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
佛教，这个诞生于印度的宗教，在发源地日渐式微。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佛教跌跌撞撞地发展，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了许多遗迹，比如闻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比如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南禅寺……这一章我们就以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佛教造像窖藏为例，聊一聊关于佛教的故事。
● 青州的历史地位
在聊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之前，我们得花一点时间，聊一聊青州这个地方。青州属于山东省潍坊市，现在看来是个普普通通的县级市，但在古代，青州的名头可是响当当的，它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是大名鼎鼎的“九州”之一。
在历史上，青州地区佛教的兴盛主要因为两件事情，而且都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动**的一段时期，那时候天下群雄纷争，各路豪强势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乱世之下，百姓生活得水深火热，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面。所以在这段时间，佛教在中国发展得异常兴盛。
东晋隆安二年（398年），慕容德在山东境内建立了南燕国，就定都于此（那个时候青州被称为益都）。南北朝时期有很多皇帝都崇佛，慕容德也不例外，他十分看重僧人郎公，并对他“假号东齐王，给二县租税”。一个僧人被封为王，并且还有自己的封地租税，这样的待遇，在我国的佛教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于郎公在南燕的弘法活动，无疑是莫大的支持。青州境内的佛教传统由此兴起。
东晋义熙六年（410）的时候，刘裕北上灭了南燕国，从此青州就归了东晋管辖，成了南朝的势力范围。刘裕的大名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小时候一定都背过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面有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指的就是刘裕。412年，到印度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大师自师子国（现在的斯里兰卡）经海路归来，最终在青州长广郡的牢山（现在的山东崂山）上岸。当时青州的太守李嶷崇信佛法，他留法显在青州居住了一年多，期间译注了大量梵文经卷。
这法显可是个了不起的僧人，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去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比玄奘早了约200多年时间。前后历时14年，游历30余国，带回了大量佛学经典，自此以后，我们的僧人才有了可以学习的佛教约束和教义条律。所以在青州居住的那一年，法显肯定带动了当地佛教事业的大发展，自此之后，青州及附近地区的佛教寺院纷纷兴建。不仅修造了云门山、驼山等石窟，还修建了宁福寺、广化寺等著名寺庙。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青州及其附近的博兴、广饶等地陆陆续续出土了近千件石佛造像和百余件金铜佛造像，这些造像造像精美，线条流畅，艺术特征鲜明，被誉为“青州风格”。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考古发掘的例子：
1976年，在山东博兴县的龙华寺遗址中发现了一批佛造像；1981年，青州迟家庄兴国寺遗址采集到了一批残缺的佛造像，主要是北魏晚期、东魏和北齐时期的作品；1988年，诸城市发现了一批北朝的残缺造像约200件，石质主要是汉白玉和石灰岩，制作精美，神态变化多端……
而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无疑是整个青州地区，乃至全国的佛教考古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 围观考古现场：龙兴寺佛教窖藏
1996年，青州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需要扩建一个有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选中的地方恰巧是历史上记载的龙兴寺故地。这龙兴寺在青州的历史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寺院。它始建于北魏时期，北齐的时候被称为“南阳寺”，是当时的“正东甲寺”。唐开元年间改名为“龙兴寺”，到了明代初年被废，前后存世约800年。
关键的是，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明确记载了龙兴寺的位置。例如《益都县图志》中记载：“龙兴寺，位于府城西北隅。”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记载了一条十分可贵的资料：
皇祐中（1049—1054年），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寺僧舍西南洋溪侧有醴泉涌出，公构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
这段文献有什么意义呢？在现在的青州城西门城墙下，恰巧有一条河，名字叫洋溪，而在洋溪的边上又恰恰是著名的范公亭。这两个地点都与文献所描述的一致，所以很可能，龙兴寺遗址就在青州城西门附近。而这，刚好就是师范学校扩建的地点。
所以一开始，青州博物馆的专家们就注意到了这个工地。没准还真的有可能，不一小心就挖出个龙兴寺呢？
10月5日的早晨，青州博物馆的王庆华馆长一早起来，同往常一样在操场工地上散步，看看地上有没有新的发现。走到工地西北角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推土机翻出的泥土土色与别处的不同，稍加观察之后，他判断这些泥土就是考古中常见的五花土。五花土，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也介绍过，其实就是墓葬或者窖穴回填后的泥土。正常情况下的生土层，不同时代的土质土色都会有所不同，而古人在深挖墓葬或窖穴的时候，往往会往下挖掉不同颜色的土层，最后回填时，已挖出的各层泥土互相叠压、混杂，形成了与周围土壤颜色不同的五花土。由于五花土的土色和土质与周边的生土不同，所以非常容易区分出来。
经过分析，这些五花土都是从一个圆坑中散布出来的。基于职业的敏感性，王庆华首先想到的，这会不会是个盗洞？
这可是个很明显的信号，预示着这里很可能有考古遗址。于是王庆华立即申请进行了考古试掘。一伙人折腾了一上午，往地下试掘了大约3米深，正当大家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个眼尖的人喊了一声：“有佛像！”
有佛像，很可能代表着这里存在着寺院遗址。看来专家们的直觉没有错。
不过专家们倒是算错了一点，就是这个圆坑压根不是什么盗洞，而是一处废井。当年有村民曾在这里打井，不断地挖出佛造像的碎块，而且越往下挖就越多，他们觉得太费劲了，就干脆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留下了这个井坑。后来这个井坑被回填，就被“伪造”成了盗洞的样子。青州博物馆的人比较幸运，村民们只往下挖了2米多深，而他们挖了3米多深，终于发现了比较完整的造像。
在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这是一处专门埋葬佛造像的窖藏遗址，所以就将这次发掘项目定名为“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最终这里出土了各类造像400多尊，有带背屏的、有贴金彩绘的，甚至还有罕见的法界人中像。这批造像的年代，有纪年的最早是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最晚的是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历经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和北宋，时间跨度长达500余年。总而言之，令人叹为观止。后来，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还被评为了“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 窖藏
讲到这里，可能很多读者会有疑问，这个所谓的“窖藏”，到底是什么呢？在大部分读者的脑海中，考古人的工作日程就是在不停地挖墓葬。但其实考古学家的发掘对象远不止墓葬这一种形式，用专业术语来说，考古的发掘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只要是埋在地下的一切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东西，考古学都可以研究。
窖藏就是其中一种遗迹，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储藏东西的地窖。过去北方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菜窖，用来冬天储存蔬菜。而考古学意义上的窖藏，一般指的是一种特殊的遗物废弃方式。有的窖藏是因为战乱、局势动**等原因，临时把一批遗物集中地埋在地下，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再取出了；而有的窖藏是因为举行了某种祭祀或者礼仪活动而集中留下了一批遗物。
无论哪一种形式，窖藏中的文物都是集中处理、统一埋葬的，所以一般来说这些文物的数量都特别丰富。它不像墓葬一样有明确的地层信息，所以我们一般通过一些辅助手段来确定窖藏中的文物的年代。最直接的，就是发现文物上的一些文字信息。比如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中的北魏永安二年（529年）韩小华造石雕弥勒像。在造像碑的左边侧面，明确地刻着四行发愿文：“永安二年二月四日清信女韩小华敬造弥勒像一躯为亡夫乐丑儿与亡息祜兴回奴等后己身并息阿虎愿使过度恶世后生生尊贵世世侍佛”。
如果没有明确的文字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用器物类型学的方式来进行横向类比。类型学的研究是传统考古学的两大基础之一，它借用的是生物学中对生物分类的原理，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或者装饰纹样的特点进行分类，从而得出不同风格的先后演变序列。同一个时代的器物，都有着相似的个性，所以如果一个窖藏中的器物，可以在另外一个有明确年代信息的遗址中找到同类型的器物，那么我们就能够大致判断窖藏的年代。
跟墓葬比起来，窖藏发现的数量要少得多。但每一个窖藏，都是令人兴奋的发现。
我们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四川遂宁有个地方叫金鱼村，1991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大的宋瓷窖藏，里面出土了瓷器985件、铜器18件、青石雕琮式瓶2件，一共1005件文物，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大的瓷器窖藏。能收藏这么多的瓷器，它们的主人必定是个爱瓷成痴的收藏家，估计搁到现在，也是个刘益谦级别的古董大佬。学者们在其中一件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了“凰翔楼钱鑫”的铭文，“钱鑫”指的就是钱庄，而“凰翔楼”就是钱庄的店号，所以学者们推测，这位凰翔楼钱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这批窖藏的拥有者。
但是很奇怪，这位爱瓷的钱庄主人应该十分爱护他的藏品才对，可是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批窖藏埋藏得十分草率，它们被直接挖坑掩埋在土中，没有事先建造砖砌或者石砌的窖穴，地点似乎也是临时找的，显得十分匆忙。所以可以肯定，当时一定是发生了某种突**况，导致钱庄主人来不及思考，才匆匆将他的宝贝埋葬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宋史的记载，端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236年的时候，蒙古帝国军队大举入侵蜀地，攻陷了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二十余府州相继陷落，遂宁城也毁在了这次战乱之中。所以很有可能，当时的钱庄主人就是为了躲避战乱，才匆匆把毕生收藏埋了的。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四川前前后后发现的窖藏，大约有六七十次，这些窖藏埋藏的时间都集中在南宋末期，而且埋藏的深度都很浅。这说明了南宋末年的那一场战乱，确实造就了很多悲剧。
我们再来看一个青铜器的窖藏。陕西的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是中国青铜器出土最多的地方，被誉为“青铜器之乡”。2003年的时候，眉县的几个农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一不小心一锄头下去刨出了一个洞，里头摆满了青铜器。后来经过考古队的抢救性发掘，一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并且这些青铜器分量都挺足，6件大鼎重量都在40斤以上，其中两件各约90斤，铜盂约70斤，还有一对铜壶各重约50斤。更为重要的是，这27件青铜器中，有24件都刻有铭文，比例之高令人咋舌。要知道，在没有历史文献记录的商周时期，铜器上的铭文可是了解历史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其中有一件四足附耳盘非常著名，上面刻了372个字，记录了12个周王的年号，妥妥的国宝。要知道赫赫有名的史墙盘，也才刻了284个字，记录了6个周天子的年号而已。
除了这些窖藏遗址以外，考古学上比较有名的还有西安何家村的金银器窖藏、盱眙南窑庄的金器窖藏等。
● 龙兴寺窖藏埋葬之谜
咱们回到龙兴寺窖藏。在了解了窖藏这一特殊的遗址后，我想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个问题，这么一大批精美的佛造像，是在什么时候被埋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埋的呢？这个问题，也是考古学界非常关心的。
在清理窖藏的过程中，除了佛像的出土外，发掘者还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铜币，这些铜币有的散落在缝隙中，有的散布在造像的顶部，而且种类多样，最早的有汉代的五铢钱，还有唐代的开元通宝，最晚的是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通宝。
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宋朝是发行货币最多的朝代，它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版本特别庞杂。因为宋代的年号更换勤快，而几乎每个年号，每个皇帝上位，都会发行自己的年号钱。比如说宋徽宗赵佶，从他1101年登基到1125年被金人掳走，在位一共24年，总共改了6个年号。其中“崇宁”是他的第二个年号，一共使用了5年，这期间宋徽宗铸造了“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两种钱币。在这之后，宋徽宗又改了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四个年号，并铸有“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等几种钱币。但是在龙兴寺的窖藏内，我们只发现了“崇宁通宝”，并没有发现“崇宁重宝”，更没有之后的其他纪年的钱币了。
这意味着，龙兴寺这批佛造像的埋藏时间，不会早于宋徽宗的崇宁年间。在那个时间段，一定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足以影响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现在都知道佛教是我国的第一大宗教，全国各地佛教寺庙的香火都很旺盛。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之路，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是经过了起起伏伏，才最终与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其中，有四次比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历史学家口中常说的“三武一宗灭佛”。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分别代表的是四个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周世宗柴荣，因为前三位皇帝的谥号或庙号后边带有一个“武”字，最后一个皇帝带有一个“宗”字，所以就统称为“三武一宗”。
“三武一宗”灭佛造成的影响，在考古学上也能够找到一些迹象。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省的无棣县水湾公社，村民在村东南坑塘边取土的时候发现了7件北齐石造像，其中4件有确切的纪年，分别是在北齐的天保和天统年间。这批佛像出土时叠放整齐，显然是有意埋藏的，而埋藏的原因，发掘者认为与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有关。1976年，山东博兴县发现了一批残破佛像，其中有些造像带有明确的纪年，分别是东魏和北齐年间。同样的，这批造像“出土时整齐地排放在土坑内”，发掘者认为这些造像可能是在北周攻灭北齐时被毁并埋入地下的。
所以你看，在山东地区，发生一些意外事件后佛教徒把造像埋入地下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很多先例。那么龙兴寺这批佛造像被埋入地下，是不是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呢？我们来看看宋徽宗年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起来这宋徽宗也是个神奇的皇帝，他的很多事迹都为人熟知，比如他极具艺术天赋，画画得特别好，还创立了瘦金体；比如他是个昏君，把大宋王朝弄得分崩离析，最后还被金人掳去，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靖康之耻”。但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宋徽宗还是个极其推崇道教的皇帝，他在国家财政匮乏的情况下，还大兴土木，兴建道观，甚至建立道箓院，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手将道教推上了兴盛的极点。
宋徽宗崇信道教，是有原因的。原来，宋徽宗赵佶和他的上一任哲宗皇帝是同父不同母的兄弟。当年哲宗皇帝驾崩时，没有子嗣，大臣章惇提议：“以礼律则同母子弟简王当立。”但是皇太后坚持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当立。后来在皇太后的主持下，赵佶当上了皇帝。因为这样一个变故，赵佶一当上皇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就想多生些儿子。于是便向茅山道士刘混康求助。刘混康说：“京城西北隅地协堪舆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宋徽宗照做之后，果然“后宫生子渐多”，所以愈发笃信道教了。
再后来，宋徽宗又开始宠信一个叫林灵素的道士。这个林灵素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物，根据《宋史·方技传》的记载，他本来是个僧人，但是因为受不了师父的打骂，半路又改当了道士。当了道士之后，到庙里去乞食，又受到僧人的欺负，所以就十分仇视佛教，发誓一定要报复回来。
在得到了宋徽宗的信任后，林灵素的复仇计划就开始了。他先是利用宋徽宗，将道教提高到了国教的地位，然后将自己封为了“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连他的家乡温州也升为了应道军节度。真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接着，他便“始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称冠服”，“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在一系列尊崇道教的政策的推动下，寺院变成了宫观，和尚变成了道士，佛规也成了道规，甚至连佛教供奉的释迦牟尼也改叫大觉金仙，菩萨则一律称为仙人。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之下，各地的佛教寺院都变得人心惶惶。所以很有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青州龙兴寺的僧人们不忍心看着自己崇拜的佛像被破坏、玷污，所以选择了在寺院大殿的后面挖了一个大坑，把寺院收藏的佛像都埋了进去。
● 佛造像的贴金彩绘之谜
最后，我们再回到佛造像本身，来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去西安看过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都是灰秃秃的泥土颜色，但是很少人知道兵马俑其实是有颜色的。在刚发掘的时候，兵马俑的表面其实是有颜色的，但是因为埋在土里的时间太久，一遇到空气，没几分钟颜色就氧化了，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与兵马俑类似，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包括一些石窟里开凿的佛造像，因为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历经岁月风霜，外表的颜色早已褪去。所以以往学界针对南北朝佛像的颜色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些人认为古人以不敷色的石雕为美，另一些人则认为，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材质虽然有泥塑、石材和金属之分，但是它们的造型特征和时代风格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佛像是为了给信徒们礼拜供养，所以外观一定要遵从当时宗教仪轨的统一规定。因此无论是什么材质的造像，外表一定要敷涂彩色，这样看上去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的解释显得非常有道理，但一直没有实物证据的支持。直到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出土，完美地支持了“南北朝佛造像彩绘贴金”这一观点。著名的考古学家、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杨泓老师，在一次座谈会上就感叹：“有许多先生谈到汉白玉的佛像，洁白得怎么样，怎么样，表现了当时的审美观点。我说不是，那个东西它是有颜色的。当时，他们就要我举个实际的例子，那时我还真举不出来。现在，龙兴寺的造像出来之后，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
龙兴寺出土的400余尊佛造像，超过了90%保留了贴金彩绘工艺，彩绘的颜色也十分多样，有朱砂、宝蓝、孔雀绿、黑色、白色等，都是一些天然矿物质颜料。贴金部分主要是佛像皮肤**部分。除此之外，菩萨像、供养人像、飞天、火焰纹、龙体、莲花灯也有部分装饰件贴金。这些贴金彩绘的造像色彩浓丽鲜艳，闪闪发光。可以想见，当时供奉在龙兴寺中的这批佛像是何等的法相庄严。伟大的艺术品穿越漫长岁月，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辉，不得不说是个伟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