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会社繁盛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产生了一批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上都区别于传统士人的新知识分子（有研究者将之分为三个构成层面[12]），本着教育救国理念，自主自愿，普遍实行民主原则和制度化程序，“合群”、具有强烈民间色彩[13]的各式社团，积极投身教育事业改革。结社与爱国、种族文明联系起来，1908年，驻美公使伍廷芳为冈州会馆（美国最早成立的华人社团）落成开幕所撰贺联，称“二十世纪，黄帝子孙，同作燕厦，此际列强环伺，舍合群而外，讵争种族文明”[14]，新式知识分子以结社为爱国救种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教育界必须设法维护教育事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合群’无疑是其扩张自身理论的必由之路”；而近代民主思潮形成了教育会社团体赖以存在的社会语境和力量来源，“对于教育会组织而言，民主化的组织原则和广泛的会员代表性，给予中华教育界教育会组织由‘合群’而‘合力’的制度基础，使教育会能够凝聚共识，以集体之力面对各种势力”。[15]这些处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教育团体会社，具有明显的桥梁作用，活动方式符合政府规范，体现了社会基层教育界的呼声，从而呈现出“弱政府、强学会”局面，处于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是突出代表。

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清末民初建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的地方教育社团，备受学界关注。该会1905年成立，其前身为江苏学务总会，1906年按照学部章程更名为江苏省教育总会。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会章程，为教育会一定程度上借用行政权力打开方便之门。10月，江苏省教育总会制定新的章程，不仅按照要求更名为“江苏省教育会”，并将宗旨明确为二：“一审民国之前途以定方针，一审本省之现状以求进步”，“本会研究关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各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与1908年章程最大的变化，是该会组织机构和会员机构的变化，取消了会董会设置，原来的5部（经济部、调查部、普通部、专门部、庶务部）精简为4部，保留调查部、庶务部，增加了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会员由“代表入会”变更为“当然入会”“志愿入会”，各县市、乡教育会会长及学务专员为当然入会者，彰显了教育会对地方教育的影响力。[16]从表面上看，江苏省教育会的焦点集中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教育”方面，但近代中国教育问题从来就是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外化，由此，以江苏绅商为主体的江苏省教育会，其活动必然由教育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而该会主干会员的政治资源亦为此做了相当铺垫，使得该会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以及僭越政府行政职能有了实现平台，并由此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民国初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局势，为地方势力主导教育发展提供了权力空间。在军阀、地方行政与社会力量的三方博弈中，以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长袖善舞”，开始渗透到国家和地方行政权力机关。江苏省教育会的主干会员，如长期担任“常任调查员”的黄炎培成为江苏都督府第一任教育司长、长期担任“驻会干事”的沈恩孚先后任内务司长、江苏省公署秘书长，李平书任民政司长，会员马相伯任外交司长，曾担任会长的袁希涛进入北洋政府担任教育部次长、总长，第一任会长张謇任实业总长等，这些权力资源，为该会通过政治与教育互动变革教育，改革社会提供了动力，无形中扩大教育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江苏省教育会按照教育部《教育会章程》规定，主要开设教育研究、教育推广和教育调查活动，特别是教育研究活动，通过在教育会内部设立各种研究会、集聚同好，设立有教育法令研究会、地方教育行政研究会、江苏新学制草案讨论委员会、小学教育研究会、师范教育研究会、职业教育研究会、通俗教育研究会以及体育研究会、道尔顿制研究会等，不仅推动各式研究事业的发展，还孕育了中华新教育共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

表1-1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研究会一览（1902—19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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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会借助附设研究会，不仅对国内热点问题（如新学制制定、道尔顿制的推广）有了及时、精准的回应，而且持续出版了《教育研究》《新教育》（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等有全国影响的教育杂志，出版以翻译、介绍性为主的图书，如《实用学校园》（曹栋译）、《二分间体操》（徐傅霖译）、《日本模范小学校要鉴》（杨保恒编译）、《职业教育设施法纲要》（顾树森编译），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研究性成果的推出，以《实用主义小学教学法》（杨保恒、黄炎培编）、《英美德法国民性与教育》（朱叔源、赵南编著）为代表。从研究成果领域看，集中在中小学及职业教育领域。

江苏省教育会虽历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总会两次更名，宗旨、内部机构设置发生一些变更，但其影响却日益彰显，“三会”基本架构的核心组织是重要保障。“‘三会’组织机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司法、执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特点”[18]，其中评议员会是核心，由会长、副会长和由各省直属厅州的会员公开选举而来的评议员组成，有较大的民意代表性，加上召开会议的密度和人数更具有操作性[19]，评议员会的地位相当突出，实际承担了江苏省教育会的大部分会内日常事务。这种组织建构，为日后社教社所仿效。

为了事业的扩展，教育界知识分子社团逐渐由地域性向全国性发展，“集会者，团体自由之结合也，其章程必为自定之章程，其事业必为自营之事业。同志们入会，无地方关系，不以地为限制，千里之外，声应气求”。[20]随着时日推移，陆尔奎所期望的教育社团理想逐渐变为现实，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等教育协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华儿童教育社等逐渐出现。全国教育联合会代表全国各个层次的教育会，先后召开11次年会，对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立法和行政产生直接影响。而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在专业领域实现“术业有专攻”的全国同业人员大联合。正是这些学术团体的示范和影响，为社会教育界酝酿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为清晰起见，笔者以1902—1949年为时段，将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予以统计，如表1-2所示。

表1-2 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教育团体一览（1902—19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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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看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名称不一，尤以“教育会”“教育社”“教育学会”命名为多。从设立地点看，大多麋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高度相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中心南京亦随之成为新设学术团体社址首选地。发起人大多为社会各界名流，多具有行政职务；从学术团体性质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专业性、研究领域更明确的学术团体设立的高峰期，这与学术界逐渐分化、日渐成熟有直接关系，突破了之前营造舆论、追求轰动效果初期阶段，相对于动辄数百上千人的大会，“术业有专攻”的小范围的同行圈子更受青睐。从设立宗旨看，专业化的学术团体更倾向于贴近明确学科、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