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传承中的文人雅趣

中国历史发展到现代，虽然新文学作家们一致高举反传统、反对旧文化、反对旧文学的大旗，但是民间的神话、传说等资源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繁荣发展中仍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很多作家都从民间资源中汲取营养，不管作家们对它们的态度是褒还是贬，民间资源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谭正璧作为一个在文学史研究及文献考证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他对中国古典文献资料、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都非常熟识，当他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那些神话、传说、故事等便很自然的成了他的故事原料。所以他的历史小说都取自传统古典题材，有民间神话，如嫦娥偷食灵药飞入月宫（《奔月之后》）、西王母与穆天子的故事（《女国的毁灭》）、清溪小姑与凡人约会（《清溪小姑曲》）等；有历史传说，如采桑娘不计前嫌搭救被困的孔子师徒（《采桑娘》）、侍妾绿珠与杀父仇人石崇的爱恨纠缠（《坠楼记》）等；还有文人故事，如痴情读者暗恋汤显祖相思而死（《金凤钿》）、大诗人王勃遭人嫉妒陷害落魄流浪（《滕王阁》）等；也有宗教传说，如《舍生堂》《摩登伽女》。在小说中作者还常常引用一些优秀的民间歌谣作为小说文本的一部分，如《清溪小姑曲》中，赵文韶在溪边漫步时触动了乡思，于是就诵念了几首民谣《西乌夜飞》来发泄他心中的积悒。这些历史传说、民间神话、文人故事、宗教传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关典籍中都有记载，当它们被作为创作素材时，对于精于古典文学史研究的谭正璧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他对这些题材原料的理解和利用也是颇有独到之处的。他对这些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学题材的眷恋和回应吧。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谭正璧创作这些小说时，正处于日本侵略和当局的迫害与高压下，那么他选择这些颇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正是有意识地对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固守和传扬，流露的正是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

在创作中，对于那些神秘超凡的神话、传说，谭正璧作了合情合理的解构。他消解了神话、传说的神话性和神秘感，把神话、传说拉入现实中加以人化、凡俗化、合理化。比如，在《山海经》的记载中，西王母等人是虎首人身豹尾的怪物，但是在小说中“她们都是美貌年青的女子”，她们也有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女国的毁灭》）；在传说中，汉武帝最喜爱的妃子李夫人逝世后，汉武帝思念李夫人至极，李夫人于是显灵来与汉武帝幽会，但是在谭正璧的笔下，这只不过是臣子们怕皇帝荒废朝政而设下的一个计谋而已（《落叶哀蝉》）；“独处无郎”的神仙清溪小姑夜会文人的故事，在谭正璧的小说中，却变成了一个小姐带着丫环模仿了清溪小姑的装扮，拿了和清溪小姑一样的乐器，在深夜偷偷与文人相会，把事情转嫁到了清溪小姑身上。

此外，谭正璧那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作品中也得到诸多体现。他的有些作品开首就引用古典诗词，根据一首诗词的中心思想生发出一篇小说，并强调这个中心思想。比如小说《奔月之后》，小说正文之前先题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小说立意在后两句，强调嫦娥对奔月的后悔，着重生发嫦娥对美好家园的怀念、有家难回的痛苦及对自己的行为——偷灵药奔入月亮不能返回的复杂的感情。《女国的毁灭》也是在正文之前先题李商隐的诗《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再来？”虽然也写了女国的西王母及众女子们对穆王及其属下随从的思念和盼望，但是正如小说题目“女国的毁灭”所点出的，谭正璧在这篇小说中重点是写一个神秘的国家、民族的灭亡，这是借李商隐的诗词对神话传说重新作出解释。作者引用诗词，开首就定下一个饱含诗意的基调，在行文中也是不以情节取胜，而注重诗意的营造。他几乎在每一篇小说中都引用至少一首诗词或民间歌曲。有些小说更是直接写文人的逸事，《华山幾》《百花亭》《清溪小姑曲》写了文人的艳遇、偶遇，也写了文人多情痴情的性情。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并流传下来，本身就源于文人附庸风雅的情趣。另外还有些是利用古典文学中的作品改编而成，《还乡记》是根据元代睢景臣的散曲《高祖还乡》戏谑而成，《琵琶记》是根据《颜氏家训》和《洛阳伽蓝记》而作，《摩登伽女》根据《楞严经》戏作，这些都可看出谭正璧在学术研究之余的闲情逸趣。

谭正璧的这些历史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或平淡自然，或诙谐讽刺，或意境悠远，无一不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继承，“合乎自然”而又“邻于理想”，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都与作家本人的古典文化修养息息相关。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素有推崇“自浓归淡，以淡为宗”的审美传统。平淡美被视为诗之极致境界，从老庄时代就开始推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1]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标举“冲淡”为其中一品。宋代时“平淡”形成了美学潮流。宋人梅尧臣曾明确地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苏东坡虽然写过“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可还是主张“发纤橄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欣赏的是“似澹而实美”的诗作，“精能之至，反造疏淡”的书法，“微音淡弄”的音乐。他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苏轼《与二郎侄》）自然天成、大巧若拙是“平淡”的特征，它不是浅、薄，而是从深、厚中来，是厚积薄发，是深入浅出，是自浓归淡；不是“中边皆淡”的淡薄无味，而是“似淡实美”“外枯中膏”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谭正璧的历史小说即是如此，不追求华丽、浓艳的画面，而中意于平淡、委婉的语境，让一切事物自然而然地发生进行，而不是刻意地雕琢。“花自飘零水自流”般淡然舒缓的情节，一切都如流水缓缓而行，营造“脱尽脂粉、洗尽铅华”的淡薄意境。在情感上，也是力求节制，那淡淡的悲，哀而不伤，如潺潺流水缓缓流入，于风轻云淡、水流花落中悄无声息地抓住读者的心，让读者沉浸其中久久回味。比如《华山幾》《流水落花》《落叶哀蝉》《女国的毁灭》《清溪小姑曲》等都是这样。

谭正璧历史小说中表现出的诙谐意味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如《滕王阁》《还乡记》《孟津渡》《采桑娘》《楚炬》，在诙谐中有对历史的敬重、对人民大众的热爱和悲悯关怀。《滕王阁》在写王勃的落魄的同时，刻画了新任洪都府都督阎伯屿和未来女婿吴子章的无耻可笑的丑态。吴子章本不会做文章，只是因为攀上了都督这座丈人峰，就被捧上了文坛的最高层。他的发达史是这样的：“她（都督千金）给他爬在后花园的墙上几次的引逗后，芳心耐不住春闺的寂寞，就很快的由他实际的乘上了龙，而堂堂的一府都督，立刻成了他将来依靠不尽的丈人峰。丈人峰又到底不愧是丈人峰，他向当地官民一宣布他成了他的女婿时，捧他的文章立刻接二连三地在府报上刊布出来。其实他还是在实际地乘龙之后，才在府报上发表出首调情诗，不料便给那批都督府里的帮闲文人竟捧上了三十三天，说他可以媲美古代的建安七子，奴视当代的王、杨、卢、洛。”（《滕王阁》）“丈人峰”还真是个好丈人，为了捧自己的“乘龙快婿”，专门搞了一个“文人大会”，让女婿默写出他事先代为写好的文章，但是这个女婿实在是令人失望，读了一整夜也“只记得了十分之一二，翻来覆去只背得出开首一二百字，后面的再也想不下去”。只会在都督千金面前施展“媚术”，极尽下跪讨好之能事，然后就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去弄到了一张缉拿徐敬业余党王杨卢骆的令文”，“兴冲冲地带领几名府兵”去捉拿比自己有才华的人。《还乡记》《孟津渡》《楚炬》写的是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及其事迹，在诙谐的叙述中，更多的是对刘邦、姬发、姜尚等人物及其不良事迹的讽刺。

另外，读谭正璧的历史小说，也常常被小说中淡然悠远、欲说还休的意境所感染。“风花雪月皆有寄，楚雨含情皆有托”，自古以来，借物寄情，托物喻意，就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2]总之，在中国古代士人眼中，情有多种寄托方式，有多种表达形式，能够生成深远宽广的意境。谭正璧的小说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常常在小说中营造一种诗词的气氛和意境，比如《女国的毁灭》，“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成功地营造出西王母对穆王咫尺天涯之间，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情感窘境，其舒缓的节奏、流畅的语言、微妙的心理意识、对个体的高度关注等营造了含蓄的诗的意境美。

[1] 《庄子·刻意》。

[2]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