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月星：无往不复的自然之三光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日、月、星，乃人类最易观察到的自然天体，同时也对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原始先民看来，太阳火红、月亮幽明、星辰闪烁，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神奇，或是人、神，或是自然之物幻化而成，或是某种神奇的力量的主宰，这些和原始观念渗透融合，最终化合成为美轮美奂的日、月、星神话。
其中，太阳与月亮最受人类关注与崇拜，几乎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着日、月崇拜的神话。中国神话中，关于日、月的出生各民族说法不一，但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一是生育说，认为日月为父母所生。《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载：“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珞巴族神话说，天和地婚配，地母生了九个太阳。二是肢体化生说。《绎史》引《五运历年记》记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发髭为星辰。”三是铸造说。认为是神人用金、银铸成了太阳和月亮，铸造日时飞溅的金花银花就变成了满天星斗，苗族的创世神话对此就有过详细的描写。四是神创说。纳西族神话《创世纪》说，在阴阳善神东神和巴神的主持下，“真和实相配合，产生了光亮亮的太阳；虚与假相配合，出现了冷清清的月亮”。五是蛋生说。苗族神话说太阳是从蝴蝶蛋里生出来的。
日月诞生以后，规律地运转，日升则昼，日降即夜，日月间替，互不相干扰。在原始先民看来，规律运转的日月是从某个地方升起的，这个地方即是他们住址附近的高山或山下的海中。《山海经》对日、月之所出的描述有六处之多：
（1）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山海经·大荒东经》
（2）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
——《山海经·大荒东经》
（3）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山海经·大荒东经》
（4）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
——《山海经·大荒东经》
（5）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倚天苏门，日月所出。有壎民之国。
——《山海经·大荒东经》
（6）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山海经·大荒东经》
而对于日、月之所入，《山海经》亦有七次记载：
（1）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
（2）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
——《山海经·大荒西经》
（3）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
——《山海经·大荒西经》
（4）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日月所入。
——《山海经·大荒西经》
（5）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山，日月所入。
——《山海经·大荒西经》
（6）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
——《山海经·大荒西经》
（7）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
——《山海经·大荒西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太阳和月亮会从“大荒之东”的六座山头上升起，在“大荒之西”的七座山头下隐没。日、月降落的地点比日、月升起的地点多，不知这一点原始先民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不过从这些神话时代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先民已经认识到日、月大体的运行轨迹：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画一个半圆弧，落到西边的地平线上。至于，日月升与落的地点不尽相同，大概是因为季节的不同和观察者所在位置的不同吧。这样，根据日月东升西落的运动轨迹，先民由此获得了判断空间的两方位——东方和西方，随着对东西方向的认知，南北方向与原始历法也就产生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用“东西”一词来指代自然界中一切具体与抽象事物，钱穆对此如此解释：“俗又称万物曰‘东西’，此承战国诸子阴阳五行家言来。但何以不言南北，而必言东西？因南北仅方位之异，而东西则日出日没，有生命意义寓乎其间。凡物皆有存亡成毁，故言东西，其意更切。”[1]由此可见，日月，尤其是太阳的升落，对人类十分重要，它不但为万物的生长提供光与热，保障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其规则运行亦为原始先民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方式的养成），成为人类认识宇宙秩序与确定自身秩序的坐标符号。
于是，人们讴歌太阳、崇拜太阳，形成了丰富的太阳神话。19世纪西方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曾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中国学者何新也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中大量被表现的十字、亚字以及类十字的装饰图案、大量有关太阳崇拜的实物遗迹、古文献资料中发现，太阳神信仰虽然在商周以后逐渐沉没，但是其痕迹和遗俗却仍然比比皆是。如所谓的“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而日华之华，可能就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在此基础上，中国各民族的太阳神话与仪式相结合，形成了祭祀太阳的仪式。如东北的鄂伦春族每年正月初一，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向太阳跪拜，祈求赐福。当遇到困难时，也向太阳诉冤祷告。云南昆明西山区大小勒姐等村的彝族，20世纪50年代前每适农历冬月二十九日举行“太阳会”，村人到山神庙中去祭祀“太阳菩萨”。祭祀时，用五色纸书写“太阳菩萨”几个字，念《太阳经》七遍。供品上须雕刻类似太阳的莲花图案。祭祀者都要敬香磕头，喃喃念颂求太阳保佑的祷词。[2]除中国各民族外，世界各地均发现有太阳崇拜的遗迹，如挪威特伦霍尔姆发现的青铜车上载有日盘；西班牙特鲁埃尔发现的青铜驹蹄下、背上均有日轮。兴建于公元前后的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奥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阳神殿。中、南美洲地区其他著名的文化，如阿斯德加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莫奇卡文化、纳斯卡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等古代文明，也都发现有巍峨壮观的太阳神殿建筑。
在原始先民看来日月的运行不仅是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的基础，而且日月还是富于情感的，是“跟人的生活相似的”事件。正如荣格所说：“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3]所以，在中国神话中，日月的生活日程也和人一样，有劳作、有休息。《山海经·海外东经》中，10个太阳，都住在汤谷一棵高数千丈、粗一千余围的扶桑木上，“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居上枝的一个太阳按时由鸟运载着，或是坐着“驾以六龙，羲和御之”的车子，每天从东方出来，走完固定的路程，回到西方。月亮也乘坐车子从东至西，它的御者叫望舒。也正是因为，日月同人一样具有日常的生活与情感的内心，所以它不但被原始先人崇拜和祭祀，同时又以“类人”的身份走进先民的内心世界，成为他们心灵交感与情感互动的对象。
此外，先民还将日与乌相联系，把乌作为太阳的象征。中国神话，不仅认为“日中有乌”，还认为是“乌”载负着太阳运行：“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后来十个太阳作恶，弈奉命射落太阳，散落了一地的鸟毛，于是屈原在《楚辞·天问》里写下了“弈焉彃日，乌焉解羽”的妙句。由于太阳的运行和飞鸟飞过天空的轨迹相似，如是原始先民认为太阳是鸟驮着在飞，可为什么是“三足乌”呢？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或是认为“日中有乌”，是因为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太阳黑子；或是认为，由乌鸦晨来暮去的习性所定，太阳表示白昼，乌鸦表示黑夜，太阳负在乌鸦背上，则表示白昼与黑夜的更替；等等。笔者则赞同张福三先生的解释。张先生认为乌者巫也，乌鸦就是巫师的化身，是他的象征物，或者是沟通神灵的使者。这一说法显然更为合理。无论是我国少数民族，还是其他原始地区的巫师，都是本部落的智者和精英，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沟通神鬼的特殊能力，在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据《国语·楚语下》记载，巫师“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意思就是说巫师们都是智商极高的，而且有千里眼、顺风耳，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吉凶。在这里我们发现，乌鸦的原本面目与凶兆无涉，反而是智慧与神通的象征。而“三足”，则代表着男性强健的生殖能力，是太阳作为阳性之物的象征。只是唐朝以后，乌鸦在汉族人们心里的地位逐渐失落，最后沦为专门预告凶祸的恶鸟。
在很多民族神话中，乌鸦也确为智慧之鸟。如哈尼族神话中，乌鸦因为吃了“天书”，所以无所不知；彝族神话中，是乌鸦把人类的始祖居木吾吾带到天上，帮助他娶了天神的女儿才繁衍人类；普米族神话中，是乌鸦把发洪水的消息告诉了人类，使得人类躲过了洪水的浩劫；等等。因此，在原始先民看来，乌鸦是巫师的化身，它与巫师一样，可以沟通人神，预知吉凶祸福。这样，先民将乌鸦与日联系在一起，希望乌鸦能够将太阳的光明、生机、温暖与神通带至人间。因此，汉族在唐代以前，乌鸦是吉祥和预言作用的神鸟，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曰：“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满族的“萨满教”中也有“乌鸦救祖”（清太祖）的传说，所以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
综合以上，我们发现，日之规律地所出和所入，为原始先民提供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的养成，同时这种规律的背后又与“三足乌”等鸟的飞行有关，也就是说，日之规律、人之规律、鸟之规律三者是统一的。原始先民看似杂乱无章的生态伦理意象性思维背后所指向的是：太阳之下人与自然（三足乌或是其他鸟类）规律性的同处或共生。一旦太阳为平等无别地为一切生命——或人，或动物，或植物，提供生命的光与热，这些生命也就被平等地置身于太阳的规律之下，这是一张无形但又疏而不漏的自然规律之网，所有的生命之体都平等无二深受太阳升落之影响，人与自然中的其他成员之间构成互动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之生存规律即是太阳之运行规律，是自然之规律。
无独有偶，世界的一些民族的神话也和中国一样，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如古埃及，鹰神荷拉斯被奉为太阳神而受到崇拜；古波斯，作为太阳子孙的国王的皇冠上，装饰着象征太阳的翼翅；玛雅文明，传说日神是一只乌鸦变成的；古爱斯基摩人认为，是渡鸦控制了太阳的升落。如此广泛的将太阳与鸟相联系，可以折射出神话思维背后独特的逻辑轨迹，神话可以浩如烟海、五花八门，但隐藏在神话背后的人与自然的原初的秩序却是唯一的。神话虽然不是科学和历史，但不能否认其中蕴藏着合理的成分。因为，神话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种时代的文化印迹。随后，在太阳与鸟的神话基础上，先民崇拜太阳和鸟，进而产生了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的交融，这便是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整合与交融。
与太阳神话一样，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月亮的神话。这些神话中，大多把日月相联系，或视之为夫妻、兄妹，或其他亲属关系。其中，不少民族神话中视日神为女性，月神为男性。如古突厥人视月亮为男性，太阳为女性。古代蒙古人认为“太阳是月亮的母亲，”，而“称月亮为大皇帝”可见，古代蒙古人也视太阳为女性，月亮为男性。布朗族神话《顾米亚》中说，天上太阳九姐妹和月亮十兄弟。仡佬族神话《日月兄妹照人间》中说：月亮和太阳是两兄妹，月亮是哥哥，太阳是妹妹。独龙族的神话也说太阳为女性，月亮为男性。珞巴族视太阳为女神，鄂温克人亦视太阳为女神，故称其为太阳奶奶。还有一些民族神话中，月亮与太阳的性别互换，日神为男、月神为女。壮族《三星的故事》称太阳是丈夫，月亮是妻子，星星是他们的孩子。高山族有一则神话说太阳和月亮是一对青年夫妇的化身，男的变为太阳，女的变为月亮。布依族有一个神话说太阳为男，月亮为女，它们是一对青年夫妇变的。瑶族《密洛陀》神话称，月亮妹和太阳哥结婚，生下男女各11个。[4]
各民族神话之所以将日月相联系，大概是因为，太阳和月亮都是发光体，一个在白天出现，一个在晚上出来，太阳给予万物生长的光与热，而月亮在原始先民眼中也与万物相连。空气湿润的地区，经过一个晚上，植物的叶子上多带露水，原始先民不明了露水的来源，以为这是月亮柔和的光线带来的。干旱季节，各种植物经过一天太阳的暴晒显得十分蔫萎，而经过一个夜晚的月华，到清晨又恢复了生机勃勃的景致。于是，原始先民认为月亮和太阳一样有着恢复生机和促进植物生长的神性，甚至一些民族认为，“月亮是生产一切植物的生产者”。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月神崇拜和祭月的习俗。如我国云南澜沧县的拉祜族则以为各种农品是月神和日神赐予的，他们每年阴历八月十五要到村寨的东方及西方盖一间小房子，各家都要将一年来所有的农业生产收获物各拿一点去摆上，并杀鸡、猪祭献，东方献太阳，西方献月亮，并祈祷：“我们的一年生产所得，都是你太阳、月亮给的，没有你们，我们什么也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种的都献给你们，明年你们还要比今年更多的给我们收成。”[5]
由此看来，人们崇拜月、祭祀月，与崇拜日、祭祀日一样，都是源于原始先民认为日、月与人类、与植物生长的联系。当日、月之神性为万物，特别是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保障之时，也就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食物基础。因此，很大程度上可说以，每一种神性的存在与归位，都始于人与自然的交织点上，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初的联系与交往的通道，当人与自然共同交织在某一神圣物之上，这一神圣之物便会以神话的形式深潜于民族的记忆之中，并演化为祭祀的仪式，渗透到集体表象的各个方面。
同时在中国神话中，如果说太阳是日的象征，和鸟相联，那么月亮则是夜的象征，和玉兔、蟾蜍等阴性物质紧密联系在一起。汉族神话中，月中有蟾蜍和灵兔的观念很早就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绘有一新月形象，月中即有蟾蜍，月下的天空中有一女子，坐在龙的翅膀上飞行。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嫦娥奔月”故事的表述。以后又有嫦娥奔月化为蟾蜍、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说法。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月亮之上多有月亮女神，壮族的玛霞女神、瑶族的姑娘、水族的九妹女神，等等，如与之相伴的兔子、蟾蜍、大冬瓜、各种种子等，也无一不是生殖力很强的动物或象征性植物。这样进一步说明了，月亮也是各民族生殖、丰产职能之神，它和太阳一起为人间带来了繁茂的生命与万物的茁壮成长。而先民最原始、最本真的崇拜就是对生殖能力的赞美与**，因为只有蓬勃的生殖能力才有气象万千的人与自然世界。
“天有三光日月星”，中国先民对天空中这三种发光的自然天体都充满了敬畏之情，并极力赋予他们高贵的出身与神奇的力量，但相对于日、月来说，关于星辰的神话就少了很多，这大概是星辰太多、太小，没有日、月那般显赫、明亮的原因吧。汉族的盘古神话中，盘古的“发髦为星辰”；《山海经》中，高辛的两个儿子分别化为心、参宿两个星星；纳西族神话中，“牦牛的精液喷洒到天空，于是形成了满天的繁星点点”；[6]黎族神话中，山猪咬碎多余的四个太阳，变成了满天的星星。但民间传说中，有些星星神话倒是广为流传，如牛郎星、织女星、北极星、启明星等，如蒙古族民间流传着《北斗七星的起源》：
有两个兄弟与五位有神奇本领的勇士结为兄弟。他们是：上午射出去的箭下午才带着被打中的鸟掉下来的神箭手；能听到世上所有声音的顺风耳；把东西两座山换来换去当游戏玩耍的大力士；能追上黄羊的飞毛腿；能一口气吸尽大海的吸海神人。后来他们与夏兹盖国王的勇士比试射箭、摔跤和赛跑，由神箭手、大力士和飞毛腿取胜。国王恼羞成怒，预谋把他们关进铁屋子，然后放火烧死，顺风耳得到这个消息，吸水能手便吸足海水，浇灭大火，并淹没夏兹盖王宫。最后七人飞上天空，化成北斗七星。[7]
除赋予星辰高贵的出身之外，先民还结合神话对星辰进行了分区。他们把天空中的恒星分为二十八星宿，每个星宿有临近的若干个星星组成。二十八星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用一种动物的形象作代表，即四象：东方苍龙（青色），北方玄武（黑色），西方白虎（白色），南方朱雀（红色）。这四种动物都是神话里的神兽：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1988年7月在南阳市西麒麟岗上汉墓出土的汉代天象图，有力地说明了先人对天象的这一认知。该图由九块画石组成，是“天有九重”的象征。画中刻一中央天神黄帝正襟危坐、头戴“山形冠”、其四周由“四神”环绕，上为朱雀，下为玄武，左为白虎，右为青龙，画基端刻女娲及南斗六星，女娲人首蛇身，怀中抱一圆轮，当为月轮；画右端是伏羲及北斗星，伏羲亦人首蛇身，怀中抱一轮日，日中有阳乌。这幅图集人神、动物神、人兽相合神、自然天象于一体，体现了神话思维之下，古人对天文星象直接而又复杂的感知，是天文学与神话学高度融汇的代表之作。
神话观念中，远在天空的高贵星辰又和大地上人与自然的生命息息相关。由于某些星辰与气候的变化有关，于是原始先民认为这些星辰是气候的操纵之神。柴尔德曾说：“你且注意：当经验提醒你，你应该把你的谷物种下去了时，在天空中居于一个重要位置的，是某几颗星子，或某几个星座；当你期望有雨来使你的谷物成熟时，在天空中居重要位置的，又是另外的一些了。这么利用星子来作指导，人类可能会相信真是这些星子影响了地下的事情，你这就把时间的联系和偶然的联系混同起来了。”[8]谶纬神学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位星神，若主星呈现幽隐昏暗之状，则代表着人生命的结束，即“星灭人亡”。因此民间至今流传着“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或“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的俗语。此外，各民族婚庆等民俗活动，为了得到星神的保护都要举行“挂灯”仪式，有挂“三星灯”或“七星灯”，以祈求子孙兴旺、生产丰收。也就是说，星辰的运行与晦明直接与人的生命、自然的丰产丰收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星辰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保护神。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民族的保护神也即是这个民族的生殖之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先民对星辰的崇拜与对日月的崇拜一样，同样是对伟大生殖能力的赞美与歌颂，是对万物的丰产与人类人口繁盛的虔诚期盼。
总而言之，在中国神话中，日、月、星出身高贵，日与月规律地东升西落，星辰则恒远不变地镶嵌在天空上。在历史的流变与更迭中，神话中的日月崇拜，演变成帝王将相们每年的盛大日坛、月坛的祭拜活动；而对星辰的崇拜，则化身为福、禄、寿等吉星，守候着平常百姓的柴米油盐。上古留下的神话，体现了其他星体对人与自然的决定性的影响与守护，也体现了人类、自然与其他星体之间的千般纠葛与联系，而现代科学的验证又使得这一联系更加面目清晰，并在其哲学思想中得以体现。如果说，西方哲学是在确定人与宇宙天体对抗的基础上探讨人与环境的外部关系的，而中国民族神话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则将人看成是“圆满完成者”（consummator），也就是说，人是把所有的生命，乃至宇宙空间都纳入在自己的生命之中，体验的是所有生命的共生、共在，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星体整体性的关联，这是“道”，亦是佛家的“法尔如是”。千百年后神话的面纱退却，只要人类还抬头仰望天空，日、月、星，那瑰丽的色彩，那绚丽之光，便会勾起人类最真实而又最离奇的想象，回味着千年前那美丽的神话，因为这些也化成民族的血液流淌在世世代代的肉脉之中，交融在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千般交织的共生关系之中。
[1]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3页。
[2] 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60页。
[3] ［瑞］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54页。
[4] 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78～180页。
[5] 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62～163页。
[6] 吕大吉主编：《中国原始宗教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10页。
[7] 满达日娃，那木吉拉：《蒙古文〈北斗七星经〉和汉文原稿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8] ［英］柴尔德：《远古文化史》，周进楷译，北京，联群出版社，1954，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