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奉神祈报:民俗节日与敬时行礼

一、节日的产生及其类别

节日的形成,是和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社会,不能苛求先民们对外部环境的认识水平。四季的更迭,很容易让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世界。为了充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为了能够生存,在特定的日子里,人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奉献给神灵,祈求他们赐予更多的食物。而作为群体生活的先民们,总是在这样的时候举行盛大的仪式,实现人神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对食物的共享。在岁时节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民俗节日,又与农事关系有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人们经过一段较长的周期性劳动,在特定季节获得所需食物的经济形式。其中自然性要素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大自然四季的运转、新旧的交替,被想象成人的生命的诞生、成熟、死亡、再生的过程,从而赋予了它不同寻常的意义。循环的中断仿佛生命的不幸,给人们心理上笼罩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为了保证顺利运转,人们就举行隆重的仪式,将自然循环和农耕过程通过模拟性的行为表现出来。每一个节日,总是有特定的行礼仪式,并伴以乐舞活动,这又使古代的风俗节日与政教礼乐常常是统一的。这些仪式中包含了后世节日习俗中体现的种种崇拜意识。

图3-6-1 《清明上河图》(局部)

天时地利是农耕的基础,在农耕文化中二者也相应地占有重要地位,表现在文化心理上,就是尊天敬地;体现在人伦关系中,就是尊祖敬宗。与此相联系,我国古代的时令节日有其自身的特色。首先,节日的确定依据农事,节日中展现的礼乐活动是耕织文明的通俗化表达,这种形态超越单个家庭而扩大到普遍社会。其次,由于农耕经济和政教礼乐保持高度的统一,农耕经济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礼乐形态的多样性。每个节日不单是一个具体的活动,而是融合了生产、生活、祭祀、社交、游艺的综合性活动。再次,某些本来是宗教性的节日,由于融入了传统的礼乐精神,表达出民众最普遍的祈福祛灾的心愿,也为人们接受,成为民俗化的节日。体现这些特点的重要节日有春节、立春、元宵、上巳、社日、寒食、清明、端午、夏至、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民俗学家们根据节日内容的类型,一般又将这些节日分为“农事”、“祭祀”、“纪念”、“庆贺”、“社交游艺”五类。探讨这些习见节日中的文化内涵将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二、农事节日

农事节日主要围绕农林渔猎的活动内容展开。农耕经济对季节气候的变化十分敏感,因此我国古代的历法特别发达,早在西周时代的文献中,就已经记载了一年二十四气的说法。二十四气可以分为两类,按从“冬至”到“大雪”的数法,奇数位上的称中气(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偶数位上称节气(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确立它的作用在于预报农事季候。现在全国各地农村中还流传着许多有关二十四气的谣谚,如:“清明一到,庄稼人吓一跳”;“谷雨不冻,抓住就种”;“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处暑不出头,割倒喂老牛”;“秋分没生田,准备动刀镰”,这些都是劳动人民长期的经验总结。每逢季候变换,人们又举行一些礼仪活动表示崇敬,从而构成这类节日的特有形式。

“立春”代表一年季候变迁的开端,每到此时,历代都有隆重的“迎春”仪式。据《礼记》等文献记载,这一天天子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打着青色的旗帜,到东郊迎接春天。事先命一个小男孩包着青色的头巾,穿着青色的衣服,在郊外等候。迎春者遇到这位“春天的使者”,必须恭敬地行礼。这一仪式中,“青色”匹配四季的春天,表示万物欣欣向荣的状态;东方暗合五行之木,代表万物生长的意思;以男童为春天的神,模仿古代丧礼祭祀“迎尸”的方法。这是官方形态的活动,民间也有自己的活动。唐宋时期,立春迎节有鞭牛的游戏,先在城外预放一头土牛,如果天气好的话,从午后直到第二天早晨,全城的人都去看,因为人们相信“看牛则一岁利市”,会给他们带来一年的好运气。牛作为春天的吉祥物,显然与农耕经济紧密相关。而在当今社会,“牛市”则让股民们脸上挂满了笑容,也是这种文化意味的延伸。

图3-6-2 善财童子像

宋代诗人王安石《元日》诗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酒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是农历岁首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是古代的新年,今天我们的春节。由于它是一年四季中第一个节日,所以在传统礼俗中极受重视。说它是农事节日,是出于“元日”一元复始、旧历更新的时运观念,包含了人们对一年劳作的休憩和新年丰收的祈盼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春节是具有浓厚的农事祭祀习俗的重要纪念日。在春节这一天,历代沿袭最久的纪念活动是人们汇聚在一起团拜祝贺。《左传》中记载,周代每逢春节,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会聚在一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央的庆祝活动叫“朝正”,意思是以这种活动迎接一年的开始。朝正的时候,各地诸侯会聚一堂,天子安排歌舞活动招待他们。诸侯们则将天子比作太阳加以歌颂,上下和乐,一派喜庆的气氛。各地的新年团拜会也叫朝正。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国君如果未能参加,就会被写进史册。就像今天的春节茶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参加一样,朝正时也要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出席。所以鲁国政府举行新年团拜会时,孔子就能够以平民的身份参与其间。到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朝正的仪式更加隆重,参加的人员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统治者和外国的使节,当时称为“元会礼”。作为庆祝活动,免不了各种节目的助兴。除了歌舞之外,魔术、杂技等也登上了庆贺的舞台,相当于一场大型的综合文艺演出。清朝政府为了给官员们充分的时间享受节日的快乐,将团拜会提前到大年三十举行。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主体由贵族宗法制向平民家族制的转移,原来属于天子诸侯的“朝正”礼仪,到了宋代又更多体现于官员或平民之间的“团拜”活动。宋人王十朋在《元日》诗中写道:“白发又新岁,黄柑非故乡。弟兄团拜处,归去愿成行。”就是当时团拜情形的记录。一族或一家的人,围成四方形或圆形,相向跪拜,真是名副其实的“团拜”了。今天的团拜会已经淡化了具体的形式,只是取其团聚庆贺的意思而已。不论是官方的朝正,还是地方的团拜,都是乘农事一元复始的间隙之际举行庆贺典礼,这是二者的本质。另外,为了驱鬼避邪,除夕这天,民间还有挂门神、贴桃符的风俗,上文提到的王安石诗中写的就是这一情形。还有便是贴春联,以祈求新的一年的好兆头。这些风俗,一直保持到现在。

清明节是众所周知的由农事节气演变为祭祀节日的。清明一词作为二十四气之一,在《逸周书》《管子》等先秦典籍中就已被记载。周代已经有墓祭的习俗,因为祭祀时披头散发像野蛮民族而受到批评。《孟子·离娄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寓言故事非常有名。那个向妻妾吹嘘自己整天和达官贵人喝酒吃肉的齐人,原来他吃的喝的都是墓地中祭祀的酒肉。且不管故事巨大的讽刺意义,那时的坟间祭祀和现在没有多大差异。而清明定为祭祀节日,则开始于唐代,由于起初是“寒食节”系列祭祀中重要的一天,没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清明被确定为祭扫祖茔的日子,大概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寒食节纪念先贤介之推而推及自己的祖先,虽然寒食节和介子推有多大关系一直受到怀疑,但不能否认这一说法在民间的巨大作用。二是清明节气与古代的墓祭结合起来,有春和景明踏青之意。杜甫《清明》诗写道:“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就是写人们在明媚的春光中尽情游乐的场面。三是唐宋时代家族文化兴盛,孝道因之而受到推崇。清明祭奠祖先礼仪由唐玄宗定下范式,并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下诏允许官员扫墓,尽管寒食清明已经有五到七天的假日,但此后的几个皇帝甚至诏许官员请假上坟,这和唐太宗亲自批注《孝经》前后呼应。清明焚烧纸钱、祭扫坟茔的情景,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一诗中有所描绘:“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宋代清明不论是休假还是祭扫,和唐代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这一天更侧重于新坟的拜扫。自宋元至明清,清明节已逐渐取代寒食节的地位,祭扫家墓的风气更加兴盛。清明节除了要烧纸钱,还要在门楣、窗户上插上柳条,由于柳树最先送来春的消息以及具有旺盛的生殖力,使得它成了人类文化中生命力的象征。人们企盼将这种生命力转移到自家门庭和家庭成员身上,达到人丁兴旺、身体健康的目的,于是在郊游踏青时,不会忘记顺便折一些柳条回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清明节所包含的文化意蕴沉淀到仪式的底层,祭扫坟茔只剩下追念先祖、教育后辈这层显性含意了。

在农事节日中,“二至”之一的冬至很受民俗的青睐。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吴越地区甚至有“冬至大如年”的俗谚,这表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冬至这一天日光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就是《史记·律书》所谓“一阴下茂,一阳上舒”的时令。从民俗学角度讲,从冬至开始,太阳北移,阳气转升,预示寒冷的季节已到极限,所以人们经过漫长的冬季修整之后,就盘算来年春天的耕耘劳作与祈盼丰禳,在这天立节拜贺,吃冬至面,包含休养生息的意味。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贺冬”的仪式,这天朝廷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冬至日世情聚会、礼俗往来是少不了的。由于古代尊祖敬宗的传统文化习俗,冬至这样的农事节日,人们拜贺的同时,也同样有一系列的祭祖活动。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要向亡故的父母尊长祭拜,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我国台湾还保存着冬至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以示不忘祖宗。

农事节日除了如二十四节气类的固定日子外,还有以一组日子为标志的,比如共三十天的三伏和八十一天的九九,都有相应的纪念或祭祀活动。早在秦汉时代,伏日和腊日就被定为节日,也有“烹牛炰羔,斗酒自劳”等祭祀仪式与交往活动,民间广为流传的“九九消寒歌”与“九九消寒图”,就是在这类节日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应节气形成的农事节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渐渐淡化。民俗所重的,更在于祭祀类的节日。

三、庆贺节日

我国古代传统节日中的庆贺节日和社交游乐节日多与农事相关,在广义上讲也属于敬时行礼的农事节日。庆贺节日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指性的庆贺节日,如封建王朝设立的皇帝诞辰、太后寿诞等节日,这与农事无关;一类是民间通行的庆贺节日,如过年、元宵、中秋等,都与四季变移的农事紧密联系。

“过年”的庆贺活动分两大时段,即旧年的由“小年夜”(腊日)到“大年夜”(除夕)和新年的“元日”到“元宵节”的系列庆祝活动。小年的祭祀活动主要是“腊祭”和“大傩仪”。在古代,人们依据大火星的消逝判断祭祀的日期。诸侯派遣使者将鸟兽贡献给天子,人们田猎祭祀各路神灵。最先祭祀的是土地神和四方神,然后奉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神祇,最后拜祭祖先和户、灶、门等神灵。祭神的同时,也宣告了过去的一个生活周期的结束。腊祭在汉代以后不太受重视,清代乾隆皇帝最终下令废除它。大傩是一年之中最后一个隆重的祭祀节日。人们认为恶鬼的生命力这时最低,于是举行驱鬼的仪式。汉代宫廷中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大傩仪”,科学家张衡在他的《东京赋》中有详细的描绘。民间原先用动物鲜血禳祭,后来演化为娱神活动。有的地方请巫师戴假面具敲锣打鼓跳舞,有的地方则是乞丐扮成神鬼(灶王或钟馗),敲打锣鼓乞钱。为防止旧鬼的侵害,一般还要贴上神荼、郁垒等门神。门神中最有名的要数钟馗。传说唐玄宗久病之中梦见小鬼偷了贵妃的香囊和自己的玉笛,围着宫殿跑,这时一个蓝衣人捉住小鬼,挖出眼珠掰着吃,这人就是发誓除尽天下妖孽的钟馗。梦醒后唐玄宗的病倒好了,著名画家吴道子根据皇帝的描述,画出钟馗像,唐玄宗就诏令天下岁末张贴。尽管门神的种类很多,但作用却是共同的。腊月廿四日祭灶神之后,新年的气氛就渐渐浓厚起来。除夕夜,全家人要在一起吃“团年饭”,在此之前,先要准备筵席祭祀祖先,家长带领全家大小按次序行礼。吃团年饭时,桌上的“鱼”是不能动的,因为这鱼代表“富裕”和“年年有余”,象征来年的“财富与幸运”。除夕的**是年饭后长辈发“压岁钱”。守岁也是这夜的重要活动,一家人围炉团坐,通宵不眠,俗说小辈守岁十年,长辈延寿一岁。可见除日祭祀仍以驱恶禳邪、奉神祈报为主旨。午夜十二点以后,人们就用轰鸣的爆竹声来辞旧迎新了。

春节之后,就是元宵节。元宵节是“出年”的日子,人们将由农闲休憩进入农忙季节。早在汉代,已经有各类歌舞、戏剧、竞技表演以示庆贺,而隋唐以后更为隆盛。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永遇乐》词中追忆北宋元宵佳节的盛况道:“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民间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象征家庭像圆月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年节”在民间庆贺节日中最为隆重,各民族都有类似的庆祝活动。如藏族的“洛萨节”、塔吉克族的“奇地前笛尔节”、独龙族的“长秋哇”节、拉祜族的“扩塔节”、普米族的“大过年”、哈尼族的“十月年”、苗族的“郎卯节”、水族的“借端节”等,这些节日都与农牧业相关,是以贺年丰为内容的喜庆活动。

主要以庆贺家庭和睦团圆为主旨的节日是“中秋节”。一般认为中秋节源于周朝的秋分祭月旧俗,而形成固定节日,大约是唐代的玩月习俗与宋代立节庆祝。中秋玩月,现在称为赏月,在古代是一件雅俗皆好的事。玩月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层次的人玩月方式也有差别,王孙公子、富家巨室,都登上高楼凭轩玩月;中等人家,在小小月台上安排家宴,以酬佳节;陋巷贫困之人,也要解衣换酒,不肯虚度此夜。好事者登山泛水,通宵达旦。文人们则饮酒赋诗,在古典文学宝库中留下许多优美的赏月诗词。与圆月的象征意义相关,诗词中多以团圆为歌咏主题。客居他乡的大诗人杜甫对着这轮中秋明月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妻儿:“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大文学家苏轼在某年的这个夜晚任思绪飞扬,写下了《水调歌头》这首著名的词寄给他乡的弟弟苏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玩月的同时,还要吃月饼。满月形的月饼也跟十五的圆月一样象征着大团圆,这无疑是汉民族的一种民族心理的反映。人们把它当成节日食品,用它祭月、赠送亲友,为此,月饼不仅讲究味道,还要兼顾寓意和美观,这样饼面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

四、社交游乐节日与祭祀节日

与庆贺节日相近,社交游乐节日也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汉民族的斗牛、社戏、风筝节等,与季节性的农事相关;另一类如上巳、七夕、重阳等节日,一般都是社交游乐与祭祀活动融合,而且游乐活动又多是由祭祀派生或演变而来的。

图3-6-3 灶王爷像

祭祀节日以贡献天地、祭祀神灵、祭奠祖先亡灵、祈禳灾邪、驱恶避瘟为标志,我国古代这类节日最多。正月初一的“元日”,迎新呈祥,兼有祭祀的内容。“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一种辞旧迎新、避邪祈福的心理与行为。同样,由于古代风俗重祭礼,而且是借乐舞以娱神,所以也使这类节日活动成为礼乐精神的具体表现。源于腊祭的小年、大年都是纯粹的祭祀节日,所以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小年祭灶神,又称“灶神节”。《论语》中已经有关于祭灶的记载。汉代祭灶神日称“小岁”,祭祀之前,杀猪杀羊,打扫卫生。之所以对灶神这样恭敬,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灶神这夜要上天向玉帝诉说主人家的罪状。人们拿他没有办法,为了一年的平安,只好恭恭敬敬地将灶神送上天。可见古人祭灶祈神图报的重要性。宋代正式定灶神节为腊月廿四日,诗人范成大《祭灶》诗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作为祭祀对象的灶神,历代说法各有不同。有认为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有认为炎帝作火官,死为灶神;有认为是颛顼之子祝融。还有的将灶神看作原来是有名有姓的凡人,如名禅字子郭,或姓苏名吉利。或以为是一位“老妪”,或以为是一位身着赤衣的美女;近代又有灶王爷张奎之说等。历代对灶神的敬礼与重视,实际上与农业经济的产食文化相关。而祭灶有一个特点,即重礼神而不重娱神,因此祭祀的规模极小。

民俗节日随着历史的演进,内涵也发生变化。祭祀节日内涵的演变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由民俗祭祀向宗教祭祀的演变,如中元节、腊八节比较典型。中元节是农历七月十五以祭祀历代宗亲和已故父母为主旨的节日,俗称“鬼节”。南北朝时期,这个节日成为佛教的盂兰盆会,称“盂兰盆节”;成为道教的中元斋会日,称“中元节”。由于佛道二教中均有这一节日,所以对它的来源有各种说法。综合起来,大约有来自民俗祭祖、来自道教、来自佛教以及来自佛、道二教。根据我国古代民俗节日多数源于“祭礼”的特征以及后世中元祭祖的旧俗遗存来推测,它原来可能是一个祭祖的节日,后来派生出一些神话传说。佛道二教对中元节有不同的认识:一者推行孝道,一者安抚孤魂。佛教定盂兰盆节依据西晋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中目莲救母的故事。目莲在阴间地府经历千辛万苦,见到他死去的母亲受一群饿鬼折磨,目莲就用钵盆装菜饭给她吃,却被饿鬼夺走。目莲向佛祖求救,佛祖被目莲的孝心感动,授他《盂兰盆经》。目莲按照指示,在七月十五用盂兰盆盛珍果素斋供奉母亲,挨饿的母亲终于得到食物。“盂兰盆会”是佛教徒为了纪念目莲的孝心而设立。道教定中元节则依据《太上洞玄灵宝三元玉京玄都大献经》,认为这一天是地狱开门之日,祖先亡灵可以回家团聚;但孤魂野鬼也乘机出动,享受民间的奉祭,危害人间。为了免受鬼神的干扰伤害,要供奉食品焚烧冥纸安抚孤魂。佛道两教同争这一节日,显示出中元节祭祖行礼在民俗活动中的重要性。腊八节也是由民俗转向宗教的节日。在汉代,腊八节定为十二月亥日,南北朝才正式定在初八。腊八节源于原始祭祀崇拜,意在召唤各路神灵来享受祭品。从先秦时代起,腊八节就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并祈福迎祥。到了北宋以后,佛教徒以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而以腊八为佛的“成道日”,将这一节日佛学化。

二是由祭祀节日向纪念性节日的演变,如寒食、端午就是这样的节日。民间一般认为寒食节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的介之推有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流亡国外期间,介之推作为他的随从,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充饥,帮他渡过难关。重耳继位后没有立即赏赐介之推,介之推就和老母亲隐居山中。晋文公为迫使他出山,就派人放火。介之推不畏所逼,和老母抱着一棵大树被活活烧死。晋文公为了纪念他,下令全国禁火,吃三天冷饭。这一说法始于东汉的桓谭。根据有关史料和民俗节日的特性,寒食节起源于古代大火星崇拜的改火礼俗。大火星是东方苍龙七宿中的一颗星,又名大火。大火星出现时如果不禁火,火势将更盛,以致带来灾难。周朝有专门的司火官员,每年仲春,司烜氏摇着木铎在全国宣传禁火。季春出火时,司爟氏颁布行火的政令。如果旧火不完全熄灭,有可能死灰复燃。古时禁火不严将受到处罚,到宋代也是这样,年长的人到各家各户用鸡毛掠灶灰,要是鸡毛稍微焦卷,就罚款作香纸钱。但这只是对平民百姓而言,唐人韩翃《寒食》诗则透露了上层人士寒食禁火的情况:“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不管寒食是起源于介之推还是改火,所包含的主旨都是相同的,即忌讳疾疫、祈求安宁是寒食祭祀的重要思想。

端午节和寒食节相似,也是因避邪而举行祭祀的节日,后来演变为纪念性节日。端午节本名端五,由于是五月初五,又称重午。端午节举行祭祀活动,本意在于消灾祛病,最早采用兰汤沐浴的方法。五月初五一直被视为不吉利的日子,旧俗这天有生男孩就危害父亲,生女孩就危害母亲的说法,所以要驱邪避害。而医书记载兰草有杀蛊毒、避不祥的功用,于是士人男女手执兰草来拂除邪恶。后来艾蒿和菖蒲代替了兰草的作用。艾蒿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可驱逐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菖蒲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能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另外戴朱索、饮黄酒也被认为能驱邪恶、避不祥。唐人殷尧藩在《端午》一诗中对这些风俗作了描绘:“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汉末魏晋时,端午节已经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和屈原等诸种说法,民间以纪念屈原的传说最为流传。爱国诗人屈原受群小排挤谗害,得不到楚王的重用,并被流放出朝廷,他忧国忧民,万念俱灰,纵身跳进汨罗江。楚国人民异常哀痛,纷纷涌到江边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来回打捞他的真身。人们打捞不到爱国诗人的遗体,就将粽子、鸡蛋投进江里;一位老医师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想晕昏蛟龙水兽,使尸体免遭伤害。以后每年五月初五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完全遮蔽了端午避邪祭祀的本来面目。

三是祭祀性节日逐渐演化为游乐性节日,如上巳、社日、重阳等节都是如此。古代用干支纪日法,以夏历三月第一个巳日为“上巳”,意在祓除不祥,行“修禊”之礼。上巳节起源很早,周朝三月上巳日有在水滨进行祓禊活动的习俗,“祓”即祓除病气,使之清洁;“禊”,即修洁净身。古人认为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至洁之物,用它洗濯身体,可以祛灾禳福。这一天老百姓聚集到江河之滨,由女巫举行消灾祛病、祓除不祥的仪式。具体做法是女巫敬礼、作乐、呈舞,以香熏和草药浴赐福予人。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每年都不固定,魏晋以后将上巳节定在三月初三。节日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变化,以女巫神灵为主体逐渐转变成以人为本、以游山玩水为中心的活动,男女老少借此机会到郊外踏青,欣赏春天美好风光。晋代上巳日已出现由古礼的祭祀转为社交和游乐的趋向。文人墨客登览名山,怡情胜迹,临水而饮,迎风赋诗,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晋穆帝永和九年(353)王羲之等士人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风流韵事。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行书作品之一《兰亭集序》的文稿就是在这次文人雅集中产生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这次雅集所写的诗中,既有“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的山水畅情的趣味,又有“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的山水媚道的哲思,而单单古礼中祭祀神灵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忘。上巳日到唐代虽然仍保存着“祓禊向中流”(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作》)的旧俗,但那时的首都长安,已基本演变为官民曲江郊游、皇帝赐宴的游戏佳节,杜甫《丽人行》真实记录了这个节日上层阶级的活动:“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当人们进一步抛弃这个节日的原始意义,并且将游乐活动扩大时,上巳节已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的郊游,并最终演变成了现代大规模的春季旅游活动。

民俗习惯的九月初九登高交流活动,本来也属于避邪驱疫的祭祀性节日。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初九,两阳相重,故叫“重阳”。“重阳”一词最早见于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汉末才成为九月初九这个节日的别称。唐代中叶将中和节(二月初一)、上巳节、重阳节定为三大节,以后重阳节逐渐受到广泛的重视。重阳节登高是为了避害,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中记载了关于这一节日来历的传说。汉末道士费长房预见到他的弟子桓景家九月初九将有大灾难,就告诫他在那天佩戴茱萸花囊,登高山饮**酒消灾。到这天桓景按老师的嘱咐带领全家到山上避难,晚上回家时发现鸡犬都死了。**可以酿酒,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说**酒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消百病”的疗效,这为**成为民俗节日中的重要角色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重阳登高在魏晋时代很受帝王的喜爱,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和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中记载了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登彭城项羽戏马台的事。唐代文学中吟咏重阳节的诗篇很多,最有名的是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联系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对这首诗的理解。重阳在农历中接近岁暮,诗人们登山临水时不由会产生一种时不我待的感伤,这在唐代诗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有所反映:“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到了后来,重阳登高成为文人士大夫风流自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初九是他们诗酒雅集时歌咏的重要对象。而民俗则在登山入寺敬香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要欣赏一番秋景。

同样,社日祭祀活动发展到唐代也成为人们郊游宴饮、观看社戏的娱乐日子,所谓“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宋代,都市中人这天纷纷涌到郊外,席坐在芳树下饮酒作乐,天黑了才返回。原来祭祀性的节日早已被追求娱乐的世俗心理异化了。

在性质分类上,古代有单一性节日与综合性节日之分,有关时令农事的节日和一些纯粹纪念、庆贺的节日多为单一性,祭祀类节日则多为综合性节日。当然也有一些更为复杂,如“中元”节兼容道教、佛教和民俗为一体,但从这个节日也可看出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世俗性超过宗教性,表现的是最普遍最广泛的礼乐精神之下的民俗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