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国台湾·台东

抛开选择的压力不谈，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这种感觉让我着迷，我喜欢带有惊喜的刺激，喜欢第一次品尝某种东西的感觉。我经常看着中文菜单随意点菜，希望随便一指就能点到最好吃的那道菜。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我内心有些忐忑不安，但更多的是欣喜。

来到中国台湾的台北火车站，上车前我停下来去买午餐。我随便挑了一个摊位，更确切地说，是摆摊位的几位女士选择了我，把我拦了下来。她们给我挑了包子（像是松软的白色小圆面包），朝我点点头让我放心，然后从我的钱包里拿走了钞票。那些包子竟然是热的，里面塞满了又黏又辣的猪肉丝。

火车开往台东，从台北往北要花四个半小时，火车上没有无线网络。遗憾的是，火车行驶到半路时天就黑了，所以我看不清窗外的景色。我坐在座位上，透过深色玻璃的反光看着其他乘客，听着《巴赫大提琴组曲》，感觉自己像个少女，心头涌起一阵喜悦。我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到站后会是什么情况。我在一片漆黑中下了火车。那个叫大卫的男人却没来接我，我一直跟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并约好了在车站见面。我离开站台，走出车站，来到大街上。附近仅有一根路灯柱子，灯泡咝咝作响，我走到灯下四处张望。空气又热又闷，到处是打转的飞虫。出站的旅客纷纷乘坐等候他们的汽车离开，人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喊了我的名字。

大卫开车把我送到了茶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那儿除了我没有别的客人。我被带到了一间独立的小客房，它是用胶合板隔成的，就像一间比较大的带空调的花园小屋。我穿过参差不齐的花园，走到另一间小屋前，这里算是接待处，有厨房和酒吧，两个男人正坐在暗处喝啤酒。我把手机递给其中一位年轻人，他不会说英语，但他明白我的意思，在我的手机上输入了Wi-Fi密码，然后指了指我们脚下的地。我才明白唯一能用Wi-Fi的地方就在那儿。黑暗中，在台湾中部某个地方的一间小屋外，我查收了电子邮件。网络连接很慢，而周围是成群的蚊子，还能闻到茉莉花的清香。我没有逗留太久。虽然邮件可能很紧急，可我没带驱蚊剂，那些可是有机农田里的凶猛的蚊子。

第二天早上，我如约去了小屋，等大卫来接我。小屋里的那个男人给了我一个五香煎蛋，还有一杯袋泡茶。我把茶包递回给那个男人，摇了摇头，眉头深锁。那男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朝他的小屋望去，里面有一台放满了啤酒的冰柜，还有一个水壶、一个电炉、一台电脑、一个带扬声器的立体声音响和一台时髦的虹吸式咖啡机。深入台湾茶乡，我却喝了一杯好喝的咖啡。我们仿佛来到了伦敦肖迪奇区，因为他穿着带纽扣的短袖衬衫、及膝的战斗短裤，还有白袜子和洁白的运动鞋。

如今中国茶叶贸易的枢纽厦门也是如此。沿着港口有许多咖啡店，遥望着巨大的集装箱船，有钱的年轻人闲来无事常去那里。

气温超过40℃，我穿着衬衫感觉像是穿了一件毛皮大衣。年轻的茶农小魏带我去参观茶园，他个子高高的，腼腆而风趣。虽然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却笑得很欢。我觉得他很有趣。他的朋友大卫给他做翻译。要想出口茶叶，茶农面临的其中一个难题是找到市场，然后再和这个市场沟通。但他们还在想办法——至少这一代人是这样。

第一次去茶园着实让我惊诧，因为这个茶园的海拔高度比我以前去过的茶园都要低。茶田散布在农田周围，小茶苗和新的实验品种被种植在热带水果园之间。茶园看起来像一个商品果蔬园，有些茶田还没有一小块菜田大。政府划出了大片农田，规定那里不能建工厂，也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业生产。这种乌龙茶生长的地方完全是有机的，所有的茶农都必须相信类似的农业生产，尽可能开展密切合作。

在小魏带我参观了一片还没有长出新苗的茶田后，我更喜欢他了。他们试着种下了一种不适合这片土地的新品种，但可怜的幼苗大多枯死了。他想让我明白，他在做实验，并且不怕失败。当然，他也带我去看了肥沃、茂盛的茶田。采茶工人戴着顶部是流苏伞的帽子，尽管烈日炎炎，他们却把全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把刀片缝在手套里，这样就能把茶叶从茶梗上割下来，而不必直接用手折断。

第一天，小魏和大卫最关心的是我们去哪里吃午饭。这些小村庄没有餐馆。我问他们平常在哪里吃饭，他们有些惴惴不安地看着对方。大卫解释说，那地方很简陋，是为茶农提供服务的。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就喜欢那种地方。

我有可能曾路过这个地方，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家肉铺，被厚厚的塑料片遮住了。店铺外面，一群光着膀子的男人正用锅在明火上做饭，气温高达40℃。我们在门帘后面发现了六组塑料桌椅和一台破旧的空调。食客们舒适地坐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厨师们则在正午的高温下挥汗如雨。虽说不管哪里的厨师都要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但这几个男人是真的很辛苦。像所有的厨师一样，他们一边喊着一边笑着，继续为食客们准备饭菜。

巨大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一部中国肥皂剧，男人们弓着背坐在桌前，吃着面条，看着报纸，喝着茶。茶闻起来很香。店里没有菜单。在小魏和大卫一番简单的讨论后，一位女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食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大碗白汤，里面全是面条，还有猪肉片和蔬菜。桌上放着辣酱，还有酱油，我把两种酱都倒了进去。我们吃的是汤面，没有配茶。我问原因，他们说：“我们吃汤面时不配茶。”我没有争辩。

食客们善意地打量着对方，似乎没有人因为我出现在那里而不悦。没人盯着我看，而是他们看我，我也看他们。我可能是比较粗鲁的那一个，最后被食物吸引了注意力。面条真的很好吃。天气闷热，我以为自己不饿，可当香喷喷的一碗面放在我面前时，我就来了胃口，嘴馋起来。

漫长的午后，我在茶场观看茶农制作不同种类的乌龙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台湾以乌龙茶这种半氧化茶而闻名。乌龙茶不属于绿茶，它兼具绿茶和红茶的特性，但不像红茶那般色泽浓郁。

手指粗糙的茶农用平纹细布不断地把茶叶捆起来又解开。他们把茶叶紧紧地捆成捆，把捆好的茶叶压在铁轧制板之间，奇迹般地揉捻起来。然后，他们解开细布，把茶叶放进烘干机，之后转移到烘烤机上，接着把茶叶放在室外晾干，之后再把它们捆好进行揉捻、烘烤，然后再次解开细布，一举一动像是在跳一支复杂的舞蹈，没有固定的模式。

茶叶经过半氧化才能散发出最细腻的味道，这一切都是通过嗅觉、触觉和感觉来完成的。没有测量，也没有计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这门手艺。有时茶叶要在烤箱里烤二十秒，有时是两分钟；有时茶叶需要放置几天，有时是几个小时。所有这些工序都是由男人完成的，他们在春天制作茶叶，在夏天和冬天从事其他工作，比如做木工、跑工程，或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些其他作物。

这些小块的土地被捆绑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种了相同的作物，还因为需要男人们的技能和劳动力。这一个月，茶农可能在切菠萝；到了下一个月，他可能就在采摘和制作茶叶了。这是费拉·桑德斯在演奏极其复杂的自由爵士乐，而不是皇家爱乐乐团在按活页乐谱演奏。

据我所见，这种专业水平会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中国了不起的乌龙茶技师们有时也会给人这种感觉。在小魏的茶场，他们轻松地发挥着自己的专长。纽约东村的Momofuku’s Ss?m Bar餐厅同样不会自卖自夸，那里制作餐后茶的茶叶就来自小魏的茶场。茶和猪肉包子是简单而完美的搭配，和中国台湾农民喜欢吃的食物没什么两样。滑溜溜、黏糊糊、油腻腻的猪肉馅和松松软软的包子皮，会让你的嘴巴留有余香。小魏的日落乌龙茶具有消化饼干的鲜味，或是像没有任何酸味的陈年香槟。它能突出猪肉的多汁性，重新激活味蕾，让你想再尝一口。

茶配食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除了早餐，我们西方人已经放弃了这样的饮食习惯。在中国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无论是高档的餐厅还是简陋的街边摊，每顿饭都仍然提供茶，哪顿饭不喝茶就会很奇怪。过去，这在英国也很正常。在英格兰北部，晚餐通常被称为“茶”，因为过去一家人是围坐在茶壶旁吃饭的。白天，茶就装在我们的保温瓶里，咖啡馆、餐厅和食堂也都提供茶，方便我们吃饭的时候润润嗓子。现在，选择越多，我们越困扰。瓶装水、碳酸饮料和葡萄酒把我们从茶壶旁引开了。这些东西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几乎都是冷饮。除非是在供应中餐的餐馆，否则我们吃饭时更喜欢喝冷饮，这就是小魏的乌龙茶能在Momofuku餐厅出售的原因。

不过，茶正在重新回归餐厅，这股潮流主要是厨师和侍酒师引领的，他们乐于发现新口味，也乐于重新找回被遗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