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曾侯乙墓
《国家宝藏》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嘉宾王刚在获许近距离参观完曾侯乙编钟之后，向眼前的那一排气势恢宏的编钟深深鞠了一个躬。这一个动作，体现了一个文物爱好者的敬畏之心。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也确实值得起这样的“待遇”。1978年，编钟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时候就震惊了全世界。我们很难想象，这套2000多年前的文物，如今还能演奏出动人的乐曲。这座传奇墓穴，还有哪些故事，是《国家宝藏》没有说的呢？
● 擂鼓墩
历史与现代的不期而遇，总是来得那么漫不经心。如同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来源于偶然一样，曾侯乙墓的面世，来源于军队的一次施工。
故事发生在1977年的秋天，当时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的雷达兵部想要建一个军械雷达修理所。他们考察了湖北的很多地方，找了很多选址，但都不是很满意。后来，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就推荐了随县擂鼓墩这个地方，理由是“这个地儿环境好”。
要说这擂鼓墩，地理位置确实不错。它是一个平地突起的小山坡，向东约一公里，有㵐水自北向南流过；往南约两公里，有涢水自西向东而来，与㵐水交汇。而在它的西北面，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整个擂鼓墩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用古代风水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前有照，后有靠”“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这枕山面水的环境，确实是一块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
擂鼓墩这地名的由来也挺有意思。传说春秋时期，楚庄王带兵攻打随国，但是随国上下一心，誓死捍卫国家。楚庄王久攻不下之际，没想到“后院失火”，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斗越椒发动叛乱，带兵围剿楚庄王。
在腹背受敌之际，楚庄王派出小将养由基与斗越椒比试射箭。养由基说：“你是令尹，我是无名小将。你先射我三箭，而我只射你一箭。”斗越椒是楚国有名的神射手，一听这番话，不由怒从心起，对准养由基就是一箭，没想到被养由基稳稳接住。斗越椒慌忙中再射一箭，又被接住。斗越椒使出浑身解数，朝着养由基的喉咙射了最后一箭。没想到养由基不费吹灰之力，一口咬住了箭。
没等斗越椒反应过来，养由基取下嘴里的那支箭，反身射回，正中了斗越椒的咽喉。楚庄王见状，立即敲响战鼓，乘胜追击，平定了叛乱。而当时楚庄王擂鼓的小山坡，就被称为了“擂鼓墩”。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而已，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稍有点考古学常识的人如果听到这个地名，肯定会对其中“墩”字非常敏感。这里面，可能暗藏着某些玄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古代对于地点的命名是非常朴素实在的，经常会根据地形特点进行命名，比如说一个小山坡，就会被称为“岗”“墩”之类的。而恰巧，古代的一些高等级墓葬在建造之时往往会有巨大的封土堆，这些封土堆经过年岁的累积逐渐荒芜，从外观上看就像是一个个小山坡。这两个因素相结合，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以“墩”“岗”等命名的地点发现古墓葬的概率非常之高，比如陕西沂州的九原岗壁画墓，比如江苏的俞墩遗址、庙墩遗址、龙墩遗址……
所以说，如果你家所在的地方恰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建议你好好搜寻一下附近有没有带“墩”“岗”之类的地名，说不定那里就是个古代贵族的墓葬。擂鼓墩这个地方，不仅风水好，符合古人陵墓选址的要求，又拥有悠久的历史，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当然，雷达兵部的这些军人们，大概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他们只是觉得这边环境优美，特别适合建造军械雷达修理所。不过，当他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并往地里挥下第一锄头的时候，一个令世人震惊的考古发现，马上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
● 泥土中端倪
建造计划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为了加快进度，雷修所从附近农村召集了几十名村民来帮工。在地的表面，是一层厚度约20到40厘米的含沙黄褐色泥土，往下挖不久，就出现了一层红色砂岩。这一层砂岩十分坚硬，挖掘起来非常辛苦。于是雷修所就从县里调来了重型推土机来帮忙。没想到推土机推进了几米后，岩石是越来越坚硬，无奈之下，施工队转而选择先用TNT炸药爆破，然后再动用推土机的方式。
由于施工难度加大，整个施工场所变得有些忙乱了起来。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有人突然发现中间有一块地方的土质似乎有些异样，别的地方都是坚硬的红色砂岩，但这块地方不是，它由褐色的泥土组成，还掺杂着一些黑色胶状的泥土。用铁铲铲下去，土质很硬，不像是自然的淤泥，倒更像是夯实的泥土。
当时，随着马王堆墓的发掘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公映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一阵“马王堆热”。马王堆墓出土的那具保存完好的辛追女尸，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以至于各地的考古工作人员们都暗自铆足了劲，希望在有生之年也能发掘出一具类似的古尸。雷修所的一些同志刚好看过马王堆墓的纪录片，他们就发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泥土，似乎跟屏幕中看到的墓葬的泥土有些类似，于是有的人就怀疑，这擂鼓墩下面会不会隐藏着一座古墓呢？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墓葬是一门泥土的艺术，从泥土中发现墓葬的蛛丝马迹是考古学实践的一项基本功。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一个小品中有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把一只大象放到冰箱需要几步？答案是三步：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放进去，再把冰箱门关上。还真别说，这个脑筋急转弯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同理，古人建造一个墓葬也只需要三步，先在地里挖出一个坑，等到下葬之后，再将泥土回填并夯实。在这一挖一填中，墓葬中的泥土就自然而然与周围的天然泥土有了区别。而正是这一点点区别，成了我们发现墓葬的关键。
随着施工进度推进，施工队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泥土中居然出现了一块长宽各一米多的麻灰色花岗岩大石板。经过清理，众人大吃一惊，这土层中接连铺着一层石板，除了之前发现的那一块，还有四五块类似的石板，它们平铺组成了一个平面，带有很明显的人工痕迹。人工铺设的石板再加上之前发现的不同寻常的土层，更加坚定了施工队对于地下有一座古墓的构想。
很快，施工队请到了专业的考古队来这里进行了考察。专家们来到现场，绕着工地看了一圈，发现线索特别明显，比如有一处地方土质湿润，有青膏泥的迹象（后来得知是盗洞口）；有的地方有夯窝，直径约五厘米，排列整齐，明显是夯土后留下的痕迹。而且从土层的断面来看，红砂岩和填入的五花土泾渭分明。专家们当即断定，这里有一座大型古墓。
那么，地下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座古墓的大概范围是多少呢？考古专家们虽然经验丰富，但也不是火眼金睛，能够一眼看穿土下的情况。所以还需要借助其他的工具。这个时候，专家们拿出了准备好的探铲，准备进行钻探。这探铲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洛阳铲，前面我们已经详细讲过洛阳铲的来龙去脉，这里就不重复了。
不过有的读者可能会好奇，有的考古工作者似乎仅仅依靠探铲带出来的土质土色的信息，就可以判定地底下这座墓的时代，这到底是故弄玄虚，还是真的有事实依据呢？在考古实践中，我们一般通过三个维度来判断墓的时代：一是形制，二是墓底颜色，三是填土。
形制是判断墓葬年代的主要依据。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古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建造墓葬，而墓葬本身的形制也在不断变化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墓葬有着不同的特点，同时代的不同规格的墓葬也有区别，这里面往深了说会很复杂，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粗略地讲，我们古代的墓葬大致可以分为竖穴土坑墓和室墓两种。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的一般中小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商周大墓有中字型、甲字型和亚字型墓。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洞室墓，一直到明清时期都存在，不同时代的洞室墓也有各自的特点，例如六朝至隋唐的洞室墓，就是将当时居住的屋子的形象建在了地下，有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有的还有天井；宋金时代除土洞墓之外，砖室墓为仿木构建筑，很有时代风格。
墓底颜色也是判断依据之一，一般朱砂底是两周时期的；白灰底是汉代的；青灰底是唐宋的。
填土是指我们可以观察土质土色来辨别其新、老程度，以此来判断时代。年代越早的墓葬填土，在长时间的压力和雨水作用下，土的结构越来越密实，颜色也相应的变暗。而新土的特征则完全相反。
当然，通过墓底颜色和填土来判断有一定的缺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墓都有可以辨识的底子，而且大多数考古钻探不一定能到墓底。而若是仅仅通过填土的新、老来判断，时间跨度又太大。所以在日常的考古实践中，我们都是将三者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的，以形制判断为主，墓底颜色和填土判断为辅。
我们可以以这一座墓为例，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情况。首先，探铲铲头带出的是坚硬的白膏泥，往下探到约1.2米的时候，接触到了木炭，厚度大约十几厘米。再往下，就接触到木椁了。从探铲反馈出来的手感看，这地下的木椁很有可能还没有腐烂，保存状况良好。
为了探明清楚墓葬的具体情况，专家们又接连打了好几个探孔，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一座竖穴岩坑木椁墓，年代应该在春秋到秦汉之间。所谓竖穴岩坑木椁墓，就是先在红砂岩的山包上凿出一个竖穴作为墓圹，在墓圹内放置好棺椁后再用泥土回填。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仅是根据探测结果来看，这座古墓大概东西长二十米，南北宽十六米，这规格整整比马王堆汉墓大了六倍，别说在湖北境内了，就是放到整个中国，也是无可匹敌……
● 围观考古现场：编钟揭开历史谜团
1978年5月11日，墓葬开始发掘。一开始，因为还不清楚墓主人的具体身份，所以称之为“擂鼓墩一号墓”。随着发掘的推进，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开始关注擂鼓墩一号墓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编钟的出现，整个过程进入**。
那是1987年5月22日凌晨的时候，当时考古队连续花了几天时间用水泵清理墓中的积水。整个墓坑的水位下降得很缓慢，正当大家都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有东西！”众人立刻惊得睡意全无。灯光照过去，是三根方形的长木，每根长约1.8米左右。而每根长木的下方，各自悬挂着一排编钟。原来，这三根木头就是悬挂编钟的支架。
这一发现可了不得。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其他地方的考古遗址中已经出土过一些青铜编钟了，比如长治十四号墓出土了一组八件编钟，河南信阳楚墓出土了十三件编钟。但从没有哪次，编钟的数量和质量，能和这次的媲美。为了慎重起见，考古队的领队立刻下令减慢排水速度，而木头的支架，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肯定已经变得脆弱无比，稍有不慎，支架就会断裂坍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此，考古队制定了“防晒、放倒、保水”的“两防一保”方法：
防晒：准备钢筋架塑料棚，太阳一出现，立马进行遮挡；
防倒：椁墙上搭上安全架，用塑料薄膜托住横梁，避免断裂；
保水：在横梁上盖上饱水塑料泡沫，同时准备喷雾器，不断地喷水。
这几个方法，其实就是要尽量保证文物出土后环境不会发生骤变。经过了几千年的埋藏，文物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之所以没有损坏，是因为它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这个时候如果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文物很可能就会灰飞烟灭。
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刚开始的时候是金黄色，甚至可以看到稻谷的绒毛，但出土后由于保存不当氧化了，颜色也变得黑黑的。
随着水位的进一步下降，到了24日午夜时分，又一层横梁露出了水面。这一排悬挂的是青铜甬钟，由小到大依次排列，气势磅礴。钟架两端有着半米多长的青铜套，上面满饰深浮雕镂空龙首花纹，横梁上满绘着菱形几何纹。
25日傍晚，编钟架下又出现了一层横梁，经过清洗，发现梁下有三个佩剑铜人和一根圆柱顶托。悬在横梁上面的，一共有12件大型的甬钟和一件特大型镈钟。梁的两端依旧配着青铜套，上面有镂空龙首、凤鸟、花瓣等图案。
至此，编钟三层全部露出。一套旷世瑰宝，就以蛟龙出水般的姿态，呈现在了世人的眼前。这一整套编钟，总共65件，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在木架中有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6个铜铸佩剑武士和8根圆柱承托住整个编钟，形成上、中、下三层。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 探寻墓主人的身份
现在，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是两个问题：这个墓的主人是谁？又是在何时下葬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在墓中找到相关的描述文字。当考古学家们面对这一套编钟时，发现了一个混杂其中的“另类”。这件位于下层中间部位的镈钟形状极为特殊，整体健硕突出，似乎与周围的甬钟格格不入。等到清理干净之后，钟体的中间部位出现了一篇铭文：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这一句话提到了两个关键的人名，一个是“楚王熊章”，一个是“曾侯乙”。从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镈钟是楚王赠与曾侯乙的，那么是否代表，这个墓就是这位名叫“乙”的曾侯的葬身之所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令人欣喜的是，墓中出土的编钟上面，频繁地出现了“曾侯乙乍時”的铭文。同一个人名作为物主，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一座墓上面，更能够说明，接受楚王馈赠的曾侯乙，正是这些编钟的拥有者，同时也是此墓的主人。
那么，曾侯乙又是在何时下葬的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镈钟上的铭文。“隹王五十又六祀”，意思是王在位的第56年；“楚王熊章”，指的是一个叫熊章的楚王，根据史籍记载，楚国前后一共有四十多位王，但是在位超过56年的只有楚惠王一人，而楚惠王的名字，正是熊章。这说明，在楚惠王56年，也就是公元前433年的时候，楚惠王铸造了这个镈钟，并将它赐予了曾侯乙。
这意味着，曾侯乙的下葬时间，绝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33年。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曾侯乙正好是在公元前433年去世的。事实究竟如何呢？解密的钥匙还是藏在那段铭文中。
“作曾侯乙宗彝”的意思，就是作祭祀曾侯乙的祭器。既然是祭器，这个人肯定是去世了，这是青铜器铭文的惯例。“返自西阳”应该理解为“报自西阳”，古时候“反”与“报”常常互相代用。而在古代，“报丧”常常被称为“报”。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楚惠王56年的时候，从西阳那边得到了曾侯乙去世的讣告，于是制作了祭奠的彝器，并在西阳进行了祭奠，希望他永远享用。
问题又来了，作为当时称霸一时的国家，为何楚惠王会给一个小诸侯国如此高的礼遇呢？原来，曾国就是历史上的随国，当年发生了一件特别著名的事：伍子胥、孙武统帅吴师伐楚事件。
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后来受楚王迫害而投奔到了吴国，帮助吴王阖闾争得王位后，力主伐楚，当时的吴国国力强盛，自然打得楚国溃不成军。就在这时，当时的楚昭王避难到了随国，并成功躲开了迫害。或许，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国的随君后裔，楚惠王以如此高的礼遇来祭奠他，正是为先王报答恩德。
● 豪华的音乐王国
礼乐文明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八音”的说法。所谓“八音”，其实就是指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金、石、土、革、丝、竹、匏、木。“金”指的是用金属制作的乐器，比如编钟；“石”指的是用石头或玉石制作的乐器，比如磬；“土”指用陶土制作的乐器，如“埙”；“革”是用动物皮革制作的乐器，如鼓；“丝”指用丝弦制作的乐器，如琴、瑟；“竹”指用竹子制成的乐器，如笛子；“匏”是用葫芦制作的乐器，如笙、竽；“木”则指木制乐器。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乐器种类，就十分丰富了。
现在提到曾侯乙墓，大部分人立马会联想到墓中出土的那一套大型的编钟。但其实，曾侯乙墓中出土了数量非常多、种类非常丰富的乐器。根据考古队的统计，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等8种共124件乐器。如果将这些乐器复原、排列好，完全就是一支豪华的乐队。
在这么多出土乐器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两把“琴”。这两把琴，都出土于墓葬的东室，其中一把为五弦琴，另一把为十弦琴。
琴应该算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它常常与文人风雅相挂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伯牙子期的故事了。《列子·汤问》中记载，俞伯牙的琴术很高明，钟子期则善于鉴赏琴曲。俞伯牙弹琴的时候，有时候想象自己在登高山。钟子期心意相通，说：“弹得太好了！我好像看见了一座巍峨高山。”俞伯牙想着流水，钟子期又说：“弹得真好啊！我仿佛看到了奔腾的江河。”总之呢，俞伯牙每次想到什么，钟子期都能从琴声中领会到。
有一次，伯牙子期同游泰山，玩得正开心，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俩找到了一块大岩石躲雨。忽然间，俞伯牙感到很悲伤，于是拿出随身带的琴弹了起来。一开始弹绵绵细雨的声音，后来又弹大山崩塌的声音。而每次弹的时候，钟子期都能听出琴声表达的意思。
曲罢，俞伯牙放下琴感叹道：“我弹琴时营造的意境，你都能想象得到。这就是所谓的‘知音’吧。”后来，《吕氏春秋》记载，钟子期死了以后，伯牙非常难过，摔断了琴，终身都没有再弹过琴。
《三国演义》里还有“空城计”的故事。当年魏国派司马懿挂帅进攻蜀国街亭，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失败。司马懿率兵乘胜直逼西城。面对司马懿的二十万大军，诸葛亮临危不乱，自己披上鹤氅，戴上纶巾，领了两个小书童，带上一把琴，就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慢慢弹起琴来了，硬生生地把司马懿吓跑了。当然了，“空城计”的故事本身是虚构的，但也能从中看出琴在古人生活中的作用。
诸葛亮的老对手周瑜，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古琴名家。有个很有名的典故，叫“曲有误，周郎顾”。什么意思呢？《三国志》中说，周瑜年少时就精通音律，即便是在酒过三巡之后，弹奏者只要有些微的差错，他都能觉察到，并扭头去看那个出错者。由于周郎相貌英俊，酒酣后更是别有一番风姿。所以那些弹琴的女子，为了让他多看自己几眼，常常会故意将曲子弹错。
那古琴，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现在保存下来的古琴实物，最早是到唐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清楚唐代以前的古琴的样貌。
后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把七弦琴，通体黑漆，头宽尾窄，琴面上有七条弦痕。和后世的琴相比，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它没有徽位，面底板是活的，尾部为实体。所以学者们认为，这应该是现代古琴的前身。
而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比马王堆汉墓的琴多了三弦，根据专家的推测，两者可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这个渊源和具体的发展脉络目前还难以搞清楚。
另一把五弦琴，专家们考证，就是历史上失传已久的“筑”。
“筑”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乐器，流传下来的典故也很多。
高渐离，是战国时期燕国有名的琴师，同时也是荆轲的好友。当年，荆轲刺秦王，马上要出发的时候，高渐离为他易水送别，用的乐器，就是筑。荆轲正是和着筑的乐声，唱出了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在大部分人讲“易水送别”这个故事，到了荆轲刺秦这里就到头了，但其实，高渐离的故事也十分让人唏嘘。荆轲失败之后，高渐离因为亡国又失去了好友，痛苦万分，于是隐姓埋名，在宋子家做了一名仆人。有一次，宋子家里宴客，酒酣时有客人击筑助兴。高渐离听到筑乐，不禁勾起了心事，忍不住点评了几句。主人听说后，就让他表演一番，结果技惊四座，不多久，远近的人都知道宋子家有这么一位击筑的大师。
后来这事儿传到了秦始皇耳中，秦始皇得知高渐离是荆轲的好友，但不计前嫌，赦免了他的罪过，还邀请他为自己击筑。不过，为了保险起见，秦始皇命人先弄瞎了他的眼睛。后来，高渐离偷偷地在筑中灌了铅，在秦王听击筑着迷不留意时，效仿荆轲，奋起用灌铅的筑击打秦王。不过很可惜，也没有成功，最终逃不了被杀的命运。
汉高祖刘邦，也是个击筑高手。《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十二年十月，淮南王英布起兵谋反，刘邦亲自出征，最终击败了英布。在得胜归来的途中，刘邦顺路回了趟自己的故乡沛县。在庆祝宴会上，刘邦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回望岁月慷慨激昂，他一面击筑，一面唱歌，即兴创作了那首千古名篇：“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从这几个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筑的音色似乎是有些悲怆的，总是与苍凉的气氛相搭配。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乐器呢？
史料中其实有着很明确的记载。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声。”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筑，以竹鼓之。筑，柲之也。”《旧唐书·音乐志二》：“筑，如筝，细颈，以竹击之，如击琴。”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筑是因为以竹击奏之而得名的，演奏时需要手持，而外形是“似筝”“细颈”。
不过对于筑究竟有几根弦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中提到：“筑似琴而大，头圆，五弦，击之不鼓。”这里提到的筑，是五弦的。但到了宋代，北宋陈旸写的《乐书》中却是这么说的：“筑之为器，大抵类筝。其颈细，其肩圆。以竹鼓之，如击琴。然又有形如颂琴，施十三弦。”得，这里又成了十三弦了。
那么，哪一种才是正解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1973年，马王堆的三号墓发掘出土了一件明器模型。它通体用一根木头削成，长约33厘米，形状近似四棱长棒，并髹了黑漆。明器的首尾两端各有5枚小竹钉一字形等距嵌入，首端的竹钉外侧还插置了一个蘑菇型圆柱，上面缠绕着丝质残弦。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遣策。所谓的遣策，其实就是古人丧葬时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所以只要将随葬品和遣策对照着看，基本上可以将随葬品一一对应上。其中，遣策中写着：“筑一，击者一人。”再结合文献中对于筑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明器其实就是筑。
我们再来看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它全长115厘米，首尾两端各有一山岳，上有五道弦槽，外侧琴面上有五个弦孔，尾端弦孔外侧有一方头圆柱。其形制，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弦琴”类似，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就是战国时期“筑”的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