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翼作家群像扫描：蒋光慈、洪灵菲、殷夫、阳翰笙、叶紫等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推为主席团成员的鲁迅、夏衍、钱杏邨、瞿秋白、潘汉年、茅盾、冯乃超、冯雪峰、胡风、阳翰笙、丁玲、周扬等都曾参与领导过“左联”。“左联”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除了英美派文人与“左联”无缘，五四时期主导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领袖几乎都参与进来。鲁迅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积极因素，是将五四文学精神带进了“左联”。鲁迅的精神苗裔张天翼的一大部分小说与柔石的小说，都不能以左翼文学的阶级论进行分析，就表明他周围的左翼作家将五四文学精神继承下来。他在“左联”的另一位精神苗裔胡风，则试图将左翼文学的阶级性与五四文学推崇个性自由精神加以协调。后来他与周扬的矛盾并非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原因，还有文学理念的不同。他心仪的“左联”，是一个左翼作家的松散联盟，每个作家都要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这也是他明知郁达夫不会接受纪律约束而将他拉进“左联”的原因。周扬控制的“左联”则更看重组织纪律性，有没有优秀作品是次一级的问题。鲁迅将五四文学的自由精神也带入了“左联”，周扬等人则更强调普罗文学服从组织反对个人主义的一面。由于周扬从延安到“文革”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文学界的实际领导人，因而延安后的文学路线延续的是周扬在“左联”时期确立的一元超现代，而将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混杂，如胡风对个人自由精神的强调逐渐排斥掉了。

蒋光慈在一开始就将革命与浪漫等同，以为不浪漫就无人来革命。从浪漫角度理解革命的当然并非蒋光慈一个人，以浪漫为标志的创造社文人除了张资平等个别作家几乎全部参加了“左联”，但具有革命纪律的“左联”并非扩大的创造社，这一派作家加入“左联”后也经常表现出多愁善感与自由散漫，因而被“左联”开除的大都是这一派作家。然而开除蒋光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蒋光慈的名字与中国早期革命文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开除的理由也有典型意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自由散漫，小说《丽莎的哀怨》同情流亡的白俄妇女。

蒋光慈（1901—1931），原名如恒，早年笔名光赤，安徽霍邱人。1921年与刘少奇等一起赴苏，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0月就创作了《十月革命纪念》等革命诗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倡导革命文学。他将在苏联期间创作的诗歌结集为《新梦》，不久又出版诗集《哀中国》。这两个诗集有点类似闻一多的《红烛》与《死水》，但艺术表现上却天差地别，大都是革命口号性的诗句。1926年出版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与中篇小说《短裤党》。《短裤党》与他的口号诗有一拼，影响较大的是《少年漂泊者》。小说写的是父母被地主逼死后，贫农的孩子汪中十年流浪、恋爱、坐牢，出狱后想投奔黄埔军校。从1927年底到1930年初，他接连出版了《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5部中长篇小说。如果说《少年漂泊者》中就有汪中与玉梅的恋情，那么《野祭》与《菊芬》则确立了早期革命小说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最后的微笑》描写工人王阿贵被开除后的变态仇杀心理，《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女主人公王曼英在革命失败后想以其姿色向社会复仇。《丽莎的哀怨》这一导致蒋光慈被“左联”开除的中篇小说，其实还是以白俄妇女的心理独白，表明其对选择白匪的痛悔。当然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说，不可能没有“左联”所指责的同情成分。但是他在《拓荒者》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田野的风》），已开始摆脱主观感伤性的革命文学，而转向较为客观其实也饱含理想的革命文学叙事。蒋光慈的作品尽管艺术性不高，但他对文学的革命叙事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参加“左联”是冒着随时牺牲的生命危险的。“左联”成员被捕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被杀也不是什么大事。除了“左联五烈士”，“左联”成员被杀的还有洪灵菲。洪灵菲（1902—1933），原名洪伦修，广东潮安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而流亡，不久写成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流亡》，描写广州“四一五”屠杀后革命者沈之菲流亡香港与新加坡等地的故事，也描写了沈之菲与黄曼曼的恋情。小说得到了郁达夫的推荐，很快他又写成长篇小说《前线》与《转变》。这三部长篇被称为“流亡三部曲”，从逻辑序列上应倒过来，即从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的《转变》，在革命中恋爱的《前线》，到革命者被屠杀后浪迹天涯的《流亡》。三部曲也是较早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实践者，并表现了从五四文学的个性主义向普罗文学的转变。三部长篇都出版于1928年，此后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海》已较少“流亡三部曲”中的浪漫感伤，却在客观描写中又流入理想主义。

“左联五烈士”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与李伟森。胡也频（1903—1931），福州人。与丁玲、沈从文合办杂志时尚非左翼作家，由于沈从文的关系他的早期小说曾在《现代评论》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圣徒》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从1928年到1930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活珠子》《往何处去》《诗稿》《消磨》《牧场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四星期》以及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诗集《也频诗选》。1930年出版中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时已是左翼作家。他的小说文笔生动，但《活珠子》《毁灭》等描写民间疾苦的小说有点夸张失实。殷夫（1910—1931），本姓徐，谱名孝杰，又名祖华，另一常用笔名为白莽，浙江象山人。他是“左联”被杀害的所有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仅有21岁。十四五岁写的组诗《放脚时代的足印》有着朦胧的痛苦情绪，认为“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如鬼火般的飘忽又轻浮，/引逗人类走向坟墓。”殷夫的哥哥徐培根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他的《别了，哥哥！》表现了一代烈士不以哥哥的显贵地位求富贵，而是执着于真理与信仰，哪怕等待自己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他最有特点的是“红色鼓动诗”，表现了他从抒发个人的苦闷情感，到将情感融入群体的反抗洪流中，这在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的一个诗段中表现得很典型：

呵，响应，响应，响应，

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我融入于一个声音的洪流，

我们是伟大的一个心灵。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笔名华汉，他参加过北伐，“四一二”屠杀后参与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赴沪参加后期创造社。从1928年到1930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姑的悲愁》《活力》，中篇小说《女囚》《两个女性》《大学生日记》等以及由三个中篇《深入》《转换》《复兴》构成的《地泉》三部曲。他的小说描写工农的苦难与反抗，控诉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并杂以革命加恋爱的情节。“左联”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等职，负责戏剧、电影工作的领导，此后，开始从小说创作转向话剧与电影剧本的创作。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湖南益阳人。叶紫的父亲、叔叔与姐姐在1926年北伐时期都是农会干部，次年在“马日事变”中都惨遭杀害。从1935年到1937年，他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丰收》《山村一夜》与中篇小说《星》。鲁迅为《丰收》作序，并将小说集纳入“奴隶丛书”出版，使其一举成名。《丰收》中的云普叔与立秋的关系，有点像《春蚕》中的老通宝与多多头，但老通宝与多多头始终难以沟通，而云普叔在农事上几经努力仍然失败后却理解了立志反抗的立秋。《星》通过农村妇女厌弃吃喝嫖赌的丈夫陈德隆而投入农会副会长的怀抱，将情感的纠葛与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描写。

楼适夷（1905—2001），浙江余姚人。曾在创造社与太阳社刊物上发表作品，1930年发表在《拓荒者》上的《盐场》是著名的左翼小说。从1928年到1932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挣扎》《病与梦》《第三时期》与中篇小说《她的彷徨》以及几部剧作。《盐场》描写浙江盐民的苦难生活及其反抗，在当时影响较大。欧阳山（1908—2000），原名杨凤岐，湖北荆州人。五四时期就开始发表小说，从1927年到193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仙宫》《再会吧，黑猫》《流浪人的笔记》《钟手》《光明》《人生底路及其他》《七年忌》《梦一样的自由》等以及中长篇小说《玫瑰残了》《桃君的情人》《莲蓉月》等，直到1962年出版长篇小说《苦斗》，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他早期的小说以主观的至情至性为追求，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转向“左翼写实”。“左翼写实”与传统写实的不同，就在于要在描写人民苦难时重点突出他们的反抗，将理想融入现实中。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邂逅》，后来又出版几部短篇小说集，尤其是以得鲁迅与魏晋风度精髓的杂文而著称。

“左联”六大才女是丁玲、冯铿、白薇、关露、谢冰莹、草明。以丁玲、白薇、关露的才貌，冯铿、草明的热情激进，谢冰莹的行伍出身，这六大才女不比多种版本的“民国四大才女”逊色。六大才女年龄相差也很大，白薇比草明大20岁。白薇（1893—1987），原名黄彰，湖南资兴人。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她成为一个既写剧本，又写诗歌、小说的多产作家。她的剧本《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与长诗《春笋的歌》等相继在鲁迅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北宁路某站》《敌同志》等表现抗战的作品。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1936年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其中同名诗作以浩瀚的太平洋为背景预示人民的力量终将挫败日寇侵略，《风波亭》以歌颂被秦桧陷害的抗敌英雄岳飞，影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然而关露后来的遭遇比岳飞好不了多少，她打入日伪充当红色间谍的曲折经历比她的全部诗歌与小说更动人。冯铿（1907—1931）有《重新起来》《红的日记》等中短篇小说。草明（1913——2002）也曾被捕入狱，其主要创作成就在20世纪40年代。参加北方“左联”的谢冰莹（1906—2000）是女性当自强的典型，她在女师没毕业就参军入伍，她的作品《从军日记》《前路》《血流》等以描写女兵生活而闻名。

在诗歌创作上，为了反映大众的疾苦，致力于诗歌的现实性与大众化，1932年9月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左联”成员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这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设立了河北、广州、青岛、湖州、厦门等分会，由蒲风专门负责联络工作。1933年2月创办会刊《新诗歌》，穆木天执笔的发刊诗《我们要唱新的诗歌》中说“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广东梅县人。具有中国诗歌会特点的新诗收入《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等诗集中。多数诗歌具有浅显直露的特点，有些流入口号。《茫茫夜》应是他诗歌中的较好的作品，第一诗段写道：

半夜里，黑幕挂在山峭，

月隐了，繁星也失掉。

天空，天空里漆黑的云团在滚动，

那狂风，狂风在人间骚扰。

沙……沙……沙……

号……号……号……

穆木天“左联”时期的诗歌后来收入诗集《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中，毕竟经历了象征派阶段，他1936年目睹虹桥公墓而感发创作的《外国士兵之墓》是佳作：

没有人给你来送一朵鲜花，

没有人向你来把泪洒，

你远征越过了万里重洋，

现在你只落了一堆黄沙。

在描写了士兵的将军拥着美姬早就把这座坟墓忘记以及故国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惨状后，在最后一个诗节诗人质问道：“现在，到了北风的夜里，/你是不是后悔曾经来杀人？”以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来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显得诗意盎然。然而即使是穆木天，在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也写了很多像《我们要做真实的诗歌记录者》等诗味不多的诗。王亚平的诗歌尚有几许诗味，但在中国诗歌会诗人的诗歌中，通俗到没有诗味的大白话，现实到对民间疾苦的一泄无余的描写，占了诗歌创作的主导。这尤其表现在温流的诗歌中，他的《打砖歌》《凿石碑工人歌》《塔棚工人歌》《割禾歌》等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种新诗继承的是刘大白《卖布谣》《田主来》等太过直白浅露的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歌传统。我们推崇诗歌直面惨淡的人生与黑暗的现实，就像古代杜甫诗歌所做的那样，然而中国诗歌会却没有为表现民间疾苦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将诗写得不像诗。

在戏剧与电影方面，“左联”也做了很多工作。1931年1月“左联”领导的“剧联”成立。列宁特别强调电影的作用，除了“剧联”将左翼戏剧扩展到新兴电影，“左联”乃至“文委”也成立了电影小组。1932年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应邀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1933年明星公司拍摄了多部具有左翼倾向的影片，当局无力以艺术的形式与“左联”对抗，只能派流氓去砸电影院。1937年沈西苓编导的电影《十字街头》与袁牧之编导的电影《马路天使》，为左翼电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世纪30年代的散文除了周作人等仍在笔耕，林语堂在30年代以注重幽默与性灵的闲适格调的散文，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林语堂亦庄亦谐地谈性灵不同，梁遇春的散文在娓娓而谈中具有更多的明丽格调。梁遇春（1906—1932），福建闽侯人。他的散文结集在1930年出版的《春醪集》与1934年出版的《泪与笑》中。他的散文不多，却别具一格，被称为“中国的兰姆”。“左联”要想占领散文阵地，一方面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以朋友的身份对林语堂的将悲惨故事化为一笑的闲适散文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则是以鲁迅杂文式的散文来吸引青年。很多左翼作家以鲁迅式杂文登上文坛，徐懋庸、唐弢等人的杂文发表后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鲁迅变换了笔名。鲁迅也鼓励这种杂文写作，并为徐懋庸的《打杂集》作序。后来《鲁迅风》杂志就是将鲁迅杂文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的。当然“左联”成员并非只有这一种风格的散文，30年代蜚声文坛的散文家丽尼也是“左联”成员。丽尼（1909—1968），原名郭安仁，湖北孝感人。从1935年到1937年，出版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他的散文以幽婉的抒情著称，迹近散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