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1949—1962年间的文学

第一章文学体制与文学运动

第一节第一次文代会与文学体制的建立

在新中国尚未宣告诞生的1949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确定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

1949年前后，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使得作家必须做出明确的政治选择。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徐、纪弦、曹聚仁和林海音等人先后离开大陆，有的前往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或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的则干脆去往国外。而更多的作家则怀着对新政权的信任和对新社会的向往，纷纷“北上”，云集已被确定为未来首都的北平，还有一些旅居国外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怀着兴奋和期待归来。1949年3月，在当时的全国“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华北文协理事会议上，产生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和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委员的42人筹委会，筹备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自此以后，整个国家的文学实践，都受制于这样的体制。

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共有753人，分别组成了平津（一团、二团）、华北、西北、华东、东北、华中、部队和南方（一团、二团）等十个代表团。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有444人，占代表总数的58.96%。[1]会议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贺电”，要求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2]。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和周扬先后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分别总结了此前的国共统治区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基本情况。大会期间的7月6日，毛泽东亲临会场，作了简短的讲话。

第一次文代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全面领导，确立了新生政权与文学艺术家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毛泽东7月6日的即兴讲话虽然简短，却很深刻地隐含了这种关系：“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3]这一讲话所频繁使用的“你们”和“我们”这样的字眼充分显示出，在毛泽东的思维当中，掌握政权的主体“我们”并不包括被称为是“你们”的文学艺术家，“你们”尚未真正进入“我们”的阵营，而且，只是因为“你们”合乎人民和革命的需要，才为“我们”所欢迎。实际上，中共中央的“祝词”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作，特别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所详述的人民解放军在新政权建立中的赫赫战功，也必然会使亟待改造的文人们自惭形秽，产生某种自卑心理。

从五四前后和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中通过思想倡导的方式对于文学实践的竭力介入，中经20世纪30年代通过“左联”而对文学实行的“组织化”实践，到40年代延安“解放区”通过政权对文学的管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终于发展为“国家”层面上的全面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动用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一切资源与力量对文学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或政策要求，进行相当有力的掌控。

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郭沫若在开幕词中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一直是普遍而妥当的真理”，并且“明朗地表示”要“把这一普遍而妥当的真理作为我们今后的文艺运动的总指标”[4]。周扬的报告说得更加明确：“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5]于是，“大会宣言”便指出：“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6]在这样的基本方针明确之后，关于文艺工作者的深入生活、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旧文艺的改造以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方面的具体政策便都有了相当具体的规定。

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主席。成立了中国文联所属的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舞蹈等方面的文艺团体。[7]

第一次文代会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团体所组成的文艺体制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团体名义上是“群众团体”的性质，但在实际上，它的任务却是与“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一样并且与后者紧密配合，“安排”和管理全国的文艺工作。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在谈及此点时曾向大会指出：将要成立的新的国家政府机构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种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8]。

周恩来等人的报告中强调，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意味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大团结，大会师”。“团结”“会师”也是会议文件所屡屡强调的会议主题。但是，这种“团结”与“会师”，却有着相当明确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9]这里的“旗帜”与“方向”，显然是“团结”与“会师”的前提与基础。

实际上，在政治报告所说的“情形”之外，还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的“情形”。

一方面，第一次文代会“团结的局面”虽然很“宽广”，但也有突出的排异性。很多在现代文学史上极有成就的作家被排斥在外。194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已胜券在握时，为了强化其对文艺的领导，在香港创办了一份在当时震动文坛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一刊物的主要作者，均是在当时或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或中央政府主管文艺工作的文化官员，如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大众文艺丛刊》所发表的文章不仅有体现了中共文化意志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10]，更有基于这样的意见所展开的对于不少作家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所刊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人的创作指斥为“反动文艺”，挖苦他们是“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作家。果然，第一次文代会多达七八百人的代表当中，没有了沈从文、朱光潜、萧军、端木蕻良和冯文炳这样的作家。郭沫若在文代会作总报告的时候，甚至多次点名指斥萧军。[11]这种依托于政治力量，尤其是大一统的政权力量对作家的排斥，不仅明显侵犯了文学的尊严，其对作家的精神生命与创作生命的损害，无疑也相当严重。[12]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学体制的内部，也有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关系。来自于“老解放区”的作家在精神与思想上分明要比那些来自于当时的“新解放区”（即原“国统区”）的作家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前者在1949年以前的文学实践被周扬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加以总结，被认为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自然也就代表了未来文艺的发展方向；而茅盾的报告却对后者的文学实践在较为谨慎地肯定成就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依循着这样的姿态，很多作家如曹禺、陈学昭和杨晦等人，都在会上作了相应的反思与表态。[13]1950年，《文艺报》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专门发表了社论《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自我反思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1951年，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24位中国现代作家的选集，茅盾、巴金、曹禺和张天翼等作家纷纷在各自选集的“自序”中对于既往的文学实践进行了自我否定与自我检讨。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起点”，第一次文代会及其所明确的文艺政策和建立的文学体制，为中国大陆文学此后几十年的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