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摸。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地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还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点儿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因而在山东发生的中外冲突比较多。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这些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流民。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看，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对于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这些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76

很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77；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78。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觉得既然这些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个意思向朝廷作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这些义和拳、大刀会，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其实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成为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79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80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无效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81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这只是内政对外交的一个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将自发的民众当作对外交涉的筹码。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时内政对外交还有第二个需求，即我们反复讲到的大阿哥事件。到目前为止，列强还有意无意轻蔑大阿哥，轻蔑大阿哥的老爹端王爷。按照中国体制，端王爷现在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办大臣，各国公使的故意轻蔑在端王爷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伤害，好像无需细说。外交上的雕虫小技在这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调控筹码。

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清廷由于满洲贵族根本弄不清中国文明的本质和精华，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像是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满洲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这里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难说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其实是一点一点地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着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也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认为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比如庆王爷。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爷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样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爷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方面去塑造，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真的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这位端王爷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领袖。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作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中国政府的威望，中国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中国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的纵容或默许，义和拳、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的增长，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底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了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拳、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这些义和拳、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82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大阿哥事件，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83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个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是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中国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中国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与其放掉卜克斯准备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84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卜克斯死得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也没有人顾及卜克斯事件。

中国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中国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拳、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开会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一个惊人决定，宣布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85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其实，中国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布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去尽快镇压义和拳、大刀会。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