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

前面分别论述了重写史乘的小说“解释”前文本与“讽喻”现实的两个方面，其实，这两个方面往往共存于同一篇小说之中。在同一文本内，解释与讽喻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使小说文本有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使重写更有活力。

（一）解释中的讽喻

上一节谈到忠臣故事体现的忠贞节义、爱国情怀，如果说这种重写主题颇为传统的话，细读文本，在重写中旧中有新，这忠贞节义、爱国情怀中其实又蕴涵了新的内容。

苏雪林《秀峰夜话》（1943）写瞿式耜与张同敞在临刑前一晚彻夜长谈。式耜与同敞夜话的情节出自《明史·瞿式耜传》：

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惧，走梧州。诸大臣讦时魁等下狱，式耜七疏论救。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也，式耜疏请斩之。皆不纳。九月，全州破。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出兵，大兵遂入严关。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饷，榕江无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选出，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

《明史》中，式耜与同敞秉烛危坐是在孔有德俘虏两人的前夜，此后两人被幽囚一段时间后才遇害。孟超的小说《瞿式耜之死》就是完全依照《明史》铺叙的。但是，苏雪林却对此做了一点改变，把夜谈的时间改为孔有德杀害两人的前夜。时间一改，谈话就更加带有遗言的意味了。小说中，苏雪林借瞿式耜之口检讨南明败落的根由，所论老庄之弊竟然和她半生诋毁鲁迅的论调极为相似，她直接指责中国士大夫“阳儒**”，甚至“阳老庄而阴杨朱”：

同敞吃惊道：吾教已不是孔孟真传，又是什么？……

式耜道：其所以潜移默换逐渐变成今日之状况者，我亦愧不能言其所以然。大概原因总是很多罢了。其比较显明者，则魏晋以来，老庄之学混入儒教是也。盖老庄之学教人听天任命，随遇而安；教人泯是非，混善恶，和光同尘，与世沉浮，无论何事都不必计较。换言之，就是叫人不必认真。

……许多人受了老庄的影响，一味旷达，旷达，几个旷达一来，一定要变成顾泾阳批评王龙溪之所云：龙溪标榜心无善恶，无非成就一个“空”和一个“混”。

……我看我们中国士大夫，也是口头上讲的是孔孟之学，实行的是老庄之学，可以名之曰“阳儒**”，说得逼真一点，则又可以名之曰“阳老庄而阴杨朱”，吾人平日做杨朱的信徒，尚无大害，及其至内忧外患，国势飘摇之际，那害处便不可胜言了。

然而，苏雪林借瞿式耜之口批评中国士人，和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内部批评有着立足点的不同。瞿式耜和历史上其他忠肝义胆的贤臣有一个不大一样的背景，就是他与天主教的关系。学界关于瞿是否教徒有所争论，但倾向于瞿确实曾受洗的观点似乎更占优势。方豪曾谈到明永历皇太后、皇后以及大臣瞿式耜等众多“奉教者”：“桂王政权差不多半是个天主教徒的政权，永历帝的拥立者大学士瞿式耜、司礼监庞天寿、焦琏、丁魁楚等大员皆教中人，帝之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正妻王皇后、太子慈火亘也都从德籍神父瞿安德领洗入教”。[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也提及瞿式耜“奉教”。苏雪林早年留学法国时皈依了天主教，她之认同瞿式耜与此有着微妙的关系。或者换个角度来说，《秀峰夜话》对式耜的重写正是借助了小说主人公和天主教的关系，借式耜之口以西教对比中国儒教。

《秀峰夜话》没有明确交代式耜是否天主教徒，是否受洗。小说中，同敞开始并不理解式耜表彰西教的缘由，他追问式耜是否“西教徒”，式耜作了一个模糊的回答：“我到如今还是儒门子弟”，“但我觉得我们的教化似乎缺欠了点什么，而彼西来之教，则大可补吾儒之不及，所以我有取于他罢了”。式耜表白，他所感召于天主教的，“一曰热爱，一曰虔诚”，所以，“自从与西儒交游以来，受其感召，以爱神之心爱君父，以信道之义捍卫国家”。《秀峰夜话》通过有天主教背景的瞿式耜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对比，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小说能够充分利用前文本的空隙施展虚构本领，将晚清以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西文化的对比引入到重写史乘的小说当中。

在抗战的背景下，除了南宋与晚明忠奸对比的故事被大量重写，还有一个人也多次出现在小说家的重写中，这就是汉代的李陵。李陵是颇具传奇性和争议性的人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他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价。姚苡《李陵》（1939）、陈鹤翔《刀环梦》（1940年作，1942年发表）、孟超《苏武与李陵》（1943）都是描写这个由于身处复杂政治环境而心态复杂的人物，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重写这个人物。

孟超《苏武与李陵》将陷于匈奴18年而矢志不改的苏武来对照李陵，赞扬苏武之坚贞不屈，贬抑李陵虽有可恕但并不可取的心志与行径。姚苡《李陵》对主人公的怯懦也有辛辣的嘲讽。关于李陵的故事，《史记》虽有记载，但较简略，附在李广列传之后。为突出李广以及后代的悲剧性命运，在当时苛责李陵、其全家无辜被害的境况下，《史记》的记载特别强调了李陵降敌的外在原因。《汉书》则秉持当时正统的观念，在多采自《史记》的记载而外，对司马迁作了严正的批评。班固的记录考虑到了李陵投降匈奴时难以选择的处境，但是并不认可他的降敌，对他有鲜明的针砭。孟超与姚苡的小说，和《汉书》的态度相似，对李陵多有贬抑，但却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语境下对这个人物及其经历进行重新认识。不错，李陵的行为确有可以理解之处，其人品性也并非不堪，反而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在太平年月，若重新考虑李陵的遭遇，并联系到他全家的遭遇，这会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也不乏优点。但是，在危难时刻，在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苦、内忧外患、甚至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人们更看重气节与忠贞，在这样的处境下重新审视李陵，就不免对他不满，把他无奈的申诉看做一种遁词。于是，孟超与姚苡的小说对李陵的批判就严厉起来，比《汉书》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不惜在原有基础上丑化这个人物。

这种“不太公正”的倾向其实在古代就有。王夫之批评李陵就颇为苛酷，称其“背逆”，谓其“大节丧”“不可浣”：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逆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2]

船山先生为何如此苛责李陵甚至司马迁？原因正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他看到晚明诸多弊端，小南明的盛衰荣辱，大时代的家国兴亡，特别是本来寄托着南明希望的吴三桂转而投清使形势逆转，这些使得他不能不感慨于文臣武将的无能与无行，使得他不能不渴望着忠贞节烈、侠肝义胆的英雄，使得他不能不苛责李陵。可以说，孟超与姚苡在小说中对李陵批判得十分严厉，其动机正与船山先生相同。

比起姚苡《李陵》和孟超《苏武与李陵》，陈翔鹤《刀环梦》则对李陵多有同情。小说重写的是，汉朝和匈奴停战后，李陵拒绝了奉命出使匈奴想接他回汉的旧友任立政的一段故事，其前文本是《汉书·李广苏建传》的一节：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刀环梦》选取任立政暗示李陵“还”汉而屡屡抚摩“刀环”的细节，以“刀环”为题，却继之以“梦”字，富于象征意味。小说巧妙地增加了很多心理、细节描写，刻画出一贯的思想性格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影响李陵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给他带来的刺痛、愤怒和忧郁。小说中还增加了李陵回忆与任立政定交的细节。原来，年轻时李陵与立政曾有口角，李陵“素即激烈”，拔剑出鞘指向立政，结果后者只是招架而被击中额头。被逼无奈的立政还击，却只打落李陵的剑，不肯伤他，继而严词批评李陵竟将应该杀敌的剑来对付朋友。李陵为此羞愧难当，负荆请罪，两人由此交好。这个细节的添加，突出了李陵与立政不同之性格与为人，也为后来李陵归降匈奴与再后来的立政之规劝埋下了伏笔。小说心理描写很细腻，比如李陵看到任立政的暗示举动，心有所悟，一时心情极为复杂：

当他明白后，他登时的便为下面两种不同的感情所攫捕者（着），——一是他平时对于汉朝，和对于汉朝的一般人，如贰师将军李广利等的轻蔑和仇恨，一则是他对于昔日友情的怀念，以及从前在汉朝种种生活的前尘往影的招引。这便使得李陵此刻的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大约伤感和刺痛，还夹杂着一些难以抵抗的愤怒，这便是他当时的感情。

有了上文年轻时李陵伤及立政的细节做铺垫，这段心理描写显得更加合情合理。李陵本身激烈的性情使他有诸多不平，情绪影响他的判断，现实逼迫他的选择。所以他最后只能无奈地这样答复立政：“算了罢，少公！你回到汉朝时，可替我谢谢一切的朋友们。但我自己却早已决定不再回去了！真是，男儿汉，大丈夫，到处都可为家，那能够再去随便加以侮辱呢！……”对比前文本，这段话其实是将《汉书》中卫律的话加到了李陵的回答中，不过，这样的改动却愈加突出李陵之看重“男儿汉”的尊严以及他内心选择的艰难。

当然，陈翔鹤之所以选择重写李陵这个独特的人物，也有着与孟超与姚苡相近的讽喻的写作动机，就是涉及如何评价“投降”。但是，陈翔鹤不像后两位那样激烈，他更能设身处地同情李陵。《刀环梦》写于1940年，发表于1942年，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已经有大片大片的中国土地沦为“日据区”，而中国政府当局却又软弱无力、腐败堕落。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日据区”生活，人们该如何自处？考虑到这样的现实环境，作家重新审视李陵的故事，就会对他的行为有所同情、宽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陈翔鹤尝试对李陵这个人物作出一些自己的解释。对比前文本，《刀环梦》中增加心理描写和虚构细节，其实就是在试图解释李陵为何作出“不归还”的选择。前文所述的《秀峰夜话》，同样是在前文本的基础上添加了关于天主教的新内容，于是在表彰其忠贞以外还赋予了瞿式耜故事新的解释。

（二）讽喻中的解释

其实，由于近现代以来史学观念的更新，即使一些重写史乘的小说偏于讽喻，“新解释”也会悄悄潜入其中。重写南宋、晚明的小说大多为了表彰爱国、宣扬忠贞英勇、贬斥怯懦自私。不过，小说中除传统的家国之忠爱以外也隐隐透露出新鲜的国族理念。的确，“新观念”早已无孔不入。所谓旧中有新，小说中“爱国”之“国”看起来和古代的“家国”相似，实际上已经渗透了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就论及这个问题：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其义，这完全是不看原文。……他（指顾炎武）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4]

对作家来说，传统的忠贞节义观念还存留在意识中，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这种新旧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也出现在重写中。郑振铎的《黄公俊之最后》（1934）与《王秀才的使命》（1936）两篇小说的对比就很有意思。前一篇小说写投奔太平天国的湖南文人黄公俊的故事，他奉忠王李秀成之命试图联合曾国藩，结果被曾杀害。后一篇小说写鸦片战争中王秀才等一干人自愿效劳英国鬼子，为的是换取一点“油水”。《黄公俊之最后》中，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的“夷夏之辨”是小说的文化背景，黄公俊为了“兴复故国”才反抗清廷，他对曾国藩所说的一番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曾老先生，我们做了二百多年的臣仆，还不足够么？为主为奴，决在你老先生今日的意向！你难道不明白我们汉族所受的是怎样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么？”《王秀才的使命》中，王秀才开始还忧虑所做的事是“通敌”，周茂林却说：“有奶便是娘，管他妈的敌不敌！”阿林哥更是干脆：“什么敌不敌，妈的那皇上家还不是个番人？”最后，王秀才想通了：“孔子是圣之时者：生今之世，必从今之道，三月无君，便遑遑然莫知适从。我们既为世所弃，为何不自择所适呢？”前一篇小说，黄公俊被描绘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反清志士；后一篇小说，王秀才被刻画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卖国小人。这两个文人都背叛了清廷，却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原因就在于在满汉对立之外又加上了中外的对立。而在主旨颇为传统的《黄公俊之最后》中主人公对清朝“不平等”“不自由”的斥责也透露出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观念。[5]

（三）批评的错位

重写史乘，可以“解释”，也可以“讽喻”，或者兼具解释和讽喻两种功能。当批评者各持己见，以不同的标准来要求重写史乘的小说时，争议就产生了。围绕郑振铎《桂公塘》的一系列争论就由此而来。

《桂公塘》发表于1934年4月《文学》第2卷第4号《文学创作专号》，描写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之后设法逃出的经历，同时以回溯的形式描绘了文天祥所处的历史氛围。小说的前文本正是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小说刚刚发表，就有人高声叫好。1934年4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4期，发表了署名马儿的评论文章《郭源新的〈桂公塘〉》。文章称《桂公塘》是“满胸热血千行泪写成的作品”，是“死寂腐臭的中国文艺园地”里“一棵壮丽的花树”。不过，这叫好的声音却只能使郑振铎无可奈何，因为接下来文章就给《桂公塘》戴上了“真正的民族文艺，国家文艺”的高帽子，借赞美《桂公塘》而攻击“普罗文艺的英雄们”写的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嘲笑“提倡民族文艺的英雄们”写不出值得一看的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马儿，就是《新垒》的主编李焰生。李当时追随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很显然，文章的真正命意不在表彰这个小说，而是为了将矛头指向“普罗文艺”以及国民党蒋介石一派搞出的“民族主义文艺”。正如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所说，“其意在一面中伤《文学》，侪之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又在讥讽所谓民族主义作家，笑其无好作品。此即所谓‘左打左派，右打右派’”。[6]紧接着李焰生的这篇文章，1934年5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5期又发表了署名天狼的《评〈桂公塘〉》，继续李的论调。一方面，天狼称《桂公塘》“在国家民族意识上说起来最为可取”，用意却在利用小说的“讽喻”层面大做文章：“在今日，当然不乏文天祥之类的爱国忧时的志士；就譬如忠肝义胆的杜浒，热血真情的余元庆，吴渊等人在今日也正多得很，这班人碍于一切，自然不为国人所谅且进而被摒弃了”。“爱国忧时的志士”云云，当然是拉来套在改组派之流头上的纸糊桂冠。另一方面，天狼干脆称左翼作家为“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称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国民党文人为“假冒民族招牌者”，对后两类人大肆攻击，以至于谩骂：

所有的专事笑骂《桂公塘》作者的许多以批评家自命的人许就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中的健将们，许就是那些假冒民族招牌灭弃国家民族意识的大混蛋！……自然啰，假冒民族招牌者见了《桂公塘》必定要眼红，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见了《桂公塘》当然也必定要气短的，不这么来挑剔一下子似乎总是有点不甘的。

所谓“眼红”，文中指明是“署名烘燎者”之流写《四月的〈文学创作〉》等文章；所谓“气短”，应该指的是艾淦在《春光》月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桂公塘》。1934年5月出版的《春光》月刊第1卷第3期，有一篇署名艾淦的文章《〈桂公塘〉和〈天下太平〉》，对同期《文学》上的两篇小说一贬一褒，批评《桂公塘》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是“老作家”“不甘没落，卖卖名子”。文章说：

像文天祥《指南录》之类的东西，多分是和史官所作的历史一样的不可靠的。他们作这种东西的动机，只是为了“颂德”或者贬斥，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当时那动乱的社会状况的企图。而作家根据了这种东西来写作，根据这种东西加以“缀饰”或者“铺张”，不但不会有什么精华开采出来，甚至还会开出毒蛇来的。

这位艾淦，就是宋之的。对于这些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鲁迅非常生动地形容道：“《新光》（应为《春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凌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槖槖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7]

显然，宋之的批评《桂公塘》不在于“讽喻”的指向，却在“解释”的效用。鲁迅用“童子初着皮鞋”来描绘，确实精彩。称《指南录》只是为了“颂德”或者贬斥，指责其没有表现动乱的社会状况，从这些地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皮鞋”者，唯物史观也，新的认知模式也。当这些“少年”发现依照唯物史观能够对历史作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史观的解释时，他们当然兴奋于这样的发现，于是并不深究，便“傲然凌人”，苛责别人没有新观念，不能作出历史的新解释了。

相比《新垒》上别有用心、近乎肉麻的赞美，相比《春光》上“粗心浮气”的批评，这之后1934年7月《文学》杂志上刊登的读者来信似乎更能代表一般读者的阅读眼光。显然，读者很容易以“讽喻”的眼光来阅读《桂公塘》，比如，苏蜚认为在“一团漆黑”的“现在的中国”，这篇小说比来上一篇《文天祥评传》有价值；[8]汪家瑜则读出《桂公塘》“充满了救亡图存为国奋斗挣扎的精神”。[9]另一面，也有读者以“新的解释”来要求《桂公塘》，弱缨就觉得小说“没有什么味道”，因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大众是不会引起亲切之感的”。[10]有意思的是，从读者所附的地址来看，以“讽喻”的眼光赞美《桂公塘》的读者更像是一般市民，如苏蜚的地址是“苏州吴趋坊同顺典”，汪家瑜的地址是“苏州城内义巷十六号”，前者像是一个店铺，后者像是一户人家；而以“解释”相要求《桂公塘》的读者更像大学里的学生，如弱缨的地址是“北平清华大学”。甚至“苏州”和“北平”一南一北两个城市，似乎也暗示着不同地方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倾向。

并不止宋之的这样的批评者和弱缨这样的读者在“解释”的层面不满意《桂公塘》，几个月以后，张香山从另一个角度批评这篇小说，认为“主人公已经给灌足了作者的思想了，整个地成了作家所企图的人物，一点不大像原来的人物”。[11]这里，张香山不是像宋之的一样认为《桂公塘》没有给出“新解释”，恰恰相反，他认为小说给出了新的解释，但却是不忠于历史真实的解释。应该说，《桂公塘》还是很忠实前文本的，不然，鲁迅也就不会指出小说“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了。[12]张香山以上述理由批评陈白尘《虞姬》是准确的，他以此批评《桂公塘》却并不准确。不过，张香山的批评却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批评家（主要是左翼批评家）往往以“解释”来要求“重写”。

郑振铎创作《桂公塘》当然主要出于“讽喻”的目的，所以他才会“自己写完了再读一过，却又落了一会泪”。这种“讽喻”的创作倾向同样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他重写希腊神话的小说《取火者的逮捕》上，体现在他重写史乘的小说《黄公俊之最后》《毁灭》上。《桂公塘》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批评家与读者对这类重写型小说的“解释”与“讽喻”两种目的/功能有着不一样的要求。郑振铎这些小说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倾向。阿英总结1934年的文坛时，专门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13]王任叔也指出，郑振铎的小说发表之后，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有了“显然的变化”。王任叔将郁达夫《采石矶》和郑振铎的小说比较，注意到前者基于“个性主义的立场”，“借古人的尸体，来还自己的灵魂”，而后者却是“通过历史底某一现象”来“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14]显然，是时代语境使“个性主义”褪色，而作家开始更关注现实社会。如果说前者具有五四色彩，那么后者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动向。关于这一点，《文学》第2卷第4号（发表《桂公塘》的同一期）上署名芬的评论文章《从五四说起》《我们有什么遗产》就曾谈到。“芬”是茅盾的笔名。文章指出，五四的启蒙还没有完成，就被新的时代精神、时代任务所取代。这里涉及的正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然，“借尸还魂”也好，通过历史反映现实也好，其实都是讽喻。两者固然有表现个人与表现社会的区别，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后者比前者更尊重（甚至拘泥于）前文本。

[1]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75～301页。

[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151页。

[3]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对“国家”概念在晚清的形成与衍化有细致的论述，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第166页。

[5] 在此，再交代一下两篇小说的前文本问题。当时评论家异口同声称之为历史小说的《黄公俊之最后》，其主人公黄公俊实在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当然，虚构者并非郑振铎，郑乃是重写者。关于黄公俊，这里还有一段史学的公案。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罗尔纲，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正是《黄公俊之最后》刊载几个月之后。罗尔纲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黄公俊《断句》其人其事都是假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往往伪托太平天国文献来鼓吹革命。后来，胡怀琛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透露黄公俊其人其事本是自己1913年虚构的小说，后来却被写进《太平天国野史》，继而小说中的诗句入选《太平天国诗文钞》，“假诗变成真诗，假人也变成真人”。胡怀琛1913年在《中华民报》刊登写黄公俊的小说时，郑振铎年纪还小，他看到的“黄公俊本事”应该来自《太平天国野史》和《太平天国诗文钞》，后来径直将其采为史料，接着重写了这个故事。可能是考虑到《黄公俊之最后》曾涉及小说主人公是否历史上真人的问题，郑振铎在1936年写的《王秀才的使命》的结尾，加上了一段后记：“右一章系依据牛津大学一图书馆所藏鸦片战争的汉文文件之一而写的，这文件的时间是庚子年，即英国兵舰陷舟山，侵宁波的时候；这文件的作者是一位通敌的秀才；他献书于英国舰长，自愿效劳；措辞之卑鄙，读之令人心胆俱战。故更易其姓名，并隐其地名，写成如上的一章。”

[6] 鲁迅：《书信·340516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7] 鲁迅：《书信·340516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8] 苏蜚：《读文学创作专号》，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

[9] 汪家瑜：《读文学创作专号后》，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

[10] 弱缨：《评文学创作专号》，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

[11] 张香山：《论以历史的题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载《申报·自由谈》，1934（12）。

[12] 鲁迅：《书信·340516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13] 阿英：《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学小记》，载《文艺电影》，1935（2）。

[14] 王任叔：《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动向底蠡测》，载《创作》，第1卷第3期，19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