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文论走下神坛：与“西学冲击”说商榷

在古代语境中，文论话语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何以自现代以来，文论话语权旁落到如此境地？多数学者把它归因于西学的冲击。

曹顺庆教授早在1996年的《文艺争鸣》上便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不少的文化冲撞，但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根深蒂固，体现了宏大广博、兼收并容的恢宏气度，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文化危机感。然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文化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中华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动摇了。在民族危亡之中，救亡图存的意识，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呈现出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强迫下的不得已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18]

曹顺庆的研究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学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一经发表，便获得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其引用率一直高居所有同类文章被引用数量之首：从1997年到2018年，在各类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会议论文中总被引用达459次，这还不包括在这二十年间出版的书籍。[19]的确，曹顺庆教授的文章有力地分析了古代文论在当代语境中的失语现象，对现象的把握非常准确，直击多年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痛之所在，所以引起了许多共鸣。曹顺庆教授对文论失语症产生的原因所进行的分析，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大多数研究者对此达成的“共识”：在时间上，“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带”；在内容上，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苏联理论，总之是强有力的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产生的冲击导致了古代文论的失语。而事实上，如果仔细将古代文论在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境况进行对比，尤其对古代文论在其产生之时以及在整个传统文化语境中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细致分析，再结合文化传承、知识下沉、观念传播方式的改变等宏观的社会语境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四的喧嚣”“西学的冲击”其实并不是促使古代文论的社会状况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尴尬局面的形成更多的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世代传承的古代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其中内在机制的演变远比外在思想的碰撞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上古语境中，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和经典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因为古老并且华贵的经典的传承一定需要依赖有美感的形式。《诗经》在其被整理成集之初便承担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社会功能，更不用说比《诗经》更早的文学性写作主要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如青铜器上）用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匹配的雍容华贵的方式记录重要礼仪，以使之世代传承。文学作为传承和传播经典的重要形式，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当中，甚至是作为观念传承的基本载体主宰了社会的价值。而在当时，文学写作本身也不是清晰透明、简单易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古时期知识的建构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话语权由少数有文化的贵族所把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典文本的传承年代久远、意义晦涩，再加上这些经典文本大多书写在极其罕有的青铜器上，篇幅有限，这便赋予了文学阐释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孔子宣称对古代经典“述而不作”，其实已经垄断了相当的话语霸权。同样，在孔子之后继续对经典的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文人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因为经典文本的权威性而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继而通过主导文学这一基本的交往载体而立法社会。

然而，这其中许多决定性的条件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首先，随着书写材料不断向着轻便、廉价的方向发展演变，直到后来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和民间刻坊的蓬勃发展，文化知识由少数贵族向越来越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下沉，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礼仪文化或者社会意义的传承已经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如青铜器上的铭文）、狭小的群体（统治阶层）和狭小的价值领域（贵族阶层沟通天人的精神价值和政治价值），价值传承和传播的形式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凝练、华美并且充满贵族气的主流的文学表达自然会慢慢地被更加大众化的交往方式所取代，正如清代的焦循提出的著名观察——“一代有一代之所胜”，[20]在社会中处于强盛地位的文学形式，从周代的六艺、战国诸子到楚骚、汉魏乐府、六代骈语、唐诗、宋词再到元杂剧、明清小说，从历时的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由贵族向大众、由华美到日常、由晦涩到平易、文学性逐渐减弱的转变历程。在文学发展的领域尚且表现出这样的状况，更不用说主流的社会交往方式了，文学的载体地位已经在慢慢弱化。这样，通过为文学立法继而在整体的社会价值领域产生影响的古代文论，自然也慢慢失去了主流社会思想领域这块广大的阵地。而这块阵地的丧失显然是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和下沉带来的必然结果。

那么对于文学这块阵地呢？毫无疑问，文化知识的普及自然使得文学阐释对文学文本的意义垄断不复存在。当大多数的文人知识分子都可以独立且深刻地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的时候，文论为文学提供阐释进而立法的意义则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那么文论对文学意义的主导则更多地退而成为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时可供人物随意选取的一些方便的术语而已。尽管这些文论术语在近古语境中仍然对文学的创作风格具有引导意义，但相比之前在社会思想和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用，则已经是走向衰落了。

与此同时，大众化的知识传播趋势也使得人们对经典的意义开始产生质疑。比如，宋代，广泛的知识传播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对重新阐释《诗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时间产生了不胜枚举的《诗经》阐释著作，形成了与先秦、汉代完全不同的宋代诗经学。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宋代诗经学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辨妄传》始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当时周孚已反攻郑樵。朱子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吕祖谦《读诗记》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说也。后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诗，且为**人自言。同时陈傅良已疑之，谓：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奔之具，窃所未安。马端临《文献通考》辨之尤详，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乐而不**；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又引郑六卿饯韩宣子所赋诗，皆文公所斥以为**奔之人所作，而不闻被讥。乃知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朱子《诗集传》，宋人已疑之。”[21]从这以后，关于《诗经》的诠释不再由“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所构建的汉学典范所支配。经典文学的意义不再是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出使专对”，不再是战国时期的“温柔敦厚”“断章取义”，不再是汉人的“据诗言政”“以三百篇为谏书”，《诗经》的价值在于明心见性，在于感物道情。[22]而到了明代，《诗经》更是走下了经学的圣坛，走向了可供大众直接欣赏阐释、抒发个人化情感的文学的世界，正如刘毓庆所说，“明代学者正是在《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以群体的力量，将持续了千百年的《诗经》经学研究方向，转向了对《诗经》文学本质的探讨，涌现出了大批《诗经》文学研究的学者与著作”[23]。这便意味着经典文本不再是在意义的理解上深妙精微、遥不可及，而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共情地体验作为大众文学抒情作品的点滴美好。一千个读者心中可以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形象具体、栩栩如生，又何须抽象晦涩的古代文论对其进行系统的绑架，再以之为基础给普罗大众的文学写作立法呢？到了清代，疑古之风更是盛行。同样在《诗经》阐释领域，黄宗羲《万贞一诗序》云：“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若是，则四时之发敛寒暑，必发敛乃为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24]学者们不满于对经典文本几经传承，却对意义的阐释始终晦暗不明的状况，走向了切实的文字考据，不再对意义有更大的兴趣。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清代的“正统派之学风”有这样几大特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25]在这当中，务实、考据、精简和学术探讨、平等争论成了关键词，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传播方式的改变、知识的下沉、权威不断受到挑战、文学势弱乃至缩小为专业领域的特殊文体的演变历程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经典文本失却了“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26]的崇高地位，文论也自然失却了“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27]“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28]这般足以“鼓天下而动”的话语权威。古代文论的发展到了清代，不说原有的社会影响力，不说为文学立法，甚至连原本可以作为文学批评和鉴赏的重要话语资源的作用都已经被逐渐弱化，文论话语的使用也越来越流于主观和空泛。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清代诗人宋荦时提到“荦诗大抵纵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源渊出于苏轼。王士祯《池北偶谈》记其尝绘轼像，而己侍立其侧。后谒选果得黄州通判，为轼旧游地。……其宗法可以概见。故其诗虽不及士祯之超逸，而清刚隽上，亦拔戟自成一队。其序、记、奏议等作，亦皆流畅条达，有眉山轨度。”这里对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并不是以作品本身为基本出发点的，更不是以传统的文论观作为鉴赏标准的，而是直接将人物生平与其推崇的文学大家联系起来，主观随意地将两者的诗风抽象地联系起来。再者，因为受到如前文所言将作者做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直接联系的批评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彼时文论话语影响力的衰落，有时对作者名望的判断直接取代了对作品文学特性的判断，完全架空了文论的话语。例如，清朝初年的潘天成，本是很普通的书生，诗歌写作并无特别可取之处，但由于为人的品行受到了关注，哪怕在作为时代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将他的诗歌作品收入正选，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诗文皆抒所欲言，不甚入格。然行谊者文章之本，纲常者风教之源。天成出自寒门，终身贫贱，而天性真挚，人品高洁，类古所谓独行者……固不与操觚之士论文采之优劣，亦不与讲学之儒争议论之醇疵也。”

由此可见，不管在社会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由于文化传承和观念传播方式的自然改变，文论话语逐渐失却了特别的垄断力和影响力，话语权力逐渐旁落，以至发展到如今，文论的失语与古代语境中的话语霸权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由于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和“五四”的喧嚣被前所未有地强化并凸显出来，但究其实质，其根本的问题还是来源于文化自身内在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挑战。而古代文论所面临的必然挑战，也正好与其依存的传统文化一起，带着悬而未决的氤氲，进入发生着巨大变革的现代化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