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学术篇

第一节 史官建制:学在史职与官学传统

一、史官及史官制度

学术的发展,一般而言,总是由蒙昧而理性,由混沌而明晰,中国的学术也是这样的。中国学术的发生期,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期。那时学术的主要特点是巫祝文化占主导地位。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生活水平较低,文化极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先民们便创设了原始宗教,将神秘的现象统统解释为鬼神的作用,于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便成了先民们的精神依托。人们常以祭祀、祈祷的方式求助于祖先神明,又以占卜的方式求得神明对其疑问的解答。这时,一种能通于神明,传达神明意旨的巫祝行为和文字便应运而生。关于巫祝的一些情况,《国语·楚语下》中有所记载: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

巫觋是充当人神的媒介,职业的性质要求他必须圣智,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唯其如此,神明才能降附其身,他们才能对人神的交流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另外巫祝的职业还要求他们熟悉本氏族的历史,能够讲述祖先的传说,能言善辩、知识丰富又聪明能干。也正因为此,他们在群众中极有威望。他们常常担任氏族首领或氏族首领的顾问。巫祝除了负责沟通人神,同时还担负着其他的一切文化活动,其中总结历史经验和传播历史知识,并以此来教育氏族成员,是他们的重要职责,这也是“史”的职责。因此,在上古时期,巫、史是不分的。巫师既掌神事,又执人事。

上古时期的巫祝,到了殷商之际,便因职业性、世袭性而成为制度。我们现在了解的,甲骨文中的卜辞,就是巫祝承天命履行政教职事的记录。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王经常对上帝、各种鬼神和自己的祖先进行祭祀,并通过占卜的方式来沟通人神意志。国王的一举一动,如出征、祭祀、打猎、疾病等,无一不需巫祝的占卜以问凶吉,并把占卜的结果如实记录。这些现象是宗教形式,而内容,则包括了当时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这一现象,说明殷商时期的学术承接上古传统,仍然是巫史合一。殷商时期,社会的文化仍然掌握在巫史手中,他们掌管天文历法,主持宗教祭祀,记录先公先王世系、商王的行事、言论及其他国家大事,同时他们又是国家机构中的官员,享有政治权利。而我们知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整个王朝都处于神学的统治之下。巫史执掌着天道,所以对王权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由于人们相信上天意志决定一切,因而王权自然屈从于这一宗教文化。巫史的地位虽然不能凌驾于君王之上,但其思想却是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这一特点,造就了殷商时期的文化形态:学术与政治、神学与科学、自然与人文交相混杂。同时,也奠定了西周以来的史官文化特征。当然,殷商时期的巫史文化与西周以来的史官文化,在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前者重鬼神,其术偏重于原始宗教;后者重礼事,其意偏重于人文学术。

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学术的形成,当在逐渐理性化的西周史官制度建立之时。关于史官的产生,梁启超有这样的论述:“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智识之中枢。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之阶级。”(《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梁启超所说的因为人类有恋旧的通性而有意识记史,确实是史官产生的原因之一。不过,史官的产生,也与巫术有联系。《礼记·礼器》记载,祭祀时有“升中于天”的仪式。“中”,就是指官署簿书,“升中于天”,就是将记载大事的册子烧给神明看。可见,记“史”是行巫的辅助手段。梁氏所说史官兼学术与政事于一身,比较可信。从上古时期开始,巫、史不分,史官既掌握全社会的文化,又担任氏族或国家的官员。王国维《释史》言:“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殷商时期巫史地位之尊,在商王之下,百官之上。至西周时期,巫、史职守开始分离,史官“掌官书以赞治”,同样是政府官员之一,而且地位同样尊贵,《礼记·礼运》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史官地位之尊可见一斑。金毓黻先生根据现有的文献统计,自黄帝时期史官仓颉以下,秦汉以前,可考史官计76人(西周至战国计64人),都是类似国策顾问的上层阶级。而现存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王室自建立至春秋时期,史职设置系统严密,不同的史官职掌各不相同。不过,他们的名称、职掌,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如成、康以前,有太史、中史、内史、乍册、史等官名;此后则有太史、内史、内史尹、史、乍册、乍册内史、乍册尹、乍命内史、命尹、尹氏等官名。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史官似乎仅存太史和内史之名。从整个西周史官建置而言,太史和内史是周王室最重要的史官,他们的职掌代表了当时史官的基本分工。

图4-1-1 仓颉像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文献中还有左、右史之名,不过记其职掌又相互抵牾。如《礼记·玉藻》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又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此,清代学者黄以周作过考辨,指出“内史、太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太史居右。”就是说,左史即是内史,右史便是太史。而具体分工,则是内史记言,太史书事。这二史都是设在国王身边的官吏。内史的主要职掌是受王命而作册书、宣王命。太史则主要协助周王处理政务,记录时事。

周王室不仅在中央设有史官,而且在诸侯,甚至是卿大夫的领地内也设有史官。有些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如周初,周公之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其中就包括“祝、宗、卜、史、备物、典策”。正因为这个原因,鲁国历史较别国的记载更为详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著春秋各国世代年数,唯有鲁国的年数可以上溯到周昭王时期,这与鲁国的史官设立较早有很大关系。其他诸侯国亦有史官,如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郑国有太史;秦国、赵国有御史。各诸侯国史官有名可考者如:晋国有史赵、董狐;楚国有倚相、史皇;赵国有史墨。各国史官留下的历史著作有齐国之史《齐春秋》、燕国之史《燕春秋》、宋国之史《宋春秋》、郑国之史《郑志》《郑书》、晋国之史《乘》、楚国之史《梼杌》、鲁国之史《春秋》。

西周王朝如此众多的史官及史书,说明了当时史官制度已非常发达,事实也是如此。西周王室非常重视史官,甚至周代的官制职任统以史官称之。如《礼记·内则》载史官数云:“王官之史可数者,天官一百四十四人,地官一百九十二人,春官二百六十四人,夏官二百一十五人,秋官一百七十一人,共九百八十六人。冬官不可知。又如商肆之史,无数可稽。合之,殆不在千人以下也。”而史官之职守,亦颇为广泛。他们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同时,他们还担负着对帝王的教育、训导。如《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国语·楚语上》也记载:“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周代统治者看到了殷革夏命,又经历了“商之孙子……侯于周服”的历史转折,开始对天命观产生怀疑,对上天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将目光转向现实,并形成了注重人事的历史鉴戒观。因此,在周初建立了一个对天子多位一体的历史训诫集团,史、瞽便是其中的主要成员。这种对君主的历史训导,影响到我国后来的整个古代社会,历代帝王都以学习历史知识为其必修课,周围集结着人数众多的提供历史经验的智囊团。不仅如此,周王室的史官还负有对周天子箴谏、督促的责任。例如,周成王仅仅戏言要分封武王之子叔虞,史官佚认为“天子无戏言”,执意要求周成王分封叔虞,终于促使周成王封叔虞于唐,便是一例。另外,周代的史官有时还担负着祭祀的职责。所以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文献中有大量史巫、史祝合称的现象,该类文献中亦常言及史官占卜之事。

从上文的描述可知,史官地位较高,对国家政事可以发表独立的见解,这可以视为中国学术思想的独立。同时周朝史官职掌极为广泛,由此便出现了后世学者因史官制度而以史官文化总结先秦的现象。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六经皆史”。其实,有这种认识的人不止章学诚一人,早在明代,王阳明回答学生徐爱的问题时便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上)此外,王世贞、李贽、何景明、潘府、顾炎武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有学者还将这一论点追溯至元代的郝经,甚至东汉。章氏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论证,认为周代官师合一,六经皆在五官,故隶属于史官。此后,与章氏同属浙东学派的龚自珍在《古史钩沈论》中对章氏的论点作进一步阐释,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并以宗法关系比拟六经与诸子之于史之关系:“故曰六经也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并因此得出诸子亦史的观点,至近人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江瑔的《百家之学俱源于史》,更推广这种说法,提出六艺、九流、术数方伎均出于史官之判断,将“六经皆史说”推至极致,以史官文化涵盖整个先秦学术。

史官制度作为有周一代文化学术的制度,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实史官职掌学术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则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化。

二、史学与传统文化

图4-1-2 司马迁像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王官之学解体,诸子之学兴盛。史官制度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而逐渐解构。大概在周宣王之后,王室史官的世袭制度遭到破坏,稍晚出现的诸侯史官世袭制也遭到破坏,尤其在战国时期,史官的职位更不稳定,他们甚至怀抱典籍,流亡他国。传说老子因周王室动乱,而弃周之柱下史之职归隐,便是这一现象的注解。史官流落民间,标志着王官之学和史官制度的解体,同时也促使了诸子之学的兴起,开启了学术分科的端绪。其后百家争鸣,则是学术分科的具体表现。汉承周制,汉初仍以史命官,如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分置左右内史,掌治京师。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将右内史更名为京兆尹,将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汉武帝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其职。亦显有旧史官之迹。不过,汉代立三公之制,三公所掌,与史官无涉,已显示出政、史分离的趋势。至司马迁去世后,太史便不再掌史事,而仅限于职掌天文历法,称为“历官”。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清时的钦天监正。另一方面,知史务者出于他官,后世有时称为著作郎,有时称为史官,有时称为翰林院所掌,皆纯粹记史。撇开历官不谈,就先秦史官与汉以后的史官而言,在学术意义上有两点极为明显的区别。一是功用不同。先秦史官以通史意识为政治提供借鉴,而汉以后史官则以断代纪实为主要目的。二是包容性不同。先秦史官以人文为本,兼容并包;而汉以后史官则以史实为主,为分科之一。当然,如此强调先秦时代广义史官与汉以后狭义史官的差别,只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实际上,由先秦时期史官制度开创的史学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其原创意义主导着中国古代史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

图4-1-3 武威汉简

先秦史官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明显也最为表层的是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的产生。这些史著,将中国的发展过程清晰地记录下来,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对古人的活动了如指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中国古代史籍有十万卷以上。就现存的官修或私撰史籍,作一粗略分类,可分为:以时为纲的编年体史,如展示历史事件的《春秋》《左传》《汉记》等,论历代君臣事迹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纲目》等,实录王朝事迹的《明实录》《顺宗实录》等;以人为纲的纪传体正史和别史,如《史记》等二十四史及各类断代分撰史如《南唐书》等;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史《宋史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等;典制体史著如《周礼》《唐会要》等;典章制度史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称“三通”)等;方志如《元丰九域志》《兴化县志》等;学案体如《宋元学案》《伊洛渊源录》《开元释教录》等;评论体如《读通鉴论》《宋论》《史通》《文史通义》等;文征体如《元史类》等。

史官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更深层次地表现在对中国学术精神的影响上。从殷商巫史合一到西周史官制度的建立,这其间由史官而史学所呈现的基本精神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基础。

其一,中国学术原本天人合一,故人神杂糅,但以人为本,因人体天的人本主义思想,已经在史官文化中有所表现。《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神”降于莘地,周惠王向内史过询问其故,历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内史过的回答是: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事。国家将要兴盛,其君明察一切,中正无邪、精诚廉洁、惠爱仁和,其德足以昭显于神灵,其惠足以协同其民众。神灵享受其祭品,百姓听从其政令,民神无怨,所以明神降临到他那里,观察其政德而普遍地布施福气。国家将要灭亡,其君贪婪、邪恶、**佚、不理朝政、粗俗、暴虐;他的政治腐败丑恶,祭品的馨香不能上达于神灵;他的刑法欺诈诬罔,滥杀无辜,百姓怀有二心。明神不接受他不洁净的祭品,而百姓则怀有叛离的想法。百姓和神灵都痛恨他,无所依怀。所以神灵也要来到这个地方,观察他的暴虐而降下灾难。所以,有时候见神降临而兴盛,有时候见神降临而亡国。从前夏朝将要兴起的时候,火神祝融降于崇山;夏朝灭亡的时候,火神回禄出现。商朝兴起的时候,鲧驻于丕山;商朝灭亡的时候,神兽夷羊在牧野出现。周朝将要兴起的时候,凤凰鸣于岐山;周朝衰败的时候,杜伯的冤魂在镐京射死了周王。这些都是明神降临人间的历史记载。内史过的观点颇具典型性,他承认“神”的确存在,神灵可以降临人间,但同时又借史说明神灵降福还是降祸,取决于君王的德行,而判断君王德行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勤于民事。内史过的观点,显然代表了轻鬼神而重人事的人本治乱思想,是史官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想的表现。

图4-1-4 司马光像

其二,政治与学术交织,且以政治统率学术,也是史官文化遗留下来的学术传统。历代史官,皆不仅为保存史料而设,更重要的是为起到资治、借鉴、垂训治乱兴衰的作用,从而使其成为统治者决策时的智囊和参谋。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史学可以帮助统治者建立“盛世”,他常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的名言告诫大臣们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历史上新兴王朝常常撰修前代国史,也是出于此意,即所谓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而史学的政治主体意识,在史著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如历代正史,首卷必是帝王本纪,其尊王意识不言而喻。从史学的政治意识看政治对学术的支配,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政治人物对学术的调控。历史上这类事件屡屡发生。秦始皇为巩固秦王朝的统治,采纳李斯的建议,除了医药和卜筮种树之书,其余书籍一律禁止在民间流传,这就是政治对学术调控的表现之一。而历史上,政治人物对学术的控制,尤其表现在对史学的控制上,如班固就曾因私撰国史获罪入狱。南宋时期,李光父子因著野史而被贬官流放,并因此使众多朝官遭贬抑。而明代叶惠仲重修《太祖实录》时因本着史家良心和道德,如实记载“靖难”事件,触怒明成祖而被族诛。清代庄廷鑨编修《明史钞略》,不用清朝年号,而只用南明年号,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株连甚广,很多无辜者惨遭杀戮。凡此种种,都说明统治者对史学的调控与利用极为重视。二是史学家或学者借撰史论学以指导帝王实行仁政,有效地治理国家。孔子作《春秋》,其指导思想是“《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使著史达到警戒乱臣之效。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在呈报皇帝的表文中,明确提出该书编撰的目的:以前朝的兴衰为借鉴,考察当今政治之得失,嘉奖善事,惩处恶行,坚持正确的见解,抛弃错误的想法,如此就足以发扬古代的盛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治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司马光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对史料的取舍,完全依据“资治”这一中心,挑选与国家兴衰、百姓利益密切相关,可以树立榜样的好事,或应当引以为戒的恶行,突出历史对政治的借鉴意义。三是“良史之忧”的政治文化传统,既构成一种政治批判意识,又形成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力。中国古代的史官,自古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据《左传》记载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灵公荒**暴虐,引发了晋国内乱,在内乱中,晋灵公为将军赵穿所杀,当时赵盾任正卿。内乱平息后,晋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公示。赵盾认为这并非事实,董狐反驳说:“你是正卿,逃跑之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之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弑君呢?”赵盾对此无可奈何。然而,秉笔直书并非都能如董狐一样顺利,有时要以生命为代价。据《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指使手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国君。事后,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为崔杼杀害。继任太史是原任太史的两个弟弟,其二弟接任后仍然如此记录,也为崔杼杀害。齐太史的三弟继承太史之位,依然秉笔直书,崔杼没有办法,只好随着他。南史氏误听太史都死了,唯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走到半路,听说已经有人如实记载,才放心回去。董狐和齐太史的所为,已不仅仅是记录历史史实,记录的过程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所以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代史官以董狐、齐太史为榜样者大有其人。《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载了桓温北伐为前燕大败之事,桓温阅后大怒,强令孙盛修改,孙盛誓死不从。正因为良史之忧的政治批判意识,许多君王对自身的行为不得不有所顾忌。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正在后花园用弹弓打鸟雀取乐,有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立即召见。不料却发现是很平常之事,便质问为何小题大做,败了他的雅兴,大臣说即便是这些小事,也比弹雀要紧。宋太祖恼羞成怒,用手中的柱斧柄打落了他两颗门牙,大臣拾起牙齿揣入怀中,宋太祖更加生气,责问:“你难道想告我吗?”大臣回答:“我不能告你,但自然有史官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怒气顿消,感到自己举止失当,马上好言安慰,并赐予金帛以示歉意。历史的政治批判,在君王权力外在约束力很小的情况下,客观上起到了约束君王的作用。而由董狐、齐太史开创的良史精神,又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秉笔直书,不畏强暴,追求真理,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极为可贵的一部分。南宋爱国志士文天祥在其诗《正气歌》中,首先将以列为表彰的对象:“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见其铸造民族心灵的作用与力量,已渗透到诗人的心灵深处。

图4-1-5 文天祥像

其三,史官职守的包容性与史学自身的兼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学术重会通的特征。司马相如论赋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司马迁著《史记》,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标。二司马之论,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果单从学术制度考察,则当将二人之论推至史官制度。先秦之际治教不分,官师合一,学在王官,史官作为王官之学的职掌者,所治包罗万象。后来史官制度虽然已经解体,但其重会通的学术精神却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儒家强调“儒者通天地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鄙视一孔之陋儒,钦佩知行无碍的通儒。孔子就要求“君子不器”,不要成为某方面的专家,而鼓励学生成为通晓人情物理、天命人事而能治国平天下的通才。道家在人生修养方面,希求达到“通玄达妙”的人生境界。中国人的学问,也以“通”为上,所以古人治经,常以“通论”、“通义”、“通诂”、“通解”、“通说”、“会通”为名,而治史之人,常以能写通史为荣。而传统意义上所说“国学”,实际上包含文、史、哲三方面的会通。古代学者,亦常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的治学范围不囿于一经一史,而是博古通今,会通文史。更有甚者,所治不限于人文学科,还常常涉猎自然科学。如东汉时期的文学家张衡,同时又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地震仪就是他发明的。又如北宋时期的文人毕昇,在科学领域颇有建树,发明了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尚通的观念在史学家的笔下最为显著,且不说史著中常有如《通志》《通典》《文献通考》《清三通》《续三通》之类的会通之作,即便是常见的历史著作中也常含异常丰富的内容。如《史记》涉及的内容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发展、文化成就等都在其考察范围之内,不仅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活动、民族关系,而且记载了典章制度、学派活动、文化思想、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等。而记载内容的广泛性,正是史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龚自珍在《尊史》中认为优秀的史家应做到“善入”:“何谓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胥吏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言其家事,可谓入矣。”也是强调史家应具广博学识,秉承了史官文化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