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老蒋部下评说老蒋
刘海涛在《大天津》杂志上曾经编过沙窝萝卜的稿子。天津这个地方种植青萝卜历史悠久，在元朝时就有记载，到现在已有六百多年。而“沙窝萝卜”是天津青萝卜的代表，最受人们的青睐；主要是绿如翡翠，落地即碎，生吃清脆，甜辣爽口，食之健胃消食，清热解毒。饭后茶余吃几瓣青萝卜，稍顷即打嗝，便觉五脏通气，胃开心爽，浑身舒畅。明清民初以来，每至秋冬，在天津卫的街头巷尾、旅店、澡塘、戏院、茶社到处都有卖青萝卜的吆喝声。视青萝卜为美食的自然以穷人为主，但有钱人也有相当多的人喜欢。天津卫有两句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健康”，和“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人们听了会呵呵一笑，但都认可。沙窝的青萝卜为什么这样好吃呢？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土壤肥沃，适合青萝卜的生长。在天津民间一直流传一个传说：明嘉靖年间，皇帝朱厚熜有一爱妃，喜食南国荔枝，又因交通不便难于保鲜，宰相严嵩献计，把整棵荔枝树挖出装船运至天津，及岸取荔枝飞马送入宫中，而荔枝树的余土则每倾倒于小沙沃村运河岸边。当地居民将多年堆积的沃土平整后种植青萝卜，所产萝卜色味俱佳，一时名声大振。在皇权至上的社会里，沾上皇帝色彩的故事，总是很容易流传。加之沙窝萝卜确实好吃，故事便口口相传，长盛不衰。
刘海涛心事重重地在裴玲家很拘谨地吃了一点便饭，就帮伯母刷锅洗碗，还洗了青萝卜，切成瓣儿摆上桌。估计一家人都没把刘海涛和裴玲的关系向纵深发展抱有希望，甚至他们都知道刘海涛实际上只是竖在小野面前的一个幌子，所以对刘海涛也没有过多要求。也许，裴玲内心对刘海涛抱有期待，但她不说出来的话，到死刘海涛也不知道。眼下刘海涛虽很穷，但手脚还算勤快，他们对刘海涛也不反感。刘海涛见其父裴玉光吃起青萝卜吃得很带劲儿，就说起周掌柜的事。
裴玉光想了想，停止咀嚼说：“我明天往警察局去一趟，听听是怎么回事。如果与国民党有关，或与共产党有关，那就不是花钱所能解决的。前几天，日军的第一、第二特别侦谍队刚刚破获了在北平和天津两地的蒋系秘密组织，拘捕180多人。形势十分严峻。你们年轻人一定记住：不要加入任何组织！”
刘海涛随声附和地说：“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兵荒马乱，还是安分守己比较好。”
裴玉光又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不，一把局长刚刚告诉我，日本人想让仁义棉纺厂生产两万匹棉布，而这个厂的老板却莫名其妙地予以拒绝。现在日本人正在考虑是不是逮捕这个厂长。”
听到这个消息，刘海涛的大脑立即发出“轰”的一声。这么重要的情报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下线”，由下线传递给党组织，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和安排！可是，刘海涛的下线是谁，刘海涛根本不知道。以往都是刘海涛把情报传递给父亲，由父亲往下传。现在父亲被押在警察局里，自己该怎么办？
刘海涛突然控制不住地站起身来，走到裴玉光身后，给他捶起肩背来。刘海涛一时间想到一个文辞叫“奴颜婢膝”，感觉自己可能距离这个文辞已经很近，但自己没有办法。他搜索枯肠，尽量把话说得让裴玉光好接受：“伯父，您们高高在上居官至伟的局长大人，忙下一天肯定是很累的，我们年轻人应该经常给您捶捶肩背，捏捏腰腿。”
裴玉光很受用地耸耸肩膀，说：“手下还可以再重一点，”刘海涛急忙在手下加了一点力气，但绝对不敢多加，“海涛啊，你不知道，社会局的人们，一个比一个奸猾，对上对下都很不好应付。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哪个人设的陷阱里。”
“伯父，您的话我非常理解，我们杂志社其实也差不多。日本人小野横行无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编室主任马向前一切以小野马首是瞻。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就受罪了，不知道几时会飞来横祸。”
“是，爸，海涛就陪翟小倩吃了一次饭，就被小野送进警察局打了一顿。”裴玲插话说。
“翟小倩不就是被小野纳为‘四姨太’那个姑娘吗？”裴玉光道。
“是，爸，小野都五十多了，在这方面胃口还这么大。”
“唉，没办法，你们都多加小心吧。海涛，明天我就去警察局办周掌柜这件事。”
裴玉光还算清醒，他知道，刘海涛最关心的事其实还是周掌柜的事，就这样安抚刘海涛一句。而刘海涛足足给裴玉光按摩拿捏了半个小时。裴玉光显然很舒服，他放了一个屁，然后拍拍刘海涛的肩膀，就进洗手间洗漱去了。刘海涛忍着臭屁气味儿，把桌子收拾了，到厨房洗了洗手，就与伯母和裴玲告别。裴玲把刘海涛送出屋，说：“在家里，你可以与我保持距离；在杂志社，你要多跟我亲热一些。”
刘海涛皱起眉头，点点头就走了。暗想，你们裴家也忒实用主义了，完全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唉，自己能怎么办呢？
离开裴家，刘海涛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慢走。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是回家，还是去找孔德贞，还是去父亲的商铺。思来想去，最后刘海涛来到父亲的商铺。刘海涛敲开门的时候，伙计还没睡，正在柜台上裁纸。那年月商铺包裹布料用的都是廉价的褐黄色的草纸，商铺一般把整领的纸裁成小方块，为了节省，裁大了商铺成本就高了。刘海涛进屋以后，伙计笑呵呵地对刘海涛说：“这纸是不是裁得小了点？”刘海涛言不由衷地说：“不小不小，挺好的。”而他心里想的却是：商铺里这么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却为了自己一笔笔往外拿钱，让自己于心何忍？父亲已经给警察局送去三十块大洋，想想看，三十块大洋能买多少领草纸？
伙计呵呵笑着，继续裁纸，嘴里说着：“海涛兄，最近市里风声很紧，你要多加小心。”刘海涛说：“是啊，我刚从女同事裴玲家出来，她爸说日本侦谍队破获了平津一个蒋系秘密组织，抓走180多人。还说，日本人立马要逮捕仁义棉纺厂的厂长，因为这个厂长打算拒绝为日本人织布。”
伙计突然停了手，默想了有三秒钟，这一微小的变化被刘海涛看在眼里了。然后他又继续裁纸了。接着，他问：“裴玲她爸是不是社会局副局长裴玉光啊？”可能他感觉这么问有些露骨，又补了一句，“你可要多加小心，别搅进去啊！”
刘海涛说：“是，我对那些事不感兴趣。”
伙计干完了活，用柜台上的抹布擦擦手，说：“最近生意不太好做，周掌柜又出事。你没事也不要总往这儿跑。免得给你添麻烦。”
刘海涛点点头，感觉这个伙计挺老练，虽然比自己年轻，但好像比自己大很多。刘海涛搭讪着就走出门来。帮伙计把门关好，就骑着自行车尥了。他不知道这个伙计是不是在组织的人，但既然被父亲选中，想必就是可靠的人。自己顺嘴说出了一些情况，有些担心伙计会往外传，但又觉得自己说的事情用不了两天报纸就会登出来，并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自从见过这个伙计，他从来没挑明他与父亲是什么关系，也不挑明刘海涛和父亲是什么关系，就那么囫囵吞枣地来来往往。也真让刘海涛纳罕。
夜色阑珊，北风呼号。空气中洋溢着潮湿的水腥气，刘海涛猜想，明天该下雪了，不，说不定夜里就要下雪。他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到仁义棉纺厂去一趟，借着采访，了解一下厂长态度，提醒他日本人要抓他，让他三思而后行。这么想着，就来到自己小院，刘海涛刚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孔德贞便从万家铭家里推门出来。这都几点了？至少夜里十点了，她怎么还在等自己啊？只听她声音柔和地问：“脸颊还疼吗？”刘海涛想起马向前的话，就说：“你要还想打，我就把另一边也给你。”孔德贞“切”了一声，脚底下踢刘海涛一脚。刘海涛急忙把门锁打开，把她让进屋。
进了屋，她揣着手在屋里遛来遛去，说：“凉风冷气的，赶紧把炉子捅开。”刘海涛便急忙用火筷子捅炉子。刘海涛每天早晨临上班走，都把煤球炉子封起来，封的办法，就是在烧到四五成的煤球炉子里封上湿煤灰，中间捅一个上下贯通的眼儿。这个煤灰的湿度也有讲究，太干了会继续燃烧；太湿则有可能把火彻底欺死。如果彻底欺死了，晚上他下班回来，屋里势必会十分冰冷；现点火就既费劈柴又费煤。像刘海涛这样的单身汉过日子，那点薪水是捉襟见肘的，岂能不精打细算？
刘海涛捅炉子的时候，呛人的煤气蹿起来老高，呛得孔德贞猛咳不止。刘海涛急忙给她从暖壶倒了半杯水，让她通通嗓子。她摆了摆手拒绝了。她在刘海涛这儿，从来不喝一口水。她说：“你甭照顾我，我说两句话就走。”见刘海涛把炉子续好煤了，她便说：“我有个表哥在市公署工作，最近非常苦闷，在家里天天跟老婆打架，在单位天天跟同事打架，我感觉他精神上快要崩溃了。但他无意中买了一本《大天津》，对里面刊登的你的诗歌和文章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在刊物上发表过画作，他就问我与你的关系近不近，如果近，他就想约你谈谈。”
刘海涛蓦然间警醒起来：“难道我在杂志上写过激进文章吗？不可能啊，连马向前那一关也过不了啊！”
“我也没说你是因为写激进文章才引起他的注意啊。”
“那么，我的什么文章引起他的兴趣或说共鸣呢？”
“你的诗歌十分出色。你知道我表哥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怎么评价？”
“在天津卫，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厚颜无耻的诗人了。”
刘海涛一听这话猛地胀红了脸，嘴里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你甭计较他的话，他这个人历来有口无心，其实他对你十分理解；谁都知道，现如今诗歌不这么写就不能发表。是不是？”
“谢谢你们的理解。本来我不想见他，但既然他能理解我，明天就让他到杂志社找我来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孔德贞又像个男人那样在刘海涛胸口捶了一拳，就告别坐胶皮车走了。刘海涛当然不知道，孔德贞的父亲是知名盐商，家里有电话，她当晚就给她表哥打了电话，说刘海涛同意与他见面，所以，转天一早，他就出现在刘海涛的办公室里。
杂志社里经常有作者来访，一般作者来访编辑们都把他们带到一间单独的会客室，也叫吸烟室。本来杂志社吸烟随便，你想在哪儿吸都没人管。但日本人接管了杂志社以后，大家自觉地集中到会客室吸烟了。好像害怕小野发脾气，其实，小野从来没说过应该在哪儿吸烟。所以，刘海涛就经常不识时务地在自己屋里吸烟。别人没人阻止，只有坐对桌的老张以剧烈的咳嗽表示抗议。事到如今，刘海涛也很后悔，那时候老张已经病入膏肓，自己怎么还对着他吸烟呢？刘海涛感觉自己真是做事欠考虑的一个人。
在会客室，刘海涛递给客人一支烟，说：“咱们长话短说，一会儿我还得去仁义棉纺厂一趟。”
客人自报家门说他叫吴友善，然后就面露惊讶道：“去那个厂子干什么？那个厂子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据说有党派人员想渗透，根本渗透不进去。所以我劝你还是离远一点，不要染那一水。否则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想不到，他们俩的谈话，就从这个切入点开始了。他既然说有党派人员，那就既可能是共产党，也可能是国民党。看起来，不光是日本人盯着纺织厂要棉布，各党派都在盯着。如此说来，刘海涛不是更应该去一趟吗？说不定他就和地下党接上头呢？父亲这边的工作肯定会因为父亲的被扣，而被耽误；他这个肇事者主动出击是理所当然。做缩头乌龟不是他的习惯和处事宗旨。正在搭讪，裴玲给他送来一封信，说：“刚送到传达室，正好让我碰上，就给你捎来了。”刘海涛急忙谢过，接了过来。
刘海涛一边听着吴友善的叙述，一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来信，见还是以来稿的名义，写了一篇千字小文，里面随着故事情节有这样的话：告诉厂长，第一批货悉听尊便。刘海涛陷入迷茫，什么意思呢？听任日本人的安排，生产那两万匹布吗？这算什么安排？厂长有抗日倾向难道不应该支持吗？就算保存实力，曲线救国的话，也不应该如此安排！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拉长了战线，人力物力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人来棉纺厂要布匹，正说明日本人物资紧缺。我们支持厂长，不就等于打击敌人吗？但刘海涛转念一想，也许是地下党也盯着这批货，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想办法运走呢？如此说来，软拖不是比硬抗更好吗？于是，倏忽间刘海涛就理解了来信的意图。此时，他恨不得立即飞到棉纺厂去！
但吴友善似乎看出刘海涛心不在焉的样子，便急忙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大天津》，说：“我看了你的文章，对你的文笔十分佩服，对你的立场和处世态度却十分膈应。”
刘海涛急忙表白说：“我们杂志社的人都是混饭吃的，你千万别把我们的立场观点搅进来。像一些《沙窝萝卜为什么好吃？》、《狗不理包子铺老板叫什么？》之类的文章，完全是给读者开心解闷儿的，当不得真。沙窝萝卜究竟好吃不好吃，你只管买一个尝尝；狗不理包子铺老板叫什么，原先的叫狗子，现在的肯定不叫狗子。这些不咸不淡的文章不就是逗读者茶余饭后一乐吗？”
吴友善将手里的烟蒂按死在烟碟里，脸上一下子严肃起来，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愿意轻易暴露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如果不认为你是我的同道，也不会轻易来找你。”他打开杂志，让刘海涛看夹在里面的一张粉色纸印的传单。刘海涛一下子又把脸胀得通红。这个孔德贞也忒过分了，你研究我就研究吧，怎么还把我介绍给你的表哥呢？现在世道这么乱，被日本人抓住是闹着玩儿的吗？刘海涛对孔德贞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
正在这时，齐有为手持一盒烟推门进来。会客室也是吸烟室，别人来吸烟，谁都没有权力阻挡。而齐有为来吸烟，只怕是专为跟踪刘海涛。吴友善见生人进来，急忙将杂志合上了。但齐有为还是看见了夹在杂志里的传单。他说：“先生，你的杂志里好像夹着稿件，能不能说说投了什么稿，或者干脆让我看看？”
如果吴友善做事粗梳，抑或没把传单当回事，说不定就会把传单拿给齐有为看。而此时刘海涛最怕这一手。齐有为这种人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是完全无法预知的，因此也是无法防备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尽量少让他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此时，刘海涛神情紧张地看着吴友善，暗想，只要吴友善将传单亮给齐有为，自己就坚决抢过来撕掉，不，撕掉不行，撕掉还会被拼起来，应该揉成球吞掉，纸张很薄，揉成球不会很大。可以说，这一瞬间刘海涛想了很多，两眼虎视眈眈地盯着吴友善手里的杂志。
吴友善虽职位不高，却毕竟是在大机关谋事的公职人员，一派处事不惊的大将风度。他对齐有为道：“你们干杂志的干出职业病了，什么都想看看是不是适合编进杂志。我告儿你吧，我手里的是日本人下达给市公署的‘献金’指令，你是不是现在就掏口袋捐点？”
“‘献金指令’怎么会是粉红色纸张印制的？”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应该按照你的办事习惯办事？”
“嘿嘿，我没这么说。”
“你们杂志社的人是不是都像你这么昏头昏脑、着三不着两的？”
“你出言不逊说谁呢？”
“说别人对得起你吗？”
“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口气这么冲？”
“我是市公署秘书处的，怎么了，对你这种人口气不应该冲一点吗？”
“市公署秘书处？你说说市公署在哪条街、多少号？秘书处长是谁？”
“跟你说？你配吗？你以为你是小野，是马向前？就是小野和马向前来了，我不高兴的话，想不说就不说。”
“真他妈遇见鬼了！我找马主任去，杂志社竟有这种鸟人来访！”
齐有为连烟都没抽，气哼哼转身就走了。回手把门“嘭”一声摔上了。吴友善看出刘海涛的慌乱，他走到门口将门关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恒大烟，刘海涛知道，这是天津东亚烟草厂的名品。在日本人统治下，一般人抽不上恒大烟。他先递给刘海涛一支烟，然后就划着火柴，将那张传单烧了。刘海涛看着快速燃烧的粉红色纸张，终于长出一口气。吴友善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我在跟前，你也不用这么紧张。我的历史比你复杂得多，所经所见也比你严酷得多。”
“你急急可可找我，究竟想说什么？”
“吐一吐胸中块垒，因为找不到说话对象，我已经快憋死了！我长话短说，把我的情况、立场、观点概括一下，希望你能理解。”
“对，最好长话短说。因为一会儿马向前说不定就会蹿来。”刘海涛将恒大烟点着，抽了一口。
“我曾经是国军的一个有理想有志向、血气方刚的年轻参谋。据我所知，自‘九·一八’至‘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1932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陷敌被动，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3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1935年调13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老蒋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人，进而巩固整个西北门户。”
“我从来没说国军没抵抗日军的侵略。”刘海涛打断吴友善的话。
“听我说。不幸的是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老蒋曾有训练国军36个师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
“法肯豪森是谁？”
“德国将军。他在1940年至1944年担任二战中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的首脑。是最后一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建立了长江以南防御体系。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似乎深知全面抗战已无法避免，立即派法肯豪森北上赴保定协助华北国军筹划有效的抵抗，加上日军在华北已占据有利地形，不久平津陷落，华北战局十分不利，法肯豪森很快返回南方。早在‘一·二八’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87、88、36师，全部投入战斗，便有德籍顾问亲临指导，其火力之强为国军之冠。结果必然是重创日军，使其遗尸三四千具。日军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称上海保卫战为‘德国战争’。虽然当时希特勒严令禁止德籍顾问参加前线工作，但法肯豪森认为责无旁贷，毅然赴上海协助部属防卫。淞沪抗战充分证明德籍顾问团所组成的中央军可与世界一流的陆军作正面的持久战。虽然很多新型武器尚未运到或还没有使用熟练，国军仍可在敌军优势火力、有利地形与海空军掩护下相持达3个月之久。可惜德械师因淞沪抗战后未休整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损失惨重，从此不能成建制作战，尤为可惜。在徐州抗战中也出现过法肯豪森的身影，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身为驻华武官的美国军官史迪威与法肯豪森讨论战果，法肯豪森激动地说蒋介石没有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乘胜追击，日军定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不出所料，徐州不久便陷于敌手。”
“法肯豪森很有两下子啊！”
“没错。但老蒋自有老蒋的计划。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到，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假如抗战的爆发再推迟3年，征召的新兵即可练成，作为后盾的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也将初具规模，到那时再对日宣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公私财产损失掉1000多亿美元，10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请你不要说假如，现在的中国哪有假如？”刘海涛又一次打断他。
“是的，妈那X，”吴友善开始激愤了，拿着烟卷的手一挥一挥的，把烟灰抖得到处都是，“当时的抗日宣传如火如荼，处处民情沸腾。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过，据我所知，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去了；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老蒋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今年又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的人，却原来其实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是什么概念？”
“这是个专有名词，来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是指能量很大、祸害很大的叛徒和内奸，是一群令人发指也令人不齿的人。”
“……”
触目惊心，振聋发聩。刘海涛无言以对，开始耐心静听。此时，刘海涛想到了孔令诚，这个伪治安军副司令，如果听到吴友善的高论，会怎么想呢？
“妈那X，面对激愤的民情，怎么办？只能打。然而，未经充分准备就打，会是什么结果？在训练有素有备而来的日军面前，能有多少胜算？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人员伤亡惨重，而日军死伤合计仅3000多人。这个差距是不是让人恹心？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准备休整几天就上火线。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敌机飞过的时候发现了目标，竟放肆地低飞掠过，几乎要触碰屋顶，紧接着就是一顿机枪乱射，炸弹滥投。如此一来，这支还未上火线的部队伤亡惨重，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虽说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因粮食供应紧缺，前线的官兵竟还有饿着肚子上阵的！我还是师部的参谋，就有过两天只吃一个窝头的经历！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轻量级未成年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正值壮年的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200万吨兵船的海军，2700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450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5万吨兵船，为敌方的四十分之一；空军仅300架旧式飞机，为敌方的十分之一；陆军仅有200万，不足敌方二分之一，还是未受教育的来自农村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5000多匹马、500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而国军每师只有3800支步枪，全国动员兵力300万至500万，可是只有步枪100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300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只分得4发。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还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刚刚晓得天底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老蒋耗10年心血训练的20个德械师全都葬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逾半，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以封锁长江航道。原有的弹药装备经过‘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以后，消耗殆尽。妈那X，到今年衡阳巷战时，我们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就在我们这边英勇抗日的时候，那边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6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也有互不侵犯协议，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还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而我们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我们的官兵士气高昂。可是日军悍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妈那X使用糜烂性毒气，使我们的战士尸横遍野。记住，日军是依靠施放毒气强渡耒河的！”
“日军灭绝人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但你也别把国军说得那么十全十美。”
“我并没说国军没有失误，失误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缺乏必要的援手，任其四散逃奔自生自灭，这是不应该的。我从汉中长途行军至贵州时，看到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成千上万的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部队家眷、溃散的散兵游勇。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的人流往西南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人流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道路上塞满各式各样的车辆——手推车、马车、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庄稼地被践踏得寸草不留一片泥泞。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的啼饥号寒。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看了这种情况愤而脱下军装的绝不止我一个！”
“你能对国军的表现公正评价，我比较喜欢。我提醒你一句，老蒋为阻截日军，‘以水代兵’，扒开了黄河花园口。我们杂志登过专门文章，初步估计，淹没面积为5000多平方公里，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80多万人死于洪水之中。却并没有阻止得了日军的进攻。”
“妈那X，别怪我说话口冷，你们的杂志是‘汪派’汉奸杂志！你们把花园口决堤看做是‘以水代兵’来淹没日军有生力量，这是有失公允的。老蒋参考法肯豪森的设计，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实际上，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我不否认，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凶残的日军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是国军在方方面面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我想，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你是带着思想倾向为老蒋评功摆好；你既然离开了国军，还是多多站在老百姓角度思考问题吧。”刘海涛为吴友善的态度和立场喟然长叹。
“妈那X，我找不到倾诉对象以解胸中块垒。你就权且委屈一下，做我的听众吧。‘九·一八事变’发生，老蒋转天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老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这都是有案可稽的。自‘九·一八’至‘七·七事变’，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老蒋一生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部队；空军扩充至飞机600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凡此种种，为全民抗战打下必要的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
“可是，国民党曾经一味退让也是事实。”刘海涛说。
“妈那X，那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我们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会倏忽间冒出什么天才豪杰吗？会有什么一夜之间力挽狂澜的锦囊妙计吗？没有，绝对没有！要使积贫积弱的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屈辱局面而扬眉吐气，需要一个漫长的励精图治的过程。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做一些暂时的妥协和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是无可厚非的……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是先跟敌人虚与委蛇，还是立即宣战？哪种方式更合理？我相信，明眼人会一目了然。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再说一点，妈那X，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而地方部队经常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就曾经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媾和。他们的这种幼稚姑且不论，单说他们不与老蒋步调一致就令人发指。抗战初期全国300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5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之有九养兵，而兵为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老蒋责以防御，则又纷纷请饷，然财源均被瓜分，老蒋钱从何来？于是，他们又将责任归于老蒋，举土地以委诸敌人。”
“既然你对老蒋十分同情，最后为什么脱离了国军呢？”
“我也是在国军最背运的时候心灰意冷，脱下了军装。如果现在我愿意的话，仍然可以回去。但国军内部的腐败与不合理、不协调让我十分失望，我不想再回去。而且，我官太小，也没有战功，帮不上老蒋什么。但出于良心，我该做有利于国家的事，还是会做的。眼下，我之所以郁闷，排解不开，是因为市公署我的顶头上司的无知无耻无良。”
“是啊，这些事情恐怕是难以避免的。”那些事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刘海涛并不鼓励他说下去。就像他们这个杂志社，还不是一个样。正说着话，马向前拿着一盒烟推门进来，刘海涛和吴友善都悚然一惊，连忙给他让座。马向前边点上烟边问：“这是谁？你们在谈什么？”
刘海涛赶紧接过话来，说：“这位是我邀请来的朋友，市公署的秘书吴友善。”
马向前乜斜着眼睛看着吴友善说：“我刚才在门外听你们说什么老蒋、老蒋的？”
吴友善便赶紧呵呵一笑道：“我们正在骂老蒋呢，老蒋这老东西真不够揍。”
马向前没再问什么，只是摸了一把刘海涛的口袋，掏出来一看是“哈德门”，便又给刘海涛放回去，继续抽他自己的烟。刘海涛的烟肯定不如他的，否则，他断然不会给刘海涛放回去。抽完烟，马向前就走了，没把吴友善来访当回事。他身后站着小野，一个伪政府的小秘书，他还能放在眼里吗？刘海涛走过去把门关严。
吴友善继续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德贞给我一本杂志，我一看是《大天津》，我说我是战场上下来的人，这种杂志我是不屑于看的。但德贞说，你打开呀！于是我就打开了，谁知里面夹着一张传单。我一看传单写的是一次战斗，我的情绪就来了。老实说，‘桥本伏击战’打得非常出色。国军里面如果有梁海天这样的指挥员，老蒋一定非常喜欢。于是，我爱屋及乌又对写传单的人发生了兴趣。于是，德贞告诉我，写传单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件事让我眼前一亮，仿佛一颗启明星突然出现在眼前。”
“你只怕找错了对象。德贞也和我说过传单的事，但我对你说句实话，传单不是我写的。因为我不了解冀东八路军的事迹。”
“德贞也对我说了，说你对写了传单死不认账。我赞赏你这种对朋友也低调的精神。这事儿搁我我也不会认账。谁脑子有病往自己头上套枷锁？我们见了危难之事该站出来还是要站出来。但该讲韬略还是要讲韬略。比如，眼下仁义棉纺厂被日本人盯上了，这件事就危险了。我们就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接下来，刘海涛就顺理成章地从吴友善嘴里了解了一些仁义棉纺厂的情况。这个厂的厂长叫孙玉达，是个和宋裴卿经历相同的实业家。属于哪个党派不得而知。但对日本人相当抵触。现在的问题是箭在弦上，弄不好就会酿成事端死人伤人。刘海涛从父亲处得知，对这样民族感很强的实业家，能保护就要保护。刘海涛告诉吴友善，他马上就要去仁义棉纺厂做一下采访，要详细了解一下情况，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回头写出应该写的文章。吴友善对此表示认可。但他说，孙玉达这个人非常格涩，一般人是不接待的，你这个杂志记者，他百分之百是不接待的。于是，吴友善掏出一张名片给刘海涛：“你就说是市公署吴友善介绍来的。他跟我是好朋友。这点面子估计是肯给的。”
分手后，刘海涛立马骑着自行车来到仁义棉纺厂，拿着吴友善的名片找到了厂长孙玉达。孙玉达想必经受的委屈和磨难太多了，刚刚四十来岁，却已经完全秃顶。他虽然接待了刘海涛，给刘海涛斟了一杯水摆在眼前，可是，老半天也不说话，好像刘海涛这个人不存在。但刘海涛该说什么必须得说。刘海涛按照上线来信说的意思，告诉孙玉达：“近期你什么举动也不要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日本人找你谈，你就答应下来。”孙玉达有些诧异地看着刘海涛，似乎不明白刘海涛的意思。刘海涛又重复了一遍，说：“千万不要擅自动作。要保存自己。”
刘海涛怕给他带来麻烦，说完就赶紧离开了。就在刘海涛在厂院里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一辆日军卡车响着警笛呼啸而来，卷着尘土停在厂门口。一群宪兵稀里哗啦从车上跳下来，直扑孙玉达的办公室。很快，刘海涛就看见孙玉达被押了出来。
刘海涛对这件事非常不放心，转过天来，刘海涛就又来到仁义棉纺厂，结果发现孙玉达全须全尾地在厂里干着工作，没有一点变化。他见了刘海涛突然转变了态度，一把就将刘海涛抱在怀里，一只手使劲拍打着刘海涛的后背。刘海涛猜想，他是按照刘海涛的吩咐做的。而且，他也明白，吴友善的朋友绝不是汉奸。但他同样没跟刘海涛说一句话，仿佛一个哑巴。刘海涛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因为事情在向前发展，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说什么似乎都是多余的。
刘海涛回到杂志社的时候，又收到一封信，说是请周掌柜陪同厂长去老家探亲。可是，父亲还在警察局扣着，如何陪同孙玉达出市呢？如何通过封锁线呢？父亲不在跟前，刘海涛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不得已，刘海涛将这个信息尝试性地婉转说给商铺的伙计了。结果他说：“这件事这么办你看行不行——我陪孙厂长出市，到农村去采购棉花，理由么，就是给皇军织布的棉花不够用。涉及皇军的事，我们大家都不能怠慢，对不对？但这件事需要在市公署开出证明来。”
刘海涛想了想，说：“我试试，也许能开出证明。”
结果，刘海涛找到吴友善的时候，他还真帮着把证明开出来了。当伙计拿到这份证明的时候，突然问刘海涛这么一句：“海涛，我很佩服你的工作能力。简直让我望尘莫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