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视界与传统魅惑——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一、问题的提出：《屈原》情节的“不合情理”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而且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当时抗敌御侮和国共两党激烈纷争的特殊形势下，郭沫若将戏剧当作社会政治领域的战斗武器，通过《屈原》等作品成功地表达了对国民党独裁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愤怒与不满，唤起民众团结御敌的决心与信心。正如周恩来所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中，我们钻了国民党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1] 对于郭沫若的这一历史贡献，我们绝对不应忘却。但一部文艺作品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它本身是否艺术精品并非一回事。与此类似的例子在国外也有很多：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有一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广为流传，它对美国黑奴的解放运动起到了直接推进作用，但没有人因为这部作品的社会历史贡献就拔高它的艺术成就，认定它在艺术上多么“完美无缺”，笔者认为对《屈原》也应持类似的态度。

《屈原》在艺术上的最大缺陷，是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作家在剧中将屈原的一生浓缩为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的时间内，[2] 这对戏剧冲突的集中与强化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成功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等都有相似的情节设置。但如果将《雷雨》与《屈原》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同：《雷雨》虽然也将全剧情节集中于一天（上午到午夜两点），然而这短短的一天却是剧中主要人物三十多年恩怨冲突的总爆发。那一天发生在周公馆里的人间惨剧虽然曲折离奇、惊天动地，却又都“有迹可循”，因而显得合情合理。《屈原》就不同了。作品一开始，出现在舞台上的屈原即使称不上“春风得意”，却也是备受楚怀王宠信、又深得民众敬仰的“三闾大夫”；他还身兼公子子兰的（怀王与南后的儿子）老师，可见怀王与南后对他的信任程度。不仅如此，怀王在“联齐抗秦”的战略方针上也完全认同屈原的主张。在第一幕，作家还通过婵娟和子兰之口反复对屈原说：“国王听信了先生的话，不接受张仪的建议，不愿和齐国绝交。”怀王甚至已经准备在“今天中午”为张仪“饯行”了。——那么我们只能认定，南后设计陷害屈原，绝非是预谋已久的结果。

南后为什么突然决定陷害屈原呢？按照剧本所述，是因为张仪游说楚怀王“降秦”不成后不敢再回到秦国，于是戏说了一句：要回老家魏国寻找一两名美人献给怀王。想不到这句戏言竟惹得南后醋意大发，担心张仪如果说到做到，会使自己失宠于怀王。为了阻止张仪回到魏国，南后遂设下了陷害屈原的圈套，她故意在宫廷之上让屈原靠近自己，并于大庭广众之下“晕倒”在屈原怀里，然后诬告屈原对自己“图谋不轨”。——如此拙劣的伎俩竟能畅行无阻，难道怀王与他身边的诸多王公大臣全是白痴？[3] 当然我们可以辩白说：很多人明知屈原是被陷害的，却因慑于南后的**威而不敢说明真相，只好任凭南后的阴谋得逞。那位明明听到南后对屈原说：“啊，我发晕，我要倒，三闾大夫，你快，你快！”的钓者，不就是因为当着楚王的面公然斥责南后，竟被作为“疯子”抓进了监狱吗？但既然平民百姓都能把南后的阴谋瞧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怀王却置若罔闻、甘心上当受骗呢？而且立即将一贯坚持的“抗秦联齐”军国大计变为“绝齐联（降）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难道仅仅由于南后这小女子“念头一转”并“计上心来”，就导致了一个国家（楚国）的覆灭？倘真如此，那简直比古人所说的“一顾倾人国”还要神奇！

情节设置的不尽合理，还直接导致了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与概念化。楚怀王虽然在剧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他作为楚国的国王，却是各种矛盾的最高裁决者，完全将这一人物描述为任凭南后摆布的木偶或“道具”，不仅使整部剧作的悲剧内涵大打折扣，而且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如果南后与怀王的关系果真是这种摆布与被摆布的关系，南后还有必要担心失宠于怀王而费尽心机地陷害屈原吗？又该怎么解释此前怀王信服于屈原提出的“抗秦联齐”战略，一再拒绝张仪的游说呢？至于剧本的中心人物屈原，由于作家倾力将其塑造为一个近乎“高大全”的历史伟人形象，其性格特征也给人以鲜明有余、丰厚不足的印象。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艺术形象“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咀嚼的思想艺术力量，也是显然的”。[4] 作家虽然将他打造成“楚国的栋梁”一类杰出的政治家形象，但通观全剧，屈原却没有表现出独特的政治才能。他在遭遇陷害后的“发疯”和那**澎湃、诗情横溢的“雷电独白”，都不是面对危机的斗争策略，只是他主观情绪的宣泄；至于他在婵娟死后对“卫士甲”的问话：“你今后打算要我怎样？因为我现在的生命是你和婵娟给我的，婵娟她已经死了，我也就只好问你了。”又是否露出了些许凡夫俗子的 “马脚”？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指出：“一桩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件——情节中最好没有此类内容，即便有了，也要放在布局之外。”[5] 亚里士多德的告诫直到今天仍然是那么令人信服。

不过，仅仅指出《屈原》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并非本文的目的。相对于《屈原》的艺术成就，它的这一缺陷毕竟瑕不掩瑜，笔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屈原》包含了哪些光彩夺目的“瑜”，使得人们忘记或对其中的瑕疵视而不见？抛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不谈，笔者认为《屈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家对中国普通民众传统审美心理的谙熟与把握。作家不仅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借着“古人的皮毛”喊出了时代的强音，而且巧妙地将“爱国”“革命”“抗日”等最具“现代性”的宏大历史叙事与深藏在民间的古老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戏曲的审美心理定势融为一体。但在传统文化观念的过多“魅惑”下，郭沫若注视古老历史的“现代”目光有时不免显得犹疑而苍茫，下面笔者分别论述之。

[1] 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载《人民文学》，1978（7）。

[2] 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见《郭沫若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404页。

[3] 作家可能也觉得这样的情节设置太过离奇，于是在第四幕中让目睹南后“丑行”的那位钓者解释说：“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当场问一下便可以明了的。但我们的国王在盛怒之下，全然不想问问我们当场的人——当场的人并不少，我们跳神的是十个，还有唱歌的和奏乐的。”这样的解释显然非常牵强。

[4]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2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