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郝经的家学特色与思想转变
郝经是金元时期较早接受理学熏陶的北方学者，分析他的理学篇章，探究其构建理学体系的内容和特征，应首先了解郝氏家族的为学特色，及在赵复北传理学影响下，郝经所发生的思想转变。
一、郝氏家学的主要特点
纵观郝经的家世和求学经历，可知作为陵川学者之首的郝氏家族，有着深湛的家学渊源。郝经生于干戈扰攘的金末，少年时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十六岁束发，才开始在父亲指导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其后虽逮事元好问有年，“相与论作诗作文法”，[1]也曾先后问学于江汉先生赵复、[2]浑源先生刘祁、[3]关西夫子杨奂，[4]但他的学术渊源，还应该主要是郝氏家学。
靖康之后，宋金对峙，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理学在南宋得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出现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两大学派，形成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在北方，除少数地区尚有余绪外，理学已渐失其传。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讲求章句训诂的汉唐经学。
郝经祖籍泽州，自北宋起即有理学传统。“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中（1064～1067），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5]入金后，泽州理学流风尚存。“金源氏有国，流风遗俗，日益隆茂。于是平阳一府冠诸道，岁贡士甲天下，大儒辈出，经学尤盛，虽为决科文者，《六经》传注皆能成诵”。泰和中（1201～1208），泽州人“鹤鸣李先生俊民得先生（程颢）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因此，“绍兴以来，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学者，惟是河东知有先生焉”。
郝氏家学也曾受到程学的濡染。“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程颢）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绪余，弗敢失坠”。[6]郝经的先祖，为学皆有理学印迹。曾叔祖东轩老，回乡后“以经旨授学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尤长于礼学”。[7]其子郝天祐“初为学，即不作决科文，务穷性理经术，而泛入佛老者数年，以为过高，无畔岸，复取《六经》《语》《孟》读之”。[8]从性理佛老，回归《六经》《语》《孟》，其求学途径与许多理学大师相近。郝经祖父郝天挺“教人以治经行己为本”，[9]“肆意经传，贯穿百家”。[10]郝经十六岁就学时，其父思温即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理学著作“《太极》《先天》二图、《通书》《西铭》二书付畀，且指授其义曰：‘此尔曾叔父东轩老得诸程氏之门者，尔其勉之。’”[11]这些都说明，郝氏家学确实受到北宋理学的影响。但是北方所存的理学余绪，与已转入新境的南宋理学有着根本的区别。郝氏家学毕竟形成于北方学术氛围中，因而它更多地带有北方儒学的特点。
1.六经为本的儒学传统
自北宋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12]到南宋朱熹作《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并合刻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的地位遂超越《六经》，成为最重要的儒家典籍。朱熹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13]“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14]
然而在北方，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仍是传统的《六经》。郝经云：“宋儒程颢尝令晋城，以经旨授诸士子，故泽之晋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经学名家，虽事科举，而《六经》传注皆能成诵。”[15]可见在郝经的心目中，程颢晋城之传，只是《六经》的传注经旨。郝经答王粹的《论道学书》亦云：“自六世祖某从明道程先生学，一再传至曾叔大父东轩老，又一再传及某。其学自《易》《诗》《春秋》《礼》《乐》六经，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大而天地，细而虫鱼，迩而心性，远而事业，无非道也。”[16]可见，郝经先祖从程颢学习，也是以《六经》为始。
郝氏家学亦以《六经》为儒学之本。郝思温将先祖所遗理学著作传授郝经时，却谆谆告诫他为学次第：“我先世有学之序焉：天人之际，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其先务也。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当次之。诸先正文集，艺能之薮，又当次之。若夫阴阳术数，异端杂学，无妄费日力。”即在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应当以《六经》为先务，其次是子、史诸书，最后是各家文集。《六经》之中也各有先后：“初治《六经》之时，以为感发志意者，莫过乎《诗》，于是乎先治《诗》。二帝三王之心传口授者，莫过乎《书》，于是乎《诗》而后《书》。先王治世之具，莫大于《礼》《乐》，于是乎治《礼》。大经大法，拨乱反正，莫大乎《春秋》，于是乎治《春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际天人之学者，莫大于《易》，故以为终身之学。其余自《语》《孟》、子、史诸书，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杀焉。”[17]《六经》的学习，应从感发志向情趣的《诗》入手，其次是记载上古帝王事迹的《书》，先王礼仪制度的《礼》，及圣人大经大法的《春秋》，而揭示天人关系的《易》，则在最后作为“终身之学”。至于为理学家注重的《论语》《孟子》，仅放在与子部、史部书籍并列的位置，要到《六经》之后再读。每一经的学习也有次序：“经年十六，命治《六经》，先传注疏释，而后唐宋诸儒论议。必一经通，然后易业焉。”[18]各经的学习，也要先读汉以来的传注疏释，然后再读唐宋诸儒议论。为了强调《六经》学习的重要性，郝思温还特地将长子命名为“经”，“欲其先经也”。[19]
在家学的熏陶下，郝经以《六经》为自己学习的基础。二十三岁时，郝经特地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经》”之言，作《醉经记》一文，提出“自伏羲而下，道在圣人；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经》”。“经也者，圣人之所尽心，醇乎义理而为言也”。“欲明义理以率性，莫先乎经”。[20]阐明了自己对《六经》与理学关系的认识。
2.从小学入手，学贵有用的朴素学风
宋代理学虽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等领域，但主要探讨“性与天道”为中心的义理问题。而金末的北方，教人仍以小学为本，不甚关心玄远高深的天道性理，而注重于人事。郝思温认为：“洒扫应对进退，即性与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树立事业，性与天道之功用；充实而大，大而能化，性与天道之成终者。”因此，他“教人以小学为本”，“乃为言行坐立、揖拜俯仰之节，诵记孰复、执笔为书之制，声音笑貌、疏数疾徐之仪，一之以敬，而不使惰。少长，则为解说义理，缀辑章句，简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则以性理、经学为本，决科、诗文为末，而浸致之《大学》。”郝思温对自己的执教之道曾有一番说法：“人见吾之规规孑孑，必以为是区区致力于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无小大也。本末先后，吾不敢躐而欺之也。”从小学入手，先洒扫应对，再章句、义理、性理、经学，最后才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教，这种本末先后的为学之序，绝不可以随意跨越。因此，郝思温当时对于侈谈性与天道的南宋理学颇不以为然，“世之人好高慕远，以欺世盗名。未能洒扫应对，而便说性与天道，紊理逾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坏伦类……败德孰甚焉，吾不为也”。[21]
受家学影响，郝经为学伊始即追求“有用之学”，“非先秦之书弗读也，非圣人之言弗好也，尝自诵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22]他说：“夫学所以为道，非志于文而已也。”[23]“士生千古之下，而处斯世，遇斯时，岂宜区区文字之间而已耶！”[24]金元之际，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士子读书为学的目的，不在于章句文字之间，而是要“为道”。而“道贵乎有用，非用无以见道”。郝经认为，世人趋之若鹜的佛老、文章、科举等等都是“无用之学”。许多读书人百无一用，“试之一职，则颠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则衄挠而不立，汲汲遑遑，终其身不能免于冻馁，而趋利附势，殒义丧节”，这都是从事于无用之学所致。只有《六经》才是“圣之学，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真有用之学也”。[25]学习《六经》的目的，则是要“以天自处，以生民为己任”，[26]经邦济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郝经这种学贵有用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北方士人注重实学的朴素学风。
3.诗文书法的家学修养
郝氏先祖多喜好诗歌、古文及书法。祖父郝天挺“工于诗”，[27]元好问自十四岁起从之学，“即与属和”，“六年而业成”，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天下。[28]叔祖郝天祐南渡后隐居鲁山，“作古文歌诗，往往散落世间，故虽隐而名愈显。尤玩意书法”，“笔势庄重秀劲，能作丈余楷草”。元好问曾与“周旋文场，故特敬畏”。[29]父亲郝思温“生平喜为歌诗，徜徉跌宕以自乐”，散佚之余，仍有“遗稿一百二十篇”。[30]因此，郝经自幼年起就受到诗歌、古文与书法的训练。“始知学，喜为诗文”。[31]“《六经》既治，思有以奋然而复古也，于是作古文”。[32]还曾师事元好问有年，相与讨论作诗作文法。郝经的诗文书画都很有名，所遗文集39卷，有诗14卷，文25卷。其文涵养蕴蓄，理足气余，“如长江大河，有源有委”，其诗“气韵高远，止乎礼义，得诗人忠厚之意”，皆足以自成一家。他的书画则“天资高古”，“俊逸遒劲”，“亦为当代名笔”。[33]
郝氏家学的上述特点，说明它虽然受到北宋理学的濡染，却还基本局限在汉唐儒学的范围内，而与高度哲理化的南宋理学相去甚远。出自如此家学传统的郝经，对金元之际的理学流传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就是毫不足怪的了。
二、对理学态度的转变
金末战争频仍，打破了南北声教不通的局面，南宋学者和理学书籍逐渐流入北方。“金源氏之衰，其书侵**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徵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汉巴蜀相继破没，学士大夫与其书遍于中土，于是北方学者始得见而知之，然皆弗得其传，未免临深以为高也。”[34]
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阔出统蒙古军攻掠荆襄，掳人民牛马数万北还，南宋乡贡进士德安赵复亦在其中。在姚枢的劝说和支持下，赵复在燕京聚徒讲学，开始传授理学，成为推动理学北传的关键人物。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35]“庚子、辛丑间（1240～1241），中（书）令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36]燕京太极书院，成为当时北方第一所传播理学的书院。
王粹，又名元亮、元粹，字子正，号恕斋。右北平人，出身辽世家。少有诗名，才高学赡，而不事举业。金正大末任南阳酒官，后流寓襄阳。甲午年（1234）蒙古军破襄阳，王粹被杨惟中召至燕京，遂入长春宫，拜真常子李志常为师，编撰全真教祖师传记。杨惟中创建太极书院，选王粹为赵复辅佐，直到癸卯年（1243）九月王粹去世。[37]
尽管有杨惟中、姚枢等人的提倡，理学在北传之始，并没有立刻被北方士人接受，郝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粹辅佐太极书院期间（1240～1243），曾亲自劝说郝经学习道学（理学）。“昨承先生惠顾，谓经之质可问津伊洛，以阐明道学”。郝经却作《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云，“经自惟揣凉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负任，且复有惑而未自信者焉，敢复诸下执事”，对理学传播提出质疑。郝经指出，上古无道学之名，而道之流传固自若。自北宋周、程、张、邵兴起，天下始有道学之名。然而从其门徒始，各家“分宗别派”，“引而自高”，“论说蜂起，党与交攻”，成为北宋灭亡和南宋衰微的主要原因。郝经认为，周、邵、程、张等北宋理学家的学说，不过是从尧、舜到周、孔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不应该单独标榜为道学，并且对理学道统论把荀子以后的汉唐诸儒排斥于儒家道统之外，而将宋代理学直接上承孔孟提出疑问。文章最后云：“其学始盛，祸宋氏者百有余年。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38]对理学开始在北方流传深感担忧。
然而，短短数年后，郝经对理学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丁未年（1247），赵复离开燕京，南游赵魏齐鲁，沿途登临泰山，拜谒孔庙，与各地士大夫“日相从游”，[39]讲论理学，直到1249年以后才返回燕京。这次南游，是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的继续，对推动理学在北方地区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丁未年（1247）十一月，赵复南游途经保定，借宿于郝经家的蜩壳庵。这是郝经与赵复的首次相会，郝氏作《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与《送汉上赵先生序》两文，向赵复问学。《论性书》首先回顾理学在南宋的发展和金末向北方的流传，其后说：“先生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裒然传道于北方之人”，“学者云从景附。又为《伊洛发挥》一书，布散天下，使孔孟不传之绪，家至日见，则道之复北，虽存乎运数，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对赵复北传理学的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郝经提出，“性理问学之本也”，因此，《论性书》追溯古今性论的渊源流变，着重请教孟子性善论、理学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希望赵复“指其要归”，使自己得以“为北方学者之倡，使吾道复明于中国”。[40]显然，郝经此时不但对性理问题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并且已经接受了将宋代理学直接上承孔孟的理学道统论。《送汉上赵先生序》一文，则从士之穷达入言，指出赵复虽以南冠楚囚北上燕京，但能“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俾《六经》之义，圣人之道”，“大放于北方。如是，则先生之道非穷也，达也”，[41]以此为赵复送行。1249年以后，赵复南游返回，郝经又作七律《送仁甫丈还燕》，以“唐虞问学传千古，伊洛波澜浸九州”，概括赵复南游传学的影响。[42]
从视道学为祸乱天下的罪魁，到称之为“吾道”“正学”，从担忧理学的流传，到期待程朱理学大放于北方，短短数年，郝经对理学的态度发生了急遽的转变。这一变化，尚不足以说明郝经对理学已经有了深入透彻的理解，但至少标志在理学北传的影响下，北方士风已经开始转向：从怀疑批判理学，转而趋向尊崇理学。这一风气的转变，甚至影响到部分思想保守的老一辈学者和汉族世侯。曾批评侈谈性与天道是“败德孰甚”的郝思温，“晚年尤邃性理学，手书《西铭》畀经曰：‘是入德之几，造道之阶也’”。[43]顺天道左副元帅贾辅，“晚年惟读《语》《孟》，曰：‘是圣贤传心之要典，而世谓之小经，吾欲使与《六经》并为大，可乎？’”[44]亦可见理学北传的巨大影响。
在此之后，郝经陆续撰写了《朱文公诗传序》《宋两先生祠堂记》《太极书院记》《周子祠堂碑》等文章，记述理学典籍的刊刻、理学书院祠堂的建立。辛丑、庚戌间（1241～1250），姚枢因与当政不合，辞官隐居辉州苏门，潜心道学。在赵复传学的影响下，姚枢与杨惟中、田尚书分别在燕京刊印了一系列程朱学派的理学著述。如姚枢椠版朱熹《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杨惟中雕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田尚书刊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诗集传》、蔡沉《书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等经学注释，加之北宋理学家语录《近思录》、吕祖谦《东莱经史说》等书，以进一步推动理学典籍在北方的流传。[45]《朱文公诗传序》，就是郝经为田尚书刊行朱熹《诗集传》撰写的序文。文章指出，《诗经》的注疏，虽有郑玄《毛诗笺》和孔颖达《正义》等汉唐注疏，堪称勤备，却义理未明。直至南宋朱熹《诗集传》，“方收伊、洛之横澜，折圣学而归衷，集传注之大成”，“近出己意，远规汉、唐，复《风》《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粪训诂之弊，定章句、音韵之短长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复”，使“三百篇之微意，‘思无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其书“行于江、汉之间久矣，而北方之学者未之闻也。大行台尚书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传永久”，郝经喜于《诗集传》在北方的流布，学者得闻朱熹学说之幸，遂作序以行之。[46]
《宋两先生祠堂记》是郝经为泽州州学设立二程祠堂所作的碑记。泽州是郝经故里，北宋时期，明道先生程颢任泽州晋城县令，兴立学校，亲临指教，开启了当地的理学风尚。而郝经先世，亦曾及明道先生之门，以为家学，弗敢失坠。绍兴之后，程学南传，在南宋得到高度发展，“北方学者，惟是河东知有先生焉”。然而，二程“之祠遍于江淮，独不愸食于立政设教之土”，“觉其学而不知其报享焉，岂事师之道哉”？因此，郝经特地致书泽州长官段直，于正在大规模兴复的州学中，为明道先生创立祠堂，而以伊川先生程颐配食，“岁时释菜，尊为先师”，又作《宋两先生祠堂记》，“序其学，推本其道，使学者知所宗焉”，以期“异时先生之道”，能够“复自南而北”。[47]
《太极书院记》《周子祠堂碑》作于1259年，是郝经应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大使杨惟中之请，为其创立于燕京的太极书院和附设周敦颐祠堂所写的碑记。《太极书院记》肯定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开创的道学，经杨时至朱熹，在南宋发展到极致，足以承继孔孟之后中绝的儒家道统。而道学在北方“弗得其传”，直至金亡，南宋学者书籍大量流入中原，北方学者才开始接触道学。因此，郝经高度赞扬杨惟中建太极书院，聘赵复讲学“以明道”，是“伊洛之学传诸北方之始”，将“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续于河、朔”。[48]《周子祠堂碑》进一步指出，周敦颐著《太极图说》《通书》，开道学之宗统。其后“一传而得程颢、程颐、张载，再传而得杨时、游酢，卒之集大成于朱熹”，《六经》《语》《孟》，各为传注，性理、象数，各为论说”，“而学者遍天下”，“莫不知义理之所在”，儒学流传之盛，实自汉以来所未有。而“燕自安史之乱，暌隔王化者将四五百年，至于孔、孟之祀亦将废坠”。杨惟中于太极书院设置周子祠堂，“祠祀道学宗师”，而“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不仅是近世未有之创举，“礼秩文采，警动幽朔”，而且将接续中原地区数百年中断的道统，使道学在北方“为不亡矣”。[49]
应该看到，敢于承认北方儒学的式微，肯定和接受南宋理学的地位与价值，作为一名北方学者，是需要学术勇气和心理过程的。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郝经个人的思想发展，更意味着整个北方的学术转向。理学在元代，能够发展成全国范围的主要思潮，并确立为科举程式，其向北方的流传和普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郝经的书信序文碑记，客观展示了北方儒士由怀疑批判，到接受尊崇，进而推动南宋理学传播的心路历程，真实反映出金元之际理学北传的曲折过程，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富于价值的文献资料。
[1]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第1页；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6页。
[2]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页。
[3] 郝经：《浑源刘先生哀辞》，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3页。
[4] 郝经：《上紫阳先生论学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5页。
[5] 刘因：《泽州长官段公墓碑铭》，见《静修先生文集》卷16，元至顺宗文堂刊本，1330，第4页。
[6] 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7，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15页。
[7] 郝经：《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8] 郝经：《先叔祖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6页。
[9] 郝经：《先大父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5页。
[10]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页。
[11] 郝经：《铁佛寺读书堂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页。
[12] 脱脱等：《宋史》卷427《道学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36册，第12710页。
[13]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5《论自注书·近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7册，第2629页。
[14] 朱熹：《书临漳所刊四子书后》，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1929，第26页。
[15] 郝经：《先曾叔大父东轩老人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16] 郝经：《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页。
[17] 郝经：《铁佛寺读书堂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16页。
[18] 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页。
[19] 郝经：《先妣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页。
[20] 郝经：《醉经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4～5页。
[21] 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12页。
[22] 郝经：《答冯文伯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页。
[23] 郝经：《甲子集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24] 郝经：《答高雄飞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5页。
[25] 郝经：《上紫阳先生论学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4～5页。
[26] 郝经：《厉志》，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9，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页。
[27] 元好问：《郝先生墓铭》，见《元好问全集》卷23，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上册，第518页。
[28]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2页。
[29] 郝经：《先叔祖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7页。
[30] 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页。
[31] 郝经：《铁佛寺读书堂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4页。
[32] 郝经：《答冯文伯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9页。
[33] 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6～27页。
[34] 郝经：《太极书院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页。
[35] 宋濂等：《元史》卷189《儒学列传一·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314页。
[36] 郝经：《太极书院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页。
[37] 元好问：《中州集》卷7《王元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武进董氏诵芬楼影元刊本，1929，第25页；《恕斋王先生事迹》，见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明正统《道藏》本，1995，第33册，第212页。
[38] 郝经：《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12页。
[39] 杨弘道：《送赵仁甫序》，见《小亨集》卷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8册，第210页。
[40]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页。
[41] 郝经：《送汉上赵先生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5～6页。
[42] 郝经：《送仁甫丈还燕》，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3，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页。
[43] 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1页。
[44] 郝经：《左副元帅祁阳贾侯神道碑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9页。
[45]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见《姚燧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216页。
[46] 郝经：《朱文公诗传序》，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0，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页。
[47] 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7，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5页。
[48] 郝经：《太极书院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3～14页。
[49] 郝经：《周子祠堂碑》，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4，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8～10页。