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以扫恨雅各
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是荒谬的。
（摘自乔治·奥威尔的一篇关于英国反犹太主义的文章，1945）
他们仇恨犹太人，并不是因为犹太人具有令人厌恶的特性，正好相反，恰是他们仇恨犹太人，才臆想犹太人身上具有令人厌恶的特性。
（马克思·诺尔道）
从来没有像反犹太主义这样独特的现象，既无法解释，也难以定义。
矛盾的是，人们在运用“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这个字眼时，从未符合它的字面含义，[61]即对诺亚的儿子闪的所有子孙后代（包括所有的闪米特人）的仇恨，而是只聚焦于对犹太人的仇恨。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这样一个独特的“犹太”问题却甚至没有产生一个专用词汇来描述犹太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而是以一个模糊的、泛泛的字眼似乎试图隐藏这一现象或把犹太人孤立起来。毕竟，没有真正的、符合字面含意的“反闪族主义”。没有人恨古腓尼基人，而他们也是闪的后裔。“anti-Semitism”是一个漂洗干净的字眼，易于理解，非常符合政治正确性的原则，而且并不违背事实，似乎是说犹太人最终也是闪的后裔。总之，为数不少的反犹太主义现象就隐藏在这个人们选择用来描述它们的字眼背后。
很多人都不知道“反犹太主义”这个词是德国哲学家威廉·玛尔（Wilhelm Marr）的发明。他本身也是一位反犹太主义者。玛尔作为一名政治记者，在1879年成立了反犹太主义联盟，同年他创造了这个词汇。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尔的自传表明他曾在一所犹太学校中学习，在一家犹太人拥有的公司中工作，并在一生中娶过三个女人——她们都是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联盟当时所选择的名称是为了通过朴素而不是矫饰的语言来描述它的目标。大约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而反犹太主义的现象和用来描述它的词汇都经历了巨变。反犹太主义，曾经是开放而大众化的，在今天却已经被蒙上了一层层合理化的声明，用以寻求证明针对犹太人批评的合理性，而这个词汇已经蜕化成一个干瘪的、被人们接受的甚至学术性的词汇，用于描述针对一个民族整体的广泛存在的仇视现象。在那个时代，玛尔可以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意思是说“犹太人的反对者”，但在今天，他肯定会否认这个称呼，并会坚称自己仅仅是犹太民族的激烈批评者。
如果你愿意，以下是区分现代反犹太主义与它的传统形式的“试金石”。现代反犹太主义是巧妙而狡诈的，而不是开放和大众的。至少在它的发言人中，它仅仅针对特定条件下的犹太人，提出符合逻辑的声明，比如要求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停止对西方银行的占领以及不要靠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发财等等。
很少能够找到纯粹的反犹太主义者——没有一些貌似合理的理由，仅仅因为仇恨而公然宣称仇恨犹太人。恰恰相反，事实上，反犹太主义的壮大正是依靠各种各样的合理原因，心安理得地隐藏在一些允许他们这样做的社会心理学领域。这种仇恨并不需要科学的合理化辩证，也不需要明确的数据支持。它平静地休憩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利用人们鄙视外来者和喜欢神话而不是现实的天性。
抵毁史
“犹太人恐惧症”起源于古埃及。雅各的子孙们，一个正直而成功的公民所组成的群体，不断发展壮大，迫于他们家乡迦南艰苦的生存环境，而寻求暂时居住在埃及的土地上。这个群体在埃及宁静地生活了多年，而没有任何政治或革命的意图。
那么，读读下面这段文字：
……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
（《出埃及记》 1:9-10）
就这样，一个和平的民族已经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敌人——随时能够反噬它的主人的“第五纵队”。似乎所有心理学系一年级新生都能够发现，法老的话是把邪恶内心倾向的结果投射到一个外部因素之上。
反犹太主义的原因与根源
无论我们同意反犹太主义是一种超自然现象，还是勉强承认它的合理解释，似乎都没有人能否认一个事实：反犹太主义是犹太民族存在所特有的现象。
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夸口像犹太民族这样被仇恨、迫害和鄙视。没有任何民族的历史能像犹太民族历史这样充满了诋毁和污辱。
当然，在相互竞争的民族之间总会存在敌意，但对犹太人的仇恨超越了所有的疆界，并在大量的国家得以延续，甚至能在两个互为死敌的国家达成共识，而不顾“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著名的定律。
尝试理解反犹太主义的根源及其原因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在尝试理解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下所存在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而在每个独立的环境中都存在着适合自身的独特解释。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会尝试探索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理论，并深度理解它们。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其中的一些理论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在事实上也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人们为什么恨犹太人？”
在所有人中，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短暂地研究过各种现象的历史周期，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
与众不同与嫉妒
对于反犹太主义，有两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解释：①人们恨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②犹太人杰出的经济成功让他们的邻居嫉妒，并因妒生恨。
第一种解释又分成各种各样的版本。
一些人提出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和心态问题——犹太人是一个黎凡特民族[62]，却有着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个性，而这导致了仇恨。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他们提出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些地中海国家，反犹太主义现象少于其他地方。
除了这种观点的实际弱点之外（即西班牙的反犹太主义像其他地方一样激烈，如果不是更激烈的话），它很难解释，比如，为什么在上一个千年，在许多西欧国家中，尤其是德国，犹太人几乎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完全同化后，反犹太主义仍然广泛存在。仅仅作为一种指标，尝试将德国犹太人的天性与性情与也门犹太人相比，我们有可能断言犹太人具有统一的“精神状态”吗？
另一种解释提出，犹太人在宗教和社会体制上与众不同。犹太人与他们长期所居住国家的本地人口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保留着独立的宗教和社会体制，从而让他们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现代反犹太主义似乎完全消除了这个基础。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极为明显地表明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并不需要这种合理性。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犹太人尝试融入普通人口的时候，他们却招致其他民族满腔怨气的宣泄。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们[63]，就像在柏林精英社会中的犹太人，在试图融入普通欧洲人时却无法成功、失望而归，只遭到充满敌意的对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研究者认为反犹太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犹太人的解放——现代以色列的建国——迄今为止，犹太人还以为这会为反犹太主义画上句号。但异教徒显然有着其他打算，并在犹太人简直天真地接受了解放的理想之时被深深激怒了。
犹太人与众不同的事实——一个“其他人”——是人们广泛接受的反犹太主义的解释之一。这个解释的基础在于，一个人无法与某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建立中立关系。因为他的不同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周围环境的一种挑战。他本身就在质疑为什么大多数人与他不一样。
在某个时候，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这个挑战，并回答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无声的“回答”，可以说，可能来自于某种贬低的形式，即“其他人”的不同是因为他的落伍、原始或其他招致贬损的因素。
仇恨是贬损的极端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诋毁一个特定的人群能够有效地中和仇恨：一个遭到诋毁的少数群体不会激起仇恨，因为没有人会在乎他们。所以，如果目标少数群体的优势过于巨大或显著而无法简单地否认，使多数群体缺乏诋毁和贬低的理由，就会导致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仇恨，这是他们贬损少数群体的需求无法实现的一种表现。
嫉妒
根据这种解释，仇恨，正是针对高尚者、富有者以及其他精英形式所发泄的仇恨，因为他们的成功激怒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
这是一种有趣的解释，但它具有以下几个缺点。
（1）很多伟大而成功的音乐家、政治家和神学家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欣赏，却从未被人仇恨。犹太人原本也能享受这种盛誉，尤其因为他们从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他们总是招致人们的刻骨仇恨呢？
（2）与其他遭到嫉妒的少数群体不同，人们难以对犹太人的优越性形成真正的嫉妒，因为这优越性带来巨大的甚至压倒性的责任。犹太人，作为上帝的子民有着无尽的责任。这责任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需承担的。
（3）最终，反犹太主义就像一个首尾相接的怪圈——如果犹太人真的像反犹太主义者所说的那么卑贱、堕落和被人憎恶，不管什么理由，谁还要嫉妒他们？
（4）从古至今，异教徒随时可以加入犹太民族（正如可萨国王所做的）。即使他们不想加入犹太民族，又有什么理由产生仇恨呢？嫉妒某种提供给你却被你拒绝的事物，这是什么逻辑呢？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人们也许会说，在大多数时候改宗犹太教并不是一种选择，这不仅因为加入犹太教过于困难，也因为在某些国家加入犹太教是非法的或不受欢迎的。总之，它并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首选的办法是简单地屈服于天生的仇恨倾向，这是解决由嫉妒所产生的挫折感的最简单的办法。
人们为什么恨犹太人？
当然，反犹太主义这个问题与犹太人最切身相关。这已经成了一个无尽的恶性循环——试图平复失败引起的沮丧感，却无法实现，从而更加感到沮丧。
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早期的犹太人尝试理解人们对他们的仇恨时，我们发现了其中辛酸的天真。正像其他民族一样，犹太人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从来不想激起争论，也从未想过统治世界。他们不明白，其他人为什么要仇恨他们。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所有努力都会徒劳无功。他们还不明白，在多年之后，甚至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的犹太血统时，异教徒们又是怎么把他们认出来的。
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犹太人的鼻子”。作为一种识别犹太人的特征，它在非犹太人中得到最广泛的利用。令人惊讶的是，比如，许多犹太人发现难以在俄罗斯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的上千人中认出另一个犹太人，但俄国人在这件事上却比犹太人成功得多。显然，与异教徒相比，犹太人对他们的犹太特征并不太敏感。
许多犹太人天真地以为他们的问题是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变迁造成的。这些犹太人的代表者，耶胡达·莱布·平斯克（Yehuda Leib Pinsker），甚至声称这种现象应该叫做犹太人恐惧症，因为它源自人们对犹太人的恐惧。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犹太人口像幽灵般游**在各国之间，从而引起了从古至今的反犹太主义。
平斯克自信地宣布，只要犹太人放弃流亡生活并回到以色列就能结束反犹太主义。顺便提一下，犹太复国主义中的许多伟大的标志性人物也曾经有过这种天真的想法，其中就有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64]本人。他在早年声称只有犹太人大规模地改宗天主教，才能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只有在残酷的事实打破他的梦想之后，他才想到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平斯克和赫茨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百年之久，我们现在可以用100%的后见之明来说，现实会一次又一次地让犹太人感到惊讶。无论是同化还是回归锡安都无法让犹太人摆脱反犹太主义的鞭子。
人们对反犹太主义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原因，如果对这些原因的深入探索能够给人一种印象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明确的原因。全然的天真以及不愿意相信人们的仇恨能够如此广泛却如此毫无理由，让许多犹太思想家提出了数不胜数的结论，其中一些结论很牵强，而另一些则完全荒谬。
在维基百科上，“反犹太主义”一词带来了五花八门的观点，如果只想了解在解释这个现象时能够得出多么广泛而激进的理论，那么这个词条还是值得一看的。
正如上文所说，平斯克声称异教徒害怕犹太人，或者用他的话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犹太人的心理恐惧症。他于是开始进行推断：反犹太主义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有着合理原因的敌视，而是基于一种精神状态。他进一步引用了似乎凭空捏造的无形的心理动机。
这个世界把犹太民族视为一种可怕的行尸走肉。一个缺乏统一和组织的民族，一个没有领土或其他团结纽带的民族，如行尸走肉般的幽灵幻象，不再活着，却仍然行走在活人之中——这种史无前例的特殊形式，绝不类似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事物，只能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想象力产生奇怪的影响。如果对幽灵的恐惧是天生的，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着某种正当的理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死而不僵的民族所带来的影响而感到惊讶呢？
对犹太幽灵的恐惧代代相传，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最初诞生于对犹太人的偏见，其后结合了我们即将讨论的其他力量，最后达到它的顶峰——犹太人恐惧症。
在这地球上所有与犹太人打交道的人中，对犹太人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现象。他们不但害怕犹太人，甚至害怕与犹太人相关的标志、迷信传说和特质。犹太人恐惧症是各种各样的疯魔妄想。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某个种族所特有的，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而且，这个幽灵并不是虚幻的，而是依附于血肉的。恐惧的暴民想象自己受到了犹太人的威胁。而犹太人则不得不忍受暴民所施加的痛苦。
犹太人恐惧症是一种心理失常，一种遗传性的心理失常。作为一种代代相传了两千多年的疾病，它是无法治愈的。
虽然平斯克的解释很吸引人，但难以断言它能经受科学的审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今天的心理学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在今天全科医生和心理医生所治疗的已知恐惧症中也没有犹太人恐惧症。
我们需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特殊的恐惧症为什么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影响民众？相对而言，其他广泛分布的恐惧症的爆发却多多少少地符合对患病人数的合理估计。
至少从惊人和新颖的角度来看，丹麦犹太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故事与上一个故事颇为相似。埃里克森试图通过一种有趣的观点来解释现代反犹太主义。他提出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些犹太思想家的理论动摇了统治达数百年之久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稳定性，导致了许多人的身份失落感，从而让人们仇视孕育了这些革命性思想家的民族。
埃里克森并没有尝试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传统的反犹太主义。即使对于现代反犹太主义，他的观点归根结蒂也不过是一种猜想。有趣的是埃里克森本人，一位犹太母亲的儿子，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正是对他的时代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观念的挑战。
埃里克森尝试利用他的另一个理论去解释传统反犹太主义。他认为犹太人割包皮，从而引起了不割包皮的人们的原始恐惧。即使我们接受这种理论背后的心理状态，我们仍需要解释人们对于其他割包皮的民族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的仇恨。（这种仇恨从来不取决于地理距离，比如，一个从未亲眼见过犹太人的民族却仍然努力培养了对他们的仇恨）。
许多这种解释的一个共同点其实是在其他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已知问题：尽管它们都是根据心理学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但它们要比原始观点深入得多，最终抛弃了可证实的数据以支持毫无根据的推论。
杀害耶稣
杀害耶稣也许是反犹太主义最著名的原因，然而如果它是唯一的原因，穆斯林教徒就不应该仇视犹太人。当然，这种假设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穆斯林教徒屡次迫害犹太人。尽管如此，天主教的反犹太主义的无情特征更带有为耶稣复仇的色彩，而事实上伊斯兰教对犹太人的迫害则没有这种特征。
事实上，我们无法定义犹太人应该为耶稣的苦难所承担的责任。在2004年的电影《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制片人为梅尔·吉布森）中，犹太人大多是告密者的形象，或者是不愿意为这位饱受折磨的精神领袖提供庇护的人。
即使赤手空拳的犹太人的确杀害了耶稣，我们尚未慎重审视惩罚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子孙后代的道德合理性。无论如何，在充满血腥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中，耶稣的受难一次次地作为激起对犹太人的仇恨的理由。
弱者的仇恨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上个世纪，在弗洛伊德（他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提出了“无意识”和“潜意识”之类的人性概念之后，人们才开始提出仇视犹太人的潜在心理动机的种种解释。根据弗洛伊德的分析和这些解释，反犹太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内在的心理冲突的产物，只有高度了解自身情绪的人才能确定其仇恨的原因。
从宗教视角看反犹太主义
即使在最早的犹太文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反犹太主义的记载。《塔木德经》说以扫对雅各的恨是一个律法问题。此外，《塔木德经》问：“为什么神把犹太律法赐给摩西的山被称为西奈山？”回答是：“因为在那时，世界上出现了‘仇恨’（希伯来语‘Sinah’，发音为‘西奈’）。”
从宗教的视角，反犹太主义有多种解释，我们将其简单综述如下。
（1）与异教徒相比，犹太人是“照耀列国的光”，是人类的理想榜样。而异教徒不能忍受他们卑贱的存在与犹太人高尚的形象之间的尖锐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似乎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今各个文明国家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道德水平时，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由感到比不上犹太人。必须承认，我们时代犹太人的道德体系（《圣经》中关于律法和社会公平的概念）与其他形式的道德体系相比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优势。
然而，对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的审视，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支持。似乎至少在过去，一些国家面对在道德伦理上超越了他们的犹太人的挑战时感受到挫败，而反犹太主义正是这些国家社会心理复合体的派生物。
犹太民族的社会、伦理和宗教的独特性，让他们像在黑夜中的光明与正义之塔，很可能足以激怒另一些原始的民族。
人们尝试了一千零一次去消灭这种形式的伦理道德。灭绝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所说，犹太良心的鞭挞）就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掉伦理道德的所有提醒者。德国人尤其乐意毁灭犹太人的这种神圣表达，强迫他们像禽畜一样以最不道德的方式去生活——再一次证明纳粹的目的是灭绝犹太文明以及它所象征的一切。
另一种尝试包括指控犹太人犯下了所有的罪恶，并因此指控他们的道德伦理是虚伪的。当今，这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极为流行，因为欧洲国家没有公然宣布他们对于犹太人的憎恨。在面对犹太人的伦理道德对他们的理论和卑劣道德的挑战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犹太人（今天的以色列人）转变为镇压其他民族、占领别人领土并无情地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无道德的野兽。
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细节是普通的反犹太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作用的整个心理机制。因此在他们看来，对于犹太人的负面预测成了对事实的客观准确报道，于是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正当的行为。人们不能忘记，如果反犹太主义者明白了仇恨犹太人的真正原因，那么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恨就会很快变得软弱。犹太现象使反犹太主义者面临他们自然的兽性本能与他们的人性良心之间的内在冲突。而根据这种解释，犹太人则成为反犹太主义者从这种冲突以及它所包含的威胁中得以解脱的外在目标。如果一个犹太人挨了打，这个被打的犹太人事实上正是反犹太主义者缓和内在冲突和控制自身的内心要求。
（2）在神圣的层面上，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具有许多重要宗教目的的超自然现象：为了使犹太人回归他们的信仰。严厉的法令、暴动和大屠杀彻底驯服了难以控制的犹太人的内心。反犹太主义也提醒犹太人，他们寻求关爱的尝试在异教徒的眼中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将继续无条件地憎恨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时代，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礼拜堂祈祷，并想起他们是犹太人。
反犹太主义的延续
与其他历史研究不同的是，反犹太主义的研究领域是研究者们名副其实的伊甸园。它是活生生的现实。正在我们眼前，它以新的形式伪装自己。这意味着，这更像是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工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在一篇文章里，以色列·巴-尼尔（Yisrael Bar-Nir）博士对以下有趣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从根本上来说，反犹太主义是一个非理性的现象，一种恐惧症。患上这种疾病的人为他们自己发明了一千零一种正当的理由去证明它的合理性。他们天真地相信这些理由。有时，这些理由中甚至包含一些真相。
反犹太主义是最古老的大规模仇恨。它是对整整一个民族的仇恨。西方文明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他们是事实上的反犹太主义者而感到尴尬。他们在自身情感中看到某种污瑕。他们认识到这些精神状态并不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们宁肯翻天覆地，也不愿承认他们被这样的情绪所驱动。在西方文明中开明的知识分子看来，被人们视为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一种不能公之于众的耻辱。只要能否认他们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反犹太主义情绪，这些人将尽知识思辨之能事。在这些人中，有着一套完整的机制不断把这样的观念推开去。
巴-尼尔指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反犹太主义安然度过了政治、文化和宗教革命，却毫发无损。他提出，在历史中原始宗教为反犹太主义辩护的“正当”理由与今天人们的理由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是一种花言巧语，都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仇恨最终都是由一种毫无理性的动机所驱动的。
反犹太主义的延续，是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一个谜。这种现象的罕见性和独特性，只有另一种同样罕见和独特的现象才能够与之媲美——那就是犹太民族本身的延续。
犹太人游历过如此多的国家，适应了如此众多的文化与风俗习惯，无论犹太人多么努力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都无法摆脱一个结论——反犹太主义永远不会消失。只要你能发现犹太人的地方，你就会找到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犹太人本身就是反犹太主义的理由。反犹太主义并不是他们的行为、特质或身份所引起的，而仅仅是他们存在的结果。
纳粹德国——一个分析案例
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反犹太主义这个现象的一个缩影。然而，纳粹反犹太主义表现出一种矛盾性：它指控犹太人搞阴谋诡计、压迫贫苦大众，但同时纳粹的宣传机构却把犹太人描绘成满身虱子、完全缺乏礼仪和文明的野蛮人。在纳粹看来，这些犹太人完全不同于他们非常了解的居住在柏林高档住宅区的那些犹太人——彬彬有礼、衣冠楚楚、遵纪守法。多么奇怪！正是因为他们的礼仪以及如此成功而充分地融入了德国社会，才让纳粹党害怕这些衣冠楚楚的德国犹太人。
也许可以说，希特勒打算完全清洗他手中的犹太人，因此同意甚至灭绝这些“开化”的德国犹太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纽伦堡法案（Nuremburg Laws）。在这个法案中，不仅把犹太人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典型目标，也包括任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犹太遗传基因的人。
特别惊人的是，正是这种种族主义科学的顶峰，充分强化了两种反科学的、极为不道德的层面：首先，它为元首的蓄意声明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支持。其次，它心甘情愿地从科学家队伍中清洗犹太人科学家。而这些犹太科学家的著作（甚至爱因斯坦的著作），都被打上“毫无价值的‘犹太科学’”的烙印。
事实上，如果我们审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我们会看到它为犹太人戴上了所有人类已知的罪状的帽子，却运用着地方化的理由：波兰或匈牙利的犹太人是原始的，但德国犹太人太狡诈……
纳粹党人在他们的宣传中着意强调犹太人不值得人们同情，因为尽管他们仅占全人类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却构成了一个具有巨大能力的危险群体。而这种宣传，为针对一个假想敌的无情进攻打下了基础。这种宣传将犹太人们描绘成强大有力的假想敌，从而证明任何摧毁他们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人类天生对于无助者的同情在这里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德国人和他们的党羽多年一直坚信他们的受害者完全不是无助的，而是聚集成了一头残酷无情的怪兽——最好在它蹿出巢穴，一口吞掉他们之前就砍下它的头颅。
奇怪的是，即使悲剧性的现实已经证明了，纳粹宣传工具所制造的这种臆想的犹太人形象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甚至显然所谓“国际犹太阴谋集团”并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危险之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却仍能维持他们的恐怖统治和谋杀。
恰恰相反，当这些“残酷无情的犹太禽兽”在集中营走向死亡的时候，他们却似乎从未表现出他们“残酷无情”的一面。
（顺便提一下，即使在今天，那些在城市广场中的抗议者并不满足于高喊“惩罚以色列人”“审判战争罪犯”甚至“拜比（Bibi）[65]去死”，他们的口号是“抹平以色列”——这正是他们要做的。）
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指责犹太人组建阴谋集团并计划控制世界——体现的正是潜藏在他自己内心中的把全人类带到毁灭边缘的那些倾向。斯宾格勒提出，反犹太主义是内在压力向某个外在目标的转移。而这难道不是斯宾格勒的理论的惊人例证吗？
总之，这足以让我们深入分析这个最著名的、也是最致命的反犹太主义的案例，从而在其中发现这个现象的所有永恒的、奇怪的和普遍的特征：本质上的矛盾、毫不中肯的断言以及违背逻辑的概括。
反犹太主义与针对其他民族的仇恨的比较
如果我们把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与针对其他民族（比如吉普赛人）的仇恨相比较，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后者在普通民众中激起的仇恨与反犹太主义完全不同。他们所激起的敌意仅仅突出了这两个遭受仇恨的民族之间的区别。
吉普赛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人们有可能声称（无论是故意的还是错觉和误会）他们是危险的——他们拐骗儿童，他们满身虱子，以及所有归咎于一个外来的、疏离主流的群体的其他罪状。与此不同的是，犹太人（至少二战之前的德国犹太人）正因为他们融入了社会主流生活而体现出了一种挑战；因为他们达到了创造和研究的最高标准；因为他们坚守旧时代的种种信条；因为他们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具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仍然与众不同，并保持着他们的犹太传统。
至于在美国和欧洲变得特别普遍的伊斯兰恐惧症，德国律师及前外交部长克劳斯·费伯尔（Klaus Faber）在《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上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指出，总的来说，这些现象几乎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直接结果，而且西方的集体意识将伊斯兰恐怖分子与普通伊斯兰教徒混为一谈，所以它与反犹太主义没有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