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胡风集团”案

胡风（1902—1985）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和编辑活动家。曾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与鲁迅、冯雪峰等联系密切。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创办并主编《七月》《希望》等杂志，是著名的“七月派”核心人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集中体现了1949年以后左翼文学内部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文学规范的设置、文学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与严重冲突。[15]不过，这种分歧与冲突以大规模的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批判运动的形式爆发，却又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

胡风在文学思想方面与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与忠实执行者周扬间的严重冲突，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开始。此后，这种冲突又经历了好几个回合。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他要求把“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6]。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7]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周扬、艾思奇和何其芳等延安文化界人士随即纷纷撰文展开了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所谓“讨论”，不过是谈学习毛泽东报告和文章的体会，而且，大多局限于如何运用“民间形式”问题。相应地，“国统区”也展开了对此问题的讨论。而其时身在重庆的胡风却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著作中强调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经验，反对把“民族形式”狭义地理解为“民间形式”，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死尸”。这与毛泽东所倡导的“民族形式”显然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还近乎是一种明确的理论挑战，便很自然地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重庆文化工作中必须“纠正”的严重问题。

20世纪40年代，胡风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及其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又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学思想表现出特别的不同。从30年代起，胡风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重“体验”，倡“主观”，坚持能动的文学反映论。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他在同期所写的短评，也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反对客观主义的机械论。这“在客观”上，显然有悖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也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明显的分歧，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才在重庆组织召开座谈会，集中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及其所竭力推崇的《论主观》一文。但是，胡风非但没有接受对他的批判，而且还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深化与完善。

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专辑再度对胡风发起了批判。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在“对于几种倾向的检讨”部分着力批判了胡风“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理论“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认为“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杀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实际上，这样的指责，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胡风的理论划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对立面，“已经是一个恶兆了”[18]。然而，就在6个月后的1948年9月，胡风又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并发表了一些文章，更加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体系。胡风在关于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问题上，认为“到处都有生活”，“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19]。他认为，人民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20]，因此，应该坚持五四启蒙主义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此意义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也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认为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改造”，而应该以自觉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动地搏击生活。非常明显，胡风的理论主张不仅回答与挑战着来自邵荃麟等人的批判，还几乎是直接地和“对应式”地指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基本命题，而且，他还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对于延安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国统区文艺中心问题的不同看法。

1949年以后，胡风、阿垅、舒芜的理论，鲁藜、路翎的诗歌与小说，甚至是胡风的歌颂毛泽东、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都曾先后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湖北的《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讨文章，同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转载该文时，胡乔木为其所加的“编者按”开始将习惯所称的文学上的“胡风派”贬抑为“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且做了批判。至年底，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作了长篇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先后由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刊载。

愈加激烈的批判以及当时的文学体制对于胡风和“胡风派”作家的排斥，使得胡风开始全面思考1949年以后的文艺领导及文学体制问题，也使他对自己及其朋友的处境开始担忧起来，因此，1954年7月，他将用3个月时间写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以下简称《报告》）面交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并请转呈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此外，胡风还另附了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信。胡风全面阐述了他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包括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方面在内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意见，并对其所遭受的批判予以反驳。1954年10月至12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数次召开会议批评《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胡风误以为这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重视而产生的结果，便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猛烈抨击当时的文化官员。从此，“胡风集团”便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近乎一种“加速度”的方式走向灾难的深渊。

就在胡风抨击周扬等人的上述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正式发出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战斗”号召。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进行了批判胡风的全国性动员。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第二、第四部分也作为批判材料，随《文艺报》1955年第1、第2期合刊附发。此后，全国报刊开始出现大量的批判文字。

本来，胡风的问题再“严重”，也不过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问题的性质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本属“胡风派”的舒芜，此前即已撰文自我检讨，并劝路翎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4月，舒芜又将胡风和“胡风派”其他成员与他的私人通信交出，并应林默涵要求分类摘录，在“必要”处加上注解。周扬和林默涵决定将舒芜整理注释过的部分信件连同胡风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发表，并拟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这样一个标题。1955年5月9日，周扬将材料清样送毛泽东审阅。舒芜交出的私人信件使毛泽东决定对事情进行重新定性。他首先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重写了按语。在按语中，毛泽东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揭露胡风的材料。……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原拟在《文艺报》发表的这些材料和按语，按毛泽东指示，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5月16日，胡风被拘捕、抄家。与此同时，胡风在各地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学生等，也大多先后被拘捕和抄家。5月24日和6月10日，又相继公布了第二和第三批材料，内容是抄家获得的私人信件的节录、整理，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给胡风们安上许多严重的政治罪名。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标题已由原来的“反党集团”改为“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了社论。从此，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同时也开始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胡风事件共涉及2100余人，拘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1965年，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9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阿垅、贾植芳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路翎、绿原、谢韬、卢甸、耿庸、徐放、方然、欧阳庄、冀汸等也长期被关押。阿垅、方然、张中晓、彭柏山、卢甸、吕荧、俞鸿模、费明君等含冤而死。“胡风分子”的译著也同时遭禁。一些与胡风有过某种相似观点的人，即使在此次事件中幸免于难，也未能逃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整肃。

胡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理论上的“矛盾”和性格上的“执拗”。譬如，“鲁迅前期的意志论哲学和生命哲学就其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他在理智上坚持的是后者，他在感情上重视的是前者，如何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始终成了胡风思想的一大难题”[21]。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胡风既认同毛泽东文艺观点，又想坚守鲁迅精神，并且总想把二者统一与调和起来，但终于以失败告终。

批胡适和批胡风是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其对学术风气的败坏与文学精神的扼杀，是明显的。文化学术界的人，大都参与了这些批判运动，其中包括胡适和胡风的许多友朋故旧。“在这一场真正锻炼人、改造人的批判运动中，不少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先验的、机械的思维模式：凡是政治上反动的学者，其学术必定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因而是一无是处、不值一文的。其哲学基础必定是‘唯心的’、‘反动的’，因而学理上也必然是荒谬的、错误的、愚蠢的。这种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懒人思维、庸人思维在一些受过‘五四’以来科学方法论训练的学者来说原来是不屑一顾的，即便是为了偷懒或敷衍应景偶一用之也是心中有愧、脸皮发红的。但是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等公开或暗示的赞许与怂恿下，他们的胆子渐渐壮大，胸中渐渐明亮，脸不红、心不跳，话可以说满口，理可以推到极致，观点明知站不住，也强装站着，哪怕一戳即破，也无所畏惧，因为决不会有人逆行而动，不知趣敢来‘戳’破，敢于来回击。左顾右盼，皆行其道，许多人不仅乐此不疲，而且愈演愈烈，愈演愈自如，愈演愈坦**。从‘五四’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喝洋墨水的，还是啃线装书的，面对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面对一种新的略带强制意味的文化规范，如何面对？道德学问传统心理积淀的厚薄，‘五四’人文精神潜入心中的深浅，于中正可以测出。”[22]这番话虽是针对批胡适而言，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对胡风的批判。还应指出，在对胡适和胡风的批判中，低下的人身攻击、粗鄙的信口谩骂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批判文章真如泼妇骂街。此种话语方式此后形成风气，在“**”中则严重影响了红卫兵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