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悲情中的“忠奸对立”

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史书不仅浩如烟海、生动丰富，而且还有更为细致逼真、形式多样的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文艺形式，普通百姓通过它们去探听历史、关注历史并议论历史，满足了自己的“历史癖”。另一方面，中国大概又是历史上王朝更替最为频繁、革命事件爆发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每一次的豪杰并起和江山易主，无不以生灵涂炭，社会大厦的倾覆为代价。个人的不幸、社会的动**、国家的灭亡，再加上“家国同构”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对社会集体的高度看重，一代代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将“国家”“祖国”纳入到了伦理情感的范畴内，“每当国家遭受不幸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沉痛感和道义感”。[1] 这种沉痛感与道义感，我们在先民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诗经·王风·黍离》）的悲叹中就已感触到了。“黍离之悲”其实就是一种亡国之悲，也是一种乱世之痛、兴亡之叹。从《诗经》开始，无数文人士大夫将这种家国之悲反复体味与咏叹，从而酝酿成愈来愈浓烈的历史悲情。而随着历史的脚步别无选择地迈向近代，中华民族固有的历史悲情更加得到空前的强化与升华。长期积贫累弱导致的落后闭塞偏偏遭遇到了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欺凌，于是“天朝大国”的幻梦彻底崩溃，“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不仅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焦虑，更唤起了社会大众心底深处的悲情意识。一旦遇到任何“风吹草动”的特殊社会事件，这种悲情意识就可能如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1942年那样一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特殊年代，重温战国时期楚国被秦国所灭的“历史悲情”，无疑能最大限度地唤起普通民众的心灵共鸣，从而激发起整个社会的高涨情绪。作为一位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诗人与作家，郭沫若以极快的速度创作出《屈原》等历史剧，与他在五四时期创作完成《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是极为相似的，同样也是“个人的郁积”与“民族的郁积”相互交汇而找到的“喷火口”与“喷火方式”。[2]《屈原》中随处可见“中国”“整个儿的中国”“我们的祖国”等富含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词。屈原在遭到南后诬陷以后，依然坚定地劝导怀王：“你要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我们发现在屈原口中，从“楚国的老百姓”到“中国的老百姓”是一个多么自然的转换。正是通过这样的转换，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之争与20世纪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间，建立起了互通互喻的对应关系；怀王、南后与屈原之间的政见分歧，也就自然地被比附为抗战时期“卖国”与“爱国”的“路线斗争”了。

不过古人抒发的“黍离之悲”与兴亡之叹，常常是悲戚凄惨、无可奈何的哀鸣，历史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使得古代文人们难免萌发一种虚无幻灭之感；而《屈原》所表达的，则是充满阳刚之气的愤怒与抗争。这一情感内蕴的本质分野，不仅与战争时期的特殊社会处境紧密相关，因为越是在那样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血与火的年代，越需要弘扬一种男性英雄主义气概，鼓励人们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而且也是现代文学的思想特质所决定的。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曾认为1917年至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既迥异于西方文学，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乃至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学”的显著特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出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3] 李欧梵则将这一“感时忧国”的精神解释为中国现代作家追求“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发挥说，这种“感时忧国”的精神绝非“来自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而是出自对“社会—政治产生的极其强烈的痛苦感受”，因而现代文学便成为“表达社会不满的一种载体”，更多地表现出“对作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采取的一种批判精神”。[4] 以这样的观点对《屈原》略加考察，会发现它不仅完全符合“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而且显示了作家对自己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尖锐批判。

而当我们深入到《屈原》的叙事内核，则会轻易见到其中包裹着的“忠奸对立”的古老原型。《屈原》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可分列为正确与错误、忠良与奸佞、“爱国”与“卖国”、进步与“反动”两大阵营。以屈原为首，包括婵娟、“钓者”河伯、渔父等人所代表的“忠良”一方，与南后、怀王、张仪、靳尚等人代表的“奸佞集团”之间展开的，是一场激烈但不复杂的生死搏斗。至于宋玉这样一名小知识分子，虽然不时摇摆于两大阵营之间，但在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他就会倒向“反动”阵营中去的。——应当承认，此种“忠奸对立”“善恶分明”的叙事模式可以迅速制造出强烈的戏剧效果，并激起广大观众的深切共鸣。要知道中国历朝历代的普通民众最容易被吸引与被感动的，而且几千年来一直在戏曲舞台上演并历久不衰的，恰恰就是这种“忠奸对立”“善恶分明”的情节模式。无论是岳飞与杨家将的浩气长存，还是黑包公的刚直不阿、秦香莲的凄切哀怨，其实都离不开那一个个站在他们身后的奸佞小人；中国人民津津乐道、代代相传的，始终就是这类善与恶、忠与奸之间泾渭分明、彼此对立的故事与传说。“忠奸之争加上因果报应，可以粗略地画描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政治心理。” [5] 虽然随着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输入，现代中国社会已扬弃了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因果报应观念，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的“忠奸之争”与“忠奸对立”，依然沉淀在现代国人的心灵深处，甚至通过影视戏曲等审美艺术手段反复加以强化。

历史悲情与“忠奸对立”的融合，则是“奸佞误国”的思维方式与经典叙事。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改朝换代、国破家亡等“沉痛的历史教训”，最终都可纳入到“忠奸之争”的故事传说中广泛流传。甚至在一些人心中，倘若没有秦桧等奸佞小人的诡计与陷害，凭我神勇无畏的“岳家军”足可扫平辽金大地；而在孔尚任笔下，南明江山的覆灭则归咎于阮大铖、马士英等奸臣的祸害，“一部《桃花扇》，实际上就是一场南明忠奸斗争史。”[6] 近代中国的衰弱与屈辱也被很多人断定：问题就出在慈禧、曾国藩、李鸿章一类“汉奸卖国贼”身上。——可见奸佞当道、忠良被害、仁人志士报国无门一类的历史叙事，永远能成为每个时代“融会古今”的契合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惊叹于郭沫若对社会大众审美心理的谙熟。

而当“小人”与女子融为一体时，中国传统文艺的另一类经典叙事——“后妃误国”也就水到渠成般地产生了。鲁迅先生曾通过《阿Q正传》戏言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 [7]《屈原》无疑为这一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位妲己式的人物——南后。而当南后与屈原分别代表了“奸佞”与“忠良”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与道德原则时，“忠良被害”与“后妃（奸佞）祸国”的故事原型必然再度成为人们的“文化心理期待”。

[1] 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第170页。

[2] 郭沫若：《序我的诗》，见《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213页。

[3]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57页。

[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第178页。

[5] 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中国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第217页。

[6] 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第174页。

[7] 鲁迅：《阿Q正传》，见《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