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宣战照会”

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激励了那些中国民众，他们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莫名其妙地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108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拳声势之所以一拨高过一拨，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甘军将领董福祥率部从南苑移防内城。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由对义和拳镇压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这些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

根据这种认知，列强很快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规模并不大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于6月10日浩浩****开往北京，他们的目标如前所说只是保卫使馆，拯救传教士、侨民和教民，但这个举动无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惧，以为列强是不宣而战。6月11日，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馆，请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宣布各国公使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109

经过艰难交涉，几天时间过去了，各国公使都不愿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议，然而出乎各国公使意料的是，包括义和拳在内的中国民众竟然主动在京津线上拦截联军，使西摩联军用了十七天时间竟然无法抵达北京，反而于6月26日狼狈退回天津。110

西摩联军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对于中国方面说，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前门商业区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连烧三天，损失惨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对策，鉴于联军继续向北京挺进的事实，决心招抚义和拳民众，用他们和清军配合作战，以防范列强突然或持久攻击。

另一方面，由于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并不顺利，这也引起各国公使、海军将领的思考。他们经过反复研探，以为联军之所以在进京路上如此艰难，主要是联军的后路被清军所遏制，后援部队无法提供及时支援，这是西摩联军行进困难的主因。为此，各国将领认为，要履行保护公使、侨民、传教士的责任，必须充分保证津京之间交通不能中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绝对控制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来重点经营的北方要塞。当时，驻扎在大沽炮台的清军有三千人，总兵罗荣光为最高指挥官。此外，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的旗舰及鱼雷艇也都在周边巡弋，与大沽守军遥相呼应。

6月16日，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与西摩联军失去联系快一个星期了，职责所在，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占领大沽炮台的决定。只是在联军司令官看来，他们向北京挺进只是为了营救公使、传教士和教民，并非与中国政府为敌，更不是要与清军决战，因此他们需要大沽炮台，但在他们看来并不与中国方面的利益相冲突，因为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安全也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联军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帮助清军。所以，联军司令官在当天会议上签发一份通牒，限中国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让出”大沽炮台。111

联军司令官会议是16日上午11点结束的，最后通牒也应该在此后不久送给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将大沽炮台移交给联军。他在拒绝联军要求的同时，立即向海军统帅叶祖珪及直隶总督裕禄作了通报，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罗荣光不愿将炮台和平移交，而联军又坚定认为大沽炮台是他们向北京向华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于是一场恶战无法避免。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七十分钟时，争夺大沽炮台的战斗提前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至清晨五时许，大沽炮台陷落，中国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之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经很吃紧，无暇他顾，更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大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经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本月17日他接到法国总领事送来的照会，以各国水师提督的名义“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112

裕禄的报告送到朝廷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离大沽炮台失守已经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虽然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还是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拳，还是以要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的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我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皇太后、光绪帝和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113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19日下午五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114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中国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天晚上，十一国公使愁眉苦脸聚集在首席公使官邸召开会议，争论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天亮之后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会晤，至少要表达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的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外面的局势或许真的很混乱，其他公使竟然全部反对克林德的建议，不敢集体前往总理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