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易象：观自然取象与伏羲八卦的确立

《周易·系辞上》中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认为是伏羲在对宇宙运行规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通过提炼、概括、创造出“八卦”，从此将“人事之变迁”或曰人间“吉凶祸福”纳入到宇宙天地的自然大环境来考察。“伏羲演八卦”神话之后，特别是《周易》与《易·系辞》的出现，将天、地、人及天道、地道、人道三者之间相互对应、相互贯通，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神话中，伏羲是八卦的初创者。伏羲又为宓羲、庖牺（亦称庖牺氏）、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包犠，《史记》中称伏牺。神话中，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好奇踩了雷神的大脚印而怀了伏羲，12年后在仇夷生下伏羲。伏羲人首蛇身，聪慧过人，他模仿自然界中的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罟，用于捕鱼打猎；他还根据龙马身上漩涡的形状与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造了八卦，即以八种简单却寓义深刻的符号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

据说，龙马是水中蛟龙变的，凶猛无比，它跑到哪里，哪里就平地生水……伏羲降服了龙马……他一直坐在高台上，坐了八八六十四天，终于根据龙马身上漩涡的形状，研究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套八卦图，人们叫它“伏羲八卦”。八卦互相配搭，又可变为六十四卦，这是伏羲研究八卦用了六十四天的象征。[2]

在这则神话中，伏羲是根据龙马身上漩涡的形状，研究出的八卦图；有的神话版本中，伏羲演八卦的灵感则取自于乌龟背上的图文。但是，从八卦代表着自然万物与人事万物来看，八卦的发明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周易·系辞上》等对此给予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答。

《周易·系辞下》在谈到“卦”这种符号的起源时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说明“卦”起源于对自然之物象的认识，从而传“德”通“情”。唐经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他还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者。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是故谓之象者，以是之故谓之象也，谓六十四卦是也。”[4]说明，卦的产生是法天地万物，都是“观物取象”的产物，是以符号的形式对宇宙世界的高度概括。甚至伏羲八卦中最基本的符号阴爻和阳爻——“--”和“—”，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崇拜的符号化。

但是，八卦产生“观物取象”中的观，又绝非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看”，而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既“仰观”又“俯察”、既观远又观近、既观大又观小的多种观物方式相结合，通过不断转变角度的“观”以达到对自然万物客观、全面、立体的了解，深通“天下之赜”、“万物之情”，在模拟外界物象的基础上对宇宙万物内在特性和深奥义理的高度概括。这样，“象”的产生过程，既是一个模拟自然万物的过程，又是一个认识自然万物的过程。在深谙自然的基础上，还以自然之“象”，来表明和展演人间之义理，以此推演出人事之吉凶祸福。

伏羲所演八卦分别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或自然力。“如艮，卦象突出山的高耸形象。震，如大地（一阳爻）上春雷滚滚。巽，上实下虚，又像莽苍天下的浩浩长风。坎，简直就是水之波纹的图形化。兑，上虚，像地上之河流。离，上下皆实中虚，像熊熊之火燃烧。”[5]伏羲所演的八个符号虽然极其（积极）简单，但这“至简”八卦，却又可以推演出无限的事理，上至天文，中及人事，下至地理，无所不包。如艮的基本卦象为山，它可以指代一切与山有关的生命对象及其特点，如象山路、象山石、象山之松柏、象山谷、象山峰、象山之草木，等等。山有静止意，故山的卦德为止，故象宁静、象内敛、象约束。艮卦的卦形象一门框，故艮又可象门、象廊、象庭、象开阔、象通达、象把门人。艮上一位阳，阳象山峰，下深蕴阴质，阳实阴虚，故有高耸、内蕴等意。艮有静止意，故飞潜动植中一切有静止特点的对象都属艮卦，如为守门之犬，窥视之狐。又可象征静而猛的对象，如虎、雕、隼、鹰等。[6]乾、坎、震、巽、离、坤、兑七卦亦如是。这样，伏羲八卦通过“象外之象”的象征性意义，将整个自然、整个生命世界的无限信息涵摄在简单的符号之中。

伏羲演八卦，虽然取象自然，但更多的却是为通过言自然之物来言人间“吉凶祸福”，与自然规律相应称为“吉”，反之为“凶”。这样，将“人文”，即人间之事，纳入到“天文”，即宇宙天地的自然大环境中来考察，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神交”与须臾不可隔离。也就是说，伏羲八卦包含着三个相互对应的系统，即符号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而这三个系统的联系就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即“神交”。

而真正完成取法自然而言人间伦理的却是文王八卦。伏羲八卦的形象取法于自然，主要着眼于宇宙天地间的阴阳变化；而周文王把八卦两两叠合，形成六十四卦，并完成《周易》一书，主要言后天之人事。历史上把伏羲八卦叫作“先天八卦”，文王八卦叫作“后天八卦”。伏羲八卦与文王八卦在主要内容上并无差别，只是次序和方位的不同。文王八卦所成《周易》古经六十四卦，每卦由卦名、卦画、卦辞、爻名、爻辞五部分组成，《易传》之“十翼”则是经的阐释，二者共同构成我们今人所说的《易经》，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居于“六经”或“十三经”之首的地位。对《易经》的诠释和发展产生了诸子百家，并形成了易学、术数、占卜、中医、针灸、建筑、风水学等。

文王八卦延续了神话中伏羲演卦的基本原则，将卦象，即天地万物之象，作为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并试图以此揭示出宇宙天地的变化，进而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易经》有两种主要符号，一是卦爻符号，一是语言符号，两套符号中又以卦爻符号为主，所有的语言的符号都是对卦爻之象的阐释、界定与延伸。因此，象是整个《易经》的基础。如《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说的是发生严重干旱，废旧干枯之井全是淤泥，不能提供饮用水致使鸟儿亦不光顾，反映出一种时过境迁的凄凉之境。《井》卦的九二爻：“井谷射鲋，瓮敝漏。”说的是向井底射小鱼，反而射穿了汲水的瓶子，提示出即使有好的愿望，如果方法不当，也会变成坏事。又如《困》卦六三爻：“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说的是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表示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凶险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些都是通过爻画、爻辞对具体事物进行描述，来启发人们想象，阐释与之相关的抽象事理，这就是《易经》典型的取象思维方式。

这样我们可以说，在《易经》中的八卦之符号即为“象”，而其背后道理即是“意”，具体、客观之“象”是用来表达其背后的深刻之理，这就是《易经》，乃至传统中国，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取象思维。如《周易·系辞上》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就是把这些八卦符号作为“象”，并运用取象的思维方式来表达古人对宇宙万物、人事天理的抽象认识。王弼曾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又寻言以观意。言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以忘言，象者所以尽意，得意以忘象。”在这里，言是为了明象，象是为了明意。这使人不禁要问：明意为何不以言去直接表达，而诉之于象的曲折途径？这是因为，表意一着语言，就会被语言所禁锢，而《易经》卦爻之“象”却可以超越语言自身的局限性，可以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这样通过“象”抽象出来的“意”，更加的灵活与不确定，可以涵盖人们想表达的各种情感、意愿、思想、意志等，形成了以“象”表“意”时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蓄、模糊、朦胧之美，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秘密之所在。

当然，《易经》之象说的人间事理之意，更是宇宙天地的本体意义。“易与天地准”，这个准，有准则和效法的双重意义，即取象天地，效法万物。并在此基础上“弥纶天地之道”。即是说，人类社会也是对自然宇宙的模拟，有着相同的演化规律和相同的秩序模式，而卦象符号则是人类社会模拟宇宙规律的中介和象征。因此，《易经》不是仅仅说俗世之事、理、情，也包括对宇宙自然的本真价值、初始意义、存在法则的演示与效仿等。因此，六十四卦的六爻中的每一爻都包括天、地、人三个生命单元，每个单元之间生生相连、此伏彼起，形成生生不息的整体。故《易经》之象所表之意，言地即言人，言人即言天，这些意义既属于道德，又属于情感；既归之于宗教，又归之于美学，是“天人合一”的价值体。因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包括社会的礼仪、制度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而无不是“天文”，即自然界的规律和结构的各种感性的表现。

日本思想家中村元曾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具象性的。确实如此，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热衷于抽象概念的思考，也不像印度人那样漠视个别和特殊而关注于普遍之存在，而是对具体的感性存在满怀兴趣，习惯通过具体的物象，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从而实现自然世界与人伦世界的双重复写。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普遍地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可以说，这种观物取象、得意忘象的思维是“伏羲演八卦”神话思维的延续与发展，并最终形成于《易经》。这样，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所构成的卦象系统，阴阳二气、天地万物所构成的物质系统，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所构成的社会系统，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典型的文化思维。

当然，这种文化思维的延续，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文字之象与易象的互动。中国神话中，无论是汉字，还是八卦，都是象与意二者的高度融合。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这两者又相互影响，不断深化这一特点。可以说，易象的表达方式受到汉字创造的影响，而春秋以降，易学之流布又进一步强化了汉字乃至汉语系中以象尽意的传统特征。美学家宗白华说：“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的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7]总而言之，中国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美丽与和谐，既是诗人与艺术家“赋予”给作品的，同时也是对天地万物本然的模拟，这种文化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横贯千年，至今仍可感觉其脉搏涌动。故此，从西方传统伦理文化的幕布下突围的当代生态伦理学都纷纷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对接与支持点，因为以文字之象与易象为代表与基础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联，而这种整体性关联的根据即是人与自然都为“道”所统摄。[8]

[1]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86页。

[2] 陶阳、钟秀：《中国神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179～1780页。

[3]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86页。

[4]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79页。

[5]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14页。

[6]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14页。

[7]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1页。

[8] 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