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雄崇拜中的“贞女牺牲”

古典小说与戏曲中的“忠奸对立”，还常常与“贤臣昏君”模式融为一体。因为奸佞小人不仅是忠良之士们的对立面，还要成为君王罪过的替罪羊。“奸佞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君王昏聩的时候，为君王承担罪责。”[1]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集权主义时代，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帝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封建伦理中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过错的，因而古典戏曲中的政治悲剧一般离不开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忠臣为善，奸臣为恶，皇帝善而起初受蔽，最后去蔽。”[2] 在这种模式中，帝王的“最后去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天道”的正常运转。然而正因如此，使得中国古典政治悲剧避开了悲剧意识最本质的精神内涵：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从这一点上说，《屈原》大大超越了古典戏曲的悲剧意识，作品中的楚怀王不仅凶残无比、专横跋扈，而且昏聩无能，丧失了起码的决断能力。但在《屈原》对历史伟人和英雄的赞颂背后，却隐含着另一种难以为人察觉的潜在危险：以对历史英雄和历史伟人的崇拜取代了古人对封建帝王的膜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剧中主人公与叙述者融为一体时，这种对剧中主人公的赞颂与讴歌则可能转化为叙述者乃至作者本人自我意识的膨胀；而当这个“自我”自以为真理在握、并自诩为某一历史理性的代言者时，那么新一轮的历史悲剧又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作家让屈原反复吟诵的一句台词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虽然只是一种悲愤的抗议，但也足可看出屈原差不多是以“整个儿的楚国”自居了，这固然与古代帝王的“朕即国家”有本质不同，但也潜伏着不言自明的巨大危险性。在第五幕的**部分“雷电独白”中，屈原呐喊着“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的同时，突然又有这样一句自白：“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可见无论是在屈原还是在作家心中，“我的意志”与“宇宙的意志”已经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但不管是“我的意志”顺从了“宇宙的意志”，还是“我的意志”代表了“宇宙的意志”，那种唯我独尊的自我崇拜意识已昭然若揭。

在剧本结尾处，作者还安排出身低微但年轻美丽的婵娟误饮了原本用来谋害屈原的毒酒，从而以“有惊无险”的方式保护了屈原的“身家性命”，这明显隐含了“只要屈原还在，国家就在、希望就在”的主题内涵。然而我们不能不怀疑：一两位英雄人物的个人生死，真的就能决定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吗？如果把对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理想的维护简化或变相简化为对一两名英雄人物的保护，岂不已陷入道德与理想的悖论中？婵娟临死前对屈原的一段表白曾让广大观众感动不已：

“先生……我真高兴……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我始终诚心诚意地服侍着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楚国的柱石。 ……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我把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这样可宝贵的存在。先生，我真是多么地幸运啊！”

但笔者在细读这段文字之后，却发现背后的文化心理内涵简直让人心痛：婵娟对剧中屈原的情感，无疑是“纯洁”地建立在屈原身为“楚国的柱石”一类理性体认之上的。婵娟向屈原的倾诉：“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或许的确发自她的内心，但在笔者听来却未免有些“心惊肉跳”。因为，如果是以“爱楚国”的名义去爱“先生”，那么对“先生”的热爱就是最“天经地义”的了；如果是以“爱楚国”的**去爱“先生”，那么替“先生”而死、为“先生”而献身就不仅理所应当，而且必然成为“爱先生”者们争先恐后而欲得之的荣誉和幸福了。还有，一旦婵娟们明白了“爱楚国”与“爱先生”其实是一回事，那么头脑简单、阅历肤浅的婵娟们很可能将“爱楚国”的觉悟和**，转移到“爱先生”这里，专心致志地通过“爱先生”去“爱楚国”。而享受着如此之“爱”的“先生”，又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什么目的不可以达到呢？

还有一个问题：婵娟作为受教育者，是受到了“先生”的感化才“知道了做人的责任”，而这个“做人的责任”竟然就是诚心诚意地服侍“先生”；婵娟完全接受了“先生”的“指示”，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关键时刻替先生而死，以自己卑贱又“微弱”的生命，代替先生那“可宝贵的存在”。如此“教育”，岂不令人疑窦丛生？

自古美人爱英雄，这本无可厚非。英雄与伟人们的顶天立地、威武阳刚、坚忍顽强体现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和意志，自然最能受到美人的倾慕，所以“英雄美人”历来是中外文学中永恒的叙事母题；但在另一方面，能有“红颜”因崇拜而献身或替死，则“英雄”与伟人们和自以为“英雄”与伟人的人们，实在可以陶醉于自恋自大的心理快感之中。如果再运用现代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郭沫若笔下的婵娟等人物，则会发现她们与中国古代被反复赞颂的“贞女”与“烈女”之间，是有着隐秘却深刻的内在关联的。中国古代妇女在通往“贞女”或“烈女”一类貌似神圣崇高的道德之路上所洒下的斑斑血泪，中外学者已有汗牛充栋般的著述，笔者在这里不再重复。

[1]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36页。

[2]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