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武训传》事件和《红楼梦研究》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领域掀起一次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它们主要是：1950—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对萧也牧等作家“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4—1955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的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对“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再批判。此外，尚有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思想观点（如阿垅的《论倾向性》、影片《清宫秘史》）的一系列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批判运动中，以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规模和影响最大。

1.《武训传》事件

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于1948年拍成三分之一，后因经费问题而中断。1949年以后，全面修改的剧本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当时尚属私营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决定继续拍摄。拍竣后的影片又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局审查，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上映。

武训（1838—1896）原是清末山东省堂邑县（今山东冠县）一个贫苦农民，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乞兴学”和“苦操奇行”，被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和包括陶行知在内的很多文化教育界人士尊为“圣人”。饰演武训的著名演员赵丹十分看重这次表演，并付出了巨大努力。

《武训传》在全国公映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就发表了四十多篇颂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的三家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电影小说《武训传》、章回小说《千古奇丐》和《武训画传》，《大众电影》则将电影《武训传》评选为1950年全国“十佳国产片”之一。但是不久，诸如《不足为训的〈武训传〉》和《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这样的文章开始出现。由此开始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电影《武训传》及其所表现的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广受欢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这一措辞严厉的社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三天以后（1951年5月23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原先对电影及武训其人的肯定性评论迅速从报刊上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在思想立场和思维方法上与“社论”完全一致的否定性的批判。周恩来和周扬等曾经支持或未阻止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检讨，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长夏衍还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的检讨。这样，起初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就被“升级”为规模宏大的政治批判运动。全国的所有报刊都在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不同的意见根本无法表达。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曾经肯定过武训的人，都被迫进行了检讨，有的地方甚至还搞人人过关。《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发表了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和8月8日发表周扬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算是在形式上为这一批判运动做了总结。经过毛泽东审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样为武训定性：“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进而强调：“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不仅仅因为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和这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武训和《武训传》在当时的广受欢迎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文化意识与新政权所欲建立的新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电影《武训传》以武训的“行乞兴学”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的失败，这样一种政治意识，为刚刚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所难以容忍。这部电影虽然是当时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制片公司所拍摄，但其剧本审读、资金投入、最终审查的获得通过和在领导层的内部放映，以及在全国公映后的社会反应，在毛泽东看来，都显示出很多共产党员甚至是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麻痹”，这使得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极为敏感的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有着另外的目的，即延续第一次文代会开始的对于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清理。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14]，这部电影的主要创作者正是来自于1949年以前的“国统区”。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执政党领袖以其特有的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运用高度组织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动员。作为在1949年以后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它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都有明显的延续，所以说，它为后来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

2.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批判运动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以王梦阮的《红楼梦索引》、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等为代表的早期《红楼梦》研究被称为“旧红学”，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则被称为“新红学”。俞平伯（1900—1990）是“新红学”的重要学者之一。1952年，俞平伯将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修订后，易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并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和《读〈红楼梦〉随笔》等多篇文章。这些著述主要发挥了“新红学”的“自传说”，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和“情场忏悔”。《红楼梦》的基本主题，也被概括为“色”与“空”；其艺术风格，则是“怨而不怒”。

1954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希凡与蓝翎投稿并附信给《文艺报》，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未得发表与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教师，受到鼓励与支持。于是他们合写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发表。当时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江青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未能实现。后经折中，《文艺报》1954年第18期被指定转载了该文。主编冯雪峰为该文撰写了多少持保留态度的低调的“编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又发表了这两位作者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直接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联系起来。

李、蓝两位年轻人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宗明义地指出李、蓝二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该信在历数了李、蓝之文所受的“阻拦”及消极对待之后，紧接着指出：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信中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明确定位为“错误观点”，并且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中加以批判，还在把俞平伯一类的知识分子明确赋予“资产阶级”政治身份的同时，以贬抑性的修辞指责他们的思想学术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这样，一个相当具体的“红学”问题便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二元对立的“阶级论”的政治思想框架中经过扩展与提升，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仅在这封信中，批判的目标指向，就已经不仅仅是俞平伯，而是“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俞平伯及其学术师承胡适的“红学”观点，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也不仅仅是这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对立面，而且还包括“对他们投降”，“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大人物”。

从一个具体的人、一部具体的作品入手，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批判运动，并且很快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更为广泛的对象，这是1949年后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开展批判运动的惯常模式。正如此前的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样，此次的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也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俞平伯也好，《红楼梦研究》也好，都不是批判运动的发动者真正兴趣所在。“彻底清算胡适流毒”，才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真正目的。正因如此，对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很快上升到对整体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指导批判运动的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等人组成。一个明确的批判胡适的计划也被制订，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等九个方面对胡适进行批判。整个文化学术界都被发动起来，万炮齐轰“胡适幽灵”。从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编辑出版八辑题为《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批判文集和小册子，总字数在三百万以上。

胡适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受到全方位的批判，其实并不难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首先就要清理地基，或者说，要对人们的头脑进行“清洗”。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对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在文化学术界，胡适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影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胡适显然属于“资产阶级”阵营，他的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胡适的巨大影响就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拦路虎。不把胡适批倒批臭，不把人们头脑中的“胡适幽灵”清除，“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就难以进行。这样，胡适在50年代中期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就是一种必然了。

相对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一次的批判要更加严厉，批评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文化体制的高效运作也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