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小结：时空是人与自然生命节奏的安顿

宇宙就是空间和时间合一。而中国神话中，时空始终与人、与自然的生命节奏相联系，时间主要表现为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也就是人与自然生命的生长过程；空间主要表现为长、宽、高（或形状、距离、方向），即是人类与自然的相互融通与缠绕的场所。因此，神话中时间与空间始终与人与自然的种种纠集相连，它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活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态伦理学问题。

从宇宙的原点——混沌状态，走向阴阳的产生，天地的开辟，日月星的流转，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四时、四方，四时与四方的对应与互换。“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广博无垠的空间和横贯古今的时间，又不是空寂的、静灭的，而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展演场。从此，“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人与自然在此广博的宇宙时空中出生、壮大、衰退、消亡，各安其所，各尽其性，展演出生命节律的无所不在的联系与巨大的化育力。这些既来自于中国神话，又推进到中国文化品格的方方面面，并在人与自然交织的实践中得以超越和提升。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与空间是人与自然生命演绎之网络与载体，也是一个关乎于生态伦理学的重要话题。

早在神话的发轫期，中国的原始先民就已经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宇宙是人与自然生命运动的载体，它遵循四季交替循环的规律，季节的更迭又是按照空间的四方进行循环的运动，而人居这一切中心地位，沟通天地人神。在西方哲学中，时间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容器式的时间，一为绝对主观化的时间。而在中国文化中，时间则始终与人生实践与万物化育相联系，与生活世界、自然密切融合和统一。甚至，可以说掌管四方与四时的天神就是人类自身。《山海经》记载的“神”往往指氏族部落或其酋长。上文提到的1988年南阳市西麒麟岗上汉墓出土的汉代天象图，画中四周由“四神”环绕，上为朱雀，下为玄武，左为白虎，右为青龙，而黄帝居中央正襟危坐。根据《山海经》等对黄帝及其儿孙的描述来看，他们既是天神，又是伟大的人，是华夏各部落、各民族融合的象征。黄帝居四神中央其实就是人居宇宙的中心位置的另一表达。也就是说，人才是宇宙（时间与空间）价值的展演者，离开人与自然的种种互动与交织的时空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意义的。

这一观念，在距今六千年前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蚌图中得以印证。该遗址共出土三组蚌图，第一组蚌图与墓葬结合。整个墓室模拟“天圆地方”的“盖天说”神话宇宙观进行布置，墓主头顶苍天，脚踩大地，墓主东西两侧分别蚌塑一龙一虎，用蚌壳堆塑北斗图案，斗柄用两根人胫骨组成，表示围绕着北天极旋转的北斗七星。由此可知，墓主在此居于中宫天极星的位置。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天神乃是人间之凡人，在中国的观念中，居于宇宙中心地位的正是我们人！

正因为人居宇宙中央，所以，时间与空间都是以人为中心铺陈开来。在此，时空不是一种特定的“事物”，而是一种流动的“过程”，时间、空间的流动，使得生命联系无所不在、无所不通，共同编织成庞大、圆融、交织、缠绕的生命之网。其中人虽然为宇宙中最有灵气者，但它却又只是生命的一种组织形式，必须与其他生命组织形式共同汇入到宇宙的生命共同体中。中国文化的这一思想并非是贬低人类，而是促进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相连与契合，并在相连与契合中参赞化育，将类我的生命融入到圆融无碍的宇宙时空之中。这种独特的时空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意蕴，因为时空中任何生命，或人，或自然万物，都不是一种僵死的存在，而是一种活泼之物，人不能从存在的世界中抽离出来，万物也不能以简单的外物视之，而是共同融入生命的“过程”，并形成宇宙的共同体。在这个“宇宙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万物不是一盘散沙，而是高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与万物各司其职，各成其己，离开“其职”或“其己”，天地万物并无自性，亦无存在之理由。是“其职”先于存在。第二，“宇宙共同体”是一个“内在的”或“内在关系式”的有机共同体。人与天地万物、万物之间相互依靠，互致影响，无一不交织、关联。第三，“宇宙共同体”是“浑沌式”的、浑然一体的共同体。它不分自然与人为，物与我、内与外，自然律与道德律。即是说，人事之理即是物界之理，人事之理与物界之理又即是神界之理。第四，“宇宙共同体”是道德主义或价值主义的，认为人与自然的有机存在是真善美之价值的唯一表现。这既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的深邃思考，又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把握。

既然，时空之中的人与万物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那么可以说，时空的开辟就是创设生命的，生命就是时空的最本质的存在和最高的道德情操。《易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这里，天地指的就是时间和空间，指的是流淌不息的宇宙。天地以生命为本，天地的精神就是不断化生生命。在空间轴上，人与自然万物均出自于神话中阴阳二气的氤氲，故物物相连，生生相通，旁通互贯；在时间轴上，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不过是气之聚散，从气中化生而来，最终又归于气，归于无限的宇宙。人也是这庞大宇宙中的一员，在时间与空间轴上与万物发生联系，人齐万物，但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故能以无量的般若智慧体证生生、阐扬万物，与万物共臻至美。这主要表现为以时空之节律来安顿人之生活。

为使人之生命节律与时空之节律相应，中国先人划分出四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还把阴阳、五行、五德、五音、干支等纳入解释生命的演化过程。这些理论的出现对神话改造作用明显，同时又使得中国神话更为复杂、丰富，并对后世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影响。如传统文化中，把奉天守时看成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文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君子适时而动，方为元吉也。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春三月“使志生”；夏三月，“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的泄”；秋三月，“无外其志，使其清”；冬三月，“使志若匿。”这样使人的生命节奏与时空之节奏同步。

甚至人的情感也要求与时空高度契合，以自己独特个性参与宇宙生命的律动。中国古人有悲秋的习惯，所谓“愁者，心之秋也”。宋玉《九辩》亦曰：“悲者，秋之气也。”秋天，乃是成熟之季，果实累累，悲从何生？但在神话时空互换的轨迹中，秋又体现了生命即将走到它的否定方面，正如将坠落的太阳，再美亦不过强弩之末了。因此，悲秋乃正是中国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之同步，是中国神话独特时空观之显现。故北宋郭熙说：“春山烟云绵联，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寒，人寂寂。”时空之节律，不仅是人，其他自然生命甚至微虫亦可感知。正如《文心雕龙·物色》所云：“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乃至情感、心理，是契合宇宙时空之节律，又是相互感通的，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神话中的时空模式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安顿。

因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对应和可以转换的，因此，人的情感与空间也存在着契合关系。中国文化中，东、西、南、北、中根据太阳运转方位的不同分别对应不同的季节与一日的不同时间段，也就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意义及情感内涵，这影响到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我国夏商周的建筑遗址经复原后，大多为坐北朝南走向，《冬官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后来，“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前朝后寝”成为我国建筑的基本格局，祖先牌位也按始祖居前“左昭右穆”的结构排列，不同的空间方位表达着人们对事物的不同认识。《礼记·明堂》载：“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因为南方象征着神圣、光明，北方象征着死亡、黑暗，所以“面南背北”是天子的朝向，诸侯只能是“北面而事之”，南北方向遂成为尊卑高下的象征。

可以说，神话中的时间、空间观多层次的和全方位的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间不只是简单的钟表刻度，空间也不只是简单的容器大小，而是始终与人与自然的生命、生活、态度、心理、经验、感受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时间与空间往往会被性情化、感性化。正由于，时空直接与人生命运、生活世界相融合，所以，中国人似乎更善于从时空中引申出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人们普遍相信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即所谓的生辰八字决定着一生的运势走向，作为君子必须“知命”、“乐命”，顺从时间的刻度终其一生。总之，正是这种时空的规律与节律，使得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相应，人的情感与自然情感互答，并呈现一种可依赖的社会与自然的秩序总和。“这种秩序保证了那种支撑着生命和心灵，并成为全部知识和安全的基础的生态的和生物化学过程的稳定性。”[1]但大自然又是充满了偶然性的，而这一点又增加了大自然的神秘和人生的不确定性，使得两者既规律而合乎法度，又精彩纷呈。

以上主要是汉民族为主体的神话时空观在文化中的影响与发展，但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汉民族的神话时空观形成是多个民族融合的结果，又对多个少数民族时空观的形成与流变有着重大的影响。也有相当多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神话时空观，并以此为基石，渗透到民族日常生活、生产乃至个人情感的各个方面，将人与自然共同有序地纳入到广阔的宇宙演化过程之中。

纳西族神话中，有着雌雄二元化万物说、三生九、九出母体说，天方地圆、天地空间为五方的宇宙时间与空间观，这些时空观与纳西人现实生活激**、融合，便使得时令、物候、人情、世事在时间与空间轴上变奏出同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节律。东巴经中《占星择日经》，根据二十八星宿讲每天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永宁达巴有本占卜日子的书，全书12篇，每篇记载一个月的每一日的行为指向，这些都是以整个宇宙为整体，宇宙有序的流转决定了人类生命的有序律动的文本注脚。以此为基础的东巴教的阴阳五行（青蛙雌雄无形）说中融会了纳西先民的时空方位观、天干地支、立法、属相生肖及方位神灵等融宗教与哲学、天文等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思想体系，对纳西族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纳西人的诞生、命名、成年、结婚、丧葬等人生礼仪都与阴阳五行观念密切联系。[2]

藏民族医学的发展亦是以神话时空观为基础的，强调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时空相对应和统一。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盛的吐番王朝。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医生，同时藏王还请了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结合高原古老的医学，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学经典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四部医典》认为，宇宙是由小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大五行（气、火、土、水、空间）组成，小五行在人体是指心、肝、脾、肺、肾；大五行则包括整个宇宙，时空的流转都是大五行运行的结果。而在人体中这一小空间中，大五行则表现为“隆”（气）、“赤吧”（火）、“培根”（水、土）三大元素（三因学说）的协调和平衡，任何一个元素的盛衰都会引起疾病发生。通过这些对应关系，西藏医学把人的小宇宙镶嵌于大宇宙之中，使人的生命节律与自然时空的节律合为一体，与汉民族的中医理论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从上述中国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枝丫与细节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历史观念的形成并不能单纯从历史表象中寻找根据，从最本真的意义上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与走向应该直接来源于这个民族创世神话的源起。杜维明先生曾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有三个“基调”：一是存在的连续，即“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二是有机的整体；三是辩证的发展。这种“存在连续”的本体观，与学者所“复原”的中美洲和美洲许多古代文明所共有的意识形态有着一致之处：一是“自然和超自然环境中的各种现象乃是‘化生’的结果，而不是像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自虚无而生的创造”；二是“环境中所有现象都由一种生命之气或灵魂赋予活力”，它把万物视为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必须加以抚慰、体贴，甚至一定的尊敬；三是“它的宇宙是分层的，主要有下层世界、上层世界和中间层。宇宙的层次之间以‘大地之柱’加以连接”。[3]正是中国神话中独特的宇宙观，使得中国文化与把“存在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并把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情感、心理纳入到时空的轨道之中，洋溢着浓郁的生命与生态基调。由此，中国神话到中国文化的时空观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对接，宇宙的生存法则与内在逻辑通过层层展开，最后指向人与自然最妥当、最帖服的生命演绎，时空是，也只是人与自然生命的展演场。

21世纪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宇宙必须有个开端，并可能有个终结。”[4]他还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本身预言了：空间——时间在大爆炸奇点处开始，并会在大挤压奇点处（如果整个宇宙坍缩的话）或在黑洞中的一个奇点处（如果一个局部区域，譬如恒星要坍缩的话）结束。”[5]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既有对时间流逝的理性认识，但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的感慨和叹吁。我们甚至可以说，时空就是情感，就是人们在某一时刻、某一位置的人或者其他生命之物的思维心理状态与心情指向。这一意义上，时空只有当下，而没有曾经和将来，但也是这无限的当下构成了宇宙的无底。由此可以说，不管时空将走向何处，延续或是终结，时空一定会和人与自然当下的生命、情感、心理紧紧相联系，这样时间的流转、空间的舒展，由始及终，由终及始，在开端与终结之间，终结与开端之间，必会呈现真实、绚烂、生机的人与自然的生命之花的交互润泽与有机滋养，在纵与横的时空坐标点上惊艳“绽放”，并焕发出永恒之价值。

[1]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9页。

[2] 杨福泉：《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第172～173页。

[3]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59～61页。

[4] ［英］霍金：《时间简史》，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43页。

[5] ［英］霍金：《时间简史》，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