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巴金作品里的法德战争

1914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处于欧洲中心地位的法国自然难守中立，同年8月3日，德国迫不及待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些政客“为了法国，为了共和国，为了全人类”一类冠冕堂皇的口号的感召下，法国各阶层民众普遍支持政府参战，不同政党也在“爱国”旗帜下暂时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然而战事的进展却给不少法国百姓浇了一盆冷水，法德之间展开了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和阵地战。当年被妇女们挂到战士枪托上的鲜花早已凋谢，一股厌战和反战的情绪也从普通民众乃至前线将士的心底滋生起来。在法国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们空前地活跃起来；广大工人则以持续的罢工愤怒地发泄对战争的不满。虽然这场耗时四年之久的大战最终以法国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法国早已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伤痕累累。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惊人的损失，战争也给法兰西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巴金是1927年离开上海到法国留学的。虽然大战已结束了近十年，但法国民众并没有完全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青年巴金不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法国人民那刻在心底的伤痛，而且和他们一道对那场前所未有的人类浩劫给予了理性而深刻的反思。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其中最基本的主题之一。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棱体。站在军事家的立场看，也许战场是逞才斗智的绝好场所，战争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一门精彩对抗的艺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把战争诉诸文艺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敌人的凶暴残虐和我方将士的英勇报国、誓死杀敌。但作为一名文学家，看待战争是否还应具备一种发自内心的“超越”眼光？我们在许多世界名著里都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情感意蕴，但遗憾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战争的看法几乎都没有脱离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立场。这当然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多次遭受异族铁骑践踏和**的残酷现实有关，不过，如此多的作品都从同一种角度同一种立场来表现同一种文学题材，自然也就无法体现出美学形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如果没读到巴金早年的这些异域小说，笔者还真以为中国现代作家对类似主题的表现是一片空白。巴金涉及异域战争题材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它们几乎表现出一致的“反战”倾向。在短篇小说《丁香花下》中，作者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奇特而悲惨的故事：一名法国士兵安德烈杀死了敌方的一名伤兵，但他却发现对方恰恰是自己妹妹的情人路德维奇。安德烈最终也战死疆场，他临死前给妹妹写了封忏悔信，把真相告诉了妹妹。他在信里这样控诉道：“战争！我们以前曾经热烈地相信而且宣传战争是光荣的，神圣的。我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好像赴盛筵一样。然而在战场上我才看见了战争的另一面。我听过垂死人的呻吟哀号。我看见活人被撕裂成碎片，血肉和白骨散布遍地，让鸟啄狗啃……”从做小学生的时候起，老师们就向安德烈灌输了无数英雄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故事，并教导安德烈以他们为榜样。于是，为了做一名“拯救祖国的英雄”，安德烈在战场上毫不怜悯地屠杀一切敌人，连丧失了抵抗力的俘虏也不放过，因为“杀敌愈多，愈是英雄”。但他在成为“英雄”的同时，却也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在临死前，他向自己的妹妹伊弗莱小姐忏悔说：“我知道在你那纯洁无垢的少女心灵中，会有一个最公正的评价。”很显然，巴金强调的是：历史最公正的评价者应是充满慈悲、爱好和平的普通民众，而不是少数“历史英雄”或执政当局。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作家是怎样怀抱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阔胸怀，满怀悲悯与悲愤地描写着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

在另一篇小说《房东太太》中，作者借一位房东老太太之口发出这样愤怒的呼号：“我没有儿子，这是我底幸福。如果生了儿子，单为着送出去受人虐待，让人残杀，还不如不生的好。”这篇小说是根据一位朋友的初稿修改而成的，非常深刻地表现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与悲伤。而《墓园》里的那位老教师，退休后自愿到一处墓园里去看守墓地，因为那里面埋葬着他的许多学生，他们都是被战争夺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在哭——我的学生……他们被逼着抛弃了自己的志愿，在战场上断送了性命……说是为了法国。……”白发人为黑发人守墓，人世间最大的惨痛莫过于此了。

在这里，巴金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从普遍人性的角度，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极大珍视。——当然我们可以想见，巴金的声音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文学毕竟不能总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巴金的声音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又是多么珍贵的声音，因为文学最看重的是个性，最忌讳的是千口一声，千篇一律。借助于那些和中国近现代社会没有直接关联的异域历史的表现，巴金向读者展示了他那博大宽广的 “人类情怀”，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匮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