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_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科学救国”

邹承鲁先生给我一种独特的感觉。他并没有在他这种地位、名气和年龄上的那份颐养天年式的泰然，虽然他完全有这个资格。

胰岛素人工合成，是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发现，中国能够在这方面领先，领头的两位都是西南联大校友：钮经义和邹承鲁。说到当年这个项目，邹承鲁说：“严格地说，是四个人，分成四个组，我是其之一。”

科技界的人告诉我，胰岛素人工合成成功之后，本来是世界领先项目，却因为当时国情的一些关系，申报的程序，而没有能够进入诺贝尔奖评选。问到这些事的时候，邹先生十分淡然。他说：“我1951年回来的。回来是想报效祖国，现在的学生不这样想。那个时候出去的多数都回来了，也有不回来。但现在出去不回来太多了。”

我问：“你回国后，遇到了很多麻烦，你怎么看待？”他说：

这个问题别人问我很多次。一生最大的追求是做科学，好好做科学。但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受了很大的限制。我算了一下，到**结束，改革开放是1978年，从1951年到1978年，二十七年，真正能够做科学工作的，满打满算不过十二年。有十几年的工夫“搞运动”搞掉了。但在国外就可以做许多工作。

面对逝去岁月，他流露出的莫大的遗憾、无言的惋惜，那种无以言表的沉默气度，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凉之色。我时常想到他，自己就会不觉间抓紧了时日。

投考时候，有四校联合招生，考的西南联大，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我在重庆投考的，1941年。选中西南联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上的名声，一个是所谓民主风气，两个方面都有吸引力。

他的回忆都很简练，没有任何一个话题是展开说的，他并没有其他讲述者那种兴致勃勃。深思熟虑而后言，这也许就是一个科学家的个性，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思考和经历都太多的学者的习惯。

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是杨石先，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我就记得后来选择生物化学专业，是受他的影响。那个时候西南大学没有开生物化学的课。他教普通化学，所以在课上听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对生物化学感了兴趣。生物化学从科学上说有前途，比传统化学发展空间大。

做学问，作为一个民族教育，这是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留下来的影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艰苦条件之下坚持做学问，是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学风。西南联大很艰苦，但是还有实验课，你必须上，管理得很严。学生是跟老师学的。老师都这样，那学生就照干了。

我问：是不是跟国难有关。他简洁地答道：“科学救国。”

在北大勺园召开《西南联大启示录》研讨会时，邹承鲁先生来了，觉得他苍老很多。他只是默默地与我握了手，默默地坐在会场里。那些媒体记者也多不认识他。

“校花”学地质

在邹承鲁先生家里聊起来，我说，刚去了郝诒纯先生那里。邹先生笑道：“校花。”

我说，那时候你们也评校花吗？邹先生说：“没有，但是大家心目中有。她长得很漂亮，功课又好，篮球打得好，是学生会主席。”

在联大校友们中，常听到他们对这位女院士的敬重和赞美。当年的男同学，现在的大学者，如邹承鲁、任继愈，都毫不掩饰地称赞她：“漂亮”、“活泼”、“多才艺”、“组织能力强”。

偌大一个联大，群英荟萃之园，而郝诒纯一个女生，竟连任两届学生会主席。

我开始采访时，郝诒纯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北京校友会”，称呼很收敛，其实论其成员与号召力、权威性，相当于一个“总会”。它联系和引导着欧美、港台以及全国各地的联大校友会。我一直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郝先生，高个苗条、漂亮而有风度。那天，她在地质大学的实验室里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那里光线好。那里陈设着矿石、显微镜等仪器。

一位后期编辑在昆明看到她的镜头，不由地叫了一声：“宋美龄！”可以想见她的美丽风采，而她不需要一丝珠光宝气。她的头发依然很黑。她告诉我，没有染过，就是这样的。

我今年9月1日满八十岁。我是湖北人，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的本科，考的是历史系。因为我就做党的地下工作，没有好好上学。那年我才高一，高中没有上完，所以就考文科了。到了1939年转到地质系。

她没有想学文。她选地质，是几个老师的意见。

我在中学有一个地理老师，他的教学很好，他经常跟我们讲，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受帝国主义侵略，所有的矿产开采，都是外国人的。所以他一直鼓励我们学地理。他讲地理，中国各省各个地方，有些什么矿产资源，他都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学地质或者采矿，把我们矿产开采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有的人，你与她接触不需多。但凭她的人生选择和毕生追求，就足以令你对她崇敬。郝诒纯和她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我转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第一届跟外国人合

作组成西北考察队的队员。西北考察队是瑞典人出的钱。20年代初期，领导权掌握在瑞典人手里。一是为了科学考察，一个还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那个时候，袁复礼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他们几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联合起来，就跟瑞典的组织机构联系。他们争得了在队里参加重要工作的机会，一个是保护资源，一个是把握我们的地质资料，不要落到外国人手里，这也算取得了胜利吧。

在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取得的胜利，有了参加科考的权力，但是主权还是在外国人手里。袁复礼是老一代第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科学地质考察的人。

到云南后，我们组织一个学生的活动，对一些进步的教授，我们组织访问。在访问的时候，袁复礼教授就竭力劝我们学地学。他把他的故事都跟我们讲。因为一般女生学地质系，教授都不欢迎。结婚了以后就不干了。还有也危险，男生的危险性小一点。

我是一个女生，系里就不要我。袁复礼老师说，没有关系，科学领域里男女是平等的。男的能够办得到，女的也一定能够办得到。这给我非常大鼓励。后来，就决定转系了。

我一年级的时候，有几个女同学，加上我大概是五个。可是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就只有我一个了。

有一张照片代表了她一辈子的大部分生活。照片上一位身材颀长的秀丽女性，身着男装，挎背包，戴越野帽，手挥铁锤，脚踏山崖，正在凿取矿物标本。另外一张是郝诒纯大学时代的少女照片。如果不是因为太朴素，太书香，那婉约丽质，会令人想到旧时代的那些明星，如阮玲玉、周璇一类人物。然而她们是多么的不同啊！

我出野外，都是跟男生一起。那个时候没有客栈。云南农村的旅店，下面是猪圈，上面就是一圈木头条竹子搭的，我们就睡在上面。我跟男生用布拉一个窗帘，他们睡在外面，我在里面。

现在地质专业，男孩子也不愿意学这个学科。我们现在社会招生很困难。家长一听要学地质，又要到新疆，又要到西藏，家长首先就不同意了。

那天她给我的感觉很疲惫。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完成后，郝学长已与世长辞。我寄上了一副挽联：“女儿贵有山河气，丽质天赋日月魂。”

郝诒纯，她的求学经历，她的人生态度和卓著贡献，是联大人心中永不凋谢的花朵。

研究植物最好的地方

由于抗日战争，从各地转移云南的科研与学术，都受到了局限。只有植物学和社会学在云南取得了重大突破。因为云南恰恰为这两门学科提供了丰富的标本与多样素材。吴征镒说：

八年在昆明的印象很深。特别因为我是学植物的，感觉云南是研究植物最好的一个地方，全世界恐怕都是有数的。所以我到了1958年以后，又回到昆明，一直到现在。我的大半生，除去在北京，还有家乡扬州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昆明度过的。

对中国植物进行实证性的考察、核对，这个工作方向是在联大时期培养的。吴征镒说：

影响我这个思想变化的，先是我分类学的老师吴韫珍先生，他是江苏青浦人。

到了昆明以后，有很多工作做不了。这个时候做什么呢？中国清朝1840年左右，有一个学者叫做吴其濬，他写了一本叫《植物名实图考》，里面画的很多植物非常像，都是昆明附近的。吴老师到了昆明以后，经常到近日楼去买花。当时卖的都是野花。他把这些野花一个个地画下来，来考证《植物名实图考》里面的这些中国本土植物。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帮助他做些工作，得到了很多切身的教育。

吴征镒的老师吴韫珍先生，后来死于手术后的细菌感染：

因为环境太差了，他的家务又重，孩子很多，所以他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他就把子女都送回老家，这样，生活负担就轻一些。吴师母带着孩子回到江苏的青浦去。他一个人住在昆明。

当时因为没有像青霉素这样的药，吴韫珍老师手术后伤口愈合不好，得了腹膜炎，四十几岁就过世了。

吴征镒后来用几乎一生的时光，继承先师遗志，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这本巨著。

校园情调

同姚秀彦学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清华园中的甲所，夜静时分。她说：“我住在台北，在新竹清华大学教课。”从八年前，她就不断地回到大陆，参加校友的活动。她说：“我们很关心母校。”她在北大和联大校友会都是理事。她说：“那是在台湾尽一部分责任。”回忆当年联大，她说：

联大是三个学校合并的，所以名师如云。就我们文学院来说，中文系几个教授，有个教授就是写《联大校歌》的那位，写的真是壮烈、动人。闻一多、朱自清这些都是名人。我们历史系有陈寅恪，吴晗教明史的，哲学系有几个教授，都是名师，你跟他们学都是享用不尽。

联大的老师，现在很难让后人体会。现代的大学，无论台湾也好，哪里也好，设备是非常好，高楼大厦、新的设备，行政效率也高。但是没我们那时候的情调。

那时老师跟学生完全像一家人。你随时随地跟着老师的问题，到他家里，打桥牌，给他倒点水啊，在他家里吃便

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到好几个老师家去过，比如龚祥瑞，他是教我们政治学的，师母我也认识。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无话不谈就像家里人一样。以后的大学，看着规模非常的大，学的东西非常多，但是那个情调没有。

授意不是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你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随时听他的教训。不但是知识，而且是生活，尤其在晚上。因为上课总是有一定的进度了，每天晚上都有讲演，学术性的、生活性的。所以生活上老师的陶冶、熏陶那是很多的。

姚秀彦女士毕业以后一直从事高教工作，走上了昔日老师的道路。她说这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受老师的影响，就说台湾，几乎我们联大的同学，工作都是非常的负责任、认真。”联大学子在台湾是一批不可取代的人才。

特别是作风方面，没有什么污点让别人碰到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像经济、法律、建筑、教育、外交，人才都很多，而且都没有什么瑕疵。

时隔八年。我来到台湾姚秀彦女士在台北的家。她再一次谈起当年的校园情调：“一下课，没有一个老师是单独走的，旁边总是跟着三五个同学，还有一些国事和书本的问题。所以老师跟学生，更能打成一片。什么问题都谈，国家的大问题、社会问题、书本上的问题，都谈。既然都谈，情感也有交流。”

当年同学们与老师的交流，也不是按院系划分得那么开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就是学理科的，文学爱好也是比较多。像我就是爱好文学的，我也写过新诗，也写过旧诗词，还唱昆曲。因为我是旧家庭出身，从小就念过‘四书’，我的国文根底、旧学根底比较好。”

报考清华，国文是朱自清先生出的题目，写一篇游记。吴征镒就按着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讲的风景、思想，模仿着写了一篇，结果得的分数比较高，就被清华录取了。

进了大学，大一国文又是朱自清先生教的。因为他看卷子，晓得我的名字了，而且我也是扬州人，跟他是老乡。我们中学里面也念语文，就有朱自清先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在昆明的时候，他续弦是一位成都人，叫陈竹隐师母。他们分居两地，他单身和我的李继侗老师住在北门街的一个房子的楼上。我去找李继侗老师，有时候也跟朱自清老师交谈、请教。

我进北大时，校园的情调有点相似。中文系的老师上课，总喜欢评论时局。有一天，袁良骏老师登上讲坛，把一张报纸扬了扬，说：“今天的报纸看了吗？一个武人，谈什么文艺？”然后他讲课。

所谓“校园情调”，取决于时局和社会大氛围，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文对接。

训导长查良钊

联大有宽松的气氛，与联大当时的训导长查良钊有直接关系。一般大学里的训导长都是奉命来办党务的，往往一副“党棍”的派头。而查良钊却是学者仁心。联大教授会议决定“不开党课”，这在全国是破例的。查良钊没有意见，教育部也鞭长莫及。

台北学长易君博说：

查良钊他并不是办党的，真正联大第一个办党的是姚，第二个是陈雪平。他是在清华毕业以后从美国回来，是查良镛的堂弟。查良镛就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

他本人不算是国民党。为什么叫他做训导长我不知道，但是他那时候就是给大学生做事。当时学生有什么事情他是非常关心的，他一直到台湾来都是这样。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同学，他参加共产党的读书会。查良钊说，他不是共产党，不要冤枉他，结果抓起来关了很久还是让他出来。查良钊是不遗余力地在中间相救。他关心学生是毫无计较的，不计代价。他就是尽量帮忙。他那种爱护学生的心也是很少有的。到现在来讲，学生还是很怀念查老师。

到台湾以后，他是跟班一样的，天天和梅先生在一起。大家因为尊敬梅先生，也就尊敬他。

湛淳霈学长具有廉政美名。他告诉我，在他这个位置是很容易贪污的。他的前任和后任都坐牢了。湛学长还说，他买不起房子，是太太帮忙才住上了房子的。他说：

我是做税务司的。我这个里面还要给联大一点点骄傲的。我开始是做顶小的职员，后来我做帮办，我是在业务单位，其中是征税。我不求人，我就是该做的事情我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不做。有人跟我谈条件，“你把台湾银行搬进来我也不跟你谈”，我讲了这句豪语。

湛学长这样廉洁，与他的导师查良钊有直接关系。

有人送查先生一副对联，说“无有如有是大有”，你什么没有，无有还是等于有一样；“人谋心谋不自谋”，为别人着想不替自己着想。他教我，我在海关做事情，他也不说你不要拿钱。他说，你要无求于人、无损于人。你这个人无求无损，那这个人生不是很好的吗？你想象这个空间很大。这几个字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台湾后，有一个在大牢里的人，四川人。查先生要救他，到大牢里去看他，说这个人没有问题。后来蒋经国买查先生的面子，把这个人放了。“你想，查先生这样待学生，非亲非故的，他自己谋自己的官位好不好？”湛学长说，查先生就是无条件地爱学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