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蚀》与《虹》：写实中的象征与抒情

《蚀》三部曲的《幻灭》是茅盾的处女作。由于他在创作前就有着深厚的中外文学的理论涵养，又有到汉口参与大革命的实际生活，因而处女作就显得非常成熟。女主人公静女士（章静）从小在传统家庭中长大，多愁善感。她原来是在读书中寻找安慰，并冷对抱素的追求，抱素被慧女士戏弄后，同情心使她对美好的爱情燃起了希望，但在与抱素结合后，才发现所爱的人竟是有妻室的反动军阀的走狗，静女士的希望破灭了。她厌倦了拜金的上海的喧嚣而奔赴汉口，对革命燃起了诗情画意的热情与希望，然而实际的现实生活却与她的想象相距甚远，她不断地变换工作，在无聊中感到了又一次幻灭。她在护理伤员时遇到未来主义者强猛连长，爱情重新唤起了她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他们一起去庐山度过了一段甜美的时光，但随着强连长离开她而奔赴战场，她又陷入幻灭中。小说通过静女士的经历展示了传统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碰壁，象征着传统文化的衰落，而她与未来主义者强连长的欢好则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为了突出静女士的传统性格，小说还刻画了一个勇敢而决绝的新女性慧女士，她与抱素在一起不但没有受到伤害，反而将抱素戏耍了一番。

《动摇》比《幻灭》更富有艺术表现力。茅盾回忆，《动摇》非“信笔所之”而是“有意为之”，构思的时间较长。与《幻灭》主要从静女士眼中看世界不同，《动摇》通过国共合作时期武汉附近的一个县城在革命中的风云变幻，展示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物的复杂心理。男主人公方罗兰作为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性格矛盾而优柔寡断，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革命者，但身上的文人习气很浓而缺乏政客的果敢。然而权力的腐败却在这个县城横行无阻，胡国光作为投机取巧、心狠手辣的老狐狸，在革命到来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暗地里却是贪色好**，胡作非为，并挑动不明真相者对革命进行挑战。对于这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蛀虫，方罗兰一开始就对他有所警惕，但却不能像坚定的革命者李克那样与之斗争，只能在中和妥协中维持现状。最后，胡国光勾结国民党右派对城内的革命者进行大肆屠杀，方罗兰只得逃跑。方罗兰告别了传统，却又恐惧“极左”的言行。他在对土豪劣绅疯狂报复革命的思考中保持着自由主义文人的独立思考：

你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掀动了人间的仇恨，现在正是自食其报呀！你们逼得人家走投无路，不得不下死劲来反抗你们，你忘记了困兽犹斗么？你们把土豪劣绅四个字造成了无数新的敌人；你们赶走了旧式的土豪，却代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你们要自由，结果仍得了专制。所谓更严厉的镇压，即使成功，亦不过你自己造成了你所不能驾驭的另一方面的专制。

正如方罗兰动摇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个人生活中，他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而难以抉择。其妻陆梅丽是《幻灭》中静女士的变形再现，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传统女性。与方罗兰结婚后，她越来越想退回家庭，面对着时代变迁而不知所从。她虽然不像静女士那样多愁善感，但却因现代生活的复杂而觉得惶惑与感伤。孙舞阳则是《幻灭》中的慧女士的变形再现，象征着现代新女性。孙舞阳比慧女士更加艳丽性感，在性上也更加开放。她投身革命显得很果敢，那种玩男人的姿态是当代木子美的先驱。在很多男人趋之若鹜的情况下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其间，以致使嫉妒她的女性说她是妖艳**玩着多角恋爱的“公妻榜样”。方罗兰不能离弃他的妻子，又抵御不了孙舞阳的**，他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感到无所适从。小说结尾，方罗兰带着梅丽与孙舞阳逃到一座破败的尼姑庵避难，这座破庵象征着古老的中国；而在梅丽梦中，破庵倒塌压垮了一切生机，则是对国民党右派摧残了中国之希望的一种象征。瞿秋白临死前在《多余的话》中将《动摇》与《罗亭》《安娜·卡列尼娜》《阿Q正传》《红楼梦》相提并论而不提《子夜》，值得关注。

若将《幻灭》与《追求》易位，更切合作品演进的内在逻辑。从追求、动摇到幻灭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知识青年的普遍心态。《幻灭》中的静女士不断幻灭，但还在不断追求；而在《追求》中，所有的追求与希望都成了“死神唇边的笑”，这是蒋介石大屠杀造成的知识青年真正幻灭的表现，因而表现的是浪漫感伤的一代知识青年的现代困境，这是中国式的“迷惘的一代”与“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再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章秋柳是慧女士、孙舞阳的传人，但却比前二人显得感伤颓废。在同学聚会上，她再次见到求学时的恋人张曼青，自己都感到诧异，因为过去那个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张曼青早已死去，变成了一个眼光如豆而追求实际的人。然而，即使是张曼青放低姿态，从政治救国转向教育救国，也仍在现实中碰壁；而他追求到的娇柔女友，婚后却变得悍泼无比。另一同学王仲昭，在新闻救国的旗帜下实行半步半步改革，并且从主编那里争取到自己负责版面的自由，他的这些努力都是在博得漂亮可人的恋人陆俊卿的爱，然而婚期临近，陆俊卿却出了车祸。看破红尘的同学史循（取历史循环之意）最为悲观颓废，整天琢磨着怎样自杀。章秋柳为了将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以少女之身拯救他，然而史循还是在恣欲与酗酒中死去。章秋柳染上梅毒后那种坦然态度，更表明这群知识青年感觉生不如死的颓废。于是，同学聚会、野餐就成为他们之间倾吐痛苦的场合。张曼青说“现在的时代病”就是“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闷”。

《蚀》三部曲具有浓重的抒情性，很难用任何一种文学上的“主义”来加以简括。可以说，《蚀》三部曲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与颓废主义的杂糅。具体而言，茅盾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倡导现实主义，在《蚀》三部曲展示主人公赖以活动的社会背景与细节描写上都有表现，然而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与浪漫抒情在三部曲的主人公身上表现得也很充分，而茅盾推崇的梅特林克等人的象征主义技巧在三部曲中时有运用，大屠杀后知识青年那种幻灭感与孤独感又与世纪末的现代主义契合。

在创作《蚀》三部曲的同时或稍后，茅盾还创作了《创造》《诗与散文》《自杀》等短篇小说。《创造》中的君实开始嫌新婚妻子娴娴封闭、满足，甚至有飘然出世之思，就以新文化对她加以洗礼，给她阅读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的书。娴娴果然在性上变得热烈，对新事物的关心超过了对他的关心，直至最后竟离弃了他。《诗与散文》中的诗象征着女性的怕羞、幽娴与空灵，散文象征着女性的热烈、性感与肉感，青年丙占有了散文式的桂女士，又想追求诗一样的表妹，然而最后桂女士与表妹双双离开了他。这两篇小说都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自杀》则具有浓重的抒情性。环小姐寄居在姑母家，在“五四”新潮的洗礼下她暗示姑母恋爱婚姻要自己做主。然而，那位与她春风一度的男子离开了她，而她却怀上了身孕。她在自杀前那种情景交融的抒情，具有感伤色调。

《虹》是一部从《蚀》三部曲向《子夜》过渡的长篇小说，然而却并没有因为这部小说的过渡性质而牺牲艺术，较之《蚀》三部曲也是非常出色的。《蚀》三部曲那种浓重的抒情情略有变淡，象征技巧仍在使用。小说仍运用女主人公的视角看世界，然而，与《幻灭》中的静女士与《追求》中的章秋柳不同，梅行素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女性形象，从而使小说对人生的刻画也更加深刻。小说开始描写女主人公挣脱出四川而在前往上海的船上，第二章到第五章倒叙她在成都的经历，构成了对五四时代的象征。梅女士在益州女校受到新文化的洗礼而追求个性自由。她爱上的是表哥韦玉，然而父亲却将她许配给表侄柳遇春。由于患肺病的韦玉奉行的是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她认定自己的初恋不得不在含苞时期就僵死。柳遇春的殷勤加上父亲的威逼，她还是嫁给了柳遇春，但她却没有随遇而安。在她的反抗下，柳遇春从把她据为己有到恳切哀求她回家，变化很大。当柳遇春将奋斗的艰难与对她真正的善意倾诉给她时，她被打动了，然而她受不了柳遇春在性上无休止的索求又开始反抗。柳遇春不得不出去住旅馆，不过再次亲热，梅女士为他带给自己的妓女味而恶心。她向好友徐绮君求援要离开家庭的樊笼。梅女士离弃了传统而向往现代，然而传统中的善性也会打动她；她追求新文化与进步，然而又看到新文化旗帜下进步阵营的种种腐败现象。那位目睹过火烧赵家楼现在整天愤世嫉俗的黄教员，竟在妻子的眼皮底下与名义上的妹妹黄因明私通。梅女士将其妻子对此事的唠叨写成文章，报社竟然改为“打破旧礼教”，以至于使梅女士想：“一切罪恶可以推在旧礼教身上，同时一切罪恶又在打破旧礼教的旗帜下照旧进行，这便是光荣时髦的新文化运动！”

小说的第六章到第七章所描写的梅女士在泸州师范学校小学部任教的经历，恰恰就是对新文化经被小和尚念坏的典型，是茅盾眼中“五四”后与革命到来前的中国文化界现状的象征。这些教员都在利用新文化中饱私囊，打着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旗帜放纵情欲，钩心斗角。在梅女士眼中他们吃“打倒旧礼教”的饭，正如传统文人吃“子云诗曰”的饭一样。这里的惠师长提倡新思潮，却在女性解放的旗帜下派义女杨琼枝当花鸟使搜罗漂亮女人，连刚到此地的梅女士也在被搜罗之列。谣言盛行，新文化仅仅是借口，人们屈服的还是权力，因而这里亦非梅女士久留之地。小说第八章接续第一章，描写梅女士到了上海，遇到了共产党人梁刚夫，也遇到久违了的现在已是革命者的黄因明。她深深为具有钢铁意志的梁刚夫所吸引，梦里都想与梁刚夫缠绵，然而过去几乎是所有男人追逐对象的她，现在却不能打动梁刚夫，她只能在梦里索取梁刚夫的爱。与此同时，她还爱上了一种“主义”。在这种爱与主义的影响下她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五卅运动”。第八章到第十章艺术上并不成功，梁刚夫的形象缺乏血肉与生动性，结尾也落入革命加恋爱的俗套。然而总体而言，《虹》还是一部表现从“五四”到“五卅”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优秀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