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美学，诗情画意
茶的性灵与性洁，可与幽人共言。
茶席清雅，似淡而实美。
茶性本俭，衣着素雅
陆羽提出的“茶性俭，不宜广”，“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均包含了茶道即人道的美学与哲学理念。唐代韦应物的《喜园中茶》诗：“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凡尘。此物性灵味，本自出山原。”赞美了茶的性灵与性洁，可与幽人共言。茶席清雅，似淡而实美，作为茶席的主人，衣着的选择，应当与茶的俭洁相称，色调宜与茶席相和，调和中要有对比。
唐代《封氏闻见录》记载：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其中讲的是，贵族李公请陆羽演示煎茶道，茶圣陆羽身穿非常朴素的衣服，像山野里的樵夫耕农。茶仙卢仝的七碗茶诗里，也写到自己喝茶的情景：“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茶中的一圣一仙，一个身穿野服，一个柴门里纱帽笼头，都是何等的素朴，他们用自己对茶的信仰和实际行动，践行着“茶性俭”的本质。南宋诗人陆游，在“晴窗细乳戏分茶”时，也是在临安的杏花春雨中一袭素衣，曾发出过“素衣莫起风尘叹”。
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序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别裁之。虽否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励志清白，其实也是宋徽宗对爱茶之人提出的一个很高的要求，并渐渐成为宋代以降爱茶之士的高贵品质。山中无尘自清白。一个心性清白的人，焉能不品行如茶、衣着素雅？
“庭深关竹雨，衣润染茶烟。”茶汤润心，茶烟熏人，茶与人也是熏陶渐染，相互浸润。茶宜淡中有味，香以幽远为雅，淡雅为茶中三昧。这种于茶的审美，反映投射到爱茶之人的衣食住行上，自然是清凉在口，淡和在心，素雅在衣，娴静在行。明代冯可宾在《岕茶笺》中指出：茶忌“冠裳苛礼”。幽人韵士，茶烟香篆，山童煮茗摘松焚，堪寄高斋幽赏。从文徵明的《品茶图》中，我们能够读出：碧山深处，溪流几曲，松风桧雨中，竹篱茅舍里，山野茶席上，主客品茗的闲雅，衣着的散淡，茶境的绝俗。
文徵明的《品茶图》。
清代，汪士慎在《幻孚斋中试泾县茶》中写道：“共对幽窗吸白云，令人六腑皆芳芬，长空霭霭西林晚，疏雨湿烟忘客返。”诗中描述的茶人，在空林疏雨中，一定是一身素衣，心与茶契，人与景合，旷达萧散，淡泊其中。
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得今天的棉布、麻布、丝绸等，无论质地还是颜色，都达到了历史的较高水平，为我们恰如其分地选择品茶的服装、材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俭洁素雅的美，始终是与茶相应的主旋律。能否理性地选择恰当的衣着，既要与茶席的氛围相融和，又能展现出自己的茶人气质，还要表达出茶的底蕴与美感，确实考验着一个人的审美和智慧。
腹有茶汤，气质自华
白居易在诗中自述：“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数千年来，被茶汤润泽着的爱茶人，始终有种清雅别致的气韵，表现在布席、备茶、煎水、分茶、涤具、收纳的举手投足之间，一期一会之中。
唐末刘贞亮说“茶有十德”。其中的“以茶散郁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修身，以茶雅心，以茶行道”，明确说明了习茶可以改善人的气质，就像经常诵读诗词一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久之便会“腹有诗书气自华”。明末李日华在《六研斋三笔》中说﹕“洁一室横榻陈几其中，炉香茗瓯，萧然不杂他物，但独坐凝想，自然有清灵之气来集我身，清灵之气集，则世界恶浊之气，亦从此中渐渐消去。”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人体肺脏的生理活动，本是吸清吐浊，吐故纳新。饮茶也是同理，齿颊带余香，謦咳总成珠玉。火去燥降，洗却尘俗，人淡如菊。
在日本，如果赞美某人有文化、有修养，就言必称某人肚子里有茶汤。茶汤、书韵，都是医人之愚和养浩然之气的良药。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一日不饮茶，便觉口干舌燥，了无生气。如同元代耶律楚材所讲：“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其实，读书与喝茶，益于身心的不是其存在形式，而是通过书与茶的润物细无声，释怀祛燥，以安顿性灵，培植静气，颐养和气，进而温润我们的身心，完善我们的人格，增加人生的厚度，拓展生命的高度。
陆羽《茶经》里说：茶之为用，“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卢仝诗曰：“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卢仝的七碗茶诗，对陆羽的喻茶为醍醐和甘露，作出了详细而又深刻的注解。一个人，一盏茶，喉吻滋润了，全身才能舒展。茶破孤闷，消烦忧，益文思，发轻汗，身心通畅，何病之有？五碗茶时，茶入百脉，肌骨为之清丽。再饮，便可通仙灵，两腋生风，飘飘欲仙了。
董其昌在为夏树芳所著的《茶董》一书题词时说：“陶通明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余谓茗碗之事，足当之。”董文敏把茶与人生，看得真透。一个得了自在的茶人，神清气爽，肌骨清丽，心无尘埃，面无阴郁，有诸内必形之于外，焉能不气质美如兰？让我们再回味一下，石屋清珙的山居诗：“禅余高诵寒山偈，饭后浓煎谷雨茶。尚有闲情无著处，携篮过岭采藤花。”禅师饮过茶后，便携篮过岭，闲采藤花，装点茶室，这种因茶而生的仙风道骨，又岂是苍白的语言能够描述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文人雅士的心目中，茶已不是单纯的口腹之欲。品茗作为安顿身心的一种寄托，它是清雅闲事，全然无关饥馑、功利、浮名，只为隔开世俗纷扰，活泼其感觉，宣和其情志，使人在困窘、落魄、孤独时，能够怡然自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清代李渔所说：“眼界关乎心境，人活泼其心，先以活泼其眼。”茶能悦目爽口，自然可以清心怡神，以此可以摆脱物欲情累，杖藜行歌，岂不快哉!
明末诗人杜浚曾说：“茶有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慧，改吾闻见，遵吾杳冥。”茶为清物，足可移人性情。而习茶人是茶席的主角，端坐神情的微笑向暖、安之如素，瀹茶分茶的动静相宜、低调内敛，皆是茶席最动人的细节。
茶姿婀娜，犹如佳人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品饮方式，不同的审美标准，决定着茶的外形的各异。而不同的制作工艺，不同的茶类，均展示着迥然相异的茶姿美。
我们可以去遐想，在没有火、没有铁锅杀青的远古时代，茶的外形一定是原始的、松散的，类似今天不揉不捻的白茶类，散发着茶树本真的远古的青味、真香。
高级白牡丹。
当茶走进了繁荣的唐宋时代，茶叶加工的主流方式，是蒸青压饼。唐代茶的大概模样，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序中有过描述：“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关于唐代茶饼的色泽，郑谷有诗云：“入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片状茶饼的绿中泛黄，恰恰也是早春绿茶的外观特征，当然也与炭火干燥有关。宋代，范仲淹在《斗茶歌》中，摹写团茶之美，诗曰：“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摘鲜焙芳、用饼模压制的团片状茶饼，有着精致的龙凤图案，其外形方如玉圭、圆如蟾宫的月亮。至于煎茶或点茶的茶末，唐代李群玉有诗：“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郑遨有：“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宋代林和靖有：“石碾轻飞瑟瑟尘，乳花烹出建溪春。”苏轼也有：“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从上述诗句可以看出，当时茶饼碾出或磨成的茶粉，多为黄绿色或翠白色。当然，在唐代也有翠绿色的芽茶存在。陆希声《茗破》诗有：“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
绿茶的芽叶青翠。
明代以降，六大茶类相继出现，精彩纷呈。绿茶的外形，从单芽到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分别赋以莲心、旗枪、雀舌、鹰爪之美喻。明末陈眉公形容绿茶有诗：“绮阴攒盖，灵草试旗。”“水交以淡，茗战而肥。”清代，梅庚赞美安徽敬亭绿雪芽有诗：“持将绿雪比灵芽。”女尼安生描写碧螺春为：“绿润涵灵气，清芬带露华。”当然，赞美绿茶也不能少了乾隆皇帝，其诗云：“何必团风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又有“鱼蟹眼徐漂，旗枪影细攒。”其他的，还有“蟹汤负盏斗旗枪”，“茶瓯绿泛雨前芽”，等等。瀹泡绿茶之美，给我最细腻的感受，就是杜甫描写春天的诗句：“嫩蕊商量细细开。”色绿、形美、味鲜的绿茶，在春天里倚竹吐翠，带给我们的，永远是勃勃的生机之美与由衷而生的诗词妙心。
碧螺春的芽毫似雪。
黄茶给我以秋深的感觉，芽色金黄，满披白毫，有金镶玉之美。《红楼梦》中，贾母年老喝不了性寒的六安绿茶，妙玉为她准备的老君眉，大概就是香醇温和的君山银针。君山银针，是采用湖南洞庭湖君山的头春嫩芽制成的黄茶，满布毫毛，形如弯眉故名。黄茶衰微日久，好茶难觅。为了做出一批名副其实的传统黄茶，近几年，我不惜代价，精选蒙顶山高海拔的老川茶，在每年的清明前，都会尝试制作数十斤传统的蒙顶黄芽。单芽匀整，色泽嫩黄，白毫显露，味甘而清，花香幽远。最难得的是，在常温存放月余后，甜醇有加，竟然会有果香呈现。宋代文彦博《蒙顶茶诗》云：“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蒙顶黄芽甜醇里的花果香，是其他茶类少有的。这或许就是蒙顶味吧!可见，每一茶类，各有特色，各具其美，谁也无法取代谁。
白茶松散自然，芽似积雪，透着清凉之美。白毫银针入水的腾挪浮沉，如仙子凌波。白牡丹，两片碧绿的叶片、簇拥着胜雪的毫芽，宛如牡丹初绽。安吉白茶，绿中泛白，有白茶之名，却因烘青制作，归类于典型的绿茶行列。
桐木关金骏眉。
红茶条索紧结，乌黑油亮，匀整肥厚的叶片，裹着淡黄色的芽尖，那是春天里生长的痕迹。毫密且显、色泽金黄的芽茶，非夏即秋。不同季节所产的茶叶，都会各自存留着不同的特征与味道。在红茶的家族里，尤数传统祁门红茶的苗锋紧秀、身材纤细，却是群芳里香气最高的。
“铁色皴皮带老霜，含英咀美入诗肠。”醇厚清香的青茶，外形粗壮，条索扭曲似龙，故又名乌龙茶类。待沸水润开之后，叶底绿叶红镶边，有华丽盛年之美，其色其香，容易让人联想起黄庭坚的诗句：“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在乌龙茶的家族里，外形最美的要数寒露前后的铁观音，皮色砂绿起霜，美似观音重如铁。
有着枯萎之美的老茶，叶片破碎，红、黑、灰、褐诸色并存，饱含着沧桑之气。遇沸水后却是光彩照人，令人刮目相视。水是茶的春天，无关茶的沧桑流年。沧桑而历经岁月的茶，如同阅历深厚的老友，总让人胃肠温暖、四体通泰。老茶、老友、老盏，皆因岁月温润如玉，蕴藉而绵长。
茶汤瑰丽，春意盎然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假如我们端起的，还是唐代煎出的那碗原汁原味的茶汤，此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陶醉在彼时那碗隽永的茶汤里。聚浮在茶汤里的茶沫，“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散布在茶汤里的汤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若是把茶末再继续煮沸，形成的茶饽，“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敷’。”在唐代的茶汤里，白的是煮沸后形成的沫饽，绿的是悬浮的茶叶碎末。白如积雪、艳若春花的茶汤，让人不饮自醉。
宋代的主流饮茶方式是点茶，需要先煎水，后点茶，茶汤水乳交融，兔毫盏里，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宋代陈崖诗云：“碧玉瓯中散乳花”，苏轼写道：“烹茗僧夸瓯泛雪。”要论描写茶汤的生动可爱，当推刘过的“滚到浪花深处，起一窝香雪”。如是月近中秋，鹧鸪盏内，一定会是“照出霏霏满碗花”。如果更有闲情，可以学学古人，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形成物像，玩玩茶汤的分茶游戏。宋代朱敦儒在《好事近》描写道：“绿泛一瓯云，留住欲飞蝴蝶。”杨万里有诗：“松梢鼓吹汤翻鼎，瓯面云烟乳作花。”文人喻良能也有关于茶百戏的诗句：“故遣新茶就佳硙，要供戏彩满瓯云。”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较高的艺术性。其中的乳花、泛雪、香雪、满碗花、云等，都是指通过击拂、搅拌产生的细密泡沫。
元代，茶叶的揉捻工艺开始出现，为明清的乌龙茶、红茶等茶类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明清以降，当茶叶的瀹泡法成为主流，吃茶变成喝茶，茶汤里不再存有茶末，通透油亮的汤色，成为判断茶叶品质优劣的第一审美。
六大茶类出现以后，茶席上的色彩，开始变得怡红快绿、灿烂缤纷。汤色从淡绿、黄绿、橙黄、橙红、石榴红到酒红、血珀红，见微知著地反映着茶的制作工艺、发酵程度、焙火高低、陈化程度，等等。喝汤不吃茶的便捷瀹泡法，丰富了茶席的视觉色彩，但也缺少了茶汤“花乳清泠偏知味”的厚度与质感。
茶景如画，蕉荫竹翠
“更作茶瓯清绝梦，小窗横幅画江南。”陆游的这句茶诗，十分恰当地描述了茶席对幽美环境的要求。要营造一个清绝且有画意的茶席，是需要江南的青山隐隐、碧水迢迢、粉墙花影、草木盈窗，来作为茶席的背景衬托与装饰的。大部分的都市人，局限于城市的人声鼎沸、绿地狭窄、拥堵逼仄，我们更多的茶席选择，可能会以室内为主。如果不能像郑板桥那样，“买尽青山作画屏”，我们就要学会开动脑筋，自己动手，去创造可行、可望、可赏、可居的茶境，引人入胜，娱己乐人。
明代钱毂的《秋庭赏花》局部，朱红茶托上，承载的是明代以白为贵、以小为佳的小茶盏。
简单地回望一下茶饮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远在唐代，人们已经非常注重茶席的择境了。唐代顾况《茶赋》中说：“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这才是尤助饮茶的理想环境。鲍君徽与友人的东亭茶宴，选择在“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的清雅美景里。灵一的《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诗，把茶境描述得更具禅意：“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从以上唐诗中，我们能够看到，竹林、花下、清泉、溪畔等，都是唐人品茶的好去处。
宋代茶肆兴盛，除了像唐代一样，选择闲适幽静的环境之外，宋人开始注重室内环境的营造，使得插花、挂画、焚香、分茶，共同成为文人雅士的四般闲事。李清照有“生香熏袖，活火分茶”、“莫负东篱菊蕊黄”之句。葛绍体有首梅花映窗的茶诗，与杜耒的“才有梅花便不同”，心有灵犀。他这样写道：“自占一窗明，小炉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横。”秦少游也有窗下喝茶的诗词：“松然明鼎窗。”由此可见，宋人已经非常注重利用窗户的渗透，来沟通茶室内外的风景。这种围绕茶席的造境，即是所谓的“尺幅窗，无心画”。
茶空间里的尺幅窗、无心画。
明代茶席的择景造境，逐渐趋于精致隽永、清幽脱俗，茶席渐渐有了书卷气。尤其是茶寮的出现，成为了“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倡导茶境之宜：“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船头吹火，舟饮之乐，独具明人特色。屠隆在《游具笺》中描述道：“更着茶灶，起烟一缕，恍若图画中一孤航也。”《煮茶图》的作者王问，回归田园后，“予遐日，集彼童冠，乘轩出游。有藻可流，有茗可啜，清风可招，明月可弄。”张岱在《西湖七月半》里也写道：“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烟波浩渺中，这茶饮得可谓风月无边、不染纤尘。
许次纾，在《茶疏》中也提出了最佳的饮茶时宜：“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屠隆在《娑罗馆清言》里对茶境的勾画，真的让人神骨俱清，“竹风一阵，飘扬茶灶疏烟；梅月半弯，掩映书窗残雪。”更令人称绝的是，在陈洪绶绘制的《品茶图》中，主人坐一硕大碧绿的芭蕉叶间，一瓶盛开的荷花旁，客人坐于清奇怪石之上，恰如其分地践行了刘禹锡诗中的“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的意境。主客二人，琴罢啜茶，香远益清，当属饮茶史上清雅之至的不二人选。
与南京老崔，在九华山甘露寺的蕉荫下吃茶。
明代茶寮、茶席，风晨月夕，茗碗炉香，深得林泉之味趣。当今的茶席，若无一段山林境况，只以华丽相炫，便觉俗气扑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潇洒自由的于风景绝佳处筑庐结社、吃茶清谈。我们当下的茶事活动，大多局限在空间狭小、缺乏诗意的室内。那么，如何在有限的室内，营造出雅致的茶席背景以及山野清趣呢？梨花疏影到窗虚。个人以为，首先要利用好茶室的窗子，窗子的开度，要尽可能的扩大，通过有限的窗户，把窗外的竹摇花颤、四时光影引入室内。晴窗滴露花摇席，这样就可营造出“静窗闻细韵”的佳境。半透的竹帘，即可调节茶室内的光线强弱，也能塑造出“草色入帘青”的幽深之感。悬挂的竹帘，如能呈现出均匀明显的竖向条纹，那可是最佳的装饰，可与室内横向的茶席平面，共同强化茶席空间里节奏分明的层次感。
茶室里，应莳四季花卉，栽常绿竹木，以展现出季节在狭小空间里的光阴流转。也可利用射灯，定点定向照明，用几竿绿竹、半树桃花、一截有形的枯木，在茶室的素壁上，创造出竹影娑婆、疏影横斜的光影。绮窗花影摇玲珑。如此，幽邃静寂的古意和意趣，便会在茶的美学空间里**漾开来。
茶器雅赏，温润以泽
我们眼里的茶器，涵盖了煮茶、泡茶、分茶、品茶的器具，以及茶席上与茶事活动相关的物件。明代黄龙德的《茶说》写道：“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茶器，本来就是为茶而生并服务于茶的。既然茶器是服务、表现和衬托茶的器皿，那么，它除了具备形式的美，更重要的，要有合乎目的性的美。这种合乎目的性的美，就是茶器的功能美。
一件精致的茶器，它的外观美一定要服从于功能美，否则，这件茶器便是毫无用处，甚至成了多余的摆设或是累赘。因此，我们在探讨茶器美的标准时，首先要体现在具体应用上。茶器要方便于泡茶、分茶、品茶等，器具触摸时，要给人以舒适的温润感、细腻感。其次，茶器要能准确无损地去表现茶与茶汤，不能因为器具的原因，影响了茶的色、香、味、形、韵的正确客观表达。
对于道由器传，明末王夫之讲得非常本质，“无其器则无其道”。茶道的表现与传播，即是由具备了形式美和功能美、并自然糅合了其他美学特质的茶器来完成的。
纵观中国的饮茶史，同时也是一部茶器的创新、发展史。在唐朝以前，茶具还没有上升到茶器的范畴。那个时候的饮茶方式比较粗放，尚停留在茶的食用或药用阶段，并没有完全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喝茶的器具，多为粗陶瓦盂，且体积、容量较大，并且是喝酒、吃饭、饮茶混用的，还没有诞生分工明确的专门的饮茶器具。陆羽在《茶经》中，收录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蒙尘还洛阳，侍中黄门，以瓦盂承茶上至尊”的故事。贵为皇帝的晋惠帝喝茶，所用的瓦盂，其实就是古代盛装汤浆或食物的陶器，并非是专门的茶瓯。晋代杜育《荈赋》中所提到的饮茶器具，也仅仅是停留在“器择陶简”、“酌之以瓢”的原始层面上。
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以后，抛弃了煮茶过程中添加的葱、姜、枣、橘皮、薄荷等诸多调料，把茶饮从瀹蔬羮饮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越众饮而独高”的独特的文化饮品，丰富了人类的饮食和精神生活。此后的茶器和茶具，始才有了明确的分野。
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陆羽论说煎茶、炙茶之法，又造了二十四种茶器，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四方的爱茶人，见到后都非常倾慕，自然会纷纷仿效，每个人都会因拥有一套完整的茶器而自豪。有个叫常伯熊的人，不停地广为润色陆羽的《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专用茶器的需求，而专用茶器的设计与推广，又同时提升了饮茶的品质和茶饮的审美情趣。
以茶瓯为例，唐代瓷器流行的基本格局为南青北白，以北方类银似雪的白瓷与南方如玉似冰的青瓷，最为受人瞩目。白居易欣赏白瓷为：“白瓷瓯甚洁”，皎然也赞美“素瓷雪白缥沫香”。在颜真卿、陆士修、皎然等六人的月夜茶会上，所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陆士修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的精彩联句。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逢乡友》诗云：“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上述诗中的素瓷，即是白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像皎然和白居易等人，还是喜欢用白瓷碗喝茶的。这是因为，即使到了唐代，细白瓷的茶器，因胎土含铁量较低，烧造难度极大，珍贵而不易得，因此会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甚至成为社会等级的体现。
陆羽《茶经》问世以后，陆羽“青瓷益茶”的观点，对于唐代煎茶品饮美学的构建，影响巨大且波及深远。陆羽认为越瓷类玉，这使得古代君子与玉比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美学思想，在茶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又言越瓷类冰，其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也是饮茶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受制于当时制茶、炙茶、煎茶的原因，茶汤可能会因酚类物质轻微氧化而使茶汤绿中泛黄，即《茶经》记载的“茶作红白之色”。越瓷的青绿釉色，会通过遮掩、修饰而使茶汤及茶末更绿；会映衬的茶汤的沫饽更白，焕若积雪。
另外，陆羽也从茶碗的使用上，对邢瓷和越瓷的形制进行了比较。他说：越瓷的茶碗为上，是因为“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瓷的茶碗，口沿不外翻，稍呈敛口，利于饮茶时碗沿与口唇的密切接触，唇感舒适，不易造成茶汤的撒漏。底卷而浅，首先是碗底稍稍外卷，使得茶碗具备较高的稳定性，端拿起来喝茶比较方便，也不易烫手。其次，碗腹稍浅一些，便于茶汤的一饮而尽，且碗底不易残留茶渣。
唐代邢窑白色茶碗。
唐代越窑茶碗。
从唐代浩瀚的诗篇里，我们能读到很多对青瓷茶器的赞美之语，可视为是对茶器美学的有益补充。唐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施肩吾在《蜀茗词》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从出土的越窑瓷片，以及秘色瓷器的青绿色可以判断，“青中带湖绿，不留一丝黄”，这种纯净的不沾一点烟火气的青瓷茶碗，确实最利于唐代煎茶的茶汤欣赏。
陆羽说：“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唐代，黑褐色的瓷器，由于含铁量高，色调不纯，烧制粗糙，价格低廉，因此多作为日常民用器具使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唐代并没有多少发展前景的黑褐色茶器，到了宋代突然受到重视，并很快贵为贡品且发展到了极致。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其实很简单，主要原因在于，唐代鉴赏茶的美学标准，还是以青绿为上。黑瓷不仅贱为民器，而且无法完全呈现唐代煎茶的青翠之美。归根到底，还是功能和审美上的欠缺。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钧、汝、官，哥、定等名窑珍品辈出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唯独钟爱通体施以黑色釉水的建盏呢？关键在于从唐至宋，品茶的审美标准，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渐渐开始“茶色贵白”。因此，作为斗茶、鉴茶、赏茶、喝茶的工具，不是因为器具多么珍稀、多么难烧等原因，才会备受茶人们的珍视和推崇，而是在于这件茶器能否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去表现和表达彼时的茶与茶汤之美。
我们再来回望一下宋代的点茶、斗茶，其特点为：一斗汤色，二斗水痕。斗茶首先要看茶汤的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因为点茶的汤色，最易暴露茶的采制水准。茶汤纯白，是好茶的标志。茶汤的色泽偏青，说明蒸茶的火候不足；色泽泛灰，说明蒸茶的火候已过；色泽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泽泛红，说明烘焙过了火候。其次，还要看汤花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碾茶得当，点茶、点汤、击拂都能恰到好处，汤花就会细腻、水乳融合度好，且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现象名曰“咬盏”。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会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也成为评判茶汤优劣的重要依据。故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明确了宋代的斗茶规则，我们就能清楚，黑褐色的茶盏，在斗茶的过程中，尤其在其功能、色泽、审美上，确实具备了其他名窑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蔡襄《茶录》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釉茶盏与雪白的汤色，互相映衬，这种黑白分明的对比美，会让我们体悟到，建盏不仅是在使用功能上符合斗茶的需要，而且在审美上，也符合宋代理学“物皆各有耦”、崇理抑情，冷静深邃，向往淡雅，追求朴实无华的美学标准。
南宋吉州窑黑盏，定窑盏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