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柔石、沙汀与艾芜的小说

一般的做法是将沙汀与艾芜相提并论，然而细考起来，沙汀与艾芜的创作风格差别也很大。从三人的创作都受惠于鲁迅教诲的角度，将他们放在一起讨论又是合理的。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192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并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旁听鲁迅的课程，但当时鲁迅并不认识他。次年回浙江，1928年短暂出任宁海教育局长后，到上海并拜访鲁迅。疑人的鲁迅对柔石的信任创造了纪录：柔石刚到上海不久，鲁迅就与经济上无助的柔石搭伙吃饭，还把《语丝》的编务交给他，与他一起办“朝花社”。柔石的小说创作也进入收获期，1929年出版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与中篇小说《三姐妹》《二月》。193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希望》，同年柔石加入“左联”并当选为常委，成为鲁迅与“左联”之间的纽带。1931年柔石被枪杀后鲁迅特别悲痛，看到鲁迅的人都说他脸色吓人，谁来了都不说话。

柔石20多岁创作的《疯人》受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主人公是以疯子的形象出现的。与《狂人日记》以狂人反抗几千年的传统及其现实承担者不同，《疯人》中的疯子主要是因爱人被逼死而疯狂，然而，两篇小说的相似之处，就是疯子的言语往往是作者言语的表现，即疯子高于现实中没有发疯的人。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表现了作者在新旧道德之间的艰难抉择，主人公朱胜瑀既想报效母亲的养育之恩，却因洁身自好在工作中屡屡受挫；他不想看到母亲失望的面孔，却又难以遵从母命与从小定亲的谢家小姐结婚；他为了拒绝旧式婚姻性侵了房东女儿，却又为此后悔得想自杀。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谢家小姐因为他的抗婚自杀，人道情怀使他感到懊悔，他闯入谢家抱吻谢家小姐冰冷的嘴唇，并以自杀了局。这些小说都是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结果，但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柔石笔下的人物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具有相当强烈的道德意识。

柔石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二月》与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者，他已厌倦了城市生活，在陶慕侃的邀请下，来到了江南水乡的芙蓉镇教书。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他很快就卷入是非的漩涡中。文嫂丈夫为北伐而捐躯，却并未得到救助，只能艰难地拉扯着孩子，萧涧秋对她的倾囊相助使她就像久旱的禾苗得到了雨露滋润。女教师陶岚作为新女性像萧涧秋厌恶城市一样厌恶芙蓉镇的恶浊气息，见到萧涧秋很快就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官宦子弟钱正兴对陶岚的疯狂追求，使她恨不得立刻让世界都知道她是萧涧秋的女友，以使钱正兴死心。萧涧秋就是这样，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爱的三角中。钱正兴为了得到陶岚，大肆给“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萧涧秋与文嫂造谣，流言击不中萧涧秋，却能击中尚在传统观念中的文嫂。经过多方面权衡，萧涧秋认为文嫂比陶岚更需要他的拯救，他决定娶文嫂，扛起艰难生活的十字架。然而文嫂却感觉自己不配，就以自杀的方式试图成就陶岚与萧涧秋。萧涧秋拯救不成反而害死文嫂，就心灰意冷离开了芙蓉镇。

《为奴隶的母亲》描写的是典妻陋习。女主人公的丈夫是一个皮贩，随着家境越来越贫穷，他身上的恶习就越来越多，吸烟喝酒赌钱，甚至用开水将刚刚生下的女儿烫死。他穷困到负债累累以至于将妻子典给另一村一个需要女人为他生儿子的秀才。妻子舍不下五岁的儿子春宝。在秀才家她得到了秀才的宠爱，却要受秀才妻子的气。她很快就怀孕并生了儿子秋宝；虽说遂了秀才一家的心愿，她却只能以婶婶身份面对秋宝。她想在秀才家多住几年，但秀才妻却赶她走。与襁褓中的儿子离别使她痛彻心扉。回到家里，她日思夜想的春宝也认不出她来了。小说没有以左翼文学的阶级论简化人生，而是在再现乡间的陋习与表现伟大的母爱的同时，展现了人的复杂性，如秀才躲避妻子而对女人好，女人幻想丈夫死掉而将春宝也接到秀才家一起过。即使是描写丈夫那种凶暴的男人，当他把将妻子典出去的消息告诉妻子时，也是羞惭到头天都不好意思开口。

1931年，两个四川一师的热爱文学的老校友在上海相遇，他们为写什么而困惑，他们想就熟悉的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人物写起，又不知道这种写法对于时代有没有意义，他们思虑再三向鲁迅求教。鲁迅的回信就是《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两位求教者就是沙汀与艾芜。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父亲早逝，少年时曾为袍哥首领的舅父传递信息，因而对川地民间帮会与生活习俗颇为熟悉。1929年离川前往上海。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自1935年起，他的小说创作更切实地描绘川地民情，成为“左联”中具有独特写实风格的新人，这些小说收入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土饼》与193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苦难》中。

短篇小说《法律外的航线》一边是长江上的外国客轮，一边是岸上劳苦大众的喧嚷。外国人在船头架起机枪对中国民众的扫射，加上船上各色人等的交谈，使其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缩影。《丁跛公》中的主人公丁乡约是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乡间恶霸，无论是政权还是袍哥的力量，他都想借助，以便横行乡里，欺压乡民，但他也被权势者嘲弄与欺压。而《代理县长》中的贺熙与丁跛公差不多是一类鱼肉人民的基层恶霸。沙汀在描写这些恶霸时是讽刺与写实并用，而对人民苦难的描绘则充满了同情。《兽道》中守寡的魏老婆子终于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并娶了媳妇，然而儿媳生产不足一月就被大兵**了，她想代替儿媳却为大兵置之不理，儿媳被**后自缢而死，喜事变成了丧事。不久连新生的孙儿也夭折了，善良的老婆婆自此陷入疯狂，到处说“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在祠堂里》的故事比《兽道》更恐怖，小说中连长的太太是连长抢来的，她并不爱连长，然而她与别人**却像犯了天条，在被连长毒打之后，还要把她钉进棺材里活埋。而这幕惨剧是通过晚饭后聚集在祠堂里的众人叙述出来的，他们落井下石地议论着连长的太太，成为这幕惨剧的看客，乡间夜晚各种凄厉的声音更渲染出这幕惨剧的氛围。沙汀的小说表现了蜀地人民深重的苦难。

艾芜与沙汀经常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四川人，同年生同年死，一同在四川一师学习，一起向鲁迅求教，然而与沙汀的写实与讽刺有所差异，艾芜身上的浪漫气息更浓。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新繁人。1925年因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从传统的角度是“行千里路”，从新文化的角度则是将离家漂泊与劳工神圣、半工半读结合起来。此后的他开始了五年多的漂泊生涯，他徒步从成都到昆明，又从昆明到滇缅边境、仰光等地，接触到社会诸色人等。193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山中牧歌》，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国之夜》与散文集《漂泊杂记》，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夜景》，1937年出版中篇小说集《芭蕉谷》与《丰饶的原野》第一部《春天》。

南行系列是艾芜著名的作品，包括早期的大部分小说与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是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这部小说集的第一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卖草鞋碰了壁》，从“我”漂泊的那天起，就一直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在茅草地》一篇中又写道：在南国漂泊的日子，没有饭吃就做工，得了工钱“就又向一个充满新鲜情调的陌生地方走去”。在《松岭上》中，“我”给一个对我充满善意的白发老人当伙计，老人幽默有趣，他喜欢同姑娘孩子们开玩笑，做鬼脸，活像老祖父在逗孙儿孙女玩一样。然而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这个老人却因为报复地主对他的拷打、对他妻子的奸污，在松涛怒吼的月夜将妻子、儿女与地主一家全杀了。在《山峡中》一篇中，“我”真的陷入了土匪窝。这群山中的强盗经常到市镇抢劫，他们以残酷来回答残酷的世界，其中农民性压过强盗性的小黑牛受伤，因留恋农民生活而要离开强盗队伍，被他们在月黑风高之夜扔到大江里。“我”决定离开这个强盗窝，然而“我”却没有被他们扔到大江里，因为盗亦有道。他们觉得“我”是一介书生，第二天出外行窃时，留下“我”与强盗头子的女儿野猫。“我”向野猫表达了离去之意，野猫告诫“我”不要重蹈小黑牛的命运，这时恰巧官兵路过，“我”没有将她交给官兵而自己逃脱，而是主动与她扮作走娘家的小夫妻。于是而有这样的结尾——

大约将近天明的时候，我才昏昏地沉入梦中。醒来时，已快近午，发现出同伴们都已不见了，空空洞洞的破残神祠里，只我一人独自留着。江涛仍旧热心地打着岩石，不过比往天却显得单调些、寂寞些了。

我想着，这大概是我昨晚独自儿在这里过夜，做了一场荒诞不经的梦，今朝从梦中醒来，才有点感觉异常吧。

但看见躺在砖地上的灰堆，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与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时，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地升起来了。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仿佛在向读者讲述其漂泊的经历，因而以写实的技巧来概括《南行记》的特别多，令人忽视的是其浪漫成分。叙述主体虽然不像拜伦笔下的恰尔德·哈洛尔德那样感伤，然而《南行记》以“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本身，就类似于勃兰兑斯笔下浪漫的“流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