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佛性清静:佛教的传播及宗派

一、佛教的东传及佛经的翻译

东汉永平七年(64)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他看到有一个神仙,金色的身体像朝霞般熠熠生光,身上有日光环绕,飘飘地从远处飞来,降落在大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梦告诉众大臣,询问这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学多才,他告诉明帝:我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个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升于虚空中,全身环绕着日光,君王梦见的大概就是佛吧。于是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他们同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同时在首都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这一寺院据说也是因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目前至少有六种说法,即“先秦说”、“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年说”、“西汉末东汉初年说”和“东汉初年说”。上文所说的故事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即“东汉初年说”。这是因为在东汉初年的汉明帝时代,班超出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为佛教传入中国腹地提供了环境。佛教主要通过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又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由此再传到东亚的朝鲜和日本。海路则通过交州传入中国南方,同时传入今天的东南亚诸国。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伴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根据学者研究将佛经翻译事业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外国人主译期(自东汉至两晋),二为中外人共译期(东晋南北朝),三为本国人主译期。

第一阶段译经成就以汉末西域僧人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为代表。安译系佛教小乘上部经,重点在“禅数”;支译系大乘经部,重点在“般若”,以“缘起性空”为传授之理。安、支两系译经传统决定了中国佛学在大、小乘与空、有部之间的交互发展,尤其是支译的大乘般若空观与魏晋玄学“本无”观的结合,促进了大乘佛学隆盛地位的出现。

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开始于4世纪,当时正值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处于战乱之中,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也是中国译经的第二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安与鸠摩罗什两位高僧。

当时,道安法师是佛教界的领袖。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行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并从他开始的。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译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

图3-4-1 慧远像

他的学生中最有名、贡献最大的是慧远法师。慧远法师早年从道安学习佛法,晋哀帝兴宁三年(365),他随道安南游樊沔。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襄阳被苻秦军队攻陷,道安为秦军所获。慧远带着徒众南行,到了浔阳(今江西九江市),爱庐山峰林清静,从此隐居庐山,历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平时经行、送客常以虎溪为界。据说有一次,因与著名诗人陶渊明及庐山简寂观道士陆静修畅谈义理,兴犹未尽,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以致慧远所驯养的老虎鸣吼警告,三人相顾大笑,欣然道别。这就是著名的“虎溪三笑”的故事。据说在东晋元兴元年(402),他率众于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结白莲社,一时参加的达一百二十三人。慧远以为出家的人号为沙门,在于能破习俗的愚暗教导有情转向觉道。因而主张出家修行,即和处俗一切以世法为准则的有所不同,应高尚其事,不敬王侯,才能变俗以达其道。他所主张的,以罪福报应导俗和以禅观念佛入真的见解,对于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后人追奉他为净土宗的初祖。道安的另一位弟子僧肇(384—414)影响也非常大,他著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发挥般若中观的学说,对以往佛学和玄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作了总结,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虚幻不实的,是静止不动的,但“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

在佛教传播史上,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但是一位佛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中文名童寿,天竺国人。他从小修习佛理,后来游历西域各国,并学习佛学,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他不仅名震西域,而且影响还远传到东方各地。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坚听说了他的声名,便派大将吕光讨伐罗什所在的龟兹国,以求获得罗什。吕光得到罗什后,东行返回,在归途中听到苻坚被杀害的消息,吕光就在凉州的姑臧停留下来,并建立了后凉政权。但吕光及其后的后凉君主对弘扬佛法兴趣并不是很大,而统治中原的后秦君主姚兴听说鸠摩罗什在凉州,就派人讨伐后凉君主吕隆,吕隆大败,后来便上表归降了后秦,罗什也于姚兴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来到长安。姚兴待之以国师之礼,他们二人常常整日交谈,研讨佛理。罗什到来后,被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翻译众经。罗什能够背诵许多佛经,又通汉语。罗什执梵文本,姚兴执旧译汉文本,相互校译,新译本比旧译本文义圆通,众人心悦诚服。罗什译经,意义与文不悖,而文字典丽,发挥幽致。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为佛教的传播做出重大的贡献。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对由龙树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列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

南北朝时期,从广译佛经进入深入地研究佛经,讲经和著述之风甚盛。围绕研究佛经的不同和理论主张的差异,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毘昙、地论、摄论、楞伽等学派。继魏晋盛行般若之后,涅槃佛性学说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竺道生(355—434)在南朝大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谓善性灭绝者)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的理论,在佛教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南朝宋文帝和梁武帝等人都提倡这个理论。从此,般若空义和涅槃佛性理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大乘起信论》虽题为印度马鸣造,陈真谛译,实际是南北朝末期的编译著作。此书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心)生来即具有善(真如、净)、恶(无明、染)的两个方面,前者即众生所秉有的佛性,后者即情欲烦恼;前者被后者遮蔽不能显现。此书主张通过信奉佛教,坚持断恶修善,就可使佛性显现,达到解脱。这种佛教心性论不仅为隋唐大部分佛教宗派所吸收,对哲学界心性论的兴起也有直接推动作用。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书中那位矢志不移去西天取真经的唐三藏。唐三藏确有其人,他的法名叫“玄奘”,又称“唐三藏”,也就是俗称的“唐僧”。他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本国人主译期的代表人物,也是佛教法相宗的中土创始人。他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一人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带回大量佛教经典。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 1335卷。玄奘精通梵、汉文字,且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又亲自主译,因此他所译的经典,精确得当,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空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他取经过程中所著的游记《大唐西域记》,已经成为研究当时西域、中亚和印度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的必备的文献。

图3-4-2 玄奘取经图

其实在玄奘法师之前,中国就有多位西行求法者。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是朱士行。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颍川地方人。少年出家,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此经。但因感当时所译的般若经文句艰涩,难以理解。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典竟译得不彻底,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他从长安西行出关,穿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田。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后命弟子送回洛阳。他自己则留而未归,以80岁高龄病死西域。

另一个求法者是被称为“5世纪初的伟大旅行家”的法显。法显是东晋初年人, 3岁时,父母送其至寺院出家。20岁受大戒。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二百余年,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从而矢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399),其时他已65岁,他与同学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渡流沙,于隆安五年(401)到达和阗,复从和阗越葱岭入北印度境内,后又游历中印度和南印度,于东晋义熙元年(405)返回巴连弗邑,在摩诃衍僧寺住了三年,学习梵语和抄写经律,计得《摩诃僧祇部律》《萨婆多部钞律》(约七千偈)及《摩河僧祇阿毗昙》等梵本。后来又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国,继续学习、抄经和画像。两年中,求得《弥沙塞律》《杂阿含经》和《杂藏经》等梵本,均为汉土所未有。法显以高年立志西行求法,前后约经15年,游历30余国,往返途中,历尽艰险。70岁后才学梵书、梵语,在印度搜集、抄写了数百万字的佛教经典并进行翻译,其游记《佛国记》则是研究当时的中外交通和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宗教、地理、文化、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图3-4-3 《佛国记》书影

二、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

佛教长期繁衍中国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派别,比较重要的主要有八个宗派。一是天台宗,二是法相宗,三是华严宗,四是净土宗,五是禅宗,六是三论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

法相宗,是由印度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宗派。此宗因为是依弥勒说、无著记录整理的《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而立的宗,所以叫瑜伽宗。唐朝的玄奘法师译传此宗并著成《成唯识论》,所以此宗又称法相唯识宗,又因为传法大师玄奘与窥基师徒常住慈恩寺,窥基有“慈恩大师”之号,也称慈恩宗。它的教义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总纲,以转识成智为宗旨。所谓五法是:一名、二相、三分别、四正智、五如如;三自性指的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八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二无我是人无我和法无我。“名”和“相”指世间有为法皆有名有相,称为名相之法;“分别”指人们的主观对事物分别认识;“正智”指圣人清净无漏实智;“如如”指如实智所对真如理境。“五法”不出染净和主客观,是以总括诸法。三自性有三个层面:一是二取执着,无而谓有,起惑造业,名遍计所执;二是三界心法,依他缘生,名依他起;三是依他起上除遣二取所显二空真如为圆成实。因为事物的性质不出此三种,所以叫三自性。八识中的“识”是了别认识的意思,又叫心或意,每个有情都有这种意识的认识作用,共有八种,就是前面列举的八种识。二无我指:每个有情或众生都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即一般所说的自我或灵魂叫人无我;客观事物也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即自性或绝对的真实叫法无我。二无我也叫做我、法二空。此宗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有“八识”之说。他们认为世间物象皆属精神作用的因缘和合而显现,唯有真如佛性(圆成实性)是真实的。人体认真如,须断除执着,“转识成智”,方能修为得道。而“转识成智”,又在“因明”之理。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据,对《华严经》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阐发,是在前人三论、天台、慈恩、地论师、摄论师等学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创始人是7世纪末的贤首国师法藏,所以叫贤首宗。法藏综汇前人说法,提出了“五教十宗”的判教,以确立“华严”系的正宗与崇高。所谓五教指:一是小教,即声闻小乘教;二是始教,即大乘开始初级阶段的教义;三是终教,即大乘终极阶段的教义;四是顿教,即大乘中顿超顿悟的法门;五是圆教,即圆满无缺,圆融无碍的理论。此宗把佛教分作浅深不同的五种教义,比前此天台宗多加一种顿教,所以称为五教。所谓“十宗”,即“我法俱有”、“法有我无”、“法无去来”、“现通假实”、“俗妄真实”、“诸法俱名”(以上六种属小乘)、“诸法皆空”、“真俗不空”、“相想俱绝”、“圆明俱德”(以上四种属大乘)。尽管法相宗始终围绕“别教一乘”和“无尽缘起”讨论佛法,但其在破与立之间,力图用逻辑方法贯通诸家异说,视佛学为一个由小到大、由始到终、由渐到顿、由偏到圆的过程。为说明万千事物皆“一真法界”的显现,该宗派提出“四法界”,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与“事事无碍法界”,而诸义相“统唯一真法界,谓总赅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注华严法界观门》)。如果能达到“一一事中,理皆全遍”,“事理融通,非一非异”(《华严发菩提心章》)。世界上各种事物(包括概念)皆“圆融无碍”。既然理体与事相融通,众生与佛也就无根本差别。众生之所以轮回于生死苦恼之中,是因为有“妄想”(世俗认识和情欲),如果能认识法界缘起重重无尽、事事无碍的道理,就可清除“妄想”,而达到觉悟。其中“一一事中,理皆全遍”与“无碍法界”思想,与天台宗“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有学者认为,唐代佛学宗派到贤首的圆融会通,再经清凉(澄观)圭峰(宗密)两家的推阐,佛教义学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以后没有大的进步了。

图3-4-4 《华严经》书影

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三论宗主要依据鸠摩罗什译的《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研究传习而形成的宗派。三论主要说明诸法性空的义理,故也称法性宗。三论所传习的是中观学派思想,即中道正观的说法。《中论》有“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为此宗的中心理论。这种理论,总说世间、出世间万有诸法,都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这叫缘起,离开众多因素的条件就没有事物是独立不变的实体,这叫无自性,也就是性空。即缘起事物的存在就是性空,不是除去缘起的事物而后说空。与三论法相关,引出三论宗的一系列主张:如八不中道(世间万有说到底“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二谛论(菩萨教法有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两重真实)及判教原则等。其中以二谛论最为重要,“谛”字是真实的意思,从法性理体边说的叫真谛,从缘起现象边说的叫俗谛。从俗谛说事物是有,就真谛说诸法是空,所以真俗二谛也叫空有二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真俗不二就是中道,也叫诸法实相。

律宗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戒律的。以《十诵律》《四分律》《摩河僧祇律》《五分律》和《毗尼母论》《摩得勒伽论》《善见律毗婆沙》《萨婆多论》《明了论》为基本经典。律宗的教理分成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是佛所判定的戒律;戒行是戒律的实践;戒相是戒的表现或规定,即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该宗的主要学说是戒体论。戒体是受戒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在自心的法体。即由接受的做法在心理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这是律宗教理的核心理论。戒律有声闻戒、有菩萨戒。就戒条戒相说,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之分。五戒是出家、在家佛弟子共持的戒;十戒、具足戒是出家弟子的戒。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如《梵网戒经》有十重四十八轻戒,在家菩萨戒如《优婆塞戒经》有六重二十八轻戒。又总摄菩萨戒为三聚,三聚是三类的意思,称为三聚净戒。一是摄律仪戒,是戒相,是“诸恶莫做”;二是摄善法戒,是“众善奉行”;三是饶益有情戒,是“利益一切众生”。

图3-4-5 《华严经》书影

密宗又名真言宗。8世纪时印度的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传入中国,从此修习传授形成密宗。这三人就是所谓“开元三大士”。此宗依《大日经》《金刚顶经》建立三密瑜伽,事理观行,修本尊法。此宗以密法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于人,因此称为密宗。该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有“理”、“因”、“本觉”三个方面的意义);“识”为“心法”,属金刚界(有“智”、“果”、“始觉”、“自证”四个方面的意义)。主张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物,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依法修习“三密加持”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此宗仪轨复杂,所有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均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

在中国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的是净土宗和禅宗。净土宗由唐代道绰(562—645)及其弟子善导(613—681)创立,主要依据《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等。此宗认为相信阿弥陀佛及其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反复诵念“南无(意为归命,致敬)阿弥陀佛”,就可消除无量的罪,死后可被阿弥陀佛接引转生西方净土,过福寿无边的生活。东晋慧远大师,于庐山结白莲社,同修念佛三昧,传说为净土宗流行之始。北魏昙鸾大师,承菩提流支之教,盛弘念佛法门,自行化他,流传渐广。此宗分佛陀说的法门为二道,即难行道和易行道。并说别的宗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需经三大阿僧祇劫为难行道;说修净土法门一生至诚念佛,临命终时,仰承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安养净土永不退转为易行道。因此,此宗主张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此宗简单易行,所以能够吸引广大群众。修学此宗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行住坐卧皆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信愿具足,一心念佛,始终不怠,临命终时,就可往生净土。当然平时也要持戒诵经,广行众善以作助行。由于法门简便,所以最易普及,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流行。

禅宗的产生过程最为奇特。在一次灵山法会上,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不言一语。座下的众僧面面相觑,不知其意。只有大迦叶尊者开颜微笑。释迦牟尼便对大家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据说是禅宗的缘起,从此也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传法要诀。

禅法据说最早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达摩自称是释迦牟尼的第28代徒孙,即是印度禅宗的第28代祖。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520)或大通元年(527)他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把他接到都城建康传法。但是当时南朝的佛教重视讲义理,与达摩的禅宗重坐禅,提倡“见性成佛,不立文字”的理论不合。据说他到南京以后,梁武帝同他说佛理,问他:“我修建了这么多佛寺,写了这么多经卷,度了这么多僧人,有何功德?”达摩回答说:“都无功德。”武帝问他:“何以无功德?”他说:“这都是有求而做的,虽有非实。”由于他同梁武帝话不投机,于是便离开南京北上。传说达摩渡过长江时,并不是坐船,而是“一苇渡江”,可能是立在一束芦苇上划过长江。同年他来到北魏,开始在洛阳一带游历,传习禅宗。后来入嵩山少林寺。他在少林寺坐禅时,面壁九年,一天到晚默然而坐。这种修行方法也就是禅的修行方式。

禅是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达摩为中土禅宗始祖,在他之下又传五世。在八世纪,此派曾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约606—706)一派主张渐修,盛极一时,但很快便衰竭;南宗慧能(638—713)主张顿悟,后世尊为六祖,弘传甚盛。

图3-4-6 布达拉宫

六祖慧能是禅宗史上最为传奇的人物,他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涿县),父亲原有一定的官职,后被贬迁,慧能也随迁到了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慧能二十四岁时,父亲逝世,家境贫寒,他以砍柴谋生,奉养老母。有一天,他在广东南海路过一间旅店,忽然听到有人在店里大声诵读《金刚经》,就放下肩上的柴草,静心息虑、至诚恳切地听。当听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他豁然大悟,顿时感到身心安乐。于是,他走上前去对这位念经客人说:“刚才你所念的是什么经?是从哪里得来的?”客人说:“这是《金刚经》,它是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那里得来的。”慧能便决定跟从弘忍大师学佛。一个月后,慧能到了东禅寺,五祖弘忍便收留了慧能在寺中干杂活。几个月后,弘忍把门人唤到堂下,说:“诸位,世人生死问题是最重要的,你们只求福报,不求脱离生死苦海,自性失了,有福报又算什么呢?你们各自去写一首表达自性的偈子交给我看,我就要传衣钵了。”当时已升任上座的神秀和尚便作偈一首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认为这四句话,道理虽然说得很好,只是渐次法门,不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清静妙修的道理。于是,他根据此偈也作了一首偈子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对于慧能所作的偈子非常赞赏,他就亲自拿一根手杖,跑到米房去看慧能。此时,慧能正在米房舂米,弘忍就借事显理,暗通消息,问曰:“米熟否?”慧能说:“米熟久矣,欠筛耳。”大意是说,我参禅功夫早已成熟,透彻玄关,只是没有得到您五祖老人的衣钵了。弘忍就将手杖向米袋上敲了三下,慧能心领神会。到了半夜三更,慧能就恭敬虔诚地走到五祖的卧室来,一见弘忍就跪了下来,弘忍为慧能开宗就法,机教相当,心心相印,又将祖传的衣钵传给了慧能。

慧能离开黄梅,逃过众人追踪,来到曹溪山中和猎人们一起干活。这样潜修十五年后,觉得弘法的时候到了,就赶到广州法性寺去参拜印宗法师。当天夜里,在殿中听到两个和尚因佛前所挂的长幡被风吹动而争论,一个和尚说是风动,一个和尚说不是风动而是幡动,彼此争吵不休。慧能就说,你们不要争吵了,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当时印宗法师在旁边听到慧能的话,颇感惊异,认为来者一定是位大德高僧,就请慧能为大家开示佛法要义。慧能趁机就把弘忍传给他的衣钵亮了出来,印宗“于是为能剃发,愿事为师。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自此也就正式受戒为僧。次年,慧能移住曹溪宝林寺,开讲佛法达三十余年,声名远播,成为禅宗六祖。

慧能倡导顿修顿悟、明心见性的禅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假他求、但明自心的革新。从慧能开始,“禅”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禅定修行转化成一种在人心深处、贯穿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对于真实性的体悟。慧能弟子或再传弟子等所记载的慧能的言行录《坛经》,是唯一一部中国僧人的说教被称为“经”的著作。

从唐到宋,禅宗南宗又分为五家七派。南宗六祖慧能弟子中,有南岳怀让(667—744)和青原行思两大支系,由这两大支系又分成五宗七派。从南岳先分出一派沩仰宗,次又分临济宗。青原行思一系分出三派: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由两系分为五宗,以后又从临济宗分出黄龙、杨岐两派,合前五宗名为七派,都曾兴盛一时,经过一段时期有的就衰绝不传了。后来的禅宗只有临济、曹洞两派流传不绝,临济宗更是兴旺。近代所有的禅宗子孙,都是临济、曹洞两家后代。

综观隋唐佛教的宗派化,有几个特点:一、诸宗皆兴判教,以判别佛学真伪,传法定祖,梳理统理,排斥异己,各自为教,以为佛祖正传。二、各宗派皆有明确的理论与教义,形成各树旗帜的教派。三、诸宗皆以建立“佛统”为己任,故有“传灯”与“付法”之说,这不仅表明立宗者自称其继承佛之正统,而且还具有一定的传法神秘的意义。

三、佛教在中国的流衍与发展

在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难。前两次发生在南北朝,一次是太平真君七年(446)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法,一次是建法三年(574)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法。第三次是会昌五年(845)的唐武宗李炎灭法。第四次是显法二年(955)的后周世宗柴荣灭法。最著名的一次是唐代的“会昌法难”。唐武宗即位后,师事道士赵归真,崇信道教,归真乘宠,每诽毁佛教非中国之教,宰相李德裕也赞成其说。武宗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驱僧。凡毁佛寺四千六百余座,兰若四万余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旁及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徒众,都严令还俗。第二年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又重新恢复了佛教。

图3-4-7 慧能像

佛教各宗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兴衰不一,有的宗派,如三论宗初兴起时流传很盛,而后来渐衰。此宗经过陈代和隋代兴皇法朗和嘉祥吉藏的大力弘扬,在隋、陈、初唐时,流传之广,几乎遍及全国,但以后便逐渐衰落。有的宗派如天台宗,起初流传不广,后来却很盛行。此宗在天台智者和章安成宗之后,流传地区仅限于浙江东南一带,传承不绝,一百多年后到荆溪湛然始号称中兴。有的宗派,如禅宗一直在发展流传,从未有衰歇过。此宗有大成就的人多住在山林中,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林宝训,对于社会的依赖性不大;禅宗又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修行法则,也不需要太多的典籍,所以虽遭会昌之难,影响不大,一直传承下来,并有很大的发展。到9世纪后期唐武宗会昌年间灭法,所有的经书佛像毁坏殆尽,各宗的章疏典籍大都丢失无存。

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内部各宗逐渐融合,其中以禅宗和净土宗,禅宗和天台、华严宗的结合最为密切。一般说来,净土宗在组织上最为松散,没有独立的教团,但它的教义、修行方法几乎为一切宗派所吸收。密宗在唐末已经衰微,它的修行仪规、秘咒,也被别的宗派吸收。佛教在唐初传入西藏地区, 8世纪后形成藏传佛教(喇嘛教),元初确立政教合一体制, 15世纪宗喀巴(1357—1419)创立黄教,成为藏传佛教主流,并流传到西北地区。虽然很受朝廷的崇奉,但未普及民间,而汉地原有佛教则不及宋时兴盛。明清两代,汉地佛教没有什么起色,又没有有名望的高僧,佛教渐有衰落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