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冷对大阿哥
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个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自动恢复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拳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拳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只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个体制根本转不动。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了,但是这个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个好转又以义和拳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和义和拳。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觉悟能够反省,能够在义和拳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复杂了,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还有一个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起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是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卜克斯善后尚未处理,中国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也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机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那些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中国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中国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86
俄国人的忠告也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这个时候其实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87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这些义和团“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88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拳、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89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中国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90这大约是列强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强的不满意或确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91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团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地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92。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93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这些在帝国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94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95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96 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团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97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98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99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说实在的,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其实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其实,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招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到了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他们的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100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兄弟,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也都知道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拳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步骤,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以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蛊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第二天(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北京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拳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拳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101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拳不仅是你们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敌人。102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从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103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拳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拳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这些人,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拳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另一方面,使馆卫队进京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拳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拳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104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并不是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形势,在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所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105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拳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拳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106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其实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