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构成，阴阳和合
一个道由器传的成功茶席，不仅包含着阴阳和四时的变化，而且有开有合，有规有矩，善始善终。
煮茶炉，苦节君子
煮茶炉，是在茶席的高低、横向、纵向三个维度上，形成错落有致空间结构的重要元素。现代常见的煎茶、煮水炉，有金属的风炉、陶泥炉、电炉、酒精炉等。
人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学会了利用灶坑法储存火种。之后为了火种的携带、移动，便发明了类似筒状陶罐结构的火种器，这便是最早的火炉的雏形。
唐代以前，煮茶、煎水可以用火炉，也可以不用火炉，直接使用茶鼎，以火烧其鼎腹即可。魏晋左思《娇女诗》有“吹嘘对鼎”。这类鼎，多为圆形的三足两耳的折脚鼎。唐代，皎然有茶诗：“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李商隐亦有：“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宋代，苏轼有诗：“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杨万里也有：“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阱折脚鼎。”其实，杨万里在《谢傅尚书送茶》一文中，对茶鼎的用法已经写得较为明确。他说：“远饷新茗，当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束涧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尘，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惠。”鍑同釜，茶鼎和茶鍑的区别，在于鍑圆底无足，它必须借助炉灶或依靠其他物体支撑才能使用。简单地讲，鍑是无足的鼎或鬲。
茶铛，在唐代出现的较多。皎然有诗：“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吕洞宾亦有：“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山川。”茶鼎和茶铛的外形近似，都是古代三足两耳的传统烹饪器具。但在有的时候，也会鼎铛不分。北宋王安石诗云：“肺腑鼎铛煎。”茶铛与茶鼎的唯一区别，在于茶铛带一横柄，方便席地而坐，煎茶温酒时取用。
唐代以降，煮茶煎水的火炉通称为茶灶。陆羽《茶经》把茶灶列为茶具，把风炉单列出来作为茶器，与铁鍑配合使用。在唐代，与茶灶配合使用较多的，还有茶铫。唐代元稹有诗：“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新唐书·陆龟蒙传》里记载：陆龟蒙居住在松江甫里时，不喜与流俗交往，虽造门也不肯见，不乘马，整日以蓬船为席，携带束书、茶灶，与高朋往来。唐代陈陶的《题紫竹诗》中写道：“幽香入茶灶，静翠直棋局。”南宋杨万里的《压波堂赋》诗，也有“笔床茶灶，瓦盆藤尊”之句。
古往今来，茶灶中的竹泥火炉，一直在茶席上备受青睐。竹炉是在泥炉的四周，用竹编装饰的煮水茶炉。竹与茶，都是世间清物，二者最为相宜。纵观历史，历代嗜茶的文人，对竹都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唐代柳宗元有《苦竹桥》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竹子因中空有节，其性坚韧，虽弯不折，经冬不凋，四季常青，因此，明代文人便赋竹炉以人格化，称竹炉为“苦节君”，谓其虽受火焰烤炙，仍以素有真心节操而能自守，故名。
苦节君之名，最早见于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其上卷之茶泉论中，提到了茶具十六器，于此详尽地罗列了明代的茶具，其中的总贮茶器七具之一，就有苦节君，并释文为：煮茶竹炉也，用以煎茶。高濂在记载中，明确指出了苦节君的用途，即是煮水煮茶的炉子。竹茶炉在文人的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也是高雅不俗、节操清苦的君子象征。清代陆廷灿的《续茶经》中，对苦节君进行了更为形象的描绘，其铭曰：“肖形天地,匪冶匪陶。心存活火，声带湘涛。一滴甘露，涤我诗肠。清风两腋，洞然八荒。”
明代王问的《煮茶图》局部，竹炉清晰可见。
其实，远在唐代的诗文中，就可以窥见竹炉的影子。杜甫有诗：“简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炉。”而明确的竹茶炉之名，却是见之于宋代。杜耒的《寒夜》诗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南宋时，罗大经也有诗：“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宋代贵族、文人的饮茶方式，还是以点茶为主，诗词中的竹炉上，煮的不是茶，而是用以点茶的沸水。
明代最有名的竹茶炉，当数无锡惠山听松庵的竹炉。惠山多清泉，历史上就有“九龙十三泉”之说。唐代陆羽在《茶经》里，已把无锡的惠山泉列为天下第二泉。宋代的苏东坡曾两次游览无锡，品鉴惠山泉水，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千古绝唱。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惠山寺听松庵高僧性海，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竹炉，做成天圆地方的形状，竹炉高不过一尺，外面用竹编织，里面为陶土，炉心装铜栅，上罩铜垫圈，炉口护以铜套，用以烹泉煮茶。性海以竹炉煮二泉水，瀹茶招待文人至交，一时成为雅事美谈。性海又邀画家王绂为其作画《竹炉煮茶图》，并题诗云：‘寒斋夜不眠，瀹茗坐炉边。活火煨山栗，敲冰汲涧泉。瓦铛翻白云，竹牖出青烟。一啜肺生腑，俄警骨已仙。’同时请大学士王达，撰写了《竹炉记》。又请当时的文人名士题跋，装帧成了《竹炉图咏》。”竹茶炉随着王绂《竹炉图咏》的传播而声誉大增，惹得明清两代的文人雅士，纷纷来游惠山听松庵，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书画作品，而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参拜著名的惠山寺，见到寺僧用惠山竹炉煮二泉水，瀹泡西湖龙井。亲身感受到竹炉煮茶清韵的乾隆皇帝，这次并未夺人所爱，他专门请皇家造办处的能工巧匠，仿制惠山竹茶炉，并写诗《仿惠山听松庵制竹茶炉成诗以咏之》记之：“竹炉匪夏鼎，良工率能造。胡独称惠山，诗禅遗古调。腾声四百载，摩娑果精妙。陶土编细筠，规制偶仿效。水火坎离齐，方圆乾坤肖。讵慕齐其名，聊亦从事好。松风水月下，拟一安茶铫。独苦无多闲，隐被山僧笑。”乾隆仿制的竹茶炉，至今还完好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同时，为了弥补明代王绂《竹炉煮茶图》遗失的遗憾，乾隆皇帝命董诰于1780年的仲春，复绘一幅《复竹炉煮茶图》，画面大概为：茂林修竹中，有茅屋数间，茅舍前的茶几上，摆设有竹炉和水瓮。并题诗：“都篮惊喜补成图，寒具重体设野夫。试茗芳辰欣拟昔，听松韵事可能无。常依榆夹教龙护，一任茶烟避鹤雏。美具漫云难恰并，缀容尘墨愧纷吾。”
清代乾隆皇帝的竹茶炉。
唐代陆羽《茶经》里记载的风炉，多以铜铁铸之，形如古鼎。炉内放置炭火，其上搭配煎茶的铁鍑。后世多有诗词吟咏茶鼎，例如：“岩下才经昨夜雷，风炉瓦鼎一时来”，“茶鼎夜烹千古雪，花影晨动九天风”，又有“草堂幽事许谁分，石鼎茶烟隔户闻”。而唐代以后的茶鼎，多借代为风炉、茶鍑、茶铛等。
明代仇英画卷中的鼎炉。
晚来天欲雪，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虽然煮的是“绿蚁新焙酒”，但是作为一个温暖的意象，一幅充满视觉美的生动画面，却让国人久久回味了千百年。知己一壶茶，小炉春意生，即使是在寒冬雪夜，又是多么的令人心动怦然！
我喜欢用潮汕枫溪的红泥小火炉，配以砂铫煮茶。因砂铫有透气不透水的优异特性，尤其是在红泥炉里，燃烧橄榄炭煮水，煮出的水又叫榄炭水，明显的绵软甘甜。我曾经做过一番比较，同样水质的水，同时用橄榄炭、竹炭、电热炉，分别在同一个砂铫里煮沸，沸水的甘甜和柔软度，依次是榄炭优于竹炭，竹炭优于电烧。“竹炉榄炭手亲煎”，“贵从活火发新泉”，用橄榄炭亲煎的榄炭水，是活火活水，最能益茶，倍添喝茶的韵致。
明人有《与客谈竹茶炉》诗：“松下煎茶试竹炉，涛声隐隐起风湖。老僧妙思禅机外，烧尽山泉竹未枯。”烧尽山泉，不但绕炉之竹未枯，而且愈发温润养眼，饶有弄茶玩味之趣。明代秦夔《听松庵茶炉记》说：“炉以竹为之，崇俭素也。”这种简素之美，是对陆羽提出的“茶性俭”的传承与发挥。茶器寓雅兴，风致精巧的竹炉，或者是安置在紫竹凉炉架上的泥炉，都因与竹为伴、以竹为饰而清雅不俗，色泽沉静内敛，尤具文人情趣和文化蕴涵，是茶席上一道不可或缺的文气风景。
煮水器，腾波鼓浪
从唐代至今，饮茶方式的嬗变，带来煮水器的不断革新。煮水器的外形、大小、材质、功能的不同，在具体使用和茶席构架上，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审美。
在以煮茶、煎茶为主流饮茶方式的唐代，结合唐代诗文和陆羽《茶经》来看，其主要的煮茶器，包括茶鍑、茶铛、茶铫、茶鼎等。因为唐代的煮茶器，在使用时多为敞口的，如《茶经》中陆羽使用的鍑，没有盖子，所以陆羽在煎茶时，观察烧水的沸腾状态比较醒目、直观。他在风炉上通过交床，架起茶鍑，从水方里舀水倒入，起火支烧，待鍑中的水“沸如鱼目、微有声”，即第一沸时，加入适量的盐花。待到“缘边如涌泉连珠”，即第二沸时，舀出一瓢水，放入熟盂内，以备止沸育华之用。此时，以竹夹搅拌茶鍑中的汤水，用茶则量茶末，投入鍑内煎煮。等到“势若奔涛溅沫”，将之前舀出的热水，重新倒回茶鍑中，等水面腾波鼓浪，即三沸时，便可用茶勺从鍑内舀出茶汤，酌入茶碗饮用。
据《茶经·九之略》记载：“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等废。”这说明，陆羽在野外喝茶时，也曾省去风炉，使用过鼎、鬲等茶器。但在室内煎茶，陆羽多用配套复杂的鍑煎茶，其中更多的原因，应归功于他对饮茶仪式感的尊重。在谈到煮茶器的材质时，陆羽认为最理想的应该是铁制品。因为在陆羽的认知里，铁器恒久耐用，质地又朴素易得，捡拾废弃不用的铁质耕具，就可回收制造。陶瓷与石制的煮茶器，都很雅致，但性非坚实，难可持久。当然，陆羽也承认银器最佳、最洁净，无铜臭铁腥，但银在当时属于贵重金属，相对于他所处的阶层和消费能力来讲，还是太过于侈丽了。于是陆羽强调道：“雅则雅矣，洁则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对于此句的记载，有的《茶经》版本，则是“而卒归于银也”。个人以为，“卒归于银”是对陆羽的原意的严重背离，同时也是对《茶经》前后文的误读所致。在谈到茶夹时，陆羽认为，采用竹制的，可“假其香洁以益茶味”，但是，“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久也。”陆羽对于茶夹选材的这个观点，与煮茶器选用生铁，都是取其恒久的认知与判断。
北京石景山出土的金代壁画之《点茶图》。
宋代的煮水器，主要有茶铫、急须、汤瓶等。在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中，其煎茶的茶铫，就是有把有流、且把与流的夹角呈90度的器皿。苏轼《试院煎茶》诗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情相随。”北宋黄裳的《龙凤茶寄照觉禅师》诗云：“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作者并自注云：“急须，东南之茶器。”急须者，为应急之用故名。在唐代刘师服与侯喜的《石鼎联句》里，我们似乎也看到了急须的影子。其诗曰：“直柄未当权，塞口且吞声。”“大似烈士胆，圆如战马缨。”“上比香炉尖，下与镜面平。”“或讶短尾铫，又似无足铛。”在宋代点茶的过程中，用的较多的还是汤瓶。汤瓶是专门用于点茶的煮水、注水器物。在南宋著名画家刘松年的《斗茶图》中，清楚地描绘了汤瓶的形制，呈喇叭口状，高颈，溜肩，腹下渐收，肩部安装很长的曲流，这种款式，应是宋代汤瓶的真实写照。
汤瓶并非是瓶，它只是借助了瓶的形状故名。汤瓶从唐代发展到宋代，在兼顾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标准下，开始容量减小，变得轻巧雅致。宋代蔡襄《茶录》里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指出：“瓶宜金银。”因汤瓶口小，有其局限性，难以像唐代那样，能够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因此，只能依靠细听水声噪动的变化，来判断水沸的具体程度。故蔡襄在《茶录》中感叹：“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苏轼在《试院煎茶》诗里，曾经描写过听声辨水的一些细节。他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当听到类似松风的飕飕鸣响时，瓶里的水已近三沸状态，就可以熁盏点茶了。南宋李南金的《茶声》诗，则写得更为具体，其中的“砌虫唧唧万蝉催”，近乎唐代煎茶时、目视蟹眼、鱼眼的一沸；“忽有千车捆载来”，近乎《茶经》“缘边如涌泉连珠”的二沸；待到“听得松风并涧水”的三沸之时，就可以“急呼缥色绿瓷杯”了。尽管点茶时候汤最难，但“听汤响”，却成了宋人煎茶时的乐趣之一。黄庭坚曾有诗调侃道：“曲几蒲团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
到了明代，随着条形散茶的流行和发展，使饮茶方式变得更加简约自然。唐代煮茶的鍑和宋代点茶的汤瓶，逐渐被精巧简洁的陶器、银器和锡器取代。张源的《茶录》记载：“桑苎翁煮茶用银瓢，谓过于奢侈。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卒归于银。愚意银者宜贮朱楼华屋，若山斋茅舍，惟用锡瓢，亦无损于香、色、味也。但铜铁忌之。”文中的桑苎翁，是陆羽的别号。由此看来，从唐至明，银器作为至洁而不损茶味的最佳煎茶器、煮水器和泡茶器，一直受到贵族和文人的认可与重视。
瓶宜金银， 铁包银的技艺，已不多见。 如锦衣夜行， 低调朴素的奢华。
清代至今，银壶、铜壶、铁壶、砂铫、紫砂壶、不锈钢壶、玻璃壶等，不同材质的壶，层出不穷。在银器已走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在煮水泡茶时，我崇尚首选银壶。首先，银器洁白体轻，使用久了，其包浆会泛着耐看的玫瑰红色，如红颜知己，伴久爱愈甚。其次银能抑菌，不类“铜臭铁腥”，银器煎水没有任何的异味，并且由于银导热快，能使水沸腾迅速，且有活水效应。因此，银壶煮出的水，甘甜柔软。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这样强调：“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
专门为当下煮茶设计的银壶。
铁壶的外形古朴厚重，近几年，受到很多习茶人的追捧。早期的旧铁壶，困于冶金技术和铁砂的局限，使铁质内保留了较多的铁磁性氧化物，从而使早期的铸铁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水质软化效果。老铁壶在茶席上，确实能产生肃穆沉静的感觉，这一点，便是日本回流老铁壶的优势。但是，在铁壶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壶内壁的洁净，不允许有铁锈存留。尤其要注意铁锈对水质的影响，以及对茶的香气、滋味与汤色的干扰。铁壶内壁红色的锈层，基本是三价铁为主的氧化物，绝对不会有二价铁的存在。二价铁具有还原性，也不会以二价铁离子的形态，游离在铁壶煮出的水或茶汤之中，所以铁壶煮水，并不具备补铁的疗效。
在城市自来水供应的国家规范中，合格水中的含铁量，不允许超过0.3mg/l，这点要引起爱好铁壶人士的高度注意。人体如果长期摄入过量的三价铁，可能会导致肝硬化、肿瘤等铁中毒病症。另外，茶中的多酚类物质，能与亚铁离子生成蓝色的络合物，影响茶汤的色泽；也能与三价铁离子生成不溶性的沉淀，影响着茶汤的色泽、厚度、滋味和通透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铁壶不论是对人体的健康，还是对茶的审评，都没有太多的加分功效。至于很多爱好普洱茶的人，言称用铁壶煮水可以提高水温，更是没有任何道理。因为烧水能够达到沸腾的水温，和当地的大气压强有关，与烧水壶是什么材质，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小时候听戏，经常有“垒砌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铜壶煮水泡茶，道出了中华民族传统养生的智慧。铜和银一样，对水都具有杀菌抑菌的作用。适量铜元素的摄入，不仅能促进人体对铁的吸收，而且铜离子和茶多酚中儿茶素的反应，容易形成稳定的络合物，可抑制人体自由基的过度产生，从而提高多酚类物质的抗氧化能力，降低肿瘤的发生率，具有很重要的保健作用。
我常劝很多女性朋友，多用铜壶煮水煎茶。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体的缺铁性贫血，是因为缺少铜的摄入。铁壶不能补铁，铜壶才是补铁、促进人体铁吸收的良药。一把摩挲日久的铜壶，包浆泛着含蓄低调的紫红色，可增加茶席上的安定祥瑞之气。
清代工夫茶的兴起，砂铫便借着“红泥小火炉”的诗意，在茶席上呈现出质朴素雅的味道。在潮州工夫茶里，小泥炉里烧着橄榄炭，砂铫滤烟益水生香，甘甜的十分榄炭水，可使八分之茶，达到十分的完美效果。砂铫有柄有流，线条流畅，在空间层次上，增加了茶席的错落与层次之美。
耐热的玻璃煮器，近年来因其方便实用，便以各种面目出现在茶席上。通透的玻璃器皿，如果盛以金黄油亮的茶汤，映照在茶席的变幻光影之中，“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也会成为茶席上镂金铺翠、最楚楚动人的色彩。
泡茶器，大度注春
泡茶器，种类繁多，最常见的要数瓷茶壶、紫砂壶和盖碗。茶壶的原形，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的鸡首壶。到了唐代，演变为短流的注子，又叫茗瓶。注子去掉横柄，加上壶把，就成为了注壶。唐代李匡乂的《资暇集》记载：“（注子）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因此，注子在唐代又叫偏提。偏提的出现，意味着流口和把手呈180度角的宜茶宜酒的注壶改造成功。晚唐以后，随着点茶的流行，注壶的流管开始变长、流尖变小，执壶开始粉墨登场。元代，执壶的流管逐渐开始下移到腹部位置，利于更流畅地倾倒出壶内的**，为执壶向泡茶器更好的过渡，创造了机遇。待到明代朱元璋废团改散，当撮泡法成为饮茶的主流方式以后，真正意义上的泡茶壶才开始问世。在泡茶壶没有诞生之前，撮泡法冲泡散茶，如明代陈师所载：“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即以茶碗泡茶。
南朝青釉鸡首壶。
唐代长沙窑茶瓶。
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写道：“注春：磁瓦壶也，用以注茶。”陶瓷茶壶，雅称注春，俗名冲罐。严格地讲，注春还是对注子的一种承袭。在潮汕工夫茶的传播中，紫砂壶又称苏罐。泡茶器可以方便地注水冲茶，茶器内春色正浓，从这个角度讲，泡茶亦是在酝酿春天，品茶人期待的，也正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春深春浅。眼前春色为谁浓？心中有茶自春色。那丝丝啜苦后的咽甘，是沉寂的寒冬过后的春天，是爱茶人脸庞上的微笑舒展，是希望，是花开。茶总能给历尽苦难、沧桑中的人们，带来春天般的期望，是温暖，是慰藉。是忆苦思甜，是苦中作乐。
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饮茶发展到明代，突然豁然开朗，从水末交融的吃茶，发展到叶水分离的喝茶。在唐宋的茶汤里，一起喝下的还有茶叶的碎末，故称为“吃茶”非常贴切。因此，唐代赵州观音寺的高僧从谂禅师，才有了“吃茶去”的证悟和禅林法语。明代朱元璋废团改散之后，茶叶不再压饼、炙烤、碾碎，而是直接用沸水瀹泡，茶汤和茶叶在冲泡时便分离开来，喝茶方式开始趋于精致自由，以遂自然之性也。故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说：“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明代，是继唐宋之后的第三个茶文化高峰。在这波澜壮阔的茶文化复兴中，闲静有致的金沙寺僧，从普通窑器制作的沉淀泥浆中，抟其细土，加以澄炼，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夹杂在其他日用陶器的空隙中，以划时代的意义，烧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把真正的紫砂壶。金沙寺僧影响了嘉靖年间的书僮供春，供春深悟其法，创制了著名的树瘿紫砂壶等款式。当时的紫砂壶，容量应在半升以上，多用于煮水、泡茶。其后，明代万历年间的时大彬，师承供春，仿照供春的款式，喜欢制作容量较大的紫砂壶。等他游历完苏州等地，受到像陈继儒等那样懂茶爱茶的文人熏陶、并悟透了茶理之后，其制壶风格为之一变，他把文人情趣渗透到壶艺里，开始制作真正适合文人泡茶的紫砂小壶。并且一改金沙寺僧和供春的“淘细土抟坯”，又在细土中混杂些石英砂颗粒，大彬壶便“不务妍媚而朴雅紧栗，妙不可思”，成为文人案头的把玩妙品，可生人闲远之思。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是江苏宜兴人，他在《秋园杂佩》里记载：“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龚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得幽野旨趣”，陈贞慧一语道破了茶与紫砂壶的真正迷人之处。从上述可以看出，是陈继儒等文人首先影响了紫砂壶的审美，由大变小的“时壶”，才以其文雅质朴在美学上切合了文人雅士的幽雅情趣，发人幽思，令人爱不释手，从而奠定了紫砂壶在茶事活动中雅致的美学趣味。
明代时大彬壶，高62mm，口径98mm。
明代的文人，在泉石竹下、僧寮道院、栖神物外、坐语道德中，清神出表，以泻清臆，对紫砂壶的形制和大小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壶经用久，涤拭日加，自发黯然之光，入手可见，此为书房雅供。”对于壶体外观，应该“上有银沙闪点”，“毂皱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周高起从紫砂壶的容量、结构、外在和审美上，提出了如何去选择一把适合自己瀹饮旋啜的真正的紫砂壶。冯可宾《岕茶笺》中的见解，更是独到。他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得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冯可宾讲得很客观，紫砂壶对爱茶之人，的确是以小为佳。特别是壁薄、致密的小壶，吸收的热量相对较少，茶汤得以保持较高的水温，故茶香较高。使用得心应手的小壶泡茶，比较容易控制好茶与水的比例，能够相对精确地判断出一壶茶的最佳出汤时间。若是出汤太早，则滋味寡淡；倘若太迟，则茶汤过浓、偏于苦涩。个中之妙，是熟谙茶性之后出汤的不先不后，这里的“不先不后，只有一时”，指的就是最佳的泡茶出汤平衡点，此时茶汤的色、香、味、形、韵，臻于最佳。从这个意义上讲，茶汤泡得是否可口、好喝，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茶汤浓度的控制问题。而香气的是否高扬，则是一个水温的高低差异。
在茶席的设计中，我偏好使用原矿朱泥的梨形壶。梨形壶始于五代，最早为酒器，因形状似梨而得名。朱泥梨形壶大小适当，壶体密度较高，既不夺茶之香，又无熟汤之气。并且梨形壶身姿曼妙，观感清秀飘逸，曲线简洁流畅，颇生“从来佳茗似佳人”的雅趣，更具大家闺秀的风致。在茶席的布置中，富有内在韵致的梨形壶，在高度上，不但形成了与品茗杯的俯仰生姿、错落有致，而且朱红梨皮、毂皱的视觉美以及如抚凝脂的触觉美，极易与茶席上其他茶器的色彩形成对比，相融而不违和，从而成为茶席的亮点。
静清和款、原矿朱泥梨形壶，120ml。
朱泥梨形壶，胎骨均匀，不丰而秀，极简的线面和自然的流线，颇具元、明、清三代文人的潇洒逸趣。古代文人对紫砂壶的审美标准是：“体小而趣，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这恰与朱泥梨形壶的审美不谋而合。据说惠孟臣和惠逸公造器之初，皆是爱朱泥梨皮的砂胎温润，壶形玲珑有致，大小适中，又最合把玩的趣性。这种把玩的属性，正好契合了文人清赏的价值取向，颇得文人趣味。以手中玩物回到内在世界，或放逐，或怡情，超越物质的形似，进而形成传神生动的美学趣味，这几乎也是文人玩壶的终极目标，关乎宋、元以来，文人意识中对某种生命真实意义的追寻。朱泥壶往往是茶器中、最能体现温暖和精巧的典型，这种极简而又极美的红润娟秀，完全消除了多余的视觉累赘，达到了实用美、视觉美和造型美的最佳平衡，消除了技艺与造物的对立，因此以“手中无梨式，难以言茗事”，表达出历代文人们对朱泥梨形壶的厚爱。
日本的民艺大师柳宗悦说：“匠师不能为了造美而造美，最美的创作应该起于无心。”谈及茶道，他又说：“唯有茶人的出现，才将杂器永远变成了美丽的茶器。”朱泥梨形壶的创造、盘养、把玩、欣赏，完全符合柳宗悦关于“用与美”的美学观点。此外，朱泥之美，毂皱之趣，富有层次变化。在质感上，在品茗盘养的不同阶段，或黯然或隐忍，或含蓄或温润，实在是意态可人、妙不可言。
以黄金为釉烧成的珍贵的藕荷色盖碗。
在茶席上，除了茶壶之外，盖碗是最便于泡茶的利器。关于盖碗，我在《茶与茶器》一书中详细考证过。盖碗的出现，是在当散茶的瀹泡成为主流以后，以茶瓯加盖为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作为品茗器的盖碗的出现，不会早于元代。我们今天碗体呈现撇口的盖碗模样，是在盖碗从品茗器革新为泡茶器之后才具备的，其时间不会早于清末。今天的盖碗，有碗，有盖，有托。茶碗上大下小，盖可入碗内，以茶托承之，然后，逐渐被演绎为“三才碗”，它包含了“天为盖、地载之、人育之”的哲理。由于瓷器比陶器更为致密，吸水率为零，更利于准确地表达出茶的滋味与香气的变化。又因用盖碗泡茶出汤时，不像茶壶有流口，对出水的流量形成限制，其出汤的快慢和多少，可以做到快慢随机、无拘无束。所以，使用盖碗泡茶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茶汤的浓度、厚度、滋味和香气变化，能够随心泡出自己所需与充分表达出自己风格的茶汤，淋漓尽致地挥洒出茶的真味、真香和气韵，这也是我们常常把盖碗称为“万能客观泡茶器”的主要原因。
匀杯，调和公道
匀杯，又称公道杯。公道杯作为茶器使用，大约是在清末前后，这一点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出口的诸多有把有流的公道杯存世，可见一斑。当然，彼时的公道杯可能多用于奶茶的调饮。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道杯，大概起源于宋代，并一直作为酒器使用，其结构与茶器也迥然相异。当下茶席上的公道杯，作为重要的茶器广泛使用，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了。
公道杯的应用，一方面，避免了因泡茶出汤的先后而造成的浓度不均匀现象；另一方面，也委婉透露出，不论高官贵族，还是布衣百姓，在茶汤面前一律平等，都有权利品鉴、享受，既无尊卑贵贱，也无厚此薄彼。如杜牧诗中的寓意：“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匀杯是茶席上的新宠，它经常与泡茶器构成一个方便的瀹泡组合区，也是茶席上的不变部分。匀杯在视觉轴线上是纵向的，而茶席的结构，在视觉整体上是呈横向的，因此，选择色调独特、器型优美、外观高挑的匀杯，既能增加茶席空间的层次感，又可通过釉色的变化，调节茶席色调的丰富性，增强茶席的诗情画意。
胭脂水匀杯。
明代朱元璋的废团改散以及瀹泡技法的流行，为工夫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代俞蛟在《潮嘉风月》中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绝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同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煮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俞蛟认为工夫茶的起源和烹制，其根本是受到了陆羽《茶经》的影响，这确实有点胡乱联系了。煎茶法和瀹泡法，本是两个差别较大的烹茶体系，俞蛟有此论断，与古代文人多尊古而贱今的通病有关。极为讲究的工夫茶四宝，包括了孟臣壶、若琛杯、潮汕炉和玉书煨，其中并没有公道杯。这是因为潮汕工夫茶，在分茶的过程中，泡茶人习惯性的直接用孟臣壶，把茶汤循环往复、均匀地分到每一个人的茶杯中。即使是在出汤将尽之时，也会把壶中所余的点滴茶汤，再次均匀地分斟至每一杯中，这就是所谓的“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潮汕工夫茶，不使用匀杯过渡，直接用孟臣壶分配茶汤，都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茶汤的热度，以利茶香。他们担心多了一道工序、多了一个环节，会使茶汤的温度降低，从而影响了茶汤的香气与韵味。这一点，与强调使用孟臣小壶以及淋壶追热的道理是一致的。壶的大小与加热原理是成反比的。即壶越小，通过淋壶追热，而使壶内的水温升高越快，茶汤的香气自然会高扬许多。在俞蛟的论述中，也提到古旧且品相好的茶壶、茶杯等，在清代已经是贵重且不易得了。早期柴窑烧制的古老茶器，色调内敛，不仅能明显地改善茶汤滋味，而且可增加茶席的沉静之气，那种厚重的岁月感，会让我们的茶席变得更加古朴有味。这种美实涉中国美学的枯槁之美，朴拙中自藏春意，窥观尽得物外趣。
凡事皆有利弊。匀杯的出现，虽然可能会对茶汤的温度和香气带来些许的影响，却很明显地提高了出汤、分茶的便利性。既能使茶席平面保持干爽，又能使泡茶人更加从容自如地完成出汤和分茶。尤其是在出汤的过程中，不必像过去那样急促和匆忙，也不必担忧因时间的延迟、动作的拖沓，会对其中的某一杯茶的茶汤浓度，可能造成某些变化或影响。在合理应用匀杯之后，可以心平气和地根据出汤的色泽，去准确判断个人喜好的茶汤浓度，以便通过调节和控制好出汤的速度去实现。另外，通过一泡完整的茶汤在匀杯内的自然调和，我们会更加容易地去把控、泡出一盏如心所愿、熨帖内心的好茶。总之，匀杯的出现及在泡茶实践中的广泛应用，降低了过去泡茶所需要的技术难度，让人人可以很容易地泡好一杯中国茶成为可能。
在茶席的布置过程中，我们选用的匀杯，大多都没有把手，这样，就可有效地避免了与紫砂壶的把手可能同时出现的重复雷同，以免影响茶席上的视觉美感。我们练习隶书的蚕头燕尾，也是讲究“蚕不二设，雁无双飞”，其理一也。另外，匀杯要尽可能的高于泡茶器，以形成视觉上的高下错落。为了避免分茶烫手，茶汤在匀杯内的最大容量，不宜超过匀杯高度的二分之一，这就对茶席上匀杯的容量选择提出了要求。在匀杯的选择过程中，首先要高度重视匀杯的线条和弧度，看它是否与拇指和食指构成的手持弧度曲线相吻合？以增加分茶的舒适感和稳定感。其次，也要关注匀杯的流口设计是否科学？在分茶时断水是否干脆而不淋漓不尽？以避免在分茶时，造成茶汤的余滴沿着匀杯外壁下流，影响席面的干燥和清洁。匀杯流口的设计好坏，是考量一只匀杯是否合格的唯一实用标准。
独家设计的浮雕梅花藕荷色匀杯。
匀杯，在茶席的构成元素中，身形相对较高，无论是从茶席的哪一个方向观察，都会比较显眼、夺目。因此，匀杯釉色的选择，相对茶席的构图而言，可能会是画龙点睛之笔。我喜欢选用的匀杯，多具有比较悦目、相对雅致的外观色彩，如：胭脂水、苹果绿、藕荷色、祭蓝、祭红、明黄等高贵、纯净的单色釉，把它们巧妙地应用到茶席设计之中，常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茶杯，温润啜香
古时候的品茶器具，主要是茶碗。碗，古称“椀”或“盌”。先秦时期，又有“榶盂”之名。《荀子》说：“鲁人以榶，卫人用柯。”（注：盌谓之榶，盂谓之柯。）白居易诗有：“昼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韩愈也有诗：“云纭寂寂听，茗盌纤纤捧。”
在唐代，茶碗多称之为茶瓯，茶盏出现的频次较低。陆羽《茶经》的问世，使饮茶更加规范化、精致化、专业化。于是，小于碗的容量且更精致化的茶瓯开始流行。《说文》云：“瓯，小盆也。”瓯的口径较大，适合煎茶法的观察茶汤之便。瓯的高度较矮，有利于喝茶之时手的把持。从以上可以看出，瓯的大口径、小身高的独特造型，决定了茶瓯成为唐代诗文中出镜频率最高的品茶器。唐代岑参诗有：“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白居易也有：“烟香封药龟，泉冷洗茶瓯。”
唐代岳州窑青釉茶瓯。
随着宋代点茶的风靡，斗茶的规则催生了茶盏的问世。适合比拼斗茶的茶盏，要具备最大限度的展示功能，要创造出最佳的斗茶比对效果，于是，借助于古代灯盏的外形、容量小于碗而大于瓯、口径大而不折沿的茶盏出现了。宋代陆游诗云：“茶映盏毫新乳上，琴横荐石细泉鸣。”张抡有词：“闲中一盏建溪茶。香嫩雨前芽。砖炉最宜石铫，装点野人家。”
瓯、杯，都是从酒器演化而来的。无论是早期的茶碗，还是唐代以降的茶瓯、茶盏、茶杯的演化，无不是受到了当代饮茶方式及其准确表达茶与茶汤的影响。自宋代伊始，大概才有了茶杯之名。杯的高度，一般与口沿直径相等；而碗的高度，一般则为口沿直径的二分之一，这与拿取使用时的手指的工学尺寸有关。陆游吟诵茶杯有诗：“藤杖有时缘石瞪，风炉随时置茶杯。”刘克庄诗有：“相依药碗与茶杯。”明代钱椿年，在《茶谱》里把茶盏雅称为“啜香”，名至实归。明末高濂进一步解释说：“啜香，磁瓦瓯也，用以啜茶。”三口为品，四口为啜。杯盏的唇口相依间，心品慢嗅茶的兰馨梅馥，杯底的冷香盘桓，令人沉醉，香雾芳霭，如沐春风。如此可见，“啜香”的雅号，真是贴切风雅。唐代杜甫有诗：“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皎然也有“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湘花啜又生”。皆写到了啜茶。唐代，陆羽《茶经》倡导的“青瓷益茶”，于今天却未必恰当。由于唐代的绿茶制作，主要为蒸青工艺，在煎茶前，茶饼要经火炙烤、碾碎，期间茶内的酚类物质会产生部分氧化，因此煎出的茶汤，多少会绿中泛着点橙黄，甚至橙红色。陆羽在唐代推崇青瓷，首先是因为青瓷类冰似玉。淡青色的茶盏，会很好地遮掩、修饰茶汤因氧化而产生的茶黄素、茶红素。另外，可使茶汤与盏色相映生辉。“半瓯清冷绿”，就是“越瓷青而茶色绿”所要达到的效果。它不像邢瓷白，使茶汤显得偏红；不像寿州瓷黄，映衬得茶汤偏紫；也不像洪州瓷褐，使茶汤看起来偏暗、发黑。
宋代黑盏及剔红茶托。
到了宋代，人们对茶色的认知，从青翠转变为“茶色贵白”。宋人这种对茶色白的追求，实质上是对茶的采摘嫩度和制作，提出了比唐代更高的要求，精益求精的近乎变态。蔡襄在《茶录》里说：“茶色白，宜黑盏。”因此，宋人在斗茶时，为了准确映衬、表达茶色的白，崇尚使用黑褐色的茶盏，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由于茶盏“底必差深而微宽”的外形，具备了比唐代茶瓯更大的展示面积和运筅空间，且适合搅拌均匀、环回击拂，因此，这就给黑褐色的茶盏，在宋代的一枝独秀，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当绿茶的撮泡法成为主流，取代了复杂的煎茶和点茶，茶的品饮方式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趋于尽善尽美。因此，表现在茶器的选择上，茶杯以其灵巧、精美的外形，开始脱颖而出。茶杯的审美，开始变得以小为佳，以白为贵。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记载：明宣宗朱瞻基喜用“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明宣宗喜爱的御用茶盏，其尖足不稳，是与当时的朱红木质茶托配套使用的。茶盏壁厚保温，其思想还是受到了宋代建盏形制的影响。但其“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的美学观点，确实是饮茶史上的创新之举。夸耀尖足茶盏为“盏中第一”，从那个时代来看，真的一点也不为过。此时的“茶色”，是指绿茶的外观色泽及汤色的翠绿。
近代学者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写道：“此外，仍有精美小杯，径不及寸，建窑白瓷制者，质薄如纸，色洁如玉，盖不薄则不能起香，不洁则不能衬色。”茶杯的径不及寸，是由孟臣壶的较小容积决定的。壶小则香易聚，壶大则味不佳。小壶小杯，适于细啜慢品，符合文人茶客的美学趣味。翁辉东认为茶杯的壁不薄不能起香，也是从工夫茶的品饮角度提出的。工夫茶的喝法，讲究的是茶汤要趁热饮用。杯壁厚度若是大了，便会迅速吸收茶汤的热量，从而降低了茶汤的温度，便会直接影响到茶的香气高扬。民间“喝茶不烫嘴，不如喝白水”的讲究，其内涵表述的，即是茶汤不热便会不香的道理。
清代以降，六大茶类开始百花齐放，相继登场。茶汤颜色或橙黄或绯红的黄茶、乌龙茶、红茶出现以后，对丰富、缤纷茶汤的察颜观色，使得雪白的茶盏或内壁洁白的茶杯，对汤色的呈现更加清透与准确。茶杯的以白为贵，于是变得更加合乎情理。釉水纯白的茶杯，便具备了作为赏茶、别茶标准器的独特优势，从而能够根据茶汤的色泽变化，十分方便地判别茶质的优劣、茶类的氧化、发酵程度、焙火程度的高低、茶品的年份转化程度，等等。
茶杯虽小，却是一席茶中不可忽视的主角。茶杯的釉色、釉水的配比、胎体的厚薄、烧结的温度、器型的高低、口沿的敞敛，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杯茶香气的聚散与茶汤的滋味。一个好的茶杯，执手在握，轻盈温润。杯口与唇齿相依，饮尽茶汤的一刻，犹如爱人柔情似水的熨帖，顷刻便会生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情愫和执着。
壶承，承载容纳
壶承，是包容和承载茶壶（盖碗）、兼有收集淋漓热水的容器。承，有承载之意。陆羽《茶经·四之器》中，记载过灰承，它是与风炉配合使用承载落灰的。最早壶承的应用，可能受到了与注子（注壶）配套使用的注碗的影响。注子最早是在唐代作为酒器出现的，到了到宋代，为了承载注壶或装饰、或隔热的需要，便在其外侧增加了注碗。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这里的注碗一副，说明注子和注碗是配套使用的。随着点茶技艺的普及和发展，注子在宋代完成了由酒器到茶器的演变。当注子改良为茶器使用之后，则冠名为汤瓶或汤提点。汤瓶之谓，见于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汤提点”则见于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在茶注的诸多称谓中，还是以汤提点最为形象。“汤”，是指热水；“提”，是指提起；“点”，是指点茶。
明代，张源《茶录》记载：“探汤纯熟边取起，先注少许壶中，驱**冷气，倾出，然后投茶。”程用宾的《茶录》也写道：“伺汤纯熟，注杯许于壶中，命曰浴壶，以祛寒冷宿气也。”虽然张源和程用宾，在文中都没有交代类似壶承的器具存在，但是，既然在泡茶实操中存在着浴壶的环节，那么，以明代文人的审美追求和精巧细腻，在明代茶席的设计中，就一定对浴壶可能造成的热水溅洒，采取过相应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这种类似器具的存在，其本质上就已经具备了壶承的功能或者使命。
早期的锡制壶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