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时间:四季与四方的相互转换
中国神话中,时间和空间可以互换,时间观就是空间观。这种时间观还体现为时间和空间“裹”为一体,以时统空,在这里时间不是一维延伸的过程,而是无往不复的展开,其流动过程形成一种生命的节律,契合成大化流衍的节奏。
《山海经·海外经》四篇每一篇的末尾,都提到四方之神,即是:
(1)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东经》
(2)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南经》
(3)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西经》
(4)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
——《山海经·海外北经》
对于四神,中国人都十分熟悉,在《山海经》中,他们是显赫的四方之神,但在《礼记·月令》古代文献中,它们原本是四时之神:句芒是春天之神、祝融是夏天之神、蓐收是秋天之神、玄冥(亦即禺强)是冬天之神。正如詹鄞鑫先生指出的,四神名号的最初本义是指四时,故四神的名号,本来就是带有明显的四时物候时令的特征。其中,“句芒”意谓春天万物萌芽、句曲而发;“祝融”又作“朱明”,意谓夏天阳光明,白昼盛长;“蓐收”意谓秋天万物摧蓐,收获之季;“玄冥”意谓冬天光照幽暗,万物蛰伏。这也表明,四神原指四季,后来由于以四方配四时,才成为四方之神。因此,《海外经》中的四方之神同时也是四时之神,其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所表现的却是春、夏、秋、冬四个时节。因此,《山海经·海外经》古图所呈现的不是空间结构,而是时间结构。
除开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对应一年中的四个时节以外,中国神话思维中,先人还根据太阳的运行空间轨迹,确立了朝、午、夕、夜四时。《淮南子·天文训》中,对太阳一日的运行路线进行了记载: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铺食;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
这里的“旸谷”、“昆吾”、“虞渊”、“蒙谷”分别是太阳一日运行的四个点,即空间位置,而“晨明”、“正中”、“黄昏”、“定昏”是太阳运行的四时,即是朝、午、夕、夜。由于“四点”与“四时”与太阳的运行相吻合,所以它们各自也是相互认同、相互转换的。这样,太阳从东方升起即为朝,至最高点南方即为午,至落入地平线西方即为夕,转入地下北方即为夜。朝、午、夕、夜四时正好与东、南、西、北四方吻合对应。
由是得知,时间、空间概念的形成,都是以先民根据对太阳的观测,将太阳运行位置抽象化的结果。根据太阳运行轨道的不同位置,先民们分辨出东、南、西、北四方,认识了春、夏、秋、冬四季和朝、午、夕、夜四时,且认为四方与四季或者四时是相互认同和相互转换的,由此产生一系列神话。而在神话的产生与流传过程中,又或先或后的加入了四方之神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四方神兽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又派生出四方天帝——太皞、炎帝、少昊、颛顼,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时空转换中国神话的宇宙模式。
中国神话中,东、南、西、北四方位对应着春、夏、秋、冬四季及朝、午、夕、夜四时,这是时空混同或者说时空互换的宇宙模式,而伏羲神话中,伏羲“仰观于象”作八卦、八卦的阴阳爻画及卦画也都是这一模式的体现。八卦中每卦有六爻,每一爻都有一个“时位”,既体现时间,又体现空间,是时间与空间的合一。此外,我们从先天八卦的卦意中也能看出离、乾、坎、坤与朝、午、夕、夜吻合一致的关系。“离卦,两阳夹一阴,为朝日之象,象征朝阳冉冉升起于东方之状,因它初露地平线,天空还处于白昼与黑夜的过渡状态,故卦象画成阳中含阴,为朝时。乾卦是三阳重叠,为日中之象,象征正中太阳当头照之状,因时值中午,艳阳高照,光线强烈没有一线黑暗,故卦象画成是三阳重叠,为午时。坎卦,两阴夹一阳,为日落之象,象征落日薄暮于西方之状,因时值黄昏,暮色四起,却又尚有一段光明的时间,因此,卦象画成一阳为众阴包围之象,为夕时。坤卦是三阴重叠,为日入之象,象征太阳正入地底下之象,因天空一片黑暗,缺乏光明,因此卦象画成是三阴重叠,为夜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八卦的时空对应认同关系:离为东对应朝,乾为南对应午,坎为西对应夕,坤为北对应夜。八卦符号所蕴含的内容及其象征意义都是与时空有关,这种时空观也是混同的,时间与空间可以相互转换。
满族《天空大战》神话体系也体现了时空合一的特点。太阳女神阿布卡赫赫是在“天水相连处”的水泡里出生的,“在水珠中可以看到她的七彩神光”,显然这是一幅日出东方水面的图景。因此,阿布卡赫赫的出生正是黎明的象征;从阿布卡赫赫身上裂生出的卧勒多,性烈如火,司掌明亮,正是正午时分,太阳运行到天顶日光充足,气温高热的表现;从阿布卡赫赫另一裂生妹妹巴那姆赫赫,性酣,嗜睡不醒,这是正午过后即是黄昏时分,太阳的生命力衰退,傍晚嗜睡的现象,这三位女神共同构成了白昼的神话。而敖钦女神变成的耶鲁里恶神则具有黑夜的特征:她久居黑暗的地下,出现时就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黑水横流,显然,她是夜的隐喻。而这四位女神同时又代表着春、夏、秋、冬。太阳神兼春神的阿布卡赫赫战胜冬神耶鲁里以后,她派身边的四个方向女神下来给人类指点四方向:西、东、南、北,至此,形成了满族以太阳为坐标建立的时空秩序。
不仅是中国神话,在世界许多民族与地区的神话中也都体现了时空互换的最明显特点,这已经为人类学家们所证明。正如卡西尔所说:“如果试图追溯神话这种原始时间怎样变成实在时间,变成序列意识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时间关系的表达也只有通过空间关系的表达才发展起来,两者之间起初没有鲜明的区别,所有时间取向都以空间定位为前提。”[1]在此基础上,卡西尔指出,原始民族常常通过空间的划分来标示时间,如将天空分为四个部分:东南西北,并将这四个方位转换为早晨、中午、黄昏、夜晚,他以祖尼人为例,祖尼人将空间划分为七个区域,东西南北上下,再加上中央,其中以东方为秋季,南方为夏季,西方为春季,北方为冬季。在这里,我们发现,祖尼人与中国神话中的时空观十分相似,只是由于所在的地理位置的不同,使得空间所对应的季节和中国有所不同。但是,很多民族与地区,神话时代之后便对时间与空间有了明确的划分,如古希腊,但在中国,时空合一却长期保存在民族的思维结构之中,这是中西方在时间观念上的重要差异。
时间与空间合一的神话思维与意象,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宇宙观念。“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中国人把世界称为宇宙。在这里“宇”是空间,由东南西北和上下构成;“宙”是时间,是过去到现在时间的一维延伸。时间和空间合一就构成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但中国人更重视时间,强调以时间统领空间,而非空间统领时间,用《管子》的话说就是“宙合”:
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出。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管子·宙合》
在这里,管子先说天地,然后说时间,天地包裹万物,万物都离不开时间,所以时间是无处不在,因此我们要重视接纳时间。同时,天地万物还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变化,我们要应对这些变化,就必须掌握时间,掌握了时间才能完备,重视完备才能得当,因此,人类必须依附大自然,依靠时间的变化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春夏秋冬四时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天文历法,并渗入那个时代的文化观念之中。当时,人们崇拜四时,以四时指代天地,效法四时就是效法天地。因此,《周礼》有天宫、地宫、春宫、夏宫、秋宫、冬宫六部分,在这里,四时获得了和天地比肩的地位。《淮南子·时则讯》说:“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中庸》曰:“君子以时中。”《周易·乾·文言》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因此,农耕、国政、教化、医疗乃至人的行为方面,都要与时间相契合。故春主祭祀铺民之事,秋主杀伐之事,杀伐若在春则不顺。而在医学领域,中医的开药方其实就是开的与时间的对应关系。
同时,中国文化中这种与空间互换的时间,又不只是一维延伸的过程,而是与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是无往不复的生命过程。《吕氏春秋·圜道》曰:
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始,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弊,故唯而听,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厚,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
在这里,《吕氏春秋》认为,圜道运行是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天体运行,四时变化,生物的萌、生、长、大、成、衰、杀,云气西行,水泉东流,人的生老病死,“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日夜不休”,“无始无终”,无不符合圜道的规律。《周易》、《老子》、《庄子》等对时间运行规律的认识,也都殊途同归,把宇宙间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的运动看作是一种圆周旋转、生生不已的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大自然这种有规律的运行是建构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与基石,“这种秩序保证了那种支撑着生命和心灵,并成为全部知识和安全的基础的生态的和生物化学过程的稳定性。”[2]
卡西尔说:“对神话来说,没有时间‘本身’,没有永恒的持续,也没有规则性的重视和连续,只有个别内容的构造……时间整体被类似于音乐小节线的界限划分开。”[3]通过时空的认同与互换,中国先民先是认识了春、夏、秋、冬,《尚书》中还出现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吕氏春秋》增为二十四节气,西汉孟喜还提出七十二候的说法,即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一节分为初候、次候、末候,每候大约五天。这种划分,使得中国人的自然生命以节奏的形式契合于宇宙的时空之中,时间呈“节”的运动,而人也“节之顺之”,时令、物候、人情、世事等,都在时空的大气场中契合成大化流衍的秩序律动。因此,人类必须遵循和接受自然的“指导”,并从中寻找和确立自身的价值意义和道德规范。正如罗尔斯顿所说:“并不仅仅把自然视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事实的领域,它还是一个自然价值的领域,它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它是能够、也应能够与之心神交会的。此外,‘遵循’自然的概念比遵循艺术、音乐或运动更深沉,因为在这种遵循中,我们通过敏感的观察而发现并引进了某种非人类的价值。”[4]
[1]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21页。
[2]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9页。
[3]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22页。
[4]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