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赵树理与孙犁
内容提要
赵树理与孙犁是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双璧”，其文学实绩为工农兵文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美学范本。但因文学资源与精神谱系的差异，他们的正典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遭到主流话语的质疑和疏离，最终被以丁玲、周立波为代表的根据地文学所取代。
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功将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以崭新的语言和风貌将其体现在文学视域中的作家。因暗合了革命文艺对民族形式的要求，他的《小二黑结婚》被文艺权威在意识形态视野下高度认可。“新人”赵树理一夜之间蜚声解放区，成为最能体现《讲话》精神的经典作家，以至被提升为工农兵新型文学的发展方向——“赵树理方向”。除《小二黑结婚》外，赵树理的代表作还有《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
在叙事策略上，赵树理力求通俗化、大众化，语言鲜活幽默，叙述简约明快，情节完整曲折，多采用“大团圆”的结局，创造了以农民为接受主体的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最早一批创作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在价值追求上，他站在现实生活中既定的农民日常生存利益特别是物质生存利益的立场来应对时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并且在这种种变化中展现农民痛苦艰难的精神变革。正因此，他的笔下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所谓的“中间人物”。从表层来看，这些以反映解放区农村历史性变革的小说是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普及意识形态、实现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却以“问题小说”的结构方式真实而形象地揭示了民间生活状态与现存意识形态的龃龉，以求权力机构切实保障农民合理的物质生存要求。
赵树理的创作成名、**期，是1942年至1955年，这之后，他的创作处于下滑期，1962年“大连会议”对他的高度评价，是他创作历程中的回光返照，这之后，他的创作就因对“中间人物”的批判而进入了衰亡期。这一创作轨迹，与工农兵文学的创作轨迹近乎一致而又领前一步，表明了根据地文学在成为工农兵文学主潮过程中，与民间写作的动态的“紧张”关系。
因了对农民生存、存在境遇的切实体现，赵树理与五四“人的文学”、与根据地文学对农民的重视，既有相通的一面又有其矛盾的一面，于是有了从知识分子立场、从权力机构立场对赵树理创作的时褒时贬。前者如40年代及80年代中期，学界对赵树理小说创作文学水准的批评，后者如50年代之后，权力机构对赵树理小说创作不写英雄人物的持久性批评，特定历史时期的“赵树理方向”，则是权力机构、学界对赵树理创作从政治文化视角所作的接受结果。
在对赵树理创作的接受中，形成了工农兵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其代表人物最初是马烽、孙谦、西戎、李束为、胡正，继而是韩文洲等，新时期之后则有张石山等。
孙犁在解放区以《荷花淀》《芦花**》等作品而闻名。小说主题清纯单一，语言简练细腻，长于以细节、画面来展示女性生命形态，呈现散文化的小说文体特征。孙犁的创作以女性生命形态作为个体生命的载体，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的本体构成，从而延续了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价值脉系。他在作品中所竭力着重的，不是其时文学主潮所强调的具体的时代的社会性主题，而是以此为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给以突出的人性形态，这一形态的要素有三：一是人的本然形态，二是人性在历史运行过程中的提升与丰富，三是对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消损个体生命合理性的断然拒绝。因为女性特别是青少年女性保持有更多的鲜活的人的生命的本然形态，所以，孙犁的小说多以青少年女性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且对其的塑造也最为成功。相应的，在小说文体方面，相对应于当时通过情节设置、发展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本质因而作品情节性强的小说文体特征。
在对孙犁创作的接受过程中，形成了工农兵文学中的另一重要流派——“荷花淀派”，其代表人物最初是刘绍棠、丛维熙，继而是房树民等，新时期之后则是铁凝。
教学建议
1.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进行比较，分析赵树理在农村题材上的突破。
2.分析赵树理对待五四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与民间传统文化关系。
3.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孙犁小说的艺术特点。
精读作品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
孙犁：《荷花淀》
评论摘要
1.赵树理先生不是无所容心地来描写山村的变迁的。他的爱憎极为强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他不讳饰农民的落后性，然而他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极浓厚的知识分子所不同者即不因农民之落后性而否定了农民之坚强的民族意识及其恩仇分明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农民是不但能够克服了落后性，而且发挥出创造的才能。这一真理，许多作家在理智上承受，但很少作家能够从作品中赋以形象，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不曾投身于这样斗争的真实生活，而赵树理先生则不但投身于这样的斗争，而且是抱了向民众学习的诚心的。
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19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
2.赵树理是民间审美自由理性和五四文学理性合孕而成的产儿。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民间审美在时代理性的偏颇功利挟持下畸变的悲剧，同时也看到五四文学理性在这个伟大作家身上形成的深刻困惑。我们要申明的是，如果我们站在审美高度上看到了赵树理全部创作历程中某些悲剧的话，那么，决不要把责任独独归咎于赵树理。他对以民间审美为核心的中国农民文化的通透的把握，在这把握基础上所形成的天然的审美自由意念和创造性智慧以及对五四理性的自我消化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步。
席扬：《面对现代的审视——赵树理创作的一个侧视》，载《延安文艺研究》，1991（2）。
3.他秉承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些实质性内涵却无法进入这个主流的现代文学体制，现实将他一步步驱赶上叛逆者的队伍后却又使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文学理想发生了较严重的扭曲与背离：他填补了新文学作品无法与底层民间直接对话的空白，但对民间欣赏趣味与形式的一味迷恋却也隐含了对传统文学完全妥协退让的深层危机。因此，赵树理对于绵延发展至今的中国新文学传统仍然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启示意义。
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
4.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比较尴尬的，他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对它们所做的吸收、校正、背离和叛逆，虽然都各有苦衷、各具成就，但也并不是没有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内容而言，他对底层民众利益的矢志不渝的关注无疑是渗透在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的有力体现，然而“时代俗务”的急迫与现实生存空间的狭陋一步步将他推向了政治反抗与叛逆的道路，这条道路上的文化宣传工作虽然也可以称作广义上的“启蒙”，但显然是为具体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阶级意识”或“阶级仇恨”的启蒙，是围绕着一个个具体的阶段性政治斗争目标及政策和策略而展开的群众动员，其终极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劳苦大众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来，——这与五四启蒙运动所突出强调的价值观念的启蒙、文学选择上的弃旧图新以及“人的发现与觉醒”其间的距离简直不能以道里计。
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
5.赵树理的小说，尤其是中后期的作品，常常使富有教养的艺术家微笑摇头，被精于鉴赏的审美家视为“小儿科”，已很难再在读者心中激起长久的兴趣。这里的症结，以我看来，就在于即事名篇，就事论事，只重眼前暂时的社会功利，企求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一方面，他虽然善于刻画农村的小人物，塑造了一群既没有被拔高也没有被歪曲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由于作家“重事轻人”，这些人物往往得不到最充分的重视、最精细的雕琢，大都缺乏高度的概括性，未能给文学之林增添不朽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虽然出色地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浓郁的农村风土人情画，但由于过分注意现实政治意义，重在表现一些随形势的发展而纷至沓来的细小矛盾，致使画面长度有余而深度和广度均嫌不足，很容易蒙上时间的灰尘，逐渐地失去艺术魅力。幸好他有难能可贵的胆识和赤子之心，敢于为人民仗义执言，卓然独立于瞒和骗的大泽之上，以真诚的现实主义态度反映农村的真实生活，因而不少作品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可是跟随他“迈进”的许多人，却难免滑进阐释或图解政策的岔道，甚至揣摩领导意图、凭空杜撰故事。而这类作品的生命力，自然更其可怜，因为政策多变、问题迭出，一旦时过境迁，它们立刻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基础。
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载《上海文论》，1988（4）。
6.孙犁是主流作家中极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都接受的作家，也是主流作家中极少有的艺术生命能超越“解放区”和主流政治文化、并能在新时期继续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家。这既是孙犁的幸运，然而庶几也正是他的不幸。艺术论者常常仅仅从风格的角度评价孙犁小说的诗意抒情与单纯优美个性，而并不在意他这个风格的形成是有着审美选择之外的文化原因；政治功利论者则常常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批评孙犁小说对“主旋律”表现的不力。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主流文学基本上形成了以服务政治为旨归，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审美形式的话语规范。然而，孙犁的创作却常常并不那么典型地体现主流革命文学的特征，在文学的情致乃至文学的话语方式上，它都常常与主流文学的政治主旋律有所偏离。主流文学追求文学的政治效应，崇尚力量（暴力）、冲突（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叙事；孙犁的创作，则惯于在社会政治冲突之外表现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伦之和谐。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7.孙犁写的虽是小说，但他的小说却是诗，他的短篇小说，简直就像绝句。孙犁喜欢普希金，这也不是偶然的。普希金创造了“诗体小说”，我想我们也不妨借用一下这个名称来称呼孙犁的作品，虽然他的小说又只能是他自己的一“体”。为什么说他的短篇小说有如中国诗体中的绝句呢？因为他的短篇小说往往出发和完成于诗的意念，而又充满了诗情画意。编席女人“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潜伏在荷叶深处的战士们开始战斗了，“荷花变成人了”，这当然是诗，是美；殊死的战斗、闲**的轻舟，树立在河边的纪念碑、打捞英雄灵魂的老大爷，这当然是诗，是美；前面谈到的比喻，也无一不是诗，是美，有时一个比喻就有一首诗的容量。
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上）——〈白洋淀纪事〉》，载《河北文学》，1962（1）。
8.在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具规模于50年代初期，活跃于50年代中期，其后在日益酷烈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渐趋零落。……虽然相互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在乡土小说的风格特征上也有不少共同点：其一，诗意地描绘河北乡村生活，在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彩笔精绘中熏染出浓郁的河北“地方色彩”与“异域情调”。其二，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而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使得“荷花淀派”乡土小说在单纯明快中，显露出思想蕴涵的复杂性，在和谐中隐含着不和谐的内在裂隙与冲突。其三，崇尚女性美，擅长青年女性的塑造。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其文化人格，既有传统的良善，也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女性形象的外在容貌与内在的复杂情感，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是作者理想的寄寓者或象征。其四，以现实主义张目，但艺术的质地却是浪漫主义的，具有亲切可人的浪漫气息。其五，上承废名、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传统，擅以诗为小说，以散文为小说，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荷花淀派”独特的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丁帆、李兴阳：《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书写》，载《江汉论坛》，2007（1）。
泛读作品
赵树理：《锻炼锻炼》《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孙犁：《芦花**》《铁木前传》
评论文献索引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08-10.
董大中.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试谈赵树理解放后的创作.文学评论丛刊，第6辑，1980.
宋剑华.论“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5（5）.
杨劼.赵树理和孙犁——“延安小说”变革的艺术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2）.
朱庆华.论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意识启蒙.文学评论，2007（6）.
席扬.论赵树理与“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
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段感想.文艺报，1962（10）.
乔以钢.试论孙犁小说的意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2）.
郭志刚.论孙犁的“诗意小说”.社会科学战线，1994（5）.
王彬彬.孙犁的意义.文学评论，2008（1）.
拓展练习
1.尽管跨越了现、当代两个文学阶段，并一度被抬高为“赵树理方向”，但赵树理却并未成为“当代文学”的方向或主流。恰恰相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接受的更多的是质疑、批判乃至斗争。赵树理艺术生命所遭遇的困厄射出民间话语与革命话语在短暂叠合后的分裂与争斗。结合《小二黑结婚》和《锻炼锻炼》等作品，分析对赵树理在工农兵文坛起落沉浮的原因。
2.孙犁在谈到赵树理时，曾指出：“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4]这其中已经涉及了如何看待五四文学传统这一重要问题。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在相当程度上限定了两人的精神脉系的差异，并影响到了各自的文学风格。结合指定的精读作品，分析这一影响在文本中有哪些显现。
3.鲁迅与赵树理均有力推动了乡土文学的发展，但因观察视角的不同，两人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差异。鲁迅多以启蒙者的身份从精神层面对农民劣根性予以批判，而赵树理则坚守民间立场，多从物质层面去关注农民复杂的生存处境。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文学立场、视角选择对人物形象塑造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