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绝杀
19
克劳德·勒贝尔这个晚上过得很糟糕。夜里一点三十分，他刚要睡着，卡伦把他摇醒。
“头儿，很抱歉打扰您，但我忽然有个想法。这个家伙，那个豺狼，他拿的是丹麦护照，对吧？”
“继续说。”
“好的，他一定是从哪里搞来的。要么是伪造的，要么就是偷的。但他因为持有这本护照而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据此推断，这本护照应该是偷来的。”
“有道理。说下去。”
“那好，除了他七月那次到巴黎的侦察之旅，他一直住在伦敦。所以他很可能是从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偷来的护照。那么那个丢失护照的丹麦人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去他的领事馆。”
勒贝尔挣扎着从行军床上爬起来。
“我亲爱的卢西恩，有时候我觉得你真是前程远大。先给我接托马斯警司的家，然后是驻巴黎丹麦总领事。按这个先后顺序来。”
他又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说服那两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回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勒贝尔再回到自己的行军床上时已经差不多是凌晨三点了。四点的时候，巴黎警察局一个电话把他吵醒：夜里十二点和两点时，从巴黎各酒店收拢来的丹麦籍人士的酒店登记卡共有九百八十张，已经开始按“很可能”“可能”和“其他”三类进行分拣。
边境检查处的工程师打来电话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勒贝尔一直都没有睡，他正在喝咖啡。午夜的时候勒贝尔才向他们下达指令，现在他们就有了收获。勒贝尔乘车穿过清早的街道向边境检查处的总部驶去，卡伦在他旁边。在一间地下通讯分析室，他们听了一段录音。
录音的开头是“咔嗒”一声，很响，然后是一阵“呼呼”的呼吸声，好像有人拨了七个号码。然后是电话拨号的长音。接着又是一声“咔嗒”，有人接电话了。
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喂？”
有个女人的声音说道：“我是雅克利娜。”
这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是瓦尔米。”
女人说得很快：“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丹麦牧师。他们晚上在查所有巴黎酒店里的丹麦籍人士入住的登记卡，晚上十二点、两点、四点各收一次卡片。然后一个一个地排查。”
停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谢谢。”他挂断电话，女人也收了线。
勒贝尔盯着仍然在缓缓转动的带子。
“你知道她拨的号码吗？”勒贝尔问这个工程师。
“知道。我们能从拨号盘归零的延时长度测算出号码。号码是莫里托五九〇一。”
“有地址吗？”
这个人递给他一张字条，勒贝尔扫了一眼。
“来吧，卢西恩。我们去探望一下瓦尔米先生。”
“那个姑娘怎么办？”
“哦，她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七点，中学教师正在煤气炉上煮早餐，有人敲门。他皱了一下眉，关了火，穿过起居室，打开门。面前出现四个男人。虽然他们没有表露身份，但他知道他们是谁。两个穿制服的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向他扑过来，但那个相貌温和的矮个男子向他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待在原地。
“我们监听了电话，”小个子男人平静地说，“你是瓦尔米。”
中学教师面无表情。他向后退去，让他们进了屋。
“我可以穿上衣服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他连睡衣都没有脱，只用了几分钟便套好裤子和衬衣。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他左右。穿便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在房间里四下转了转，翻了翻堆着的书和纸。
“要花很久才能把这些东西清出来，卢西恩。”他说道。
门口的那个人瓮声瓮气地说：“感谢上帝，幸好不是我们的部门。”
“你好了吗？”小个子问中学教师。
“好了。”
“带他下楼上车。”
其他四个人离开了，警长没走。他翻看着那些纸。显然中学教师之前整晚都在忙着弄这个。但这些都是被批阅过的普通的学校试卷。显然这个人在家里办公。他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守着电话，以备豺狼打来。七点十分，电话响了。勒贝尔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稳，没有起伏。
“我是豺狼。”
勒贝尔感到怒火中烧。
“我是瓦尔米，”他说道。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勒贝尔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新消息吗？”那头的声音问道。
“没有。他们在克雷兹跟丢了。”
他的额头全是汗。让这个人在他现在待的地方多待几小时很关键。“咔嗒”一声，电话再没了声息。勒贝尔挂上电话，下楼冲向等在路边的汽车。
“回办公室。”他冲司机喊道。
在毗邻塞纳河岸的这家小酒店前厅的电话间里，豺狼向玻璃外面看着，有些疑惑。没有消息？肯定不会没有的。这个勒贝尔警长不是白痴。他们一定已经追踪到了那个伊格尔顿的出租车司机，从那里再找到沙隆尼尔庄园。他们一定发现了庄园里的尸体，还有失踪的雷诺车。他们肯定在图勒找到了雷诺车，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肯定已经……
他迈步走出电话间，穿过前厅。
“请稍等，”他对服务员说，“我五分钟后就下来结账。”
七点三十分，勒贝尔刚进办公室，托马斯警司的电话就到了。
“很抱歉这么久，”英国警探说道，“把丹麦领事馆人员弄醒，再让他们回办公室花了不少工夫。你想的没错。七月十四日，一名丹麦牧师报告丢失了护照。他怀疑是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客房里丢失的，不过他没有证据。为了让酒店的经理放心，他没有抱怨。这个牧师的名字叫佩尔·詹森，哥本哈根人。体貌特征为：六英尺高，蓝眼睛，灰头发。”
“就是这个，谢谢你，警司。”勒贝尔放下电话。“给我接巴黎警察局。”他对卡伦说道。
八点三十分，四辆黑色的玛利亚来到大奥古斯汀码头的一家酒店外。警察把三十七号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就像被龙卷风扫过了一样。
“我很抱歉，警长先生，”店主人对指挥这次突袭的头发凌乱的探长说，“一小时前，佩尔·詹森已经退房了。”
豺狼叫了一辆从街上路过的出租车，回到他前天晚上刚刚抵达的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对他的搜捕肯定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他把装着枪、军大衣和那个虚构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衣物的箱子存在了行李寄存处，只留下了装着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衣服和证件的那只箱子和装着化装物品的手提箱。
他拎着行李，身上还穿着那身黑色套装，但把领圈用高圆领线衫遮住了。火车站旁边的拐角处有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他要了一间房。这个服务员懒得按要求核对旅客的护照，让他自己填写了登记卡。所以连这张登记卡填的不是护照上佩尔·詹森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一进屋，豺狼就在脸和头发上忙开了。他用溶剂洗掉了头发上染的灰色，露出了本来的亚麻色。然后又染成了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蓝色隐形眼镜没有摘，金丝边眼镜则换成了那副高级的宽边美国眼镜。黑色便鞋、袜子、衬衫、围领和牧师服都被卷起来塞进了箱子，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哥本哈根詹森牧师的护照。然后，他穿上了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美国大学生的跑鞋、袜子、牛仔裤、T恤和风衣。
晌午的时候，他已经弄好准备走了，美国护照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另外一个兜里放了一沓法国法郎。装着詹森牧师所有“遗物”的箱子被放进了衣柜，钥匙被冲进了马桶。他顺着防火梯爬下去，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家旅馆。几分钟后，他把手提箱存在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把第二次存箱子的存单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和第一次存箱子的存单放到了一起，然后离开。他搭了辆出租车来到左岸，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于歇特大街的拐角下了车，然后消失在聚居于巴黎拉丁区的学生和年轻人的海洋里。
豺狼坐在一家烟雾腾腾的小饭店里，吃着一份廉价的午餐，他开始想今天晚上该去哪儿。他毫不怀疑勒贝尔这会儿已经拆穿了佩尔·詹森牧师的把戏，而现在这个马蒂·舒尔勃格的身份他也顶多只能用二十四个小时。
“那个该死的勒贝尔。”他一边恨恨地想着，一边冲着女服务员微笑着说，“谢了，宝贝。”
上午十点，勒贝尔回到办公室给伦敦的托马斯打电话。他的请求让托马斯低声哼了几声，不过他还是十分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会尽力。挂上了电话，托马斯立刻喊来了上周参与调查的那个高级督察。
“好吧，请坐。”他说，“法国佬又回来了。看来他们又把那个家伙弄丢了。现在他在巴黎市中心，他们怀疑他可能准备了另外的假身份。我们两个现在就去给伦敦的各个领事打电话，要他们将从七月一日起至今，外国游客丢失或被窃的护照开具一张清单。不用管黑人和亚洲人，只要白种人。我要知道每位当事人的身高。凡是在五英尺八英寸以上的都是怀疑对象。开始干吧。”
巴黎内政部的每日例会被提前到了下午两点。
勒贝尔依然用他一贯的和缓语气做了报告，而与会者的反应却极其冷淡。
“该死的家伙，”部长中间插嘴道，“他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不，部长先生，不是运气。至少不全是。他不断得到我们每一阶段的进展情报。这就是为什么他匆忙离开加普，为什么在沙隆尼尔庄园杀死了那个女人，然后在罗网收拢前离开的原因。我每天晚上都向与会的各位报告我的进展。我们有三次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今天早上，由于逮捕了瓦尔米而我又不能在电话里装扮成瓦尔米，所以导致他从藏身处逃走并又换成了其他身份。但前面两次，他是在我向会议做完汇报之后的凌晨得到消息的。”
桌子周围一片静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好像记得，队长，之前你就这样暗示过，”部长冷冷地说，“我希望你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作为回答，勒贝尔拿出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放到了桌上，按下了“播放”键。在会议室的死寂中，磁带放出的电话录音听来像金属摩擦一样刺耳。放完之后，整个屋里的人都盯着桌上的这台机器。圣克莱尔上校面色灰白，双手轻轻哆嗦着把他的文件收到一起，放进他的文件夹。
“那是谁的声音？”部长最后问道。
勒贝尔仍然没出声。圣克莱尔慢慢站起身来，屋子里的目光都转向他。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部长先生……这个声音是……我的一个朋友。她现在和我住在一起……请原谅。”
他离开会议室返回爱丽舍宫去写辞呈。屋子里的人都目不斜视，默不作声。
“很好，队长，”部长的声音很平静，“你可以继续了。”
勒贝尔接着汇报，说到了他请求伦敦的托马斯追查过去五十天里报失的护照。
“我希望，”他最后说，“今天晚上就能拿到一份简短的名单，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豺狼的体貌特征的人很可能至多只有两个。一旦获悉结果，我需要这些到伦敦旅游的人的所在国提供那些人的照片，我们可以肯定，豺狼现在看起来一定更像他的新身份，而不是凯斯洛普或者杜根或者詹森。幸运的话，我明天中午就能拿到这些照片。”
“从我这方面，”部长说，“我可以向各位报告关于我和戴高乐总统的谈话。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为躲避刺客而改变未来任何一项日程安排。坦率地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我还是让总统做出了一个让步。这就是，至少现在关于禁止公开的禁令解除了。豺狼现在是一名普通的杀人犯。他在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房间里谋杀了她，入室盗窃她的珠宝。据信他已经逃至巴黎，躲了起来。对吧，先生们？
“这是今天下午的报纸，至少是晚报要报道的内容。队长，只要你一确定豺狼的新身份，或者是两三个可能的，他目前正在假扮的身份，你被授权将这些人名公布给媒体。这样，那些早报就能用新标题报道事件的最新情况了。
“那些在伦敦不走运，丢失了护照的游客照片明天早上一到，你就可以把它向晚报、电台、电视台公布，作为追捕谋杀犯事件的信息更新。
“除此以外，我们一旦拿到名字，巴黎所有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都要上街，拦住每个人，查看他们的护照。”
巴黎警察局局长、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还有司法警察署的头儿都忙着在记录。部长接着说道：“中央档案局要协助边境检查处去检查所有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明白吗？”
边境检查处和中央档案局的头头都使劲点着头。
“司法警察署的所有探员，手上不论有什么事，都停下来，全力缉凶。”
司法警察署的马克思·费尔内点点头。
“至于爱丽舍宫方面，显然我需要一份从现在起，总统近期全部活动的完整清单。为了保护他，甚至不必就额外采取的预防措施向他汇报。这一次，为了保护他，即使他雷霆震怒也在所不惜。另外，当然，我要求总统警卫队空前加强对总统的保护。迪克雷队长，可以吗？”
作为戴高乐私人保镖的让·迪克雷点了点头。
“至于刑警大队，”部长盯着布维埃队长，“显然有很多黑社会眼线。我希望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盯着这个人，向那些人提供豺狼的名字和体貌特征。好吗？”
莫里斯·布维埃生硬地点点头，心里很是焦虑。通缉凶手的事他见过，但这一次规模空前。不要说体貌特征，只要勒贝尔一给名字和护照号，从安全部门到黑社会就得有将近十万人在街道、酒店、酒吧和饭店寻找这个人。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其他情报渠道？”部长问道。
罗兰上校很快地看了眼吉布将军，然后是布维埃队长。他咳嗽了一下。
“哪里都少不了科西嘉工会。”
吉布将军盯着自己的指甲。布维埃对罗兰怒目而视。其他人大多表情尴尬。科西嘉工会是科西嘉人的兄弟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法国最大的犯罪集团组织。他们已经控制了马赛和大多数的南部沿海地区。有些专家认为他们比黑手党更危险，历史也更悠久。他们不像黑手党那样张扬，闹得家喻户晓，所以也没有像黑手党那样不得不在本世纪初叶移居到美国。
戴高乐派和科西嘉工会曾经两度合作，两次都大有帮助，但也让他们很难堪。因为工会总要求回报，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对他们的犯罪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九四四年八月，工会曾帮助盟军攻占法国南部，并从那以后拥有了马赛和土伦。后来，他们又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辅助打击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势力和“秘密军组织”，并据此把他们的触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为警察，莫里斯·布维埃痛恨这些人渣，但他知道罗兰的行动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觉得他们能帮上忙吗？”部长问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厉害，”罗兰上校回答道，“那么我认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话，那就是工会的人。”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怀疑地问道。
“大概八万人。分布于警察、海关、共和国卫队、情报局，当然还有黑社会组织。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你自己看吧。”部长说道。
没有人再提议了。
“好，那就这样了。勒贝尔队长，现在我们想要从你那得到的就是一个名字、一个体貌特征和一张照片。得到这些之后，这个豺狼只有六小时的自由了。”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勒贝尔凝视着窗外，说道。他的听众都惊呆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马克思·费尔内问道。
勒贝尔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须道歉。我之前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实在是很愚蠢。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确信豺狼有一个计划，他自己选了个日子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加普，为什么没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师呢？为什么没有立刻开到瓦朗斯跳上来巴黎的特快列车呢？为什么他到法国之后整整一周都在那儿打发时间？”
“嗯，为什么呢？”有人问道。
“因为他挑好了日子，”勒贝尔说，“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发动攻击。迪克雷队长，今天总统有离开爱丽舍宫外出的活动安排吗，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摇摇头。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贝尔问道。
桌子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就像风拂过玉米地一样。
“当然，”部长轻声说，“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诸位，大多数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确。”勒贝尔说道，“我们的豺狼有点像心理学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么一天，戴高乐将军哪里都不去，就在巴黎。那么，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这个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长兴奋地说，“我们就已经抓到他了。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是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我们抓到他了。勒贝尔队长，给我们那个人的名字。”
克劳德·勒贝尔站起来走向大门。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准备离开去吃午餐。
“噢，还有一件事，”部长叫住勒贝尔，“你怎么知道要窃听圣克莱尔上校私人公寓的电话？”
勒贝尔在门口转过身，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昨天晚上我窃听了你们所有人的电话。日安，先生。”
下午五点，豺狼坐在音乐厅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着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脸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挡太阳。他看到两个男人从街上走过，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钱，起身离开。他顺着街道走了一百码，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家女性化妆品店。他走了进去，买了些东西。
六点，各家晚报都换了它们的头条新闻。最新的版本上，报纸顶部印着整行令人惊叹的标题：杀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标题下面有一张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参加巴黎一个社交晚宴时拍的。一家图片社从档案里找到这张照片，所有报纸都用了同一张照片。六点三十分，罗兰上校胳膊下面夹了一张《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街的一家小咖啡馆。皮肤黝黑，下颌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细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厅后面的另一个人点点头。
第二个人走过来和罗兰打招呼。
“罗兰上校？”
行动分局的头头点点头。
“请随我来。”
他在前面带路，穿过咖啡馆的后门，上二楼来到一间小起居室——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他敲了敲门，里面有个声音说道：“进来。”
门在罗兰上校的身后关上了，一个男人从扶手椅里站起来，罗兰握住他伸出的手。
“罗兰上校？很高兴见到你。我是科西嘉工会的卡普。据说你要找一个人……”
八点，托马斯警司来电话了，声音听上去很疲惫。他今天过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领事很愿意配合，其他的却很不愿意帮忙，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说，在过去的五十天里，除了女人、黑人、亚洲人和矮个子，有八个外国男性游客在伦敦丢失了护照。他给这些人列了一个单子，有姓名、护照号和体貌特征，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来排除那些不可能的人吧，”他向勒贝尔建议，“豺狼化名杜根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个人丢失了护照。我们也向航空公司订票处核实了从七月一日以来的情况。看来七月十八日，他乘坐晚上的航班飞往哥本哈根。根据BEA公司的记录，他在布鲁塞尔的BEA柜台用现金买了票，然后八月六日晚上飞回英格兰。”
“是的，我们也查过，”勒贝尔说道，“我们发现，他不在伦敦的那个星期来了巴黎，时间是从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好的，”托马斯说道，声音从伦敦的电话线里传来，有些噪音，“他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份护照丢失。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排除了，对吧？”
“没错。”勒贝尔说道。
“剩下的五个人里，一个太高了，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用你们的算法，已经超过两米了。而且，他是个意大利人，这就是说他的护照扉页上是用米和厘米来标注身高的。差异太大，法国海关官员会立刻发现的。除非豺狼踩着高跷。”
“我同意，这个人肯定是个巨人，他可以排除了。另外四个人是什么情况？”勒贝尔问道。
“好的。一个太胖了，有二百四十磅，或者说有一百多公斤。这个要是豺狼的话，那他都胖得走不动路了。”
“他也可以排除了，”勒贝尔说道，“还有谁？”
“另外一个太老了。他身高合适，但是已经七十多岁了。除非那种真正的戏剧化妆高手在他脸上操持，否则他不可能扮得那么老。”
“这个也不算，”勒贝尔说道，“最后两个怎么样？”
“一个是挪威人，另一个是美国人，”托马斯说道，“两个人都符合标准。高个子，宽肩膀，二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挪威人有两件事使他不太可能是你要找的人。第一，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我不认为这个豺狼在杜根暴露后会变回他自己的头发颜色，对吧？那样他就会更像杜根了。另外一件是，这个挪威人向领事报告时说，他和女友划船时不慎落水，护照就是这时才从口袋里滑落的。他发誓说他落水之前，护照还在他胸前的口袋里，等他爬上岸十五分钟后就发现护照不见了。另一个美国人则对伦敦机场的警察发誓说，他在机场大楼的候机大厅向别处张望的时候，装有他护照的手提箱就不见了。你怎么看？”
“请发给我，”勒贝尔说道，“有关这个美国人马蒂·舒尔勃格的所有详细情况。我要向华盛顿护照办公室要他的照片。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的所有努力。”
当晚，内政部又开了第二次会，是目前为止最短的一个。会议前一个小时，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个部门都收到了马蒂·舒尔勃格详细材料的油印件，此人是被通缉的杀人犯。第二天早上有望能得到他的照片，恰好来得及刊登在上午十点钟街上出售的报纸上。
部长站了起来。
“先生们，我们头一次开会的时候，都同意布维埃队长的建议——甄别杀手豺狼的身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纯粹的侦探工作。可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再同意这个论断。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很幸运，有勒贝尔队长为此事操劳。尽管刺客换了三次身份，从凯斯洛普到杜根，从杜根到詹森，又从詹森到舒尔勃格，尽管这间屋子里不断有情报泄露出去，他仍然成功地甄别出了刺客的身份，并且在这个城市里追踪到了这个人。我们欠他一份感谢。”
部长朝勒贝尔低头致意，后者看起来有些窘迫。
“不过，从现在开始，这项任务就要转移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有了刺客的名字、体貌特征、护照号码和国籍。几个小时之内，我们还会有他的照片。我很有信心，在你们各自部队的努力下，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抓获他。巴黎的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每一个警探，都已经收到了这个人的简要情况。明天早上之前，或者，最迟到明天中午，这个人就再也无处藏身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祝贺你，勒贝尔队长，并且从你的肩膀上把这次调查的压力和重担卸下。在即将到来的几个小时里，你将不必再为此事操劳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干得漂亮。谢谢你。”
勒贝尔耐心地听他说完，之后飞快地眨了几下眼，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这群最有权势的人点点头。他们指挥着成千上万的士兵，控制着数百万的法郎，而此时，他们向他报以微笑。
勒贝尔转身离开会议室。
十天来，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第一次回家睡觉。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的时候，他听到了妻子厉声的责难。子夜的钟声响起，八月二十三日来了。
20
子夜前一个小时，豺狼走进一家酒吧。里面很黑，有好几秒钟他几乎无法看出屋子的轮廓。左手的墙边有一溜长长的吧台，后面闪烁着成排的镜子和酒瓶。门转回去合上时，服务员带着毫不掩饰的兴趣盯着他。
这家酒吧既长又窄，右侧墙边摆放着一排小桌子。屋子的远端，房间宽了起来，辟出一个单独的区域，里面散布着几张可以坐四到六人的大桌子。吧台边有一排独脚圆凳。大多数的椅子和凳子都被晚上来的常客占据着。
离门最近的一桌谈话停了下来，顾客们都在仔细打量他。轻轻的“嘘”声传遍整个房间，其他更远处的人发现同伴的目光，也转过头来打量着门边这个有着运动员体格的高个子。有些人低声交谈着，间或有一两声轻笑。豺狼看到远端有个吧台的独腿圆凳空着，就从右边的桌子和左边的吧台之间走了过去，转身坐下。他听到背后有人飞快地小声议论着。
“哇，看这里！这肌肉，亲爱的，我都想入非非了。”
酒吧服务员从吧台另一头走过来站在他面前，仔细打量着他，同时，咧开涂着口红的嘴唇，卖弄**地冲他笑着。
“您好，先生。”身后又是一通“咯咯”的笑声，大多有点不怀好意。
“请给我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酒吧服务员踏着华尔兹舞步般轻快的步子高兴地走开了。是个男人，男子汉，真正的男人。噢，这下今晚可该热闹了。他能看见远处走廊那边的小疯子们都在摩拳擦掌了。他们大多在等自己的老主顾，不过有些没有约会的都想碰碰运气。这个新来的大男孩，他想，绝对要引起一场**了。
豺狼旁边的客人转过身来对着他，盯着他的目光里毫不掩饰对他的兴趣。他的头发是那种金子般的金黄色，一缕缕小心地挂在前额上，像古希腊神殿上的年轻神像。不过这种形似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眼睛涂着睫毛膏，嘴唇像精致易碎的红珊瑚，脸颊上扑了厚厚的粉。不过这样的装扮还是掩盖不了衰老带来的皱纹，睫毛膏也遮不住那双充满欲望的眼睛。
“不请我喝一杯吗？”说话的声音像女人一样嗲声嗲气。
豺狼慢慢摇摇头。那个令人恶心的家伙耸耸肩，转回身冲着自己的同伴，继续轻声说着话，时不时假装吃惊地尖叫一声。豺狼脱掉风衣，伸手去拿酒吧服务员递来的酒，肩膀下面和背上的肌肉在T恤衫下高低起伏。
酒吧服务员很高兴。他不是同性恋？不对啊，他不可能不是，否则来这儿干什么。来这里的都是想找个伴儿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拒绝可怜的科琳，不请“她”喝一杯呢。难道他是……太妙了！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在找一个老鸟带他回家。今晚一定很有趣。
快到十二点了，嫖客们准备回家了。他们斜倚着沙发，在人堆里搜索着，不时把服务员招来，低声说上几句。服务员就回到吧台，向其中一个“姑娘”示意。
“皮埃尔先生想和你说句话，亲爱的。去试试，打扮漂亮点儿去试试，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像上次那样哭哭啼啼的了。”
刚过十二点，豺狼在酒吧里更加引人注目了。酒吧后方有两个男人足足看了他几分钟。他们分坐两桌，不时相互恶毒地看一眼。两个人都已年近四十，其中一个有点胖，一对小眼睛埋在厚厚的眼睑里，脖子后面的肥肉堆在领子外面。他相貌粗俗，活像一头猪。另一个则身材苗条，十分优雅，几缕头发精心地贴在头上。他的衣服很漂亮，剪裁考究。裤子很瘦，上衣袖口处微微露出一点蕾丝。喉头还系了一条丝质印花手帕。豺狼想，这个人大概是搞艺术的，时装设计师或是发型师一类。
那个胖子冲酒吧服务员招招手，低声耳语了几句，把一张大额钞票塞进了他的紧身裤里。服务员穿过酒吧，返了回来。
“那位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喝一杯香槟。”服务员狡黠地看着他，小声说道。
豺狼放下威士忌。
“你告诉那位先生，”他说得很清楚，吧台周围的男同性恋们都能听见，“他对我没有吸引力。”
不少人吓得倒吸了口冷气，有几个弹簧刀一样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从酒吧的独腿圆凳上溜了下来，靠近他，以免漏掉一个字。服务员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
“他只想请您喝一杯香槟，亲爱的。我们认识他的，他很有钱。您很走运。”
作为回答，豺狼从凳子上下来，拿着他那杯威士忌，信步走向另一个老鸟。
“我能坐在这儿吗？”他问道，“有人在纠缠我。”
那个附庸风雅的人差点兴奋得晕过去。几分钟后，那个胖子仍对他所受的侮辱愤愤不平。他离开了酒吧，而他的竞争者，则把他那又老又瘦的手懒洋洋地放在桌上这个年轻美国人的手上。他告诉这个新朋友，有些人的举止绝对是非常粗鄙恶劣的。
凌晨一点过后，豺狼和他的“护花使者”离开酒吧。这之前的几分钟，这个叫朱尔斯·伯纳德的同性恋问豺狼住在哪里。豺狼表现得很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地方去，身无分文，是个时运不济的学生。而伯纳德则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朋友，他碰巧有一套漂亮的公寓，装饰精美，而且非常安静。他一个人住，没人会来打扰他。因为过去与他同住一个街区的邻居对他非常粗鲁，所以他从来不和他们打交道。如果年轻的马丁愿意在巴黎逗留期间和他住在一起，他会非常高兴。这回豺狼表现出的则是极度的感激。他接受了伯纳德的邀请。离开酒吧之前，豺狼溜进洗手间，几分钟后他再出来时，眼睛上涂了厚厚的睫毛膏，脸上扑了粉，还抹了口红。伯纳德看起来有些不快，不过他们在酒吧里的时候他还是在极力掩饰着。
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时，他反对道：“我不喜欢你用那些东西。那让你看起来像那些肮脏的男妓一样。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你不需要那些东西。”
“对不起，朱尔斯，我以为这样会让你高兴。我们回去就把它洗掉。”
伯纳德的不快略微减轻了一些。他把豺狼领到自己的汽车前，答应在载他的新朋友回家之前，先去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去取他的行李。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警察走到路中央，挥旗让他们停下。警察向司机旁边的窗户低下头来时，豺狼弄亮了车里的灯。警察瞅了他一分钟，然后退了回去，一脸厌恶。
“走吧。”他再不想啰嗦了，命令道。汽车开走后，他喃喃地骂了句：“死同性恋。”
到达火车站之前他们又被拦停下来一次。警察要他们出示证件。豺狼浪声浪气地笑着。
“你就只要那个吗？”他狡黠地问道。
“滚。”警察说着，退了回去。
“别那样惹他们，”伯纳德小声反对道，“你那样做我们会被抓起来的。”
豺狼从行李寄存处取回两只箱子，收费的服务员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他把箱子搬进伯纳德的车后座。
在去伯纳德的公寓路上，车子又一次被拦了下来。这次是两个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一个中士，另一个是列兵。列兵在离伯纳德住处几百米处一条街的街口挥旗让他们停下，走到乘客门边，向里看着豺狼的脸，一下子跳了回去。
“噢，我的上帝。你们两个要去哪儿？”他吼道。
豺狼撅起嘴。
“你觉得是去哪儿，宝贝儿？”
这个共和国卫队的士兵恶心得脸都扭曲了。
“你真让我恶心，快滚。”
“你应该让他们出示证件。”中士对这个列兵说。此时，伯纳德的汽车尾灯已经消失在街的尽头了。
“噢，算了吧，中士，”列兵辩解道，“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跟男爵夫人上了床又把她杀死的家伙，不是一对满嘴放屁的娘娘腔。”
伯纳德和豺狼到公寓里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豺狼坚持要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过夜，伯纳德心里反对，但克制着没有说出来。不过他还是从卧室门缝里偷看了这个年轻的美国人脱衣服。显然，要把这个有着钢铁般肌肉的纽约学生弄到手，需要一场煞费苦心但又令人兴奋的追求。
伯纳德的厨房设施完备、精良，但装饰得很女人气。豺狼夜里查看了一下冰箱，觉得里面的食物足够一个人吃三天，不过两个人就不够了。早上的时候，伯纳德想出去买鲜牛奶，但豺狼没让他去，坚持说他更喜欢在咖啡里加听装牛奶。所以他们一早上都在聊天，没出门。中午的时候，豺狼坚持要看新闻。
头一条新闻，是关于缉拿四十八小时前谋杀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凶手。朱尔斯·伯纳德吓得尖叫起来。
“噢天啊，我可受不了暴力。”他说道。
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脸：一个英俊的年轻面孔，栗色的头发，宽边眼镜。解说员说，这就是那个杀手，一个美国学生，名叫马蒂·舒尔勃格。任何人看到此人，或者知道……
伯纳德坐在沙发上，转过身来抬头看着。他最后想的是，那个解说员错了，他说舒尔勃格的眼睛是蓝色的，但从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铁钳般的手指后面俯视着他的那双眼睛是灰色的。
几分钟后，豺狼把五官扭曲、头发凌乱、舌头外伸的朱尔斯·伯纳德关在了客厅的衣柜门里，然后从客厅书架上拿了本杂志，坐了下来，等待剩下的两天。
在这两天里，巴黎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搜查。从最漂亮、最昂贵的酒店到最低级的妓院，所有的酒店、旅馆都被彻查，旅客的名单也被核对过了，每个普通公寓、供流浪汉投宿的廉价客栈、青年旅社都遭到搜查。酒吧、餐馆、夜总会、大饭店、咖啡馆里，也经常有便衣警察的身影，他们向侍者、酒吧服务员和保镖出示通缉犯的照片。每个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的住宅和公寓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有超过七十名年轻人由于和这个杀人犯有一点相像而被拘捕讯问，之后被释放时，警方表示了例行的歉意。其实这只是由于他们都是外国人，而对外国人总是比对本国人要有礼貌些。
在成百上千条街道上，出租车、公共汽车被拦下来，检查所有乘客的证件。巴黎所有较大的马路都设置了路卡，在一到两英里的间距内，会遇见好几次夜间巡逻的军警。
在黑社会方面，科西嘉人也没闲着。他们悄悄地混入皮条客、暗娼、妓女、诈骗犯、扒手、流氓、入室窃贼和骗取人钱物的人中，警告这些人：任何人知情不报都会招致工会的震怒，将承受一切可能的惩罚。
有十万受雇于这个国家的人，在各个部门，从警长到士兵和宪兵，都在四处查找。估计有五万黑社会人士以及边缘行业里的人，也都在到处核查路人的相貌。那些做旅游行业营生的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被告知要睁大双眼。学生常去的咖啡馆、酒吧、聊天室、社团组织，都有年轻的探员渗透进去。专门从事安置外国交换学生在法国家庭居住的机构都被造访，并受到警告。
克劳德·勒贝尔警长穿着一件羊毛开衫和补丁裤子，整个星期六的下午都在他的花园里不慌不忙地折腾着。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接到电话，让他到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报到。六点钟，一辆汽车来接他。
当他看见部长时，吃了一惊。这个负责整个法国国内安全事务，充满活力的领导人看起来既疲惫又紧张。短短两天内他似乎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全是缺乏睡眠导致的皱纹。他的办公桌对面有一把扶手椅，他示意勒贝尔坐下，自己则坐在转椅里。平时他喜欢在窗前欣赏波伏广场的景致，有事的时候才转回办公桌旁。这一次，他没有看窗外。
“我们找不到他，”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消失了，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相信，‘秘密军组织’的人也一样不知道他在哪儿。黑社会的人也没见到或是听到过他。科西嘉工会认为他不可能在城里。”
他停了一下，叹了口气，注视着桌子对面这个小个子探长。勒贝尔眨了眨眼，没说话。
“对于你在过去两周里追踪的那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们从来都没真正有过概念。你怎么看？”
“他在这里，就在某个地方。”勒贝尔说道，“明天早上是怎么安排的？”
部长看起来似乎十分苦恼。
“总统什么都不改，也不允许他的行程安排有任何变动。今天早上我和他谈过。他很不高兴。所以明天仍和已经公布的计划一样。十点，他将重新点燃凯旋门下的长明火。十一点，在巴黎圣母院做弥撒。十二点三十分，在阵亡烈士纪念堂做哀思祈祷。然后回到爱丽舍宫吃午餐，再就是午睡。下午只有一项纪念仪式——向十名被公认在抵抗运动中功勋卓著的老兵授予解放勋章。
“下午四点，在蒙帕纳斯车站前面的广场。他自己选的地方。如你所知，建新站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重建地点离原来的位置有五百米。现在车站大楼伫立的地方按计划要改成写字楼区和商贸区。如果按照计划实施建设，那这个解放日就是最后一个在火车站正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庆祝的解放日了。”
“群众维持秩序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勒贝尔问道。
“噢，我们都在忙这个。每个纪念仪式时群众都比上一次离得更远。仪式开始前几小时，会放置钢制的路障，在路障里的地区从地下到房顶都要彻查，包括下水管道。要搜查每套住宅和公寓。每项仪式开始前以及仪式进行时，附近各屋顶都有持枪警卫监视对面的屋顶和窗户。除了官员和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任何人不得穿越路障。
“这次我们安排得更周到。即使是巴黎圣母院的屋檐内外都会布置警察，包括房顶和尖塔。所有参加弥撒的教士、祭司和合唱团的歌童都要经过检查，看是否有人藏匿武器。即使是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也需要佩带明天早上天亮时才颁发的特别徽章，以免他试图假扮安全人员。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总统届时要乘坐的雪铁龙汽车已被换上了防弹玻璃。顺便说一句，这件事不能泄露一个字；就连总统也不知情。不然的话，他会暴跳如雷的。和往常一样，还是马罗克斯给他开车，已经告诉过他要比平常开得快些，以免我们的朋友试图向车辆射击。迪克雷还征集了一批身材极其高大的军官和官员，想把他们安排在将军周围，但不让他知道。
“除了这些，任何人进入总统两百米范围内就要被搜身——无一例外。这必然会使外交使团大乱，媒体也会威胁抗议。所有外交和媒体人员的通行证都会在明天天亮之后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化装成其中一个混进来。显然，任何人携带包裹或是长形物品，一经发现将被立刻赶走。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勒贝尔想了一会儿，像个小学生试图向老师为自己辩解一样，在膝盖之间绞着手。事实上，他觉得在第五共和国里，警察的权力已经太大了。而他穷其一生，抓捕罪犯的时候，也只是把眼睛睁得比别人稍微大一点而已。
“我想，”他最后说，“他这种人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是个雇佣杀手，为钱才杀人。他想要逃脱，去花他的钱。七月的最后八天里，他到这里进行侦察旅行期间，一定已经提前设计出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所以，他一定成竹在胸。他之前就知道，一年当中的这一天，解放日，戴高乐将军的骄傲将使他无视其个人危险，不允许自己待在家里。他可能也已经知道了我们将要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尤其是在他的身份暴露之后，安全保卫措施将像您所说的那样严密，部长先生。但他还是没有回去。”
勒贝尔站了起来，不顾仪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他不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做到，然后逃脱。这样的话，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别人没有想到的主意。可能是一个遥控的炸弹，或者是一支步枪。不过炸弹容易被发现，而且它会把所有东西都炸毁。所以一定是一支枪。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驾车进入法国。枪在车里，可能焊在底盘上或者内部的条格上。”
“但是，他绝没有可能带着枪靠近戴高乐！”部长喊着，“没人能够接近他，除了少数人，而这些人都被搜过身了。他怎么能带着枪进入路障围着的区域内呢？”
勒贝尔停下来，看着部长，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过去的这几天，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周折，可他都侥幸没有失败。尽管他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国警察面前暴露了，并被一直追踪着，但是他还是到了巴黎，带着一支枪藏了起来，也许还有另一副面孔和身份证。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部长先生，不管他在哪儿，他明天肯定要露面。他一出来就一定会被发现他的本来面目。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老侦探的箴言：把眼睛睁大。
“关于安全预防措施，部长，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目前的安排都很完美，事实上也无懈可击。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每个仪式的时候到处转转，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这是唯一可做的事了。”
部长失望了。他本来希望能从这个探长这里找到一些灵光一闪的发现。十四天前，布维埃说他是法国最优秀的警探。而这个人现在建议说要睁大眼睛。部长站了起来。
“当然，”他冷冷地说，“就那么做吧，警长先生。”
当晚晚些时候，豺狼在朱尔斯·伯纳德的卧室里做准备工作。床上是法国老兵安德烈·马丁的一双破旧黑皮鞋，灰色羊毛袜，裤子和衬衫，佩有一根战争绶带的长军大衣，黑色贝雷帽。他把在布鲁塞尔做的假证件放在最上面的口袋里，这样，穿着这身打扮的人就有了他的新身份。
在这些东西旁边，还有他在伦敦买的轻质网状带子；五个看起来像铝质的管子，里面装着他那支枪的枪托、后膛、枪管、消音器和瞄准镜。在这些旁边放着一块黑橡胶块，上面嵌了五粒达姆弹。
他从橡胶块里拿出两粒子弹，用厨房工具箱里找来的钳子小心地橇掉子弹的弹头，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收好。那些已经没用的弹壳被他扔进了烟灰缸。他还剩下三粒子弹，足够了。
他已经有两天没刮胡子了，下巴上满是淡黄色的胡茬。这次他会用他在巴黎买的剃须刀片，而且会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着须后水的瓶子——实际上里面放的是灰色的染发剂，扮詹森牧师的时候他曾经用过——以及酒精溶剂。他已经把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头发洗掉了，并且坐在浴室的镜子前面，把自己的亚麻色头发剪得越来越短，直到头发剩下的发茬能像一把不齐整的刷子那样立起来。
他最后检查了一下，看明天的准备是否就绪，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煎蛋饼。在睡觉之前，他还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很多节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气酷热，是当夏气温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手下曾经在小克拉马尔附近谋刺戴高乐总统。尽管一九六二年那个晚上的计划没有实现，但他们的行动开启了一连串事件。实际上，只有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酷热的星期日下午的这次行动，才是最后一切的终结。
当整个巴黎在庆祝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赢得解放十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差不多有七万五千名士兵穿着蓝色斜纹哔叽制服，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由于媒体专栏狂热地向公众事先宣传，参加解放日当天庆典的人实在是人山人海。然而，当国家元首高视阔步地走过森严的士兵和警察方阵，主持庆祝仪式时，大多数来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员和公务员尽管很高兴被邀请参加庆祝仪式，但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全是高个子。他们每个人站在总统周围都像是一个“人盾”。除了用这些人把戴高乐将军控制在公众视线之外，总统的周围还围着四个贴身保镖。
幸运的是，将军是近视眼，在公众面前又拒绝戴眼镜，所以他没注意到，在每个胳膊肘后面，在他的每一个侧面，都是罗杰·特西尔、保罗·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亚和亨利·德茹代尔的巨大身影。
媒体把他们称为“猩猩”，而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出于对他们外形的尊重。事实上，更实际的原因是他们走路的模样。他们每个人都是精通各种格斗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发达。由于肌肉紧绷，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从身体两侧伸出，两只手微微外张着摆动。另外，他们每人在左腋下都背着他们最喜欢的自动武器，更是强化了这种猩猩模样的姿态。他们走路时双手半张，时刻准备从肩部的皮套里抽出枪，向着刚刚露出苗头的“麻烦”开火。
不过今天没有麻烦。在凯旋门的庆祝仪式几乎进行得和计划中的一模一样。但是在广场周围的房顶上，有好几百人携带双筒望远镜和步枪，蜷在烟囱后面，监视着，守卫着。直到总统的车队最终驶入香榭丽舍大道，朝着巴黎圣母院开去，他们才全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从那上面爬下来。
在大教堂，情况还是一样。巴黎红衣大主教主持仪式，两边簇拥着主教和教士。他们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时候都已被检查过。在管风琴的楼厢里，两名警察挎着步枪埋伏在那里，监视着下面聚集的人群。这一点，即使是红衣主教也蒙在鼓里。朝拜者里有众多穿着便衣的警察，他们不下跪，更不闭眼，不过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拼命地祈祷，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祷词：“亲爱的主啊，请不要在我当班时出事。”
外面有些观众，尽管站在离教堂门二百米开外，但由于他们把手伸进了上衣，就被立刻赶走了。一个人是在腋窝挠痒，另一个则只是想掏出一包烟。
仍然是平静无事。房顶上的自动步枪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闷然轰响的炸弹声。警察们甚至互相扫视一下，以确保他们的同事都佩带了必配的徽章。这些徽章都是当天早上才颁发的，所以豺狼不可能复制一个并用来装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丢了，当即在被发现的地点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辆厢式车里。他的卡宾枪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释放。即使这样，还是叫来了二十个认识他本人的同事为他担保，向警察证实他就是他供述的那个人。
在纪念堂，气氛更是通了电一样，尽管总统似乎已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表示出来。在这个郊区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员估计，只要总统真的进入存放骨灰的纪念堂里面，那他就安全了。但当将军的车子行进到狭窄的街道，靠近监狱的时候，会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会有所行动。
但事实上，那时候，豺狼正在别的地方。
皮埃尔·瓦尔雷觉得烦透了。他又热又渴，军装都贴在了背上，卡宾枪的带子勒在湿漉漉的衣服上，有点刺痛。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他知道自己又要错过了。他开始后悔，真不该加入共和国卫队。
本来一切都很不错。他在鲁昂工作的那个工厂由于员工过剩而解雇了他。劳动介绍所的办事员指着墙上贴的一则广告，上面是一名穿着军装的共和国卫队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世人，他的工作让生活既有未来，又有前景，还很有趣。画上的军装看起来就像是由巴黎世家制作的。所以瓦尔雷就报了名。
没人说过军营生活就像监狱——这里正好过去也曾经是座监狱。也没人说过有操练、夜间演习、令人浑身发痒的哔叽军装，还有在刺骨的寒冷里或是在灼热的太阳下，在街角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抓捕那些永远都不会落网的疑犯。人们总是证件齐全，他们的任务无可避免地只是些繁琐而又无伤大雅的小事。这足以让人想借酒消愁。
好不容易来到巴黎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鲁昂。他本来想，终于可以看看这座不夜城了。但现在全都没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负责的班组里不会有指望的，只是更多同样的琐事罢了。“看到那个阻挡行人的路障了吗，瓦尔雷。好，就站在它旁边。看着它，看着它别让人挪动，除非他们有特许，否则别让任何人通过，明白了吗？你的工作责任重大，我的小伙子。”
责任重大，真见鬼！为了巴黎这个
解放日，上头可真是有点疯狂啊，从其他省份调了几千人来补充巴黎的部队。昨天夜里，他的营房里来了来自十个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传，可能有人想闹事，要么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夸张呢。谣言，总是有谣言。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瓦尔雷转过身，向后看着雷恩大街。他守着的路障是横跨街道的一段，从这边建筑里伸出，又没入另一边的建筑里，在六月十八日广场向北二百五十米。从这里到火车站的正门还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车站的前广场就是庆典仪式要进行的地方。他能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前广场上，标出那些老兵、各级军官和共和国卫队该站的位置。还要三个小时。上帝，真是没完没了。
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众开始聚拢。他们有些人还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等上几个小时，就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脑袋，只知道戴高乐在那一群人中间的某处。
在路障处四处散落着一两百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过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里就要倒下了。他头上黑色的贝雷帽浸透了汗水，长军大衣在膝盖下面来回摇摆；他的胸口还挂着一排勋章，叮当作响。路障边的人群里有几个向他投去充满同情的目光。
这些老家伙总是留着他们的勋章，瓦尔雷想，好像他们这辈子就只有这点玩意儿了。好吧，也许这真的是他们某些人唯一剩下的东西吧。像这个老头，连一条腿都牺牲掉了。瓦尔雷看着这个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马路，心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去过很多地方——在他的双腿都健全的时候。现在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打垮的老海鸥，就像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以前在家乡海滩所看到的那样。
天啊，难道你的余生都要这样一条腿瘸着，靠一支铝制拐杖支撑着自己吗，太惨了。老头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
“我可以过去吗？”他畏缩地问道。
“来吧，让我看看您的证件。”这个老退伍兵在他的衬衫里面摸索着，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两张卡片，瓦尔雷接过来看着。安德烈·马丁，法国公民，年龄五十三岁，生于阿尔萨斯的科尔马，住在巴黎。另外一张卡属于同一个人。卡片上端横着写着一排字：伤残军人。
嗯，你的确是残了，老伙计，瓦尔雷想。
他仔细看了看两张卡上的照片。是同一个人，不过是不同时间照的。他抬头看着老人。
“把您的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里。瓦尔雷比较了一下自己眼前这张脸和照片上的脸。是一样的。面前的人一脸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几处弄破了，用小块卫生纸贴上了，斑斑的血迹仍然可以看到。脸色灰败，一层的汗，油腻腻的。前额的头发乱蓬蓬地竖着，指向哪个方向的都有，由于被贝雷帽压着，更是乱作一团。瓦尔雷把卡片递回给他。
“你要去那边做什么？”
“我住在那儿，”老头说，“我退休了，靠退休金过活，我有一个小阁楼。”
瓦尔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区，雷恩大街一五四号。这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看着前面的房子。门上的数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顺着这个方向再往前走一点。没有命令说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过去吧。但不要乱跑。再过几小时总统就要来了。”
老人笑了，收起证件时用一条腿和拐杖撑着差点摔倒，瓦尔雷赶紧伸出手把他扶稳。
“我知道，我的一个老伙伴今天要领奖章。我自己是两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勋章，“不过那次只是陆军部长授的。”
瓦尔雷瞟了一眼勋章。那就是解放勋章啊。为这该死的小玩意丢了一条腿。他想起了他的权力，便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老人一瘸一拐地顺着路走了。瓦尔雷转身去拦阻其他想要溜过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别再挤了，退到路障后面去。”
他朝那个老兵最后看了一眼，只看到那件军大衣，一闪就消失在街道远端靠近广场的一个门洞里了。
贝特夫人觉得有个黑影扑向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今天的日子真不好过，警察查看了所有房间，她不知道，要是那些房客在的话会说些什么。幸运的是，除了三户人家，其他人都出门庆祝八月的节日去了。
警察走后，她总算可以回到自己通常的位置上，在门洞里安静地做点毛线活。两小时后，庆祝仪式将在离她一百码之外的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但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对不起，夫人，我在想……也许一杯水。我在等庆祝仪式，可天真是太热了。”
她看到一个老头的脸和身体轮廓。他穿着军大衣，就像她死去很久的丈夫曾经穿过的那样。大衣翻领下面左胸的位置，一排勋章在那里摇晃着。他重重地倚在拐杖上，只有一条腿从大衣下面伸出来。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全是汗。贝特夫人把她的毛线活卷起来，塞进了围裙的口袋里。
“哦，我可怜的先生。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么热的天，庆祝仪式还要两个小时才开始呢。你来早了，进来，进来吧。”
她连忙起身朝她在大厅后面那扇镶着玻璃的房门走去，准备倒一杯水。这个老兵一拐一拐地跟着她。
她拧开厨房龙头接水的时候，没有听见外面门厅里大门关上的声音。她几乎没有感觉到一只男人的左手从后面悄悄抓住了她的下巴。也完全没有想到，有人猛击了一下她头部右侧耳朵后面，乳突骨下方突起的关节。眼前正在流水的龙头和正在接水的玻璃杯的图像一下炸成碎片，红红黑黑的。她毫无生气的身体无声无息地瘫软在了地上。
豺狼解开大衣，伸手摸到腰际，解开了把右腿绑着吊在屁股下面的绳子。他把腿伸直，伸缩了一下被箍住的膝关节，疼得脸一阵抽搐。在让腿承重之前，他花了好几分钟，让血液慢慢流回小腿和踝关节。
五分钟后，贝特夫人被捆了起来，手脚都用洗涤槽下面的晾衣绳捆好，嘴上贴了一大块胶布。豺狼把她放进炊具储藏室，关上了门。
他在起居室里找了一下，在桌子的抽屉里找到了这栋公寓的钥匙。他重新扣好了大衣纽扣，拿起拐杖——这和十二天前，他一瘸一拐穿过布鲁塞尔机场和米兰机场时候用的拐杖是同一根，然后他向外看了看。大厅里空无一人。他离开起居室，锁上房门，大步迈上楼梯。
他上到六楼，选定了贝朗瑞小姐的公寓，敲了敲门。没有声音。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这套公寓和隔壁夏里埃夫妇的公寓里都没有声音。豺狼拿出钥匙串，挑出标有贝朗瑞名字的那一把，进入房间，然后关上门，锁好。
他走向窗户，向外望去。马路对面房子的楼顶上，穿蓝制服的人开始进入各自的位置。豺狼来的时间刚刚好。他伸直手臂，打开窗户的锁，把两扇窗页轻轻地朝内拉，直到窗户靠在了卧室房间的墙上。然后他向后退了几步。一束方形的阳光穿过窗户，落在地毯上。房间的其他部分映衬着这束阳光，显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那束方形的阳光以外，对面的监视者们什么都看不到。
他走到窗户旁边，躲在收起的窗帘的阴影里向外看。他发现他可以向下从侧面看到一百三十米外的车站前广场。他从窗户向后退了八英尺，把卧室的桌子搬了来，除去了上面的桌布和一罐塑料花，从扶手椅上拿了一对垫子来放上。垫子可以做射击的依托。
他脱掉大衣，卷起袖子。把拐杖拆成几节。着地的一头用金属圈箍着的黑橡胶塞也被旋了下来，露出了剩下三发子弹闪亮的击发底火。吃了另外两粒子弹里的火药而引起的恶心和出汗反应，这会儿慢慢消失了。
拐杖接下的一部分也被拧开，从里面滑出了消音器。他从第二部分里拿出了瞄准镜。从拐杖最粗的部分，就是在上部的两个支架，最后合并成为一个主支撑支架的部分，露出了枪后膛和步枪的枪筒。从结合部上面的Y形结构里，他拿出了两个钢棍，这两个装在一起就会变成步枪的架式枪托。最后是拐杖包着垫子支在腋下的部分，这部分里单独藏着步枪的扳机，用填充物包着，其他什么都没有放。除此以外，把腋部的支撑与枪托组装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带肩托的支架。
他小心翼翼地组装着这支他非常喜爱的步枪。他把枪筒稍微向前倾斜，靠在上面一个垫子的顶上。然后眯起眼睛从瞄准镜里看了一下。窗外，沐浴在阳光下的广场，以及下面五十英尺范围内的事物都跃入瞄准镜的中心。那个仍然在为即将到来的庆祝仪式标注站立位置的人的脑袋从瞄准镜的十字瞄线处掠过。豺狼用枪瞄了一下这个目标。瞄准镜里，这个脑袋显得又大又清楚，几乎和他在阿登山森林的林间空地上看到的那个蜜瓜一样大。
最后，他满意了，把三粒子弹在桌子边上排成一排，像士兵列队一样。他用拇指和食指拉开步枪的枪栓，往弹膛里装进第一粒子弹。一粒就够了，但他还是留了两个备用。他把枪栓又向前推，直到顶住了子弹的底火，然后轻轻拧了一下，固定住。最后，他把枪平放在垫子上，摸出香烟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着他的第一支烟，向后靠去。他还要等待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21
克劳德警长感觉自己就像一辈子都没喝过水一样。他的嘴巴发干，舌头贴在上颚上，仿佛焊上去了一样。不仅仅是因为炎热让他有这样的感觉。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真的害怕了。要出事，他很肯定，下午有事要发生，而他仍然找不到线索，比如说怎么做，或者是什么时间。
早上的时候，他也在凯旋门，然后是巴黎圣母院。什么都没发生。今天拂晓，在内政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已经听出，气氛从紧张和愤怒变成了某种几乎是愉快的心情。中午时候，他和委员会的其中几位成员一起吃的午餐。只剩唯一一个仪式要举行了，地点是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确信，那里已经彻底搜查完毕，并被密不透风地封锁起来。
“他走了。”罗兰说。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就餐的时候，组员们在离爱丽舍宫不远的一家简朴的饭店一起用餐。这句话突然从罗兰口中冒了出来。“他走了，滚蛋了。不过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总有一天，他还会在某个地方再露面，届时我们的小伙子会抓住他的。”
现在，勒贝尔心烦意乱地顺着蒙帕纳斯大道二百米外的人群边来回寻觅。离广场这么远，没人能看见那里在发生什么。他问了每个在路障处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士兵，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十二点设置路障后，没人通过。
主路被封锁了，支路被封锁了，小巷被封锁了，屋顶被监视、守卫着。车站里在前广场周围像蜂巢一样分布着的办公室和阁楼都爬满了保安人员。他们爬上了巨大的机车库房房顶，居高临下。所有的站台都静悄悄的，所有下午本来要到达的火车都被转去了圣拉扎尔车站。
视线内的每栋楼从地下室到阁楼，全都彻底搜查过。大多数的公寓都是空的，住户都外出去海边或山区度假了。
一句话，六月十八日广场地区被封得无隙可乘。就像瓦伦丁说的，“比老鼠的屁眼还细密”。想到奥弗涅省警察局局长的那句话，勒贝尔笑了。可他突然笑不出来了。瓦伦丁并没能阻止豺狼！
他穿过蒙帕纳斯大道旁边的街道，出示他的警官证抄了近道，来到了雷恩大街。这里的情况也一样——离广场二百米，道路被封锁，大群的人拥挤在路障后面，街道上除了巡逻的共和国卫队士兵，空空如也。他又开始四下询问那些在这里警戒的人。
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吗？没有，长官。有人过去吗，任何人？没有，长官。他听到车站前广场上，共和国卫队军乐队正在给他们的乐器校音。他看了看表。将军随时都可能到。看到有人过去吗，任何人？没有，长官。这条路没有。好的，继续警戒。
他听到广场里有人在喊口令，蒙帕纳斯大道的那头，一个车队开进了六月十八日广场。他看到车队拐进了车站的大门，警察都站直敬礼。所有的眼睛都顺着街道看向那些漆黑锃亮的豪华轿车。他身后几码处路障外的人群想挤过来。他抬头看了下屋顶。好小伙子们。屋顶的守卫们没有去看他们下面的情形，一直都趴在护墙上，来回扫视着马路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不放过窗户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静。
他到了雷恩大街的西侧。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士兵站在最后一个设置在雷恩路一三二号拦阻人群的路障旁，两脚钉在地上，纹丝不动。勒贝尔向他晃了一下证件，士兵站得更直了。
“有人从这儿过去吗？”
“没有，长官。”
“你在这儿多久了？”
“中午十二点，街道封闭的时候就在这儿了，长官。”
“没人从这里过去吗？”
“没有，长官，噢……只有个老瘸子，他住那边。”
“什么样的瘸子？”
“一个老家伙，长官，病得很重的样子。他有身份证，还有伤残军人证。地址写的是雷恩大街一五四号。嗯，我不得不让他过去，长官。他看起来病得厉害，真的病得很厉害。要不这么热的天，他哪能还穿着军大衣的。那可真是疯了，肯定的。”
“军大衣？”
“是的，长官。长军大衣。以前老军人穿的那种。不过这样的天穿实在是太热了。”
“他怎么了？”
“噢，我看他是太热了，对吧，长官？”
“你说他在战时受了伤。怎么个情况？”
“一条腿。他只有一条腿。他一拐一拐走过来的，拄了个拐杖。”
远处的广场上，小号吹响了乐队的领奏音。“来吧，祖国的孩子们，光荣的日子已经到来……”人群里有些人跟着一起唱起了这熟悉的《马赛曲》。
“拐杖？”勒贝尔的声音很小，好像在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样子，那个共和国卫队士兵热切地望着他。
“是的，长官，一支拐杖。就是那种一条腿的人经常用的那种。一个铝制的拐杖——”
勒贝尔猛地跳起来，冲下街道，同时回头冲着那个共和国卫队战士大喊，让他跟上。
黑色轿车里的乘客正步入空阔的广场。轿车首尾相连，停在车站正面的墙边。正对着轿车，顺着将广场和车站前广场分开的栏杆，站着被这个国家的元首召集来，即将被授予勋章的那十名老兵。车站前广场的东边是军官和外交官，一大群人都穿着灰色套装，中间间或有人佩戴着红色的荣誉勋章。
共和国卫队军乐队站在西侧，他们脑袋上插着红色的羽毛，头盔锃亮。乐手们站在老兵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
车站正面一辆汽车的周围，聚集着一群身着礼服的军官和爱丽舍宫工作人员。乐队开始演奏《马赛曲》。
“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嘣——吧——嘣。国歌的最后几个节奏结束，全场鸦雀无声。共和国卫队司令官的声音在车站广场上回荡。“向将军敬礼——肩——枪。”戴着雪白手套的手啪地握向枪托和弹夹，脚后跟磕在了一起。三个动作整齐划一。车边的人群两下分开，跟在后面。最中间出现了一个高个子，向着那排老兵走去。离那儿还有五十米，跟着的人群停了下来。夏尔·戴高乐一个人继续向前走着，后面只跟着两个人。一个是退伍军人部长，他等一下要将那些老兵介绍给总统；还有一个是一名托着盘子的军官，盘子上铺着天鹅绒布，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十个勋章和十条彩色绶带。
“是这里吗？”
勒贝尔停下来，喘着气，冲一个门洞示意了一下。
“我想是的，长官。是的。就是这儿。倒数第二个。他就是进的这一个。”
小个子探长冲进门厅。他们的举动让栏杆处的那些高官们直皱眉。瓦尔雷不想站在街上，便跟着勒贝尔走了进去。好吧，如果我要上军事法庭的话，我就说这个小个子自称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我正在试图阻止他。
他走到门厅的时候，这个小个子正在摇门房的门。
“门房在哪儿？”他喊道。
“我不知道，长官。”
他还没来得及争辩，这个小个子就用胳膊肘撞碎了门上的毛玻璃，伸手进去打开了门。
“跟我来。”他大喊一声，冲了进去。
我跟你进来真是太正确了，瓦尔雷想，瞧你干的这些蠢事。
他看到小个子探长在炊具储藏室的门口。瓦尔雷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发现地板上躺着一个神智昏迷被捆着的门房。
“天啊。”瓦尔雷突然意识到，这个小个子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自己和他正在追捕罪犯！这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重大时刻，但此时此刻，他却想回到军营里安稳地待着。
“顶楼。”勒贝尔队长喊道，冲上楼梯，速度快到令瓦尔雷惊讶不已。瓦尔雷步履沉重地跟着他，取下挎着的卡宾枪，跑了上去。
法国总统在那排老兵的第一个人面前停了一下，稍稍倾下身子听退伍军人部长介绍这个人是谁，以及他十九年前的英勇事迹。部长说完，他向这个老兵俯下头，然后转向托着盘子的军官，拿起勋章。军乐队以轻快的手法演奏起军乐。高个子将军把勋章别在了面前这个老兵高高挺起的胸口上，然后退后一步，向他敬礼。
一百三十米外的六楼上，豺狼稳稳地端着枪，从瞄准镜里向下看着。他能很清楚地看见目标的五官：隐在法国平顶军帽下的眉毛，凝视着那个老兵的双眼以及高耸的鼻子。他看到举在军帽边上敬礼的手放了下来，瞄准镜的十字线正对着露出的那个太阳穴。轻轻地，柔柔地，他扣下了扳机。
刹那之后，他盯着车站前广场，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子弹射出枪膛之前，这位法国总统忽然毫无预兆地低下头，在刺客难以置信的注目下，庄严地在他面前的那个老兵脸颊上印下深深的一吻。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不得不向前弯下身子来做这一传统的吻礼。这种礼节在法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很寻常，但对我们这位受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不是。
这一吻导致那粒子弹从正在移动的脑袋后部一英寸处飞了过去。总统是不是听到了子弹从消音器里飞出的呼啸声——这种声音只是在子弹飞行路线很窄的范围内才能听到——就不得而知了。他没做出任何举动表明他听到了。部长和那个军官什么也没听到，就更不要说那些五十米外的人了。
弹头射入前广场上被太阳晒软了的柏油，在一英寸深的沥青里爆裂开来，什么危害也没造成。军乐继续演奏着。总统又吻了老兵另外的脸颊一下，站直身子，安详地走向下一个老兵。
豺狼站在枪后骂着。他觉得心脏都气得要跳出来在地上打滚了。这座楼朝前的一面有两扇门。勒贝尔正来回看着，那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也跟了上来，卡宾枪贴在臀部，枪口冲前。勒贝尔正在两扇门前犹豫着，忽然听到其中一扇后面传来“扑”的一声，声音很轻，但勒贝尔听得很清晰，他立刻用手指指着那个门锁。
“打掉它！”他命令道，向后退了一步。共和国卫队士兵两脚站定，开枪扫射。木头和金属的碎片，还有打出后撞扁了头的弹头四处乱飞。门顺着合叶，摇摇晃晃地向里打开。瓦尔雷首先冲进了屋子，勒贝尔跟在他后面。
瓦尔雷能辨出那一簇灰色的头发，但仅此而已。这个人有两条腿，军大衣已经脱了，端着枪的前臂是生在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身上的。枪手没给他任何机会，从桌子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毫不迟滞地转过身，半蹲着，开火。刚才那通扫射还在瓦尔雷耳朵里嗡嗡作响的时候，那粒子弹就无声无息地射入了瓦尔雷的胸膛。子弹打在胸骨上，爆裂开来。他感觉身体里面被撕裂了，然后是突如其来的剧痛，再然后，连疼痛也消失了。光线黯淡下来，仿佛夏天变成了冬天。一块地毯冲到脸上，啪地打在他脸颊上。其实是他的腮帮子贴在了地毯上。大腿和腹部的感觉迅速消失，然后是胸部和脖颈。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嘴里很咸，就像以前他在海里游完泳后嘴里的那种味道；他仿佛看到一个老海鸥用一条腿站在杆子上。然后，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克劳德·勒贝尔站在他的尸体旁，盯着杀手的眼睛。这会儿他的心脏已经没事了，仿佛已不再跳动了。
“豺狼。”勒贝尔说道。另外那个人只说了一声：“勒贝尔。”他在枪上摸索着，拉开枪膛。勒贝尔看到闪亮的弹壳跌落到了地板上。这个人从桌上抓起什么东西，塞进枪膛。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仍旧盯着勒贝尔。
他想干掉我，勒贝尔感觉有点不太真实。他要开枪了。他要开枪杀我。
他努力低下眼睛看着地板。共和国卫队的那个男孩躺在一边，他的卡宾枪从手上滑下来，躺在勒贝尔的脚边。勒贝尔想都没想就跪了下来，抓起那支MAT49，一只手把枪抬起来，另外一只手扣向扳机。他摸到扳机的时候，听到豺狼刚把枪膛合上。他扣动了扳机。
子弹的怒射声充斥了整间小屋，广场那边都听到了。后来询问的媒体被告知，是一辆摩托车汽缸的消音器出了问题，有个混蛋在庆典**时在几条街外把引擎踩着了。半梭子九毫米的子弹打中了豺狼的胸口，把他打得飞起来，然后尸体像一堆烂肉，重重地摔在了靠近沙发的角落。他倒下的时候，拉倒了落地灯。下面的广场上，军乐队奏响了《我的军队，我的祖国》。
当晚六点，伦敦的托马斯警司接到从巴黎来的一个电话。他把手下那个高级督察喊了来。
“他们抓到他了，”他说，“在巴黎。没问题，但你最好还是去那个人的公寓把东西清理一下。”
八点钟的时候，这个督察正在最后一次清理凯斯洛普的东西。门开着，他听见有人走进来。他转过身。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瞪着他。这个人身材魁梧，强壮有力。
“你在这儿干什么？”督察问。
“该由我问你这个问题的。你这该死的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好吧，够了。”督察说，“你叫什么名字？”
“凯斯洛普，”新来的人说道，“查尔斯·凯斯洛普。这是我的公寓。现在说吧，你在这儿搞什么？”
这个督察真希望他身上带着枪。
“好吧，”他轻声说道，小心翼翼地，“我想你最好跟我到苏格兰场小坐一会儿。”
“太他妈对了，”凯斯洛普说道，“你的确得好好向我解释一下。”
不过事实上是这个凯斯洛普做了一番解释。他被拘留了二十四小时，直到分别向巴黎三个部门确认了豺狼已死，而且苏格兰桑德兰郡最北部的五家小旅馆的店主证明，这个凯斯洛普之前三个星期确实一直住在他们的旅馆里，沉湎于爬山和钓鱼，然后才被释放。
凯斯洛普终于走出苏格兰场的大门，自由了。“如果这个豺狼不是凯斯洛普，”托马斯问他的督察，“那这该死的到底是谁呢？”
“这当然毫无疑问，”都市警察局警务处长第二天对助理警务处长狄克逊和警司托马斯说道，“女王陛下根本从来没有承认这个豺狼是英国人。目前为止，只能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某个英国公民涉嫌此案。现在已经澄清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豺狼他……呃，在法国活动期间，由于持有一本冒领的英国护照而被误认为英国人。但他也曾经用两本偷来的护照和一套伪造的法国证件冒充过丹麦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所以就我们来看，我们的调查认为，这个杀手在法国期间持有一本姓名为杜根的假护照，根据这个名字，我们追踪到……呃，这个地方，加普。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这个案子结了。”
次日，一个男人的尸体被葬在了巴黎一座郊区公墓里，墓穴上没有任何标志。死亡证明上表明，这具尸体是一名不知名的外国游客，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巴黎市外机动车道上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下葬的那天除了一名牧师、一名警察、一名登记员、两名掘墓人外，再没别人了。除了一个人外，在场的人对于放入墓穴的普通棺椁都无动于衷。埋葬完毕，这个人转过身，顺着墓地里的小路离开，没有透露姓名。那是个小个子，独自一人，回家去见他的妻儿了。
豺狼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