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丁玲：从体味个人苦闷到正视人民苦难
丁玲创造了任何现代女作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历史：她引发鲁迅与毛泽东专门为她赋诗；她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她的名字与现代文坛最重大的几次事件相关：她是“左联”的领导人，是20世纪30年代备受文坛推崇的左翼女作家，她的文章及她刊发的文章引发了举世瞩目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会议上那篇著名的讲话。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18岁与好友王剑虹赴上海进入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校，次年入上海大学。1924年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后丁玲去北京，次年与胡也频同居，并开始与沈从文交往。1927年12月在《小说月报》发表短篇小说《梦珂》，次年2月在《小说月报》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丁玲是敢爱敢恨的多情女，不久又喜欢上冯雪峰，后来是以冯雪峰的退出结束了这段三角恋。从《梦珂》到《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继承的是五四文学传统，但在冯雪峰、胡也频的影响下开始向“左”转，并于1930年加入了“左联”。同年她还发表了以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情为原型的中篇小说《韦护》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出版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人》。胡也频的被杀激起了丁玲的仇恨，她全身心扑到“左联”的事业上。1931年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发表中篇小说《水》，开始与鲁迅来往。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丁玲被捕并押往南京。丁玲被捕是当时文坛的一件大事，连徐志摩都为此作小说。6月盛传丁玲被害，鲁迅听说后作《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被幽禁三年后，逃出南京，从上海经西安于1936年11月到达延安。延安对丁玲的欢迎，可从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往战斗前线的《临江仙》一词中看出：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中国现代，丁玲与鲁迅是仅有的以日记体小说一举成名的作家，而且二人的日记体小说都是以心理描写见长。《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前期小说的代表作，充分表现了她是“五四”的产儿。主人公莎菲是在自由的情场上，既有游走在不同男人之间的矛盾，又有被男人追逐的困惑，最早显示了爱的“围城”。温顺的苇弟对莎菲是一往情深，然而她却是爱不上苇弟。寂寞时她也需要苇弟安慰，甚至不惜给以情人式的热情，一旦苇弟越过红线，莎菲不但以冷淡加以疏离，而且还以残酷耍弄磨折他。然而她同时又为自己欺负老实人而内疚，“用着姊姊的态度去喊他洗脸，抚摩他的头发。”这种“恶魔”精神，是冰心、淦女士等女作家的小说中所没有的。莎菲是一个矛盾体，她理智上感觉“幸福不是在有爱人，是在两人都无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和和地过日子”，但是在情感上却不能俯就苇弟，“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不久，莎菲几乎是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来自新加坡的凌吉士。“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但是莎菲在与这位高个子青年的接触中，却发现自己迷恋的是竟然是一个金钱至上者，一个做橡树生意的资本家的儿子，经常拿着金钱在妓院中挥霍以博一时肉感的享受。莎菲的困境在于，她理智上极为瞧不起这个公子哥儿，情感上又是那么需要他，恨不能被他搂在怀里柔情似水一番。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做奴隶，不可思议的爱情也能使人沦为奴隶，莎菲只有故意显得不柔顺与不近情理的倨傲时，才可能从奴隶状态中解脱出来。
丁玲小说的风格不像冰心、凌淑华小说那样含而不露，而近似淦女士的热情似火。然而，淦女士笔下的女主人公是在犹豫而紧张地冲破传统的牢笼，而丁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好像是淦女士的女主人公已经走到自由的原野上，在爱与被爱、灵魂与肉体的“围城”中苦闷彷徨，并且显露出自由主体的恶性，这是包括淦女士在内的所有丁玲之前的女作家所没有的。庐隐描写了不少走出传统家庭在自由原野上苦闷挣扎的人物，但庐隐小说那种疙疙瘩瘩的文笔与艺术表现力都不能与丁玲小说相比。这就是夏志清不能理解的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享有盛名的原因。不仅如此，丁玲笔下的莎菲还预言了张爱玲明知道胡兰成是大汉奸还舍身挚爱他的奥秘——女人变成爱情的奴隶。
原典阅读
莎菲女士的日记（节选）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的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热烈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
在这本日记里，与其说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记录，不如直接算为莎菲眼泪的每一个点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觉得更切实。然而这本日记现在是要收束了，因为莎菲已无须乎此——用眼泪来泄愤和安慰，这原因是对于一切，都觉得无意识，流泪更是这无意识的极深的表白。可是在这最后一页的日记上，莎菲应该用快乐的心情来庆祝，她是从最大的那失望中，蓦然得到了满足，这满足似乎要使人快乐得到死才对。但是我，我只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这胜利中得到凄凉，而更深的认识我自己的可怜处，可笑处，因此把我这几月来所萦萦于梦想的一点“美”反飘渺了，——这个美便是那高个儿的丰仪！
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的保障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一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我应当发癫，因为这些幻想中的异迹，梦似的，终于毫无困难的都给我得到了。但是从这中间，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象的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么？不啊！
当他——凌吉士——在晚间十点钟来到时候，开始向我嗫嚅的表白，说他是如何的在想我……还使我心动过好几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欲燃烧的眼睛，我就害怕了。于是从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发出的更丑的誓语，又振起我的自尊心来！假使他把这串浅薄肉麻的情话去对别个女人说，一定是很动听的，可以得一个所谓的爱的心吧。但他却向我，就由这些话语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远了。唉，可怜的男子！神既然赋与你这样的一副美形，却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样一个毫不相称的灵魂放到你人生的顶上！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我真要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样把眼光镇住我脸上，是被情欲之火燃烧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于肉感的满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来摧残我的心；但他却哭声的向我说：“莎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啊，可怜的人，他还不知道在他面前的这女人，是用如何的轻蔑去可怜他的使用这些做作，这些话！我竟忍不住而笑出声来，说他也知道爱，会爱我，这只是近于开玩笑！那情欲之火的巢穴——那两只灼闪的眼睛，不正在宣布他除了可鄙的浅薄的需要，别的一切都不知道吗？
“喂，聪明一点，走开吧，‘韩家潭’那个地方才是你寻乐的场所！”我既然认清他，我就应该这样说，教这个人类中最劣种的人儿滚开去。然而，虽说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当他大胆地贸然伸开手臂来拥我时，我竟又忘记了一切，我临时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骄傲，我是完全被那仅有的一副好丰仪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紧些！多抱我一会儿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时还有一点自制力，我该会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那东西，而把他像一块石头般，丢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么言语或心情来痛悔？他，凌吉士，这样一个可鄙的人，吻了我！我静静默默的承受着！但那时，在一个温润的软热的东西放到我脸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么呢？我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会晕倒在她那爱人的臂膀里！我是张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因为他所以使我迷恋的那东西，在吻我时，我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时鄙夷我自己了！于是我忽然伤心起来，我把他用力推开，我哭了。
他也许忽略了我的眼泪，以为他的嘴唇是给我如何的温软，如何的嫩腻，把我的心融醉到发迷的状态里吧，所以他又挨我坐着，继续的说了许多所谓爱情表白的肉麻话。
“何必把你那令人惋惜处暴露得无余呢？”我真这样的又可怜起他来。
我说：“不要乱想吧，说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听着，谁知道他对于这话是得到怎样的感触？他又吻我，但我躲开了，于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决心了，因为这时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脑力，我要他走，他带点抱怨颜色，缠着我。我想，“为什么你也是这样傻劲呢？”他于是直挨到夜十二点半钟才走。
他走后，我想起适间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
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踏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我的天，这有什么法子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
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
“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呵！我可怜你，莎菲！”
——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
原典点评
这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最后一篇日记，集中表现了莎菲在灵与肉、“色的**而堕落”与高尚的精神拯救之间的矛盾与挣扎，显示了丁玲小说的心理深度。这种明知对方灵魂的卑鄙却在肉体上无法摆脱的矛盾，后来在迷恋于胡兰成的张爱玲身上应验了。
丁玲的前期小说关注女人的命运与爱情，《梦珂》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如此，随后的中篇小说《韦护》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也是如此。不过，《韦护》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已有向左翼转变的迹象，描写的都是革命加恋爱，而且重点突出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冲突。《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比《韦护》富有艺术表现力，小说表现的是玛丽与望微之间爱的“围城”。玛丽与久别的情人望微重逢，望微已变成一个埋头于革命工作的人，以至于使玛丽感到备受冷落，玛丽不能忍受，就着力打扮吸引望微，却就是不奏效。于是玛丽愤而离家出走，以与其他异性的亲密报复望微。当望微因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的时候，玛丽却与新的情侣醉生梦死。如果说在玛丽身上可以找到莎菲的影子，那么，丁玲就是以这种艺术的方式表明了与莎菲时代的告别。
丁玲的中篇小说《水》标志着这种告别的成功。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讽刺的笔法嘲弄丁玲的《水》，失去了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应有的客观与公正。因为这种嘲弄并非指向丁玲一个人，而是指向整个20世纪30年代为《水》叫好的左翼文坛，包括茅盾等资深的批评家。公正地说，当整个文坛都沉浸于莎菲式的个人悲欢，而率先睁开眼转向对人民大众疾苦的描绘，仅仅这种艺术努力不就值得表彰吗？难道我们只能推崇王维那些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山水诗，而否定杜甫的“三吏”与“三别”？《水》以当时震动全国的16省大水灾为原型，表现了一个渡口附近的人民的深重苦难。官府只知催逼捐税，不知兴修水利，当滔天洪水来临时，等待人民的只有灾难。然而，善良的人民还是寄希望于政府的救济，当他们得知运来的不是救济粮而是镇压的武装力量时，人民终于愤怒地反抗了。小说题名为《水》，当然是指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大洪水，但这里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当怒不可遏的人民群起反抗时，就像大洪水一样，能够冲垮一切反动统治的堤坝！当然，小说艺术上的缺憾是群像的描绘多而没有刻画出典型人物。丁玲由《莎菲女士的日记》转向《水》，与蒋光慈由《少年漂泊者》《丽莎的哀怨》转向《咆哮了的土地》是一致的；尽管《水》与《咆哮了的土地》发表时间相差无几，但当时左翼文坛普遍是以丁玲的《水》为摆脱革命加恋爱的主观小说模式的标志的，这也是丁玲在30年代名气之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