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真人垂训: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一、道教的文化渊源

1918年8月20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如果说,儒家、道家对中国精英阶层或大传统影响较大的话,那么道教则对民间的小传统,对民众的生活有较大的影响。鲁迅先生的话意思就是,道教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深层,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

图3-3-1 鲁迅像

不同于外来的佛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最早具备宗教思想、宗教仪式、宗教神谱、宗教组织以及有专业神职人员传教的“制度化宗教”。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道教萌发于周秦之际,完形于东汉顺、桓年间,繁盛于两晋,变革于唐宋金元,颓衰于明清时代。这其间,道教的形态及义理也在不停地变化,吸收了众多的思想资源,并且产生许多派别,最终形成一个颇为芜杂的思想体系。

道教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周时代的尊天祀祖的宗教思想与泛神崇拜的信仰。殷周时代的祀神、祀祖两大传统,均融会于道教神谱,构成其特有的神谱结构。道教的宇宙体系是以“道·阴阳·五行”为主体,故其神谱亦具有囊括天、地、人的兼容性。如其尊奉之神有“三清”(玉清、上清、太清)、“四御”(南方南极长生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后土皇地祇)以及日月星辰、江河山岳、风雨雷电、城隍土地诸神,可谓无所不包。

道教的思想渊源也是非常庞杂的,它汲取的思想资源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

首先是以老庄哲学为根基的道家思想。先秦时活跃的道家和东汉形成的宗教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创立的时候,就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它的内在规定性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道德经》第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可见道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存在了,而且万物皆由其产生。所以道的存在是独立的,具有不依傍任何东西的先验性和神秘性。《庄子》则认为,道是真实有信验的,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的;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以前,从古以来就已存在;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又说,黄帝得到它,可以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可以居住玄宫;北海神禺强得到它,可以立于北极;西王母得到它,可以安居少广山上,没有人知道它年代的始终;彭祖得到它,可以上及有虞的时代,下及五伯(霸)时代;傅说得到它,可以做武丁的宰相,执掌天下,死后成为天上的星宿,乘驾着东维星和箕尾星,和众神并列。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不凡的能力并且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这种思想正是从道家对道的本体化那里来的。

图3-3-2 老子像

道教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思想准则。《道德经》第2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37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庄子·天地》篇中说:“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列子·黄帝》篇中说,华胥之国是顺自然而治的,这里所说的“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意思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后来,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更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获得太平的根本,该书称:“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者。”又说:“垂拱无为,弃不祥。”它还将“无为而无不为”直接说成了“道”,它说:“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大地为灾异。”又说:“夫王者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很明显,它所说的“道”,就是老子的自然之“道”,也就是等同“无为而无不为”。

图3-3-3 庄子像

老子说:“弱者道之用。”认为“柔弱”就是“道”的作用。他认为柔弱胜刚强,天下刚强的东西都不如柔弱的存在得久。比如,他认为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但是用它来攻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能比得过的。谈到人的生理现象,他又说:“人之生也柔弱,死也坚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76章)在后来道教中,“柔弱”主要用于气功修养方面,《云笈七签》说:“呼吸中和,滑泽细微谓之柔,缓形从体,以奉百事谓之弱。”又如该书卷五十九引《墨子闭气行气法》说:“凡欲行气,先按其身,而和其气,无与气争。若不安和,且止;和乃为之,常守勿倦也。”深刻地说明了“柔弱”和“气”的关系。在道教戒律中,也以“柔弱”作为他们的主要条例。

道教还着力神化道家创始人老子,将他看成是道的化身。早在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就明确说:“老子者,道也。”他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前,老子就存在了。他可以遨游于六虚之境,出入阴阳,也能洞澈混沌,也可以辨别清浊。总之,有着道一般非凡的能力。《隶释》卷三有延熹八年(165)边韶的《老子铭》,其中说当时信道的人附会了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和“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说老子“离合于混浊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设,降升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傍,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度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道教继续发挥了这种思想。《太平经》说:“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简直有着无所不能的超凡品格。《老子想尔注》的作者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混元皇帝圣纪》又称:“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作为道的化身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太上老君”。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这说明老子和“道”合而为一,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因此,崇奉老子也就是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是当时的统治思想,西汉政权巩固之后,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再为统治者所用,汉武帝改为“独尊儒术”,但是黄老之学此时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此时的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崇尚神仙。这时的治黄老学者转向从事道家学术和神仙方术的研究,以维护其发展。黄老学者与仙道的方士结合,开始神话黄帝,宣扬神仙之学。黄老之学演变成为黄老崇拜,这对道教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就是黄老道的信徒,《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

其次,道教还汲取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荀子·礼论》提出“礼有三本”之说,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汉代大儒董仲舒则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经地义。《太平经》汲取了这些思想,提出“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并称:“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又谓:“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太平经》不仅继承儒家旨趣,大肆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而且还第一次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这在当时儒家的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尤其深远。

西汉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直接所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渊源。如《河图纪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这类学说,突破了原始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准则,而具有神秘色彩,后来几乎都被道教吸收,并加以发挥。

此外,《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东汉末产生的《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很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来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络绎不绝。

道教也汲取了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远流长。”墨子提倡尊天明鬼,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墨子在《非乐》上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天志》下又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太平经》亦强调“人各自衣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墨子提倡民众之间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能互利互助。墨子在《兼爱》中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在《尚贤》下又认为“为贤之道”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反之,他在《尚同》上说,若“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也”,那就会使“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太平经》也强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思想,主张有财物的人应当“乐以养人”,“周穷救急”。它认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生,应属于社会公有,不应为私人所独占。认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指帝王的私库)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又称:“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有道德的人也应当以道德教人,否则也是犯了“不可除”的弥天大罪。认为“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蒙求生,其罪不除也。……人积德无极,不肯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它也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说:“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佑之。何也?然智者当苞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者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与天心不同,故后必有凶也。”《太平经》的这些思想,显然都是墨子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道教在产生过程中,除吸收以上所说的这些古代文化思想之外,还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古代的宗教思想与巫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甚为崇拜,视之为神灵,对他们进行祭祀和祈祷,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天神、地祇和人鬼组成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

道教对战国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也作了继承,并有所发展。早在《庄子》和《楚辞》里,有关神仙思想的言论已屡见不鲜。稍后,在燕齐和荆楚等地均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的方术。这种神仙方术原无系统的理论,后来,这些方术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所论终始五德之运的五行阴阳学说加以解释,从而形成了所谓神仙家,即方仙道。传说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郑伯侨等都向往神仙、“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以后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衍化为道士。

由此可见,道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它的产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孕育的结果。

二、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在道教形成之前,秦汉时代的“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战国秦汉间出现的被视为道教前组织的方仙道与黄老道。其本质只是一些信奉神仙方术和黄老之学的群体,并无制度化宗教的形态。而由宽泛的“道”朝向制度化的道教的演变,则在东汉中叶的顺帝年间。而在其形成伊始,也就表现出宗派化特征,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为最早的两大教派。

太平道渊源于第一部道书《太平经》(亦称《太平清领书》)。东汉顺帝年间,有一个名宫崇的人,到皇宫献“神书”,书名《太平清领书》,未被皇帝采纳。后此书逐渐流传开来,即《太平经》。《太平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它是《道德经》的思想继承,如对“道”为天下之母,道生“万物”,求道之法的根本为静等。“太平”是太平道的社会理想,《太平经钞》上说:“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自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此若地居下执平,……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

太平道的重要创建者之一是河北巨鹿人张角,曾读过《太平经》,他得到《太平经》后,利用其中的宗教政治思想,广泛传播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收养弟子,手持九节杖,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并教人叩头思过,时或病愈。张角还遣弟子八人传教于四方,十余年间,教徒发展至数十万之众,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民间宗教集团。

由于当时朝政极其腐败,天灾人祸不断,广大人民负担极重,迫使人心思变,要求太平。张角顺应时势,提出周穷救急,互相帮助,反对豪族强取豪夺,并为人民勾画了“太平治世”的蓝图。张角四处活动,秘密准备组织农民起义。于是,张角把太平道教徒按地区用军事编制方法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设“渠帅”统率。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称为地公、人公将军。选定甲子年甲子日,即灵帝中平元年(184)三月初五在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率众起义时都戴黄巾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后被官府镇压。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为统治者所禁止,太平道信众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曹操改编为自己的精锐之旅(主要是青州兵),还有一部分太平道信徒后来归入正一盟威道。

同时也是在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学道于蜀郡鹤鸣山,自称太上老君降命为天师,造作道书以教百姓,从其道者出米五斗,故世称五斗米道。陵死,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嗣教而行其道。时有巴郡巫人张修,亦以符水为人治病,愈者以五斗米为酬,故号为五斗米师。献帝初平二年(191),益州牧刘焉派遣张鲁、张修出兵攻据汉中。张鲁袭杀张修而夺其众,又出兵袭取巴郡,遂割据巴、汉,在当地实施政教合一统治。鲁自号师君,以“鬼道”教民。其初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者号曰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号为治头大祭酒。祭酒以《老子五千文》教民诵习,以符水禁咒为人治病,并设“净室”,使病者处其中叩头思过。又设鬼吏,主管为病人请祷鬼神。教民诚信不欺诈,有病但令自首其过。又置“义舍”,内置米肉供给行路者。犯法者先赦免三次,然后行刑。有小过者罚修路百步以抵其罪。张鲁政权在汉末维持近三十年,据称当地各族民众“皆信向之”。后张鲁于建安二十年(215)投降曹操。

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相比,有两点尤值得注意:一是有严密的教团组织,即二十四治;二是开创了道教的符箓派。其时又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传秦汉方仙道神术,重丹法修炼,故又开启道教丹鼎派,《周易参同契》亦被后世道徒奉为“丹经之王”。

三、魏晋南北朝时的道教派别

魏晋南北朝时,道教进入极盛时期,其天道自然观、人道养生观与魏晋士人的尚玄好道相辅相成,亦与日益兴盛的佛教绌补相生。这一时期的道教宗派林立,论其大要,有几派值得引述。

一是由张鲁改造五斗米教而为天师道。南北朝时,天师道分为南北两支,在北方,嵩山道士寇谦之,自称奉太上老君之命,“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建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的新天师道,称北天师道。他改革的内容包括:其一,以“礼”为标准,按照忠孝原则,反对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并对道民以李弘、刘举的名义进行的“叛逆”行为大加指责。其二,按照儒家唯贤的原则署立道官祭酒,废除祭酒道官私署治职的做法的世袭旧制,改革三张祖孙世袭天师之位的传统。其三,取消蜀土宅治之号,不再沿用。其四,废除三张时期的租米钱税制度和男女合气之术,道民只岁交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锭,以供治表救度之用。经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得到皇权的支持,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

在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改革北方天师道后,刘宋道士陆修静也对南天师道进行了改革和整顿。针对南方天师道组织涣散,科律废弛的情况,他提出一系列整顿天师道的办法,即整顿过去的二十四治,健全“三会日”制度和“宅箓”制度,以及严格执行道官论功升迁制度等,从而加强和完善道教组织。与此同时,他还充实和完善道教的科仪规戒。他依据灵宝斋法及上清斋法等,制定道教斋仪,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斋醮规仪,如九等斋十二法的斋醮系统。他把上清斋法视为上品,次为灵宝、三皇斋,将天师道的传统斋法列为下品,并对金箓、黄箓、明真、三元、八节、自然等斋法的具体仪式予以详细说明。使道教斋醮仪式初具完整体系,成为道教斋醮仪范的奠基人。经陆修静改革后的南方道教,学术界称之为南天师道。

二是葛洪《抱朴子》与金丹道派理论。葛洪《抱朴子》由哲学本体、神学信仰与政治生活三部分组成。如《畅玄》篇云:“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又在《明本》篇表达了“佐进治国”思想:“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这里已明显地将汉末道教批判社会的意识倒转过来,成为宗教为统治服务的理论,并为道教进入士大夫阶层的主流社会指明了方向。同时,葛洪的道论明确反对佛教来世说,而是强调服食金丹延年益寿的妙用,且在罗浮山进行炼丹实践,以彰显其重今世享乐的理想。正是这种重今世的享乐观,为道教进入宫廷开通了思想渠道,道教的养生术、**也成为宫廷的“秘戏”,使众多帝王沉湎其中而乐此不疲。

三是上清派。上清派约形成于东晋时期,以专门传播《上清经》而得名。《上清经》是由《黄庭经》而衍生出的道经系列,也称《大洞真经》。上清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江东名门丹阳陶氏。永明十年(492), 36岁时,辞去官职,“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南史·陶弘景传》),退居句容之句曲山(茅山)修道。陶弘景和他的弟子在茅山经营数十年,从而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故后世也称上清派为“茅山宗”。上清派以元始天王和太上大道为最高神灵。上清派最具特点的修炼方法是存思。认为通过存思,天地之神可以进入人体,人体之神与天地之神混融,即可长生不老,飞登上清。上清派的存思、服气、咽津、念咒、佩符等修炼方法,对道教斋醮仪式影响甚大。上清派的出现,反映了民间道教转向士族道教发展的变化。

四是灵宝派。灵宝派与上清派大体同时出现。该派是以信奉和传承《灵宝经》系列而形成的教派,也因主传与主修《灵宝经》系而得名。该派尊元始天尊为最高神。灵宝派的修炼方法主要是重符箓科教。它又受到上清派的影响,也讲存神、诵经之类,它介于当时新旧道派之间,既保留天师道的传统,也兼有上清派的新法术。灵宝派比较重视集体的宗教活动,但又不同于五斗米道的聚众闹事。该派信徒一起唱经、一起吃斋,通过斋醮科仪,用礼拜等方式来约束杀、盗、**等种种罪恶行为,用唱经来净化口出的“恶言”,用存神的方法来驱赶贪欲与恶念,灵宝派提倡修道者应该不仅仅只求个人成仙,而应包括要借此帮助别人行善得道,普度一切人。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道教的发展,以下四点值得注意:一是由民间宗教向国教化的演变;二是建立了完备的道教组织制度;三是对原始道教进行了士大夫化的改进;四是道教的生存发展与佛教形成难以分割的对峙关系。

四、唐宋以后的道教派别

唐宋以后,道教宗派仍颇繁杂,如隋唐时的正一、上清、楼观,北宋徽宗时的神霄派,金元时北方的太一、大道、全真,南方的正一、上清、净明、紫阳,明清时的正一、全真、武当、丹法东西派等,亦变化不定,层出不穷。但在诸宗派中,最为显赫的是正一道与全真道。

正一道亦称正一教、正一派,汇融南北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诸派而成,仍奉天师、老君之道,最重咒术斋醮法术。正一道的形成,以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敕封张陵第三十八代孙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为标志。该年元成宗在已授张与材管领江南诸路道教的基础上,加授其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正一道的特点是:第一,以张陵后嗣为首领。自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于大德八年做“正一教主”后,后继的历代天师皆袭此职。第二,在组织上,由原有的新旧各符箓派组合而成。包括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太一道、净明道,以及神霄、清微、东华、天心诸小派。其组织比较松散。组成大派之后,原有的小宗派或因承传乏人而彻底融入大宗,有的则只以天师为大宗主,各自的小宗承传如旧。如龙虎宗、净明道、清微派等,直至清代,仍各自承传不绝。第三,以《正一经》为共同奉持的主要经典,主要法术是画符念咒,祈禳斋醮,为人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第四,正一道士可以不住宫观,可以娶妻生子,被称为“火居道士”。其宫观规模较全真道为小,戒律也不很严格。它们在明至民国间各自承传不绝。只是在明中叶后,因不得皇室有力的支持,大都式微。

全真道创立于金代初年,创始人王喆(1113—1170)。王喆原名中孚,字允清,道号重阳子,又称王重阳,陕西咸阳大魏村人。47岁时弃家修道,于终南山南时村挖洞而居,自称“活死人墓”,内则修炼金丹,外则佯狂装疯,自号“王害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他放火烧庵起舞,东出潼关,赴山东半岛,立教“全真”。他招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七大弟子。全真教很快在山东发展起来。大定十年(1170),王喆率丘、刘、谭、马四大弟子回陕西时,逝于途中。全真教创教初期,教风刻苦简朴。弟子大多乞食为生,不建宫观,在山野市井修炼、传教。全真道主张先性后命,修炼时先收心,达到一念不生,这叫“明心见性”。然后调整呼吸,按顺序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全真道的内丹学说认为人心具有“真性”,它又叫元神、元性、真心等,是不生不灭、不变化的。成仙的根据就建立在它上面。王喆在《金关玉锁诀》中描绘了由元神炼化到达最高阶段时,便有“阳神”出壳而飞升仙界的境况。全真道士解释教名“全真”,就是保全“真性”的意思。也有人说,全真道的宗旨要求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救济社会的“真行”相结合。真功,就是所谓“明心见性”、“除情去欲”之类;真行,就是所谓“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之类。二者双全,就叫全真。

图3-3-4 丘处机像

王喆死后,刘处玄、丘处机先后掌教,以山东半岛为中心进一步发展全真教。据《北游语录》:刘处玄教旨“无为有为相伴”,至丘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经过前后二十余年的发展,全真教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影响已上达于金朝的宫廷。大定二十七年(1187),王处一被召至京,金世宗亲问养生之道。第二年,又找丘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全真教臻于极盛。1219年,蒙古成吉思汗遣使召见丘处机。丘处机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十八高徒跋涉数万里,远赴西域雪山行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以道教的炼养长生之术,丘处机以道家清静无为、敬天爱民与戒杀戮之旨劝谕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敬称其为“活神仙”,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赦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丘处机于1224年东归,住于燕京长春宫。1227年卒后,葬于该宫处顺堂,即今北京白云观。

由于丘处机的经营,全真教鼎盛一时,《元史·释老传》说:“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其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也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元朝一统天下后,南北文化渐趋融合,全真教渡江南传。江南名画家黄子久,即为全真道士,居苏杭授徒传教。元初江南全真道最大的活动点是湖北武当山,鲁大宥、江贞常等道士于元初入山传全真道,修复宫观,徒众颇多。李道纯原为南宗玉蟾门下王金蟾之徒,居真州长生观,入元后自称全真道士,撰有《全真集玄密要》《中和集》等,为元初内丹大家。李钰、赵友钦师徒活动于江西、江苏一带,其徒陈致虚“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江、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所撰《金丹大要》为元代内丹名著。至此,全真道遍传南北,盛大至极,其势力足以与当时渐联合为正一大派的符箓诸派相匹敌。全真教的地位因元室册封全真祖师而荣誉无加。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五祖为“真君”,后人称“北五祖”;册封王喆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全真道贵盛至极后,教风崇尚奢侈,势力渐减。自元统三年(1335)完颜德明任全真掌教,其后继者再未见之于史传。

明永乐年间,属全真一系的道士张三丰,声望弥高,被称为“活神仙”,张三丰名全一,一名君宝,号三丰,一号张邋遢,辽东懿州人,“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米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自称生于元定宗二年(1247),曾为中山博陵县令,后弃官出家为全真道士,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以丹诀,赴武当修炼多年。他的门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真派的支派。

图3-3-5 张三丰像

清代,全真派诸派中龙门派呈中兴之象,以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为中兴之祖。王常月,号昆阳子,山西长治人, 20岁时遍游名山,访求大道。1656年,王常月134岁时,任北京白云观方丈,顺治帝封其为国师,康熙帝皈依于王之门下。王常月广授度牒,还长途跋涉到江苏茅山、湖北武当山传戒。他严格管理白云观,清规戒律,道门严整,香火不断,成为全真龙门派的大长管,公认为“全真第一丛林”,龙门派大盛于世。

上清、灵宝、正一诸派属于道教的符箓教派,此派长于斋醮法事,唐代时候最为繁盛,其主要的派别还有神霄、清微等。神霄派创始人为北宋末江西南丰道士王文卿。徽宗时,林灵素借助皇帝的力量推广“神霄雷法”,使它风行一时。神霄雷法是一种据说能够召雷唤雨的符箓法术。该派认为道士作法必须以内丹修炼作为根基,“内炼成丹,外用成法”,主张融合内丹与符箓。清微派的创始人是唐末广西零陵人祖舒。经五代北宋,至南宋晚期,其影响渐大。南宋理宗时,第十代宗师黄舜申以擅长清微雷法闻名京城,皇兄赵孟端拜他为师,跟他学习清微雷法。

道教教义以“道”为核心,目标在“得道成仙”,于是接收巫觋法术,创立了一套修炼方法;道教因将自然哲学之“道”予以人格化与神化,于是又接收古代神(仙)话,创立了一套“神仙系统”,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典型。而在宗教学之外,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又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三方面:一为科学,即由炼丹术之于化学和养生术之于医学而取得的成就;二为文学,这主要彰显于中国古代盛行的传奇类创作;三为民俗学,中国传统的鬼神崇拜、节日喜庆和宗庙祭祀,最大限度地为道教所容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