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恨情愁里的人性探究

前文已指出，谭正璧通过历史小说抒发的“感时忧国”之情怀，无可奈何地带上了一种“潜隐”的特征。同时，这种潜隐的特征又使他在无形之中突破甚至超越了特定时期的“感时忧国”，使得他在作品中能够以艺术的态度，关注生命个体，探索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生活，思考人类的生存境遇和个人国家的命运等问题，从而也使得他的这些历史小说作品具有了更为丰厚多棱的文化心理内涵和艺术品位，根本区别于那些因过于功利而显得粗糙简陋的“战时宣传”作品。

首先，谭正璧在小说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及对所谓的“革命部队”的嘲讽。他不惜笔墨直指战争的残酷和罪恶，如《舍生堂》故事的起因就是战争，战争差点毁灭了人类：“大约在十年之前，战神忽然来到了大地上，北方出了一个勇敢贪婪的酋长，他想占据整个世界，把其他一切的民族统统灭掉。于是他起兵向四方作战。他对和他对抗的异民族只有杀戮没有投降，所以到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最残酷的，就是向他们投降的人，他们也把所有男人，无论老幼壮丁，一概杀死，仅剩寡妇孤女留着。全个世界已被他征服了一半，人类也被他灭掉了一半的一半。”而在《还乡记》中，乡亲们淳朴善良，辛勤劳作，但是在连年的征战之下，生活越来越艰难，留存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寡妇孤女，还要承担着这样那样的战争供给。然后，作者对发动战争的目的之虚假自私加以揭露，《孟津渡》直接对姬发、姜尚伐纣的目的进行了揭露：“这消息在我们文人中早已传得好久了。说什么西伯侯姬发奉了他父亲姬昌遗命，拜姜尚为师，因为今上皇帝无道，他要出来吊民伐罪。其实，他要做皇帝，尽管说要做皇帝好了，说这些冠冕的话骗谁？”同时也深刻批判了掌握武力的姬发及其“王师”对百姓的强权压制、暴力和野蛮行径：“不是这样说，百姓那会欢迎他？”“就是那样说，百姓也那敢反对他？”“哈！哈！你的话很对，谁有武力，谁的话就是真理！”献粮的场面也是极其荒唐的，在大家还没听懂“献粮”这句话时，“早见那班‘王师’们都像生龙活虎似地跳过来，把他们手里的饭箪和水壶都接了过去。有的连人也拉了过去”。等“王师”走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几十个年轻的女代表都失踪了，她们被“王师”也“接收”了去。至于《还乡记》中的刘邦及其士兵，比之姬发和“王师”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讽刺的意味就更强了，汉高祖刘邦原来就是“十几年前人人不齿，人人都诅咒他早早滚开”的“酗酒无赖的刘三”，他带来的士兵直接就在百姓家大吃大喝，酒足饭饱之后凌辱杀害寡妇孤女，而刘邦反而还在乡亲们面前假惺惺地大唱“大风起兮云飞扬……”

当然，作家对侵略、“革命”或“造反”战争发动者们的深刻揭露与批判，绝不意味着他赞同或颂扬在侵略者与邪恶暴力面前一味忍让退缩，不敢抗争。相反，作家反复表现的是，面对异族或敌人的侵入，企图用退让妥协来保全国家、保住自己的安逸生活，更不可能。《女国的覆灭》中，在得知穆王到来的消息后，西王母向全民下达的命令是“任他们要怎样就怎样，一切只有顺从，不能有一些的反抗”。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不抵抗政策的讽刺和批判。而在西王母的“不抵抗政策”之下，结局是一个古老国度毁灭了。至于南唐后主李煜，集皇家权力与文人才华于一身。一味地妥协、退让终于导致国亡家破、自己被囚禁、妻子被凌辱的结局。虽然他最后终于醒悟：“早知今天，我悔不当初听陈乔的话！”然而毕竟是：“可惜你懊悔的太迟了！”（《流水落花》）这可以说是作者对在外敌入侵之下某些人的抗战态度及这种态度将要引发的后果的思考和忧虑。而秦王子婴在逢迎了刘邦的同时无疑惹怒了项羽，于是被项羽关在阿房宫里一把火烧了三个月（《楚炬》）；至于那些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投靠了对方、企图用谄媚逢迎来苟且偷生的人，则更是难以如愿了。《琵琶弦》中的秦努才本生在南方的国度，因为内乱逃到北方来，恰逢北齐文宣皇帝收用南方来投降的人才，他靠朋友引见也做了个小官。这里是鲜卑人的世界，对汉人生杀予夺任意为之，对此他很悲愤，时时想回故乡，但是故乡“正被陷在金风铁雨中，更不如这里有着暂住地平安，那份恨又不由得渐渐松弛下来了”。秦努才在这里生活处处小心，小心地侍奉着皇帝和鲜卑人。为了让儿子也能在这里有立足之地，他给儿子请教师学习鲜卑语言和鲜卑才艺琵琶，请教师的汉人有很多，秦努才对教师们又是赔笑脸又是加薪才留住老师。然而他们父子终究还是难逃一死。在鲜卑的一个节日里，皇帝开宴，正逢秦努才告病在家，但是为尽臣子的礼节，他就让儿子秦小努代他出席。秦小努所在的殿上，代表皇帝做主人的是新从蒙古来的皇帝的远方族人，主人自己弹唱了琵琶，又让宾客轮流弹唱，秦小努一点也听不懂主人的话，在酒醉的情况下，说要用主人的琵琶，结果弄断了主人的琵琶弦，这是鲜卑人最大的忌讳，于是大祸临头。秦努才在得知这个噩耗后，立即昏厥过去了，断断续续在口中吐出：“这……这都是……向人……谄媚……的结果！”个人的愤懑和民族的悲愤尽在此句之中。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沪渎垒》中的袁嵩，忠诚贤明，坚守职责，不惜生命，部下们对他也有情有义，拼命杀敌，在得知太守被贼兵杀害后，仍然顽强作战，杀出重围，又奋勇杀回将太守的尸体从贼兵那里夺回来。这种将士们身上的正义忠勇正是作者所礼赞的。

另外，谭正璧还在作品中思考着有关人的生存出路和人类种族延续的严肃主题，表现了博大的人类生存意识和心怀天下的情怀。如上述《奔月之后》，嫦娥抱着对月宫美好生活的憧憬偷吃了仙药，飞到了月球，但是她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生存问题。她降落的地方是“一片茫茫的原野，天空里不见一只飞鸟，大地上没有一只走兽，人当然没有”，到这个时候，嫦娥“起了万分孤独的悲哀”，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她“不觉有些懊恼起来”。现实是残酷的，她翻过山到达地面，但是“地面上也和山面上一模一样，也是没有一株树木，一棵小草。脚踏在上面，也软得像绵胎，俯下身子用手去摸，又全像山石一样，没有冷觉，也不感到暖觉”。她没有目的地只管在地面上向前走，但是她终于还是饿了，也许她将在月球上活活地饿死。

还有《舍生堂》所讲的三百罗汉“为了挽救人类的灭亡”而舍身破戒的故事。这三百个和尚自幼出家，完全与世隔绝，但是突然有一天一个陌生男人来访，告诉他们灾难降临人世：北方一个残暴的酋长发动灭绝异族的战争，只有杀戮没有投降，把所到之处的所有男人，无论老幼壮丁，一概杀死，仅剩寡妇孤女留着，虽然酋长病死部下解散了，但是“全世界已被他征服了一半，人类也被他消灭了一半的一半”。“在那些被他**的地方，男子都已被他杀尽，等到这一代的女子都老死后，人类将从此绝种。”这个男人是附近数千里仅存的一个男人，侥幸逃过屠杀，漂流在荒山野林好多年，在酋长死后才敢回故乡。“为了人类，为了祖国，他就到处去找觅那些像他一样侥幸漏网而藏身在山野里不敢出世的男人，一同回去尽那绵延人中的神圣的责任。”而方丈恰恰在前夜梦到已故方丈托梦与他：“世界一半人类将遭灭亡，我已接受我佛的旨意，必须使我全部门徒，舍身下山到各地一行，以完成他们对于人类本来应尽的使命。”于是佛教徒们接受了这个最苦难的工作，这样人类才得以延续。

作为一个有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人文修养的学者，谭正璧不仅在小说创作中继承了传统文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关怀，尤其表现在对弱者和女性感情生活的失意及社会地位低下者的同情和关怀，还在这些情爱传奇的书写和对人类生存的思考中，表现了自己对性与欲等人类本能的理性态度。如上述《女国的毁灭》中，穆王及其部下的到来，给女国带来了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或者说情爱，女国沉浸在从来没有过的欢乐喜庆之中，但是无奈她们终于还是要恋恋不舍地送走这些男人们，从此这些神仙女子们陷入相思之中，在翘首昂盼中渐渐衰老憔悴，虽在仙境锦衣玉食，但是却再也没有了快乐，再也做不到无忧，一句“穆王何事不再来？”道出了一个个女性（即使她们是神仙）对爱情、情爱的渴望和呼唤。谭正璧用他的笔，把原本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还原成一个个有情有欲的凡人，表达了自己对孤独寂寞的女性神仙们的人性关怀；至于《落叶哀蝉》中汉武帝的痴情则说明，作为封建皇权的最高统治者，也有着与平常人一样的真情实爱和内心世界。

在《舍生堂》中，作者这样直言：“他们和她们的结合，是要完成神圣的使命”。他们所到之处，“她们对他们都肃然起敬，都像对待神圣样的奉侍他们。”“她们也像接送天使样的既把他们恭恭敬敬地接进来，也恭恭敬敬地送出去。”在这里，“性”没有丝毫污秽之处，“性”只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事业——“为了挽救人类的灭亡”。在《摩登伽女》中也是如此，摩登伽公主是一个为追求自由独立而与丈夫离婚的女子，她对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公平命运非常不满，立志要替一切女人复仇，于是她在加入邪教学了法术之后，就运用妖媚法术吸引男子前来“寻欢作乐”，因而得到了“世界第一**女摩登伽女”的“金字招牌”，“有许多许多的异教中的先德们的戒体，都被毁在她的**欲里”，就连前来劝化的修士阿难也没有逃脱，成了她预算中的最后一个也是第一百个男人。这是谭正璧小说中“性”的成分最突出的一篇，但是谭正璧表达的主旨还是与《舍生堂》一样：“性”源于“因果”，是让摩登伽女实现功德圆满的手段。所以《摩登伽女》的结局是这样的：“一念回头，万恶尽消！尔摩登伽女子，从此度过苦海了！”“这是因果。佛法虽宏，因果难灭。彼摩登伽女前生为男身，曾**百女，惟性慈祥，日行一善，故仍得人身，惟为女形，乃启**心，迭失百男，以偿宿孽。阿难前身为百女之一，故不能不遣之自往，以全其劫。现今此女既了宿孽，故得皈依吾教，为吾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