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峻的历史反思：巴金小说中的法国大革命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对于法国历史，而且对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自从它爆发的那一天起，人们对它的争议似乎就没有间断过。这种争议在近现代中国也同样激烈地发生着，不过，由于它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深入而复杂的纠葛，甚至一度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社会革命派和激进变革派不仅毫无保留地赞扬法国大革命，而且为法兰西民族的革命精神深深吸引和鼓舞；但维新派及“守旧派”则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晚清时期的康有为就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一个恐怖万状的悲惨事件。[1]在这位维新派首领的眼中，法国大革命只有恐怖与暴乱，没有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重大历史事件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介，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巴金无疑属于革命派的阵营，而且是“激进变革”的鼓吹者之一。巴金之所以选择法国作为自己的留学目的地，固然是因为法国的留学费用较低，但更主要的原因则与其他革命先行者和革命家颇为相似，那就是对法国革命传统与启蒙精神的向往。巴金在散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当他站在巴士底广场——这个当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序幕的地方而激动万分的心情。他满怀感激地说：“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2] 他还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对它的来龙去脉做过深入研究。

巴金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有三篇：《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及《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分别描述了雅各宾派的三位领袖人物。通过这三篇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三位历史人物不同的态度，其中他最为赞扬和敬仰的革命领袖是马拉。作家眼中的马拉不仅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无私忘我地工作，而且宽厚仁慈、和蔼可亲。小说《马拉的死》一开篇，作家就描写了马拉宽恕一个名叫狄蒙的贵族家管事的场面。这位被某些外国人视为“吃人肉的疯子”的革命领袖，在革命初期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的确主张过要杀掉大批贵族的头颅；但随着革命的深入，某些当权者的滥杀无辜及恐怖政策的不良后果，终于使他“开始厌恶起血来”。他虽然鄙弃狄蒙的作为，虽然围观的群众一再要求“吊死这只狗”，但马拉却清楚地知道狄蒙罪不当诛，年轻的共和国不需要他这类人的鲜血，马拉最终释放了狄蒙。马拉在这里表现出自我反思的可贵勇气，他对“革命中的暴力”等问题进行了深沉而痛苦的反思：“血，为什么老是血？这太愚蠢了。在九月屠杀里他就亲眼看见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而这恐怕也是青年巴金深深思索的一个问题。当然作家笔下的马拉，绝非只是毫无原则地宽恕一切，他对妄图复辟王权的反革命敌人、野心家就毫不手软：“断头台！——把他们都送上断头台。”疾病中的马拉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

马拉从容坚定、宽容仁厚的人格，在他被刺杀后平静地死去的短暂瞬间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作家通过女杀手哥代的眼睛，对马拉去世后的表情作了这样的特写：“这张脸平静地垂在澡盆边上，嘴微微张开，发出轻微的叹息。衰老憔悴的脸上并没有痛苦和愤怒的表情，仿佛只有感谢的微笑留在那里。”小说中马拉的崇高人格甚至感动了女杀手哥代，她觉得“从没有看见过比这更温和、更仁爱、更美丽的脸”。以至于哥代“充满悔恨地捧着死人的头哭叫”。——这当然带上了明显的“革命的罗曼蒂克”，而且与历史的真实情景不相符合，但巴金为自己的艺术虚构辩护说：“我相信她在七月十五日上断头台时一定会明白她的错误。”[3]

另一篇小说《丹东的悲哀》不仅表现了丹东过于自负、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揭示了他无法跟上革命形势，与普通群众渐行渐远的悲哀，更详细地描述了他被罗伯斯庇尔所害的历史悲剧。在作家笔下，丹东之所以落得如此结局，最主要的是他的个性所致。我们看到，即使危险已经十分逼近了，丹东还是那么自负：“革命裁判所是我创造的。公安委员会是我统治过的。共和国是我造成的。在法国没有人敢逮捕丹东！”然而正是这种自大与自负，以及不应有的麻痹大意，才使他一再错失良机。他身边的朋友及追随者们多次劝他向罗伯斯庇尔“先发制人”，丹东却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最后甚至被革命敌人所利用，而他却无能为力。丹东的悲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悲哀？当手握权力、自以为最“革命”的“革命者”把他们昔日的同志、革命的先行者也当成“反革命”肆意屠杀的时候，这样的“革命”也就走向了末路。

相对而言，巴金对罗伯斯庇尔的抨击要严厉许多。他通过小说《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对这样一位“严厉的，公正的，不腐败的，意志力坚强到极点”的“正人君子”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和嘲讽：“他已经在二千七百多个人的处刑单上签过名了，这二千七百人的生命并不曾引起他的怜悯。”法国人民愤怒地抗议说：“我们需要的是面包，你却拿人头来喂我们。”——作家在这里实际上是站到他一以贯之的人性立场，对一切丧失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英雄”们表达了极度的愤慨。表面上看，罗伯斯庇尔绝对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至死都忠诚于自己的“革命”信念，然而在他短短几个月内处死的两千七百多人中，竟有两千一百多名穷苦百姓。他哪里是在为共和国清除敌人？实际上他是在以“革命”和“共和国”的名义排除异己，抓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作家认为，道德与杀戮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结合，他想用恐怖维持他的“革命”，结果却几乎毁灭了革命。巴金甚至在《丹东的悲哀》中，通过丹东之口这样谴责罗伯斯庇尔：“这个禽兽真可怕！冷冰冰的，完全不像一个人，只像一副机器，一副杀人的机器。”客观地说，“罗伯斯庇尔并不是一个坏人，如某一些右倾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不腐败的重视道德的人”。[4] 然而他的错误就在于对自己过于迷恋与崇拜，他迷恋自己到自认为“绝不会犯错误”的疯狂程度，这徒然给历史留下一个荒唐的笑柄。在巴金看来，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以“革命”的名义，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恐怖与专制政治，那就绝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巴金对革命与暴力等问题的思索，在现代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巴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处在革命者的立场上，在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策和过多的暴力行为给予了谴责，并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心理反思。巴金大概是最早从人性角度批判“红色恐怖”的现代作家，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先声”的意义所在。

[1] 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这样描述法国大革命：“流血变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08页）

[2] 巴金：《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见《巴金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299页。

[3] 巴金：《沉默·序》，见《巴金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168页。

[4] 巴金：《沉默·序》，见《巴金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