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结：取象的文化衍生是对自然世界的复演

中国民族神话中，汉字、东巴文、彝文、水文，莫不是人类在师法自然、观物取象的过程中形成的，蕴藏着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交感。而伏羲演八卦确立易象，也是既“仰观”又“俯察”，既观远又观近，对自然万物全面的模拟与高度的概括。字象与易象对自然的模仿不是纯表象的，而是对自然变化规律和结构的模仿，包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味和阴阳变化的内在秩序，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格局与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汉字、东巴文、彝文、水文在民族神话中起源于师法自然，但是由于东巴文、彝文、水文主要用途局限于宗教领域，所以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汉文字广为流传，甚至一些有自己文字的民族都是用汉字，如有着彝文字的彝族就广泛使用汉字，因此，汉字作为一种对自然世界的模拟符号，对中国文化、艺术、美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字创造过程始终贯彻着师法自然造化的原则，人们接触汉字，观其形，明其意，就好像来到自然之中，飞潜动植，湖光山色，历历在目，使人清晰地感受到自然世界的亲近和置身其中的愉悦。虽然后来汉字发展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之法，但汉字的师法自然造化仍是其基础。象事、象意、象声皆与象形一样有一个“象”，而转注与假借则由四者派生而来，可以说汉字仍然是表达象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这一原则的存在，使得汉字的字形和字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表意性，成为世界上唯一能跨越时空的文字。至今中国的儿童，仍能读懂2500年前的《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三四百年前的英文，除了专家之外，其他人很难读懂。因此，识汉字、读汉字通过字与字之所象的自然世界发生联系，“紧，丝缠急也”，“坚，土刚也”。但是，这种联系又不是完全意义上对自然世界的映射，而是融入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感受与敏感的精神体察，体现出浓厚的生命情调和自然情趣。如“愁，秋之心也”。愁，这是一种心理的感受与内在的体验，但又与自然季节联系在一起，体现着自然季节中人的生命活动，将客观与主观、人与自然融会在一个看似简单，却又生机跃如的字中。

在这种文化指向下，人们不仅是识字、习字、读字，广泛地运用字，还将对字的书写发展成一门独特的书法艺术。作为象形文字的东巴文、彝文、水文的书写也有着艺术化的特点。一般的拼音文字最多只有几十个字母，而字母又多由圆圈、曲线、直线和斜线等组成，字母本身没有多少形体变化，因此，拼音文字多是用以表达与交流，很难在书写上达到美轮美奂、比肩自然的魅力。而汉字形态丰富，有多少个汉字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形态，且每一种形态又都与自然世界相对应，这样就给汉字的书写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化空间，可以将本来已经十分优美的汉字以更加美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可以通过汉字书写之美来表达自然世界之美。

将汉字从书写符号上升为书写艺术，这便形成了中国的书法。书法将汉字的线条契合于心，演化成墨的干湿浓淡及运动的疾徐涩畅，从而展现字的魅力。由于汉字是俯仰万物、取身取物的产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书法便将造字之原则，内化为书法之原则，效法自然、凝固自然、展演自然。如是，书法的一笔一画均是书者对自然的回溯与表现。如卫铄所言：“（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撇）陆断犀象。（折）百钧弩发。（竖）万岁枯藤。（捺）崩浪雷奔。（横折弯钩）劲弩筋节。”无一莫不是对自然的回溯与再表现。但是，这种对自然的回溯与再表现，在不同的书者笔下却各不相同。自然只有一个，但书者的年龄、气质、情感、性格、情绪、意志千差万别，于是不同书者所表现的汉字线条赋予汉字无限多样的变化和各不相同的自然生机，可以说，书法的线条是两种生命的汇通与神合，一是自然世界，二是书者的生命世界，书法是自然生命与书者生命的融合一体。

虽然说书法是对自然世界的模仿与凝固，但不同的书法体对自然的模仿是不同的，故古人有六体书的产生皆来源于自然意象之说，“隶如立，行如行，草如走”。如大篆，法于自然之鸟迹，鸟为禽类，爪着地而留其迹，多为个字形。鸟迹亦虚亦实、亦粗亦细、亦润亦枯，浑厚中实，如锥画沙，形断而意连也；行书，法于动态之物，似晨鸡将飞，暮鸦欲下，气候通流，动静皆和；草书，则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宇宙宏阔尽在其中，造化之姿，神变无极，故云“天地何处不草书”。

当然，书法对自然的模仿、凝固与展演又绝不是外部的、表象的，而是要抓住自然生命的精神内核，映射出自然万物的无限联系与鸢飞鱼跃的蔚然生机。这样，就要求书法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也必须看出其独立的存在。但书法又是凝固与反映自然的，必须抓住自然之间花开草长、万物勃发、鸢飞鱼跃的生命力以及万物之间的无限联系。这样就要求书法作品中的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字，都不是死板的，而是包含着生命的气韵，如自然般神采飞扬。同时，照宇宙万物而创造出来的书法作品，本身也应该是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书法中的每一笔画与每一字之间又宛如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要求血脉相连、经络贯通，成为一个联系无所不在的整体。因此，王羲之说作字要“筋脉相连”，项穆则求“回互飞腾”，康有为则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洁，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这些，用以评价书法的审美要素“神”、“气”、“骨”、“筋”、“肉”、“血”等概念，无一不展示了其源于一个自然生命的有机共同体，是活物、生机之间的气韵流淌的大化联系。

汉字观物取象的起源品格，其潜在的艺术表现力，除影响到书法，还影响到中国的绘画、篆刻等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字象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与易象交织并行的，两者共同影响产生了中国重象、重体悟，轻概念、轻逻辑的文化思维。《易》之八卦来源于圣人对宇宙万物的既“仰观”又“俯察”，既观远又观近，既观大又观小，这种全方位、立体的模拟与感悟，体现为“意”与“象”的融合。在这一点上，易之取象的特点与特征是与汉字之取象特征高度互动的。易之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汉字之表达方式的影响，而春秋以降，易之文化品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汉字乃至汉语系中以象尽意的传统特征，对中国的文艺学、美学影响重大。

易象来源于自然万物，是圣人根据对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的观察而创造出来的，是对宇宙万物的一种抽象的、象征性的模拟与复演，这种易之“观物取象”的命题，在文艺、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传统。“观物取象”，最核心在“观”，而这种观，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看，它不仅指眼睛的外视，即目之所及，而更是一种心灵对周遭世界的把握与感悟，要透过层层的表象，直指万物本质的最深处，并找寻到物与物之间整体的联系。因此，在此影响之下的文学、艺术，也都必须从寻找天地万物的联系入手，构建出一个宛如自然的艺术天地。故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说的是，艺术家不能只着眼于某一个孤立的对象和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角度，而要着眼于宇宙万物，要仰观俯察，游目骋怀，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审美的愉悦。《吕氏春秋·大乐》中说：“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又如清代画家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说：“一虚一实，一疏一密，一参一差，即阴阳昼夜消息之理也。”都道出中国艺术家，必须把握物与物之间的有机联系，然后通过各要素间彼此融通、相互呼应，建构成一个宛如自然的有秩序的和谐整体。

而我们所说的易之“观物取象”中的“观”，不仅要求从寻找天地万物的联系入手，更直指宇宙万物的精神内核，得自然之精、气、神、魂、魄，并通过自身之精、气、神、魂、魄与自然互感、对话、交流，得自然之真实，然后将宇宙天地“缩影”化为六爻，予以表达和传神。从一定程度上讲，易之“观物取象”这一过程，就是一种认识与再创造的过程，与文学、艺术的创造过程在精神内核上具有一致性，这样“观物取象”的命题就与艺术本源论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五代大画家荆浩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清初大思想家叶變曰：“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说的是画作与作文都要从自然万物中来，并通过作者自身与自然的交感，取自然之神，表自然之情。这样，形成的艺术作品的美、生机、情感、情绪等，很大程度上是对天地万物本真的模拟，并通过艺术家赋予作品，这样，艺术家、艺术作品、自然万物，通过“观物取象”与“表万物之情”，人之“小宇宙”与自然之“大宇宙”，作品之“小宇宙”与自然之“大宇宙”形成了同工、同构的自然秩序。

因为，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即是“观物取象”的过程，是人之“小宇宙”与自然之“大宇宙”生命与精神的合一，故在这种生命**激**之下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就具有了与宇宙自然同样与类似的功能结构与价值尺度。因此，文艺的创造过程与万物的存在一样，均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好的艺术作品没有雕琢、没有修饰、没有堆砌，看起来完全像“自然”完成的一样。如中国的园林，一庭、一栏、一桥、一山、一石、一壑，莫不是对自然精巧的浓缩，全无一点人工匠气。石涛亦云：“运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这些都是易之“人文”源于“天文”的延续与表达。文学、艺术作为“人文”，也如易之卦象一样，是对宇宙万物的模拟，理应真实、无为、天然、率性的存在与表达。

因为，易之“观物取象”，是用简单的六爻来凝固自然、模仿自然，将复杂与博大的宇宙万物囊括于简单的符号之中，运用到文学、艺术之中便是至简的原则。故中国文艺追求空、瘦、简、净的原则，如中国水墨画的黑与白，表现的却是流光溢彩、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又如苏轼曰：“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一朵细小的微花，却可以折射出无限魅力的春光。正因为简单，故观者可以任意迁想，凭情会通，在这种知觉评价中不断地改造和滋生出新的含义与意境。但是，这种新的含义与意境，又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而是深深胎息于观者的心灵的深处，气韵绵长却又恍惚幽渺。

总之，汉象与易象，贯穿了中国文化思维的整个过程，在其影响之下，衍生出中国文化独特的、重象的思维习惯，无论文学或艺术无一不是法自然、入天地、和造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学、艺术不是为表演、为唱诵、为展览，而更多的是在模拟自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复演”。这种“复演”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复印”，而是融入了创作者的情感、情绪、意志、精神、性格、气质等，乃至整个生命，是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纠集、缠绕、交织、互感。马克思曾指出：人从来就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有机身体”即血肉之躯，另一个是他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界，人的“血肉之躯”是“无机之躯”所赐予的，“社会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有机统一”。[1]在中国神话影响下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是理性的“有机身体”向“无机身体”的靠拢，是“人”用情感的眼光在精神的向度上审视周遭的自然，并复演自然的无限生机与生命万象。一旦人们获取并懂得运用这种独特而又自由的图式话语方式与自然天地进行连接与对话，便会获得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瞬间感悟与永恒觉醒，并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