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以批评史的书写为例
古代文论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脱离了其原生语境，却以独特的审美精神价值植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当中，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我们并没有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古代文论”这个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在本章前面两个部分谈论的“古代文论”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古代文学理论”。我前面所谈到的“古代文论”，无论在其原生话语中，还是在现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作为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的发展演进中，都不以一种专门的形式存在：它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不从属于一个专门的领域；它没有现代意义上任何文体的界限，也没有学科的界限，但它却深刻影响着每一种文体、每一个专门学科的深层的价值取向。如果说“艺术是诗，是**，是没有达诂的暧昧，但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追问，对历史本身所内含的悲剧性的探寻”[62]，那么文论则是尝试给这样的追问一个回答，一个关联着社会、历史和理性的回答。虽然有时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但一定是对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而“古代文学理论”虽然也与文学的研究相关，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古代文学理论”可以说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其所关注的对象——“文学”，乃是现代学科划分中多种学科中的一种，专指美文的写作，远远窄于“古代文论”中的“文”，不能广泛地包括“文饰符号”“文艺书写”“文章学问”“文化气质”“文明传承”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关于文学的“理论”则更是受到学科和文体的限制。它从属于文学的学科，而不像“古代文论”是对文学精神的更高层次的体验和更完整的精神家园；它也必须使用理论的语言，必须遵守以科学、严格和客观为限定语的规则，更像一场智力的游戏。“古代文学理论”像是一个复杂收纳盒中众多小隔间中的一个，而整个拥有复杂小隔间的收纳盒也不过是文学的领域而已。与之相比，“古代文论”则更像是多维的复杂时空中自由的空气。在现代化以来的整个世纪的复杂演变中，如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则经历了从“古代文论”向“古代文学理论”的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所带来的效果，与其说是古代文论的复兴，不如说是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旁落。让我们接着前面宗白华的故事讲起。
在众多研究宗白华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宗白华为何没有写成中国美学史》，其标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文章中提到，根据曾经做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教授的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20世纪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63]。宗先生的弟子林同华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情：“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收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64]
研究者根据这段话，推测宗白华与其他编写成员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学术立场不同。“宗先生要坚持学术本位，而以周扬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的可能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政治立场，文艺和美学的机械反映论”。这可以在当时出版的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和宗白华后来出的《美学散步》的比较中看出来。第二，在材料的选取上，“宗先生认同汤用彤的看法，强调应从文艺之外更广泛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这符合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哲学等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可能会耗时费力，造成编写任务的繁重艰巨”。第三，在编写体例上，“倘若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和术语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典美学，那将是多么别扭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读宗先生的美学论文，仍深受启发，启发我们对中国美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也往往醉倒在那行云流水、天光云影的诗意文字当中。”[65]在以中国古代之审美精神为名义的领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伴随着“古代文论”向“古代文学理论”的转变，“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又经历了怎样“科学”的洗礼。
在20世纪末开始盛行的对学科史的回顾与展望中，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进行反思，我们到底是从何时开始，把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现代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例如，在暨南大学蒋述卓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中，开篇第一节就探讨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起始点”问题。书中梳理了学界不同的声音，认为大概有三种有代表性的判断和处理。第一种以1927年陈钟凡出版的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界，认为对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应该从那时开始算起，这样距离本书现在的写作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这种观点以张海明在1997年出版的《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70年》为代表。第二种是最流行的看法，认为应该从五四运动开始算起。例如，陆海明在1988年出版《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就汇聚并引领了一直以来领域内学者的共识，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产儿”。而事实上不管在蒋述卓书中还是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都注意到，早在朱自清给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所写的书评文章里就已经提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66]所以说现在的学科体系的建立来源于五四，几乎是学界的共识。这样的观点与第一种定位于陈钟凡出版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观点相比，只是认定的内容不同而已。一个说的是以现代的方法开始研究古代文论，一个说的是文论史写作的起点，实际并没有观点上的出入。第三种观点，根据蒋述卓的总结，则是以1997年《文学评论》上名为《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的一篇文章为代表，作者是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和澳门学者邓国光，他们认为：“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67]而实际上对比以上第一、第二种观点不难发现，这里所指的内容也是不同的。相对于第二种对批评史起源的追溯，这里追溯的是对具体文本或问题的研究的开端；相对于第一种对文论研究的科学方法和态度的追溯，这里追溯的则是具体的系统的实践。总的来说，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开端，正如我在“导论”部分阐述的原因，我并不认为把它简单地归结到五四运动这样显性的由宣传策略和政治风向主导的社会现象，对于内在的学理探索会起到实质的促进作用。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认同，更多的是随着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并不一定要与五四有直接的联系。具体地说，如果真的要反思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问题，那么需要具体地了解最能反映学科建设历程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
首先来看20世纪初期到90年代以前在几代学者努力进行古代文论学科建设的历程中，古代文论史的书写经历了怎样的方法的演变。
正如李春青教授在其2008年的专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中开门见山地说道：“无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活动，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古代文论’，都与另一个概念，即‘文学批评史’基本上可以互换，是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一门学问。”[68]这便是为什么如蒋述卓这样的大部分学者在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探究学科的起源问题时，都倾向于以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起点；这便是为什么谭德兴在探讨实则是中国文论研究的现代萌芽时直接以《论中国文学批评的萌芽问题》为题展开[69]；这也是为什么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中直接将批评史等同于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全部现代研究[70]。
正是基于这样的互换，陈水云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中对这个学科近九十年的学术历程进行了梳理。总的来说，他认为学科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开创奠基期、沉潜分化期和反思拓展期。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主要用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创建了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等第一代学者，都受到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例如，陈钟凡在1927年的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序言”中明确说：“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所谓科学的方法，说到底便是西学的方法。所以继陈水云之后，这个年代有代表性的学者在进行概括时处处凸显着对西方文学观念的结合和框架的使用。他认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结合西方的‘文学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进程划分为演进、复古、完成三个阶段，并围绕文学观念上的‘复古’与‘新变’思潮，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在考察西方的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在文学的‘广义’、‘狭义’、‘折中义’之中选择了‘折中义’。……在理论上明显有受到西学影响的痕迹。”“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无论是宏观体例的建构，还是微观问题的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如他认为殷璠、高仲武、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元结、白居易、元稹是‘为人生而艺术’等，就是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研究古代文学思想的尝试。”“傅庚生的研究旨趣特别明显地指向文学批评原理与理论问题，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共分三编，上编绪论，共四章，论文学、文学批评之义界，论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简介，并提出‘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者，为构成文学之四要素’。中编本论，进一步从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四个方面展开。下编结论，以‘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三章研究问题。全书鲜明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正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典型体现”。[71]由此，“整理国故”与“科学方法”成了这一时期文论史书写的关键词。这样的梳理确实是对真实情况的整体介绍，且因为新时期以来学界对这段时期的学科建设历史已经颇为关注，除陈水云这部比较新的著作之外，之前提到的如蒋述卓、李春青，也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撰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顾，所以本书在此在客观的描述上只是对已有梳理文章进行节录，只在有必要时回到原著，针对专门问题进行分析。
在这之后，陈水云进一步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经历了两极分化。“一个趋势是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助推器和政治化文艺观念的传声筒。不少学者主动地接受思想‘改造’，用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标准，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更是全面控制了文艺理论界。”[72]在这里，黄海章在《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概说中的一段话非常具有代表性：“清代盛行的桐城派，直到五四运动以前，在文坛还有相当的力量。他们专门讲求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内容非常空洞，脱不了形式主义的窠臼。然而五四运动，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领导，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输入，却把它摧毁得干干净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更如旭日东升，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已经被打垮了。到了现在，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照耀之下，走向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紧密结合的道路，吐露出无限的光芒。我们回顾过去，有不少优秀的文学理论，可以供我们吸收，来丰富我们现代文学的内容，同时也感到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之下，要积极地发挥创造性，才能够在世界上开出奇异的鲜花。”[73]另一个趋势则是述而不作。这便涉及对许多具体的古代诗话、词话等文论话语的整理和注疏，而不关乎文论史的书写。这将在后文进行详细描述。所以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最为提纲挈领的指挥棒。
根据陈水云的划分，第三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始。他认为在这个时期，“随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和思想界的逐步解放，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进入了反思拓展期。以王文生、徐中玉先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开始推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辑刊为起点（第1～18辑），至世纪之交，大量述史型著作（包括通史类和断代史类）和专题型论著应运而生。”[74]这些通史类的著作包括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和下册（中册1981，下册1985），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1），蔡钟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朱恩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概要》（1989），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杨星映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纲要》（1996），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6）。在这期间，首先掀起的是方法论思潮，以1985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新方法论》为代表，但其路径仍然是从西方借鉴。而方法的滥用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得原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偏离了方向，中国文论也在这“方法的迷信”中变成了话语的游戏，失去了它的本土适应性和现实针对性，形成了我们直到今天还一直在关注的“失语”现象。
借着陈水云的梳理反观整个现代化以来的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文论史的写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著述繁多却并不复杂。现代的学者对整个历程的回顾，虽然内容翔实、研究者也很多，但基本没有形成太多的争论。总体来说，现代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经历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主导古代文论、重新向西方寻求不同的方法以挖掘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这样三个阶段。而对于这三个阶段的评价，除开时代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明确了第二个阶段的重大危害之外，本书认为，我们对于第一个阶段的特点仍然缺乏系统的思考，对第三个阶段的特点也缺乏更深度地认识。
对于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学界共识性地认为这是对古代文论一种重要且成功的探索，却忽视了在对这样被单独整理出来的古代文论文本进行阐释和关联的同时，使这些文本与其在原生语境中整体性的价值和功能发生了脱离。对于这个阶段的研究，学界普遍的评价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在总体上尝试借鉴西方现代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以一种更为逻辑化，更加体系化，更具理论色彩的思维方式，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系。但同时，第一代学者们并没有因为采用了‘科学方法’而放弃自己的文化母体，他们尝试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昌明国粹，融化新知’。”[75]至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科学方法”才叫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母体”，以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与“用新知来结构国粹”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并没有研究者对此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仿佛“新知”与“国粹”的主次是根据字数多少、所占篇幅长短来决定的。这与我们在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对于“整理国故”作为一种压倒性的社会风尚的一致好评有很大关系，这同时也是因为在20世纪早期西方思想的进入让我们猝不及防，全面地渗入语言、生活、思想的各个领域，让现在的我们很难做出根源性的反思。
回到在这个部分开头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对文论史的书写一直要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同？回到1927年中国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的语境中我们发现，当时文论史的书写同时受到西方和日本两个方面的影响。真正的第一部关于中国文论史的研究可能出自1925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从陈钟凡著作的参考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日本著作的踪迹，比如儿岛献吉《支那文学考》和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在那时的日本著作中，并没有流行地把古代文论的历史称作“文学批评史”。再看当时人们对于欧美和苏联学术的引进。根据谭德兴的梳理，“1924年，愈之译述‘东方文库第十六种’之《文学批评与批评家》；1925年，傅东华译美国琉威松博士《近世的文学批评》；1926年，傅东华译美国蒲克女士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36年，王西凡译《伯林斯基文学批评》；1948年，刘辽逸译《论文学批评的任务》等。这些译介，无论从理论，还是到范畴，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76]由此我们发现，对于“文学批评”的使用首先来源于西方对文学普遍规律的研究，然后被人用到了中国古代文论领域。
其实在陈钟凡写作第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对概念进行区分的。他在专著的第一页便明确提出，“言学术者，必先陈其义界，方能识其旨归。”于是，他紧接着专门讨论了“文学之义界”。根据蒋述卓的介绍，陈钟凡在著作中先是追溯了“文”的本义和引申义，然后考察了历代文学的义界，从而认为，“汉魏以前，文学界域至宽。凡以文字著之竹帛，不别骈散、有韵无韵，均得称之为文也”。到了晋宋以后，“是有情采声律者为文，无情采声律者谓之笔。故文学之界画，自南朝而始严也”。到了唐代，因为古文运动的兴起，“文章之界，又复漫漶”。而到了近代，则是大家各自从中吸取了不同的观点：“挽近学者，或以文为偶句韵语之局称，或以文为一切著竹帛者之达号，异议纷起，迄无定论。”而陈钟凡所做的，则是将不同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综合。他综合比较古今中外各家说法，在书中对文学做出了这样的说明和定义[77]：
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知彼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而壮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象；远西非单节语，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此东西文学义界之所以殊科也。今以文章之内涵，莫要于想象、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则必藉辞藻，声律以组纂之也。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
对于陈钟凡的定义，蒋述卓的看法也体现了大家的共识：“陈先生的这一文学定义，显然是亨德、章太炎、‘文选派’的一个综合。它取章氏‘法式’之外壳，融‘文选派’注重辞藻、声律之精髓，而以亨德之说为骨干，并顾及中西文学传统、语言表达的不同特征。陈先生的这一文学义界说，成为其批评史著作在选材、评骘上的一个基础和依据。”“综合”可以说是主流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朱熹之所以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主要在于他圆融而不僵化地借鉴和吸收了当时来自儒释道各方面的声音，借道家思想完善了自己体系中的宇宙生成论，借佛家思想完善了自己的心性论，由此集大成地实现了对儒家人格和社会理想的哲学深度与社会实践性两个方面的突破。然而，所谓“综合”“集大成”的思维方式是有其独特的适用性的。朱熹之所以着意建立集大成的哲学体系，是因为唐宋以来，尤其到了宋代，儒释道的各种思想资源已经同时对人们日常生活、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普遍地不加分辨、不加思索地交叉使用儒释道的话语资源，在盲目中混乱地探索，让整个社会思想话语失去了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出于现实社会秩序的考虑，有必要集合各家优势，重建道统，重树一套稳定而有影响力的社会话语。从现实作用的角度，这无疑是应当而且必要的。但在学术体系内部，这样的集大成往往带来原本来自不同流派不同角度之间不可弥合的矛盾。例如，在朱熹那里则集中地表现为当时他与陆氏兄弟关于“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分歧，以及后人一直争论的关于朱熹思想中“内圣”和“外王”的矛盾。矛盾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朱熹自己，而在于朱熹所面对的不同社会话语在根本逻辑上存在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根本地来自不同思想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和形成的不同传统。更进一步地看，集大成的方式之所以带来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还是由于集大成的同时对作为资源的思想话语进行了有目的的主观的筛选，选出了符合特定时期现实目的的部分，而过滤了在当时看来不合目的的部分。因此，从筛选造成遗漏的角度来看，集大成的结果与其说是综合，不如说是窄化，是为了统一认识的现实目的，是将原本活泼丰富具有本体性的思想话语窄化为在特定时期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服务的一部分知识形态，而这种窄化所产生的价值也就只能与其服务的特定意识形态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陈钟凡对文学概念的“综合”便是如此。对中西文学传统的兼收并蓄，其实也是将文学限定在了二者的交集之中。在他的定义下，文学不可以专务内容，也不可以专务形式，必须二者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同时具有这两个方面特征的写作，才可以被称作合格的文学作品。这样一来，文学便被来自多种传统的方方面面的要求限定成了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这种窄化，较之其在原生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而言，是不言自明的。
更为重要的是，陈钟凡也在书里解释了自己选取“文学批评”一词的原因：“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众矣，顾或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含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著述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故其于批评也，必先由比较，分类，判断，而及于鉴赏；赞美指正特其余事耳。若专以讨论瑕瑜为能事，甚至引绳批根，任情标剥，则品藻之末流，不足与于言文事也。”[78]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陈钟凡对古代文论的主观取舍矣，以及他选择“文学批评”的原因。在他看来，古代文论更多地等同于诗文评论，而中国古代的诗文批评又不够客观，除对文体源流的研究之外，就是根据各自主观标准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品头论足，这与西方观念中可以客观准确地给出定义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陈著明显更偏爱西方的方式，因为它讲求客观和标准化，让人觉得是“科学的方法”。由此，人们纷纷踵武陈钟凡的学科史开创之功，进行了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形成了我们今天著述颇丰，但同时也面临着艰难转型的局面。也由此，我们了解了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在进行古代文论学科史建设时一直将古代文论的历史等同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背后真实的考量。
根据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文学批评”最早出自希腊语，含有“文学的判断者”之意。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古代意义开始复活，并被限制在对古代文本所进行的编纂和校勘中。对这个术语的含义给出的最早定义来自1677年英国批评家德莱登在《天真的国土》“序言”中的话：“批评最先是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在现代，对于这一概念主要有这样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批评是一种认知活动。例如，韦勒克提出，“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它终极的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第二，批评是由描述、分析、解释、评价等活动构成的。例如，J.T.希普莱在《形式、技巧与批评》中说，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揭示作品所包含的原则和理论，并运用这些原则和理论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对作品进行判断和鉴别。”第三，批评的对象是作品或文本或话语。例如，韦勒克对批评的对象做出过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批评“指的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判断的’批评、实用批评、文学趣味的征象，而且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而狭义的批评则指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79]
不难看出，这里对不同“文学批评”观念的总结实质上并没有冲突，所列举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实互相补充地描述了“文学批评”这一整体概念的不同方面。首先，它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活动，讲求的是理性、客观和系统性。这便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差异。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传统中国思想中，本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人并不需要依赖所谓客观的理性而在天与人的对立中征服自然、取得胜利。相反，根据安乐哲的观察，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中国哲学整体地采用的对待自然和外物的态度是由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决定的。[80]这便意味着，人类社会看待自我的方式来自于人们看待自然、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或者是自然之中万事万物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方式。人类社会的规则来自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模仿，人类社会应有的规则，与自然世界已有的规则，应是相对应的，人类社会只是自然的世界中与其他万事万物相等的并且渺小的一个部分而已。同样地，Sarah Allan进一步提出，中国早期哲学家们认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遵守同样的原则；在没有一个超验的观念（在这里作者意指宗教或者神祇）的情况下，古代中国人直接转向了自然世界；他们的方法是一以贯之的：由于对自然法则的学习，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掌控了人类世界的力量。[81]《易经·系辞》中的这段话便是最好的证明：“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并不讲求西方意义上的理性与客观，但中国传统的思想仍然重视系统性，只是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中国传统话语系统与现代西方理性的话语系统也存在着宽泛与狭窄、包容与排他的天壤之别。第二，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文本或者话语。可实际上我们知道早期的古代文论，并不来自对任何意义上的文学文本的评论。根据对早期文论的认识，如果要把它们当作文学批评，我们甚至可以颠覆在西方观念中文学一定早于批评的定论。早期的中国古代文论并不以文学为对象，而是指涉普遍的具有美感形式的文字表达。通过在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对这个人类生活、文明传承的重要部分进行本体意义上的定位与立法，来自不同思想资源的不同原则开始凸显出来，而在不同原则的交锋和融合下，越来越接近现代意义的文学才开始逐步产生，文论也自然而然地在文学与其他话语的互动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比如对中古以来的诗文评论话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文论资源，其实最初来自《尚书》《左传》《老子》《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易传·系辞》《礼记》《淮南子》等等这些并非专门针对文学文本的思想话语。而如果将这些经典文本中对后世文学精神影响至深的文论话语与以上对于“文学批评”所认定的“由描述、分析、解释、评价等活动构成的”的特点相对照，则是完全方枘圆凿，至少也是一宏远、一浅近，一宽广、一狭窄，一深美、一刻板也。更毋宁说“文学批评”使用的是理性、严谨实则自我限定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表达一定是线性的、逻辑性的、成体系的、工具性的，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而古代文论本身则是一种审美的文学性话语，它可以是发散性的、本体性的，甚至是感悟式的，相对于现代语言体系来说，它自有一套与传统文化整体勾连的封闭的话语系统，需要研究者们在对整体话语的体认感悟的基础上进行深度了解。
通过根源性的反思，我们发现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学科建设，至少在历史的书写上，从一开始就由于现代意义上“科学”的眼光而对古代文论进行了取舍和窄化。古代文论被归入了舶来的“文学批评”的范畴，不仅相对于“古代文论”原生语境中的意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缩小，就是在现代西方的学科划分中，也由思想窄化为文学，由文学窄化为文学理论，再继而窄化为文学理论中对具体作品或话语的解释与评论。由“古代文论”到“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变，意味着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由原先活泼泼的话语本体变成了现代学科中文学之下的一个分支文学理论之下的一个狭小的部分。在这个狭小的部分里，原先的文论已经被压缩成了纯粹的知识，而这纯粹的知识就像新批评观念下作者死了的文本，被随意地归类、命名、阐释，发挥着与时代特有的、并不稳定的价值。所以时代风尚为何，“古代文论”也就随之具有何种“现代意义”。“古代文论”由此完全由原来的主导社会潮流，变成了如今的随波逐流。
从20世纪初期到80年代，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发展历程中，虽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与之相应地也展现出复杂的观念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在丰富的成果中展现出多样的面貌和多方面的现代意义，而从根本上说，我们可以清晰听到三种不同的声音：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我们听到的是面向传统的救亡图存和整理国故，希望用一种最理想的方式将传统的知识与现代的理性结合起来，让经过整合的社会话语发挥新的社会价值。这是一个美好的初衷，却由于社会运动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和缺少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度反思，使得传统实际并未从中找到发挥现代价值的有效途径，而被剥离到纯粹知识的角落。与此同时，强大的文化基因使得古代文论更多地以精神价值的方式深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一种时刻与现实社会保持间接互动的隐性基因。这种内在的审美精神价值或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分崩离析的社会状况与内忧外患的思想状况时深层的精神救赎，或者作为改变现状的深层的革命动力而表现出来。这极大地体现了古代文论超越时代与社会现实的沟通天人的本体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古代文论相对于其原生语境，在新的社会分工的冲击下形成了知识形态、精神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分离。与其说古代文论的话语在五四运动等新思潮的冲击下失去了权威与价值，不如说单从价值领域来看，古代文论在社会动**、思想争锋的80年间反而前所未有的在传统审美追求的旗帜下凝聚起来，实现了深层的复兴。而与这种内在的复兴相对应的，是作为现代学科之中一个分支的古代文论，经历了向“古代文学理论”转变的历程。这样一种由活泼泼的生存体验向僵化与狭窄的学科体系转变的过程，同样开始于20世纪早期人们对“科学的方法”的探寻。社会现实的冲击促使人们对“客观”“理性”与“系统”欢欣鼓舞，这便使得人们对“文学规律”的深度探寻向着封闭、狭小的方向进行。古代文论落入文学的框架之下，成为人们探索文学规律时可供参考的来自中国古代的批评话语。而这样的批评话语也因为与人们现实关怀的紧密结合，而成为当下意识形态的注脚。也正是这三种声音严重的互相矛盾，引起了学者的警觉，开始了80年代中期盛行的对新的“方法”和意义的探寻。
[1]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转引自张燕瑾、赵敏俐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近代卷》，3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 转引自陈独秀、李大钊编撰：《新青年精粹1》，2页，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4] 秦弓：《“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载《文学评论》，2001（6）。
[5] 卢毅：《“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6] 卢付林：《“整理国故”：“五四”激进文人的驳难与作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7] 陈来：《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8] 陈来：《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9] 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28卷，58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0] 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9卷，15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 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9卷，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2] 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2卷，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3] 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9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14]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67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5]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新编》，1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6] 参见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7] 张尔田：《张尔田覆黄节书》，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263～26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18] 王国维：《致沈曾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5卷，6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19] 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0] 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1] 方麟选编：《王国维文存》，1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2] 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3] 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603.
[24] 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3）。
[25] 王柯平：《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4）。
[26]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提到的这两篇文章中，李震对王柯平所认为的《摩罗诗力说》代表着中国诗学“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这一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李震认为，中国传统诗学本来就存在“崇高”，尽管不是“摩罗式”的，但作为一种美学形态却并无太大的差别。同理，中国现代诗学中“古典式和谐”也是继续存在的，并未彻底断绝。在20世纪的某些历史阶段中，这种“古典式和谐”甚至得到了夸张式的强调。譬如中国传统诗学及古典诗歌中对天地的诘问、对时事的顺应与批判、对民生的关怀与同情等无不充满“崇高”之感。而现代诗学和现代诗歌中“古典式和谐”也时有所见，如20世纪20年代“新月派”的诗学主张和诗歌作品就以这种“古典式和谐”为主调，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流派“古典加民歌”派，更是夸张地强调了这种“古典式和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对于传统文论内在精神价值的传承的论述是一致的。
[27] Eileen Cheng，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3.
[28]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9] 参见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30]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1]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2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2]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2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3]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2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4]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1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35] 龚景春：《瞿秋白与中国古代诗词》，见刘福勤主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8辑），309～31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3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7] 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27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38] 刘福勤主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7辑），25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对于瞿秋白诗歌的介绍，也可参见胡明：《关于瞿秋白的诗》，载《文学评论》，2006（6）。
[40] 出自梁宗岱《象征主义》一文，见梁宗岱：《诗与真》，卫建民校注，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1] 出自梁宗岱《象征主义》一文，见梁宗岱：《诗与真》，卫建民校注，71～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2] （宋）朱熹注：《四书集注》，王华宝整理，101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43] 梁宗岱：《梁宗岱选集》，16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4] 梁宗岱：《梁宗岱选集》，19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5] 闻一多：《死水》，20～21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6] 参见李娟：《论闻一多死水对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载《青年文学家》，2009（19）；孙玉石：《论闻一多的现代解诗学思想》，载《文学评论》，2000（2）；卢惠余：《闻一多诗歌中的象征笔法》，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李乐平：《唯美、颓废和爱国的统一——闻一多死水论》，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吕进、李冰封：《由红到黑：对闻一多诗歌意象的一种阐释》，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何佩刚：《闻一多诗歌创作对现代派技巧的汲取》，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
[47] 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 神话编·诗经编上》（第3卷），231～23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8] 译自英文：“At its most political，Wen's endeavor amounts to nothing less than calling forth an“imagined community”of its own kind.This imagined community relies on not the geopolitical spread of print capitalism，as Benedict Anderson would have it，but the mythopoetic retrieval of totemism.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49] 董立军：《中国书法家全集 马一浮》，2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其中，“蠭螘”简体字作“蜂蚁”。
[50] 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3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1] 马一浮：《论语大义·诗教》，见马一浮：《马一浮集》（第1册），虞万里校点，16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52] 译自英文：“Although Ma Yifu's promotion of xing appeared to be the opposite of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his time，it touches on a mythopoetic dimension that may equally serve as the motivation of revolution.”David Der-wei，Wang.“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in Modern Times：Three Encounters.”Rojas Carlos and Bachner Andrea（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4] 孔微：《胡兰成的“兴”本位抒情散文》，载《名作欣赏》，2013（29）。
[55] 胡兰成：《山河岁月》，105页，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56] 胡兰成：《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一文，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191页，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57] 胡兰成：《中国文学的作者》一文，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77页，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58] 胡兰成：《天道人世》一文，见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23页，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59] 出自宗白华：《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一文，详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156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60] 出自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160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61] 此处参见宗白华：《美与人生》，254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62] 汪晖：《历史的铧犁》，见汪晖：《颠倒》，196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63] 张泽鸿：《宗白华为何没有写成中国美学史》，载《寻根》，2011（2）。
[64] 张泽鸿：《宗白华为何没有写成中国美学史》，载《寻根》，2011（2）。
[65] 张泽鸿：《宗白华为何没有写成中国美学史》，载《寻根》，2011（2）。
[66]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出版）》一文，见朱自清：《朱自清序跋书评集》，240～2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67]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的总结，部分参见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8] 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69] 谭德兴：《论中国文学批评的萌芽问题》，见钱中文等编：《新中国文论60年》，116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70] 参见陈水云、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1] 陈水云、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前言”3～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2] 陈水云、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前言”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3] 陈水云、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5] 陈水云、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76] 谭德兴：《论中国文学批评的萌芽问题》，见钱中文等编：《新中国文论60年》，116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77]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78]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79]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179～18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0]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1] 参见[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