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象：观物造字与凝固自然的生命符号

人类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的方式生存与发展的。为了在人群内部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于是产生语言。但语言又是转瞬即逝，既不能保存也无法传递到较远的地方，于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等方法产生了。随后，又产生了文字。文字作为语言和民族其他文化的载体，其产生的意义重大且深远，“没有文字很难说是文明社会”。中国神话中，这些图形文字都是在原始先人对自然世界长期、细微观察的基础上产生的，不但是一种特征鲜明的视觉符号，而且和人与自然的生命息息相通，是一种生机雀跃的生命符号，至今仍相对稳定地保持着自身固有的特色。

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与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玛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契形文字以及中国的象形文字。这三种文字都是在图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今前两种文字早已为拼音文字所取代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汉字自甲骨文字发展到现在，虽然在形体、读音或字义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作为象形文字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在中国神话中，关于汉字起源流传最广的是“仓颉造字说”，很多古文献中对此都有记载，如：

（1）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荀子·解蔽》

（2）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

——《淮南子·修务训》

（3）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

——《淮南子·本经训》

（4）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刚。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夜为鬼哭，龙乃潜藏。

——《春秋元命苞》

——《说文解字·叙》

（6）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水经注·洛水》引《河图·玉版》

仓颉，称苍颉，姓侯刚，号史皇氏，在黄帝时出任史官。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以前，人们先是结绳记事，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随着人类的活动频繁，打结的方法已经不够用了。于是，黄帝命令仓颉造字。传说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一年他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忽然看见水中有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觉得十分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仓颉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代表着一定的意义，就想花纹既然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之来传达心意乎？于是，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地上山川的脉络、虫鱼鸟兽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在此基础上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这便是最初的字。据《仓颉造字的故事》中说：

（仓颉）日夜忙着创造新的符号，为了叫起来方便，他给符号取了名字，叫作字。这些字都是仿照万物的形态造出来的。比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模仿月牙儿的形态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爪”字，是观察着鸟兽的爪印涂的……时间长了，他造的字越来越多。[1]

这样，仓颉根据万物之形，创造出高度概括的符号，这便是象形文字的产生。不过后来，象形文字不够用了，仓颉又仿效伏羲创立八卦的玄妙变化，发明了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它们和象形一起，总称为“六书”。

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当时出现了“天雨粟，鬼夜哭”的神奇场面。下粟如雨，是因为仓颉造字后，人类可以自由地传达、交流心意，是普天同庆的大事；而鬼夜哭，是因为这些神秘的符号文字，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清晰呈现在人类睿智的思维之中，鬼神从此无处作乱，因此悲伤痛哭。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仓颉，把仓颉造字成功的这一天定为“谷雨”节。仓颉也因此被尊奉为“文祖仓颉”、“文字始祖”、“斯文鼻祖”等，被世代炎黄子孙所敬仰和尊崇。

中国神话中，除了“仓颉造字”之外，还有沮诵、仓颉共同造字之说。《广韵·九鱼》引《世本·作篇》曰：“沮诵、仓颉作书”；《四体书势》曰：“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但后来“诸书多言仓颉，少言沮诵”[2]从而使得“沮诵、仓颉共创说”逐渐地湮没了。但是，文字的创造绝非仓颉一个人独创，而是先民们在长期与自然万物沟通、交流、融合、汇通的过程中集体创制出来的。仓颉，不过是在汉字由原始文字向规范文字过渡的过程中，起到搜集、整理的重要作用。

总之，汉字是远古先人本乎自然、象其物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抽象的概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万物是相互交流与彼此浸润的，人的生命和情感与自然万物的生命和情感通过汉字这一载体，契合成一个丝丝相连的生命整体与情感整体。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既是传播语言的媒介与符号，更是生命的载体与情感的载体。随着汉字的发展，特别是汉字楷化以后，已经偏离了早期形象如画的特征，但是汉字的象形特征通过多种途径保存下来：第一，类化转移。如“日”在楷书中已不见象形原貌，但并未失去以形传义的功能，它通过以日为部首的字表现出来，如昏、昧、昭、暮、暗等，日在此起到了意义规定作用，使得使用者见此类字，便与太阳、光明等联系起来。第二，抽象提示。汉字字型具有似与不似之特点，初见不像，细研又依稀可辨。第三，意断势联，即随笔势判断其象形原貌，等等。[3]总之，我们可以说汉字是在肯定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基础上对自身、对环境的抽象概括和复演。

如果说汉字楷化之后，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其象形的特征，那么纳西族的东巴文，则是“活的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在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意为刻在木石上的标记，说明文字创造之时还没有用以书写的纸，只能以图画的方式见木画木、见石画石地刻在木石之上。之所以称之“东巴文”是因为纳西族的老百姓会讲纳西语，但不会写其字，只有纳西族的祭司“东巴”才有资格学，且大多用来书写东巴经文，所以人们便称之为“东巴文”。曾经流行于西亚、北非等地的古代象形文字，早已被淹没在滚滚黄沙和断垣残壁之下，而东巴文字至今还为纳西族同胞所应用，成为世界古文字的活化石，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纳西族神话《东巴文字的来源》中说，一个汉族人、一个藏族人、一个纳西族人约好一同到天上找天神取经，结果汉族人、藏族人就先走了，把纳西族人东巴戛拉丢在后面，等他去追赶两位伙伴时，两位伙伴已经回来了。于是：

（东巴戛拉）对汉人和藏人说：“我虽然没有取成经，没有学到写字的本领，但是，我能够看见山就写山，看见人就写人，看见马就画马。”说完，当场就给他们画了许多山、水、羊、马、牛、人……的符号。从那个时候起，纳西族的东巴想写啥就画一个啥，念经的时候就有了象形符号的东巴文经书，再也不愁没有文字了。所以，直到现在，纳西族用的都是象形文字东巴文。[4]

东巴文字是用图画的方法写成，一字像一物或一事，象形或拟意，与图画之惟妙惟肖不同，而是用简单笔画来勾勒出事物的大概轮廓，造型的质朴，适当的夸张，具有朴实稚拙的美感。如虎字，基本上绘成一只老虎，头、身、尾、四肢，样样俱全（也有的只绘虎头）；如牛字，东巴文标出整个牛头，有耳、有眼、有嘴、有角，甚至还画出身子；如“人”字，东巴文画成人形；而“鬼”字，则在“人”字上竖立三根头发，意思是披头散发，反映纳西同胞包头、护发的习俗，并把裹头与披头、绾发与披发作为人鬼的区别，想象力丰富、贴切，童真拙朴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但是，关于纳西东巴文字具体的创制时代，神话并无记载。学术界对东巴文的创制时间有洪荒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初等不同的说法，尚无确切定论。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巴文的创制要比汉字晚得多。[5]但从文字自然形态发展的角度看，东巴文比甲骨文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东巴象形文字拥有1600个左右的符号，最初是写画在木头和石头上，后来随着纸的发明，纳西先民把这些符号图像写在一种特殊制造的纸上。这种纸用产自玉龙雪山上的瑞香树皮加工而成，质地厚，经久耐磨，具有防虫、防腐、便于长久保存的特点，因用其专门书写东巴经书，因此这种纸又称为“东巴纸”。从保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东巴经》看，留存至今的东巴经书和文献多达1500余种，共两万多册，其中东巴经典约有一千多部，涉及天文地理、宗教哲学、神话传说、民俗民风等各个方面，被喻为古代纳西族的“大百科全书”。

由于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是纳西先民对生存自然环境和自身状况的一种纯真、直接、质朴的描摹与描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对人与自然情感、生命、意志交往的一种真实、自然、率真的记载。人们在接触到东巴文字的第一眼，便会产生一种返璞归真的视觉冲击力，同时被这种文字背后所蕴藏着的人与自然蓬勃的生命力所震撼，仿佛回到了神话时代，来到了那个以描摹自然来表达人类自身情感的“东巴戛拉”岁月中。因此，东巴文字就是记载自然、记载人类自身的生命真实。

可是，现在的纳西族东巴文字正处在一种濒危的边缘，能够读写纳西文字的东巴越来越少，一方面东巴文字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备受欢迎，另一方面其作为文字的初始功能正在日渐衰微。其实，这只是一种历史之规律：当一种强大文化侵入时，往往会造成另外一种文明的消亡。

彝族的彝文由图画文字、表意和表音三个部分构成。图画彝文不直接与语音发生联系，一个符号有的可以读一句话，有的可以读成一段话，目前能识读的图画彝文已很少了，只是散存于民间毕摩的经书里。相对于起源神话较单一的东巴文来说，彝文起源的神话相当丰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彝文在滇、川、黔、桂等地区均有分布，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各地的彝族人民之间鲜有交往，因此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版本众多。其中，部分神话涉及取象造字之说。贵州西北部的彝族神话中说：古代有一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到树上记年、石上记月，成为十二地支的符号，形成了同汉文完全不同的、独特的彝族文字。云南的彝族神话则说：一个叫伯博伯耿的先知根据鸟兽的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制了彝文。[6]这样，将彝文的形成与人与自然的交织联系在一起，说明文字乃是早期彝人观自然之物取其象的智慧结晶。所以，彝文创制之后，“苍天有光彩，大地见光明，人生根势大”，“金字黑字，像太阳，放光芒；像月亮，明晃晃。”[7]

水族亦有自己古老的象形文字——水书。水书形态古老，包括天干、地支、八卦、天象、时令节气、鸟兽鱼虫、身体五官、率属称谓、数目方位等，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在水族称为“泐虽”，泐，文字之意；虽，水家之意；“泐虽”，意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书。目前，发现的水书古文字已达1400多个，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诸多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在关于水书起源的神话中说：仙人根据水族地方的各种牲畜、飞禽和各种用具的形象，创造出了泐虽。陆铎公等六位老人经过6年的学习，终于将泐虽学到手，并记在竹片、布片上带回。回家的路上，泐虽被人抢走，为了避免再遭人谋害，凭着记忆，陆铎公故意用左手写泐虽，改变字迹，还将一些字写反、写倒或增减笔画，由此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水文字。由此可见，水书在创造过程中，很多程度上是对牲畜、飞禽和各种用具的形象描摹和复写。水书流传至今，在水族仍然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对水书之物，哪怕是一张纸屑，人们都不能跨之、坐之或踩之。

彝族的彝文以及水族的水书，与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为宗教服务的，只有鬼师、巫医和宗教职业者才能懂得和运用。如水书的内容主要用来占卜，凡疾病丧葬、婚姻嫁娶，开田建房等重大活动，都要请鬼师、巫医来看水书择日，才能进行操办，是择定各种吉日的主要依据。因此，这些文字，在普通民众心中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关于它们起源的神话也版本众多、扑朔迷离。但是，无论是彝族文字还是水书，一眼望去，便可看出其最初渊源上是人类对自然万物原始的描写和刻画，是在观物取象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至今仍可见一些图画和刻画符号的痕迹。时间的隧道穿越而过，彝文、水书、东巴文字中原始先民与自然万物之间那种生命的纠集仍怦然而在。

虽然，在汉族、纳西族、彝族、水族等民族的神话中，文字的起源神话各不一样，文字的写法、形态、读音更是相距甚远，但其文字都直接取法于自然，充当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中介。人们识其字，观其性，就如同沐浴于自然之中，水光山色，飞潜动植，无不细巧生动，充盈着生命的愉悦。然而，这种生命之愉悦是关乎自然的，更关乎于人类，它深深蕴藏着人类的博大的生命之美以及人类与自然间的万般亲情。美籍中国艺术家史家蒋彝说，中国字有力的简化线条，是理想主义的，而埃及字是照相式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图画。因此，汉族、纳西族、彝族、水族等民族的文字，虽然取自于自然图景，但又在创造中将这种图景美化，使其富于形式的美感。而在这种形式美感的构造中，又包含着人类的审美态度，乃至人类的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现实生活、审美生活等内容，可以说，这些文字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宝库、关于自然的宝库，万千年的人类生活、亿万年的自然生命，都深深镶嵌于其中，既感性地流淌，又理性地表达，指向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人们浸润于其中不问出处，并最终摇曳成为生物链中的绚丽多姿的一部分。

[1] 陶阳、钟秀：《中国神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233页。

[2]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53页。

[3]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03～104页。

[4] 陶阳、钟秀：《中国神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241页。

[5] 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4页。

[6] 马学良等：《彝族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38页。

[7] 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