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爱传奇里的感时忧国

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可以说是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但是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又似乎不合时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不可能心安理得的对祖国和民族的灾难坐视不管，但政治又是不可触摸的禁忌。因此沦陷区的作家们大都面临着“言与不言”的两难处境：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能够领略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若他“言”而无何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1]

当然，谭正璧等上海沦陷区作家面临的不仅仅只是这种“言与不言”的两难选择，而是更严峻的言论环境，“保家卫国”“抗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说的话”，但是在上海沦陷区，谭正璧们所遇到的“压制”，是凶残、庞大的日本侵略者及其军队控制下的军国统治政权。日伪反动政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而执行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同时拉拢所谓的“御用文人”创作有利于他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作品。在这样的“蚕食”政策之下，大批的进步书籍被焚毁，进步刊物和书店被封查，爱国文人被监禁和杀害，这都给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尽管因家事所累，谭正璧不得不滞留上海，但作为一名有民族气节的学者，他坚决不向反动统治妥协，甘愿“潜隐”起来。当然，文化名人的“潜隐”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日伪的压制和迫害之下，他的生活日益陷入窘境，他的妻子因忧成疯，一个儿子因断乳而饿死，两个孩子因无力抚养而让人领养，他自己也身患各种疾病。他的妻子蒋慧频本是他的学生，两人于1928年结婚，婚后夫唱妇随感情甚笃，妻子是他学术研究的得力助手；对于儿女的生离死别，更令人痛苦无比，他曾写过《哭一个无知的灵魂》《送婴篇》等文章表达自己的悲愤。[2]这种莫大的悲哀和伤痛一直折磨着谭正璧的灵魂和肉体，直到晚年谈起这些事情时他还心痛不已。

不愿妥协却又无以为生，真的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那么赚取稿费以卖文为生，也就成了他唯一的生活出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忍气吞声、腼颜握管者，地非首阳，无薇可采，与其饿死，不如赖是以苟延残喘”，“各书局皆停止收稿，而一介书生，又无从改业，不得已，开始为各定期刊物写些十多年不专门写作的文艺作品”。 面对着家亡与国破的现实处境，他的心情又岂止是悲哀和伤痛能够形容的。“赖是苟延残喘”的他，在政治不能谈，也无甚可谈的情况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以此来安慰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他笔下的爱情几乎都以悲剧告终，也可谓谭正璧内心苦涩的投影。

谭正璧在创作中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这既是他在巨大生活压力下采取的生存之道，也隐含着他对殖民当局和现实处境的强烈不满与愤懑。在《琵琶弦·题记》中，谭正璧这样回忆说：“在上海完全成为不自由土地以来的四年中，我为了生活，曾经写过许多别的文人所不愿写的文章，其中十九都和历史有关，有论文，有小说，也有剧本。在尽可能范围内，我始终抱着两个主旨：一是借题来灌输抗争意识；一是借事来暴露敌伪丑恶。”这几句话就明确地表明了谭正璧的部分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旨。他的历史小说就是根据那个时代的种种现实有感而发，有对民间正义精神的张扬，有对战争的批判，也有对家国危难的忧虑，体现了作者心忧天下的文人情怀。其中，有些小说取材于历史上政治性较强的事件，更能表现出谭正璧的政治倾向，如《孟津渡》《还乡记》《楚炬》。打着讨伐暴君旗号的姬发和姜尚不过是想自己做皇帝罢了，而所谓的“王师”也与强盗无赖无异。《楚炬》写工于心计的刘邦幕僚和长于投机的商人，否定了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行为——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投机倒把、发战争财的官商的批判；《滕王阁》写无能文人攀附权贵、嫉贤害能、欺世盗名——侧重讽刺沦陷区一班媚敌附逆文人得势得意的丑态。

谭正璧从历史、民间中取材，写男女爱情、知音感遇、文人逸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现实小说的性质，借历史小说的形式来表现”。[3] 因此，虽然谭正璧在历史小说中大量表现男女爱情、情欲及对知音的感遇和渴望，但仔细分析文本，联系谭正璧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生活际遇，就不难发现谭正璧在这些风花雪月、野史逸事的故事之下隐藏着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他是在“借历史故事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感时忧国的情怀。在谭正璧的历史小说中，同样不乏影射战争、讽刺军队的句子和指涉民族和国家的存亡的语句，这都显示了作者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忧虑，只不过由于形势所迫不能表现得太明显罢了。他对历史小说形式的借用、对传统题材的采用，使他对现实的感慨、他的“感时忧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潜隐的特点。而由前面的论述已知，谭正璧历史小说中的爱情无一例外的以悲剧告终，并且“爱情”的破灭大多数都伴随着一个国家、民族或家庭的生死存亡。作家直接呈现的是爱情的悲剧，间接表现的是家国的生死存亡，这二者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对应。比如《女国的毁灭》，小说的题目就点明了主题，表面写西王母及女国女子爱情的丢失及对爱情的盼望，实际上是写一个神话般的女国是如何毁灭的。在遭遇和失去爱情的过程中，女国的女子再也不能青春永驻，再也不能长生不老；女国中再也不是只有女人，而是有了小孩，有了新老更替和人的繁衍，这个神圣的仙境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凡俗的人间。在作家笔下，爱情只是一个象征。作家更想借助爱情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批判。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中华民族也正经受着外族的入侵，正值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对照小说与现实，让每一个读者不得不深思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在这里，爱情是作者表现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突破口。他是在借爱情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的处境，现实不仅与理想相去甚远，而且目前现实的生活是残酷暴力的，是悲哀冷酷的。还有，“在极东的地方，有个叫做中国的国家。在那里的人个个都孔武有力，动不动就彼此相杀，常常弄得遍地都是血腥”，这是直接对中国内部分裂及争斗的影射，是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批判。

[1] 季疯：《言与不言》，见钱理群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583页。

[2] 储品良：《耕犁千亩实千箱——记中国文史文献专家谭正璧先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3）。

[3] 谭正璧：《长恨歌·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