪造个人信息。但做一张新照片，甚至又不像你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事情就复杂了。”

他喝了半杯啤酒，仍旧盯着对面的英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一个和证件持有者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还要和你面貌相仿，至少头部和脸部都相似，再把他的头发剪到你要的长度。然后把这个人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基于这一点，你得按照这个人的真实外貌来乔装你自己，而不是反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豺狼答道。

“这要花点儿时间。你在布鲁塞尔能待多久？”

“不是很长，”豺狼说，“我很快就要走，但我八月一日就能回来。然后，我能待三天。四日我必须得返回伦敦。”

比利时人盯着面前护照上的照片，又想了一会。他从口袋里拿了张纸，把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抄在上面，然后把护照合上，还给英国人。他把这张纸和驾照都装进口袋。

“好吧。可以。但我得给你现在的样子照两张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这需要时间和钱。另外，还有额外的费用……可能需要带擅长扒窃的朋友去趟法国，弄一本你说的第二种证件。显然我得先在布鲁塞尔打听一下，但可能要费不少力气——”

“多少钱？”英国人打断了他的话。

“两万比利时法郎。”

豺狼想了一会儿：“大约一百五十英镑。好的。我先给你一百英镑，剩下的交货时再给。”

比利时人站了起来：“那咱们先拍照吧。我自己有一间照相室。”

他们搭出租车来到一英里以外的一间地下小屋。看起来是一家破败的照相馆。门外的招牌显示这是一家还在经营的商业机构，专门为顾客冲洗护照照片，立等可取。橱窗里摆放的自然是让路人一看便以为是照相馆主人过去的精华作品——两张经过大幅修饰过的傻笑的姑娘的照片；一张结婚照，夫妇俩都不招人喜欢，让人对婚姻这个概念感到不快；还有两张小孩的照片。比利时人领着客人走下台阶来到前门。他打开锁，把客人请进屋。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其间比利时人所表现出的照相技巧，是橱窗中照片的拍摄者永远都不可能有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个大箱子，他用钥匙打开，里面有一整套昂贵的相机和打光设备，此外还有一大堆面部化装用具，包括染发水、染色剂、男女用假发、各种眼镜以及一盒演出用的化妆品。

正在忙活的时候，比利时人忽然想到了一个不用找替身来拍照的主意。他花了三十分钟给豺狼的脸部化装，仔细端详之后又冲向橱柜拿了一顶假发。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顶铁灰色的假发。

“你觉得你的头发剪成这个长度，再染成这个颜色之后看起来像这个吗？”

豺狼接过假发仔细审视。“可以试一下，看看照出来的效果如何。”他建议道。

效果很好。比利时人给他的客人照了六张照片，半小时后他从冲洗室出来，手拿着一叠冲印好的照片。两个人趴在桌上，相片里一个衰老、憔悴的男人“望”着他们，肤色灰暗，眼睛下面还有疲劳或是疼痛造成的黑眼圈。这个人没留胡子，但从他一头的灰发来看，他肯定至少五十多岁，而且身体并不结实。

“我觉得这个不错。”比利时人最后说。

“问题是，”豺狼回答，“你在我脸上化了半个小时的妆才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假发。我一个人可弄不出来。何况现在我们是在灯光下，而他们要我出示证件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并非如此，”造假证的人反驳道，“你不完全像照片并不重要，相片不像你才糟糕。检查证件的人的头脑是这样工作的。通常，他先看到的是你的脸，然后要你出示证件，接下来他才能看到照片。这时候，他已经把站在他身边的人的形象看在脑子里了。这就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在照片上寻找的是相似之处而不是不同的地方。

“其次，这张照片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五厘米，但身份证上照片只有三乘四厘米大。第三，要避免太像。如果证件是几年前颁发的，这个人不可能一点儿都不变。我们这张照片里你穿着开领、带条纹的衬衣，还系着圆领。检查的时候就要避免穿这个衬衣，甚至要避免穿开领的衬衣。到时候，你应该系条领带，或者围条围巾，或者穿个高领的毛衫。

“最后一点，我给你做的都是很容易模仿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前，你必须剪成短发，而且要染成灰色，可能要比照片里更灰一些，但不能比照片里的颜色浅。为了使人有年长和衰老的感觉，可以长两三天胡子茬，然后找把能杀死人的快刀，但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事。脸色也很关键。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脸色应该发灰、疲惫，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弄到火药吗？”

尽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豺狼听着造假证者的见解，内心十分钦佩。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接触到精通本行业的专家了。他提醒自己，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感谢路易斯。

“也许能弄到吧。”他小心地说。

“两三个小块的火药，嚼碎了吞下去，能让你在半个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还能使你的皮肤发灰、苍白，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这个法子来装病，或者逃避劳役和日常操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诀窍。现在咱们说点儿别的，你觉得你能准时弄好证件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能够弄到一张原始的你所要的第二种证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如果你能在八月初回来，我想我是可以给你办妥的。你……嗯……说过可以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把手探进内侧的口袋拿了一卷二十张五镑的钞票递给比利时人。

“我怎么联系你？”他问。

“我想可以用和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的联系人也许离开了这个城市，或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八月的头三天，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我们今晚见面的酒吧等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当作交易取消了。”

英国人已经脱掉了假发，正在用浸着清洁剂的毛巾擦脸。他默默地系上领带，穿好上衣。穿戴整齐之后，他转向比利时人。

“有些事我想讲清楚，”他平静地说，声音里一丝友好的成分都没有。他盯着比利时人的眼睛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峡上的迷雾。“你做完这件工作后，就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在酒吧里等我。你必须把新驾照和你手里那张从旧驾照上撕下的纸一起给我。我们刚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给我。你必须忘记杜根这个名字以及那张驾照原始主人的名字。你要做的两个法国证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应该是既简单又普通的法国人名。把这两个证件交给我以后，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次的交易。如果你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得死。明白吗？”

比利时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本以为这个英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主顾，仅仅希望能在英国开车，另外出于个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国装扮成一个中年人。也许他是个走私犯，从布列塔尼的一个偏僻渔港把毒品或者钻石运进英国。不过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真的很不错。可是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这个英国人消失在夜色里。他走了五个街区才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友谊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肉，然后认真地洗了个澡，把身上化装的痕迹彻底弄干净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酒店的账单，搭乘布拉班特国际特快列车去了巴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动分局的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仔细审阅着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门的特工人员填写的日常报告。每份文件薄薄的蓝色封面上都有一组名单，那是有权收到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早上送来的，通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报告，了解大致的内容，然后把主要信息储存在他那记忆力超群的大脑的某处，并把它们各自分类存档。但在今天的这两份报告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使他产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三处”（西欧处）的一份内部传阅备忘录，里面是“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快电的摘要。电文直截了当：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们的顶楼套间里，依旧由他们的八名保镖守卫着。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进驻该酒店后就再未出过大楼。“三处”已经从巴黎增派人手到罗马，协助对该酒店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巴黎的指示仍然没变：不采取任何行动，仅保持监视。酒店里的人三周前已经建立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详见“三处”六月三十日发自罗马的报告），目前该渠道仍然畅通。联络员是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的桌子右边放着一个锯开的一〇五毫米的弹壳。这是他的大容量烟灰缸，这会儿里面的蓝月牌香烟的烟蒂已经装了半缸了。弹壳边上放着一个暗黄色的档案夹。上校翻开档案夹，目光沿着《三处六月三十日罗马报告》向下看，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报告称：每天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在一次警方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现在没有到场人士的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

5

豺狼乘坐火车到达巴黎北站的时间正好是在午饭前。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一家十分舒适的小旅馆。虽然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酒店或者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不是同一档次，豺狼恰恰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且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鲁塞尔都更容易碰到在伦敦认识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时候，他习惯性戴着的包围式墨镜能够掩饰他的身份，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戴着墨镜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门厅和走廊则可能存在风险。这种场景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被人兴高采烈地喊住，一声“哇，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后，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务员就会听见别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间没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他过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羊角面包和咖啡。他在街对面的熟食店买了一罐橘子酱，然后叮嘱服务员每天早上送餐的时候把他的橘子酱一起送来，代替每天早餐盘里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酱。

他很少讲话，对酒店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讲的法语带着英国式的生硬口音。当酒店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对酒店服务满意时，他总是让他们放心，说自己感到非常舒适，并感谢他们。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对前台服务员说，“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地道的绅士。”服务员也这样认为。

他总是外出，把时间都花在了旅游上。他到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张巴黎市区图，然后把自己小笔记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点都标在了地图上。他游览的时候很投入，所到之处都认真观察、研究，甚至会记下某些建筑的优美之处，或者是另外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是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广场周围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的屋顶。如果那几天有人跟着他的话（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过），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是那位聪明的奥斯曼先生的建筑都能吸引一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旁观者能想到，这位安静而优雅的英国游客几个小时里一直一边搅着他的咖啡，一边盯着这些建筑，脑子里却是在计算射击的角度，从建筑物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后的太平梯逃下，神不知鬼不觉混入人群中的可能性。

三天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造访了坐落在瓦勒里昂山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导游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导游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被这位英国伙伴对抵抗运动的礼敬所感动。他带着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路滔滔不绝地为他介绍着各种纪念物。但导游没有发现，这位客人的目光总是从烈士尸骨存放地的入口处挪开，却盯着纪念堂附近的监狱高墙。这座高墙将周围建筑物的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所有视线都隔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客人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笔既大方又不过分的小费，便离开了。

他还参观了荣军院，它的南面是荣军大酒店，酒店旁边是拿破仑的墓地以及象征法国军队荣誉的圣殿。巨大的广场西侧的法贝尔街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天早上，他就坐在街角的咖啡馆，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圣地亚哥广场相连的地方。格伦内尔街与法贝尔街呈九十度角。他预计，从他头上建筑物的七或八楼，也就是格伦内尔街一四六号的楼上，一个枪手应该能够控制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庭院的进出口、大部分的广场，以及两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但并不是理想的行刺地点。有一条砾石路从荣军院开始一直延伸到广场进口处，汽车最后会停放在进口的台阶下面。一方面，从楼上的窗子到停车处之间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另一方面，一四六号楼上向下的视线会被圣地亚哥广场浓密的菩提树树冠挡住一部分，而且那里的鸽子也总是飞来飞去，不断掉下粪便。沃邦雕像的肩膀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好在他从不抱怨。英国人最终觉得很失望，付完酒钱就离开了。

他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转了一天。城中岛的养兔场有后楼梯、小巷和走廊，但是教堂入口到台阶底下的停车处只有几米远，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也太远了，而毗邻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布满监视哨。

他最后去了雷恩街的南广场。那天是七月二十八日。这里过去就叫雷恩广场，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执掌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目光转到了建筑物墙上闪亮的新名牌上，凝视着它，想起了上个月他读到的有关记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虽然当时流亡伦敦的那个高傲的人形单影只，但他通过广播告诉法国人民，他们输掉了一次战役，却没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上的某些东西让杀手停了下来。巨大的蒙帕纳斯车站就蹲在广场的南边，对于巴黎的战争一代来说，这里充满了回忆。他顺着柏油路慢慢观察着。从蒙帕纳斯大道倾泻而下的车流与奥德萨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车辆在这里汇集，仿佛一个漩涡。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两边的建筑很高，俯瞰着广场，建筑物临街的一面非常狭窄。他围着广场慢慢绕到南边，从栏杆中间向着车站的院子凝视了一阵。里面一片嘈杂，汽车和出租车每日在这里接送的人成千上万。这里是巴黎的大型干线车站之一。但到了冬天这里就一片寂静，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里独自品味着在凝重的雾霭里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历史。车站就要拆了。

豺狼转过身，背对着栅栏，看着雷恩大街上的车流。他面对着六月十八日广场，确信在预定的那天，法国总统一定会来这里，那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周他所勘察过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这里，他确信，那个人一定会来。蒙帕纳斯车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金属柱将被熔化，制成郊区的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战败，法国胜利的车站广场将被改建成一家高档咖啡馆。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那个戴着法国军用平顶帽，有两颗金星的人，一定会再来一次。而同时，雷恩大街西侧拐角的屋顶天台与车站前广场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练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两头拐角处的房子都楔入广场，显然都可以入选。雷恩大街的头三幢房子也可以，不过那里到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狭小。再往里的话，角度就太小了。同样，东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远的话，角度也会太小，而且距离也太远了。除了车站大楼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建筑能够控制车站前广场了。但这里不能用，它楼上那些俯瞰前广场的办公室窗户里届时一定都布满了警卫。豺狼决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过街道盯着对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离底下喧嚣的车流只有几英尺远。他待了三个小时。然后去另外一头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观察了东边的情况。整个下午他就在这条街上来回逛着，在附近的街区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门里张望一番。

他最后去的是蒙帕纳斯大街临街的那些楼房。但这些都是新起的写字楼，显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走过临街的房子，穿过马路，坐在树下人行道的长凳上，看着楼上，手里把玩着报纸。房子有五六层高，由石砖砌成；楼顶有一圈护墙，墙后是黑瓦铺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顶。屋顶是带阁楼的，不时探出一扇窗子。阁楼曾经是仆役的居所，现在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穷人住在这儿。屋顶，尤其是阁楼的窗子白天肯定会被监控。很可能在屋顶会有守卫，蹲在烟囱旁，用他们的野战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窗户和楼顶。不过阁楼下面的顶层房间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人缩在黑暗的房间里，从街对面的窗户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热的夏天，一扇打开的窗户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间里向后缩得太深的话，向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就太狭小了。出于这个原因，豺狼将雷恩大街两边的三幢楼都排除了。那里的射击角度太小。现在只剩下四幢楼可供选择。他预期的射击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后，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让光线越过车站的楼顶，照进街东头的房间窗户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西边的那两幢。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七月二十九号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他发现西侧的顶楼窗户只斜斜地射进一缕阳光，而东边的房间却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个门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天豺狼要么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要么坐在人行道的长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选了一个距他感兴趣的楼房出口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隔着行人络绎不绝的人行道，那个看门老妇就坐在出口处，织着东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服务员走过来和她聊了几句。他叫她贝特夫人。这个场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天气很温暖，阳光照进灰暗的门洞里几英尺深，太阳这时仍然高高挂在南方或东南方向，越过车站的屋顶照耀着整个广场。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适的祖母。这个前来勘察地形的人坐在离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发现她很受欢迎。间或有人进出这幢房子时，她总是向人们打着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们都愉快地回应她：“你好，贝特夫人。”她性情温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报有同情。下午刚过两点，跑来一只猫。贝特夫人立刻奔进自己在底层后面黑暗的小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为这只她称作“小猫咪”的动物拿来了一碟牛奶。

将近四点的时候，她卷起自己织的东西，放到围裙的宽大口袋里，趿着拖鞋，慢慢朝面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那幢公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轻轻跑了上去。

楼梯是绕着电梯通道盘旋向上的，在楼的后部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小平台。每隔两层，这个小平台靠楼后墙的位置有一个门，通向钢制的太平梯。在顶层的第六个转弯处（除了阁楼这是最高的一层），他打开门向下望了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其他楼房的后门。那些楼房构成了豺狼身后的广场一角。在天井的远端，有一条狭长的小巷，向北穿过天井。

豺狼轻轻关上门，重新插上门闩，走完最后的半段楼梯就到了六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截质量不太好的楼梯通向阁楼。走廊里有两扇门通向朝着天井的公寓，另外两扇通向临街的房间。他的方向感告诉他，这些临街的公寓都有窗户，从这里要么可以俯视雷恩大街，要么可以侧视广场，广场再远处就是车站前广场。这些窗户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察已久的那些。

他现在面对着两间公寓中的一间，门铃边的名牌上写着“贝朗瑞小姐”。另外一间的名牌上写着“夏里埃夫妇”。他听了一会儿，两间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把锁都嵌在木头里，很厚很结实。锁舌很可能是那种法国人喜欢的钢制粗棒双锁型的。他知道要打开这种房门必须有钥匙。贝特太太的小屋里肯定有每间公寓的钥匙。

几分钟后，他像来时一样，轻轻地跑下楼梯。他在这幢楼里待了不到五分钟。看门人回来了。他透过她的安乐窝门上的毛玻璃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出拱形大门。

他向左顺着雷恩大街走过两幢公寓楼，来到一家邮局前。他沿着邮局的墙走了进去。邮局的尽头是一条被遮住的狭窄小巷。豺狼停下来点了一支烟，打火机点燃的瞬间他瞥了一眼，发现有条小路与这个小巷相连。从这里，电话交换台的夜班员可以进入邮局的后门。通道的尽头是个院子，阳光可以照得到。他从这里可以辨出远端阴影里他刚刚离开的那幢楼的消防通道的楼梯。杀手深吸了一口烟，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找到逃离的路线了。

走到小巷的尽头，他再次左转上了弗吉拉尔街，然后走回它与蒙帕纳斯大道的交叉口。他来到拐角处，在大街上前后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这时有个摩托车骑警冲到十字路口，突然刹住车，站在路口中间命令车辆停下来。他吹着哨子，让所有从弗吉拉尔街开来的车和从车站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下来。所有从杜洛克路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在了马路的右半边。他刚指挥这些车停放好，杜洛克方向就传来警笛的尖叫声。豺狼站在拐角处，看着蒙帕纳斯大道的远方。五百码外有列车队从荣军院大道快速驶入杜洛克十字路口，向他迎面开来。

领骑的是两个身穿黑色皮衣的摩托警，鸣着警笛，白色的头盔在太阳下闪着光。在他们后面是能看出两辆鲨鱼鼻的DS19的雪铁龙轿车。豺狼前面的警察笔直地站着，看都不看他，左臂笔直地指向十字路口南边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示意驶来的车队优先通过。

两辆摩托车向右倾斜着驶入缅因路，后面跟着两辆轿车。第一辆车上的保镖双眼紧盯着前方，在他和司机后面的后座上，笔直坐着一个身穿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在车队即将消失前，豺狼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挺立的脑袋和绝不会弄错的鼻子，默默地告诉这个就要离开的形象：“下一次我就是在瞄准镜的准星里看你的脸了。”然后他找到一辆出租车，乘车返回酒店。

在道路的更远处，靠近杜洛克地铁站出口的位置，有个女人刚从那里出来。她对总统的经过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她正要穿过马路，警察挥手示意她退回去。几秒钟后，车队开出荣军大道，穿过大鹅卵石铺就的路面，驶入蒙帕纳斯大道。她也在第一辆雪铁龙车后座上看到了那个与众不同的侧影。她的眼睛里闪动着仇恨，甚至在车队过去后仍然继续看着，直到发现警察正在上下打量她，才连忙继续穿过马路。

雅克利娜·迪马现年二十六岁，长得很漂亮。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做美容师，所以她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美丽。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她正赶着回家——那个坐落在布勒特依广场旁边的小公寓——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她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全身赤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她得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些。

几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约会。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受人尊敬；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她自己刚刚修完美容师课程；弟弟让-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的郊外，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天早餐时，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陆军部极为遗憾地通知阿兰德·迪马先生及其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伞兵部队的列兵让-克洛德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他的个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有那么一阵，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无论是勒维齐奈家庭的安宁，还是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热议的伊夫·蒙当的魅力，或是刚从美国传来的摇摆舞热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反复敲打着，就像一盘不断播放的磁带，那就是她的小让-克洛德，她亲爱的、孩子一样的弟弟，那么脆弱而温和的弟弟，憎恨战争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个人看书的弟弟，她只想去宠爱的弟弟，在阿尔及利亚一条干涸的河谷中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干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肮脏的胆小鬼、傻瓜。

这时候弗朗索瓦来了。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亲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现在这个家。那时是十二月，街面上盖着雪，花园的小路上也结了一层冰。其他人都冻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脸，而弗朗索瓦的皮肤却是那种晒出来的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他询问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讲话。她回答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他指挥的那个排有一名叫让-克洛德·迪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他请进了屋。

这封信是让-克洛德死前几个星期时写的。他在山区搜寻一队刚刚洗劫了一户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击队时，把信装在了衣服的里面口袋里。他们没有找到游击队，而是遭遇了一个营的训练有素的叛军部队。在黎明的曙光中，这场遭遇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战斗中，让-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枪。他在临终前将这封信交给了他的排长。

雅克利娜读完信又哭了一会儿。信里没有说最后一个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军营里的闲话家常，攻击训练和军纪之类的。其他的事情她是从弗朗索瓦那知道的：敌军从侧翼包围了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在丛林里后撤了四英里，用无线电不断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点钟轰炸机才赶到，轰炸机引擎的尖叫声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他还告诉她，她弟弟是自愿参加攻坚部队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最后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盖上不断咳嗽，血都咳出来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四年的殖民地战争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名男子汉，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但他对自己手下伞兵的姐姐很和气。她为此很喜欢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请她吃饭的邀请。另外，她也担心她的父母回来会被吓着。她不想让他们知道让-克洛德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的父母花了两个月才好不容易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渐渐恢复正常。席间她请求中尉保证对此事保持缄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却很想了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政客们在玩什么把戏。戴高乐去年一月从总理的位置上被一股爱国的热潮推进爱丽舍宫，他做了总统，人们相信他既可以终止战争，又能使法国继续保有阿尔及利亚。她从弗朗索瓦口中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被称做法国的叛徒。

在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一直在一起。一九六〇年一月，她刚从培训学校毕业就开始在这家美容院上班。现在她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晚上都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从他那里了解了法国武装部队的叛乱，巴黎政府与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阿尔及利亚即将被移交给那群傻瓜。

一月中旬，他返回战场。八月，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周，而她则抓住点滴时间和他待在一起。她一直在等他，在她的心中，他被塑造成了品行优良、纯洁、有男子气概的法国青年的象征。一九六〇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在等他。白天和晚上睡觉前，她都把他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休假，再次来到巴黎。他们一起在街上漫步，他穿着军装，而她也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她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帅、最强壮、肩膀最宽的男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就都在议论雅克利娜的英俊伞兵。她那时正在休年假，不用上班，整日都和她的伞兵在一起。

那时，弗朗索瓦听到一些风传的消息之后十分激动。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是公开的新闻了。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不会忍耐太久。阿尔及利亚必须留在法国的版图里，这对于他们两人——被战争磨砺得更加坚韧的二十七岁军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岁准妈妈来说，是一个坚定的信念。

弗朗索瓦永远不会知道他要做父亲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他返回阿尔及利亚。四月二十一日，有几支法国军队哗变了。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军，只有少数新兵跑出兵营，聚集在省长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让他们离开。在一个星期里，在叛军和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战斗不时发生。五月初，在和一支忠于政府的部队的冲突中，弗朗索瓦阵亡了。

雅克利娜从四月起就再没等到过弗朗索瓦的信，但她一直没有怀疑过什么。直到七月，她被告知了这个消息。她悄悄在巴黎郊区租了间便宜的公寓，企图开煤气自杀。由于房子到处漏风，她没能成功，不过腹中的胎儿却夭折了。八月，父母带着她一起外出休养了一段日子。回到巴黎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复原了。十二月，她成为“秘密军组织”的一名活跃的地下组织成员。

她加入组织的动机很简单：弗朗索瓦，然后就是让-克洛德。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需要她付出怎样的代价，或是把别人怎么样，她都要为他们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别的心愿了。她相信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跑跑腿，捎个信，或是偶尔在她的购物袋里放一个塞有塑料炸弹的面包；当然也不只是在咖啡馆和电影院的炸弹爆炸后，站在街角眨眼示意。一般爆炸之后都会临时调查过路人，但她只要扇扇她的长睫毛，撅撅嘴，就会被放行了。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之后，其中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布勒特依的公寓里藏了三天。那三天对她来说是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但他很快就走了。一个月后刺客被捕了，但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只字未提，也许他忘了吧。但为了安全起见，她的基层领导指示她几个月内不要再为“秘密军组织”做任何事，等形势有所缓和再说。一九六三年一月，她又开始传递消息。

生活就这样一直继续，直到七月，有个男人来找她，她的基层领导陪着一起来的，对此人非常尊重。他没说自己的姓名，只是问她是否愿意为组织做一项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事也许有危险，而且令人恶心。她的回答是：“没关系。”

三天后他们坐在车里，停在一幢公寓的附近。那人指给她看一个刚从里面走出来的男人，并告诉她这个人是谁，是什么职位，还告诉她该怎么做。

七月中旬，她便和那个男子见面了，表面上看来很偶然。那天她在一家餐馆里，坐在他旁边的座位。她害羞地冲他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他和她搭讪起来，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反应无疑是对的。她的庄重让他很感兴趣。似乎是无意间，两人聊了起来，那个男子主讲，她顺从地回应着。不到两个礼拜，他们之间就有了暧昧关系。

她很了解男人，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基本喜好。她的新情人早已对**妖冶的女人感到厌烦了，而她则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体贴但纯洁；表面上很含蓄，可又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胴体总有一天不会浪费。这个诱饵很有效。对这个男人来说，彻底征服女人才是最重要的。

七月下旬，她的基层领导告诉她，他们应尽快开始同居。问题是这个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七月二十九日，他们全家去了位于卢瓦尔河谷的乡间别墅，而丈夫则因为工作被留在了巴黎。他的老婆孩子刚离开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沙龙，坚持要雅克利娜和他当晚在他的公寓共进晚餐。

雅克利娜·迪马一回到房间就看了一眼表。她还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瑕，但两个小时也足够了。她脱了衣服冲了个澡，然后在衣柜门背后的全身镜前把自己擦干，看着毛巾滑过自己毫不情愿的皮肤。她把胳膊抬高，让自己那对有着玫瑰色**的**高耸地挺起。不过它们丝毫没有从前当她知道它们就要被弗朗索瓦握在手中时的那种期待着的欣喜。

她无精打采地想着即将到来的夜晚，恶心得胃里发紧。不过她发誓，无论他想怎样求欢，她都会顺从他的。她从橱柜的抽屉里拿出弗朗索瓦的照片，相框中的人还是用同样调侃的微笑看着她。以前他看着她飞奔着穿过站台去接他时，总是那样微笑着。相片中那柔软的棕色头发，挺括的淡黄色军装，军装下那健硕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是多么喜欢把自己的脸靠在那里啊，还有那钢制的伞兵徽章——她那发烧的脸贴上去感觉是那么凉爽。它们都在那里——用赛璐珞纸小心地包着。她躺在床上，举着弗朗索瓦的照片。他从上面“看”着她，就像以前他们**时那样看着她。他总是多余地问：“我的小宝贝，你要吗？”她也总是轻轻地耳语道：“是的，你知道的……”然后就开始了。

她闭上眼睛，她能感觉他在她身体里，又硬又热，猛烈地**，耳朵里听着他充满爱意的低吼，还有那最后令人窒息的“来吧，来吧……”她从没违抗过这个命令。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豺狼非常忙碌。他整个早上都在跳蚤市场，从一个摊位逛到另一个摊位，手里拎着一个廉价的手袋。他买了一顶油乎乎的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还有一件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以前的军用大衣。他本来想找件轻一些的，但军用大衣很少有夏季用的，法国军队的大衣用的都是毛呢料。不过这件太长了，他穿着盖过膝盖好大一截——这一点很重要。

正要走出市场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被一个挂满勋章的摊位吸引了。那些徽章因为年代久远，都十分斑驳。他买了一整套勋章，还买了一本介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里面有很多已经褪色的照片，说的是各种勋章在哪次战役被授予或是何种事迹才能获得这些勋章。

在皇后饭店悠闲地享用了午餐之后，他拐了个弯回到酒店，结清了账单，整理好行李。他把新买的东西放进他的两个高级旅行箱的底部；又根据那本小册子，把买来的那套勋章排成一排，从勇气军功章到解放勋章，再到二战中为自由法国而战的五次战役奖章。他挑出几大著名战役的勋章：比尔-哈凯姆、利比亚、突尼斯、D日以及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勋章，将其收好。

剩下的勋章和那本小册子被他分别扔进了林荫大道路灯边的两个废纸篓里。酒店前台的服务员告诉他，“北极星号”特快豪华列车将于五点十五分从巴黎北站出发开往布鲁塞尔。他赶上了这班车，在火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抵达布鲁塞尔时恰好是七月的最后一小时。

6

八月一日早上，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信到了罗马。这个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邮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后回到了酒店，当他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一个行李员从背后喊住他：“先生，请留步——”

他像往常一样傲慢地转过身。他不认识这个意大利佬，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他每天都大摇大摆穿过酒店大厅直奔电梯而去，从来不注意他们。这个黑眼睛的年轻人朝科瓦尔斯基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给一个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据说他是个法国人……”

这通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不过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尽管发音很糟糕，他还是听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过这封信，盯着写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记的是别的名字。他不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独家新闻：“秘密军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正藏在这家酒店的顶楼。

就他本人而言，应该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不过这封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数生活简单的人一样，收到一封信可是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边，仰起头，用他那双西班牙小猎犬般的眼睛望着他。科瓦尔斯基仿佛能从对方讨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尔斯基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能够帮对方摆脱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俯视着他。“好吧，我来问问看。”他傲慢地说。意大利人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开。

“问问，问问。”科瓦尔斯基反复说着，用手指着天花板。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

“啊，是的，问问。您真好，先生，太感谢了……”

意大利人还在做着手势表示感谢，科瓦尔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开了。他乘电梯到了八楼，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在楼层服务台的当值保镖，拿着自动手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两人对视了一秒，那个保镖把枪的扳机保险合上，然后放进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尔斯基，电梯里没别人。这纯粹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指示灯显示电梯正越过七楼的时候都会这样。

除了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走廊尽头的太平梯门口和楼梯处都各有一个保镖。楼梯和太平梯两处都安装了炸弹，酒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走廊的楼层服务台下面有个开关，只有从那里把炸弹引信的电流切断，炸弹才不起作用。

第四个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头头们所居住的第九层的楼顶。为了对付可能的进攻，还有三个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他们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会立即醒来，几秒钟内就可以开始行动。八楼的电梯门被从外面紧紧焊住了。但如果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电梯要上到这一层，这就表示警报。这种事情只因为意外而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乘电梯给房间送饮料时误按了“9”。他的这个举动迅速让他吃到了苦头。

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给楼上打电话，通知他们邮件到了。然后示意科瓦尔斯基上去。这位前外籍军团下士已经把给自己的信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了，给头头们的邮件则放在左腕用链子拴着的一个钢制的匣子里。链子和匣子都上了弹簧锁，只有罗丹有钥匙。几分钟后，“秘密军组织”的这位上校把两个锁都打开，科瓦尔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下午晚些时候，他还要去换楼层服务台保镖的班。

在八楼后面他自己的房间里，科瓦尔斯基终于开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签名，很是惊讶，这是科瓦茨写来的，他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科瓦茨几乎不会写字，就像科瓦尔斯基几乎不识字一样。不过信不长，科瓦尔斯基一个个字地查着字典，终于破译了这封信。

科瓦茨开头说到，写信的那天，他“看”到报上的一则新闻，那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新闻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罗马的酒店里。他于是想，他的老伙计科瓦尔斯基应该也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希望走运的话，能寄到他手里。

接下来的几段说的是法国最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巴黎警察到处盘查证件，可上面还是不断下令让他们抢劫珠宝商。科瓦茨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必须上缴抢到的东西。他觉得以前在布达佩斯的日子挺好的，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那时候他干得更出色。

最后一段说他几星期前见到米歇尔了。米歇尔说他和约约谈过，约约说小西尔维病了，一直低烧什么的；总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让维克多不要担心。

可维克多真的很担心。“小西尔维病了。”一想到这个他就非常焦虑。在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没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他才十二岁。一年后，他的父母被一辆盖着黑色篷布的卡车带走了。那时候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后面的大旅馆里做些什么。德国人占据了那个旅馆，每天都有很多军官去那儿。他父母很难过，向军管处提过抗议。他当时的年纪已经可以参加游击队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十七岁的时候，俄国人来了。他的父母对俄国人又恨又怕，给他讲了很多俄国人对波兰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人后来都被政委下令枪决了。他像一只被追捕的猎物一样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奥地利。在难民营，这个瘦骨嶙峋的只会说波兰语的高个子青年因为饥饿而极度虚弱。他被人看做是又一个无害的欧洲战后流浪贫民。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逃了出来，搭车奔向意大利，然后进入法国。同行的是他在难民营认识的一个讲法语的波兰人。在马赛，一天晚上他潜入一家商铺偷吃的，杀死了试图阻止他的店主，只好继续逃亡。他的同伴离开了他，临别时告诉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外籍军团。第二天他就报了名，当警察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马赛掘地三尺四处查访时，他已经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国食品的重要进口基地，为食物而杀人的事很平常。由于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这个案子几天后就销案了。科瓦尔斯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外籍军团士兵了。

这时他十九岁。起先老兵们叫他“小家伙”。随后他就向众人展示了他的杀人本领，他们就改称他为科瓦尔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尔及利亚。期间，他曾在马赛郊外接受一门武器训练课程。他在那儿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在码头边的一家酒吧做清洁工。那天她正和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尔斯基一拳就把那个家伙打得飞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远，昏迷了十个小时。好几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连话都讲不清楚，因为他的下颌骨被打碎得不成样子了。

朱莉喜欢这个身形巨大的外籍军团战士。之后的几个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护神”，在她下班后护送她回到她在旧港一个肮脏阁楼里的小窝。两人欲望都很强，尤其是她。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就更没什么感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想要这个孩子。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她认识一个老女人可以帮她把孩子打掉。科瓦尔斯基暴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敢那样做就宰了她。三个月后他回到了阿尔及利亚。不过这期间他和另外一个前外籍军团的波兰士兵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这人被称作波兰人约约。约约在印度支那因伤退役，和一个快乐的寡妇结了婚，在各主要车站的月台上经营一辆小吃车。他们自从一九五三年结婚后就一直一起经营。妻子给客人递吃的，他就在后面一瘸一拐地收钱、找钱。晚上收摊之后，约约经常光顾附近外籍军团士兵们常去的酒吧，一起聊过去的日子。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是他在岘港时才应征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尔斯基。

就孩子的问题，科瓦尔斯基征求约约的意见。约约同意科瓦尔斯基的想法。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维克多说。

“那个臭娘们！”约约骂道。

“婊子！”维克多表示赞同。他们又喝了几杯，闷闷不乐地望着酒吧后面的镜子。

“这样对孩子不公平。”维克多说。

“这样不对。”约约赞同地说。

“我从没有过孩子。”想了一会儿，维克多说。

“我也没有。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约约回答。

后半夜将近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个计划，并且严肃地举杯庆祝。第二天早上，约约想起了他的诺言，但不知该怎么和妻子说。他花了三天时间，旁敲侧击地讲了一两回，终于在一天夜里，两人都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和盘托出了。令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妻子很高兴。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多回到了阿尔及利亚，重新加入了罗丹少校的麾下。这时，罗丹已经指挥一个营了，又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约约和他妻子在马赛，连哄带吓地监督并保护着怀孕的朱莉。维克多离开马赛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这时候再堕胎已经迟了。约约还威胁地指着很快又到处乱转的那个下巴被打残了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只要看到外籍军团士兵就很小心畏缩，即使是瘸了一条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他游手好闲，又干起以前的下流营生。

一九五五年，朱莉生下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在朱莉的同意下，约约和他的妻子填写了过继申请。申请被批准后，朱莉又重操旧业；约约夫妇则有了个女儿，他们给女孩起名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多。他躺在军营的床上，感到莫名的高兴。但他没告诉任何人。他认为他脑子里的东西，只要被别人知道了，最终都会被夺走。

不过，三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山区执行一次持久的战斗任务之前，随军牧师建议他立一个遗嘱。这之前他从没想过这个事，他向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在难得的假期里，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城里的酒吧和妓院了。剩下的东西都属于军团。不过牧师向他保证，在如今的军团里，立一个遗嘱绝对正当。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叫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外籍军团的士兵，现在在马赛。最后，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其他档案，都被归到了巴黎武装部队的档案库。当法国安全部门获悉科瓦尔斯基的名字与一九六一年发生在博内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时，这份档案连同许多其他档案一起被找了出来，被利拉大门的罗兰上校的行动分局所关注。他们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一直对此毫不知情。

他这一生只见过女儿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枪，被送往马赛疗养；还有一次是一九六〇年，他护送罗丹中校又来到这个城市，为一次军事法庭审判出庭作证。第一次，小女孩才两岁，第二次四岁半。科瓦尔斯基去的时候，给约约夫妇带去了很多礼物，给小西尔维买了许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维克多叔叔相处得很好。不过科瓦尔斯基从没和任何其他人提过此事，连罗丹都没有说过。

现在她不断低烧，得了什么“血病”。科瓦尔斯基整个早上都非常担心。午饭后他上楼取来邮件匣子和链子，把它们重新在手腕上绑好。因为罗丹正在等待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详细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再去一趟邮局，去取下午来的邮件。

“什么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连续低烧的血病？”

罗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绑链子，听到问题后惊讶地抬起头。

“我从没听说过。”他回答。

“是一种血液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道。

卡松在房间另一边正在看一堆杂志，他笑了起来。

“嗯，是什么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说，“血癌。”

科瓦尔斯基看着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非军人的话。

“能治好的，上校。对吗？”

“不，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绝症，治不好。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读到的。”

他离开了房间。罗丹本应该觉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从来不懂得阅读任何更复杂的东西，而今天却说起了这个词。下午他等待的邮件取回来了，信里说，“秘密军组织”在瑞士银行的联合户头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不但没有注意到科瓦尔斯基的异常，而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罗丹感到很满意。他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那笔钱转入他雇的那个刺客的账户。至于剩下的差额，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戴高乐一死，那些早些时候在“秘密军组织”比较辉煌的日子里资助过他们的极右翼企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万美元的。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人对他要求继续提供经费还婉转地推托，“由于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使得他们过去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样是这些人，到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以支持这些战士为荣的，因为他们不久就将成为重获新生的法国的新统治者。

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

罗丹对卡松的意见反复考虑了很久，最终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图。事实上，向银行发送指示，以及随后给伦敦发信提供巴黎的电话号码，都不会对杀手的计划产生分毫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杀手已经选好了行动的时间，而且已经像钟表那样精确地在执行他的计划和意外防范措施了。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屋顶上，他巨大的身躯隐在空调的阴影里，手里拿着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想着在马赛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续低烧的血液病。他非常担心。黎明时分，他想出一个主意。他想起一九六〇年他最后一次见到约约时，这个前外籍军团的士兵告诉过他，他打算在公寓里装一部电话。

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离开了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乘出租车来到了古森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早饭时，他用杜根的名字给军械师打了个电话，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会面约在上午十一点。他十点三十分就到了那条街的街角，然后在马路尽头的小公园里的路边长椅上，花了半个小时，从报纸的后面观察这条街。

周围看起来很安静。十一点整，他出现在门口，古森让他进去，把他领到门厅尽头的小办公室里。豺狼进去后，古森小心地锁上前门，挂上保险链。英国人在办公室里转过身，面向军械师。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比利时人看起来有点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杀手冷冷地注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面色阴沉。

“你上次告诉我，如果我八月一号回来，那四号我就能把枪带回家了。”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您保证，枪绝对没有问题，”比利时人说，“事实上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我最杰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枪。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得重新做。我演示给您看。”

桌子上躺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概两英尺长，十八英寸宽，四英寸厚。古森打开匣子，豺狼低头看着，匣子的盖子向后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来像个扁平的托盘，被精心分隔成各种形状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都与它要装的步枪的部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释道。“原来的匣子太长了，这个匣子是我自己做的。很合适。”

匣子十分精巧。上半部放的是枪管和枪后膛，全长不到十八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端详着。枪管很轻，看起来更像冲锋枪的枪管。后膛里插着一根细长的枪栓。枪栓背面的末端有一个旋钮，和后膛一般大小，枪栓的其他部分就装在这里。

英国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的末端，用力朝逆时针方向拧了一下，枪栓松动了，豺狼顺着螺纹转了几圈，把枪栓拉了出来，露出闪亮的弹仓和黑洞洞的枪筒后部。他把枪栓塞了回去，顺时针拧了几下，顺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枪栓的尾部另加了一个钢制的圆盘，焊得天衣无缝。它有半英寸厚，周长不到一英寸。圆盘顶部有一个半月形的孔洞，枪栓后退时能够自由通过。圆盘反面的中间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里面刻有螺纹，可能是为了装螺丝用的。

“这是用来装枪托的。”比利时人轻轻地说。

豺狼注意到，后膛的底沿原本应该装着木枪托的地方，边缘有点轻微的凸起，原来的枪托已经被去掉了。除此以外，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来用来固定木制枪托的两个螺丝用的孔洞被巧妙地填上了，还烤了蓝漆。他把枪掉转过来，查看底部。后膛的下面有一条很窄的开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枪栓的下部，这里装着击发子弹的撞针。原有的扳机超出钢制后膛表面的部分被锯掉了，剩余部分向着开口处延伸。

在剩下的扳机上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上面也有一个刻了螺纹的孔洞。古森没吭声，递给他一个小小的银色钢件，有一英寸长，呈一定弧度，一头刻有螺纹。豺狼把有螺纹的一头放到金属球的孔洞里，用食指和拇指迅速地拧着。拧紧后就是一个新扳机，从后膛的底部伸了出来。

在他身边的比利时人又从盘子里拿出一根细长的钢棒，钢棒的一头也刻有螺纹。

“这是组合式枪托的第一部分。”他说道。

刺客把钢棒螺纹的那头塞进后膛后面的那个洞，旋紧。从侧面看，钢棒从枪的后部伸出，成三十度角向下倾斜。在靠近步枪主体，离钢棒螺纹一端两英寸的地方，钢棒逐渐平直。在钢棒平直部分的中心处，和钢棒呈一定角度钻了一个眼儿，正对着后方。古森拿起第二根短一点的钢棒。

“上面的撑杆。”他说道。

这根也安好了。上面的那根和枪管间的夹角很小，两个钢棒都向后伸展，彼此分开，就像一个没有底边的锐角三角形的两边。古森把底边那根拿了过来。它是弧状的，五或六英寸长，包了一层厚厚的黑色皮革。这个肩托的两端各有一个小孔。

“这里不用拧，”军械师说，“把钢棒的两端按进这两个孔里就可以了。”

英国人把每根钢条的末端放进相应的小孔里，“啪”的一声摁好。有了扳机，加上一个完整的，由上下撑杆和底托构成的框架型枪托，现在这支枪从侧面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豺狼把肩托靠在肩上，左手握住枪管底部，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闭上左眼，右眼顺着枪管望去。他瞄向远处的墙，抠了一下扳机，后膛里轻轻地发出“喀哒”一声。

比利时人两手各拿着一根约十英寸长的黑色管子。豺狼转向他。

“消音器。”英国人说。他接过递给他的管子，看了看枪管的尽头。那里已经刻上了精细的螺纹。他把消音器的大头套上枪管，很快地拧着，直到拧不动为止。消音器从枪管的末端伸出来，像一根长长的香肠。他从身侧伸出手，古森把瞄准镜放到他手里。

在枪管的上部刻有一系列成对的标准尺寸的槽。瞄准镜底下的弹簧片就嵌在这些槽里，以使瞄准镜和枪管保持绝对平行。瞄准镜右侧和顶部有好几个小螺丝，这是用来调整目视镜里的十字线的。英国人又举起枪，眯起眼睛瞄准。乍看上去，他就像一个穿着讲究的优雅的英国绅士，正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枪械店试一支新猎枪。但是十分钟前那堆怪模怪样的零件已经不再是一支猎枪了；而是成了一支远距离高速无声的刺杀用步枪。豺狼放下枪，转过身对着比利时人，点点头，很是满意。

“好，”他说道，“很好。恭喜你，一件漂亮的杰作。”

古森满脸堆笑。

“剩下的问题就是瞄准器的校零以及实弹射击了。你有子弹吗？”

比利时人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一百发装的子弹盒。盒子已经开封了，里面少了六粒子弹。

“这些是用来试射的，”军械师说，“我拿了六发出来改装成了达姆弹。”

豺狼倒了几粒子弹在手心里，看了看。相对于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颗子弹似乎太小了点。不过他注意到它们是这个口径的子弹中加长的一种。额外增加的爆炸力会赋予弹头极高的速度，从而使准确性和杀伤力都得以提高。大多数猎枪子弹的弹头都是铅制的，前端扁平，比较钝；而这些子弹都是铜镍合金的尖头。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他手中的猎枪使用这种步枪子弹，性能会更优越。

“任务用实弹在哪儿？”杀手问道。

古森又走到桌边，拿出一个纸包。

“我一般肯定把这些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他解释道，“但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所以就先拿出来了。”

英国人拢着手，正把刚才的那些子弹倒回硬纸盒里。古森打开纸包，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白色的吸水棉纸上。乍一看和他正倒回去的那些一样。英国人放好之前的那些子弹，从纸上的子弹里拿出一粒，仔细地看着。

子弹尖端的铜镍合金被小心翼翼地打磨掉了很小的一部分，露出了里面的铅芯。尖尖的弹头因此略钝了一些。弹头顶端钻了很小的孔，深入弹头四分之一英寸，里面灌了一滴水银，然后用熔化的铅封上洞口。铅凝固后，在锉刀和砂纸的作用下，弹头又恢复原有的尖形，和原来完全一样。

尽管豺狼从没用过，但他很了解这些子弹。它的制造工艺太复杂，除非是工业生产，否则无法大规模使用。这种达姆弹为日内瓦公约所禁止，它击中人体后会像小手雷一样爆炸，比普通的达姆弹更厉害。击发时，由于子弹的前冲力，孔洞里的水银被甩向孔洞的后部，就像汽车猛然加速时，乘客被压在座位上一样。一旦子弹击中肌肉、软骨或是骨头，就会突然减速。而水银则猛地向前冲击弹头的前部。它的前冲力可以撕开弹头，使铅芯像人手或是盛开的花瓣那样爆开。这种形状的弹头继续推进时，会撕碎神经和组织，使其被撕裂、切断、破碎，它所留下的创面比茶碟还要大。如果击中头部，弹头不会穿出，但会摧毁头骨里的一切，它在头骨内释放的能量会把头骨炸得粉碎。

杀手小心地把子弹放回纸上。那个小个子设计者温顺地站在他的身旁，疑惑地看着他。

“我看做得不错。事实证明你是个高手，古森。那问题是什么呢？”

“是另一件，先生，管子。管子做起来比我想象中要难。开始我按您的建议用铝来做。不过请您理解，我首先得弄到枪并把枪做好，所以我前几天才开始做这以外的事。我本以为凭我的技术和我车间里的机器，做这些管子很简单。

“为了能让管子尽可能的细，我买的铝材非常薄。为了能把它的各部件组装起来，我用机器在管子上刻螺纹，可它们就和卫生纸一样软，稍一加压就弯了。要想让内径足够容纳枪最宽的后膛部分，管子就会比较厚，做出的东西看起来肯定不自然。所以我决定用不锈钢。

“这是唯一可行的材质。看起来像铝，比铝稍微重一点，但强度更高，能做得更薄，上螺纹时也不会弯了。当然，这种金属加工起来要难一点，得花点时间。我昨天……”

“好的。你说得合情合理。不过问题是我要一支枪，这支枪要尽善尽美。什么时候能做好？”

比利时人耸耸肩，“这很难说。主要的部件我都有了，除非又有状况发生，不过我很怀疑还能再有什么状况。我相信最后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五天？六天？也许一周……”

英国人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安，仍旧面无表情。比利时人解释的时候，他一直在思考。军械师讲完他还在想。

“好吧，”他最后说，“这意味着我要更改我的行程。不过也许这并不像我上次在这里时认为的那么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将要打的一个电话的结果。无论如何，不管是在比利时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必须要适应一下这支枪。这就需要枪和未改装的子弹，我还要一颗改装后的子弹。同样，我需要一个既安静又安全的地方来试枪。想要在这个国家绝对隐秘地试枪该去哪里？得是一百三十米到一百五十米以上的露天场地。”

古森想了一会儿。“阿登山的森林。”他最后说，“那里遍布森林，一个人待上几小时都碰不到人，当天就可以打个来回。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末了，森林里可能会满是去野餐的人。我建议您下周一去，五号。我大概周二或者周三就能把剩下的活儿做完。”

英国人满意地点点头。

“好吧，我想我最好现在就把枪和子弹带走。下周二或周三我再联系你。”

比利时人刚要反对，他的顾客已经抢先说道：

“我知道我还欠你大概七百英镑。给你。”他又丢了几卷钞票在吸水棉纸上，“这是五百英镑。我拿到剩下的装备后，你会拿到另外的两百英镑。”

“谢谢，先生。”军械师说着，把五卷二十镑的钞票塞进了口袋。他把枪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分解开，每个部件都仔细地放在衬着绿呢的匣子的格子里。刺客要的那粒达姆弹则用卫生纸单独包起来，塞在了擦枪布和刷子旁边。他盖好手提箱，把箱子和那盒子弹递给英国人。英国人把子弹放到口袋里，拎起这个精巧的手提箱。

古森很客气地送他出去。

豺狼返回酒店，先把装着枪的手提箱小心地放在衣柜的底部，锁上衣柜的门，把钥匙放进口袋。他刚好赶上最后的午餐时间。

下午，他不慌不忙地走到邮政总局，向瑞士的苏黎世要了个长途电话。电话半小时后才接通，五分钟过后，一位迈耶先生接了电话。英国人报了个号码，又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名字。

迈耶先生请他稍等。两分钟后他又回来了。这回他的声音就不像刚才那样谨慎冷漠了。账户里美元和瑞士法郎的数目不断增加的顾客理应受到礼遇。我们这位在布鲁塞尔的先生问了个问题，瑞士银行家又再次请他稍等，这次三十秒就回来了。他肯定把客户的档案和账单从保险库里取了出来正看着呢。

“没有，先生，”声音嘶嘶拉拉地传进布鲁塞尔的电话间，“我们这里有您的信，指示我们只要有新的款项存入，就立刻用航空加急信件通知您。但是您说到的时间里没有款项存入。”

“我只是那么想的，迈耶先生，因为我离开伦敦两周了，我不在的时候可能会有。”

“没有，什么也没有。只要有款项存进来，我们绝不会拖延，会立刻通知您的。”

在迈耶先生不停地美好祝愿声中，豺狼挂断了电话，付了钱离开。

当晚六点稍过一点，他在纳弗街的酒吧与造假证的人见了面。对方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英国人看到角落里有个位子还空着，就冲那人点了点头，招呼他一起过去。他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才几秒钟的工夫，比利时人就过来了。

“做好了？”英国人问道。

“是的，全做好了。很棒，就连我也不得不这么说。”

英国人伸出手。

“给我看看。”他命令道。比利时人点了支烟，摇了摇头。

“你得明白，先生，这可是公共场合。另外，要看的话也需要有良好的光线，尤其是法国证件。东西都在照相室。”

豺狼冷冷地审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好吧。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酒吧，搭乘出租车来到那间地下照相室所在的街角。晴朗的傍晚，天气还是很热。和往常出门一样，为了防止被人认出，英国人仍戴着他那副宽边包围式墨镜，遮住了脸的上半部。一位老人迎面走过来，经过他们身边。虽然街道很窄，阳光也照不进来，但豺狼还是低下头冲着地。

造假证的人率先走下楼梯，用钥匙串上的一把钥匙打开门。照相室里和外面的夜色一样黑。门边的橱窗里贴着那几张丑陋的照片。透过照片间的缝隙懒懒地射进来的几缕光线让英国人得以辨出外间办公室里桌椅的轮廓。造假证的人领他穿过两面天鹅绒门帘，走进摄影室，拧亮中间的灯。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宽信封，打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旁边的一个红木的小圆桌上。那桌子是照人像时的道具。他把桌子搬到屋子中间电灯的正下方。摄影室另一头的小摄影台上有一对弧型灯，但没有打开。

“请看吧，先生。”他得意地笑着，指着桌上躺着的三个证件。英国人拿起第一个，放到灯下。这是他的驾驶证，第一页上贴了个标签，上面写着：伦敦西一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先生，机动车准驾车型为1a、1b、2、3、11、12、13，有效期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止（含十二月九日）。再往上是驾驶证编号（当然是伪造的）和“伦敦市议会”以及“一九六〇年道路交通法”的字样。接着是“驾驶执照”以及“十五先令税款已付”。在豺狼看来，这是一张完美的假证件，肯定足以应付他的目的了。

第二张是一份法国的身份证，用的是安德烈·马丁的名字，五十三岁，生于科尔马，居住地为巴黎。用的是他本人的照片。铁灰色的平头，神情有点窘迫，无精打采的，目光直视前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照片贴在证件的一角。证件被翻得有点破，上面有些油渍。这是一张工人的身份证。

第三张证件他最感兴趣。上面的照片和身份证上的有细微的不同，两个证件的颁发日期也相差几个月。即使是真证，换发的时间也很可能不是精确同步的。这个证件上的相片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样子，也是两个礼拜前照的。但他现在手里拿着的证件上的照片里，衬衣看起来颜色更深，下巴上还有胡茬的痕迹。这种效果是通过高超的修饰技巧实现的，给人的印象是同一个人穿不同衣服在不同时间照的两张不同的照片。两张照片都显示了伪造证件者高超的手艺。豺狼抬起头，把证件放进口袋。

“非常好，”他说，“正是我想要的。恭喜你做得如此成功。这是我应该付给你的另外五十英镑。”

“好的，先生，谢谢。”造假证的人正等着这笔钱呢。英国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十张的五英镑钞票递了过去。

他用食指和拇指捏着那叠钞票，在松手前说道：“我想还该有点儿别的东西吧，不是吗？”

比利时人假装没听懂，但他做得很失败。

“先生？”

“驾驶证第一页的原件。我说过我要收回的。”

这个伪造证件的人毫无疑问是在做戏了。他扬起眉毛，露出十分惊讶的样子，好像刚刚才想起这回事。他放开钱，转过身去，背着手走了几步，低着头，仿佛在沉思。然后他转过身走了回来。

“我想我们可能要谈谈那页纸，先生。”

“哦？”豺狼的语气中没透露出任何信息，平淡，没有感情，除了些许质疑。他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眼睛看起来半闭着，仿佛在看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事实是，先生，那张驾驶证第一页的原件，上面我猜是您真名的那张，不在这里。噢，别别别……”他做了很夸张的手势，好像在安慰一个很焦急的人，而其实英国人一点儿没有焦急的意思。“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在银行的一个私人事务箱里，只有我能打开。您看，先生，做我这种危险职业的人，无论喜欢不喜欢，都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获得某种形式的保险。”

“你想要什么？”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我希望您可以就那张原件的所有权转移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的数目要高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一百五十镑。”

英国人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为对方自视过高而叹息。对这个比利时人提出的建议，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有兴趣吗？”造假证的人狡猾地问。他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经过充分的排练。他拐弯抹角地靠近主题，刻意地做出一些微妙的暗示。让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感觉像在看一部蹩脚的三流电影。

“我以前见过一些讹诈的人。”英国人说道，没有谴责的意味，语气一如既往的平淡。比利时人有些惊慌。

“啊，先生，讹诈？您是说我讹诈？我这是建议，不是讹诈，这就是程序，一个惯例。我只是建议了一笔买卖，当然包括一定数目的钱。毕竟，我的事务箱里有您的驾驶证原件，冲洗的相片，我给您照的所有的底片，还有，我想……”他遗憾地撇了撇嘴以表现他的担忧，“还有一张您的照片，您站在弧型灯下没化妆的时候，我迅速地照了一张。我肯定这些东西落到英国和法国当局的手里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便。您肯定是一位很习惯为避免生活中的不便而付账的人……”

“多少钱？”

“一千英镑，先生。”

英国人考虑着这个建议，静静地点着头，像是在讨论学术问题一样。

“拿回那些东西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他让步道。

比利时人得意地咧开嘴：“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先生。”

“但答复是‘不行’。”英国人继续道，仿佛仍在努力思考。比利时人眯起眼睛。

“可为什么呢？我不明白。您刚刚还说，对您来说那些东西值一千英镑的。这笔买卖简单得很。我们都习惯处理诱人的财富，各取所需嘛。”

“有两个原因，”另一个人温和地说，“首先我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底片原件没有被拷贝，所以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别人对我有同样的要求。另外我也没有证据表明，你没有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一个朋友，而当你向他索要时，他突然说他没有，除非他也能得到另外一千英镑的安慰。”

比利时人松了一口气：“如果这就是您所担心的事，那么您的害怕就没根据了。首先，我的利益决定我不会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人，以免他拒绝交出。我可没想过您在拿到那些东西之前会交出一千英镑。所以，我没有理由把它交给别人。我重申一下，那些东西在银行的储物箱里。

“至于不断索要钱的问题，这完全行不通。驾驶证的影印件副本不会引起英国当局注意的，即使您因使用伪造的驾驶证而被捕，这也只会给您带来些不便，不足以让您付我好几次钱。至于法国身份证，如果法国当局获悉有个英国人正在冒充一名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而您正好也用这个名字在法国活动的话，那他们倒真的会逮捕你。但如果我不断向您要钱，您大可把这张身份证扔了，再找个做假证的做一套新的。那样您就不用再担心用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在法国活动会暴露了，因为马丁从此就不存在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这样做呢？”英国人问，“既然再做一套顶多再花一百五十英镑？”

比利时人两手一摊，手掌向上。

“我觉得，对您来说，方便和时间因素是值钱的。我想，您需要那些安德烈·马丁的证件，如果我保持沉默的时间不太长的话，再做一套要花很多时间，还未必能像这个这么好。您现在拿到的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您需要这些证件，而我的沉默也是您现在需要的。我的沉默值一千英镑。”

“很好，既然你这么说。但你怎么知道我手头就有一千英镑呢？”

造假证的人宽容地笑了，就像一个知道所有答案的人会耐心十足地满足一位亲密友人一时的兴致一样。

“先生，您是一位英国绅士，这是明摆着的。但您想变成一个中年的法国工人。您的法语非常流利，几乎没有口音。这是我为什么把安德烈·马丁的出生地设为科尔马的原因。要知道，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就带点您这种口音。扮成安德烈·马丁穿越法国简直太完美了，您真是个天才。谁会想到去搜查像马丁这样的老人呢。所以无论您身上带着什么，都一定很值钱。也许是毒品？近来在一些潇洒的英国人圈里这很时髦。而马赛是其中一个主要供应中心。或者是钻石？我不知道。但您的买卖肯定很赚钱。英国绅士是不会为在跑马场上偷钱包浪费时间的。拜托，先生，我们别玩了，好吗？您打电话给您伦敦的朋友，让他给您汇一千英镑到本地的银行。明天晚上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比利时人作势一跳，“您就起程了，不是这样吗？”

英国人点了几下头，仿佛在懊恼地反省过去充满错误的生活。他突然抬起头，对证件伪造者露出动人的微笑。这是造假证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笑。这个安静的英国人这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这让他感到非常轻松。常规的纠缠差不多解决了。他觉得身体里的压力都被排了出来。

“干得不错，”英国人说，“你赢了。我明天下午就能有一千英镑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条件？”比利时人立刻又警惕起来。

“我们不在这里碰头。”

造假证的人很迷惑：“这里没什么不好。安静，隐蔽……”

“我看这里到处都有问题。你刚刚还告诉我，你在这里偷拍了我一张照片。我可不想我们交换彼此东西的小仪式被你某个藏在角落里的朋友相机的‘喀哒’声打断。”

比利时人显然放心了。他大笑起来。

“您不用担心这个，亲爱的朋友。这地方是我的，非常隐蔽，除非我邀请，没人到这儿来的。做人要小心，您明白的，要知道，我在这儿给游客做些拍照的副业，非常受欢迎但不是人们在大照相馆拍的那种……”

他伸出左手，食指和拇指比了个“O”形，右手食指向圈里捅了几次表示**的动作。

英国人目光一闪，咧开嘴，大笑起来。比利时人也为自己的玩笑大笑着。英国人两手拍了下比利时人的上臂，手指紧紧捏住他的肱二头肌，就那样一直抓着他。比利时人的手还在继续做着下流的动作。他笑声未停，就感到**像被特快列车撞上了一样。

他的头猛地向前一冲，手不再模拟那个动作了，往下伸向被撞碎的睾丸。抓着他的人把右膝收了回来。比利时人的笑声变成了尖叫，喉头“格格”作响，阵阵作呕。他意识不清地跪了下去，试图向前侧躺在地上使自己好受点。

豺狼让他从自己的膝头轻轻地滑下去，然后走到滑落的躯体身后，跨站在比利时人的背部，右手绕着比利时人的脖子从另一头伸出来，抓住自己左手的肱二头肌，左手抓住造假证者的后脑勺，然后把脖子迅速而凶狠地上下左右一拧。

颈骨折断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很响，但在静悄悄的摄影室里听起来就像小手枪射击一样。造假证者的身体最后抽搐了一下就倒下了，像个不值钱的布娃娃，瘫软了下来。豺狼又勒了一会儿，才让尸体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死者的脸扭向一旁，两手放在跨间，还抓着自己的**，舌头从紧闭的牙齿中间微微伸出来一点，被狠命地咬穿了一半，双眼圆睁，盯着地上铺的油毡上已经褪色的花纹。

英国人快步走向门帘和窗帘，确认门窗全都关好了，然后走回尸体，把他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裤子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房间的角落里远远放着那个装道具和化妆品的大箱子。试到第四把钥匙的时候，箱盖被打开了。他花了十分钟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空了，刺客托住造假证者尸体的腋窝，把尸体举到箱子上方。尸体的手脚软绵绵的，就着箱子里面的轮廓弯折，所以放进去相当容易。过几个小时尸体会变硬，然后就会和装进去时候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底了。豺狼接着又把拿出来的东西重新放回箱子里。女用假发，女人的内衣，男用假发和所有小的、软的东西都被塞到尸体四肢的缝隙间。上面放了几盘化妆用的各种刷子和油彩。最后那堆剩下的化妆膏的罐子，两件女用睡衣，各色毛衣和牛仔裤，一件浴袍，几双黑色网格袜，被堆在了尸体的上面，把它彻底盖住了。箱子被塞得满满的，他用了点力才把箱盖合上，扣上搭扣，上了锁。

整个过程中，豺狼一直都用自己提包里的一块布包着手。做完上述工作后，他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和所有箱子的外表面都擦干净。他把桌上那叠五英镑的钞票放进口袋，把桌子也擦了一遍，然后重新搬回墙边他进来时它所在的位置。最后他关上灯，在靠墙的一把休闲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夜幕降临。过了几分钟，他拿出自己的烟盒，把里面剩下的十根烟放到上衣口袋里，用空盒子做烟灰缸，抽了其中的一支。抽完烟，他把烟蒂小心地收起来，放在烟盒里。

他并没幻想这个造假证的人消失后永远不被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的人可能隔一阵就要出城旅行一趟，或者转入地下活动。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发现他忽然不再去他通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认为。过一阵就会有人找他，首先是和这个造假证的人有联系或者有生意往来的人。有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并且来过，不过大多会被上锁的门挡回去。潜入这间

照相室的人得彻底搜查这里，还得砸掉箱子上的锁，把箱子清空才能找到尸体。

如果是黑社会成员这样做，他很可能不会报警。他肯定认为这个造假证的触怒了某个黑帮头目。不会有哪位顾客只是出于对色情照片的疯狂兴趣，而又盛怒之下杀了人之后，还会这样一丝不苟地隐藏尸体。不过警察最终会知道的。那时候无疑会把造假证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而酒吧的服务员很可能会想起八月一日晚上，这个造假证的人和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穿格子套装、戴黑色墨镜的人一起离开。

但即使他用自己的真名登记，等有人连续几个月去检查死者的事务箱时，也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和服务员没说过话。同样，在这家酒吧叫饮料已经是两周以前的事了。服务员也许会隐约有点印象，有个外国口音的人叫了两杯啤酒。警察可能会敷衍了事地开始搜捕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人，但即使他们问到了亚历山大·杜根，比利时警察想要找到豺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觉得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也需要这样一段时间。杀死一个造假证的就和捻死一只蟑螂一样简单。豺狼放心了，他抽完第二支烟，向窗外看去。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浓重的夜色笼罩着狭窄的街道。他锁上了外面的大门，悄悄离开了照相馆。他走出大约半英里，把那串无法辨识身份的钥匙扔进人行道上的一个大排水孔里，听着它溅落在路面几英尺下的阴沟的水里。他返回酒店，及时赶上了晚餐。

第二天，星期五，他来到布鲁塞尔郊区一家工友们常去的商场采购。他在一家专门销售野营装备的店铺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筒羊毛袜，一条牛仔裤，一件格子羊毛衬衫和一个背包。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绳子，一把猎刀，两个小刷子和两听油漆（一听粉色，一听褐色）。他本想在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蜜瓜，但怕过一个周末会坏，又决定不买了。

回到酒店，他用他的新驾驶证租了一辆自驾车以备次日使用，然后要求领班为他在海滨度假区订一个有浴室的单人间。尽管八月里空房很紧张，领班还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为他找到了一个房间，并祝他在海边周末愉快，从那里可以远眺风景如画的泽布鲁日渔港。

7

豺狼在布鲁塞尔购物的时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正在罗马邮政总局与如何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的“迷局”角力。

他不会说意大利语，所以就找柜台服务员帮忙。他最终找到了一个会说一点法语的服务员帮忙。科瓦尔斯基费力地向他解释，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男人打电话，但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号码。

是的，他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和住址。那个人叫格日博夫斯基，但意大利人听不明白，只好让他写下来。科瓦尔斯基照做了，可意大利人想不出人名可以用“Grzyb”开头，在向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说的时候拼成了“Grib”，他觉得科瓦尔斯基写的“z”肯定应该是个“i”。接线员在电话那头告诉意大利人，马赛的电话簿上没有“约瑟夫·格里博夫斯基”这样一个名字。邮局的服务员转向科瓦尔斯基，向他解释没有这么个人。

纯属运气吧，这个服务员是个诚心诚意喜欢帮助外国人的人。他把名字拼出来以便确认他没弄错。

“根本没这个人，先生。你看g、r、i——”

“不对，g、r、z……”科瓦尔斯基打断他。

服务员看来有点晕。

“对不起，先生，是g、r、z？g、r、z、y、b？”

“是的。”科瓦尔斯基又强调了一遍，“G、R、Z、Y、B、O、W、S、K、I。”

意大利人耸耸肩，又去找那个接线员。

“请给我接通一个国际长途。”

不到十分钟，科瓦尔斯基就找到了约约的电话号码，半小时后，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的声音因为杂音而有点失真，他听来有些犹豫，不想证实科瓦茨信中的坏消息。是的，他很高兴科瓦尔斯基能打电话来，他已经找了他三个月了。

太不幸了，是的，小西尔维的病情是真的。她越来越瘦，体质也越来越弱。等医生最终给她确诊的时候，她已经下不了床了。她就在约约接电话的这间公寓里，住在隔壁的卧室。不，已经不是原来那套公寓了，他们搬进一套新的大公寓。什么？地址？约约说得很慢，科瓦尔斯基张着嘴，舌头笨拙地伸着，一笔一画地记了下来。

“那个江湖郎中说她还有多少时间？”他冲着电话咆哮，说了四遍约约才弄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对方却长时间没有声音。

“喂？喂？”他喊着，还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约约又说话了。

“大概一个礼拜，也可能两三个礼拜吧。”约约说。

科瓦尔斯基盯着手里的话筒，一肚子疑问。他一声不吭地挂上电话，神情恍惚地走出电话间。他付过电话费，收起信件，锁进套在手腕上的钢制箱子里，走回酒店。这么多年来，他的脑袋里头一次开了锅。这不是他可以从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用暴力就能解决的事。

马赛，还是原来的那套公寓，约约听到科瓦尔斯基挂上了电话，也随之放下了听筒。他转身去找那两个行动分局的人。他们还在那里，手里拎着警用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一把指着约约，另一把指着他老婆。她缩在沙发的一角，面如死灰。“混蛋，”约约恶狠狠地说，“臭狗屎。”

“他来吗？”其中一个人问道。

“他没说。他只是挂了我的电话。”波兰人说。

科西嘉人黑色空洞的眼睛盯着他。

“他必须来。这是命令。”

“嘿，你们听到我说话了，我都是按你们的意思说的。他肯定是吓着了。他就那么挂了。这我可控制不了。”

“他最好来。这可是为你好，约约。”科西嘉人重复道。

“他会来的，”约约无奈地说，“为了那个女孩，如果能来，他一定会来的。”

“好。你的事就算做完了。”

“那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约约喊道，“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科西嘉人站了起来，枪还握在手里。另外一个人还坐在原地，看着他的女人。

“我们这就走，”科西嘉人说，“但你们俩得和我们一起走。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乱嚼舌头，或是给罗马打电话。我们一起走，现在行吗，约约？”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度个小假吧。一家舒适的山区旅馆。那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对你有好处，约约。”

“多长时间？”波兰人无精打采地问。

“该多久就多久。”

波兰人盯着窗外，在老港口宛如明信片一样的背景下面，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和拥挤在一起的各个渔摊。

“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每天来的火车都装满了人。八月份我们赚的比整个冬天都多。这会毁了我们好几年的收入。”

科西嘉人仿佛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大笑起来。

“你该把这看做一种收获而不是损失，约约。毕竟这是为了法国，你的第二祖国。”

波兰人转过身。“我才不关心狗屁政治。我也不管谁当权，哪个党想搞什么混账勾当。不过我了解你们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在和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你们就是那种人，只要对你们有利，就可以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者‘秘密军组织’效力。政权可能会更替，但你们这样的混蛋永远不会变……”他一边喊一边跌跌撞撞地冲向那个人。那个人手里拿着枪，枪口指着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

“约约，”沙发上的女人尖叫起来，“约约，我求求你，别惹他们。”

波兰人站住了，盯着他的妻子，仿佛他刚才忘记了她在那儿。他逐个环顾着房间里的人。他们都盯着他，他的妻子恳求着，两个强悍的特工都面无表情。这种咒骂对他们没有任何效果，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两个人中为首的那个冲卧室点点头。

“去收拾行李。你先去，然后是你老婆。”

“西尔维呢？她四点才放学回家。那家里就没人了。”女人说。

科西嘉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丈夫。

“我们经过学校的时候会带上她。已经安排过了。我们已经告诉那个女校长，西尔维的祖母快死了，临死前全家都要去守在老太太的床前。我们考虑得很周全。现在就动身吧。”

约约耸耸肩，最后看了眼他的妻子，走进卧室，科西嘉人跟在后面。他的妻子手里继续绞着她的手帕。过了一会儿，她抬头看着沙发另一头的那个特工。他比科西嘉人年轻一点儿，是个加斯科尼人。

“怎么……你们要怎么对付他呢？”

“科瓦尔斯基？”

“是的，会怎么对付维克多？”

“有几位先生想和他聊聊。就这样。”

一小时后，约约全家都坐在了一辆大雪铁龙车的后座上，两个特工在前排。汽车全速驶向坐落在维克尔高山上那家极其隐秘的旅馆。

豺狼在海滨度过了周末。他买了一条游泳裤，周六在泽布鲁日的海滩晒太阳，在北海里游了几回，然后在这个小港口城市里沿着防波堤散步。英国的水手和士兵曾经在这里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甚至付出生命。几个胡子像海象胡须一样的老人沿着防波堤坐着，在钓黑鲈鱼。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也许还能记得四十六年前的事。不过豺狼没有问他们。那天，只有三两户全家出动来海滨度假的人见过这个英国人。他们散布在海滩边，享受着阳光，看着各自的孩子在海浪中嬉戏。

周日一早，他打好背包，悠闲地驱车穿越了佛兰德斯的乡间，驶过根特和布鲁日的狭窄街道。他在达姆的赛芬酒店吃了午餐。那是用木柴烤制的牛排，美味无比。下午三点左右，他驾车返回布鲁塞尔。睡觉前他订了个叫早服务，并吩咐服务员把早餐送到房间里来，并且给他准备一盒便携的午餐。他解释说自己次日要驱车去阿登山区，祭奠自己在凸出部战役中阵亡的哥哥。战役遗址位于巴斯通和马尔梅迪之间。前台服务员非常热心，保证会准时叫醒他，不会耽误他的行程。

与此同时，罗马的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周末就过得没那么舒服了。他按时起来值勤，要么在八楼的楼层服务台，要么晚上在房顶。不值班的时候他也睡得很少，大多是躺在靠近八楼主通道的床上抽烟，或是喝烈性的红酒。这种酒是用带把的大酒壶装来给担任警卫的八名前外籍军团士兵享用的。他觉得，论酒劲，这种粗劣的意大利红酒根本没法和阿尔及利亚的比纳葡萄酒比，那是每个外籍军团士兵的杯中最爱，不过有酒喝总比没有的强。

如果没有上峰命令，或是现成的命令代他决定，科瓦尔斯基决定任何事都要花很长时间。但到了周一早上，他已下定了决心。

他不会去太久，也许只要一天，如果飞机转乘不太顺利的话，顶多去两天吧。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他都一定要做。他事后会向“老板”解释的。他确信就算“老板”为此大发雷霆，也一定会理解他的。他曾想过把问题告诉上校并请假四十八小时。但他觉得，虽然上校是个好指挥官，部下遇到麻烦的时候也愿意帮忙，但这次肯定不会让他去。上校不会理解西尔维这件事的，科瓦尔斯基知道他永远也无法解释这件事，一个字都不能提。星期一早上他起床换班的时候，深深地叹了口气。一想到这是自己加入外籍军团以来第一次不假外出，他就深感不安。

豺狼和科瓦尔斯基在同一时间起的床。他仔细地准备着，先冲了个澡，刮了胡子，然后享用了放在床边托盘上的美味早餐。他从衣柜里拿出装着枪的匣子，把每个部件都用泡沫橡胶裹了几层，然后用绳子扎成一捆，塞进背包的底部。上面放上油漆罐和刷子，丁尼布裤子和格子衬衣，袜子和靴子。网兜放在背包外面的一个口袋里，另一个口袋里放着子弹。

他穿了一件常穿的条纹衬衣——一九六三年的时候，这种穿着很时尚——但没有套上他通常穿的那身便宜的精纺格子布衣服，而是穿了一袭鸽子灰的轻便套装。一双古琦的黑色轻便皮质运动鞋，再加一条黑色真丝领带，他这套行头就齐全了。他一手拎着帆布背包，下楼走向他停在酒店停车场的车，把背包锁在了后备箱里，然后返回酒店前厅，拿上已经为他包好的午餐。前台服务员祝他一路顺风，他也点头答谢。九点钟的时候，他驾车离开布鲁塞尔，沿着E40号老公路向那慕尔疾驶而去。平坦的原野这会儿已经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了，今天看来很热。他查了地图，距离巴斯通还有九十四英里。从那儿再多开几英里，在小镇南部的山林地区，就是他要找的僻静场所。他加大油门，让这辆西姆卡-燕子径直穿越瓦隆平原。他估计到中午时候开出一百英里容易得很。

太阳还没升到最高处时，他已经穿越了那慕尔和马尔凯。沿途的路标显示，离巴斯通越来越近了。这个小镇一九四四年冬天曾被哈索·冯·曼陀菲尔的巨型虎式坦克撕成碎片。豺狼驾车穿过小镇，向南开进山区。森林逐渐浓密起来，崎岖的公路不断被巨大的榆树和山毛榉树遮得密不透光。

过了小镇，顺着公路开出五英里，豺狼发现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森林深处。他掉转车头开了过去，顺着这条小路又开了一英里，他发现了第二条深入森林的小径。他沿着小径开了几码，然后把车藏在一片矮树丛的后面。豺狼在森林的树阴里歇了下来，燃起一支烟，静静等着汽车的马达渐渐冷却；头顶上，风儿穿过树梢，轻声地呢喃着；一只鸽子在远处“咕咕”地叫着。

他慢慢从车上下来，打开后备箱，把背包放在引擎罩上，便开始仔细地换起衣服来。先把那身完美的鸽子灰套装叠好放在车后座上，换上牛仔便裤。天很热，连外套都不用穿。他换下打着领结的衬衣，穿上了伐木工人穿的那种格子衬衣。最后脱下那双昂贵的都市休闲皮鞋，换上了步行靴和羊毛袜，把牛仔裤的裤脚掖进靴子里。

他把步枪的零部件一包包地打开，挨个组装起来。两个裤子口袋里，一个放着消音器，另一个放着瞄准镜。他从盒子里取了二十发子弹放进胸前的口袋，那粒达姆弹还用棉纸包着，放在另一个前胸口袋里。

豺狼把枪的剩余部分组装好，放在汽车引擎罩上，然后又转到后备箱，取出他前天晚上返回酒店前在布鲁塞尔的集市上买的东西——一个蜜瓜，已经在后备箱里放了一整晚。他锁上后备箱，把瓜和油漆、刷子、猎刀一起放进背包，锁好车，开始向密林深处走去。这时刚过正午。

不到十分钟，他就找到了一个视野清晰的狭长的林间空地。从空地的一端到另一端足足有一百五十码。他把枪靠在一棵树旁，量了一百五十步的距离，然后找了一棵树，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刚才靠在树上的那支枪。他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打开两罐油漆，在蜜瓜上忙活起来。深绿色瓜皮的上部和下部很快被刷成棕色，中间被刷成了粉红色。油漆还没干，他用食指在上面简略地描出了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以及胡子和嘴巴。

为了避免手指接触抹掉油漆，他把刀插进瓜的顶部，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网兜。网眼很大，网兜的线也很细，绝对不会遮挡瓜的轮廓或是瓜上画的图案。

最后，他将刀用力插进树干，离地大约七英尺高。然后把网兜的提手挂在刀柄上。在棕色树皮的映衬下，被刷得粉一块棕一块的蜜瓜悬挂在那里，活像一个怪异的人头。他向后退了几步，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手艺——在一百五十码之外来看，这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他把两罐油漆盖好，远远地扔进树林。它们掉进矮树丛，摔得不见踪影。他把刷子有毛的那端向下插进地里，然后用力踩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拿起背包，返回放步枪的地方。

消音器很容易就装好了，他把它在枪管末端拧紧。瞄准镜在枪管上部也装得很妥帖。他拉下枪栓，往枪膛里装进第一粒子弹，眯起眼，透过瞄准镜寻找他挂在空地那头的靶子。找到的时候他很惊讶，目标看起来又大又清晰。如果这是个活生生的人头的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三十码之内。他能看出勒着瓜的网兜上交织的线绳，以及他用手指涂抹出来的那张“脸”上的主要面部特征。

他换了个姿势，靠在树上继续瞄准，又眯起了眼。瞄准镜里的十字线看来不在正中心。他伸出右手，轻捻着两个调节螺丝，直到十字线看来完全处于正中。豺狼很满意，他小心地瞄准蜜瓜的正中心，开火。

枪的后坐力比他预计的小，枪声经过消音器的处理，即使是在一条安静的街上，对面也几乎听不到。他把枪夹在腋下，穿过空地去检查那只瓜。子弹在右上方打穿了那只瓜，打断了网兜的部分线绳，弹头钻进了树干。他又走了回去，让瞄准镜保持先前的设置，再次射击。

结果还是一样，有半英寸的偏差。他没调节瞄准镜，连开了四枪，终于发现瞄准镜有些偏高，并且略略偏右。于是他调校了一下螺丝。

接下来的射击位置又有些低，而且偏向左边。为了保证精确，他又穿过空地去查看被子弹打出的洞。弹头击穿了“人头”嘴巴的左下角，他又用这个新调节的瞄准镜开了三枪，所有的子弹都打进了同样的区域。最后他把瞄准镜又向原来的位置挪回了一点。

第九枪他瞄准前额，子弹正中目标。他第三次走向标靶。这一次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粉笔，把子弹射中的位置用粉笔一一标了出来——靠右上部的那一组，嘴角左下部的第二组，正中前额的那个干净利索的弹孔。

然后他依次射击，每只眼睛、鼻梁、上嘴唇、面颊。他把靶子侧过来，用最后的六发子弹射穿了太阳穴、耳孔、脖子、面颊、下巴和头盖骨。只有一发子弹略偏了一点。

现在他对这支枪很满意。他记下了调节瞄准镜的螺丝位置，从口袋里拿出一瓶黏合木质材料用的黏合剂，向螺丝的头上和它旁边的胶木表面喷了些胶。他抽了两支烟，半个小时后，黏合剂凝固了，那支枪的瞄准镜就此按照他的目测，在一百三十米内具有绝对的精确性。

他从另一个前胸口袋里拿出了那颗达姆弹，打开纸包，将子弹装进弹膛。他屏气凝神地瞄准蜜瓜的中心，击发。

当最后这缕青烟从消音器的末端袅袅消退后，豺狼把枪靠在树干上放好，便朝着吊在远处的网兜走去。网袋差不多全空了，瘪着紧贴在斑驳的树干上。被二十一发子弹击中的蜜瓜现在已经彻底解体了。一部分瓜瓤冲出了网眼，散落在草地上。瓜子和着瓜汁从树干上流下。剩下的部分瓜体被打爆了，瘫在网兜的底部，挂在猎刀的刀柄上，像蔫了的阴囊一样垂着。

他取下网兜，扔进附近的灌木丛。原先的靶子现在变成一堆无法辨认的果泥。他把刀从树干里拔出来，插回刀鞘，离开那棵树，取回步枪，回到车旁。

他在车边把每个部件都用泡沫塑料纸小心地包好，和他的靴子、袜子、衬衣、牛仔裤一起重新放回背包。他重新穿上他那套“都市”行头，把背包锁进后备箱，静静地吃着他的三明治午餐。

吃完饭，他开回主路，左转，驶过巴斯通、马尔凯、那慕尔，赶回布鲁塞尔。六点刚过，他返回酒店，先把背包放回楼上的房间，然后下楼和前台服务员结清了租车的费用。晚饭前他洗了个澡。这之前他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擦拭了枪的每个零件，给活动部件上了油，然后放进枪匣，锁进衣柜。夜里晚些时候，背包、麻绳和几张泡沫塑料纸被扔进城里的一个垃圾筒；二十一个空弹壳在空中转了几个圈，掉进了城市的下水道。

同样是这个星期一，八月五日早上，维克多·科瓦尔斯基又来到罗马邮政总局，找会说法语的人帮忙。这回他让服务员帮他致电意大利航空公司问讯处，询问本周从罗马去马赛的往返航班时间。他得知周一的航班他已经赶不上了，因为这架航班将于一小时内从菲乌米奇诺起飞，他赶不上了。下一班直航是星期三。而其他航空公司都没有从马赛到罗马的直达航班。有非直达的航班，先生感兴趣吗？不？星期三的航班？当然有，上午十一点十五起飞，将于正午时分降落在马赛马里尼亚讷机场。返回的航班是第二天。订一张票？单程还是往返？当然可以，请问您的姓名？科瓦尔斯基告诉对方自己口袋里那本证件上的名字。欧共体国家间已经废除了护照，有本国颁发的身份证就行。

他被告知在周三起飞前一小时要先到菲乌米奇诺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柜台。服务员挂上了电话，科瓦尔斯基取了信，锁进他的铁匣子，离开邮局返回酒店。

次日早上，豺狼最后一次见了古森。早餐时，他给军械师拨了个电话。军械师声称他很高兴完成了工作，杜根先生是否愿意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来一趟？来时请带上必要的东西，进行最后的调试。

他又早到了半个小时，装枪的手提箱放在一个空的布箱子（他早上在一个二手货商店里买的）里。他花了半个小时观察军械师所住的街道，最后才悄悄走向前门。古森请他进去，他便径直走进办公室，丝毫没有迟疑。古森锁上前门，然后进入办公室，又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没别的问题了？”英国人问道。

“没有。我想这次我们总算弄妥了。”桌子后面的比利时人拿出几卷麻布放在桌上。他打开麻布，拿出一套细钢管并排放在桌上。钢管打磨得非常光滑，看起来像铝制的。军械师放下最后一个钢管后，伸出手索要那个装着枪部件的手提箱。豺狼把箱子递给他。

军械师把枪的部件一个个装进管子，每件大小都很合适。

“打靶结果如何？”他边装边问。

“很满意。”

古森放瞄准镜的时候注意到瞄准镜的调节螺丝被一团木用黏合剂重新固定了位置。

“很抱歉调节螺丝做得那么小，”他说道，“做出精确的刻度会更好些，但原来的螺丝太大很碍事。所以我只好用了这些小螺丝。否则瞄准镜就装不进管子了。”他把瞄准镜装进相应的钢管，和其他管子一样，这个也非常合适。最后五个步枪的部件消失的时候，他拿起做扳机用的细小钢针和五发达姆弹。

“您看，这些必须另外找个地方。”他解释道。他拿起黑色皮革垫着的枪托，向他的主顾展示皮革上被剃刀割开的一个裂口。他把扳机塞到里面的填充物里，然后用一条黑色的绝缘胶带封上裂口，看起来很自然，一点都不突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圆形的黑色橡胶，直径一英寸半，两英寸厚。其中一个圆面的中心伸出一个钢柱，上面像螺丝一样刻着螺纹。

“这个装在最后那个管子的后端。”他解释着。钢柱周围的橡胶里钻了五个眼，每个孔里他小心翼翼地放进一粒子弹，从外面只能看到子弹的黄铜底部。

“橡胶塞好后就看不到子弹了。这个橡胶塞还是很逼真的。”他解释说。英国人还是没吭声。“您看怎么样？”比利时人满怀期待地问。

英国人拿起管子逐个检视，一言不发。他摇了摇管子，里面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管子里衬了两层灰白色的厚毛呢，能够吸收震动和噪声。最长的管子有二十英寸长；里面装着枪管和枪后膛。其他的每个大约一英尺长，装着上下两个枪托支架、消音器和瞄准镜。枪托是单独的，扳机装在它的衬垫里。装着子弹的橡胶塞也是独立的。整支猎枪都消失了，更别说是暗杀用步枪了。

“非常好，”豺狼说着，轻轻地点点头，“正是我想要的。”比利时人很高兴。作为行业的专家，被眼前这个人赞扬他觉得很享受。他知道，在这位主顾的行当里，他面前的这个人同样是个顶尖高手。

豺狼拿起装着各个枪部件的钢管，仔细地用麻布一件件包好，放进布箱里。五个钢管、枪托和橡胶塞都包完放好后，他合上布箱，把分好格子的手提箱递还给军械师。

“我用不上这个包了。这支枪在我有机会用到它之前，会一直这样放在箱子里。”他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他欠比利时人的余下的二百英镑，放在桌上。“我想我们的交易完成了，古森。”

比利时人把钱装进口袋：“是的，先生，除非您还有其他事需要我效劳。”

“只有一件，”英国人回答，“请你记得两个礼拜前我给你的关于‘明智的沉默’的小小告诫。”

“我没忘，先生。”比利时人平静地回答。

他再次感到惊恐。这个慢声细语的杀手现在是不是想让他永远沉默，以确保他“缄口不言”？肯定不会的。这样的谋杀所招致的调查会让警察发现这个高个子英国人曾经到这所房子来过，而那时到他有机会使用他现在装在箱子里的枪的时候还早着呢。英国人看来“读”出了他的想法。他微微一笑。

“你不用担心。我不想伤害你。另外我想，像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一定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免被自己的顾客干掉。也许有人在等你一个小时之内给他打一个电话，如果电话没来，那个朋友就会来找尸体吧？也许你在律师那里事先存放了一封信，如果你死了那封信就会被拆开。对我来说，杀掉你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古森吓了一跳。他确实一直在律师那里放了一封信，如果他死了就会被拆开。信会指点警察在后面花园里找一块石头，下面有个盒子，里面有一张清单，上面是每天来此处造访的人名。清单每天都更换。而今天，上面只写了这位唯一的客人——一位漂亮的高个子英国人，自称杜根。这只是一种以防万一的方式。

英国人静静地看着他。

“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说道，“你很安全。但只要你对任何人提及我的到访或是我从你这里购买了枪支，我肯定会干掉你，绝不手软。为你着想，从我离开这间屋子的那一刻起，请你当作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完全明白，先生。这是我和所有顾客之间通常的做法。可以说，我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类似的保证。正因如此，您拿的那只枪上面的序列号已经用酸腐蚀掉了。毕竟，我也得保护自己。”

英国人又微笑了一下：“这样我们就彼此理解了。再见，古森先生。”

一分钟之后，比利时人关上门。他非常了解枪和枪手，但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他长叹了一口气，缩进办公室数钱去了。

豺狼不想被酒店的服务员看到他拎着一个便宜的布衣箱，所以尽管已经误了午餐，他还是搭了辆出租车直奔干线车站，把箱子存在行李寄存处，把收据塞进他那狭长的鳄鱼皮钱夹的内层。

他在“天鹅酒店”享用了一顿昂贵精致的午餐，庆祝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筹划准备阶段的结束。他离开的时候，几乎和来时一样，一身剪裁合体的格子套装，宽边包围式墨镜。他走向等候着的出租车，行李员拎着他的两只威登牌行李箱跟在后面。他比之前“穷”了一千六百英镑，但他的枪却安全地躺在火车站行李寄存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手提箱里，身上衣服的里面口袋里还揣着三张精心伪造的证件。

四点刚过，飞机离开布鲁塞尔飞往伦敦。在伦敦机场，他的箱子被草草检查了一下，什么都没查出来。七点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淋浴，准备去伦敦西区吃晚餐。

8

科瓦尔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没有电话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会登上他的航班。给普瓦捷先生的信还等在格子里。他取了五封信，锁进钢匣子里，急忙赶回酒店。九点半的时候，罗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没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他要在屋顶值勤。

他在房间里停了一下，只是为了拿那把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枪出门）。他把枪塞进肩膀的枪套里。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上衣，那么枪和枪套的突起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脚，所以尽管鼓出了一大块，枪和枪套挂在他身上，也只是像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与他前天买的贝雷帽一起塞进上衣。他还把过去六个月攒的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口袋，然后关上门，走了。

电梯口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抬头看着他。

“他们让我去打个电话。”科瓦尔斯基说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楼。值班警卫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梯到的时候看了看他。科瓦尔斯基步入电梯，几秒钟后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今日周刊》。波兰人前后张望着找出租车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墨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科瓦尔斯基见没车过来，便向街角走去。拿杂志的男人离开咖啡馆的露台，走到街边。一辆小菲亚特从一排顺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车中开出，停在他对面。他钻进车，菲亚特车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尔斯基的后面。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招手将其拦了下来。“去菲乌米奇诺。”他对司机说。

科瓦尔斯基来到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安全局的人悄悄地跟着他。科瓦尔斯基用现金买了票，他向柜台服务小姐表示，他没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广播通知十一点十五分飞往马赛的航班旅客登机。

为了打发时间，这位前外籍军团士兵信步走进机场的自助餐馆。他买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来的飞机。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不过他喜欢机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的引擎声就意味着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苏式强击机或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后来在越南，它们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区，它们意味着法国的“神秘”战斗机或是“富加”教练机。但在民用机场，他喜欢看着飞机像银色的大鸟一样从天而降。引擎停止轰鸣，飞机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线挂在空中一样。虽说他在社交方面很胆小，但他喜欢看机场无休止的喧闹。也许，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现在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机场工作。但他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西尔维身上。他那棒槌一样的眉毛紧拧起来，显得愈发浓黑。这是不对的，他严肃地告诉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混蛋们却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罗丹上校告诉过他那些人的事，他们是如何使法国沦落，如何出卖了军队，摧毁了军团，抛弃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把他们扔给恐怖分子。罗丹上校从来都没错过。

广播通知他的航班开始登机了，他跟着大家鱼贯穿过玻璃门，在炎热似火的停机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约一百码，来到飞机前。在瞭望台上，两名罗兰上校的特工看着他一步步爬上舷梯进入机舱。他现在戴着黑色的贝雷帽，脸颊一侧贴着橡皮膏。其中一个特工转向同伴，疲惫地扬了扬眉毛。一看到飞往马赛的那架喷气式飞机起飞，两个人便离开栏杆。穿越大厅的途中，他们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拨了个罗马本地号码。他对电话那头的人报上一个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后慢慢地说：“他走了，乘坐的是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号航班。十二点十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再见。”

十分钟后，这条消息就到了巴黎，又过了十分钟，马赛方面也知道了。

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号飞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海湾，即将抵达马里尼亚讷机场。漂亮的罗马空姐微笑着穿过座位间的通道，检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带都已系好，然后在飞机后部角落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带。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罗纳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从未见过一样。

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不会说意大利语，说的法语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黑色的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发上，一身乱糟糟的黑色西服；戴着一副墨镜，从不摘下来；一大块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脸。他的脸肯定被刮破得厉害，她想。

飞机准时着陆，离机场大楼很近。旅客们穿过海关大厅，顺序穿过玻璃门。这时，一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站在检查护照的警察旁边，轻轻踢了踢他的脚踝。

“大个子，戴黑色贝雷帽，贴块橡皮膏。”说完后，他安然漫步离开，对另外一个警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旅客分成两列通过检查窗口。窗格后面，两个警察遥遥相对地坐着，相距十英尺。乘客从他们两个中间次第通过。每位乘客都递上护照和入境证。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隶属边境检查处，负责法国国内的安全，查验入境的外国人和回国的法国人。

当科瓦尔斯基出现时，栏杆后面穿深蓝色制服的人几乎连眼皮都没抬。他在黄色入境证上盖了个章，对着递过来的身份证扫了一眼，便点点头，挥手让大个子继续往前走。

科瓦尔斯基放心了，朝海关人员走去。

那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对几位海关人员低语了几句，便悄无声息地走进他们身后办公室的玻璃门里。一名高级海关警察叫住科瓦尔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着其他旅客，他们正在阳光下行李车停放的地方，在传送带旁等待自己的行李。科瓦尔斯基迈步走向海关警察。

“我没行李。”他笨拙地说。

海关警察扬起眉毛。

“没行李？喔，很好，您有什么需要报关的物品吗？”

“没有东西要报关。”科瓦尔斯基回答。

海关的人友善地微笑着，笑容几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马赛口音一样明朗。

“噢，好的，过去吧，先生。”他朝出租车排队的那个出口指了指，科瓦尔斯基点点头，走进外面的阳光里。他不习惯乱花钱，前后看了看，发现了机场大巴，就登了上去。

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其他海关人员围拢在为首的海关员周围。

“真不懂他们抓他做什么。”其中一个说道。

“他看起来脾气不大好。”

“那些混蛋收拾完他，他就不会那样了。”第三个人把头朝后面的办公室晃了一下。

“来吧，干活了，”年纪稍大的一位插话道，“今天我们已经为法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你是说为了伟大的夏尔吧。”他们即将散去的时候，第一个人回了一句，低声咕哝着，“真他妈的。”

巴士最终停在市中心的法国航空公司办事处时，正是午餐时间。这里的天气比罗马还要热。八月的马赛很有特点，但努力工作决不在此列。笼罩着城市的酷暑像一种病菌，它爬进人们身体的每个组织里，吮吸着人们的精力。除了拉上百叶窗，把电风扇开到最大，躺在凉爽的房间里，其他什么都不想做。

即使在马赛最繁忙拥堵的中心商业区，闪亮着大灯、拥挤不堪的车流消失后，街上也变得死气沉沉。少数在街上的人和车看起来就像身陷于齐腰深的糖浆里一样，缓慢挪动着。大多数司机都在公园找了个荫凉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尔斯基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出租车。

约约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区通往郊区的主干道上。他让司机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着过去。“听您的。”司机没多想，他觉得这些外国人肯定在什么地方还有辆车，所以要自己走两步。

科瓦尔斯基目送着出租车掉头驶向市区，直到看不见为止。他向一家路边咖啡馆露台上的服务员问清了纸条上的支路位置。这个街区的房子看上去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想，约约一家的车站小吃摊一定赚了不少。他们也许已经有了固定的摊位了吧，约约的老婆多年来一直指望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售货亭。那样的话，怎么说都能解释他们现在的“富有”了。小西尔维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肯定要比在码头区强多了。一想到女儿，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荒唐念头，科瓦尔斯基在公寓前的台阶前停了下来。约约在电话里怎么说的来着？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不会的。

他跑上台阶。旁边的一面墙上有两排信箱，他在信箱前停了下来。“格日博夫斯基，二十三号。”他找到了。房间就在二楼，他决定走上去。

二十三号房的房门在走廊的尽头，两侧是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的门。和其他房间一样，门上有个门铃，门旁有个卡槽，里面白色的纸片上印着格日博夫斯基的名字。他按下门铃，面前的门开了。一根棍子猛扫出来，砸向他的前额。

棍子打破了他的头皮，“砰”的一声被头骨弹起，声音闷闷的。两侧的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门也猛地从内拉开，里面的人蜂拥而出。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到半秒钟之内发生。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狂暴起来。尽管这个波兰人在大多数方面思维迟缓，但他对一种技术却熟稔于胸，那就是格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魁梧身材和力量对他没什么用处。由于个子高的缘故，棍子击中他前额的时候没能挥到最大半径。透过头上流下的血，他分辨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里，在他两侧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地需要空间展开手脚，于是他向前冲进了二十三号房间。

直接面对他的那个人被撞得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科瓦尔斯基背后的人紧跟着进了房间，揪住他的领子和上衣。一进房间，他立刻从腋下抽出科尔特枪，转身向后朝门口开了一枪。这时他的手腕又被另一根棍子砸到，枪口随之向下倾斜。

子弹打碎了一个袭击者的膝盖，那人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科瓦尔斯基手里的枪也被打掉了，手指因为手腕上的又一次重击而失去了知觉。一秒钟后，他被五个人一起扑倒。格斗持续了三分钟。后来一位医生估计，在最终晕倒之前，他的脑袋至少被包着皮革的木棒重击了十二下。一只耳朵被打掉了一部分，鼻子被打碎了，满脸是血，像戴了一个深红色的面具。他格斗时大多是出于本能作出反应。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了他的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枪踢到卧室的另一头去了。他最后脸朝下扑倒的时候，攻击他的人中，只剩下三个还在用脚踢他。

当他们搞定了这一切，这个巨大的身躯倒在地板上，毫无知觉。只有绽开的头皮上流下的血表明他还活着。那三个幸存者站在他身后，汗如雨下，胸口不停起伏。至于其他人，被打中腿的那个蜷缩着靠在门边的墙上，脸色煞白，他双手摁着自己的膝盖，满是鲜血，他因疼痛而灰白的嘴唇间不断骂着一长串脏话；另一个人跪在那儿，慢慢地前后晃着，双手向下紧捂着被打穿的腹股沟；最后一个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高高肿起，科瓦尔斯基全力一击正中那里，他直接被撂倒了。

这组人的头儿把科瓦尔斯基翻过来，背朝下，拨开他一只眼的眼皮看了看，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电话旁，拨了一个本地的号码，等待电话接通。

他仍然喘得厉害。有人答话时，他告诉对方：

“我们抓到他了……动武了吗？当然，他可真玩命……他开了枪，圭里尼的一个膝盖骨碎了；卡尔佩提的睾丸挨了一枪；维萨特晕过去了，浑身发凉……什么？是的，那个波兰人还活着，这不是命令吗？不然我们能让他打得那么惨……嗯，他受伤了，好的。不知道，他晕过去了……喂，我们不是要盛沙拉的篮子（警用面包车），我们要两辆救护车。让他们快点儿。”

他掼掉电话，嘟囔了一句：“妈的！”屋子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过的柴一样，它们最多也只能当柴烧了。他们原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没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间，结果碍手碍脚。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尔斯基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见鬼的波兰人，他想着，总部办公室的那帮混蛋可没交代过这家伙是怎样一个人。

十五分钟后，两辆雪铁龙救护车开进这条马路，停在公寓楼外。医生上了楼，花了五分钟检查科瓦尔斯基。最后他卷起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给他打了一针。两个担架员抬起波兰人，跌跌撞撞地走进电梯。医生转向受伤的科西嘉人，从他旁边墙上的大片血迹来看，他伤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盖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声口哨。

“好吧，得用吗啡，送医院。我给你打一针安定让你睡觉。在这儿我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我的孩子，你在这一行的路算是走到头了。”

针头扎进去的时候，圭里尼又骂了一串。

维萨特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一脸呆相。卡尔佩提现在靠着墙站直了，不断干呕着。他的两个同伴从腋下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里到了走廊上。第二辆救护车上的担架员把打了镇定剂昏睡得像死人一样的圭里尼抬走的时候，这一组人的头儿正帮着维萨特站起来。

来到外面走廊上，六个人的头儿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满目狼藉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真是一团糟，对吧？”医生说。

“当地警察会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该死的公寓是他们的。”

说着，他关上了门。二十二号和二十四号房间的门也开着，里面的东西都没动。他把两扇门都带上了。

“没邻居吗？”医生问道。

“没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把整层都包下了。”

医生走在前面，帮忙把仍然神情呆滞的维萨特扶到楼下等候的车里。

救护车快速穿越了法国。十二小时之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军营地下室里，科瓦尔斯基躺在一张简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样，房间的墙刷成白色，污迹斑斑，还生了霉，到处涂着污言秽语或是各种祈祷。房间里又热又闷，充斥着汗臭味和尿骚味，还有墙灰吸湿后的石碳酸味。科瓦尔斯基仰面躺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床脚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垫子和他头下卷着的毯子，床上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脚踝，另两条绑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着一条皮带。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规则地深呼吸着。

他脸上的血迹都已清洗干净，耳朵和头皮也缝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贴了一大块橡皮膏。他张着嘴，呼吸时嘶嘶作响，向里望可以看到两颗被打断的门牙的残根。脸上其他地方青肿得厉害。

在浓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肿块，那是拳打脚踢和棍棒的结果。他的右腕包着厚厚的绷带。

医生做完检查，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包里。他转过身，朝身后的人点点头。那人敲了敲门。门开了，两人一起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看守把两根硕大的钢闩插回原位。

“你们用什么打的他，特快列车吗？”他们一起走过通道的时候，医生问。

“用了六个人才把他制伏。”罗兰上校回答。

“嗯，他们够狠的，差点把他打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牛，他早就完了。”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校回答，“他打废了我们三个人。”

“肯定打得很惨烈。”

“确实如此。他现在伤势如何？”

“用外行人的话说，右腕可能骨折——记得吗，我没给他做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有多处伤口和青肿。有些轻微的内出血，如果恶化会要了他的命，也可能自己会好起来。他天生结实，或许是练出来的。我担心的是他的头。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还是严重则很难说。没有头骨骨折的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你的人无能。他的头骨硬得像象牙。不过如果不让他静养的话，脑震荡会恶化的。”

“我需要问他一些问题。”上校盯着手上闪烁的烟头说。医生的监狱诊所和通向底层的楼梯是两个方向。两个人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有些反感。

“这里是监狱，”他平静地说，“没错，它是用来对付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的。但我仍然是个医生。在这个监狱里，无论在哪儿，我所说的都事关犯人的健康。往那边走，那个走廊，”他把头向后晃了一下，指向他们来的方向，“是你的地盘。那里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在那里也没有发言权。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那个人恢复之前用你的方法‘问’他问题，他要么会死，要么会变成一个疯子。”

罗兰上校听着医生的警告，无动于衷。

“他需要多久才能复原？”

医生耸耸肩：“说不准。也许明天他就能恢复知觉，或者再过些日子。即使他苏醒过来，也不宜接受审问——从医学角度来说，要至少两个礼拜才能审讯。这还仅仅是在轻微脑震荡的情况下。”

“可以用一些特别的药。”上校轻声说。

“是的，有。但我不想开那种药。你们也许能弄到那些药，对你们来说并不困难。但绝不是从我这儿。无论如何，他现在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任何意义的东西。那很可能只是胡言乱语。他的脑子乱成一团。他也许能清醒过来，也许不能。但即便能，也得让他的脑子按照自己的时间清醒。引发幻觉的药物只会制造白痴，对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用。很可能要一个礼拜他才能睁开一只眼。你还是耐心等等吧。”

说完他转身走回诊所。

但是医生错了。三天后，八月十日，科瓦尔斯基就睁开了眼。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审问。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来的任务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去了汽车协会总部，口袋里装着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新驾照。他在那儿弄了一张同样名字的国际驾照。

他在一家专门卖二手旅行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套皮质衣箱。其中一个装着用来化装成哥本哈根的佩尔·詹森牧师——如果需要的话——的衣服。收拾行李前，他把在伦敦买的牧师衬衣、圆领和黑披肩上的英国生产商的标签都拆了下来，换上了从哥本哈根买的那三件衬衣上的丹麦生产商的标签。这些衣服再加上鞋子、袜子、内衣以及那身深灰色的轻便套装，是为了某天装扮成詹森牧师用的。在同一个箱子里还装着用来扮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物——运动鞋、袜子、牛仔裤、衬衣和风衣。

他撕开箱子的里衬，把他可能某天要扮演的两个外国人的护照放进箱子硬盖上的两层皮革间。和衣服一起放进箱子的东西还有一本丹麦版有关法国天主教堂的书，两副眼镜（一副用来扮丹麦牧师，另一副扮美国学生），用卫生纸小心包好的两副彩色隐形眼镜以及染发用品。

他在巴黎跳蚤市场买的法国设计生产的鞋子、袜子、衬衣、裤子，黑色贝雷帽和那件长及脚踝的军大衣放在第二个箱子里。这个箱子的皮革夹层里他放的是伪造的名为安德烈·马丁的法国中年人的证件。这个箱子还有空余的地方，稍后还要装那套装有狙击步枪全套部件和子弹的狭长钢管。

第三个箱子略小一些，里面装着假扮亚历山大·杜根用的东西：鞋子、袜子、内衣、衬衣、领带、手帕，还有三套考究的套装。这个箱子的夹层里放了几卷十英镑的钞票，一共一千英镑，这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时候从自己的私人银行户头里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箱子都小心地锁好，又把钥匙穿在自己的钥匙环上。那件鸽子灰的套装已经洗净熨平，挂在公寓的壁橱里，胸前的口袋里装着他的护照、驾驶证、国际驾照和一沓一百镑的现金。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个精巧的手提箱，里面放着剃须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来的东西——一条精织的网状吊带，从巴黎买的一包两磅重的石膏，几卷用棉绒布粗织的绷带，半打卷状胶布，三包棉絮和一把大剪刀（刀刃很钝但很结实）。这个手提箱是随身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任何机场通关时，手提箱通常不会被海关官员选中要求开箱检查。

采购装箱的工作均已完毕，接下来是他计划的最后部分。他希望，化装成詹森牧师和马蒂·舒尔勃格，仅仅是以防万一。除非事态恶化，亚历山大·杜根的身份必须被放弃，否则他不想用到。安德烈·马丁的身份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他很可能不会用到另外两个身份。如果那样的话，任务完成后，他可以把整只箱子丢在行李寄存处。他想，即使那时要逃脱的话，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两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了。办完事，他再用不着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和枪了，也可以丢掉。他将带着三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进入法国，而离开时估计只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肯定不会再多了。

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启程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卫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世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二十五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一边等着这两封信，一边在公寓周围练习一瘸一拐地走路来打发时间。两天之后他很满意，他瘸着走路已经很逼真了，没人能发觉他的腿脚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八月九日上午，他等到了第一封信。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文是：“用莫里托五九〇一与你的朋友联络。自我介绍‘我是豺狼’。回答是‘我是瓦尔米’。祝你好运。”

苏黎世的信直到十一日上午才来。他微笑着读起这封确认信。不管将来发生什么，只要他能活下来，他的余生都将很富有。如果他将要做的事能成功的话，他将更富有。他毫不怀疑他会成功。机会难得，不容错失。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他都花在了机票的电话预订系统上，他把出发时间定在了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除了桌子后面五个男人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地下室里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笨重的橡木椅上绑着的人发出刺耳的“咯咯”声。地下室不知道有多大，墙上的颜色也模糊一片。整个房间只有一束光，笼罩着橡木椅和囚犯。这是一盏普通的阅读用台灯，但用的是大功率的灯泡，非常亮，更增加了本已过热的地下室里的热度。灯被夹在了桌子的左沿上，灯罩被扭转过来，灯光直射着六英尺外的椅子。

部分光线照在污渍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一支香烟被人夹在手指间冉冉飘起一缕细细的蓝烟。

地下室的其余部分都掩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反衬出雪亮的灯光。五个男人坐在桌后，身体和肩膀一字排开，但犯人是看不见的。唯一能看到对方的办法就是离开他的坐椅，走到侧面，避开光线的直射才能辨别出他们的轮廓。

但他办不到。厚厚的带子把他的脚踝死死绑在了椅子腿上。前后的椅子腿儿都用“L”型的钢条固定在了地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被厚厚的带子捆在上面。另一条带子围着他的腰，还有一根捆着他毛茸茸的胸部。每根带子都浸透了汗水。

桌上除了那几只一动不动的手之外，几乎空无一物。只有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槽里向外伸出一个细长的手柄，这个黄铜手柄的顶端用胶木包住，可以上下或是前后移动。手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桌子末端的人把右手很随意地放在开关旁边，手背上爬满短短的黑毛。

桌子下面接着两根电线，一个接着开关，另一个接着电源，两根电线通向电线尽头的人脚边的一个小变压器。变压器上有一根粗一些的电缆，包着黑色的胶皮，连着这组人身后的墙上的电源插座。

在审讯的人背后，地下室远端的角落里，木头桌旁坐着个人，脸冲着墙。他面前录音机的工作显示灯发出微弱的绿光，磁带的卷轴并没有动。

除了呼吸声，地下室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穿着衬衣，袖子高高卷起，满是汗水。汗臭味、金属味、污浊的烟味、呕吐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恶臭扑鼻。这就够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但还有比它更厉害的，那就是恐惧和疼痛的折磨。

坐在中间的人终于说话了。他的话音轻柔，很有礼貌，循循善诱。

“听着，我可怜的维克多。你会告诉我们的，也许不是现在，但最后你肯定会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个勇敢的人。我们向你致敬。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支撑不了太久。何不告诉我们呢？你以为罗丹中校在这儿的话会不许你说吗？如果他在的话，会命令你告诉我们的，他很清楚这里的事。如果他在这里，他自己就会说出来的，免得你受折磨。你自己也知道，他们最后总会开口的。难道不是吗，维克多？没人能支撑到底的。那为什么不现在说呢，嗯？说完你就能回到床上，安心睡觉，没人来打扰……”

椅子里的人抬起伤痕累累的脸，向着灯光，脸上的汗水闪闪发亮。他双目紧闭，究竟是因为被马赛的科西嘉人踢出来的大块青肿，还是因为刺眼的灯光，谁也说不清。那张脸看着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他张了张嘴，刚要讲话，一口东西冒了出来，从他毛茸茸的胸口滴下，落在他腿上那摊呕吐物里。他的头又耷拉了下来，下巴杵在胸口。与此同时，乱蓬蓬的头发摇来摇去算是回答了。桌子后面的声音又开始说道：

“维克多，听我说，你是条硬汉子。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看到了。你已经打破纪录了。但即使是你也撑不下去了，但我们可以。维克多，我们能。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让你活着，一直醒着，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过像过去那种仁慈的大赦不会再有了。现在是技术时代。有些药物，你知道。刑讯逼供已经快结束了，对你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吧。那为什么不说呢？你看，我们都明白。我们知道那种疼痛。但这些小钳子，它们不明白。它们就是不懂啊，维克多。它们就这样一直干下去。你想告诉我们吗，维克多？他们在罗马的酒店里做什么？他们等什么呢？”

那颗大脑袋垂在胸口，慢慢地左右摇着，仿佛闭着的两眼在审视那两个夹在**上的小铜钳子，先看一个，然后是另一个……或是大一些带锯齿的那个——夹着**的两边。

说话人的双手摆在他前面的光线下，细长、白皙、饱含着平和。他又等了一会儿。其中一只手和另一只分开了，拇指扣向手掌，其他四指伸开，平摊在桌上。

房子另一头，电源开关旁边的人把铜把手从二档向上推到了四档，然后把开关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

放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手指，食指向空中抬起，然后指尖向下一指，这是全世界都用来表示“继续进行”的手势。电源开关继续向上推着。

通过电线连着的开关，固定在椅子里那个男人身上的金属小钳子好像活了一样，轻轻地嗡嗡响着。椅子里的巨大身躯无声无息地抬起，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将之托着漂浮起来。腿和手腕向外绷紧皮带，虽然有厚厚的垫子，皮带也仿佛要勒穿肌肉和骨头一样。从医学上来说，那双肿胀的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然而它们现在也无视医学，向外突出，盯着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吃惊地大张着。大概过了半秒钟，肺部发出一声魔鬼般的尖叫，继而接连不断地喊叫下去。

下午四点十分，维克多崩溃了，录音机一直转着。

他开始讲话了，或者更像是在抽泣和尖叫的间隙中语无伦次地梦呓。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唠叨，话音平静而清晰。

“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在那个酒店里……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他们怕什么……他们去过哪儿……他们为什么谁都不见，维克多……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罗马……在罗马之前呢……为什么是维也纳……维克多……在维也纳的哪里……哪个酒店……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维克多……”

五十分钟后，科瓦尔斯基终于安静了，他再次昏迷前的胡言乱语都被录了下来。桌子后面的声音继续着，比之前更柔和地问了几分钟，直到已经清楚地表明再也没有回应。中间的这个人给他的手下一个命令，审讯结束了。

录音带被从卷轴上取下，城堡的地下室派车将其紧急送至巴黎郊区的行动分局办公室。

午后刺眼的阳光把巴黎的街道烤得滚烫。夕阳西下，阳光慢慢变成暗淡的金色。晚上九点，路灯亮了。正如通常的夏日夜晚，成双成对的情侣手拉着手，沿着塞纳河畔慢慢地散着步。他们仿佛在品尝着黄昏的薄雾酿成的美酒。而爱情和青春，不论他们怎样努力挽留，都不会保持永恒不变。水边的咖啡馆前门洞开，热闹起来。闲聊的、碰杯的、道贺的、嘲讽的、逗笑的、恭维的、道歉的、路过的，这一切组成了八月夏夜塞纳河畔的奇迹。甚至连那些令人生厌的游客也和他们带着的美元一起被原谅了。

靠近利拉大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种惬意却丝毫没有穿透进来。桌边围着三个人。一台录音机在桌上慢慢地转着。他们从下午后半天一直干到晚上。一个人控制着按键，根据第二个人的指示不断让卷轴回放、倒带，然后再回放。第二个人头上戴着一副耳机，眉头紧皱，专注地听着，尽力从耳机里传出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字句。他嘴里叼着烟，升起的蓝烟熏得他眼泪汪汪的。每当他想把某一句再听一遍时，他就向操作员做个手势。有时一段十秒钟的话他要听上六次，然后才对操作员点头示意暂停，让其他人把刚才那句话记录下来。

第三个人比较年轻，满头金发。他坐在一台打字机后面，等着听音打字。从耳机里传出的城堡地下室里问的问题既清楚又准确，很容易听懂，可回答就不是那么有条理了。打字员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访谈，所有问题都另起一行，开头冠以字母Q。回答在下一行，以字母R开头。那些毫无联系，意思完全连不上的地方用了很多间隔的顿点。

他们弄完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子夜十二点。虽然开着窗，但房间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闻起来像个火药库。

三个人疲惫地站起身，身体僵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着紧张的肌肉。其中一人拿起电话，叫了外线，拨了个号码。戴耳机的人把耳机摘下来，把录音带倒回原来的位置。打字员从机器上取下最后一页纸，取出中间夹着的复写纸，开始把这叠纸按顺序分成若干份。上面的那份是给罗兰上校的，第二份归档，第三份要另外制成缩微胶片，如果罗兰认为合适，就分送给各部门的头头。

罗兰上校在饭店和朋友吃饭时接到的电话。和平常一样，这个英俊的单身汉机智，殷勤，彬彬有礼，他对女士的恭维也很让她们受用，不过她们的丈夫就不那么享受了。服务员请他去接电话，他向大家道了个歉，便离开座位。电话在柜台。上校拿起电话，简单地应了一声“罗兰”，然后等待电话那端的手下辨认出他的声音。

和以往一样，罗兰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台词开始了他的对话。如果有人在旁边听到的话，会以为他只是接到一个通知——他正在修的车被修好了，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去取。上校向对方表示感谢，返回餐桌。五分钟之后，他礼貌地向大家致歉，解释说他从明天一早开始要忙一整天，现在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钟后，他独自驾车穿过仍旧拥挤的城市街道，朝着安静的巴黎近郊的利拉大门急驰而去。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刚过凌晨一点。他脱下那身完美无瑕的黑色外套，向夜勤人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按铃唤来助手。

最上面的那份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和咖啡同时送到。供词有二十六页。他赶紧看起来，努力去抓住这个神智混乱的前外籍军团士兵所说的要点。其中有些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皱了皱眉，但他没有停顿，一口气看完了。

第二遍他看得比较慢，也更为仔细，每段都看得十分专心。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从记事本前面的文件盒里拿了一支黑色的记号笔，读得更慢了。他把一些有关的词句用黑色的粗墨线划掉：西尔维、血病什么的、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约约、科瓦茨、科西嘉混蛋、外籍军团。所有这些他都明白，但不感兴趣。

很多胡言乱语是关于西尔维的，有时说到一个叫朱莉的女人，这些对罗兰毫无意义。把这些都划掉之后，整个供词不超过六页。他试图把这剩下的几页理出头绪。在罗马。三个头儿在罗马。嗯，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八次了，每次的回答都大致一样。他们不想像二月份阿尔古那样被绑架。那当然了，罗兰想。难道他对科瓦尔斯基的整个行动不过是浪费时间吗？回答那八个同样的问题时，这个外籍军团士兵两次提到同一个词，或者是咕哝了两回。这个词是“秘密”。做形容词用的？他们在罗马毫无秘密可言。或者是名词？什么秘密呢？

罗兰从头到尾看了十遍，然后又从头开始。“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他们待在那儿，因为不想被绑架。他们不想被绑架，因为知道一个秘密。

罗兰冷笑着。他比吉布将军更了解罗丹，此人是不会因为害怕而躲起来的。

那他们就是知道一个秘密，是吗？什么秘密呢？所有的一切看来都源自维也纳。“维也纳”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开始罗兰以为那是说的在里昂南边二十英里的维也纳镇。但那也许是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而不是法国一个省中的城镇。

他们在维也纳开了一个会，然后他们去了罗马，以免在秘密大白之前被绑架或受审。这个秘密一定出自维也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咖啡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弹壳烟灰缸里的烟蒂堆了起来。当莫尔捷大道东边的郊外工业区开始露出一丝灰白时，罗兰上校知道他就要找出一些端倪了。

有些事被忽略了。如果真的被忽略了，那就永远没法知道了吗？凌晨三点的时候，有个电话向他报告，科瓦尔斯基死了，再也无法向他提问了。这个秘密也许就藏在他崩溃后，错乱言语中的某个地方。

罗兰抬笔记下这些没找到位置的散碎拼图。克莱斯特，这应该是个男人的名字。罗兰战时学了一点德语。科瓦尔斯基是波兰人，他知道科瓦尔斯基对这个词的发音是对的，抄录员拼错了。罗兰把它改了过来。或者是一个人？也许是个地名？他接通总机，让他们查维也纳的电话簿，找一个叫克莱斯特的人或者地方。十分钟后就有了回音。维也纳有两个克莱斯特的号码，都是私人的。有两个地方叫克莱斯特：埃尔瓦德·克莱斯特小学和布鲁克纳街的克莱斯特旅馆。罗兰把两个都记了下来，但在克莱斯特旅馆下面画了道线，然后接着读下去。

科瓦尔斯基好几次提到一个外国人，他看来对这个外国人感情很复杂。说起这个人的时候，他有时用bon这个词，意思是“好”，其他时候他又称他为“facheur”，指那种让人讨厌的人。早上五点刚过，他就派人去取磁带和录音机，接下来他花了一个小时听录音。最后他关掉录音机，平静而严厉地责骂了自己一阵，然后取出一支漂亮的钢笔，对抄录稿改了几处。

科瓦尔斯基提到那个外国人时说的不是“好”，而是“亚麻色头发（blond）”；而那个抄录下来古怪的词也不是“让人讨厌的人”，而是“死神（faucheur）”，意思是“杀手”。

这回再将科瓦尔斯基支离破碎的意思组织起来就容易了。“豺狼”那个词出现的地方都被罗兰划去了。罗兰本以为那是科瓦尔斯基诋毁跟踪、折磨他的人的一种说法。而现在则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外国杀手的代号。“秘密军组织”的三个人在罗马躲起来，严加防范之前，在维也纳的克莱斯特旅馆和他见过面。

罗兰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过去的八个星期，银行和珠宝抢劫浪潮席卷了全法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替“秘密军组织”做事为的是钱。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要那么多钱。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肯定不是被请来解决帮派争端的。

早上七点，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室，命令夜间值班员打破部门之间的惯例，给西欧处（R3）维也纳的安全局办事处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起来，锁进他的保险箱。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并且标明“仅供您审阅”。

他用标准书写体写的报告，其间简要讲述了他个人提议并执行的抓捕科瓦尔斯基的行动，包括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被诱骗，误信了他的一名亲近之人生病住院而返回马赛，以及行动分局的抓捕行动。报告还简单提及了该外籍军团士兵被分局特工审讯的录音以及其所做的杂乱的供词。他觉得报告还应该写明该前外籍军团士兵抗拒缉捕，将两名特工打伤同时因试图自杀而身受重伤；他被制伏时只能送入医院，那些供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做出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主要内容，是关于供词本身以及罗兰对供词的解释。完成了这一部分后，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东方被朝阳镀成金色的屋顶。罗兰深知，不应过分渲染他经手查办的案件，或作出言过其实的结论，他在这方面向来颇有心得。他小心地写着最后一段：

这份报告在撰写的同时，为求证以期确认该阴谋的审讯还在进行中。然而，一旦这些审讯表明上述属实，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上述情报已勾勒出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恐怖分子很可能已经谋划好要危及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该阴谋确实存在，且该外籍刺客（只知道其代号为“豺狼”）已经企图危及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在准备付诸行动，那么我有责任向您通报该消息。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一场全国性的紧急状态。

罗兰上校亲自打出报告的清样，盖上他的私人印章，将报告用信封封好，写上地址，并盖上情报机构最高保密级别的印记。最后，他把写在大页纸上的手写报告草稿烧掉。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池，他把纸灰倒进里面冲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他洗了洗手和脸。擦干后，他望着盥洗台上方的镜子，里面的那张脸也回望着他。他悲伤地承认，他的英俊正在逝去。那张精瘦的脸庞年轻时曾是那么潇洒，对女人有着那样成熟的吸引力。现在它看起来开始有了中年人的紧张和疲惫。他经历了太多，为了生存，他殊死搏斗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人类的兽性有了太多深刻的了解，他也认识过太多的诡计和欺骗。他会派人去送死或是去杀戮；送人去地下室尖叫或是折磨他人尖叫。这些都使这位行动分局的头儿日趋憔悴，他看起来远不止五十四岁。鼻翼已经有了两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再长点儿的话就遮不住了，几乎像个长年劳作的农民。眼睛下面似乎永远有两块黑印，优雅的灰色鬓发也开始斑白，但还没变成银色。

“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行当了。”那副面孔一脸憔悴地望着他。是不相信还是仅仅表示顺从？也许这张脸比他心里更明白。过了那么多年，再也脱不开身了。人过去什么样，余下的日子里也就只能维持原样了。从抵抗运动组织到保安警察，然后是安全局，最后是行动分局。在这些年里，究竟经历了多少人，多少鲜血？他问着镜中的那张脸。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这见鬼的法国会为你考虑吗？那张脸从镜子里望着他，一言不发。因为，他们俩都清楚答案是什么。

罗兰上校叫了一个摩托车信使到他的办公室里向他本人报到。他还叫了一份煎鸡蛋、面包卷、黄油和一杯咖啡，这回是一大杯加了奶的咖啡。他有点头疼，所以还要了点阿司匹林。他把封好的信封交给信差，下达了命令。吃完煎蛋和面包卷，他端着咖啡站在敞开的窗前。这里朝向巴黎的一个角落。隔着绵延几英里的屋顶，他能辨出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透过浮于塞纳河上已经燥热起来的晨雾，他还能辨出更远处的埃菲尔铁塔。现在已经是八月十一日早上九点多了，这个城市又开始忙碌起来。这会儿很可能有人正在骂着那个穿着黑色皮马甲的摩托车手吧，他肯定正把警报器拉得像嚎哭一样，穿越车流朝第八区开去。

罗兰在想，年底他是否能从这个位置上安然退休，就取决于这个摩托车手屁股后面那封信里所描绘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了。

9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内政部长一直坐在办公桌前，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楼下洒满阳光的圆形庭院。院子的远端是精铁制成的漂亮铁门，每个门扇上都装饰着法国国徽。再远处是波伏广场，从奥雷诺和马里尼大街过来的车流在这里摁着喇叭，在广场中间一位交警的指挥下川流不息地穿梭着。

交警的哨音一响，另外两条通往广场的路——米罗梅尼大街和索赛路——上来的车流就涌了出来，穿过广场消失在道路的另一端。他看起来就像嬉戏于这五条巴黎最重要大街上的车流之间，仿佛戏耍着公牛的斗牛士，主宰着一切，是那么高贵，从容而沉静。他充满自信，工作也简单有序，这让罗杰·弗赖部长羡慕不已。

内政部门口，另外两个宪兵也在注视着他们的伙伴在广场中央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他们背着冲锋枪，从两扇精铁大门的栏杆里看着外面的世界，这里不会受到外面的世界里那些狂热分子的侵害；每个月的薪水，事业的持久性以及炎热八月里他们在烈日下的岗位，都很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理想是如此简单，这让内政部长对他们也艳羡不已。

他听到身后有纸页的沙沙声，于是把转椅转回来，面对着办公桌。桌子对面的人合上档案，毕恭毕敬地把它放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对望着，只有门对面壁炉台上镀金座钟的“滴答”声和波伏广场马路上传来的车流的喧嚣划破了这份寂静。

“这个，你怎么看？”

让·迪克雷警长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卫队队长，是法国所有安全问题最卓著的专家，尤其擅长保护个人安全，防范刺杀。这也是为什么他担任此项工作的原因；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六起已知的刺杀法国总统的阴谋要么在执行时被挫败，要么在准备阶段被粉碎的原因。

“罗兰是对的。”他最后说，声音平静，没夹杂一丝感情，斩钉截铁，就像在判断一场即将到来的足球比赛的结果，“如果他说的属实，这个阴谋将格外危险。如果刺客单枪匹马，不与其他人联系，也没有朋友，那么法国安全机构的全部档案，我们所有打入‘秘密军组织’内部的特工和渗入者，在这个外国人面前，也就是这个局外人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除此以外，他还是个职业刺客。就像罗兰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赖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身面向窗户。他并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但八月十一日早上，他被激怒了。多年来他一直是夏尔·戴高乐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在智慧和优雅背后，他是个出名的硬汉，这也使他最终坐上了部长的位子。那双闪亮的蓝色眼睛既可以充满温和的魅力，也能冰冷刺骨。充满阳刚之气的结实胸膛和肩膀，以及英俊冷酷的面孔使得众多喜欢有权势男人的女性为之心仪。不过这些在罗杰·弗赖身上，可绝不仅仅是竞选台上的道具。

以往的日子里，这些戴高乐的追随者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他们要对付美国的敌对势力、英国的不同政见者、野心勃勃的吉罗支持者以及残暴的共产党。他在艰苦环境中学会了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挺了过来，赢得了胜利。十八年里，他们追随的人两次从流亡中返回法国权力的巅峰。过去的两年里，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两次帮助将军重掌权力的人——军队。直到几分钟之前，部长还想着最后的斗争已经快结束了；他以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走入绝境了。

现在他明白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罗马，有个瘦弱而疯狂的中校，制订了一个计划，只要杀掉一个人，就能使整个大厦倾覆。有些国家的制度有足够的稳定性，即使国王退位或者总统死亡也能安然度过——二十八年前的英国经历过，而这一年快结束时美国也将经历。但罗杰·弗赖对一九六三年的法国政体相当清楚，所以他不抱幻想。如果他们的总统死了，只可能导致政变和内乱。

“嗯，”他仍然望着敞亮的庭院，最后说道，“必须告诉他。”

警长没有回答他。做技术人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就行，重大决策可以留给那些被雇来做决定的人。他从没想过要自告奋勇指导部长该如何去做。部长转过身对着他。

“很好，队长，谢谢。那么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见总统，向他汇报。”他的声音干脆利索，坚定果决。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会把情况向总统说明，请他做出处理决定。”

迪克雷队长起身离开了。他穿过广场顺着路向前走了一百码，来到爱丽舍宫门口。内政部长现在一个人了，他把淡黄色的档案转到了面前，又慢慢地从头开始看起来。他毫不怀疑罗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迪克雷的赞同也让他再没法回避。危险就在那儿，很严重，无法回避，总统必须知道。

他很不情愿地按下面前的内部通话器的开关，说道：“给我接爱丽舍宫秘书长。”

一分钟不到，内部通话器边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

“请接福卡尔先生。”又过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那充满磁性的柔和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罗杰·弗赖简要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和理由。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必须查一下日程。我可以等。请你一办妥就电话通知我。”

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约见定在下午四点，那是总统午睡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一瞬间，部长的脑子里一闪念——他面前的记事本上所记载的东西比任何午睡都更重要，不过他忍住了没争辩。像每个在总统身边的人一样，他很清楚，和这个柔声细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他就在总统的身边，而且他自有一套情报档案系统，人们虽然对其内容不甚明了，但都相当畏惧。

下午三点四十分，豺狼在伦敦柯曾街的坎宁安海鲜酒店享用了一顿那里最昂贵的美味午餐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漫步走上南奥德雷街，心里想着，他很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这也许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了，况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要庆祝一下。

同样是这个时间，一辆黑色的DS19型雪铁龙轿车驶出内政部大门，进入波伏广场。广场中心的交警被他在铁门处的同伴喊了一声，得到了事先的警示，把周围所有街道的车流都拦了下来，让这辆轿车通过，并敬礼致意。

顺着路开出一百多米，雪铁龙向爱丽舍宫前面的灰色石廊驶去。这里也有宪兵站岗，他们事先得到通知，于是把其他车辆都拦了下来，给雪铁龙足够的回旋空间通过极其狭窄的拱廊。门廊两边的岗亭前面各有一名共和国卫队士兵，他们“啪”地一下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过枪的弹夹，向部长的座车致敬。部长座车终于进入了宫殿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了汽车。值班警官——迪克雷的一个手下——迅速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回应。警官打了个手势，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从上面“咯噔咯噔”地开了过去。穿过一百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到了爱丽舍宫的正面。司机罗贝尔把车靠向右侧，逆时针方向在院子里转了过去，然后把他的主人放在了朝向入口的六级花岗岩台阶底下。

挂着两条银链，身披黑色双排扣礼服的礼宾员打开门。部长下了车，跑上台阶。主礼宾官在厚玻璃门旁迎接他。他们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礼宾官进入爱丽舍宫。前厅里，巨大的枝型吊灯悬在长长的镀金链上，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下来。他们必须在这里等候一会儿。礼宾官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子那儿简短地打了个电话，然后放下话筒，转向部长，微微一笑。接着他以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不徐不急地走上左边铺着地毯的花岗石台阶。

上到二楼，他们走到俯视门厅的宽而短的楼梯转角平台上，停了下来。礼宾官轻轻敲了敲平台左手的房门，里面有人低声说了句“进来”。礼宾官轻轻打开门，向后一退，让部长进入会客室。部长进门之后，礼宾官在他身后把门无声无息地关上，又从容不迫地下楼返回前厅去了。

阳光从会客厅远端朝南面高大的窗户里丝丝缕缕地透进来，地毯暖洋洋地沐浴其中。其中一扇落地窗开着。宫廷花园的树丛里传来一只鸽子的“咕咕”声。香榭丽舍大街就在窗子的五百码开外，被四下伸展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遮了个严实——盛夏时分，这些树枝繁叶茂——街上往来的车辆声就像喁喁的低语，甚至还不如鸽子的声音大。楼另一边大街上车流的喧闹现在只存于自己的记忆中了。弗赖在城市出生，长大，和往常一样，在爱丽舍宫这间朝南的房间里，他想象得出，自己正位于这个国家心脏的一座被重重包裹着的城堡中。而就他所知，总统更热爱原野。

今天的副官是塔塞尔上校。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会客厅左边装有金色门把的两扇门紧闭着。“上校，”弗赖的脑袋向门那边扬了扬，“在等我吗？”

“是的，部长先生。”塔塞尔穿过房间，轻快地敲了敲门，打开其中的一扇，站在门口。

“总统先生，是内政部长先生。”

里面有人轻轻说了一句。塔塞尔走了回来，向部长微笑致意。罗杰·弗赖迈步从他身边经过，走进夏尔·戴高乐的私人书房。

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东西，他总觉得，这间屋里的陈设简单得与主人的身份毫不相称。右手边是三扇高大雅致的窗户，和会客厅的那些一样，从这儿也能看到花园。书房的这三扇窗户中，也有一扇开着。走过这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时听不见的鸽子的咕咕声，这会儿又从花园传来。

拿着自动武器的警卫静静地潜伏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榉树的底下。这些人在二十步之内能打中黑桃A上的“A”。不过他们当中如果谁让二楼的那个人发现的话，那就要倒霉了。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拼上性命保护那个人，但整个爱丽舍宫都知道，如果那个人知道采取了对他的保护措施，或是那些措施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他就会非常生气。这对迪克雷来说，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没人羡慕他的工作——保护那个人，而那个人却讨厌任何形式的人身保护措施，他认为那是对他的蔑视。

左手的墙边是书架，正面是玻璃的。书柜前面是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上面放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台钟。地上铺着一六一五年夏洛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厂转产地毯之前是生产肥皂的，所以后来他们生产的地毯也沿用了老名字。

房间里的陈设虽然简朴，但都庄严而高贵，很有品位。所有的东西几乎无不显示出法国的伟大。对罗杰·弗赖来说，这种伟大也包括现在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用一贯谦逊的态度礼貌问候他的这个人。

部长想起了英国驻巴黎的首席记者哈罗德·金——夏尔·戴高乐私人朋友中唯一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以总统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是来自二十世纪，而像是十八世纪的人。从那以后，罗杰·弗赖每次再见到总统时，都会去想象这个温文尔雅的高个子身着丝绸锦缎，使用温文尔雅的宫廷礼仪的样子。他也忘不了，有那么几回，这位高贵的老人真的被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激怒，用那种粗鲁的军营用语让他的随从或是内阁成员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部长很清楚，有一桩事是可能导致那种反应的，那就是内政部长就法国政体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对总统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则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这个问题，他们从没能达成一致，所以很多这类相关的事宜他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一想到公文包里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要求采取的措施，几乎要战栗起来。

“我亲爱的弗赖。”

这个身着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绕到他的大办公桌边，伸出双臂表示欢迎，通常他都是站在办公桌后面的。

“我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了握对方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今天的情绪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铺着第一帝国时期博韦织锦的靠背椅，他被领到其中的一个前面。尽完了主人的义务，夏尔·戴高乐回到原来的位置，靠墙坐下。他靠着椅背，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木制桌面上。

“我亲爱的弗赖，我听说你有急事要见我。说吧，是什么事？”

罗杰·弗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不喜欢说话冗长，兜圈子，除非是他自己公开发表演讲。私底下他喜欢说话简练，这让他的几个讲话比较啰嗦的下属十分惶恐。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办公桌对面那个人的身形显然逐渐僵硬起来。他渐渐向后靠去，就像在不断往后生长一样。他仰起头，眼睛向下盯着对方，仿佛这个自己一直信任的下属带了一件让他讨厌的东西到他的书房来。不过罗杰·弗赖知道，总统在五码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为了掩饰自己的近视，他在公共场合除了读讲稿从不戴眼镜。

内政部长结束了自己的独白——前后不过一分钟。他说出了罗兰和迪克雷的结论，用“我的公文包里有罗兰的报告”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从桌上伸过手来。弗赖从公文包里拿出报告，递了过去。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取出阅读时用的眼镜戴上，把文件在办公桌上摊开，开始看起来。鸽子不叫了，好像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时候。罗杰·弗赖盯着外面的树丛，然后又望着桌上吸墨纸旁的铜制台灯——那是由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漂亮的宝石红烛台改造而成的。在总统的五年任期里，它装上了灯泡，站在铺好的吸墨纸上，夜以继日地照射着传递到这里的无数文件。

戴高乐将军阅读的速度很快。罗兰的报告他三分钟就读完了。他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放在吸墨纸上，两手交叉置于其上，问道：

“哦，我亲爱的弗赖，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

罗杰·弗赖第二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要背诵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他的陈述只说了三十三秒钟，其间两次用到这样的句子——“据我判断，总统先生，为了避免这个威胁，我们有必要……”以及“为了法国的利益……”

总统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当说到“法国”这个词时，声音所表现出的那种神圣空前绝后。

“法国的利益，我亲爱的弗赖，就是法国的总统不能在粗鄙的雇佣杀手面前胆怯，尤其——”他稍微停了一下，屋子里充溢着他对这个不知名刺客的轻蔑，“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赖意识到，他已经输了。不过，总统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开始讲话，清晰而准确，仿佛不希望他的想法对他的听众来说有任何一丝不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有几句飘到了窗外，被塔塞尔听到了。

“法国不会接受……将崇高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赖从总统那里离开了。他向塔塞尔上校严肃地点点头，走出会客厅的大门，来到楼下的前厅。

首席礼宾官陪着部长走下石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看着部长乘车离开，他想：“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带着最棘手的问题离开的人，不知道老爷子跟他说了些什么。”不过，作为在这个宫殿服务了二十年的首席礼宾官，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一如这座庄严的宫殿。

“不，不能那么做。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思不容改变。”

罗杰·弗赖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前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听众。从爱丽舍宫回来后才几分钟，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秘书长召唤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是科西嘉人。过去两年里，内政部长让他做了很多有关法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相当的名望。

极左势力对他又恨又怕。无论是面对左翼或是右翼的示威游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派遣那四万五千名强悍的防暴部队采用切实有效的战术予以镇压。

共产党人叫他法西斯，这也许是因为他用来维护公共秩序的某些方法总让人想起铁幕之外的工人阶级的“天堂”。同样被共产党人称作法西斯的极右势力也不喜欢他，他们也说他压制民主、民权，但那更可能是因为他在防止公共秩序彻底崩溃方面做得太出色了——这种崩溃原本可以促使右翼发动政变的。

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因为由他签发出来的残酷法令影响了每一个人——街上的路障，大多数十字路口的身份证检查，主干道上的路卡，大肆刊登年轻人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翻在地的照片。新闻界称他为“反‘秘密军组织’先生”，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但即使这些恶评真的影响到了他，他也忍了下来。在他自己的宗教里，他的神明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宗教里，他自己就是元老院。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盯着面前的吸墨纸，上面淡黄色的文件夹里有罗兰的报告。

“这不行，绝对不行。他这个人简直让人没法办。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但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能抓住这家伙，这个豺狼。但你说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等着他来攻击？就坐在一边等着？”

部长叹了口气。他本来指望能从办公室秘书长这里得到一些帮助，但他的希望落空了。部长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

“亚历克斯·安德烈，听着。首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罗兰的报告是真的。这只是他对这个……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言乱语的分析。科瓦尔斯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在维也纳的调查正在进行。我已经联系了吉布，预计今晚能有回音。但我必须承认，现阶段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追捕，捉一个只知道代号的外国人并不是个好主意。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同意总统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的指示，不，他那是绝对正式的命令。我再重复一次，这样我们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差错了。不允许在全国进行公开搜捕，不得向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暗示有什么事出了纰漏。总统认为，如果这个秘密对媒体公开，那他们可就有的忙了。外国人会嘲笑我们，我们采取的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都会被国内外的人解读为法国总统在逃避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而这——

“这是他绝对不能，我再重复一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实上，”部长伸出食指，强调着他的观点，“他对我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处理这件事时，走漏一丝风声，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相信我，朋友，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坚决。”

“但那些公开活动，”这位科西嘉公仆告诫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调整吧。在这个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开的露面。他必须……”

“他什么也不会取消。没有改变，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变。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自从粉碎了二月的军事学院刺杀阴谋，逮捕了那些阴谋家以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第一次感到，他又回到起点了。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和银行及商铺抢劫作战。他满怀希望，以为最糟糕的日子都过去了。在行动分局从内部，大批警察和共和国卫队①从外部对“秘密军组织”进行的双重打击下，“秘密军组织”开始崩溃。他本来觉得，这股犯罪浪潮不过是“秘密军组织”的垂死挣扎，是最后一小撮悍匪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想获得足够的钱以便在逃亡国外时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罗兰报告的最后一页说得很清楚，除了罗马一家酒店里那三个抓不到的人，那几十个罗兰渗入“秘密军组织”最高层的双重间谍全被这个隐姓埋名的刺客绕过去了。那些曾和“秘密军组织”有瓜葛者的海量档案，在这个简单的事实面前也丝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杀手是外国人。

“如果不允许我们采取任何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没说不允许采取任何措施，”弗赖更正道，“我是说我们不能公开此事。整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这样一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了。必须秘密调查该刺客的身份，无论他在哪里，法国还是国外，必须追踪到他，然后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毫不犹豫地干掉他。先生们，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内政部长环顾了一下围坐在内政部会议室桌边的与会者，让自己的话尽可能地烙在每个人的心头。连他自己在内，会议室里一共有十四个人。

部长站在桌子的一头。紧挨着他右边坐着的，是他的办公室秘书长；左手边是警察总局局长——整个法国警察部队的头儿。

从桑吉内蒂的右手边沿长方形会议桌顺序向下，坐着安全局局长吉布将军，行动分局局长罗兰上校——也是每人面前那份报告的作者。罗兰再过去是迪克雷队长——总统卫队队长，以及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爱丽舍宫工作班底的一名空军上校。他是总统身边的亲信，一名狂热的戴高乐分子，不过他的个人野心和他对戴高乐的狂热同样出名。

法国警察总局局长莫里斯·帕蓬的左边是法国国家刑警及安全局长莫里斯·格里莫。分管安全的五个部门的头头坐成一排。

尽管国家情报局颇受小说家喜爱，但其实它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在它的管辖下，只有五个处从事实际的对付犯罪的活动。它本身的任务只是行政性质的，同经常被歪曲描写的国际警察组织一样，国家情报局本身的人员中也没有一个侦探。

统领法国全国警探的人坐在莫里斯·格里莫的旁边。他就是马克思·费尔内，法国司法警察总监。司法警察署在珠宝街有个规模庞大的总部，远大于位于索赛十一号，内政部拐角处的国家情报局的总部。司法警察署下辖十七个区域分部，每个对应一个法国城市警区。再向下就是自治市镇警察部队，一共四百五十三个，由七十四个中心警署，二百五十三个选区警察局和一百二十六个地方警所组成。整个网络由法国两千座城市和乡村构成。这就是刑事警察部队。在农村以及沿高速路地区，维护当地法纪和秩序的任务通常由宪兵、交通警察和机动宪兵来完成。在很多地区，为了提高效率，宪兵和警务人员共享驻地和设施。一九六三年，在马克思·费尔内指挥下的司法警察署总人数超过两万。

从费尔内左手再过去是另外四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公共安全处、资料处、边境检查处以及共和国卫队。

这其中的第一个，公共安全处，主管建筑保护、通讯、高速路以及任何有关国家财产损毁事宜。第二个资料处，或称中央档案处，是其他四个单位的存储中心，在它万神殿一样的总部里，存储着自警察部队组建以来，被其所注意的四百五十万份个人档案。档案都编有索引，根据姓名或是所犯罪案的类别分别存放，放置档案的架子若是连在一起有五英里半长。案件中出现的证人名字，以及那些被无罪开释的人，也被编录成册。尽管那时候的档案系统还未计算机化，然而令档案工作者们自豪的是，他们能在几分钟之内找出十年前一个小乡村里的纵火案细节，或是一起不为人知，连报纸都没上过的审判中的证人名字。

和档案一起保存的还有所有在法国留有指纹的人的指纹档案。包括很多套从未经辨识的指纹。还有一千零五十万张卡片，包括在每个入境口入境的旅客的入境卡，以及在巴黎之外的法国任何酒店里住过的人的酒店登记卡。由于存储空间的原因，这些卡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一下，被新的卡片取代。

在法国境内唯一日常填写但却不送交资料处的卡片是那些在巴黎的酒店填写的卡片。这些卡片被送往巴黎警察局。

边境检查处的首脑坐在弗赖之后，和他隔了三个座位。边境检查处一直都是法国的反间谍部队，负责对法国的机场、港口、边境持续警戒。凡是进入法国的人，其入境证在归档之前都要在入境处通过边境检查处官员的检查，以排查监视不受欢迎者。

排在最后的那个人是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这支四万五千人的部队过去两年里被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充分利用了一番，名声很坏，极不得人心。

由于位置不够，共和国卫队的首脑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最末端，跨过长长的木制会议桌，面对着另一头的部长。在共和国卫队的首脑和圣克莱尔上校中间，末端靠右手的把角处还有最后一个位子。一个大个子坐在那里，神情麻木，烟斗里喷出的浓烟明显让他左边爱挑剔的上校感到厌烦。是部长特意让马克思·费尔内带他来参加会议的。他就是莫里斯·布维埃警长，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先生们，”部长接着说，“这会儿你们每个人都看过了放在你们面前的这份罗兰上校写的报告。而且刚刚也听我转达了总统出于法国尊严的考虑而给予的限制，他认为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限制。我再强调一下，调查及任何后续行动都必须绝对保密。你们都要发誓对此保持绝对的沉默，而且除了被批准参与此项秘密的人以外，不能和这个房间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此事。

“我把你们都召集到这里来，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将要做什么，出席今天会议的所有部门的资源都必定会被征召，这其中只有时间早晚的差别。而你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优先满足此项事件的需要。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必须立刻亲自处理。不允许委托给下属，除非涉及的任务不会暴露其背后的原因。”

他又停了一下，看向会议桌两侧——有几位很严肃地点了点头，其他人要么正盯着讲话的人，要么看着他们面前的文件。桌子的远端，布维埃警长凝视着天花板，嘴角吐出阵阵烟雾，就像古印第安人在发信号。他每吐一口烟，他旁边的空军上校便急忙闪开。

“现在，”部长继续说，“我想我可以问问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了。罗兰上校，你在维也纳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行动分局局长把目光从自己的报告上挪开，又看了看旁边主管安全局的将军。后者既没对他给予鼓励，也没对他皱眉。

吉布将军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根据罗兰的要求，要动用驻在维也纳的人。他亲自去说服西欧处处长，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现在他直望着罗兰上校。

“是的，”上校回答，“今天早上和下午由维也纳的行动人员在克莱斯特做了调查。那是一个在布鲁克纳街的私人小酒店。他们带去了马克·罗丹、勒内·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的照片。还没来得及给他们传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照片，维也纳没有他的档案。

“酒店前台的服务员说，他至少认得其中的两个人，但他分不清楚。我们的人给了他一点钱，让他查了一下酒店六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登记簿。因为从六月十八日起，那三个‘秘密军组织’的头头就一起搬到罗马住了。

“最后他说他记起了罗丹的脸，他在六月十五日用舒尔茨的名字订了个房间。服务员说他下午在那儿开了个商务会议，晚上在那个房间过的夜，次日离开的。

“他记得那个舒尔茨有个伙伴，一个身形魁梧的人，举止粗鲁，这也是他为什么记得舒尔茨的原因。早上的时候，有两个男人找过舒尔茨，他们开了个会。这两个拜访者应该是卡松和蒙克雷。他不是很确定，但是他想，他至少之前见过其中的一个。

“服务员说他们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只有上午晚些时候有那么一回，舒尔茨和巨人（这就是他对科瓦尔斯基的代称）离开了半个小时。他们都没吃午饭，也没有下楼吃过东西。”

“有没有第五个人来过？”桑吉内蒂不耐烦地问。罗兰继续做着他的汇报，声音和之前一样平静。

“晚上的时候，又一个男人加入了他们，前后大约半个小时。服务员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这位访客非常迅速地走进酒店，径直上楼。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这位访客。服务员想，他肯定是个把钥匙带在身上的客人。那人上楼时，他看见了他的衣服后摆。几秒钟后那个人又回到大厅，服务员可以肯定这个和之前那个是同一个人，因为衣服一样。

“这个人要用电话，让他帮忙接通舒尔茨的房间，六一四号房。他说了两句法语，然后挂上电话又上楼去了。他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一个小时后，另外两个拜访舒尔茨的人也离开了。舒尔茨和那个巨人整晚都待在酒店，次日吃罢早餐才离开。

“服务员对晚上来的那位访客唯一的描述是：高个子，年龄不详，五官特征很普通，但是戴了一副宽边包围式墨镜，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亚麻色头发，头发留得相当长，从前额向后梳。”

“有没可能让他来帮忙做一份那个亚麻色头发的人的面部拼图？”警察总局局长帕蓬问。

罗兰摇了摇头。

“我的……嗯，我们的特工当时化装成维也纳便衣警察。幸好他们之中有一个能够冒充维也纳人。不过这种伪装不可能无限期扮下去。问话只能在前台进行。”

“我们必须搞到比这更详细的特征描述，”资料处的头头反对道，“提到过什么名字吗？”

“没有，”罗兰说，“刚才我所说的是对那个服务员三个小时的询问结果。每一点都是再三问过的。他再也想不出什么了。没有拼图，这是他所能给的最详尽的描述了。”

“你能把他像阿尔古那样抓来吗？那样他就能在巴黎给那个杀手做拼图了。”圣克莱尔上校问。

部长插话道：“不能再像那样抓人了。我们和德国外交部在阿尔古绑架案问题上仍然剑拔弩张。那种事只能做一回，不能再有。”

“鉴于事态严重，能不能用比阿尔古事件更不引人注意的方法让那个服务员消失呢？”边境检查处的主管建议着。

“无论如何，我很怀疑，”马克思·费尔内平静地说，“一张戴着宽边包围式墨镜的人的脸部拼图对我们是否很有帮助？即使我们抓到他，我们也无法确定这幅以两个月前一个不显著的，只延续了二十秒的事件为基础做出的拼图像罪犯本人。这样的照片能有五十万人和它相似，很多人会被误抓的。”

“所以，科瓦尔斯基虽然说得并不多，但他知道的已经全招了。现在，他死了。除了他，世上仅有四个人知道这个豺狼的身份，”迪克雷队长说，“一个是他自己，另外三个在罗马的一家酒店里。怎么才能把他们其中一个弄到这儿来呢？”

部长又摇了摇头。

“就这个问题，我有正式的指示，绑架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孔多蒂街上，意大利政府会暴跳如雷的。而且，这件事是否可行还是值得怀疑的。将军你说呢？”

吉布将军抬眼看了看与会者，说道：

“根据昼夜监视他们的特工的汇报，罗丹和他的两个追随者在他们周围建立起的保护网十分严密，已经排除了绑架的实际可行性。有八个一流的前外籍军团枪手环伺在他们周围，或是七个，如果没人替代科瓦尔斯基的话。所有的电梯、楼梯、太平门和屋顶都有人把守。如果想活捉其中一人，势必要引发大规模枪战，很可能还要用到催泪弹和冲锋枪。即便如此，从那里到法国北部边境有五百公里，况且还有意大利人从中作梗，这个设想完全不切实际。这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最棒的专家，他们也认为这种突击性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行的。”

沉默再次降临这个房间。

“好吧，先生们，”部长说道，“还有别的建议吗？”

“必须找到豺狼。这一点毋庸置疑。”圣克莱尔上校回答。其他几位与会者彼此看着，纷纷扬起眉毛。

“那是当然的，”部长在桌子的一头咕哝着，“我们的目的是想找出一种既切实可行而又不超出我们所受的那些限制的办法，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在场的哪个部门承担这项任务最为合适。”

“保卫共和国总统，”圣克莱尔派头十足地说，“如果其他机构都无法承担的话，必然要靠我们最后的凭仗——总统的共和国卫队和总统的工作班底。我们，我可以向您保证，部长，会履行我们的职责。”

几位优秀的专家闭上了眼，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迪克雷狠狠扫了上校一眼，如果目光能杀人，圣克莱尔这会儿已经被从椅子上打下来了。

“他难道不知道是上面不肯配合吗？”吉布压低了嗓门向罗兰低吼。

罗杰·弗赖抬起眼睛，迎上爱丽舍宫谄媚者的目光，向对方展现了自己为什么是内政部长的原因。

“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当然完全正确，”他“愉快”地说，“我们都会履行职责。我确信，上校肯定想到了，如果由某一个部门来承担摧毁这个阴谋的职责而又失败的话，或者甚至不慎采用了可能导致事情泄露的举措，与总统的意愿相左，那么非难将不可避免地落在失败者头上。”

威胁笼罩着长长的会议桌，比从布维埃的烟斗里冒出来的蓝色烟雾更容易感受得到。圣克莱尔瘦削苍白的脸明显紧张起来，眼睛里也流露出忧虑的神色。

“在座诸位都清楚，总统卫队的活动范围很有限，”迪克雷队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最直接接近总统本人的周围区域了。而调查显然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人恐怕很难胜任。”

没人反驳他，每个部门的头头们都清楚，总统卫队队长说的是真的。但是没有哪个人希望部长的眼睛落在自己头上。罗杰·弗赖的目光围着会议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远远坐在另一头，浑身笼罩着烟雾的布维埃警长身上。

“你怎么看，布维埃？你到现在还没说过话呢。”

圣克莱尔转过脸看着探长。探长悠然将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喷出一口浓烟，冲着上校的脸直飘过去。他平静地讲起来，仿佛正在说一些他刚发现的很简单的事。

“依我看，部长，既然甚至连‘秘密军组织’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么安全局是无法通过他们在‘秘密军组织’的特工发现这个人的。行动分局不知道该干掉谁，所以他们也没法消灭他。边境检查处不知道该把谁截下来，所以他们自然无法在边境把他揪出来。资料处不知道该找什么资料，他们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文件信息。警察不知道该逮捕谁，所以他们抓不到他。共和国卫队不知道该追踪谁，他们也就追踪不到他。整个法国的安全机构都需要知道一个名字，否则就无能为力。所以在我看来，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这个名字，其他建议都毫无意义。有了名字就有了相貌，有了相貌就能找到护照，有了护照就能抓他。但要想找出这个人的名字，而且是秘密进行，这纯粹是一件侦探的工作。”

他又不吭声了，把烟斗柄塞进上下两排牙齿的中间。围着桌子的每个人都在琢磨他的话。没人能挑出什么毛病。坐在部长身旁的桑吉内蒂缓缓地点点头。

“队长，谁是法国最好的探长？”部长平静地问。布维埃把烟斗再次拿出来之前考虑了几秒钟。

“先生，法国最好的探长就是我的副手，克劳德·勒贝尔队长。”

“把他找来。”内政部长果断地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