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讴歌着“梦境中的英雄”：巴金笔下的巴尔托·樊塞蒂

在巴金的这些异域历史小说中，短篇小说《电椅》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这并非由于它在艺术上多么成功，也不仅因为这篇小说突出体现了巴金通过文学创作为“主义”斗争的愿望，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作品中关于主人公樊塞蒂之死的描述，集中展示了巴金创作个性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通过人物的非正常死亡揭露社会或反动当局的罪恶，以及对殉道者在死亡面前那**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怀的艺术表现。

《电椅》以速写的形式描写了“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在美国麻秋谢省被法院判处死刑的情景。这里的“两个意大利人”，就是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巴尔托·樊塞蒂（又译为凡宰地），和他的朋友鞋匠萨科（或译为“尼克”）。巴金和樊塞蒂的交往早已众所周知：樊塞蒂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谋生来到号称“希望之国”的美国，却因为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劳工运动，于1920年被美国当局以“强盗杀人”的罪名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曾轰动一时，世界各国的劳工组织和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纷纷发表声明以示抗议。年轻的巴金曾虔诚地给尚在监狱中的樊塞蒂写信，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和希望。樊塞蒂则在回信中给了这个来自古老中国的热血青年以真挚的鼓励，这深深地感动着巴金的心灵，他亲切地称樊塞蒂为“我底先生”。年轻的巴金和罗曼·罗兰、巴比塞等法国知名人士一道，加入到营救斗争的行列。巴金曾天真地以为，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当局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会取消对樊、萨两人的死刑，然而他错了。1927年8月22日，樊塞蒂最终被杀害。消息传来，“巴金窒息得快要疯了。他写了一封一封的信，寄到各地去，打发自己的怒火和对美国政府暴行的控诉”。[1] 巴金还写了《死囚牢中的六年》《萨科与凡宰地之死》《死者与生者》等散文，以寄托对两位受难者的哀思并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又将樊塞蒂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的故事》翻译成中文出版。

樊塞蒂的崇高人格及他从容赴死的事迹对巴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巴金正是在与樊塞蒂通信的过程中，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的。虽然很难确证《灭亡》中的杜大心形象有多少樊塞蒂的影子，但樊塞蒂事件深深刺激了年轻巴金的火热心灵，促使他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时隔五年（1932年）之后，巴金又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短篇小说《电椅》，继续控诉美国政府的暴行。作家愤怒地写道：“他为什么应该死？他一生不曾杀过一个人，偷过一件东西，流过别人的一滴血，抢过别人的钱。然而他却因为强盗杀人罪被判了死刑。”——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类似的话语在巴金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例如《家》中关于鸣凤跳湖自杀的那段描写，向来被中外学者一致认为是整部《家》中最具艺术震撼力的文字，其中就写道：“她（按：指鸣凤。）从不曾伤害过一个人。她跟别的少女一样，也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子。”可是她却被罪恶的封建大家庭剥夺了正当的生存权利，只能以结束自我生命的决绝方式，捍卫自己的清白和人格；而《寒夜》中的汪文宣在去世前也这样质问：“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连汪文宣的老母亲都愤恨不平地说：“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 是啊，那些穷奢极欲、作恶多端者们健康长寿地活着，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那些从未害人伤人的善良者们，却被剥夺了起码的生存权利，只能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没有什么情景比这更能显示出世道的不公和社会的黑暗了。

在现代文坛上，巴金大概是对死亡关注最多的作家之一，而他最擅长的也正是通过人物的非正常死亡——被害、自杀或疾病——来揭露社会的罪恶和人生的悲剧。而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某一情境及叙事语言，是与他深层的创作心理动因紧密相连的。笔者甚至认为，巴金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巨匠，其关键性因素，当离不开他对死亡的特殊敏感。不过，生命固然最可宝贵，但为了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尊严而舍弃生命，却又是人之为人的最可敬的壮举。巴金在另一些小说中就着意表现了殉道者的**。值得注意的是，《电椅》则把以上两个思想内蕴融为了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字不多的短篇小说与《灭亡》《家》《寒夜》等长篇巨著相比，虽然只能算是高大乔木旁边的一朵小花，但它即使在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应占有一个较独特的位置。

在《电椅》中，我们看到了充满太多不公和罪恶的社会，这反而更加映衬了殉道者的伟大：“他冷静地、坚定地向着电椅走去，没有畏惧，也没有留恋，就像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樊塞蒂的坚定从容与刽子手们的胆怯惊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刽子手和狱卒们则好像在说：“原谅我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呀！”——作家在这里尽情地宣泄了对殉道者无比的崇敬和怀念。

[1] 陈丹晨：《巴金的梦》（上），香港，文汇出版社，2003，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