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历史的架构与中西历史比较的对应分期问题

在前面说明我们研究的缘起与取向（或学术路数）以后，现在有必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的此项研究为什么在内容上只限于中国和西方，而在时间上只限于古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先简略地分析一下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为其所述的世界史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建立的总体架构。

《历史哲学》的历史内容包括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大部分。其绪论的“区分”章[1]说明这种四分历史的基本思路，以下就依次具体分部论述四大世界。他对四大世界是按照他所设想的时空次序排列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2]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文明产生也最早、最幼稚；西方是日落的地方，文明产生最晚，也最成熟。他还作了隐喻式的比较，称东方世界为“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世界为“青年时代”，罗马世界为“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为“老年时代”；并补充说，“精神”的老年时代与自然界不同，它不是衰弱，而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3]

黑格尔此书中的这种历史四分法在他自己已非新说，在他第一次讲历史哲学（1822—1823冬）的前一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里就已经有了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帝国的分期法。如果按照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说法，那么他的这一分期法就更为陈旧，只不过是让·鲍丹（1530—1596）所批评过的中世纪习用的四大帝国分期法的重复；而这种分期法又“并非是基于对事实的准确解释，而是基于从《但以理书》中所假借来的一种武断的方案”[4]。

就历史事实而言，黑氏的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大世界的区分方法包含了以下的基本错误。第一，就地理方位而言，如果说由东方而希腊而罗马是由东而西，那么由罗马而日耳曼则违反了这一次序。第二，就时间先后而言，虽然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文明兴起的大致次序无误，但是，他在东方世界的篇章里，首列中国，次列印度，再列波斯（在波斯部分中又先列古波斯人，再列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太人、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最后是埃及人），于是文明兴起先后次序完全颠倒错乱。当然，其中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即黑氏未能见到埃及学、亚述学、印度河流域文明及爱琴文明发现的成果。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第三，就时间、空间次序的关系而言，黑氏以为二者是一致的，即由东而西，前者逐一被后者所取代：希腊取代波斯（在黑氏看来的东方的最后代表），罗马取代希腊，日耳曼取代罗马。然而，东方事实上既未被希腊又并未被罗马所灭亡，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占有重要地位，这是黑氏所无法解释的。

于是黑氏不得不采用另外一种解释，即上文已经引述的说东方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尽管你东方虽未离开世界历史，但是你已经入了另册，不算数了），相对而言西方的历史当然是历史的历史了。所以，黑氏的世界区分法实际只是两大世界区分法，即东西两大世界的区分：非历史的历史与历史的历史之分。在他看来，在东方诸国里，印度虽然存在，可是分裂了，波斯虽然统一过，可是又被灭亡了（古波斯帝国灭亡后，曾先后出现过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也都被他打入了另册，不再算数），唯独中国既未分裂又未灭亡，十分突出。他说：“中国是特别东方的（bilden das eigentlich orientalische Prinzip）；印度可以和希腊相比，波斯可以和罗马相比。”[5]印度、波斯尚有与希腊、罗马可比相通之处，而中国则与西方截然不同。所以，一言以蔽之，中国就是东方固有原则的代表，可以与西方相对待。我们的研究专门从中西相比的角度来进行，正是针对黑氏这一见解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又只以古代这一时段的中西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呢？须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不是各个国家自古及今历史的总体，而是一些国家或文明先后接力跑的历史，每个国家或文明跑完自己该跑的一段以后就是应该退场的。他欣赏历史这样的过渡：“埃及变成了波斯大帝国的一省，当波斯世界和希腊世界相接触的时候，历史的过渡就发生了。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历史的过渡——就是一个帝国的覆亡。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和印度至今都还存在，波斯却不存在了。波斯转入希腊的过渡固然是内在的；但是这里也变成了外在的，就是主权的转移——这一种事实从这时起不断发生。希腊人把统治权和文化拱手让给罗马人，罗马人又为日耳曼人所征服。”[6]中国（还有印度）在跑完黑氏所规定的该跑的“少年”一段历史以后竟然没有退场，这在黑氏的世界历史框架里自然简直无法容身；他无法处理这种老而不死的文明，只好让它永远不长或永远长不大，成为一块顽石。

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黑氏《历史哲学》的比较中，一个无历史阶段区分的中国竟然成为与整个西方——从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的对比项。所以，在黑氏的世界历史框架里，其“中国历史”已非真正的中国史，只不过是他用来衬托其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手段而已。黑氏出现的问题自有其文化与时代背景的局限，此处不能细论。[7]

在黑氏讲演“历史哲学”的一个世纪以后，尤其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家的看法不能不有所变化。例如，汤因比（1889—1975）在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2卷本出版于1934—1961年）中把世界历史分为若干（先定为20个，后又增加到22、23个）“文明”（他也称之为“社会”），其中西方文明之前有古希腊文明，远东文明（以中国为主体，包括朝鲜、日本）之前有古代中国文明；甚至批评了西方人的“东方不变论”。[8]这样就克服了黑氏对中国历史不作阶段区分的缺陷，但是汤因比所说的古代中国文明实际只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这样，他也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古代中国文明。直到他晚年出版的《历史研究》单卷插图本（出版于1972年）还专门列出“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一章，认为“如把这两种模式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它们则更加光彩夺目。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的晚后阶段”。[9]他有意于用广义的希腊模式（即贯通古今的西方文明）与中国模式结合来说明他的文明发展理论框架，这实际也是一种中西的对比，不过他的方法很牵强，而且也未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西方文明曾经断裂的区别及其原因。

又如，雅斯贝斯（1883—1969）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也批评了黑格尔的偏见，说：“这是个陈旧的论点，即与西方相比，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keine eigentliche Geschichte, no proper history）。因为历史意味着运动、本质变化和新的开端。”[10]他在此书第一篇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11]中把史前期以后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古代文明期，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的上古文明，时间为从文明产生到轴心期前；轴心期（die Achsenzeit, axial Period，或译“枢轴时期”，意指根本性的大转捩时期），包括西方（Orient—Okzident polarisierten Abendland, west—polarised in Orient and Occident）[12]、印度和中国三个轴心文明区，时间为公元前800—前200年（许多地方未曾经过轴心期）；以后即为后轴心时期（包括西方开始的科技时代），一直至今。第二个轴心期尚未到来。雅斯贝斯在此书第一篇、第一章“轴心期”中首先着重强调的是“轴心时期”，而其特点是人类在精神觉醒上的“突破”。西方、印度与中国三个轴心文明区分别影响了其不同的周边地区，影响到了其后的世界历史格局。他认为，尽管西方近代所开创的科技时代也不能与轴心期相比美，而今后将出现的第二轴心期则应当是全球统一的人类历史时期。对于我们来说，虽然雅斯贝斯的哲学理论体系（存在主义）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的轴心期的突破说则对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性。

雅斯贝斯说：“我们可以把轴心期称作两个大帝国时代之间的一个间歇、一次自由的喘息之机（eine Pause für die Freiheit, a pause for liberty）、一次导致最清醒的觉醒意识的深呼吸。”[13]按雅氏提出的轴心期介于两大帝国时期之间之说，在历史事实上显得牵强。在希腊城邦时期之后有罗马帝国，在印度列国时代之后有孔雀帝国，在中国春秋战国之后有秦汉帝国，诚然是事实。可是希腊城邦时期以前有何帝国？爱琴文明已经灭亡并被遗忘，何况此文明也并非帝国；看来他是在以希腊远绍上古近东帝国，此其间就并非直接继承之关系。印度列国时期以前也无帝国可言。只有中国春秋之前有商、周王朝，勉强算作帝国，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但是，如果不细究雅氏的具体论断，那么他的说法对我们是很富启发作用的。第一，三个轴心期文明皆曾有“突破”，绝非只有西方才有突破性进展。第二，三个轴心期文明是各有自身特色的，不能以古代西方为标尺来衡量古代东方；于是，它们的特色如何，这个问题便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们的此项研究就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辨别中西文明的异同，因此，大体取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5世纪（从中国殷周之际与希腊之荷马时代起，至中国之汉、晋与罗马之衰亡止）为研究时段，从而就两个轴心文明的分裂—统一与断裂—连续前因后果作一番较为系统的考察。

[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48—155页；英译本，第103—110页；原文全集本，第13册，第232—247页。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48页；英译本，第103页；原文全集本，第8册，第232—233页。

[3] 此四个年龄段的比喻见于英译本及中译本，在全集本中则不完整。

[4]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6页。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5758.刘家和按：参见《旧约·但以理书》第2章，第31—45节。

[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58页；英译本，第113页；原文全集本，第9册，第272页。

[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266页；英译本，第221页；原文全集本，第9册，第512页，只说到希腊被罗马取代等等，未明提日耳曼。

[7] 黑格尔为什么这样看待中国历史呢？原因不外两点：尽管黑氏为了讲中国而作了很多准备（据说他第一次讲历史哲学的时候，绪论和中国就占了全部时间的1/3，以后才逐渐减少。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绪论第52页），但是他毕竟未能读中国书，材料往往来自西方传教士的道听途说，从而时常把中国古今材料混为一谈。文化传统隔阂，知识不足，此其问题之一。在19世纪20年代黑氏讲历史哲学之际，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兴旺发达的辉煌时期，所以他以为欧洲经过几个阶段正在到达历史的终点，而中国（东方）已在历史之外。黑氏说已过时，不过，其影响却在诸如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系统论等等说法中不时有所显示。

[8]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索麦维尔节写本，曹未风等中译本），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3页；第45—48页。又参见此书第308—309页。

[9]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0]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Piper,München初版于1949年，现参用1983年新版,s.78;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trans.into English by M.Bullock,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52;魏楚雄、俞新天据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此处中译文略有改动，凡改动处皆注出原文及英译文，下同。参阅原文本第96页，英译本第69页，中译本第82页。

[11]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Piper,München,原文本第43—48页；英译本第22—27页；中译本第30—35页。

[12] 这里的西方世界（Abendland/Westernworld），是包含了东方（Orient）与西方（Okzident）两极化了的。所谓Orient在此指地中海东部之亚非地区，Okzident则指欧洲。具体地说即形成了西方文明基础的犹太与希腊。而犹太则上承了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代文明（参见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Piper,München,原文本第44、48、77页；英译本第23、27、52页）。他甚至说：“西方世界不仅在自身与他者区别之间有着东方与西方的两极对立，而且在其自身之中也有这种两极对立。”（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Piper,München,原文本第83页；英译本第57页）

[13]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Piper,München,原文本，第76页；英译本，第51页；参见中译本，第62页，译文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