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构成，阴阳和合02
在工夫茶的泡法中，常常将沸水淋于茶壶的表面，壶外追热，内外夹攻，以保证壶内的茶汤，尽可能达到足够高的温度。对于凤凰单丛、武夷岩茶等传统型的乌龙茶，通过淋壶为壶加温，可明显影响茶汤的滋味与香气的表达。但对于清香型铁观音、普洱生茶等发酵轻的茶类，淋壶追热，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加重茶汤的苦涩程度。因此，在泡茶时，要因地制宜，因茶而别，学会分清茶类，辨别茶的氧化程度与焙火轻重可能对茶造成的影响。不可盲目的为了养壶，而不顾全茶汤的滋味，一味地去用热水、茶汤淋壶。我们用了几分的心思去理解茶、去泡茶，茶汤里便会增加几分的滋味与回馈。茶不负人。
茶席上的壶承，是为了保证席面清洁干爽之用。我们在当下的泡茶实践中，已经很少再用于淋壶接水。它主要用于承接在泡茶注水时、溅出的或溢出的少量水滴，因此，壶承更多具备了衬托、突出茶壶（盖碗）的美学功能。
壶承的选择，颜色宜略浅于茶壶（盖碗）的颜色，或者颜色近似席布，不应太惹眼而喧宾夺主。壶承的大小，应当与茶壶相匹配，过大则显得茶壶太小，泡茶区域过于疏散；过小则水滴容易溅出，影响席面的整洁。壶承的大小，以接近壶（盖碗）外缘直径的两倍左右为恰当。总之，壶承选择的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到其实用性与视觉的美感。壶承不能太低，若是过低，则会影响茶席上壶（盖碗）的竖象之美。当然，壶承也不能太高，若是太高，则会使茶壶（盖碗）产生不稳定的感觉，可能会影响到席主在泡茶时的心理安宁。壶承与壶（盖碗）的总高度，不宜超过匀杯的高度。壶承是茶壶（盖碗）的卫士，也是展示泡茶器的舞台，它会时时处处，隐去自己，去突出泡茶器的线条、釉色、肌理及端庄之美。
手工精制铜壶承。
如果有条件和机缘，可挑选早期柴烧的瓷盘作为壶承。早期的瓷盘温润而无火气，不刺眼，又具几分典雅之气。瓷盘上的雕花、涂彩、装饰，以素雅为上。在壶与壶承之间，可添加丝瓜络片作为壶垫，以减缓二者之间的冲击和碰磕。翁辉东在《潮州茶经》里，对壶垫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说：“茶垫：如盘而小，径约三寸，用以置冲罐，承沸汤。式样夏日宜浅，冬日宜深，深则可容多汤，使勿易冷，茶垫之底，托以垫毡，以秋瓜络为之，不生他味，毡毯旧布，剪成圆形，稍有不合矣。”若选择使用金属材质的壶承，以早期的锡器为上，不能呈现太强的金属光亮。无论是铜质壶承，还是银质壶承，均以温润含蓄有包浆者为佳。
茶托，隔热衬托
茶托，又称盏托、茶船。其用途，是为放置茶盏的承盘，以承接茶盏防烫手之用。后因个别的设计，其外形似舟，遂以茶船或茶舟名之。清代顾张思的《土风录》卷五记载：“富贵家茶杯用托子，曰茶船。”寂园叟的《陶雅》也提到：“盏托，谓之茶船，明制如船，康雍小酒盏则托作圆形而不空其中。宋窑则空中矣。略如今制而颇朴拙也。”这一段记载，既说明了船形茶托产生于明代，又指出了明代和清代的许多茶杯，可能是由酒杯演变而来的，并且酒杯和茶杯，此时在形制上已没有多大的差别。用作茶杯抑或酒杯，就要看配套的究竟是茶托还是酒台子，具体考证可见拙作《茶与茶器》。
清代青花瓷质茶船。
对于茶托的起源，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文献，是晚唐李济翁的《资暇录》，其中写道：“始建中（780—783），蜀相崔宁之女以茶盅无衬，病其烫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盅倾，乃以蜡环子之央，其盅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致百状焉。”楪子从木，是指盛食物的木楪子，即是蜀中的漆器。然后又以“漆环代蜡”，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最早的茶托雏形，从一诞生就是一件标准的漆器，是否为红色尚不好断定。根据李济翁的记载，他认为盏托最早出现在唐代，其主要作用，是防止喝茶时手指被烫伤。这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此前出现的酒器承盘与专用茶托的起源，并没有任何的关联。尽管在五代以后，茶托的造型可能影响到了酒托盘的形制。宋代程大昌的《演繁露》说：“古者彝有舟，爵有坫，即今俗称台之类也。然台亦始于盏托，托始于唐，前世无有也。”宋大昌所讲的“台”，是指盏托中间凸起的酒台子，它常与高足酒盏配合使用，合称台盏，为高级酒器。《辽史·礼志三》中，有在重要仪式中贵族“执台盏进酒”的记载。“盏托”是指茶托。茶托的外观为：下无高足，中无圆台凸起，并且中心是中空的，以便于承接茶盏圈足的圆盘形茶器。从酒台子和茶托的异同、以及目前的出土资料证实：宋大昌所讲的“然台亦始于盏托”，表达的是茶托的外形、结构，可能影响到了酒台子的诞生，并非酒台子是从茶托中派生出来的。这一点一定要引起注意，不可颠倒混淆。
唐代陆羽在《茶经》里，即使连一个渺小的竹夹、一个纸囊，都写得非常详细，但为什么没有记载茶托这个重要的茶器呢？我在《茶与茶器》里考证过，首先，在陆羽《茶经》问世时，茶托尚未在当时交通相对闭塞的蜀地诞生。其次，茶瓯的容积在半升以下，按照陆羽的“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不考虑煮茶时水分的损耗，茶汤才占茶瓯容积的五分之一。即使是人少的时候，小于一升的茶汤酌分三碗，其容量也不会超过茶瓯的五分之三。因此，以茶瓯在注茶时预留出的宽裕度，根本就不存在茶汤的烫手问题。
雕漆茶托。
宋代是茶托发展的兴盛时期，这与点茶的要求关联甚多。在当时，除了各式各样的瓷质茶托、琉璃盏托、金银盏托、锡茶托外，尤其是朱漆木质茶托更是大行其道。宋代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中，把茶托称之为雕漆秘阁，其名承之，字易持，号古台老人。承之和易持，指的是茶盏。古台，指的是茶托的外形。并赞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吾斯之未能信。以其弭执热之患，无坳堂之覆，故宜辅以宝文，而亲近君子。”
宋代的茶托，为什么以漆雕秘阁为贵呢？这就涉及茶托的材质问题，在所有材质里，最轻且隔热性能最好的就属于木质了，而装饰性高贵华美的又当属漆雕。漆雕茶托相对于瓷质，它不易碎；在冬季，相对于金属材质又不寒凉。
从漆雕的发展历史来看，到了宋代已发展的相当成熟。《茶具图赞》描述的漆雕秘阁，从其纹饰来看，属于剔刻较深的如意云纹，当属剔犀工艺的盏托无疑。
唐代崔相之女的漆木茶托，影响到宋代审安老人记载的贵族专属的漆雕秘阁的诞生，二者又共同深刻影响到宋代以降的茶托的造型、工艺与材质。从宣化辽墓等壁画中可以明确看到：那时画中人物所持的茶托，多为朱红或黑色漆器木质茶托。在《水浒传》的第四十五回，就写到过朱红茶托：“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白雪锭器盏内，朱红托子，绝细好茶吃罢，放下盏子。”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记载：“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周密的《齐东野语》更进一步证实了南宋当时的茶托，多为朱红茶托。他写道：“有丧不举茶托。凡居丧者，举茶不用托，虽曰俗礼，然莫晓其义。或谓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据。宋景文的《杂记》云：‘夏侍中薨于京师，子安期他日至馆中，同舍谒见，举茶托如平日，众颇讶之。’又平园《思陵记》，载阜陵居高宗丧，宣坐、赐茶，亦不用托。始知此事流传已久矣。”
从周密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宋代，凡是居丧守孝期间的人，不论主宾和男女，喝茶时一律不能用茶托，否则就是对逝者的不敬，属于违礼行为。其原因在于，古代的茶托外表多饰有彩绘，尤其是以朱红居多。喝茶时不用茶托，是为了避嫌和表示哀痛，这与居丧期间不穿彩色衣服、不进行娱乐活动等，是同样的道理。例如：像周密记载的那个名叫夏安期的官员，在父丧期间喝茶，仍然与平日一样，使用并举茶托，结果被同僚告发，受到撤职罢官的严厉处分。北宋《景德传灯录·松山和尚》记载：“一日命庞居士吃茶，居士举起托子。”从以上文献可以推断，宋代的盏、托并用，属于日常饮茶的规范，除非遇到丧事。
南宋《五百罗汉图》局部。
宋代以降，瓷质茶托的烧制，逐渐增多，盏托成了茶盏的固定附件。早期的茶托与酒台子都有台，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茶托中心凸起的台子是中空的，其作用如《茶具图赞》所言，是“承之”，以承接茶盏的圈足，用于持危，使其不颠。一手持盏托时，看不到茶盏的圈足。而酒台子多为瓷质，其中间的台面是闭合的且较高，其作用是执台盏进酒，提高酒杯的高度，增加敬酒的庄严与仪式感。酒杯放置在酒台子上，可以看到酒杯的圈足，并且其酒杯多为高脚杯。饮酒时的酒盏取拿，迥异于饮茶的托盏并举，饮酒人只取酒杯，不能手托酒台子。
玛瑙酒台盏， 其结构明显区别于茶托。
明代初期，受宋代饮茶审美的影响，贵族、文人仍在使用朱红木质茶托。这一点，从明代丁云鹏的煮茶图、唐寅的《煎茶图》等，可以窥见。巧合的是，在这两幅茶画的左前侧，都有一只斗笠状的茶盏，安放在一个朱红色的茶托之中。
从明代饮茶的执牛耳者朱权开始，提倡饮茶的“志绝尘境，栖神物外”，深刻影响了之后明代文人饮茶的隐逸之风。如：长期隐居苏州西山的张源，著《茶录》认为山斋茅舍，惟用锡器，这在某个层面上，有力地推动了锡制茶托的发展。
宋代斗茶的茶盏，多为口径12cm~15cm的束口盏，容量一般在200ml以上。到了明代，当散茶的冲泡，取代了宋代的点茶法，因为不再需要在茶盏内点茶击拂，所以，茶盏、茶瓯（茶碗）、茶钟的尺寸相对缩小了许多。其大小，近似于宋代口径在11cm及以下的吃茶用盏。此时的饮茶方式，大多是把散茶先投入到茶瓯里，再以沸水冲泡，其实就是明代陈师《茶考》中记载的撮泡法。在以瓯泡茶的过程中，因担心茶汤变凉，或为避免灰尘落入茶瓯，前人便在茶瓯上加了个盖子，于是，就形成了盖碗。同时，为了防止端着盖碗喝茶时烫手，便水到渠成地会增加了一个碗托。当然，碗托的出现，也一定沿袭了之前的举托喝茶的习惯。盖碗托在明清时，多为锡制或铜制，碗托中间有台有承口，形制与宋代基本茶托一致。但是，此时的盖碗，毕竟是直接接触口唇供喝茶之用，因此，盖碗的碗沿多为直口。近代以降，当盖碗的属性摇身一变，由过去集泡茶和品茶于一体的茶器，变为当今的单纯的泡茶器之后，盖碗的直口，就开始演变为防烫手之用的撇口了。
清代瓷质茶托。
明代的废团改散，推动了壶泡法的流行。陈师的《茶考》记载：“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吴中，置磁壶二小瓯于案，全不用果奉客，随意啜之。可谓知味而雅致者矣。”山寺里，与瓷壶配套的两个小瓯，其实就是品茶的茶钟。茶钟比茶碗稍小，口径大约在10cm左右。这个尺寸，正符合拇指与中指或拇指与食指持器的舒适距离。茶钟自酒钟而来，以外形似倒钟而得名，又称茶杯、茶盅，其口径近似于杯高。而茶碗，其高度大致为口径的二分之一。当今的撇口盖碗的碗体，大都是从茶盅变化而来。明末清初，南京桃叶渡闵汶水，以汤社主江南风流，工夫茶开始萌芽。当小酒盏被用于饮茶之后，酒器自然就变成了茶器，相应的过去的酒杯承盘，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今天随处可见的所谓“茶托”。但是，此“茶托”，已迥异于过去的有台有承口的古老盏托或碗托了。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写道：“承杯之器，谓之盏托，亦谓之茶船。明制舟形，清初亦然。”也就是说，在酒杯或酒杯的形制，影响了口径在6cm左右小茶杯的诞生之后，茶托才有了茶舟、茶船之名。
酒杯与酒盘的组合，合称盘盏。酒盘的中心省去浅台，是因为酒盏不存在“执热之患”，其圈足也不需要以“承之”，当然，古时候的很多酒杯，从来就没有过圈足。
当从酒盘演化而来的茶托，失去了中心的圆台和承口，茶托的功能明显的被弱化了，有其名而无其实了。此时的饮茶方式，不再举托而饮，如同宋辽以降饮酒盘盏的使用方式一样，饮者只取茶杯，茶托（茶盘）为敬茶者所持。
一盏冷暖高低举。茶席上的盏托，形制各异，大小不同，变化多端。在茶席布置时，针对某一种茶类，合理选用元宝形、海棠花形、梅花形等不同的茶托，容易在联想中找到与某类茶共鸣的契合点，也可能会产生意味深长的暗示作用。例如，在品鉴武夷岩茶中的水金龟，或是梅占、九曲红梅时，可选择梅花形的茶托，或是带有梅花图案的茶托。水金龟典型的梅花香气，可以用梅花形的茶托来点题。梅花形的茶托或图案，也能很好地对梅占和九曲红梅等茶的内涵，形成生动有趣的诠释。
清代锡制碗托。
我偏好使用外观呈六角形的锡制茶托，六角形制的茶托稳重，杯托之间结合紧密，没有缝隙。在茶席布置完毕，登台亮相时，会使茶杯的排列组合，整齐划一，形生势成，更具韵律美感。茶席以简素为上，从席布、茶托到茶杯，在颜色的搭配上，应该有个深浅的渐变。如果席面比较平整，或找不到合适的茶托，茶托也可省去不用。
茶荷，负荷染香
茶荷的“荷”，在这里是动词，有承载、负荷之意。茶荷，是置茶、容纳、承载茶的专用茶器。它主要有鉴赏茶形、观看茶色、闻干茶香气的功能，兼有把茶从茶仓顺利移至泡茶器内的用途。
茶荷，不同于茶则，也不同于茶匙。茶则是量取茶的器具，带有计量的功能。茶匙，在唐代曾是计量工具，因此，也兼具过茶则的功能。陆羽《茶经》写道：“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方寸匕，是古老的计量容器，长柄浅斗，其匕大小为正方一寸，容量大概为6~9g。在北宋早期，茶匙变成了点茶时击拂、搅拌茶汤的专用器具。而唐代煎茶环激汤心的搅拌器具，则是长为一尺的竹筴。据宋代蔡襄《茶录》记载：“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北宋毛滂诗云：“旧闻作匙用黄金，击拂要须金有力。”到了宋徽宗时代，点茶击拂时，竹制茶筅又取代了茶匙。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明代初期，朱权自成一家，对“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茶匙的功能，便由击拂搅拌，又改为了“量客众寡，投数匕入于巨瓯”。这就意味着茶匙的功能，在明代早期又变成了“匙茶入瓯”的茶则，同时也兼有容纳茶的茶荷的功能。
宋代《十八学士图》局部，右侧童子执茶匙，点茶击拂。
明代中后期，茶匙的形状和功能，随着时代的需求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濂在《遵生八笺》写道：“撩云，竹茶匙也，用以取果。”撩云之雅称，比茶匙更具诗意之美。撩云之谓，与茶的别名较多有关。如：云华、碧云等，唐代皮日休诗云：“清晨一器是云华。”崔鱼也有诗：“朱唇啜破绿云时。”
高濂记载的竹茶匙，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清代陆廷灿在《续茶经》，引用臞仙朱权的话透露过：“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尘之物也。”明代那些隐逸山林的文人雅士，喜欢用“撩云”喝茶捞果，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是内心嫌弃金银奢丽、铜臭铁腥，认为竹有节而不染尘，最是清雅宜茶。而那些游走在红尘中的人们，使用的茶匙又是什么样的呢？从目前的出土资料和文献来看，多为银质、铜质茶匙。贵族们喜用的茶匙，多为金质或银质鎏金工艺。湖北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件金质茶匙，匙形若一枚杏叶，匙心的花朵镂空。北京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也出土了一件银质鎏金镂空茶匙。这两件代表性较强的茶匙，应该算是明代最高级、最奢华的同类器物了。
静清和收藏的银鎏金杏叶茶匙。
对于杏叶茶匙，明代的《金瓶梅词话》，至少有四处写过：（第七回）“只见小丫鬟拿了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匙。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盏，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渍，递与西门庆。”（第十二回）“少顷，只见鲜红漆丹盘拿了七钟茶来。雪锭般茶盏，杏叶茶匙儿，盐笋、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第十五回）“顶老彩漆方盘拿七盏茶来，雪锭盏儿，银杏叶茶匙，玫瑰泼卤瓜仁泡茶。”（第三十五回）“棋童儿云南玛瑙雕漆方盘拿了两盏茶来，银镶竹丝茶钟，金杏叶茶匙，木樨青豆泡茶。”从以上四处详实的描述能够看出，明代茶匙的流行，主要是为饮用那些花果茶。由此可以推断，明代茶匙是与茶钟或茶盏配套使用的，其作用，既可以撩拨飘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可以捞取茶汤中的果肉、果仁、笋丁、花瓣、芝麻、豆类等食品，边喝边吃。对于茶匙的用法，明代《西游记》里写得比较清楚，吴承恩在第二十六回中写道：“那呆子出得门来，只见一个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去寻钟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夺过。”
静清和收藏的茶匙。
从以上叙述可知，从明代的万历皇帝、梁王到西门庆身边的达官贵人，都在用镂空茶匙喝茶。宁王朱权也不只是清饮，真实生活中的他，也在食用花果茶，只不过他选用的茶匙是竹子编的，谓其林下超凡出尘之物。可见，饮茶之事，并没有多么明显的雅俗边界，喝什么？怎么喝？并不重要。雅与俗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一颗清纯无邪的心灵。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种镂空撩茶取果的茶匙的应用，不会晚于元代，而以明代为盛。元代王祯在《农书》记载：“茶之用：芼核桃、松实、脂麻、杏仁、栗任用，虽失正味，亦供咀嚼。”这足以可以证明，在元代已经有了花果茶的喝法。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咏嘉靖雕漆茶盘》的诗注后写道：“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纪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这也证明了乾隆皇帝在喝三清茶时，茶瓯里的松子、佛手等，是需要用镂空茶匙捞着吃的。我喜欢用老竹片手工磨成的茶荷，其横断面的竹肉，如美丽的鱼子纹，色泽由红到黄、深浅不一地分布着。岁月沉积在茶荷上，微微泛着暗红的包浆，那温润如玉的光泽，隐藏着的是惜物之心，是对精致生活的重拾。老茶荷在茶席上，像谦谦君子，幽隐含蓄亲切，清凉滋润素雅，令茶席沉稳入世，多了些烟火气息。而为世人所珍视的斑竹或湘妃竹茶荷，摆放在茶席上会略显花哨，但精美的，却是可遇不可求了。
我们日常所用的茶荷，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又经常在茶友之间穿梭传递，因此，茶荷的定期消毒，显得尤为必要。在公共场所，如若选用能够自行抑菌杀毒的银质茶荷或铜质茶荷，才是上佳的明智选择。铜茶荷带有金属的异味，可能会干扰、影响到茶的本真气息，这点需要引起注意。对此，罗廪在《茶解》中写道：“茶性**,易于染着,无论腥秽及有气之物,不得与之近，即名香亦不宜相杂。”而手打的银质茶荷，没有任何的异味，摩挲使用日久，便会生出玫瑰红色的沉稳包浆，入驻茶席自会增彩添色，蓬荜生辉。
湘妃竹茶荷。
茶荷，有时会被清洁的白纸、树叶取代。在潮汕工夫茶的冲泡程式中，就有茗倾素纸、壶纳乌龙的细节。一纸漫卷，素宣香茶，此时若有翠竹投影其上，这席茶，便多了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墨色了。
茶则，增减计量
茶则，是量取干茶的计量器具。依靠茶则，从茶仓里，量取大概所需要的茶叶，同时依靠茶则，把茶叶轻轻地拨入泡茶器内。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类型的茶则，因器形和功用的差异，便会兼顾计量、承载、拨茶、疏通壶嘴等多种职能。
茶则之“则”，包含了量取、则度、准则等含义。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写道：“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
茶荷与银鎏金茶则。
从陆羽的描述能够看出，唐代使用的茶则，选材已是非常广泛。从中也能看到唐人，使用方寸匕作为茶则的例证，以及根据个人对茶汤浓淡的喜好，以之增减茶量的过程。
宋代点茶所用的茶则，如蔡君谟《茶录》所记：“钞茶一钱匕。”宋代的一钱匕，即是一个五铢钱可以钞起的最大容量，相当于今天投茶量的1.5~1.8g。清代蔡云在《癖说》中指出:“量药器有三等，大者方寸匕,匕正方一寸。次者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小者五匕，半五铢钱之积。盖刀圭以有柄如刀得名，而方寸匕因之。五匕以钱边五字得名。”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明确提出了“秤量”一词。其中记载：“茶注：容水半升者，量茶五分，其余以是增减。”明代的五分，相当于今天的1.56g。
尽管在北宋景德元年，刘承硅已经发明了可以精确秤量五分重的戥杆秤，但是，《茶疏》所述的“秤量”，个人认为，就像我们今天的泡茶一样，应该是用茶匙从茶仓里凭经验钞出的茶量。此处的“五分”，大概是个经验估算值。
北宋李守贵墓壁画,右侧仕女左手持茶仓，右手执茶则，量茶、拨茶末入盏。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如果许次纾是用茶匙，把茶叶从茶仓中直接钞出的，那么，此处的茶匙就是茶则。假如是用戥秤秤出的茶叶，那戥秤就具有了茶则的意义，而与之配合的、能够暂时容纳茶叶的茶勺，就属于典型的茶荷了。
从陆羽的《茶经》，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在唐代煎茶时，1000ml的水量，投茶6~9g；从蔡襄的《茶录》，我们能够推算，宋代点茶时，容量300ml左右的茶盏，投茶1.5~1.8g；从许次纾的《茶疏》，我们也能够看到,明代用500ml左右的壶，投茶1.56g左右。可见，古人饮茶还是很在乎身心健康的，他们并不欣赏和支持喝浓茶的行为。正如许次纾所言：喝茶总是清事，“但令色香味备，意已独至，何必过多，反失清冽乎。”
无竹令人俗。在当代茶席上，我常常去寻觅一段嶙峋的竹鞭，或截取一根一波三折的树枝，或寻找一截斑竹，来制作体现自己美学趣味的茶则。不仅方便实用，而且会使茶席上氤氲着山野清趣。
竹子和茶，自古就有不解之缘，产茶之地也多竹林苔藓。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写道：“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清茶与翠竹，本是山中清物。竹下饮茶，茶引清香，竹添幽境；茶烟竹影，相映成画。明代朱权在《茶谱》里写到过茶架。他说：“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朱权虽言茶架，却道出了茶竹相伴，是最相宜的。陆羽也强调，竹可“假其香洁以益茶味”。竹与茶都罕有世间的俗尘气息，可谓双清。杜甫《屏迹》诗云：“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在茶席上，裁一截自己喜爱的竹子作为茶则，茶竹双清，相得益彰。
茶则虽小，意义却不寻常。对于寻觅制作茶则的良材，陆羽深有体会，他在《茶经》中说：“恐非林谷间莫之至。”我也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亲自动手，到山野间、竹林里，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去仰观俯察，去信手拈来，做出适合自己的茶荷与茶则。自己亲手制作的茶器，最能体现自己的审美与诉求，用着更是应手舒适。手作之美器，匠心独具，包含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辛苦和情感，它是对一段历程、一段时光的纪念。在任何时候，带着自己温度的器物，内心最是珍惜，不会随意或轻易丢弃。在生活中，老人常告诫我们要敝帚自珍，这与“茶性俭”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手作“茶则”另一层面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扩张和疯狂逐利的结果，就是竭力采用各种方式，去刺激、放大人的欲望，去鼓励消费和喜新厌旧。用过即丢，同时丢掉的还有良知。这种涸泽而渔的消费模式，不仅严重违背了中华民族敬天惜物的美德，泯灭了个性与自我，而且也容易让人陷入生存的迷茫与作茧自缚。鉴于此，借由茶可以重塑我们的内心，尽量不浪费，少外求，在茶生活美学的渐次构建中，不为物役，不为物累，力所能及地运用自己的双手，解放自己的心灵与智慧，制作一些必需且真正适合自己的茶器，不贪多，常玩味，以物养性，相互滋养。如文震亨所说：“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手作的茶器，便会与心灵相关。手作之美，凝结着我们昨日的生活痕迹。如此饱含着思考与记忆的茶器，在茶席上陈列时，才是有温度、有情感、有诗意、有共鸣的。
滓方，有容乃大
滓方，是茶席上用于收集和汇聚多余茶水、废水以及茶滓的器具。滓方，在日本又称建水，与高屋建瓴的“建”同义，有倾倒的意思。
滓方，不同于水方，也异于涤方，三者形制相似，容量大小不等，功用上更是悬殊很大，不可混淆。陆羽在《茶经》写道：“水方：水方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里并外缝漆之，受一斗。”《茶经》里记载的水方，容量较大，一斗相当于现在的十升水。可见，水方是专门用来盛装、煎茶所需要的山泉水的容器。“涤方：涤方以贮涤洗之余，用楸木合之，制如水方，受八升。”根据陆羽的描述，涤方应该是洗涤茶具用的容器，形制比水方略小一些。“滓方：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处五升。”陆羽《茶经》对滓方描述得非常清晰，它无论是在形制还是在功能上，与今天的建水功能都是非常接近的，成为专门收集废水、茶滓的专用器具。另外，从形状和容积上分析，水方、涤方、滓方三者在不使用时，可以叠加在一起收纳，以节省存放空间。
随着唐宋饮茶风气的日新月异，陆羽《茶经》记载的滓方，受之前唾壶的影响，又在唐末宋初衍生出了渣斗。早期的渣斗口沿敞大，颈口细小，利于滤茶分水。在河北宣化辽代墓画中，就有一仕女在分茶持盏时，右侧另一仕女，执一白色瓷质渣斗。在另一幅墓画中，也有一男士在点茶时，身后另一黑衣男士，持白色渣斗的情景。在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曾出土过一件唐代铜质渣斗，内留有残茶，器壁上也有茶汤流淌过的痕迹。置于其上的铜碗底内，还附着一小撮呈风干状的茶叶。南宋以后，渣斗从专用的茶器，又逐渐演变为酒宴上陈设兼能盛放食物残渣的酒器。
我在茶席上常用的渣斗。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茶席上的滓方，与我们日常习惯称谓的水方或者水盂，无论是形制，还是功能，都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可混同一物。水盂，是文房里盛水以供磨墨用的器皿，供染墨濡笔之用。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录·水滴辨》里说：“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河北宣化辽代墓壁画，右侧仕女持一白色渣斗。
近代文献里提到的滓方，翁辉东先生称之为茶洗，功能一也。他在《潮州茶经》写道：“茶洗形如大碗，深浅式样甚多。贯重窑产，价也昂贵。烹茶之家必备三个，一正二副。正洗用以浸茶杯，副洗一以浸冲罐，一以储茶渣暨杯盘弃水。”翁辉东称之的“二副”茶洗，与文震亨《长物志》中描述的茶洗，又大相径庭。文震亨写道：“以砂为之，制如碗式，上下二层。上层底穿数孔，用洗茶，沙垢皆从孔中流出，最便。”明代文震亨所言的茶洗，是洗茶之用的。翁辉东认为的茶洗，其功能包括上述三种。名虽同而形制、功用异也，不可不辨。而唐代以降的渣斗，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演化成了陈设品或者酒器。从上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渣斗、水盂还是茶洗，上述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器物名称，都无法涵盖陆羽《茶经》对滓方赋予的意义和功能。因此，在茶席上储存收集茶渣、废水的茶器，还是称为滓方最为恰当。器以载道，格物致知。茶器选择得方方正正，寓意着做人的规规矩矩。许次纾在《茶疏》里提醒说：茶瓯“必拣圆整，勿用啙窳”，也是此意。
手工打的铜滓方，茶席上的滓方要呈竖向，与泡茶器的比例要协调。
滓方在茶席上，虽不显眼，但在感觉上，却深具分量感。滓方陈设于席主泡茶弃水的方便位置，一般常在席主的右手侧，以不影响分茶轨迹为宜。由于滓方的体积稍大，其容量的选择，一般为匀杯直径的2~3倍为宜。滓方常常与花器各据一侧，倘若处理不当，会使茶席显得突兀和不平衡，甚至头重脚轻，因此，不妨顺势把它作为均衡茶席构图的重要砝码使用。
荀子曰：“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勿以善小而不为。滓方虽然平凡乃至庸常，但却是茶席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细节，能否正确运用和把握好，事关一席茶视觉美和平衡感的构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常困于所溺，便是这个道理。日本茶人对建水（滓方）一丝不苟的设计和追求，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忽微的细节以及对待器物的态度，决定着一个茶席的成败。不能因为滓方的功能看似不重要，便粗制滥造，或布置的马虎凑合，而不去尽善尽美。
在茶席的设计中，我经常用器高为11cm的民国桃花仕女渣斗充当滓方，席间会因之摩**着清贵之气。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精美灵巧的茶器，可有效改善茶席的美学氛围，提高茶席的品位与可观赏性。
席布，一方天地
席布，是营造茶席天地中的一方素巾，或竹或麻，随心细择，点缀衬托。席布不仅用于装饰、调节茶席的色调，而且也是确立茶席空间中心区域的标志。
在茶席的空间里，一方席布象征着大地，承载安放着茶器，调和着茶席的色调。茶器的上方，相当于是茶席的天空。泡茶人与品茶人主客分列，诗意地栖居在茶的天地之间，安然享受着一杯茶的清芬甘甜。
茶与茶汤、茶器与插花、还有我们，都是茶席不可或缺的角色。席布及其他茶元素的存在，本是为了营造茶席的色调与氛围，衬托表现四季的变化、茶器的质感、茶汤的通透、席花的野逸等，让我们在视觉上产生美感，使品茶的生活艺术化，进而更容易亲近或走进茶道的美学空间。
一个完整的茶席，从空间上看，应分为天、人、地三个部分。茶席的席布是铺垫属于地，地要厚重，主承载。因此从桌面的装饰开始，茶席的层面，就包括席布、茶托、茶杯等，三者依次向上，色彩的明亮度应该越来越高，颜色逐渐趋浅。例如：从黑、灰、蓝向上逐渐由深及浅过渡到白色，这种自然的秩序，符合清轻向上为阳为天、重浊下降为阴为地的传统理念。
席布的颜色选择，通常的底层铺陈是，以有重量感的冷色最佳。也可根据茶事活动的要求、茶类的不同、季节的变换、空间的差异等因素，点缀搭配不同颜色和不同质感的席布，但一般不能超过三种色彩，颜色更不宜花哨，淡雅素净为上。五色令人目盲。我们试想，如果席布的色彩过于繁多，图案又过于华丽，席布的面积占比又非常大，在视觉上势必会影响到其它茶器的表现，也会严重扰乱茶席上其他茶器应有的色彩比例。色彩的搭配之美，在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因此，在规范的茶席上，尽量不要使用色彩绚烂的花布，以减少席布错综复杂的色彩和图案对视觉造成的干扰，这也符合茶席设计必须遵循的视觉极简原则。如此，在厚重素净的大地上，才能盛开出雅致而又赏心悦目的花朵，茶汤、茶器在茶席上才能重点突出。
霁红盖碗配铜茶托。
记得诗人席慕蓉曾经谈起，为什么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她们喜欢穿红色的衣袍？根本原因在于，身穿色彩鲜艳的衣袍，骑行在蓝天、白云与莽莽绿野中，不容易被辽阔的草原所吞噬、所淹没，这就是对比、衬托的力量。茶席之理，亦复如是。
洁方，受污拭盏
洁方，又称茶巾，是用来擦拭茶器外壁及吸附茶席上的滴水等。陆羽在《茶经》中写道：“巾，以絁为之。长二尺，作二枚，互用之，以洁诸器。”陆羽写得很明白，茶巾是作为拭盏洁器之用的。当时的洁方，用的是粗糙的丝绸，吸水效果不如现代的素面棉麻细布。在日本茶席里，洁方还存留着唐代的影子，很有仪式感。主人在点浓茶之前，要当着客人的面，用洁方细心郑重地擦净每一件茶器。
明代张源的《茶录》和许次纾的《茶疏》，均提到过洁方，称之为拭盏布，是在饮茶前后，擦拭茶盏内壁的专用细麻布。在科技发达、消毒条件较好的今天，我不赞成再用洁方去拭擦茶盏的内壁，这毕竟还是触犯了卫生之大忌。我赞同明代闻龙的做法，他在《茶笺》中说：“茶具涤毕，覆于竹架，俟其自干为佳。其拭巾只宜拭外，切忌拭内。盖布帨虽洁，一经人手，极易作气。纵器不干，亦无大害。”我们在今天，高温消毒柜这一利器，已经随处可见，洁方的作用，只宜用来拭擦茶器外壁的水渍、茶席上的滴水等。除此，洁方的存在，更多是种仪式感。
明代程用宾在《茶录》里说：洁方，“拭具布，用细麻布有三妙：曰耐秽，曰避臭，曰易干。”洁方，在茶席上极不显眼，却是不可或缺。它无足轻重地藏于茶席一隅，默默无闻，倒也安然恬淡。洁方的颜色，古人多用白色的丝绸或是黄色的细麻布。当下的茶席，洁方的选择，还是“如素”最好，不要过于鲜艳、耀眼，尽可能的与席布同色，不显山露水为佳。
明代高濂的《茶笺》，把洁方称之为受污，用以洁瓯。洁方甘愿受污，有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意味。它常常会给我如此的启示：像人，没有承受孤寂的能力，便无法安之若素；又如淤泥里盛放的荷花，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如果您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不妨为自己缝制几块别具一格的洁方，从选材、设计到制作，亲力亲为，寻常之物中便赋予了自己的审美与情感。一针一线总关情。这种带着自己的思考与体温的洁方，在茶席上便具足了自己的气质和味道。
盖置则置，心所安处
苏轼有诗：“此心安处是吾乡。”道出了盖置和则置在茶席上的感觉与作用。
盖置，是安放茶壶（盖碗）盖子的器物。则置，是安放茶则的小品。茶性净洁，又是入口之物，当席布是构成茶空间的大地时，茶席上的任何元素，都要有归宿、有依托，才会令人踏实安稳。壶有壶承，杯有茶托，则倚则置，壶盖就一定要有盖置。泡茶时，置茶注水，茶壶（盖碗）都要首先打开盖子。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壶盖（碗盖）的去处问题，我们才会心神安定，有条不紊地去泡好一盏茶。此时，茶席上的盖置与则置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平抚、安定内心的哲学问题。器物虽小，不可或缺，却也是不容小觑。以小见大，细微之处见真章。
我有一友，喜欢用和田玉的扳指作为盖置，由茶爱玉、识玉，爱屋及乌，这便是习茶的益处和功德。习茶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能从多个层面，借由茶为我们打开认识、感受、学习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以便窥其门径，从而放缓我们生活的节奏，让传统文化去慢慢浸润、滋养我们的心性。
茶仓，藏娇贮香
小茶仓，又称茶罐，在日本茶也叫茶入。茶席上的茶仓，要求精致、耐看、体积小。每个茶仓，大概能盛装一两泡茶的容量，并要求在短时间内喝完，或满足茶席当下之用即可。
陆羽在《茶经》里记载过茶盒。其中写道：“罗末以合盖贮之，以则置合中。”“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从中可见，陆羽描述的茶盒，多是用竹子或杉木制作的，大约口径为12cm，高9cm，容积还是比较大的。
最接近对茶席茶仓定义的，要数明代《茶疏》里记载的小茶罂。罂，是口小腹大的瓶，利于储茶的密封性。许次纾写道：“日用所需，储小罂中，箬包苎扎，亦勿见风。”从储茶“不过一夕，黄矣变矣”来看，小茶罂就是为了满足茶席当下之用的。在山西汾阳出土的金代王氏墓壁画的备茶图中，一僮仆双手捧盏，而另一僮仆手持茶筅正在点茶，茶桌上就放着执壶、盏托、及小茶罂。
蔡襄《茶录》写到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焙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茶录》记载的焙茶之频繁，的确是宋代爱茶之人的无奈之举。古代缺少现代的密封材料，茶又忌潮湿，因此，从唐代至明代，茶叶的密封，多用自带清香的竹木以及陶、瓷罐储存，封口多用箬叶塞紧，密封性较差，故日常需要频繁焙火。宋代梅尧臣，多次在其诗中写到箬叶，其中有：“其赠几何多，六色十五饼。每饼包青箬，红鉴缠素苘。”“昨日寄来亲脔片，包以箨箬缠以麻。”等等。
明代以后，随着锡器的广泛应用，很好地解决了储茶的密封问题。张源在《茶录》里写到分茶盒：“分茶盒，以锡为之，从大坛中分用，用尽再取。”此处的分茶盒，与许次纾的小茶罂功能雷同，都近乎于我们茶席上的小茶仓。上文提到的“大坛”，是张源的大型储茶器，其口仍旧是“以箬衬紧”的。
我多次在茶席上用过的茶仓，是一件清代的温酒器，容器口径宽阔、圆整，便于盛装条索较大的茶叶，且装取茶叶时相对方便。其画面，是清代浅绛名家汪章的仕女图，轩窗下，书案前，有一神情娴静的仕女，低眉信手，若有所思。或许是相思，是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该温酒器内，还有配有一只原装的粉彩老酒杯，画面是一个可爱的童子，沽酒归来，恰好成为我茶席上的品杯。
一器多用，善巧借物。
我也喜欢用日本备前烧的茶入，象牙盖子，低调素净。备前柴烧的迷人之处，在于不彩绘，不上釉，茶入表面的窑变，是靠窑烧的火焰和落灰自然形成，富有古风雅趣。茶入最早起源于中国，盛行于日本。在日本，茶入分为唐物与和物。在五百年前的日本战国时期，那时的茶人们，主要使用从中国进口的少量唐物茶入，因此十分珍贵。拥有一定级别的名唐物茶入，曾是日本武将身份和权势的象征。即使到了江户幕府时代，茶入仍是地方大名与将军家关系远近的证明物，只有德川一族或者谱代重臣，才会拥有将军下赐的名贵茶入。
茶仓，是当代茶事中的必备之物。锡制茶仓有保鲜效果，银质茶仓能够抑菌。如果选用木质、铜制或纸质的茶仓，要注意杂味对茶可能造成的影响。
茶仓在茶席上的位置，比较自由。只要方便取茶，不影响泡茶，精美的茶仓，便是茶席构图中的一枚自由的棋子。若是布置、运用得当，茶仓会很好地起到平衡茶席布局、增强画面感的作用。茶仓的体积，以小巧精美为佳。若是茶仓的体量稍大，其器型的选择，要避让开花器和滓方的形制，避免三者在形制上的雷同，从视觉上更具差异化的美感。
都篮，整理收纳
都篮，又称竹篮，古代主要用来盛放茶器或者酒具。在茶席上，都篮是茶人的标签。一件制作精巧、雕刻精美的老都篮，带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和味道，立刻会使它的新主人变得古典蕴藉、温润内敛，这是茶的力量，也是器的熏染。
宋代《十八学士图》中，左下角摆设一只都篮。
唐代，据《茶经》记载：“都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陆羽在《茶经》里说，都篮是因存放各种茶器而命名的。它高一尺五寸，长二尺四寸，宽二尺，比另外一种盛放茶器的圆形竹器“筥”要大些。在茶器不多的时候，筥是可以替代都篮使用的。
中唐时，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远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封演的记载，可视为是对《茶经》都篮的进一步诠释。在宋代的茶事中，都篮的使用，仍一以贯之。刘挚《煎茶》诗有：“饭后开都篮，旋烹今岁茶。”宋代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诗云：“都篮携具向都堂，碾破云团北焙香。”晏殊也有《煮茶》诗：“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篮煮惠泉。”
明代，钱椿年的《茶谱》记载：“茶具十六器收贮于器局，供役苦节君者，故立名管之，盖欲归统于一，以其素有贞心雅操，而自能守之也。”此处的器局，就是都篮。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提到过器局，“竹编为方箱，用以收茶具者。”乐纯在《雪庵清史》中写道:“陆叟溺于茗事，尝为茶论，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时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若韦鸿胪、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秘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辈，皆入吾籯中矣。”此茶籯，也是特指都篮。这里要注意，历史上的多数茶籯，一般是指采茶的竹篮。对此，苏轼曾有诗：“闻道早春时，携籝赴初旭。惊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许次纾在《茶疏》中，还写到过一种“特制游装”，从中也能看到都篮的模样。《茶疏》在出游一篇写道：“余欲特制游装，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铜炉一，小面洗一，由副之。随以香奁小炉香囊七箸以为丰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
器局及茶具十六事。
到了清代，都篮仍在使用，但其功能上有了增加，也会用来盛放酒器或香器。朱彝尊有诗：“都篮茶具列，月波酒槽压。”蒋麟昌的《南乡子》写道：“小凤贮都篮，一盏旗枪雨后甘。”
茶席有竹，韵致倍添。近代的都篮，随着茶器的逐步变小而做了许多改良，变得更加轻巧雅致，更适于携带了，于是，都篮也成了茶席上一道幽美的风景。都篮以其质地自然清润，既可收纳茶席上的多余茶器，使茶席变得疏朗简约，又能以其清雅本色融入到茶席之中。一只精巧清丽的都篮，可放置于茶席的一角或是一侧，又可妙用为插花器具，也能替代茶棚使用，可谓一物多能。茶棚又叫茶架，其功能类似《茶经》记载的“具列”。“具列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朱权在《茶谱》中写到过茶架：“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
斑竹具列。
都篮，既美观便捷、环保耐用，又能培养茶人细心收纳、整理茶器的习惯，故近年来，受到很多爱茶之人的青睐。如是一位妙龄女子，夕阳西下，手提都篮，拖着身影，自茶会上缓缓归来，便无意间融入了陆游的诗境：“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
在茶席上，包括花瓶、竹篮、碗、盘、盏，甚至茶壶、茶杯等，凡是能与茶席的元素相关或是能够相互融合的，都可作为花器使用。
以竹篮、竹器、碗、盏等作为花器的插花形式，可能会用到剑山或是花泥，用以固定、束缚花枝，完成插花的构图和造型。
自古至今，鉴于茶席插花的形式，始终受到传统文人插花的影响与熏陶，故在花器的解读中，把花瓶作为重点，略作阐述，窥一斑而知全豹。
茶席上花器的选择，既要考虑到花瓶的色彩、高低、所占茶席的比例大小，又要关注花瓶与花卉的互衬映照，能否突出花材之美？能否与花卉联袂形成一个审美整体？花瓶与花卉可否在有限的自然空间里，在茶席的背景里，展现出逸趣与悦人的无限之美？因此，张谦德在《瓶花谱》里首言：“凡插贮花，先须择瓶。”袁宏道在《瓶史》中强调：“养花瓶亦须精良。”“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瓷器“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袁宏道甚至把插花之瓶，比喻为美人之所。由此可见，花器选择的适宜与否，攸关花卉之美之韵的呈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花器的选择，以清雅别致为上。“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这种文人插花对花器的审美与茶席的审美要求，本是同根生，完全可相互借鉴。
局限于常规茶席的空间尺度，花器的高度，不宜超过350mm。花瓶的高度若是超过了350mm，假如是直立的花型，其总高度可能要超过700mm。高瓶大枝与品茶人的视野不相匹配，也与茶席的整体比例难以协调。若是横斜的花型，高瓶需要匹配的与之对应的花枝，在茶席上可能会遮掩品茶人的视线，对席主的分茶轨迹，也会形成阻碍。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里说：“堂需供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屠隆的观点，充分考虑了瓶花高低与所居空间大小的恰当搭配，各得其宜。同时，张谦德和袁宏道也强调书房斋室，花器的选择，宜矮而小，形制短小的方入清供。而明代文人典型的饮茶空间——茶寮，比山斋、书房还小，如文震亨《长物志》所讲：“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据我考证，古代文人常用的矮小插花器，大致在200mm~400mm之间。古人通过实践得出的这个尺寸，对我们今天茶席插花的择器，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茶席上的花瓶，应首选传统经典、重心稳定、造型简洁、线条精练、素身无刻画的。花器颜色的选择，最好是色调一致、纯净淡雅、色差不大的单色釉，如通体黑色、红色、藕荷色、白色、月白、天青、淡黄等。质感较强的花器，在茶席构图中，还能起到重心平衡的作用。另外，花器不能只重外观精致，从而忽略了因花器的重心不稳定、对茶席上主、宾心理造成的不安定感等消极影响。瓶花整体的构图重心，要尽量落在花器的竖向中轴线左右。和谐平稳的插花，在视觉上无倾覆感，方可使品茶人的心境保持自在安定。“惜春只怕春归去，多插瓶花在处安。”因此，张谦德择瓶，注重“口欲小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我试着分别用釉面开片和不开片的月白色摇铃尊瓶，插同一枝娇黄半放的蜡梅花，经仔细比较后发现：对于素雅的花卉而言，釉面不开片的花瓶的表达效果要好于釉面开片的，从视觉上会感到、釉面不开片的整体显得更加淡静文气。可见，花器表面的不同装饰，在不同的场合，对于不同的花卉，所表达呈现的艺术效果是不尽相同的，这些细微之别，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