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兼爱非攻:墨家学术的躬行实践

一、墨子的人生

墨家是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它由墨子创立于战国初期。

图4-4-1 墨子像

墨子姓墨,名翟。据考证,墨子实际上是姓墨胎(“胎”字读成“怡”),省略为墨姓,商朝孤竹国目夷氏的后人,历史上很有名的贤人伯夷、叔齐和墨子是同姓一家人。而墨子最直接的祖先,则是春秋时期宋国公子目夷。墨子生活的时代,大体上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更具体的生卒年则无法确定。著名的墨子研究专家孙诒让曾认为墨子的生卒年应该是约公元前468—前376年,但是不同的意见也很多。至于墨子的出生地,同样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宋国人,有人认为他是楚国人,有人甚至怀疑他为印度人,理由是“墨”即“黑”,“翟”通“狄”,墨子名字的意思就是皮肤黝黑的西方人。但大多数人则相信,墨子应该是鲁国人。因为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子的记载看,墨子的活动中心一直是以鲁国为主,他周游别国后所返回的目的地一般都是鲁国,所以,在没有发现其他更充分的证据之前,认定墨子是鲁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要更合理些。

墨子一生行事,史书记载很少。我们根据《墨子》和其他少量先秦典籍,对墨子的出身背景、思想性格及所做事业,可以有下面的基本判断:墨子应该是出身于社会下层,或者至少特别熟悉当时社会下层手工业者的生活。墨子早年曾接受过儒家教育。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时,鲁国的惠公曾经派自己的大臣宰让到洛邑,请求周天子派人指点郊庙祭祀的礼节,周桓王就派了史角到鲁国。后来,惠公就把史角留了下来,史角的后人也就一直住在了鲁国,世代做鲁国的史官(战国以前,王官世守其职,父子相传),而墨子曾向史角后人学习、请教。所以,我们今天在《墨子》一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墨子对儒家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等的征引。而《淮南子》中也明确地解释:“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认为墨子和孔子一样,“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不过,墨子在后来的学习中,越来越对儒家的学说及主张感到不满,认为儒家诸多礼节要求过于繁琐,许多观点在实际生活、生产中实行起来太困难。比如,儒家主张厚葬,并认为子女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对不事生产的贵族而言,或许可以做到;但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讲,实在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一般的平民如果严守儒家丧制,三年不事生产,恐怕丧期没守完就已经饿死在父母墓前了。再比如,儒家主张礼义道德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无上法宝,排斥从实际利益角度思考问题,所谓重义轻利。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政治利益冲突严重的状况下,儒家过分道德化的主张并不能有助于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所以,孔子一生虽周游列国,但其学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诸侯的采纳。于是,墨子针对儒家的思想,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认识。如:儒家亲亲,墨子尚贤;儒家主张爱人是由亲及远的差别之爱,墨子是一律平等的兼爱;儒家繁礼,墨子节用;儒家重丧,墨子节葬;儒家提倡音乐教化,墨子非乐;儒家远鬼,墨子明鬼,如此等等。

墨子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体系后,像先秦其他诸子一样,主要从事的是授徒讲学和游说列国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墨子的讲学活动大概在他成年后不久便开始了,而且影响日益扩大,弟子众多。据《墨子·公输》记载,在制止楚国侵略宋国的行动中,墨子一次就可以出动弟子三百人帮助宋国守城。后来墨子可能在宋国做过几年大夫,但贯穿他一生的主要职业仍是讲学授徒,墨子自称是“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就是既不担任行政职务,也不从事直接的农业劳动。在讲学之外,墨子还周游各国,他一生除了鲁国以外,大概还曾经到过宋国、卫国、齐国、楚国等国。据说,墨子还曾计划到南方的越国去,越王准备拿出方圆五百里的国土分封墨子,但墨子最后认为越王并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就没有到越国去。墨子周游列国的目的,首先自然是向诸侯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希望被诸侯采纳而改造当时的乱世,这和先秦时期其他学派的做法是一样的。另一个目的则是希望在周游列国、结交诸侯权贵的过程中,举荐自己的弟子出仕,从而以一种比较实际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墨子为此还特地为弟子们出仕各国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与原则:“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一生中,做过许多重要的事情,但是目前我们还能够详细了解一点的,就只有他止鲁阳文君攻郑、止楚攻宋、止齐攻鲁及与儒者辩论这几件。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一切不义的战争。比如,鲁阳文君是楚国的封君,和墨子很友善。一次,鲁阳文君想攻打邻近的郑国。墨子知道后,便急忙赶到鲁阳文君那里,制止他道:“现在假使你国内的大都攻打小都,大家攻打小家,杀死人民,抢夺财产,你将会怎么办?”鲁阳文君说:“鲁四境之内都是我的臣民,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我肯定会严加惩罚的!”墨子就说:“那么现在天下各国是上天所有,这就好像你据有鲁地一样。现在你举兵攻郑,上天难道不会像你一样发怒吗?”最后,鲁阳文君终于被墨子说服,放弃了攻打郑国的想法。当然,墨子反战活动中最著名、最成功的事例还要数“止楚攻宋”。这件事在《墨子·公输》中有详细记载:墨子听说公输般为楚国建造了攻城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就从鲁国出发,只身赴险,急行十日十夜赶到了楚国。先以道理说服楚王不要攻宋,又与公输般进行攻、防演习,尽数挫败公输般的各种攻城器械,公输般的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器械还有盈余。公输般无奈之余,想杀掉墨子以实现攻宋的目的。墨子却告知对方,自己早有准备,已经派遣弟子三百人拿着守城的器械等在宋国的城头。在墨子这种精神和实力的影响下,楚王只好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至于和儒生辩论之事,在《墨子·公孟》等篇中都有记载。墨子和巫马子、子夏之徒、公孟子等儒家学者都进行过辩论,讨论的范围涉及礼乐、丧葬、述作及兼爱等论题,这些辩论显示了当时儒墨两家相争的激烈程度,对扩大儒墨二家的影响不无帮助。同时,有一点值得指出,墨子本是一个儒门弟子,由开始的“学儒”到后来的“非儒”,这是很需要勇气和怀疑的精神的。墨子与儒辩论,展示了自己那种不拘泥守旧、与时俱进的思想创造力,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后来知识分子十分缺乏的素质。

图4-4-2 《墨子》书影

就个人品性而言,墨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品德极为高尚的少数人物之一。他出身贫寒,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天然的同情,对民众的疾苦极度关心,为天下兴利除弊是他一生积极奔走的唯一目标。在生活态度上,他自称为“贱人”或“鄙人”。他一生都坚持简朴的生活,和学生们一起穿粗衣,着草鞋,少饮食,勤劳动,以吃苦为乐事。艰苦朴素、勤奋向上一直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典型民族精神,而若探其所源,墨子一派是最有可能的。和其他先秦学派重思想而少实践的做法不同,墨子一贯身体力行自己的政治与人生主张,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它组织性强和勇于实践的特点,恐怕就是受墨子这种个人人格力量的感召而形成的吧。在精神层面上,墨子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几乎和孔子一样令人敬佩。即便在最失意的时候,墨子也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念。他的一位朋友曾劝墨子说,如今“天下莫为义”,你何必那么执着,也就算了吧。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有十子,但只有一个劳作而其他九个都静坐不动,那劳作的人只有更加辛勤地忙碌才好,这是因为吃饭者多而耕田者少。既然今天没人做义事,你正应该劝我努力去承担更多,为什么反而阻止我呢?墨子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当时就为墨子赢得了巨大的尊重和荣誉。许多人把墨子看成是和孔子并立的“圣人”,庄子直接感叹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吕氏春秋》描述墨子当年的影响是“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墨子一生虽变动未安,但他和孔子一样,都是十分好学之人,始终坚持不断学习。《墨子·贵义》中记载,墨子南游卫国,车厢里装了很多书,弟子弦唐子看见,觉得很奇怪,认为出门何必带这么多书。墨子说:“从前周公一早读书上百篇,晚上会见七十个士,我既不做官也不种田,怎么敢不读书呢?”不过,墨子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匠人。据记载,他能够顷刻之间,削三寸之木,制成一个载六百斤重物的车轴;他研制的木鸢,能够在天空中飞翔一整天。在墨子生活的时代,像他那样既拥有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又拥有多方面技能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用现代人的话说,墨子可以算是一个集思想能力和实践能力于一体的全能型人才了。

二、墨家学派

由于墨子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学说主张符合当时广大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要求,所以在战国初年很快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弟子,形成了声势比较浩大的墨家学派。在整个战国时代,墨家的影响一直是可以和儒家相媲美的,有时甚至势头超过了儒家,和儒家一起被人们并称为“当世之显学”。墨家作为战国时代影响力巨大的一个学派,与其他学派相比,有着许多独特的地方。比如,学派的命名,先秦诸子各家的名称都是以其学术宗旨来确定的,像老庄的道家、孔孟的儒家、韩非子的法家等等,而唯独墨家是以本派创始人的姓来命名。有人曾对此做过解释,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墨子本人的人格魅力对其弟子有绝大的影响力,学派的特点受墨子个人的影响很大,故人们以墨名之。其次,墨家的“墨”字实际上也能体现其学派的基本特点。因为“墨”字的义项里有垢面囚首、面目黧黑的意思;“墨”字又是古代的刑名之一,是一种用黑色刺染人面的刑罚,在字义上可以转换为刑徒、奴隶之意。墨家信徒大多出身下层,生活清苦,多操贱役,其道以吃苦为乐,几乎人人体貌黑瘦,颇类于服苦役的刑徒,以“墨”称之也是比较合适的。

不过,墨家别于诸子的最大特点则在于他们内部的组织结构。先秦其他学派大多是结构松散的学术团体。各派都是以本派的老师为中心,在相同学术主张的号召下,靠师生私人情谊的连接而构成并没有人身约束关系的学术派别。但是墨家则与此大不相同,其内部有着比较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整个墨家学派实际上是一个颇有点军事化色彩的政治组织,这种组织制度被称为巨子制。巨子是墨家学派的最高领袖,被视为学问、人品皆超于众人的圣人,也叫“钜子”。因为思想信仰的缘故,墨家团体内部下级对上级———主要是指一般生徒对学派领袖———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据记载,墨子生前曾有一百八十个最忠诚的信徒,每个人都可以为了墨子的号召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时候,巨子的名称虽然大概还没有开始运用,但学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确立起来了。墨子逝世以后,接任其领袖地位的巨子们延续了墨子时代形成的对学派内部人员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据《吕氏春秋·上德》记载,战国中期时,孟胜是墨家当时的巨子,和楚国阳城君亲善,并受阳城君委托替他守卫国都。后来阳城君因为参与了一桩反对吴起的阴谋而被楚王追究,匆忙逃走,他的封国面临被收回的命运。孟胜这时并没有收到阳城君守城的命令,自己的力量也不能禁止楚王收回封地的行动,但为了不失信于阳城君,同时也是为了行墨家之义,决定亲率弟子一百八十三人从容赴死。死前,他派了两位弟子传巨子之位给宋国的田襄子。当这两位使者完成孟胜的命令后,便要立刻回到楚国,与孟胜同死。田襄子以新巨子的身份试图阻止,但两人没有听从田的要求,还是返回楚国自杀了。从道义上讲,这两个人显然是重情有义的烈士;但在纪律性、组织性严格的墨家内部,他们被视为不服从巨子命令的不良子弟。这说明,巨子的权威性在后期墨家时代甚至比墨家之义本身还要重要。由于巨子的这种地位,墨家团体内部的一切事务均由巨子决定和负责。不管是弟子的出仕,抑或是辞职,巨子都有很大的节制权力。而且,因为墨家学派组成人员的下层性,没有儒家、法家等学派那样的上层物质支持,而他们又经常从事扶危救急的社会活动,所以团体内的成员似乎在经济上实行“多财分贫”的政策,出仕的弟子要向巨子交纳一定的钱财,以供团体之需要。比如,墨子推荐一个叫耕柱的弟子到楚国做官,后来有墨子其他的学生到楚国拜访耕柱,但并没有受到太好的招待,大家回来后抱怨说,耕柱在楚做官对我们没一点好处。墨子安慰大家说,等等看吧。后来耕柱给墨子送来了十金,墨子就说:我果然没说错吧。由此可见,在墨家内部经济上相互照顾、相互帮助是弟子的一项义务;巨子负责向外推荐学生,而做官者应该拿出自己的部分俸禄回报团体。另外,虽然墨家领袖在团体内有比较大的权威,但他也同样必须严格遵循墨家教义的各种要求。秦惠王的时候,墨家的一个巨子腹 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考虑到腹 仅此一子,准备网开一面。腹谢绝道:我们墨家的法令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大王您虽然赦免了他,我却不能不实行墨家的法规。于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那时,腹 已年纪很大,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墨家内部纪律的严厉性,由此可见。

由于墨家思想本身的人民性,以及其学派的组织性,墨家在战国影响之大、学生之多,诸子中只有儒家还能差强一比。《吕氏春秋》中称墨家是“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到了汉代以后,因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从上层政治着眼的儒家学说赢得了统治者的欣赏,成为当时独尊的思想学说,其余诸子学说皆受压制或罢黜。站在民间立场说话的墨家更在统治者压制之列,墨家学说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备受冷落和歧视。因此,墨家虽然在战国时代曾经风起云涌、享誉一时,但学派活动保存下来的材料极其有限。因而,墨子弟子及墨学传授情况的保存,远不能和儒家相提并论。墨学传授与发展的情况,据目前所仅存的材料记载,大体情况如下:在弟子方面,“墨子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三人,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杂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余人”(孙诒让《墨学传授考》)。在墨子有姓名留世的十五名亲传弟子中,比较重要的有禽滑离、高石子、耕柱子等。禽滑离大概是墨子的大弟子,在墨家团体中的地位仅次于墨子。禽滑离和墨子一样,早年也是学习儒家思想的,后来才改投墨子门下。据记载,禽滑离亲侍墨子周围,严格遵循墨子的教训,操行艰苦卓绝,深得墨子的信任。在止楚攻宋时,墨子只身前往楚国,而把三百弟子交给禽滑离,让他率领守卫宋国。所以,人们常把禽滑离和墨子一同视为墨家的代表。高石子也是颇受墨子欣赏的一位弟子,墨子曾将他推荐给卫国国君,卫君给以高官厚禄,但并没有采纳高石子的政治意见,高石子就辞官回到了墨子的身边,对墨子解释说:“老师曾经教导说,天下无道,有品德的士人不应该身处高位。今卫君无道,我不能为贪其官高禄厚而放弃原则呀。”墨子听了后很高兴,说:“那背义向禄的人,我常听说。背禄而向义的人,在高石子身上才看到啊!”不过,墨家弟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严守墨子的教导,用自己的行动去体现、实践老师的主张。也有一些人投身墨子门下,只是为了利用墨子的声望而干禄求仕,不能遵守墨家教义。比如有一个叫胜绰的学生,经墨子推荐而在项子牛那里做官,墨子本意是想让他匡正、改变项子牛骄纵、**的行为,而胜绰却多次跟随项子牛侵略鲁国土地,墨子感叹道:“我曾听人说过,知道什么是大义之事而不去实行,那就是明知故犯!胜绰倒不是不了解何谓大义,只是高官厚禄让他失掉了正义之心啊。”墨子这种弟子不肖的情况,我们在孔子那里也能够看到。这表明,在战国时代那种激烈变化、动**不安的社会状态下,士人能严格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去躬亲实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像墨子、孔子等品性高洁、意志坚定者才能做到。

墨子的其他亲传、再传及三传弟子,虽然还有不少姓名可考者,但他们的生平事迹大多湮没无闻。但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墨家学派在墨子身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弟子们因为对老师教诲理解的不同或自身兴趣点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墨家流派。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墨子死后,墨家分化成相里氏、相夫氏及邓陵氏等三派,各家之间相互攻击对方是“别墨”,意即非墨家正统。大概因为各派所处的地理方位有个大致分野,历史上又有东方之墨、秦墨及南方之墨的说法,但具体哪家和哪家相对应,我们并不能明确。另外一点,大约墨子死后,巨子制也正式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战国末年。一般来说,下一任巨子总是由前一任巨子指任。不过,我们今天能知道姓名、事迹的巨子,也只有前面提到的孟胜等三个人。战国以后,进入了大一统的西汉帝国时期,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在主要思想观念上和儒家学说持对立态度的墨家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学派的传承也到此结束。

三、墨家的学说主张

墨家的观点主张主要体现在《墨子》一书中。《墨子》不是墨翟本人自著,是在墨子去世后比较久才编撰成书的,有一个整理成书的过程。所以,同战国时其他的“子书”一样,虽然《墨子》大部分是对本派导师墨子言行的记录,但同时也包括墨家后起学者的思想观点。此书原有71篇,流传至今剩下15卷共53篇。佚失的18篇里,有8篇的目录保存了下来,即《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上》《非乐下》和《非儒上》。全书内容大概可以分成如下几个部分:墨经部分6篇,包括《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及《大取》《小取》等两篇。有时“墨经”专门指前四篇, 6篇合起来则叫“墨辨”。前四篇对墨家学说进行了概括,后两篇涉及名理之辨和对其他学说的批驳。过去曾认为“墨经”是墨子所著,但现在已经比较确定地认为是墨家后学所为。墨论部分24篇,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11个题目,每篇分上、中、下,实际上应该有33篇,现存24篇。除了《非儒》外,其余10篇习惯上成为“墨家十论”或“墨家十诫”,代表了墨子的核心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十论”中每题都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每题三篇之间的文字虽说有一定差异,但所论内容却完全相同。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墨子》一书乃墨子死后弟子后学追记而成,对当初墨子讲学中的“十论”各有记载,自然就形成了虽内容相同而语言风格有异的情况。据研究,上篇大都文字简洁,符合秦人重实用的精神,当是秦墨所记;中篇征引《诗经》《尚书》最多,显然是受齐鲁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则为东方之墨所为;下篇繁言好辩,大有魏、楚地区名家人士惠施等的风采,当是南方之墨所记。另外,《非儒》篇一般认为是后人所加。墨子本人虽然非儒,但并不对孔子人身进行攻击。现存《非儒下》则不然,它对孔子的私德加以指责,许多地方不合事实,所以不能纳入墨家核心体系中。墨语5篇,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这部分主要是记载墨子的言行,是全书中最少争议的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墨子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大约是墨子弟子所记,并有再传弟子修整过,因为文中对禽滑离、耕柱等都像对墨子本人一样,使用了敬称。墨技11篇,原本20篇,佚9篇,现存《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11篇,主要讲的是守城之法,是墨家非攻思想在具体实践上的反映。杂说7篇,这7篇在通行的《墨子》中编排在最前面,各篇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只是对墨子基本主张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发挥,当是后学所为。

由以上《墨子》全书的内容介绍来看,墨家思想体系的构成,主要由关乎治国大略的“十论”、科学思想及逻辑学等三部分组成,三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关于这种逻辑关系,清代学者俞樾在《墨子间诂序》中已有所阐明:“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我们按着俞氏的思路可以继续进行的推演是:因为讲求备御之法,所以要研究科学、技术;因为研究科学、技术,需要总结理论,探求真理,所以要讲究逻辑;因为注意立说的逻辑,墨家学派就更好地组织了他们的学说体系,宣扬了自家的学说。这样,墨家学说在其政论、科学、逻辑之间,实现了一个成功的循环,构建了一个能够内部形成相互支持的学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十论”谈的是治国理政的大计方针,是学说的精华和根本;科学思想体现在“墨经”和“墨技”的相关篇章中,涉及了光学、力学、几何学以及具体的工程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是“十论”的应用;逻辑学主要体现在“墨经”的有关部分,是建构、宣传“十论”的工具,同时也是钻研科学的需要。所以整体来说,“十论”是墨家学说的“体”,而科学思想和逻辑学则是“用”。墨子生活在战国那样一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里,作为一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他一生中始终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来兴利除弊,因此强烈关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问题,“十论”就是他对所关注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在“十论”中,各个论题之间是有先后层次的,其核心和基础是兼爱,它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其他诸子的主要思想标志。所谓兼爱,就是无差别的爱,不分亲疏贵贱地爱一切人,就是爱他人如爱自身。墨子认为,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兼爱,则一切社会问题、政治纷争都将不复存在,即便存在也容易解决。天下之所以出现各种祸患,比如诸侯的攻国、家主的相篡、人与人的相贼、君臣的不惠忠、父子的不慈孝、兄弟的不和谐等,原因都在于人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或者不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由兼爱的主张推导出去,应用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必然得出非攻的结论。就是反对为了一己之利而侵略他国的和平主义思想;应用到行政上,必然得出尚贤、尚同的认识。尚贤就是不论贵贱、任人唯贤,尚同就是天下一齐、上下同心。这显然符合兼爱思想中“兼”字的整体性要求,同时也是“爱”字含义的极好体现———不过,当代人可能会觉得,尚贤、尚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宣扬的是一切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观念;把兼爱的学说应用到社会生活上,必然得出节用、节葬及非乐的观点。从所处立场的角度看,墨子出身下层,十分关注平民阶层的利益,其利群之旨,在于消除民之三患,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因此,根据兼爱的原则,对上层的王公大人们做出节用、薄葬、非乐的要求,自然是合乎其学说逻辑的。因为节用客观上可以使财物翻倍,薄葬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浪费,非乐可以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节约劳动力。凡此三种主张的实行,皆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之,墨家治世理政的“七论”,是围绕兼爱这一核心而加以推演和发挥的。兼爱就是要打破家族本位,代之以社会本位;打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贫富、贵贱的地位,代之以新的彼此平等的地位。这在墨家所处的时代里,当然是不能实现的理想。但它抨击了旧有的制度和陋习,道出了天下平民的愿望,具有一种强烈的人民性、进步性,甚至可以说体现了一种民主、平等的精神。

当然,兼爱及其他六论作为一套不可分割的社会政治方略,必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就是“十论”中的天志、明鬼及非命三论,它们反映了墨子的天人观、世界观。从天志、明鬼看,墨子相信天(上帝)和鬼神是真实存在的。在墨子看来,天和鬼神一样虽看不见却无处不在,都是有意志、有情操的,它们全知全能且奖善惩恶。不同之处在于,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鬼神则是天的辅佐。墨子之信鬼神,是有其学说渊源和群众基础的。从学说渊源上看,《汉书·艺文志》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所谓清庙之守,职责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这是墨子相信鬼神的学术根源。另外,墨子出身社会下层,而先秦时代一般平民都有着比较浓厚的鬼神信仰,墨子的思想中带有其出身阶层的特点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必须明白的是,墨子讲鬼神并不是为了宣扬宗教。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人的行为制定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和道德标准,墨子指出在现世利益和权力之外,更有一个超然的、无所不能的存在节制着人世,从而为他的相关政治理论给出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基础。至于“非命”,表面上和墨子尊天明鬼的思想相违背,其实不然。先秦时期,有命论是广泛流行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又分成“天命论”和“定命论”两种。“天命论”强调上天对人世的行为有着赏善惩暴的能力,因此统治者必须修德以配天命,这是西周以来便形成的传统的有命思想;“定命论”则认为在人力之外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必然性,人世之一切皆由此必然地决定了,这是春秋晚期新出现的有命说。墨子相信天命思想,所非议的是“定命论”。墨子认为,人的行为是能够改变的,而上天对他的奖惩也是对应有变化的,因此人的命运可以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并不是不能自我控制的。他拿国家的兴衰举例说,一样的社会状况和人民,在桀、纣手里是乱世,但在汤、武手里则是治世。显然,墨子的非命,凸显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观能动性,具有相当的进步性。最后补充一点,墨家在“十论”不仅强调了兼爱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利”在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价值。《墨子》中明言,人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应该“爱人利人”、“爱利万民”、“相爱相利”。墨子言利,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利”是天下的“利”,百姓的“利”,是多数人的幸福。这是其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王公大人的施政做的要求;第二,“利”总与圣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对王公大人施政的要求是就目前和未来而言,圣人之道则是业已实践了的求“利”之道,这就为当前王公大人的施政树立了楷模;第三,“利”不只针对人,还要“利”于天鬼。但天鬼之“利”,祭祀而已。而人“利”,则是无限的。所以《节用上》连续三次提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非乐上》亦特别强调指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以利人为进退取舍的标准,而且利人的范围是天下大多数的人,这就强化了墨家学说的人民性、进步性,并不是导向一种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

总的来讲,如果我们说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明显地带有没落贵族士人的特征,学说的目的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条件下重新建立一个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那么墨家则是当时上升庶民士人的代表,学说所维护的是新兴小生产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墨家从平民角度出发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代表了当时社会状况下所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可惜的是,墨家学说中的平等民主意识、科学实践精神等并没有能够在后代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