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

“溯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因着国民革命的呼声，社会教育事业日益高涨，各地同志都感到有联合组织团体，共同研究社教学术及促进社教事业的必要，本社是应着这种需要而产生”[22]。社会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既面临经费、专门人才匮乏，事业发展参差不齐、教育对象无积极性、绩效不佳等诸多实际问题，且各地分散无联络，亟须平台来集中学界专家把脉切诊，解决问题，给出方向性规划。社教界人士深感密切联络的需要，社教社成立的内外因俱备。

中国社教社创办动议，酝酿于1931年5月。有趣的是，就时人报道看，何人提议发起颇有几分微妙，焦点是赵冕排名次序，大致可以分为四派。第一种最为常见，亦为后人常常引用，赵冕被排在第四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主办刊物《教育与民众》如此叙述：“最近社会教育人士俞庆棠、李蒸、高践四、赵步霞等鉴于训政期间民众教育使命之重大，更非彼此联络相互帮助，难获实效，遂约同钮永建、尚仲衣、雷宾南、陈礼江、李小缘等若干人，发起中国社会教育社”[23]。湖南省教育厅主办刊物《湖南教育》、中华书局主办刊物《中华周报》均持此说。[24]第二种是赵冕被排在第三位，第一名依旧是俞庆棠，第二位却换成了童润之。[25]这种观点刊发在《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的“民众教育消息汇志”栏目，该刊由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发行，董淮任馆长。第三种是淡化赵冕，表现有二，其一是依旧将赵冕列入倡议者之列，只是排在末位，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刊物《民众教育通讯》，赵冕名字被移到末位[26]；其二则是直接隐去赵冕名字，代之以“江浙社会教育服务人员”。[27]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如此处理，是因为赵冕为其工作人员做谦虚状，抑或有其他深层次原因，不得而知。第四种最为不同，虽将赵冕列入发起人的最末位置（第16位），但文中字里行间却显示赵冕为首倡人。“二十年五月，江苏省会举行识字运动宣传，赵君当时方服务于浙教厅，被邀赴苏讲演，遂谈及组装中国社会教育社事，俞庆棠、刘绍桢诸君赞助甚力，当约赵君起草社章及进行计划，奈以种种原因，迁延未成。同年秋季，江苏省立社会教育机关联合会集议时，又提及组社事，当即推定俞庆棠、甘豫源、赵冕三君为起草员，并负召集发起人会议全责。赵君等受委后，积极进行，以李蒸、雷沛鸿、陈礼江、柳贻徵、高阳、俞庆棠、刘昭桢、刘云谷、孙枋、祁锡勇、张钟藩、吴邦伟、陈定祥、冯国华、甘豫源、赵冕等之名义，征求发起人，并召集发起人会议。”[28]该文刊发在《社友通讯》创刊号上，作者陈大白此时为社教社助理干事，应较为客观真实。这一点，从安排赵冕担任发起会召集人之一、在发起人会议上作为发起人汇报起草三人被推定起草人经过可见一斑。

当事人之一的俞庆棠在第一届年会，报告该社成立历史，称“自从民国十六年以来，各省市的社会教育机关，都渐渐的增多，服务于社会教育的同人，都感觉到有组织学社的必要。民国二十年四月，江苏省会举行识字运动时，郑晓沧、高践四、雷宾南、赵步霞诸先生都到会讲演，当时即谈及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问题。其后因人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同年秋季，江苏省立社会教育机关举行联合会时，又讨论组织社会教育社问题，当经会议推进赵步霞、甘导伯二先生，及本席负责起草社章及缘起等。会议后，即分头进行，征求发起人。同年十二月三日举行发起人会议于南京”[29]。谈及社教社发起时，用的是一种统而化之的口气，模糊了酝酿时期的提议个体，变成了集体提议。

笔者之所以花力气还原社教社酝酿期间的不同说法，实际上赵冕排名的文稿背后，隐藏着不同派系的话语权之争。名字前后排列不仅仅是个人声望的社会地位所主导[30]，更多的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31]要取得创设社教社的正统地位而致。社教社成立不久，次年4月正式理事会产生，常务理事为俞庆棠、孟宪承、赵冕（临时理事会为俞庆棠、甘豫源、赵冕），此时赵冕已加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民众教育系担任副教授、兼任黄巷实验区总干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仍占三分之二，保持了绝对优势地位。多年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如此介绍社教社：“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八年，会员分布各地，该社理事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32]。此种说法有力地佐证了当年的话语权之争。

1931年12月13日，假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社教社举行发起人会议，与会者57人[33]，作为72人[34]发起人代表与会。俞庆棠联合高践四、李蒸、赵冕，并约同钮永建、尚仲衣、雷沛鸿、陈礼江、李小缘等为共同发起人，发布热情洋溢的发起词：“我们已知各地的社会教育同志，已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依据适当的理论和方法，推进他们的事业。但中国地大人众，同志散处各地，深感声气少通，愿宏力薄。因此，同人等欲谋全国社会教育同志的大团结，而有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发起”，并援引国际经验加以佐证，“各国成人教育的同志，不但已有全国的组织，而且已有国际的组织。如美国的成人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英国的成人教育社（British of Adult Education）和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 and Association）都是全国的组织，而世界成人教育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尤为全世界成人教育之大团结。我们已深知世界的成人教育同志，因团结而生力量，有力量而事业得到更速的进步”。由此，给出社教社成立的意义，“现今全国社会教育同志既感学术的饥荒，事业的幼稚，应当急谋团结，促新教育制度之成功，新社会秩序之实现，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放世界人类的新光明，凡我同志，赞成斯旨，盍兴乎来！”[35]发起人会议上，公推俞庆棠为主席。

很有意思的是，原定的发起人会议闭会后，随即于下午召开成立大会。在场多数社员提出紧急动议，“以为国难当前，凡足领导民众之组织，亟宜从速成立，议即开成立大会，经众一致通过，公推童润之为主席，刘绍桢记录，如仪开会”[36]。“当时以敌军压境，交通阻塞，召集会议殊多困难，即于是日下午二时仍在南京民众教育馆开成立大会，出席者同上”[37]。社务紧于进行，外面环境紧张，“发起人会议应否改为成立大会”临时动议获得全体通过，成立大会顺利进行。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国社会教育社社章》等纲领性文件，用记名投票法产生临时理事会（俞庆棠，13票；赵冕，12票；甘豫源，5票），负责办理第一届理事选举事宜、召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及执行发起人会议及成立大会交付事宜，并通过了出席人介绍社员案。会后，临时理事会即着手进行第一届理事会通讯选举，并定于1932年2月完成，却因沪战爆发未能如期。4月底，正式理事会经过推举产生，俞庆棠、孟宪承、赵冕三人担任常务理事，俞庆棠等12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祁锡勇等12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6月事务所正式运行。该社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教育部呈准备案[38]，成为法人团体。

该社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该社章第3条规定该社的11项主要工作是：

1.调查并报告社会教育之研究及推行状况；

2.研究社会教育之主要问题；

3.谋各处各项社会教育研究及实验工作之互相联络；

4.协助各机关团体或个人从事社会教育之研究及推行；

5.宣传社会教育之重要；

6.于推行事业之必要时联络各地同志为一致之努力；

7.举办社会教育事业；

8.出版社会教育刊物；

9.介绍社会教育人才；

10.联络外国社会教育机关团体及学者；

11.其他依照宗旨应进行之工作。[39]

这11项主要工作中，除社会教育调查、研究、宣传和出版社会教育刊物外，其他各条，如第3、4、6、9、10均为联络、团结工作，构成该社的中心工作。这种工作重点得到了各界代表及行政机关（特别是教育部）的高度认可。教育部代表彭百川在第一届年会上发言，称中国过去社会教育因“三不合作”[40]而成绩不佳，特别提出官厅要与社教团体合作，社教方易于进展。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热烈回应，“同人热烈盼望陈厅长在浙教厅及在中央多多与以提倡，使民众教育臻于光大之域”[41]，政界与教育界、教育界之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合作成为众望所归。社教社的成立，是社教界联合社会热心人士与政府合作的第一步。社会教育之所以能赢得国民政府的青睐，热心人士的积极提倡功不可没。“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社会教育进步之速，一日千里，固为政府提倡得力，亦由于社会热心人士努力所致。”[42]俞庆棠等发起人深谙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将社教社定位为“全国社教界之枢纽”，重在联络，重在沟通，“本社处此民族阽危，教育破产之时会，他所负顶大的使命，倒在为社会教育造成风气。其次，是联络同志，交换意见，使各人原有的研究及事业得到更大的效果”，“二十省市的社会教育同志，并且差不多代表了所有重要一些的社教机关及团体，网罗在一个组织中，这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这许多人每年要‘轰’到一个地方去‘面对面’研究、商讨、以至争论社会教育的诸多问题，渐渐由纷歧的意见中整理出头绪来，这不能算不是一件艰难的工作！”[43]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下，社教社的组织与运行有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